东树告白叶先生：屈尊来信谈写文章的宗旨，同时把所写记、序、杂文等类文章让我看，情意十分殷勤，言辞十分诚挚。然而暗怪先生对我知之不深，没看到我的闭塞不明与顽固保守，对我深信并急于求问，是没有找对求问的人。我本来知之甚少，以往在江南，一两个同学以古文写作为业，因为我喜欢议论文章，虚妄地以文章之事被推重。总之，我是人们常说的认识了途径还不知从何而入的那种人。当年曹植讥讽刘季绪，说他才力还没有达到会写文章的程度，却喜欢批评人家文章好坏，但曹植却唯独喜欢别人帮他修订文章。先生以曹植谦逊的态度对待自己却让我作刘季绪，这是我屏住呼吸写信并且惭愧流汗俱现的原因啊。以先生这样的修养，却求进不自满，谦虚下问，虽然我平庸空疏，哪还敢顾及时人讥笑、忌讳含蓄、不一吐所见、以报答你的高义满足你的厚望呢？请读我的闻见，只是先生慎重选择没有偏颇的意见就可以了。
我听说一些人求学，常常看一时的趋向，风气常有变化，多数人相附和，因为参与的人多，往往学得好的人也能出现。唯独在古文创作方面，总是由才德智力闻名于世的精英，从事于举世不作之日，蒙受诽谤讥讽，甘于冷清寂寞，承受世俗的重压，与世俗见解不合也不顾，然后才能以雄奇特有的地位立于千载之上，所以这种作者的事业独受尊崇，但这种人出现的却极少。自唐宋到明朝，如韩愈、柳宗元，如欧阳修、曾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如归有光，这种人往往数百年才能有一二人登入史籍。唉！这太难了。
然而我又曾说，想写文章而只从文章中去寻求作法，他的文章就必然不能卓越独特，足以受到后世推崇。从周秦至汉朝，著名贤才辈出，他们平时立身处世，各有经世济民的道德事业，未曾专学作文，但他们的文章没有不好的，这是因为他们本领大而语言自然丰富的结果。因此文章之所以能在天地间万世不朽，并非运用语言之难，而在具有根柢之难。说起怎样写文章的方法，可以一个早晨把道理讲完。然而众人各自述说，存心各异，不对的他说对，对的他说不对，禁戒迷惑颠倒是非，糊涂不明而又不知返，后学之人希望听见古人之真谛，举世没有一人能做到了。古代的人，以其道德事业为根本表达为文章，有意为文的痕迹不显，以表现自己的特点为原则。古代的作者已死，不能再来亲自述说写作的本心，庸俗浅薄之士各受其愚蠢的蒙蔽，各人说各人的主张，我也跟着乱说，那怎能知道自己的话是对的，别人的话是不对的呢？即便自己的话是对的，而古人已死，那又有谁来给你评定呢？并且别人说：写文章应该怎样，哪里该去，哪里该取，我不去过问；我说：写文章应该怎样，哪里该去，哪里该取，别人也不会过问。韩愈曾经说过：“最终不知当似古人，又如何写得像今人呢？”重要的是要有不可改变的议论，有不尽的感情，我采取不欺古人，不迷惑后学，只要我心里感到满足就可以了。所以凡是我对文章写作的议论，常常与现今人相反，以为进行创作的途径，必以古人为师而又不抄袭古人，必须认识古人创作之难的原因，然后就可以找到自己进行创作的道路了。善于继承又善于创新，懂得文章写作的变化，博学多识以区别各家之异处，探究各家之说以综合其同处。当你专心思考的时候，对你已经认识到的真理，推崇它不再有与它为对东西，相信它不再疑惑，动笔写作放到最优先的地位；扫除群议，忘掉诽谤赞誉，顽强坚持不回头，贪恋欲望无休止。等到文章议论已经完善，比兴的方法已经具备，形式要求、语言声调已经合于要求，这时我的作品好像依然不能与古人的创作相匹配也毫不惭愧，于是再苦心经营，专思静虑，慢慢暗合，时不时地会有灵感产生，时间一长就会进一步得到古人作文的精神，而具有了全面理解文章变化的本领。所以文章写作之难，并非认识之难，而是难在实际写作。
写文章以道德为根本，以圣贤为宗师，以经史为实质，以军事、刑罚、政治为实用，以人事变化、善恶、顺逆、安和不安、悲痛和愉快、欢歌和哭泣、错杂玄妙为内容加以采用；天地间风云、日星、河岳、草木、禽兽、虫鱼、花石之高远空旷、平坦险峻、清明昏暗、奇丽怪异，一切可喜可骇的情状，作为情状加以描绘，等到经营于口头，写在纸上，创新意而造新言，疏导文气而突出文理，雄奇深厚而神韵高远，入高空而达胸意，文中无一字不是出于自己，最后我的心胸面目声音笑貌，好像与古人相一致，出没隐约见于前人。但又怕与古人太似，而力求避免；憎恶太直露，而努力修饰；嫌文字太啰嗦，而尽力删减。朴素而不俚俗，疏阔而不松散，周密而不琐碎。阴柔与阳刚互济互掩，机巧开合，头绪万变，不可言状。大约自孟子、韩非、左丘明、司马迁、庄子、《离骚》、贾谊、扬雄、韩愈、欧阳修以来，写文章各有其技能，并非故作艰深险怪，为文简陋浮浅、罗列抄袭的人所能猎取的。
文章也只希望各适用于一世而已，而一定要挖空心思，吵吵嚷嚷地要以古人为师，这是为什么呢？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以为文。这本是两种途径。曾经看过江河之水，说现在的水并非过去的水么？那么现在的水所以不同于过去的水在哪里呢？说现在的水如同过去之水么？那么过去的水已流走，现在的水正接续流淌。古人不研究怎样饮现今之水，今人不取饮古代之水，过去的水与现在的水不相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说过去的水与现在的水是一样的，这是聪明人也难说明白的。人们老老实实地喝现在的水，有人却出来说：“我一定要喝古代的水，不喝现在的水。”那么人们必然笑话他。人们老老实实地喝现在的水，有人却出来说：“你喝的现在的水，实际仍是古代的水。”那么人们会突然迷惑像患上迷惑病。有了孟子、韩非、庄子、《离骚》，而后才有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有了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而后才有韩愈、柳宗元，有了韩愈、柳宗元而后才有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这就是古今水相续而流，顺续而认同。由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反推到孟子、韩非，所持主张不同，文章来处不同、议论主次不同，记载的官职、名物、时事情况不同，甚至用词用字、句子格式、华丽朴素风格不同，但最终他们作文的基本方面，却无不相同，这就是现在的水仍是古代水的主张，是相接而同的。古今之水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属于潮湿性质；古今文章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讲文章气质文脉。即使如此，假如写文章的人，古人已经讲过的东西，我现在依然取古人之说而再说，那么古人作一文已足够万世之用，何必还需要我再说呢！文章如同自我，有人类以来，天下人中之所以有我，自立于此，就会让天下确信有我这样一个人，那就必然无须借用他人的衣冠笑貌来表现自己，道理是明白的。为什么世上的作文者，仅只剽窃抄袭古人陈言，猎取他人，而以代替自己的创作呢。用这种剽袭现象加以考核，那将会见其子不再认其父，弟弟不能辨认哥哥，大家彼此相互奇怪迷惑，不能希求审视一个人的真面目，那么自己还在何处呢？所以写文章之难，不在与人相合之难，而在脱离别人为实难。
虽然如此，与人相合可以说，与人相离不能说。所以凡是论文章写作者，如果可以讲写作的用力之处，只在先求与古人相合；如果真正懂得了怎样与古人相合，那么再讲“离”就不难明白了。假如对于古人文章中复杂离奇的境界，不懂得它们难以达到，而以为与自己的创作相去不远，那么这种作者又不足以跟他们讲与古人相合的道理了。真力气用的不到家，则精湛的认识不会产生。蛟龙的凶残，虎狼毒蛇的狠毒，离得近了可以杀人，而对它们却疏忽；家鸡野鸭的畜养，本不值得贵重，却像凤凰一样宝贵。史书上讲，大秦国有骇鸡犀，把这犀牛放到地上，鸡见了害怕走掉，而人在它旁边走过，踢它踩它，孩子大人无数，对它的态度没有差别。难道人的智慧还不如鸡吗？那是因为鸡的性情未曾练习，它的天性不能与犀相通。世上的庸俗之辈，名为读书，他们对古代作者的创作法度，实际不曾学习，所以他们与古人不能相通，也像这种情况。广东无雪，当地人看见小霜，就认为是雪，这是不能用语言说清的。所以写文章之难，不是真正相信为难，而是真正知道怎样写为难。
《山海经》里说，大荒之东有山，名叫“大言”，称之为“大人之堂”。那里离中国不知有几万里。想到那里去，必须经过君子之国，然而有的走了数十里，有的走了几百里，有的走了数千里。走了数百里的认为比走了数十里的离“大言”为近，走了数千里的就更近了。但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走到却是相同的。当年程颢用“相轮之喻”斥责王安石，我看现在谈学问的人，都像王安石说相轮一样脱离实际。各种行业中懂得技艺的人同做一件事，懂得最深的人往往独能得胜，以不知为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如此，文章写作之道，固然贵于熟悉了解。而熟悉了解又要看他智力的深浅、大小、全面不全面的程度。同时闻道，感受不同，结果会有天地之别。孔子门下弟子，每天都在圣人周围，而子游、子夏学到的不同于冉有、闵子骞，冉有、闵子骞学到的不同于颜回、曾参。如同水一样，瓮、盎、盘、盂这些盛水器皿，以及湟、潦、沟、浍这些低洼积水之处和黄河、淮河、长江、大海，都是盛水之具，宽广狭窄却不可同日而语，重要的是要充满其容量，要随其容器大小而充水。庄子说：“世上先有得道的真人，而后才有真知。”那么真知是须要有所等待再确定吗？以前姚鼐先生编辑《古文辞类纂》，唐宋八大家之后，在明代选录了归有光，在清朝选录了方苞、刘大鏪，他认为古文传统是由他们体现的。但有别人诽谤议论不认可，以为这是阿私同乡。姚先生晚年怕引起争端，后悔想删去。我进言说：这只应当讨论他们继承传统是真是假，不应当提出这是阿私不是阿私。假使方、刘二先生所接续的不是真传统，虽然阿私偏袒而不能让后世相信；如果是继承了真传统，现在虽然不阿私袒护，后人也会承继这样做的。重要的是，以后有韩愈、欧阳修这样的人出现，就必然能辨别这是非的。《古文辞类纂》的编纂，将存方、刘之文使之不绝，继承先贤的遗迹，以等待后来的学者，为什么不从今天确定，反而还疑虑呢？孟子论儒道传统，舍去伯夷、伊尹这些有道德的人而专愿学孔子、管仲、晏婴，哪能都照顾到呢？古代善于谈文章的人必然以江海为喻；善于看江海的，必然要看江海的波澜。归有光、方苞、刘大鏪三先生的成就，用江海相比，他们在文坛上形成的波澜是相同的，学写文章也必须要涉猎他们的作品才可以的。
因为先生来信词意诚恳，姑且对你约略述说大概，至于因此受时人辱骂，这是不敢推辞的。恕不赘言。姚莹·再与方植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