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安德列和曼德维尔传奇的出版物及其后它们的普及有助于使基督教欧洲产生一种与奇异的东方新关系的参与感。”最能贴切地说明到15世纪为止继承于传说、传奇和游记的有关东方的矛盾看法的文学作品是朱利亚诺·达蒂（Giuliano Dati， 1445—1524年）两首意大利语的诗或歌。第一首叫做《卓越的教士约翰、教皇和印度、埃塞俄比亚国王之歌》（Treatise on the Supreme Prester John， Pope and Emperor of Indiaand of Ethiopia），第二首简单地叫做《印度之第二歌》（Second Songs of India）。简洁概括一下，这两首诗的主题就是表现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远航前夕欧洲人对于印度的敬畏、恐惧而又充满希望的复杂感觉。16世纪，法国的让·马塞（Jean Macer）（可能是通常叫做埃特奥波利泰奥“Hétropolitain” 的让·勒邦“Jean Le Bon”的笔名）于1555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三卷拉丁语印度史《有关印度史的三本书》（Les Trois Livres de Lhistore des Indes）。此书有较短的十章涉及日本（BK， I），较长的二十四章涉及一般意义上的亚洲（BK， II），二十六章涉及印度、中国和东方的自然奇观（BK， III）。马塞“将东方视为自己扩大中的视野中的一部分，视为对现存制度、传统方式和正统观点的挑战，并怀着帮助同胞认识自身缺点和过失的目的而研究东方”。与马塞有同样文学责任感的还有法国的波斯泰尔（Postel）和拉伯雷（Rabelais）。这一点与15世纪意大利的朱利亚诺·达蒂在其作品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东方的复杂情感相比显得更加深刻，这无疑是欧洲人对自己和对东方的认识的一次深化。
在另外的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窥见欧洲人对于东方认识的进步。在薄伽丘《十日谈》中《三个戒指》借一位父亲将三个真伪难辨的戒指传给三个儿子的故事，作者大发议论：“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指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跟这情形一样，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才算正宗，他们全都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以为这才是真的教义、真的戒律。这个问题之难于解决，就像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叫人无从下手。”在这里，薄伽丘表达了并非基督教是世间唯一正宗信仰的宽容精神。而在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的罗兰组诗中，他们不仅歌颂基督教骑士，也歌颂异教女子的美丽、异教英雄的勇敢及基督教徒与异教徒之间纯洁高尚的爱情。这些或许可说是欧洲人逐渐摆脱对世界认识之局限的一种表现。
由上述可见，随着东方文学作品在欧洲的传播，欧洲人的知识面大大拓宽了，无论是从自然地理方面，还是从思想信仰方面，欧洲人通过对东方认识的增加，也更深刻地认识了自身。
（二）印度文学作品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和创作灵感
“在15世纪，由于欧洲人集中于重新发现其古典过去，到海外大发现以前，欧洲人对亚洲的印象增加得很少。”所以，这时的欧洲人对于东方还保留着相当的神秘感，并且，“1500年前从亚洲传入欧洲的题目与情节已经产生想象的旧习，尤其是对印度”。在欧洲，人们对于印度的一般概念或许可以通过对亚历山大传奇的分析加以引证。
印度是一片拥有许多华丽宫殿的富饶国土。波鲁斯（Porus）的宫殿有金制的柱子，镀金的墙壁，柱子之间有缀有珍贵宝石的葡萄藤，人造的美丽非凡的鸟儿在金树间歌唱。神像由象牙制成，侍臣用无价的容器进食。但是印度的气候却是恶劣、令人非常不愉快的。……美丽的亚马逊人穿着银制盔甲，住在温暖的河边，被许多可怕的动物保护着。他们裸露时是多毛的，没有胸膛，有些长着野猪般的长牙，另外一些则长着小牛一般的尾巴或马蹄一样的脚。
从上述材料我们发现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印度是那样奇异神秘，到处是奇珍异宝，这无疑会激起欧洲人的无限向往。因此在整个16世纪，有关东方的古代中世纪的游记频频被翻译、出版。不仅如此，欧洲人还创作了大量有关海外大发现的作品。在此，我们以葡萄牙的路易斯·德·卡蒙斯（Luís de Camoěns， 1524/25—1580）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之歌》（Lusiads）为例。“《卢济塔尼亚之歌》是对葡萄牙民族的成就尤其是在东方的成就的一种赞扬。”它以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为主线，描述了海员在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是第一部颂扬海外大发现的史诗。在诗中，有四分之三讲述海外世界。第七篇、第十篇相当直接地涉及亚洲。因为卡蒙斯曾亲自到过亚洲，所以他关于海外国家位置、城市及水路的描述相当正确。在诗中，他还提到许多种植物，并且对热带植物的描述非常好。“《卢济塔尼亚之歌》的出版史显示出它是最成功的葡萄牙语作品中的一部。”“自出现以来至少被译为十二种其他语言，包括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在卡蒙斯逝世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估计有一万二千本《卢济塔尼亚之歌》被印刷。对于16世纪来说这个数字格外巨大。”除了与海外大发现密切相关的葡萄牙外，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关于大发现的作品。例如在意大利，维琴察的文学教师弗兰卡扎洛·达·蒙塔尔博（Francanzano da Montalboddo）完成了一部有关大发现的第一手记述的集子并于1507年以《新发现的国土》（Paesi novamente ritrovat…）为名出版；下一年，这本书在米兰翻译并以《葡萄牙人巡游记》（Itinerarium Portugalensium…）为名出版。有关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最权威和最具影响的记叙是在16世纪上半叶以印刷本形式出现的卢多维多·德·瓦尔泰霍（Ludovido de Varthehoa）的《旅行指南》（Itinerario），它于1510年第一次在罗马出版。“《国土》和《旅行指南》是这整个世纪（16世纪）在任何地方出现的流传最广泛的游记之中的两本。”
由上述例子可见，随着地理大发现，当真正的东方成为欧洲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时，他们对东方的向往更强烈了。
“德国的斯特拉波（Strabo）的同时代人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在他著名的《宇宙志》（Cosmographei）中写道：’祖先发明了很多假设存在于印度的怪物……但是，在这里（欧洲）没有一个人曾见过这些奇人异事。‘”尽管开始对东方的奇异表示疑问，但他接着说：“我不会妨碍上帝的权力，他的杰作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才智是难以表达的。”的确，正是他所谓的上帝的不可思议的杰作使欧洲的文学家们能够跳出传统的圈子，在文学上进行创新。例如，在博亚尔多的《热恋的罗兰》中，女主角安杰丽嘉是一个具有不可抵抗的魅力与魔力的美丽的异教公主。作为一个异教公主，她不需展现基督教美德。正是安杰丽嘉的东方背景，使博亚尔多尽可以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去塑造他心目中的人物。同样，阿里奥斯托“把他奇异航行中的英雄送往远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完成在故乡不可能完成的不可思议的功绩”。这也说明了东方背景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由上述两例可见，正是这美丽富饶的神秘东方激发了欧洲文学家们的创作灵感，他们以东方为背景，利用一些来自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的传奇、故事，创作出不同以往的作品。这些作品仿佛一股清新的风掠过当时的欧洲文坛，许多文人感受到了它扑面而来的气息，产生了摹仿的愿望。
（三）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东方人的审美观念
“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因而文学活动的独特本质是审美。”作为文学作品创作者的作者，一定会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其中，个体差异会产生审美差异，但作者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审美观不仅受其自身制约，还受社会、历史的影响，因此差异中又存在着共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方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是整个东方的审美观念。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以前传入欧洲的东方文学作品往往不是单个人的作品，而是多年流传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更加说明了东方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审美观念在东方具有普遍性。同时“文学价值不是独特的自身闭锁的世界，文学可以具有许多意义：功利意义、认识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等。但是如果这些意义不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如果它们同文学的审美意义折中地共存并处而不是有机地纳入其中，那么作品可能是不坏的直观教具，或者是有用的物品，但是永远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这就是说只有将非审美意义交融在艺术的审美冶炉中的作品，才能为建立读者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提供必要的条件。印度文学作品传入欧洲后，作为读者的欧洲文学家对其借鉴，这说明印度文学作品与欧洲文学家之间已构成一种欣赏关系。印度文学作品作为客观存在的审美对象无疑是美的，因为只有具有审美价值才能引起审美主体的感受、体验和评价。而作为审美主体的欧洲文学家对印度文学作品进行借鉴，这表明他们接受了客观存在着的审美客体——印度文学的美，他们的接受是一种审美接受。
由上述可见，欧洲人在借鉴、摹仿印度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渗透其中的东方人的审美观念，他们再经过文学创作这一审美活动，将其审美观念呈现在欧洲大众面前。
四、结 语
东西方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在这个漫长的进程中，它们互相影响、渗透、融合，各具特色又相互补充。但长期以来，“西学东渐”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忽视了另一方面，而本文目的就在于强调东方对西方的影响。综上述之分析，通过翻译西传至欧洲的印度文学作品不仅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对开拓欧洲人的视野，拓宽欧洲人的认识领域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使欧洲在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政治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是封闭发展取得的，它是以本土文化为基，融合古典文化，吸纳外来文化，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从而使欧洲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走向近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所讨论的印度文学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就具有长远意义。
东方地理学仪器西传入欧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