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杰
14—16世纪，东亚、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丰富的地理学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传入西方，开阔了西方人的眼界，增进了西方对于地中海以东地区的正确认识，也促进了西方海外探索事业的发展。在东方地理学知识西传的过程中，《马可·波罗游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此外还存在着其他多种途径。
一、《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方地理学知识及其影响
《马可·波罗游记》并不完全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亲身观察与记录，还包含着东方已有的丰富的地理学成果。执笔的鲁斯特凯罗（Rustichello）凭借优秀的写作技巧，把这两部分内容比较顺畅地糅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游记。14—16世纪，这部游记成为西方学者描绘东方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往往是最主要的参考资料。于是游记中的东方地理学知识就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西方的地图中，成为西方人认识东方的重要依据。
（一）《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亚地理学知识及其作用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东亚地理知识，往往取自当地已有的成果。《马克·波罗游记》提到了元朝的大约70座城市，只有对北京和杭州的描绘比较翔实，对于其他城市的描绘则陷入程式化的套路中。这些城市往往被冠以“尊贵”的荣誉，或者 “伟大”、“巨大”、“神秘”、“非常尊贵”、“非常广阔”等；此外，就是对于方位和距离的程式化的、近乎枯燥的描述，例如：“当一个人离开了吉翁久（Giongiu）并且向前走一英里，你就会看到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西方，另一条通往东南。前者通向契丹，后者通往面积广阔的蛮子省。而且事实上，一个人骑马在契丹省区穿行10天，就会随时随地欣赏到华美的城市与美丽富饶的村镇”等。书中对于蒙古的民情风俗、元朝统治者的血缘关系，以及蒙古王公之间频繁的混战，有着许多错误的描写，也显示出一种程式化的套路。例如，它常常这样开头：“话说……”
《马可·波罗游记》既不是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也不是专门的商业手册，却很像旅行指南，程式化的描述显示出马可·波罗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依据东方已有的资料来描述这些地区的。他对于数十座城市的描述应当参考了元朝政府部门的某些文件；而对于距离和方位的描述应当参考了元朝的驿站（relayposts）；对于蒙古王公贵族的描述，很有可能依据了蒙古的民间歌词。这些迹象还表明，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活动范围并不算大，他的交际圈子可能仅限于一定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中，这一点从游记中未提到汉字，并且忽略了元朝广阔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此外，马可·波罗不曾到过日本，也不曾参与元军东征日本之事，他对于日本岛和元军东征日本的描述很有可能是基于元朝档案而作的。可见，这部游记的成书对于东亚地理学知识的依赖程度是相当高的。
人们无法从《马可·波罗游记》的程式化描述中获得一个个城市的具体信息，更无法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生活。不过，这部游记仍然向西方人提供了元朝的概貌，使他们了解到，这个东方国度拥有着独特的文明，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国力强盛，统治阶级享受着天堂般的尊荣与奢华。书中也提供了一些比较翔实的地理信息，以及纸币的流通情况，一些标志性的桥梁和建筑，蒙古人的某些风俗习惯等等。
14—16世纪的西方地图广泛地采用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亚地理学知识，作为描绘东方的基础。著名的犹太制图学家亚伯拉罕·克瑞斯科绘制的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在描绘中国的形象时，多处采用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亚地理学知识。虽然它对于中国的描绘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例如，在中国的北方安置了歌革和玛各，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插入了侏儒国（Pygmies）等等，但是，它对于中国的描绘却保持了较高的准确度。例如，它绘出了中国的半圆形海岸线，与事实比较接近；而且把马可·波罗描述过的那些城市都标注在了地图上，北京、常州、杭州等地的位置在图上比较鲜明，也比较符合事实。这套地图集或者它的复制品为亨利王子及其周围的学者所熟悉，增进了他们对于东亚的正确认识。西方海外探索事业的先行者，也间接地受益于《马可·波罗游记》中比较翔实的东亚地理学知识。
西方制图学家弗拉·毛罗（Fra Mauro）在他的1459年世界地图中标识了中国水师的废弃物出现在东非亚丁湾的情况。这条信息很有可能来自阿拉伯人，该图还很有可能参考了一部阿拉伯语的航海指南。而且，他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把日本描绘成了一个脱离亚洲大陆的单独的岛屿，这是西方地图上第一次明确地绘出日本，并且标注了名称，即“Zimpagu”。1490年发行的马特卢斯（Henricus Martellus， 活跃于1480—1496年）世界地图也采用了马可·波罗对于东方的描述，德国制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对于马可·波罗、瓦尔塔玛（Varthema）等人的游记的依赖程度也相当高。尼德兰制图学家墨卡托的1569年世界地图大大地缩减了亚洲所跨经度，在这方面突破了托勒密地图的权威，在这幅地图上，墨卡托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描绘东亚的重要资料。
弗拉·毛罗1459年世界地图直接得益于阿拉伯地理学知识，间接得益于元朝档案，即马可·波罗描述日本时所参考的资料。《马可·波罗游记》所吸收的东亚地理学知识具有丰富性和相对准确性的特点，它们使西方地图的现实性更为凸显。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推测日本岛距离东亚大陆“一千五百里”，这很有可能是在元朝档案或中国的其他地理学资料的基础上推断出的。元朝档案、站报等诸多资料又使马可·波罗采用众多的城市名称填充了元朝的疆域，这些愈发使人相信：东亚地域广阔，向东方延伸得很长，尤其是日本，可能近靠欧洲西海岸，西航路线很有可能是从欧洲通往亚洲的最短航线。这会使相信大地球体观的西方人受到鼓舞，增加探寻西航路线的热情。
著名的佛罗伦萨学者托斯堪内里（Toscanelli，1397—1482年）相信西航路线的存在，他很有可能受到了《马可·波罗游记》的上述影响。托斯堪内里把“西航路线”的设想传导给了哥伦布，成为后者制定西航计划的重要依据。《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亚地理学知识悄然为哥伦布拟定西航计划提供了重要帮助，间接地引导着对美洲的发现。
著名的威尼斯学者贾斯塔尔迪（Giacomo Gastaldi，约1500—1565年）是意大利最为多产、最具影响力的制图学家，他创作的几幅非常重要的地图，均参考了《马可·波罗游记》提供的信息。1553年，贾斯塔尔迪与威尼斯十人委员会签约，负责创作壁画版的亚洲地图和美洲地图，其中亚洲地图对“契丹（中国北部）”的描绘基于马可·波罗的描述，对“中国（南部）”的描述基于巴罗斯（Barros）地图。而后者是在参考一幅中国地图的基础上绘制出的。在他于1559—1661年创作的单独的亚洲地图中，大洲内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赖麦锡（Ramusio）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
从贾斯塔尔迪留存至今的一幅亚洲地图上，我们可以获得较为深刻的印象。该图从《马可·波罗游记》（赖麦锡版）中援引了170多个地名，几乎囊括了这部游记中提到的所有地名，它们广泛地分布在从两河流域到中国海岸线的广阔地区。许多地名均可与现代地名比较容易地对应起来，说明游记和地图的现实性都是相对确定的。
16世纪的西方，上层人士多把地图作为一种艺术品，用来装饰亭台楼阁，以致蔚然成风。贾斯塔尔迪的地图虽然也是艺术品，但并非“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也不是宗教氛围浓厚的神秘地图，而是现实性比较确定的世俗地图，有利于增进人们对于现世生活的关怀；同时也会使观摩者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比较确切的地理信息，有利于扩充西方人的地理知识。这些都间接地得益于《马可·波罗游记》中比较翔实的东亚地理学知识。
此外，贾斯塔尔迪的亚洲地图还援引了托勒密、普林尼等古代作家的著述中的地名，以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东方获取的地名。他试图把古代作品、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以及当时的海外发现调和起来，这种做法反映出西方地理学从中古时期走向近代的一个过渡性特点。《马可·波罗游记》虽然错讹较多，且带有传奇和神秘色彩，但由于吸收了比较翔实的东亚地理学知识，所以它具有相对确定的现实性，它提供的不少地理信息都具有较高的准确度。故而，这部游记可以帮助西方人减少来自古代作品的猜想成分，以及传奇和神秘色彩，使西方更易于接受海外发现的新信息，为西方地理学由中古时期迈向近代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罗马的赖福莱瑞（Antonio Lafreri）及其合作者的大规模地图出版工作，贾斯塔尔迪的地图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他在亚洲图中所参考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也被西方其他地图所援用。1567年，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了一幅由两个板块构成的亚洲地图，这幅地图为他的《地理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那些地图确立了统一的格式。该图大量地参考了贾斯塔尔迪的亚洲图。多明我会修士、著名学者丹提（Ignazio Danti）于1580年和他的助手们开始为梵蒂冈教廷创作敞廊壁画，这些壁画中包括一幅亚洲总图，它是基于贾斯塔尔迪的亚洲图而绘制的。稍后，福斯托·鲁西（Fausto Rughesi）绘制的1597年亚洲地图也是在贾斯塔尔迪地图的基础上绘制的；而且福斯托·鲁西对于东亚的描绘做出了大幅度的修正，它是第一幅把朝鲜半岛描绘成一个半岛形态的西方壁画版地图，他很有可能是在耶稣会书信的基础上做出这些修正的。1597年以前，耶稣会士尚未进入朝鲜半岛，他们能够较为正确地认识到半岛的轮廓形态，很有可能是得益于中国的《广舆图》。因此，西方新吸收的东亚地理学知识，帮助福斯托·鲁西修正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使西方地图对东亚的描绘取得了新的进步。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亚地理学知识帮助西方更多的商业性或艺术性地图确立了现实性的基础；同时，间接地帮助了《地理大观》中的亚洲地图的绘制，使其由于吸取了比较具体和准确的知识而更易于确立一种统一的格式，有利于西方地图的商业化，也有利于相对正确的地理知识在西方的扩散。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亚地理学知识，间接地引导着哥伦布等人探索西航路线，促成了美洲的发现；它们还成为14—16世纪的西方诸多著名地图的基本参考资料。东亚地理学知识进入西方地图中，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西方的神话与传奇的影响，为西方地图对于东方的描绘奠定了现实性的基础，有利于西方地理学向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近代地理学的演进。
（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印度洋地区地理学知识及其作用
大约在1292年至1295年，马可·波罗从元朝宫廷返回威尼斯，途经印度和波斯湾地区，很有可能从印度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中打听到了印度洋传统航线的信息，并且把它们纳入了游记中，这些知识就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流传而在西方广为人知。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于马达加斯加岛和桑给巴尔岛的繁荣景象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其中也混杂了一些莫桑比克沿岸地区的特征。《马可·波罗游记》描述到，马达加斯加岛人口稠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的贸易非常繁盛，岛上盛产骆驼、紫檀木、龙涎香等货物；桑给巴尔岛的居民为“偶像教徒”，容貌丑陋，但是身强体壮，岛上盛产大象。这就为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适宜人类居住的观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同时，也使西方人更为确信非洲南端被海洋环绕。
从14世纪开始，《马可·波罗游记》风靡欧洲，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公众均熟悉这部作品，这无疑能够增进人们对于非洲南端地理面貌的正确认识。尤为重要的是，航海家亨利阅读过这部作品，这对于他做出探航西非的决策具有关键的影响。曾经向马可·波罗介绍这些情况的印度人、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则是不经意间为西方的海外探索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自觉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二、经多种途径西传的东方地理学知识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