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吴少诚兵锋受挫的消息后，德宗连忙下诏削除了他的所有官爵，同时命附近各道共同出兵，合力围剿吴少诚。
各藩镇奉诏出兵后，一开始也打了几场胜仗。
然而，诸道联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各有各的小算盘，谁也不听谁的。每个藩镇都想尽量多捞地盘，可又都想保存实力，所以结果就是各自为战，进退无据。
十二月下旬，吴少诚抓住对手的弱点，在小溵水（今河南郾城县北）一带大破诸道联军。各军的武器、辎重、物资、粮草全部丢弃，悉数落进吴少诚的手中。
败报传回长安，德宗大惊失色，赶紧和大臣们商议，准备物色一个招讨使作为诸道联军的统帅，协同攻防，统一指挥，以免因各自为战让吴少诚捡了便宜。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再度联兵进攻吴少诚，却全部被其击败，只好一一退回本镇。
不马上任命一个统帅，这仗是没法打下去了。
二月，德宗在诸藩中选来选去，最后终于选择了夏绥（治所夏州，陕西靖边县北）节度使韩全义。此人出自神策军，是当权宦官、神策中尉窦文场的亲信。窦文场向德宗力荐，说只要韩全义出马，必可将吴少诚手到擒来。德宗大喜，随即任命韩全义为招讨使，命河南、河北的十七道兵马，全部受其一体节制。
韩全义真的像窦文场吹的那么厉害吗？
当初霍仙鸣推荐的那个神勇之将刘沐，碰上士兵作乱就哎呦一声身子一倒被人抬了出去，从此销声匿迹。这回，窦文场能推荐什么好货色吗？很遗憾，韩全义同样是草包一个。
这家伙本来就没什么军事才干，既无勇也无谋，其节度使职位全靠巴结和贿赂窦文场而得。他抵达前线后，天天开会，可每次开会都是和几十个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高谈阔论、口沫四溅，看上去气氛相当热烈，可战略决策从来不曾得出半个。
当时已进入夏季，官军的驻地潮湿燠热，军中瘟疫流行，可身为统帅的韩全义却根本不懂得抚恤士卒，于是人心离散，士气极度低落。
德宗李适瞪着一双火眼金睛找了两个月，最后居然挑上这样的笨蛋，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这一年五月，韩全义率领诸道联军，与吴少诚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在溵水（今河南项城县西北）南面平原展开会战。联军将士斗志全无，未及接战便四散溃逃，吴秀等人趁势掩杀，韩全义慌忙率部退保五楼（今河南上蔡县东北）。
七月，叛军乘胜追击，在五楼再败朝廷联军，韩全义趁着夜色遁逃，退守溵水城（今河南商水县）。九月，吴少诚亲自率部进抵溵水城下，韩全义怯战，又率各军退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
韩全义数战皆败，各藩镇将帅对他彻底丧失了信心。
随后，宣武军和河阳军不辞而别，各自率部撤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萌生去意。韩全义恼羞成怒，以议事为由把昭义将领夏候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度、河中将领郭湘四人召到大帐，然后全部斩首，以此震慑人心。
就在前线节节败退、朝廷束手无策之际，西川节度使韦皋非常及时地向德宗呈上了一道奏疏，给朝廷提出了应对目前局面的上、中、下三策：“臣建议，任命老将浑瑊、宰相贾耽为元帅，统领前线各军，战事必有转机（上策）。若陛下不愿劳动元勋老臣，臣愿率本道精锐一万人，下巴峡，出荆襄，立誓讨灭叛贼（中策）。若陛下不愿再战，应让吴少诚主动请罪，然后顺势赦免（下策）。若不赦免，一旦吴少诚内部生变，被麾下所杀，陛下只能把节度使旌节再度授予凶手，这是除掉一个吴少诚，又来一个吴少诚，必将后患无穷！”
宰相贾耽一听说韦皋推荐他上前线，心里老大不乐意，赶紧对德宗说：“逆贼吴少诚肯定也希望得到宽恕，恐怕给他一条生路才是上策。”
此时的德宗当然也不想再打了。十七道兵马被人家打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朝廷还有什么脸面和理由再打下去？！
德宗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罢兵休战。可是，如果吴少诚不主动请罪，德宗朝廷就没有台阶可下——总不能因为打不过人家才宣布赦免吧？
所以，这场战争能不能停止，关键就取决于吴少诚的态度了。
还好，此刻的吴少诚也悄然打起了退堂鼓。
韦皋的奏疏刚刚递到朝廷，吴少诚在朝中的眼线就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他。在吴少诚看来，如果德宗采纳了韦皋的上策或中策，那自己的胜算就小了。因为浑瑊和韦皋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远不是那个草包韩全义所能比拟于万一的。尤其是韦皋，这些年来在西南边陲独当一面，屡屡击败吐蕃人，可谓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所以说，真要和浑瑊或韦皋交手，吴少诚还是颇有些胆怯和疑虑的。
经过再三权衡，吴少诚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战争，与朝廷握手言和。
随后，吴少诚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向朝廷转达罢兵之意。德宗见信，大喜过望，就在这年十二月底，下诏赦免了吴少诚及其彰义将士的罪行，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职和爵位。
这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和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一样，与其说吴少诚的叛乱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这是德宗再次放弃原则，并采取了一贯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的。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也就是说，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多次之后，一切也就变得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难以断言，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后者。
从事后德宗对待韩全义的态度来看，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正月，草包韩全义灰溜溜地回到长安，权宦窦文场赶紧在德宗面前极力回护，帮韩全义找了一大堆战事失利的借口。韩全义怕受责罚不敢上朝，就谎称患了足疾，让他的副将崔放代他入朝。
崔放硬着头皮入宫去见德宗，忙不迭地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没想到德宗非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说：“韩全义身为招讨使，能招抚吴少诚，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立功呢？！”随后，德宗对韩全义依然无比信任，“礼遇甚厚”。
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礼遇，让韩全义受宠若惊，相信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
是的，在德宗李适这样的领导手底下打工，每个草包家里的祖坟都会冒青烟，无一例外地冒青烟！
贞元后期，大唐帝国的马车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并没有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李适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李适忽然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随后，德宗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几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时候，如果你担心他因日理万机而过度操劳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李适了。
他选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所以亲自遴选再多的官员也不会觉得累。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换句话说，只要你出得起钱，皇帝就可以本着公平交换、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你个官做。
关于德宗变相卖官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贞元十六年底，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卒，德宗命行军司马郑儋继任节度使。然后行军司马一职就出缺了，德宗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一个叫严绶的刑部员外郎。之所以选上这个人，是因为德宗清晰地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严绶当时还在某个藩镇手下当小幕僚，就曾经很懂事地献给他一笔“进奉”，那时候德宗就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东行军司马一职出缺，德宗当然要用官位回报他了。
对于此事，柏杨先生极为愤慨：“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五千年来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
当然，德宗李适并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卖官的皇帝，但他在这方面的光辉履历，肯定是本朝三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除了卖官之外，德宗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
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这位大唐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刚开始总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李泌和陆贽都不在了，现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书，一贯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天下诸道及各州县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
便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宫中的小金库，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老大帝国的马车在貌似平静中缓缓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
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让德宗猛然从他那无比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了过来——太子李诵中风了。
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六十三岁，显然已经时日无多。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满朝文武忧心忡忡——下一步，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