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辟没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就暂时留在京城没走，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可几天后他就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一溜烟逃回了成都。
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因为韦执谊确实有自己的小九九。
所谓观点的斗争都是假的，只有利益的斗争才是真的。
从前，同样作为年轻士子的时候，韦执谊当然也跟王叔文一样，满脑子都是经世济民的理想，可随着他在官场上待的时间越久，昔日的理想就显得越发苍白。尤其是当上宰相后，韦执谊更是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头上的乌纱更重要。所以，当王叔文仍然像过去那样对他指手画脚、甚至是颐指气使时，韦执谊的抵触和反感就是可想而知的。
说白了，他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宰相之尊，已经完全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如果说这种行为是过河拆桥，那韦执谊宁可拆桥，也绝不甘心再当王叔文的傀儡和花瓶。
对于韦执谊的这种心态，王叔文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就不仅仅是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皇帝李诵的：“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绞在一起，唯一的结果只有一个——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也绝对是死定了！
飘风骤雨的“永贞革新”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就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
王叔文并不知道，早在范希朝和韩泰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发了一封密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当然是希望俱文珍能表明态度。俱文珍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
那一刻，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但是一切已经面目全非。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
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是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根本不用他们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自己在朝廷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
而王叔文邀请的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宦官俱文珍。
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的，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
开席时，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
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是什么用意呢？
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还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谅解？
在俱文珍看来，这两者都不是。他认为，王叔文这一招叫做缓兵之计。他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一点面子也不给，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
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可此刻的酒除了苦味和酸味，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了。众人勉强干了几杯便纷纷告辞而去。
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美味佳肴，心里面空空荡荡的。他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就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此后又陆续传遍天下诸道及各州县。
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
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不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虽然不在朝中，可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
王叔文夜以继日反复意淫的结果除了让所有对手发出冷笑之外，只能让那些坚持留在改革阵营中的人发出苦笑。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
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可怜又愚蠢。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呈上了三道奏疏，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
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
“我中风了！”
王伾到底是不是真的中风了？
没人知道，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真相。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命太子监国的诏书。
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同时自行退位为太上皇；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初六，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
不久，王伾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宪宗李纯随即下诏将王叔文赐死。
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
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而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
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场失败的改革被称为“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开改革大幕，到这一年七月遭遇失败，永贞革新历时不过半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来得有多么迅猛，败得就有多么惨烈！
王叔文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原因很简单——刚强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王叔文为人处世的原则性太强，手段太硬，执行力太猛，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弹和极力打压。此外，王叔文的理想和价值观与现实存在太多抵牾，可他偏偏又宁折不弯，所以必然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当然，从人格理想的层面看，王叔文等人的精神是坦荡无私、苍天可鉴的，不应该遭到世人的诟病。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他们做人做事都太缺乏弹性。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代，富有弹性的柔弱，都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官场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据说，孔子他老人家有一次曾经去拜访老子。老子在家睡大觉，孔子进去后躬身向老子求教。老子看了他一眼，张开嘴：“看看我的牙。”孔子一看，老子的牙全掉光了，点点头。然后老子又道：“看看我的舌头。”孔子又看了看，老子的舌头很完整，也很灵活。然后老子就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孔子想了想，躬了躬身就走了。
老子要告诉孔子的是：做人不能像刚强易折的牙齿那样，而应该学习舌头——柔软、有弹性、善于权变。
当然，永贞革新的失败，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其不得不败的客观因素。毕竟此时的大唐帝国，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也已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就足以拨乱反正、振衰起敝的。
都说世事如棋，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不知道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切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仓促？
答案很简单——在手握兵权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咄咄逼人的太子李纯面前，中风瘫痪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也无力抗拒下台的命运。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距还不到八个月。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唐帝国就换了三任皇帝。
在本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而又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将何去何从？
宪宗：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进献尊号——应乾圣寿。
年轻的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的气氛也显得喜庆祥和。尤其是“应乾圣寿”这个尊号，看上去显得特别吉利，因为它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年仅四十五岁的李诵非但没有寿与天齐，反而在短短十几天后就猝然离世了。
有迹象表明顺宗之死存在着颇多疑点，后世对此也有诸多猜测。可疑点毕竟只是疑点，猜测也只能是猜测。尽管宪宗李纯翻开历史新页的动作显得过于迅猛而急切，但是这个动作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正月初二，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
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开端，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帝国。春天的阳光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欢快地跳跃。李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也是一个春天，当时的李纯年方六岁，被德宗皇帝抱在膝上。德宗逗着他说：“你是谁的孩子呀，为什么坐在我的怀里？”
李纯一本正经地望着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第三个天子呀。”
德宗愣了一下，随即朗声大笑。作为皇长孙，李纯确实可以称之为“第三个天子”。至今，李纯犹然记得祖父德宗那又惊又喜的表情和充满期望的目光。
李纯知道，祖父德宗的目光是在告诉他——既然是第三个天子，那么当你有朝一日坐上天子宝座，就有责任和义务把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过去的天子没做完的事情是什么？
两个字：削藩。
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后，大唐帝国就无可挽回地进入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代、德二宗虽然都曾有过中兴之志，却苦无回天之力；而顺宗在位时间不过半年，更谈不上有何作为。于是，当晃晃悠悠的帝国马车好不容易驶出混沌无光的贞元长夜，终于迎来公元九世纪初的第一抹阳光时，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宪宗李纯身上。
此时的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一直极端不满，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跋扈行为，李纯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跟当年德宗刚刚即位时一模一样——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朝廷，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