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思乡病的牺牲者，对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时代、对欧洲人和他的希望与梦想的辉煌历史的思念。
——薇拉·凯瑟
《大主教之死》
本书第一部分将介绍，首批现代经济体是西方现代社会在19世纪早期崛起的核心。现代经济表现出的空前活力也映射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因为活力以多重方式展现出来，所以现代经济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标准，还影响到生活的本质特征。接下来将讨论创造历史的现代经济是如何及为何出现的。
这里使用的“现代经济”一词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而是指具有高度活力（即充满创新的意愿、能力和抱负）的经济形态。有人或许会问：现代经济之所以称为“现代”，根据何在？这就好比问现代音乐的现代性来自何方。如果国民经济是由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态度（经济文化）组成的复杂构造体，那么是其中的哪些要素构成的何种结构保证和激发了现代经济的活力？首先，我们需要厘清活力的概念及其与增长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经常被混淆。
创新、活力与增长
重申一下，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这种新的生产实践在推广前可能只在某个国家出现，或者在某个跨越国境的地区出现。任何创新都既涉及新事物的原创（概念构思和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因此，创新依赖于整个系统。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还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判断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应该投资某个推荐项目，在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出来之后，还需要判断是否值得尝试推广。
直到最近几十年，人们都认为支持创新的这套系统就是各国的国民经济。为了开展创新，一个国家必须做自己的开发和应用工作。但在全球经济中，各国经济对外界的开发是开放的，某个国家开发的新事物可能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假如某项联合或独立完成的创新已被其他国家采用，那么从全球视角来看，它在本国的应用就不再被视为创新。当然，挑选在本国市场具有良好前景的引进产品，与挑选要开发的创意一样，也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创新和模仿存在本质区别，但并不容易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
我们也必须理解经济活力的概念，它是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的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因此，这里所说的活力是指创新的意愿和能力，而非现实的条件和障碍。活力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活性不同：灵活性是指对机遇的敏感性、对行动的准备以及熊彼特所说的“把事情做成”的激情；活力决定着创新的正常规模，当然其他因素（如市场环境）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同时，就像作曲家可能有创作的高潮和低谷一样，社会也可能出现创新的短缺期和爆发期。因此在活力水平（创新的基本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的创新节奏也可能表现出显著的波动。“二战”后的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少量创新，例如比基尼、新浪潮电影、甲壳虫乐队。到1980年，随着财富与收入的比例恢复到过去的水平，创新浪潮也随之消退。很明显，欧洲的活力并没有（哪怕部分）恢复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高水平，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才能让大家信服。
测量活力程度的一个办法就是测算上面提到的动力和制度，即产生活力的投入。另一种办法是测算产出规模：近年来的平均年度创新数量，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去除资本和劳动力增量后的部分，再去除非正常市场环境的影响，以及从其他国家照搬过来的“伪创新”。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话，创新过程所产生的10年期平均收入就可以视为其产出规模的粗略测算。或者我们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旁证汇集起来测算创新的规模，例如新公司的创建速度、员工流动率、20家最大企业的流动率、零售店的周转率以及产品通用编码的平均使用期限。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非测量活力程度的有效指标。全球经济会受到一个或多个活力强大的经济体的驱动，这使某些活力较弱甚至完全没有活力的经济体通常也可以获得与高速前进的现代经济体极为接近的增长率，生产率、实际工资与其他经济指标保持与先进国家类似的高增长。活力不足的国家能保持这样的增速，部分原因是与高活力经济体开展贸易，但更多是因为它们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模仿现代经济体应用的原创产品。意大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90~1913年，意大利的单位工时产出保持了与美国同样的增速，一直是比美国低43%的水平，在国家排名表（反映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相对水平的排名表）上既未上升也未下降。但没有哪位经济史学家会认为那时的意大利经济具备很强的活力，更不用说达到美国水平。
活力较弱的经济体甚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这种短暂的增长率提升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如灵活性的增加或者活力水平在很低的水平上略有提高。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相对位置的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某个经济体就具备很高水平的活力，更不用说最高水平的活力。瑞典就是典型的案例：1890~1913年，瑞典的生产率增速高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的几家还成为知名公司，可是瑞典并没有美国或者德国那样高水平的创新活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瑞典的生产率增速下跌到美国之下，1922年至今，再没有任何一家新公司进入股票市场前10位。日本在1950~1990年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案例：许多观察家认为日本经济具有很强的活力，但那段时间的高增长并不是日本全国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反映。日本没有实现转型，而是抓住机遇，引进和模仿了其他现代经济体已有数十年积淀的先进经验。中国自1978年后实现的创纪录增长则是最新的案例：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高速增长将很难维持下去。
因此，一个国家的活力对促进生产率提高来说并不新鲜。如果世界其他国家极具活力，某个国家自身的活力水平对增长来说并非必要条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即可。如果国家规模太小，其活力有限，也不能构成增长的充分条件。世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活力可实现全球性增长，避免不利情况出现。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在今天与19世纪是一个道理。
尽管某个经济体的生产率（如单位工时产出）在一个月甚至一年内的增速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自身的活力水平，但我们可以考虑把该经济体的生产率与其他经济体的相对水平作为测算指标。的确如此，除极少数案例外，生产率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体都是因为自身有很高的活力水平。然而，某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较低既可能反映活力不足，也可能反映灵活性不足，或者两种缺陷并存。所以，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同样不是反映某个经济体活力的良好指标。
要深入测算某个经济体的活力，我们必须揭开面纱，深入分析经济中的哪些结构因素可能对激发或制约活力产生显著影响。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现代经济通过人才和思想参与商业创新活动产生经济知识。然而，熊彼特提出的“间断平衡”的准经典理论否定了所有思想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占据主流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是，直到今天，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都分不清现代经济体、欠现代经济体和非现代经济体的差异。他们将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高度现代的经济）都视为产品制造机器，只不过效率不同，某些国家只是在自然条件或政策上存在缺陷。
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现代经济体的某些独有特征，那就是创意。国民收入统计数据中可见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都是过去的创意的物化成果。现代经济主要从事以创新为目标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包含多个阶段的完整过程：
1.提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概念。
2.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前期准备。
3.开发项目的融资决策。
4.选定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开发。
5.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市场推广。
6.成果评价以及由最终用户试用。
7.某些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大规模应用。
8.试用或早期应用之后的改进。
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中，斯密曾关注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专业化带来的收益，创新活动也存在专业分工：某些人全身心地为负责新产品构思和设计的团队工作；某些人在金融行业工作，选择值得投资的新公司；某些人与开发新产品的企业家共事；某些人则专注于市场推广等业务。同样重要的是，在具有高度活力的经济体中，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把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有没有新创意可以改进目前的工作，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找到更好的项目。这种类型的活动就是所谓的创意产业。在具有充分活力的经济体中，服务于创意的活动可能占总工时的1/10。然而，对新创意和新实践的投资虽然有可能挤掉某些熟悉的投资活动的岗位，却可能激发大量为新产品制造服务的新投资活动，结果会对就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创新活动乃至更普遍的投资活动的劳动密集程度往往较高，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消费品生产则不同，例如食品生产就会使用大量的资本（如铁栅栏）和能源，能源生产也会使用大量资本（如修建钻井架、水坝和风车）。
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代经济体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可以像亨利·格雷（Henry Gray）的《格雷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那样，从结构解剖开始。我们看到现代经济体中有多条创新活动的线索，它们平行发展，代表创意之间的竞争。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经济体中，新的商业创意每天都在诞生，其中大多数是在企业内部涌现。这些创意的开发通常需要企业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某些项目有热心的企业家参与，但未必都能找到资金支持。资本只会流向那些企业家和投资者认为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在得到支持的项目中，并不是所有项目都能成功地把最初的创意嵌入足够廉价、能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在推向市场的新产品中，只有最终用户（管理者或消费者）判断值得率先尝试的产品才能得到订单和销路，其中又只有一小部分能表现出会被广泛接受的迹象，进而得以继续生产，或者可以将生产规模扩大到盈亏平衡点以上的水平。能顺利通过这种选拔机制并最终成功的创意可能是万里挑一。麦肯锡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估计，每10 000个商业创意会产生1 000家企业，其中100家会得到风险资本，20家可以上市，2家最终会成为市场领先者。
我们也可以描述一下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相对应的竞争过程：企业是国有的，资金支持来自国有开发银行。我们还可以描述一下社团主义经济体中相对应的竞争过程：企业虽然名义上是私人所有，但实际上被政府控制，资金也由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我们所阐述的历史上的现代经济体不属于以上这两种结构，过去两个世纪的现代经济体（主要是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都曾是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今天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如此。
在这些真实的现代经济体以及在任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为创新提供初始资本的决策是由投资人、金融家和股份持有人做出的，投入的资金来自他们自己的财富，其他决策人还包括私人所有制的金融公司的经理，这些“资本家”（其中某些人其实只有很少的财富）提供的全部投资和借款决定着整个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某个新创意进行开发规划并寻求资金的人主要是生产商或职业经理人，他们创办新的私营企业，或者在现有的私营企业中推动开发项目。为把从事此类活动的生产商与生产成熟产品的生产商区分开，人们把前者称为“企业家”。通常来说，企业家会把自己的一些资本投入新事业。创新项目的企业家和投资人甘苦与共，分享可能的财务收益，也分担回报不佳造成的损失。当然，收益的最终结果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某个项目与其他项目相互竞争会降低私人收益，推高土地租金和劳动力价格。财务收益对于投入较大的投资人或企业家来说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的生活来源和生活标准可能都取决于项目的成败。企业家还需要用实现成功的美好前景争取家庭成员在精神上的支持。
在支付债权人的份额后，预期利润将由企业家和投资人分享，但这并不是开创新事业的唯一预期收获。企业家和主要投资人往往倾向于那些能激发想象力、调动能量的项目，他们可能还希望为社区乃至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某些企业家和投资人创办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体验社会收益带来的满足感，他们把这一目标置于任何可能的财务回报之上。这些“社会企业家”可以和普通企业家并存，不管政府是否向他们提供资助。这个并行的创业体系同样具有充分的活力，也是现代经济体具备现代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
不幸的是，除了船只和工厂的不同这类细枝末节外，大多数人在讨论中并没有把现代资本主义同重商资本主义很好地区别开来。现代资本主义当然是从早期资本主义脱胎而来，其确立了财产权利，接受了利息、利润和财富创造等事物，肯定了个人责任的社会价值观。重商资本主义还在威尼斯和奥格斯堡培育出了银行，为产业发展融资并提供服务。但和创新者与贸易商的关系一样，现代资本主义与重商资本主义也截然不同。商业经济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产品在消费者中的分配，夸张点儿说，就好比人们收获天然的作物，将剩余部分带到市场上，交换其他作物的剩余产品。现代资本主义则是引入创新，企业家很快就把商人挤到一边。随着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商业时代确立的很多规则已不再适合作为标准，政府发放特许证的速度也不再能满足爆炸式增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