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是俄罗斯矿业巨头，传媒大王，七大寡头之一。他出生于莫斯科一名苏联外贸部高级官员的家庭。在其他寡头不得不白手奋斗的年轻时代，波塔宁已经依靠家庭背景进入莫斯科的精英学校——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即入外贸部，从事原材料进出口贸易工作。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波塔宁辞去政府工作，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在他背后撑腰的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原材料出口商。
他的第一桶金则是在1993年开办联合进出口银行赚到的。其时正值俄罗斯的非国有化改革初起阶段，即所谓丘拜斯私有化或债券私有化阶段，实行的是通过给所有公民（包括婴儿）发放私有化债券的形式来分配国有资产。波塔宁以1万美元成立的银行只是数千家一夜之间冒出的私人银行中的一个，这些银行均号称要为俄罗斯的经济重建提供服务，而事实上，其中的多数中小银行是为腐败官僚和黑社会组织所控制，那些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则为寡头所有，它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进入有利可图的国有资产收购交易。这一阶段改革结束时，私有化债券都集中到这些银行手中，他们利用债券控制了数千家国有企业。
1995年，俄罗斯的非国有化改革进入新阶段：大型国企先进行股份制改造，再拍卖或招标出售股份。波塔宁在此时被聘为政府顾问，协助设计改造和出售方案。
在其他寡头的支持下，波塔宁设计出了著名的“贷款换股份”计划，即政府通过出让国有企业的股份给私人银行和金融机构以换取其急需的贷款。名义上，该计划是为解决政府的资金困难，而在操作上，如众多外部人士所诟病的，这项计划被叶利钦政府中握有权势的人所操纵，严重地低估了国有资产的价值。贷款换股份计划表面上以拍卖形式实施，然而并非所有有意竞拍者都能获得邀请。据称，叶利钦的女儿坦娅对竞拍者的名单有强大的影响力。
正是在波塔宁自己所设计的方案和一手操纵中，他如愿以偿将诺尔里斯克镍矿公司收入囊中，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第五大石油公司Sidanko等一系列工业企业。在诺尔里斯克镍矿的拍卖中，波塔宁的Uneximbank银行被政府指定为主持者，波塔宁以1.701亿美元（比起始价1.7亿美元仅高出10万美元）胜出，获得诺尔里斯克镍矿38%的优惠股和51%有表决权的股份，另一竞价者3.5亿美元的出价则被判为无效。与国际上的交易所对其40亿美元的价值评估相比，波塔宁付出的代价就像一场玩笑。
“这的确不好，”事后波塔宁在谈到此项拍卖时说，“拍出的价格太便宜了。但是让我们停止讨论它吧。这虽然不好，但至少解决了给它（诺尔里斯克镍矿）找一个更好的主人的问题。”
1996年，波塔宁在总统大选中为叶利钦连任作出了重要贡献，被任命为叶利钦政府的第一副总理，专司经济改革，这使他成为所有寡头中担任政府职位最高的。在任的1年中，他被指责以权谋私。其中之一是他颁布了一项针对性的减税政策，使诺尔里斯克镍矿公司省去了巨额税款。
5. 新的转折——没有答案的经济发展前景
经济转轨中的一些重大政策失误是俄罗斯经济长期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对此进行了论述。从总体上说，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改革。经过近10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确立。但是，新的经济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俄罗斯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危机状态。普京担任总统以来俄罗斯放弃了叶利钦时代的政策，大力打击腐败和金融寡头，开始兑现自己在竞选时向选民许下的“消灭寡头阶级”的诺言。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和整治经济无序现象成为普京施政重点。俄罗斯地下经济泛滥，黑社会组织猖獗。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资料显示，黑帮控制了50%以上经济实体。地下经济，官方估计占40%~50%。
经济实物化，物物交换盛行。原因是经济持续衰退，供需矛盾尖锐，企业普遍亏损，债务累累，币值不稳，支付危机，双币流通，卢布作为劣质货币遭冷遇。据估计，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易量占50%以上。这种“返祖”现象完全背离了市场化改革的初衷。
企业改制后，虽然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拥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但经营机制的转换却严重滞后，普遍陷入管理混乱、经营不景气、生产亏损的困境。据官方资料，约有80%的企业身陷资金匮乏、原材料紧缺、产品销路不畅的困境。1991—1997年，投资下降92%，结构调整和升级严重受阻，企业设备普遍老化无力更新。
政治腐败和经济犯罪愈演愈烈。西方记者认为，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上自叶利钦家族、内阁部长，下到基层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大量的经济官员和企业领导人都蜕变为新生的官僚资本家。有人估计，企业家每月向官员行贿的数额为5亿美元。
终于，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退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
暴风雨之后的平静大约在2000年降临了。那年，GDP居然出现了3.2%的正增长，通货膨胀率在年底那个月低于1.3%，当年国际贸易的顺差达到了400亿美元——从出口总额700亿美元和进口总额300亿美元判断，巨额顺差或者与销售能源有关，或者与企业购买力的枯竭有关。不过，在2001年以后的2年内，俄罗斯经济似乎确实进入了健康发展时期，GDP连续2年的增长率均高于4%。人们甚至推测，2004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率将超过6.5%。
克里斯蒂娅的“结语”里出现了下面这些意味深长的文字：……普京已经系统地清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历经痛苦地发展起来的民间社会机构和民间社会制度……普京让叶利钦时代最大的失意者集团——苏联的官僚，特别是那些内务部门、军队和前克格勃机构的公务人士的地位迅速上升……在最高权力阶层中，那些人所占的比例从前苏联的最后一位领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不足5%增加到普京时期的58%。这或许是一个新的转折。
<趣味延展>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实行的“休克疗法”是苏共下台、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产物。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俄罗斯联邦独立，新国家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其中也包括原苏联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一大堆生产难以为继、濒于破产的国有企业，1万亿卢布内债和1 200亿美元外债，等等。在叶利钦的领导下，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的头3个月，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想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恶性循环。
最糟糕的还不是物价上涨的问题，在实行“休克疗法“时，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俄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私有化证券大大贬值，被一小部分有钱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最终结果是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时运变迁》
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
<名著导读>
《时运变迁》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90年代货币金融方面的顶尖级人物，保罗·沃尔克1979—1987年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中担任美联储主席，另一名日本作者是国际事务次官、日本东京银行董事长、国际货币事务学会会长。而本书从20世纪60年代写起，围绕着美元和美国经济变革，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即是沃尔克卸任美联储主席时。
本书是投资者理解外汇市场乃至国际金融市场的入门书。在此之前，正如此书的作者沃尔克所言，“如果你不能理解教授正在说什么，你就不该排除这些话有不正确的可能”。由于外汇市场容量巨大，难以操纵，很容易被自由派经济学家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
20世纪6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实行的是美元与黄金对接的金本位制。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面临强烈的贬值要求，不得不打破固定汇率，金本位制也同时消亡，浮动汇率体制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成熟，经济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沸腾时期之后，开始下滑，石油危机爆发。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危机下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下滑继续深陷。保罗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推行强硬的紧缩货币政策，美元逐渐回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衰退结束，新的持续增长开始，但美元汇率高企造成贸易逆差加剧。此时，保守主义思想抬头，以控制美元继续升值的广场协议，由财政部推出，美元随之贬值，超级美元走向衰落。本书将加深你对20世纪国际金融市场的理解。
通胀是个道德问题。因为政府完全可以控制货币发行量，他们给通胀找的所有借口都是愚弄大众。维持币值稳定，是政府的责任。
——保罗·沃尔克
在沃尔克看来，一百多年来唯一有用的‘金融创新’就是自动提款机。
——《The Week》杂志
<理论精读>
1. “特别提款权”——颠覆布雷顿森林体系
沃尔克解释了特别提款权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终结的缘由。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其主要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如下：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即与黄金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这与“金本位”的运作很相像。所不同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货币”。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汇率政策，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美元第一次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改革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美英为一方，为了挽救美元、英镑日益衰落的地位，提议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以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失，补偿美元、英镑、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则认为，不是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因此强调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极力反对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与英镑。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增加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
就像沃尔克所说的那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结束的那段日子里，特别提款权的创建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它太具技术色彩了，而特别提款权毕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账目上一种抽象的、无法交易的记账单位。政治家对特别提款权持有一种普遍喜欢的观点，因为他们简单地认为当创造出特别提款权时，日本的储备将会有所提高，这将降低该国的外部虚弱。有些官员存在着某种担心，即如果特别提款权的创造变得过于轻易和武断，将会使世界经济带有通货膨胀的倾向。……结果并不像日本官员所希望的那样严格，但并没有出现强烈的反对意见，其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特别提款权对于整个世界经济而言是一种良好的手段。”
1967年9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通过与会国的一致同意，建立了一种特别提款权，即SDR。人们对这一具有想象力的新工具寄予厚望，很快就被称为“纸黄金”，但它既不是纸，也不是黄金；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机智的人所言，特别提款权“既非铸就的，也非印成的”。实际上，特别提款权只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机信号中找到，而对启动计算机实施了许多限制。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不论特别提款权是否存在，使得这种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那种货币体系陷入了危险之中，这已经成为无法掩饰的事实。
2. 货币协议——1971年美元的贬值
20世纪5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世界经济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20世纪70年代，事端再起，2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
1971年8月15日是个星期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对进口货物暂时征收10%的附加税。这些措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商量过，而且违背了华盛顿自己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被喻为是对其盟友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争。这是美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第一次也是最极端的单边主义行动。当时负责货币事务的副财长沃尔克后来感慨道，“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变成残酷的暴君，或者满脑肠肥的寄生虫”。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