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成都，当罗元俊把会议期间的所见所闻告诉给父亲罗仲麒等家人后，全家人亦与他一样，无不欢欣鼓舞，力量倍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身为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领导的罗元俊与黄鱼门（时任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等一起，积极团结全市工商业者努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协助政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会员向政府申办企业登记，打击不法经营；参与市场管理，协助政府实行主要物资集中经营，限制不正当经营，平抑市场物价；协助政府调整公私关系，合理安排经营范围，引导私营工商业接受国有经济的领导，做到公私兼顾，各有所得，共同发展；促进各同业公会订立劳资集体合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改善劳资关系；指导各行业协调发展生产，改善经营，克服盲目发展；协助政府对工商企业开展定税评税，促进按时完税；组织各行业参加物资交流会，上山下乡购销，促进商品流通，繁荣市场供应；发动各行业开展“爱国缴税竞赛活动”，保证缴纳完成所有税款。
1951年6月，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捐资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打击侵略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捐献活动中，全成都市工商界闻风而动，无论大商家、小铺头，都纷纷慷慨解囊。
在黄鱼门、罗元俊等市工商联筹委会领导的努力下，全市工商界捐款达60亿元（旧币）。他们这笔捐款用于购买了4架战斗机，并“雄赳赳气昂昂”地簇拥着飞机，参加了号召成都市民继续踊跃捐献支援抗美援朝的游行活动。
1951年秋，由于罗元俊、黄鱼门的出色表现，他们一起作为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模范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出席首都庆祝建国两周年国庆观礼活动。
10月1日，罗元俊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观看了首都庆祝建国两周年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此后，中央政府组织他们在京津参观了工厂农场和出席了各种座谈会。
10月11日，罗元俊应邀参加了中国民建总会召开的全国工商界模范工作者座谈会，使他认识了民主建国会的历史、性质和任务等情况，并随之加入了中国民建。
从北京回来后，罗元俊深深感到：新中国大有希望，并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有了更大的信心。
1954年12月25日，罗元俊被选为市工商联秘书长。在主持日常工作并分管财务工作时，罗元俊深入基层，协助组织区工商联收取会员会费，努力克服初期的经济困难，从而解决了工商系统500多干部职工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并改造了总府街的旧商会的办公室和礼堂。
自市工商联成立以来，为人低调、靠一份薪水养家糊口的罗元俊几经风雨，先后经受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等，更加沉稳、睿智。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罗家仅存的居住地也在劫难逃，竟被“造反派”们先后连续抄了无数次家，导致家里最后只剩下木床和圆桌各一张，使得罗元俊的女儿只好睡在一张门板上。
但即使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非常时期，矢志不渝的罗元俊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忠诚、信赖和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
黑暗过去是光明。“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罗元俊先后担任了成都市工商联的副主委、主委，继续信心百倍地为工商联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期间，党和政府为落实工商人士财产政策时，一副市长特向罗元俊征求意见，问他总府街及其他多处房产应该怎么处理、有什么要求时，他竟考都没有考虑，就笑了一下，提笔签字表示完全放弃。
1979年12月后，罗元俊历任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会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93年，根据经叔平有关由全国工商联牵头，办一家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讲话精神，罗元俊主持了四川民生银行的筹建工作。而他的女儿罗明锦（时任四川省工商联副秘书长，后任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兼省商会副会长、四川省工商局副局长）与张建生（时任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助理、经济处处长，后任省工商联副主任兼省商会副会长）等一起，共同参加了筹建。
1993年底，当何华章（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等人自筹资金30万元，在地处成都市人民北路省林业厅的一栋旧楼里，创办《成都商报》时，罗元俊、李宗坊等领导及其省市工商联均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
1994年6月，按照全国工商联的部署，在罗元俊的亲自主持下，四川省工商联率先建立了省光彩事业联络处。而后，罗元俊立即组织邀请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座谈。7月，在省工商联六届二次执委会上，按照罗元俊的讲话精神，14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率先发出倡议：每年筹集一笔资金，在贫困地区建一所光彩学校，免费为贫困地区培训2000名人才，以帮他们早日走出贫困。
自从完全放弃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后，罗元俊全家就挤住在国家分配、地处成都布后街的一套80平方米左右公房内，而其他与他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则大多都是住的两套。在以后的日子里，罗元俊又先后放弃了3～4次领导干部分房，而是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其他比自己更迫切需要的同志。
2004年5月1日，罗元俊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
四川省政协常委、省商标协会会长罗明锦在接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告诉笔者：“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几乎都去世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不死、品格永存。这正如在父亲追悼会现场，一副对联所写的那样：‘为党为国鞠躬尽瘁丹心照千秋，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肝胆照明月。’”
罗明锦（四川省政协常委、省商标协会会长，原省工商联副主席、省工商局副局长）
$“烹饪特使”罗国荣
鲜翔 吴圣烛
成都解放初，熊克武曾在著名川菜酒楼“颐之时”设宴请贺龙吃饭。席间，其味道极佳的菜品获得贺龙很高评价。1950年，成都举行人民代表大会时，其会议伙食钧由“颐之时”承办。虽然伙食标准不高，但在主厨罗国荣的亲自指挥下，做出来的菜味道都很好，特别是一道“豆芽炒肉丝”，色泽金黄鲜美，不焦不生，干香可口。当时，用餐的人达到上千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吃的“大锅菜”。
罗国荣，1911年生，新津县长乐乡（今花源镇）人。年仅12岁即到成都“三合园”当学徒，13岁开始拜同乡王海泉为师，跟随学厨。王海泉曾当过清代四川总督锡良的家厨，游历过很多地方，能融汇南北菜之长，同行敬称“大王师傅”。与此同时，罗还拜过川菜名厨黄绍清为师。
从王海泉处出师，后先后在“三合园”、“福华园”司厨的罗国荣已经小有名气。1928年，罗国荣受聘成为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家厨。1933年，刘文辉在和刘湘争夺四川的战争中失败，罗国荣也因此离开刘家，来到黄敬临开办的“姑姑筵”餐馆。黄敬临曾在清宫御膳房供职多年，主管慈禧太后膳食。辛亥革命后，黄敬临从北京回到成都，开设“姑姑筵”餐馆，亲理厨政，曾被蒋介石推崇为“无冕帝王”。
罗国荣敬业好学，聪敏勤快，领悟力极高，前又受王海泉嫡传、黄绍卿熏陶，后又受益于黄敬临指点，烹调技术日趋娴熟，红白两案十分精通。黄敬临的烹饪理念、奇思妙想、菜品设计、调制创新，均要依仗罗国荣临厨完成。罗还能巧妙地把川菜和满汉宫廷菜之精粹汇于一炉，成为合璧之作。
1937年，罗国荣应邀到西康省主席、第24军军长刘文辉属下的西康省银行董事长、大康公司总经理丁次鹤（曾发起成立四川和成银行、福川银行等，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重庆家中当主厨、在康宁路“小园”当厨师长。
久而久之，由于丁府军政要人会集，罗国荣得以大显身手，很快成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迁都重庆，刘文辉、潘文华、丁次鹤等为应酬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经常举办各种宴会，从而使罗国荣的厨艺得以大施。
抗战时期，罗国荣在重庆康宁路“小园”（现劳动人民文化宫隔壁）当厨师长时才二三十岁，他靠一身过硬的手艺，与当时云集重庆的党政军大腕儿如张澜、张群、宋子文、林森等都有交往。
美髯飘飘的张澜老先生曾在“小园”住了几年，老先生本是出了名的好胃口，但在重庆的日子里，却是无“罗菜”不欢。罗国荣在“小园”当厨师长，对张老先生来说正是近水楼台，半夜里都能吃上罗先生做的肝羔或者豆芽包子。据说张岳公（张群）虽在国民党政府里官居一品，对美食却不大讲究，但只要宴客，则必然清到罗国荣，定菜单、买原料、安席位，全由罗国荣来张罗。故而有人说，罗国荣在烹调本身上的事业巅峰固然是在成都，但他的人气巅峰，却是在重庆。
接待贵客多了，罗国荣的菜品价格自然也非一般老百姓能接受。当时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以每桌要价60个大洋，订了两桌罗国荣的菜品酒席。吃得高兴的孔祥熙，后来又邀请其妹夫蒋介石来吃，并有国民党元老林森作陪。林森吃后也十分高兴，随后便送给罗国荣一块横匾——“川菜圣手”。
从此，无论在重庆还是成都，上至蒋介石、林森、孔祥熙、宋子文、张群，下至国民党军政高官，都是罗国荣菜品的吃客。宾客们对罗国荣的厨艺赞不绝口，也为其日后在成都创立“颐之时”打下了基础。
1941年冬，送别了被日机轰炸声惊吓致死的恩师黄敬临后，罗国荣回到成都，凑集资本与人合伙在华兴正街悦来茶园隔壁开创了“颐之时”餐馆，正式自立门户，开宗立派。
罗国荣的“颐之时”菜馆借鉴了“姑姑筳”注重文化品位的优点，光是名字就够有文化，胸中没点文章，还真理解不了。“颐之时”将烹饪提高到哲学和治国之道的高度，其三字出自《易经》：“颐贞吉，观颐，观其所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状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意为“该是动口吃饭时”。
当然，川菜厨师出身的罗国荣不可能这么有文化，名字是当时成都名书家盛光伟帮着取的，牌匾也是盛先生书写。虽然做了老板，罗国荣不改厨师本色，自兼主厨，悉心经营，从而成为当时第一流的川菜馆，被美食江湖敬称为风格别具“罗派”川菜。
据罗国荣的儿子罗开钰回忆，“颐之时”开业之初，人才济济，厨界高手云集。有厨师黄炳清、王小金、王银宣、黄永林、刘少安，以及罗国荣的师弟陈海清、余集成、杨吉安等，跑堂掌门彭聚星、樊玉成，炉子李玉平，另有徒弟汪再元、白茂洲、陈志刚、梁国全、刘元发、陈崇真等20多人，成为一时的川菜重镇。罗国荣带的徒弟很多，后来都成为餐饮界的名人，如白茂洲、陈志刚、黄子云、汪再元、魏金廷、张雨山、于成等，每日前来预订筵席的人员络绎不绝。
在黄敬临的传世弟子中，罗国荣尤得其神髓。受技于“姑姑筵”后，罗国荣厨艺大增，并常说：“我除了石头做不成菜外，其他山蔬野菜，我都可以把它弄上席桌，成为佳肴。”
此外，当时四川的许多军政要人在家里举办宴席时，也常请罗国荣前去操办。如刘文辉两次娶儿媳妇，就是由罗国荣率“颐之时”全体员工先后在玉沙路、陕西街刘公馆内操办的，分别均有400多桌流水席。
“颐之时”菜馆文化味道重，菜品好，加上罗曾在刘文辉和丁次鹤家里做过家厨，因而很受四川上层社会的追捧。
抗战中后期，罗国荣往返于成都、重庆主厨，不仅周旋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为中共地下组织搜集传递情报，还广泛为大批文化、金融界名人服务。
罗国荣善于与文化人交往。当时文化界的名流如郭沫若、张澜、张大千、徐悲鸿、胡子昂、谢无量、林山腴、向仙乔、肖心远、盛光伟、杨啸谷、白仲坚、向传义、陶益廷、钟体乾等人，都是“颐之时”的座中常客或友人。罗国荣对文化人特别尊敬，每当他们来“颐之时”，都要亲自下厨，一展身手。每逢大节日，罗国荣还特别让人把自己亲手做的菜肴送到不少名流府上以求指教。为此，郭沫若称赞罗国荣“西南第一把手”，精于厨艺的张大千，则常与罗交流心得。
“颐之时”不仅生意兴隆，名噪川渝，而且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交换站之一。罗还将赚取的部分利润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并自购大米800袋运往川北革命根据地。
罗国荣集王海泉、黄晋临所传烹饪技艺于一身，并博采众家之长，不断求新，创造出了众多流传后世的川味佳肴。
1948年，受鲜英和弟子之邀，罗国荣将“颐之时”迁至重庆市中心邹容路再度创业。荣别出心裁，富于创新是罗国荣的一大特点，“颐之时”供应早点、夜宵、小吃，做工精细，颇获好评，很快便名声大振。
罗国荣有三道“汤菜”：开水白菜、口蘑肝膏汤和鸡皮冬笋汤被称为绝品。尤其是罗国荣的“开水白菜”与“开水凤尾”，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是为“颐之时”的当家菜。
罗国荣发明的“开水白菜”，是从黄晋临的“开水豆腐”改进而来；发明的辣味豆芽包子，被美食家杨啸谷教授评为“诗中奇峭，贾岛鬼才，别出新意，前人未及”。为此，书法大家谢无量评罗的“开水白菜”、“口蘑肝膏汤”、“鸡皮冬笋汤”三味，好比三希堂法帖中的《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三件法宝。此语一出，立即流传市井，使罗名气更加大噪。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罗国荣将“颐之时”无偿交给人民政府，随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工作，并兼任重庆“颐之时”经理。
1952年11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经周恩来提名，贺龙被任命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3年3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改变大行政区辖市及专署辖市的决定》。随之，大区行政委员会不再作为一级政权，“一律改称为中央直辖市”，重庆第二次成为中央直辖市。
1953年4月，贺龙告别重庆来到北京，并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贺龙调到北京时，因为他特别喜欢川菜，便把罗国荣带到北京，并安排在“北京饭店”川菜部主理厨政。当时的“北京饭店”是专门接待外宾的招待所，直接归国务院管。1954年以前，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宴上都是以广东菜为主。罗国荣和他的师弟范俊康等人调入后，“北京饭店”的粤菜和川菜厨师之间便开始了一场PK，最终川菜获胜。从此，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宴，便改为以川菜为主。
与此同时，罗国荣受贺龙元帅的推荐，还多次进入中南海，成为一代国厨，曾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出访国外，获得了国际声誉。
自1955年起，罗国荣多次随毛泽东主席外出视察，毛主席对他的服务表示十分满意。
1955年，罗国荣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去日内瓦、莫斯科、万隆等地为随团中央领导人做菜。在总理设宴招待国际友人时，因其大显身手，顿时名扬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