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先生，”少妇说道，“您在东方社会度过您部分年华，这些社会是不是同我们从这些美丽的国度听到的故事一样，也都是那样荒诞不经？一个人难道可以随便被消灭，而杀人者不受惩罚？这实际上就是加朗法国东方学家(1646—1715)，《一千零一夜》的法译者。先生的巴格达和巴士拉(伊拉克地名。)。苏丹以及大臣主宰这些社会，组成类似于我们法国所说的政府，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哈胡思—阿勒—拉希德以及齐亚法尔之类的暴君和酷相，不仅姑息下毒的罪人，而且，如果作案手段高明，还把下毒犯捧为宰相，遇有这样的事，他们下令把下毒经过用金色大字写进历史，供在穷极无聊之时消闲排遣，是不是？”
“不，夫人，荒诞不经的东西甚至在东方也都没有了，那儿也有了警官，预审法官，检察官和鉴定人，不过名称不一样，服装也不一样，处死罪犯非常方便，可以绞死，可以砍头，也可以用木桩刑处死。但这些人作假手段高明，能够躲过人间公理，巧妙使计干成他们的勾当。我们这儿，一个傻瓜要是由于仇恨或贪婪而鬼迷心窍，想除掉一个敌人或者灭掉一个祖辈的老人，于是跑到杂货店去，给自己捏造一个假名字——其实这比用真名更容易暴露自己，借口老鼠吵得他睡不了觉，买上五六克的砒霜。假如这人很精明，他就先后去五六家杂货店，被人认出来的可能性也就多了五六倍。然后，当他弄上了他那副特效药，于是对他的敌人或他家的老人下砒霜，用量之大足以药死一头猛犸或一头古象，无缘无故地让受害人嗷嗷直叫，前后左右的邻居都被惊动。这样就来了一大批的警察和宪兵，又派人去找医生，医生解剖尸体，在胃里和肠子里刮出成匙的砒霜。第二天上百家报纸都在讲这事，被害人和凶手都是有名有姓的上了报。当天傍晚，那家，或者那几家杂货店老板就过来说：‘是我把砒霜卖给那先生的。’不要说这样一个买主，就是20个买主，他们也都认得出来。于是那个傻瓜罪犯就被捉拿归案，锒铛入狱，经过审问，对质，弄得狼狈不堪，最后判刑，上了断台头。假如这是一位颇有地位的女士，就给她判个无期徒刑。这就是你们北方人所谓的化学，夫人。直言不讳地说，我看德吕这罪犯要比这高明。”
“也只能这样了，先生，”少妇笑着说，“这已是尽其所能。梅迪西意大利佛罗伦萨望族。或波日亚家族的那种秘方不是人人都掌握的。”
“现在，”伯爵耸耸肩说道，“我不妨再来说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傻头傻脑的事，您喜欢听吗？那是因为在你们的剧院里，至少根据我的判断，因为我读了这里正上演的各种剧本，观众看到的总是有人吞了一小瓶的药，或者咬了咬戒指上的宝石，于是直挺挺的倒下死了。5分钟以后，大幕落下，观众也就散了。他们不知道凶杀案的下文如何，从来看不到佩着绶带的警官，也看不到带了四个兵的下士，这就使许多贫乏的头脑以为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离开法国不远的地方，上阿勒颇叙利亚地名。也好，上开罗也好，或者只是去那不勒斯或罗马，您就会看到从您身旁走过的一些人，腰干笔直，脸色红润，容光焕发。假如您正好同跛子魔鬼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擦肩而过，他就会告诉您：‘这位先生中毒已有三个星期，一个月后将死去。’”
“这样说，”维尔福夫人说道，“他们又找到了著名的托法娜药水的秘方，可是人家告诉我这已在佩鲁贾失传了。”
“啊，我的上帝！夫人，人类真有什么东西失传的吗？艺术是流动的，而且在全世界周游。事物可以改变名称，但仅此而已，凡夫俗子却晕头转向了，然而变来变去结果总是一致的。毒药不是对这种器官，就是对那种的器官起作用，有的作用于胃，有的作用于大脑，有的作用于肠子。这样说吧，毒药引起咳嗽，咳嗽引起胸部发炎或医书上说的任何一种别的什么病，反正都是完全可以致命的病，即便不是致命的，也由于庸医开的药而变成致命的了。一般来说，这些庸医的化学知识都非常糟糕，稀里糊涂地把病治好了，或者把人治死了。这样，一个人被弄死了，而且杀得非常巧妙，不留任何破绽，法庭也找不出任何罪证。这是我的一位朋友说的，他是了不起的化学家，西西里岛上塔奥米纳城里的杰出的阿代尔蒙特长老，他对他们国家的这类现象有过深入的研究。”
“这真是可怕，但也令人钦佩。”一心听着，动都不动的少妇说道，“不瞒您说，我还以为这都是中世纪发明创造的故事呢。”
“是的，的确如此，然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发明创造都更加完善了。您想，时间、奖励、勋章、十字章以及蒙蒂翁奖，如果不是为了使社会臻于完善，又能起什么作用？而人只有在能像上帝一样，既会创造又会破坏的时候才是完善无缺的。人已经懂得破坏，但整个旅程仅仅走了一半。”
“所以，”维尔福夫人说道，总想把谈话拉到她的话题上来，“已经被现代戏剧和小说说滥了的那些毒药，波日亚的，梅迪西的，勒内法国贵族家族。的，鲁日里意大利佛罗伦萨望族。的以及或许后来的特朗克男爵的……”
“都是艺术品，夫人，决非寻常之物。”伯爵说道，“您以为真正有学问的人会面向平庸之辈吗？错了。不妨这样说吧，科学需要连续不断的弹跳，需要壮举和幻想。所以，譬如说，刚才我同您提到的那位杰出的阿代尔蒙特长老在这方面作过惊人的试验。”
“是吗？”
“是的，我只举一个例子给您讲讲。他有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种了蔬菜，花草和果树。他从蔬菜中挑选一种人人都吃的菜，例如卷心菜。连续三天他用砒霜溶液浇这棵菜，到第三天卷心菜开始发蔫发黄，于是把它割下。这卷心菜外表依然说得过去，大家都认为已经长熟了，只有阿代尔蒙特知道菜里带了毒药。于是他把菜拿回去，又抱来一只兔子。阿代尔蒙特长老也养了许多兔子，老鼠和豚鼠，跟他种菜，种花草和种树一样，都搞得很不错。于是，阿代尔蒙特长老抱来一只兔子，喂了一片菜叶，兔子就死了。有哪一位预审法官敢在这种事上想吹毛求疵？又有哪一位检察官竟想起诉马让迪法国生理学家和神经学专家(1783—1855)。先生或者弗卢朗法国生理学家(1794—1867)。先生，控告他们杀死兔子，老鼠和豚鼠？没有。所以，兔子死了，法律也不会来追究。阿代尔蒙特长老吩咐厨娘给死兔开膛，把内脏扔到垃圾堆上。垃圾堆上有只母鸡，啄食了这些内脏，第二天得病死了。母鸡临死抽搐挣扎时候，正好飞来一只秃鹫——阿代尔蒙特长老那地方有许多秃鹫，秃鹫冲下扑向死鸡，叼着飞到岩石上，饱餐了一顿。吃完以后，这可怜的秃鹫一直觉得不舒服，三天以后正在云端翱翔的时候突然头晕眼花，在空中打滚，最后扑通一下掉进了您的鱼塘。您知道，梭鱼，鳗鱼，鳝鱼都非常贪吃，于是都来咬那秃鹫。呃，假定第二天您餐桌上端上了这样一盘梭鱼，鳗鱼或者鳝鱼，这都是第四轮中了毒的鱼，您的客人就会第五轮中毒，一个星期或10天之后，他就由于肠绞疼，心脏难受，幽门溃烂而死去。于是对尸体进行解剖，医生最后说：“此人死于肝肿瘤或伤寒。”
“但是，”维尔福夫人说，“这些情况都是您把它们前后串起来的，稍微有一点料想不到的事，就会被打断，秃鹫可能没有及时飞来，也可能掉在离鱼塘百步远的地方。”
“啊，这恰恰就是艺术所在，在东方谁要做个大化学家，还得会驾驭偶然，这是可以做到的。”
维尔福夫人听得越来越困惑不解了。“可是，”她说道，“砒霜是消除不了的，不管怎么吸收，只要吸收的量足以致命时，它总是留存在人体内的。”
“说得好，”基督山喊道，“说得好，这正是我那位可爱的阿代尔蒙说的话。他想了一想，又微微一笑，用一句西西里谚语回答我，我想法国人也说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一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而是用了七天，你星期天再来吧。’星期天我又去找他。这一次他不用砒霜溶液浇卷心菜，而是用马钱子碱的盐性溶液，科学家说的学名是strychnoscolubrin a拉丁文：蛇藤属马钱子。这一次卷心菜丝毫没有发蔫的样子，所以兔子没有任何戒心，可是5分钟后兔子死了。母鸡啄了兔子肉吃，第二天也就没命了。这时我们是秃鹫，我们把母鸡叼走，开了膛。这一次一切特有的症状都看不到，能见到的都是一般性的症状，所有器官都没有任何特殊征象，只是神经系统激增，仅此而已，有脑充血的痕迹，再看不出别的什么了。母鸡不是被毒死的，而是中风死的。我很清楚，母鸡中风实属罕见，但人中风却是常有的事。”
维尔福夫人似乎越来越困惑了。“所庆幸的是”，她说道，“这一类毒药只有化学家才会配制，因为，说句实话，不然世界上有一半人把另一半人全都毒死。”
“化学家可以配制，爱好化学的人也会配制。”基督山随便应了一句。
“另外，”维尔福夫人竭力想从自己的思路中摆脱出来，说道，“手段不管多么巧妙，犯罪总是犯罪，虽然能逃脱人的追究，但躲不过上帝的眼睛。在良心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高明，他们非常明智，把地狱都给取消了，高就高在这里。”
“啊，夫人，像您这样善良的灵魂当然会产生这种顾忌，但是推理又可使这种顾忌化为乌有。人类思想中不良的一面永远可以借用让·雅克·卢梭一句怪论来概括，卢梭说——您知道这句话，‘5000里外有人动动手指头，名士要人也就被杀死。’人的一生是在做这种事情上度过，人的智慧也因为这些事焦心苦虑而耗竭。您很少看到有人会莽莽撞撞地把刀插到他同类的心上，或者，为了把人从地球上消灭掉，投放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量的砒霜。这样的举动的确是一种怪僻或愚蠢。像这样蛮干，身上流的血要热到36度，脉搏要跳到90，灵魂要越过常规。但是，我们不妨像文学的研究一样，同一个词改用温和色彩的同义词来说，假如您的行为只是为了淘汰，假如您不是卑鄙无耻地去暗杀，而只是把妨碍您的人从您的路上请出去，于是没有对抗，没有暴力，也不用制造痛苦的工具，因为痛苦变为折磨以后，受害人反而成为殉难者，而施害人则成为名副其实的刽子手。假如不用流血，不用大喊大叫，不用装腔作势，特别是不作那种既可怕又会连累人的迅雷不及掩耳这种事，那么您就能躲过人类法律的打击，因为法律说的只是‘不得扰乱社会。’这就是东方人如何行事和获得成功的秘诀，东方人稳重冷静，在这种比较重要的场合，他们对于时间问题是不大顾及的。”
“可是还有良心问题。”维尔福夫人说道，她的声音已经非常激动，似乎想叹息，但又忍住了。
“是的，”基督山说道，“是的，幸而还有良心问题，不然人也太不幸了。每一次比较狠毒的行动之后，总是良心来为我们解脱，良心会给我们提供上千个自慰自解的理由，而如何判断这些理由，那也全在我们自己了。但是，这种种理由不论多么美好，也能让我们泰然安眠，然而在法庭试图保全我们生命的时候却又是十分干瘪的了。譬如说，理查三世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英国国王。在其兄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被谋杀后，于1483—1485年间继承王位。在除掉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后，良心可能给了他极大的慰藉，他的确可以对自己说：‘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个荼毒生灵的暴君，他们继承了他们父亲的罪恶，但是只有我一人从他们年幼的禀性中看出来了。这两个孩子妨碍我为英国人民谋取幸福，因为他们必然会造孽于英国人民。’而麦克白斯夫人引自莎士比剧作。麦克白斯夫人为给儿子谋取王位，鼓动丈夫将国王邓肯杀死。也这样靠了她的良心而得到慰藉的，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麦克白斯夫人谋取王位不是为了她丈夫，而只是为了她儿子。啊，母爱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德行，又是一种多么强有力的动机，它可以使许多事情得到宽恕，所以，邓肯被杀之后，麦克白斯夫人如果没有她的良心给予慰藉，那她一定会是非常痛苦的。”
基督山以他特有的讥讽口吻，把这一条又一条令人心惊胆颤的箴言和令人心悸的怪论谔谔直言，维尔福夫人只是贪婪地听着。接着一片沉静之后，她开口说道：“您知道，伯爵先生，您真是个可畏的辩论家，您是透过多少有点苍白的光线来观看世界！您这样判断世界难道真的仔细到利用蒸馏器和曲颈甑进行的吧？您的话说得对，您是位大化学家，至于您给我儿子闻的，很快让他苏醒过来的那种酏剂……”
“噢，这种药不可轻用，夫人，”基督山说，“一滴可以使这垂死的孩子苏醒过来，但三滴就会使血液涌进他肺部，促使心脏剧跳，六滴就会终止呼吸，造成昏厥，比他当时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十滴则使他猝然死亡。您知道，夫人，在他冒冒失失碰那些小瓶的时候，我是怎样急忙把他拉开的呀！”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药？”
“噢，我的上帝，不是的！首先，我们姑且这样说，毒药这个词似是而非，因为医学上可以用最为烈性的毒药，但只要按法使用，可又是良药。”
“那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杰出的阿代尔蒙特长老巧妙配制的药，他还教会我如何服用。”
“啊，”维尔福夫人说，“想必这是一种极有效的镇静剂。”
“简直就是灵丹妙药，夫人，您已经亲眼见过，”伯爵回答道，“我倒是经常用的，当然，慎而又慎。”他又笑着补了一句。
“我也这么想。”维尔福夫人用同样的口吻说道，“我属于神经过敏型的，极容易昏厥，很需要像阿代尔蒙特一样的大夫给我配点药，让我能轻松自如地呼吸，不用再提心吊胆的深怕有一天窒息死了。但是这种药在法国很不好找到，您的那位长老也不见得肯为了我专程到巴黎来走一趟，所以我现在将就着用普朗什先生的镇静剂，另外，薄荷和奥夫曼药水也是我常用的药。您看，这是我定制的药剂，药量比一般大一倍。”
基督山打开少妇递给他的一只玳瑁盒子，嗅了嗅药剂，俨如一个业余而又老练的行家在鉴别这药究竟如何。“这是好药，”他说道，“只是必须吞服，但是昏厥以后一般不可能吞服了。我还是觉得我这药好。”
“那是当然的，尤其是我亲眼见过这药效以后，我也喜欢用。不过想必这是一种不外传的药，我也就不好意思向您要了。”
“但是我，夫人，”基督山站起身说，“我倒很愿意送给您。”
“噢，先生！”
“只是一点必须记住，小剂量是良药，大剂量就成毒药。您已亲眼见过，一滴可救命，五滴六滴必然置人于死地，尤其可怕的是，一杯酒搀进这药以后，酒的味道丝毫不变。不过我不再多说了，夫人，倒像是我在给您出什么主意似的。”
时钟敲响6点半钟，仆人过来通报说维尔福夫人请来吃饭的一位女士已经到府上。
“假如我有幸见到您已是第三第四次，伯爵先生，而不是第二次，”维尔福夫人说，“假如我有幸是您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受您的恩惠，我一定要请您留下来共同进餐，我也决不会答应第一次邀请就遭到回绝的。”
“非常感谢，夫人，”基督山回答说，“我本人也有约会，不能食言。有位希腊女士，我认识的女士们说她是希腊公主，还没有见过巴黎歌剧院，希望我陪她去，我也答应了。”
“请便吧，先生，别忘了我的药。”
“怎么可能呢，夫人！除非我们这一个钟头的谈话也都忘了，这是决不可能的事。”基督山一鞠躬后便离开了客厅。
维尔福夫人在沉思。“真是个怪人，”她说道，“我看他的教名就像是阿代尔蒙特。”
至于基督山，此行的结果已超出他的意料。“不错，”他边走边说，“这是一片沃土，完全可以相信，撒下的种子决不会绝收。”第二天，他信守诺言，派人送去了所要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