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税而外，其余的租税，共有两种：（一）是官卖的东西，（二）是各种杂税。
官卖的东西，宋朝共有五种：便是盐、茶、酒、香、矾。
盐的被认为一种税源，由来最早。《管子》上，理论已经是很完备了。《海王篇》。汉武帝曾行专卖之法，已见第二篇上。从三国到南北朝，盐也大都有税。然而这时候，在财政上，还不占重要的位置。隋文帝既定天下，把盐税全行豁除。唐初还是如此。高宗时，才听右拾遗刘彤的话，重行“禁榷”。但是这时候的办法，又和前此不同。前此的官卖，是直接卖给吃盐的人。这时候，却专卖给大商人，听他去零卖。这便是所谓“通商法”。然而这时候，盐税还是粗略的。到肃宗时候，第五琦做了盐铁使，才大变盐法。其法：于产盐之地，设立“盐院”。籍民煮盐，谓之“亭户”。煮就之后，堆积在盐院里，卖与商人。后世的盐法，大都以此为本。盐价本十钱一斗，第五琦骤加了一百文。德宗时，陈少游为盐铁使，又加了二百文，共卖三百十文一斗。第五琦去后，刘晏代之。初年盐税的收入，四十万缗；末年加到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顺宗时，李巽做盐铁使，初年也收六百余万，末年又加到三倍。宋朝的盐，依出产的区域，分为“海盐”、“解盐”、解州、安邑两盐池。“井盐”四川。三种。海盐、解盐，都由官卖（制海盐之民曰“亭户”，亦称“灶户”。制解盐之民曰“畦夫”）。四川井盐：大者曰“盐”，小者曰“井”。盐由官掌。井则听凭人民制造贩卖，只要纳税而已。亦行禁榷之法，又和“入中”“刍粟”有关。
茶税，也是起于唐德宗时候的。当时不过就栽制的人，课之以税。文宗时，宰相王涯，改变茶法，才禁民栽制；把所有茶树，通统移植“官场”。官自焙制，卖与商人。就和第五琦的盐法一样。宋时，植茶之处，谓之“山场”。采茶之民，谓之“园户”。园户除岁纳若干的茶，作为租税外，其余的茶，一概由官收买。买茶的钱，是预给的，谓之“本钱”。但是往往不能依时发给。在江陵、如今湖北的江陵县。真州、如今江苏的仪征县。海州、如今江苏的东海县。汉阳军、如今湖北的汉阳县。无为军、如今安徽的无为县。蕲州的蕲口如今湖北的蕲春县。设立榷货务六处，官收下来的茶，或送到榷货务，或就本场发卖。
“酒税”也起于唐德宗时候。五代时，相沿未废。宋时，州城内皆官置“务”自酿，其县镇乡间，则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其法：愿酿酒的人，官须查察其资产，长吏和大姓，共同作保。岁课不及额，保人须负赔偿的责任。当招商承办的时候，傥有两人以上，同时愿办，自然先尽认课多的。因而每当承办的人换易的时候，可以招徕商人，令其出价竞争，这个谓之“扑买”。其初承酿的，都是有资产的人。国家看了这一笔收入，也不甚认真，不过拿来补助补助地方上的经费。南宋以后，财政竭蹶了，酒税的进款，各路也就看作认真的收入。州县不得不解上去。而这时候，承办的人，又往往纳不及额，就有酒已不酿，而向来所收的岁课，仍责州县收解之例。其结果，就至摊在众人头上去，变做一种赋税，参看《文献通考》卷十七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曲”亦归官专卖。其初唯三京有之。天圣以后，北京亦然。官卖曲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阑出界外。南渡以后，赵开又立一种“隔槽”之法，官设了场，并豫备了酿酒的器具。人民要酿酒的，都叫他自备了米，到官场上来酿；而官收其税。每米一斛，收钱三千。当时收数大增。但是到后来，就有酿不足额，而强迫酿酒之家，叫他缴“一定的额的钱”的弊病。譬如向来酿米一斛的，现在就只酿半斛，也要缴足三千钱的税。
矾的官卖，也是起于五代时候，而宋朝因之。管理鬻矾的机关，亦谓之务。有“镬户”，制造入官，亦有时“募民粥”，又有时候用作入中的预备。“香”则南渡后才官卖。其制，《宋史》不详。又由市舶运来的东西，属于“香药”、“宝货”两种的，必须要卖给官，由官再出卖。天圣以后，常用他偿给入边刍粟的人。南渡以后，又时时用他称提钞价。参看第七节。
“入中”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卖品。“入刍粟”，则商人纳刍粟于边郡，边郡给之以券，或到京师和其它积钱的地方去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宋初，大抵以解盐为陕西之备，东北的海盐，为河东之备，东南的海盐，为河北之备。雍熙太宗年号，九八四年至九八七年。以后，茶亦为边籴所资。真宗时，又益之以香药犀齿。这种办法，是为收财利于中央，及减免运输的烦劳起见。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策。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里为奸，就生出许多弊病来。
真宗末年，以缗钱和茶和香药犀齿，偿给入刍粟于西北边的人，谓之“三说”。于是西北边郡，专想招徕刍粟，这句话还是假的，其中一定还有别种弊病。不惜将刍粟的价格抬高，谓之“虚估”。国家偿给入刍粟的人的东西，就都变成贱卖了。据后来所计算，西北边得了价值五十万缗的刍粟，国家却费掉价值三百六十余万缗的茶。又边郡收了刍粟，只顾发券，并不管国家现存的货物，共有若干。以致持了券，兑不到物品，券价大跌。入刍粟的，本是沿边的土人，得了券，并不自己去取物，都是卖给商人和京师的“交引铺”的。商人和交引铺，都要抑勒他的价钱，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券价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无人来入刍粟。于是国家虚费了许多官卖品，而边郡的刍粟，仍不充实。仁宗时，李谘乃议改茶法，行“贴射法”。宋初官卖的茶，本是除掉“本钱”，再加上利息，卖给商人的。譬如罗原县的茶，每斤官给园户本钱二十五文，卖给商人的价，是五十六文，则三十一文就是息。这时候，就不给本钱，令商人和园户，直接卖买。但园户仍须把茶运到官场，商人就官场买之。国家但收向来所取的“息”。譬如商人到罗源去买茶一斤，就得输息钱三十一文给国家。至于入刍粟于边郡的人，给券到京，一切都偿以见钱，谓之“见钱法”。这种办法的主意，在于国家“卖茶”和“买刍粟”，都以钱为价格的标准，不以茶与刍粟，做那“物物交易”的卖买。到后来，法又不行了。而且加之以盐，谓之“四说”。于是薛向出来，把入边刍粟废掉。边郡所需的刍粟，一概从京师运钱去和籴。这么一来，茶就和边备无关，而通商之议起。一○五九年，仁宗嘉祐四年。把向来息钱的半额，均摊在茶户身上，谓之“租钱”。茶户输租之后，听其自由卖买。惟建州腊茶，仍行禁榷。此为“嘉祐通商法”。历神宗、哲宗两朝，无甚改革。徽宗时，蔡京才重行禁榷。其法：产茶州军的人民，许其赴场输息，给与“短引”，在旁近州郡卖茶。其余的，悉令商人到榷货务纳金，银，缙钱；或沿边州军入刍粟。榷货务给之以“钞”。商人持着这“钞”，到茶场上去取茶。茶场发茶的时候，另给一张“长引”。长引上载明商人“所指的州军”。就是商人所要到的州军。商人拿着这张“长引”，就可以一直到“所要去的州军”去。既到之后，再完纳一次商税。这是一一○二年崇宁元年。的办法。一一○五年，又罢各茶场。令商人就京师或所在州县请给“长引”或“短引”，拿着“引”，自己向园户去买茶。南渡后，赵开总领蜀中财赋，所行的，也是这种法子。不过特立“合同场”，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罢了。这种法子，平心而论，自尚可行，不过蔡京的意思，在于聚敛，务以多收为功。茶税既重，而又废掉茶场，无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私茶自然蜂起。却又峻刑法以治之，所以害人。
解池的“盐钞法”，亦为蔡京所变乱。先是“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州郡。入边刍粟的，得了券，或到京师取钱，或到解池取盐。当时愿得解盐的甚多。蔡京要行聚敛之策，就把解池盐钞，改在京师发卖。却又才发钞，就换钞；既换钞，又立个名目，叫人贴输钱；一共要出三次钱，才拿得到盐。有出了一次两次，以后出不起的，就把他所输的钱，全行干没。数十万金的券，顷刻都成废纸。做这卖买的人，有“朝为豪商，夕同流丐”，赴水投缳而死的。这简直是抢劫了。南渡以后，赵开所行的盐法，是和他所行的茶法一样的，而稽察得更为严密。
又有所谓“和籴”及“和买”：“和籴”是（一）什么地方丰收了，便派人去增价籴谷；（二）或者什么地方要米谷，而转运为难，便派人去设法收买。这种办法，其初大概是注重于边郡的，到后来才推广到内地。“和买”则所买的是布帛。亦有预先给钱，随后输帛的，则谓之“预买”。“和籴”也有预给钱的，便是陕西所谓“青苗钱”。但是天圣以后，罢不复给。这本是同百姓做卖买的事，并不是收税。然而到后来：便有（一）强买，（二）仰价，（三）不即给价，（四）给价不足，（五）但给“官告”、“度牒”等不值钱不能流通之物，（六）和籴则每石取“耗”，（七）预买则按户硬配，（八）或外加名目收钱，（九）或预买的帛，令折输钱，（十）或预付的钱，重取其息等等弊病，已不啻加重人民的负担。到南渡以后，就一概变为“折帛钱”，变成一种赋税了。
商税起于唐朝的藩镇。五代时，更为繁琐。宋朝虽尽力蠲除，毕竟不能废掉。其法：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的专官措置，小的就委“令”、“佐”兼理。税额分为“住税”、“过税”两种：住税取千分之三十，过税取千分之二十。所税的东西，随地不一。见于宋史的：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米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衣屦”、“布絮”、“谷粟”、“油面”等等。这种税，一望而知其为苛税。南渡以后，更其苛细。而且有时候，竟是讹诈的行为。譬如（一）琐细的贸易，亦指为漏税。（二）空舟则说他是载货的舟。（三）食米指为酒米，衣服指为布帛等等。甚至行李亦指为货物。再甚就空身也要勒索。绕路避他，就更要拦截讹诈。
对外贸易，则北宋时的对辽、夏，南宋时的对金，都有互市。官设榷场而征其税。有时官亦“辇物与易”。王韶经略熙河时所设的市易司，则由官给本钱，纯粹为一种官营的业务。
而其和国用关系较大的，倒还要推海路的贸易。太祖开宝四年，于广州置市舶司。后来又于杭明州置司。元祐时，又置于泉州和密州的板桥。其法：海船载货来的，先十税其一。而香药和宝货两种货物，则必须卖给官，由官再发卖。其出海的商人，则雍熙中曾诏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
此外又有合了许多零碎的收入，以成一笔进款的，便是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等。“经制钱”起于徽宗宣和末，陈遘经制七路财赋，收“印契”、“鬻糟”之类的钱，一共七种，以成功一种税入，因称为经制钱。“总制钱”则高宗在扬州时，四方贡赋不入，乃收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两广八路的税（如增加酒价和卖糟的钱，典卖田宅的税和牙税等），领以宪臣，收以通判。因绍兴五年，命参政孟庾提领措置，以总制司为名。就称这一笔钱为总制钱。“月桩钱”则绍兴二年，韩世忠驻扎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而漕臣再摊派之于州县。所取的，也大概是这种不正当的收入。“板帐钱”，亦起于南渡以后。其不正当更甚。《宋史》说：“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靡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人。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大概这种苛税之兴，都是起于唐中叶以后。历五代而愈甚。宋朝虽说蠲除烦苛，毕竟没有蠲除得尽。而到后来，财政的困难，却和唐五代时相等，自然驾轻就熟，种种的苛税，同时并作了。所以我说：唐代的藩镇擅土，实在叫中国的税法，起一个大变迁。
金朝官卖的东西有：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十种。而以盐为首。其法：亦由官卖之于商人，而给以“钞”、“引”，行盐各有界域。征商之制，亦有关税和商税。金朝的税法，大概是因仍于宋的。无甚特创的制度。
元朝的盐，以四百斤为一引，行盐亦各有郡邑。有由商卖的，亦有由官设盐铺的。大概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商人莫肯前往。又有验户口多少，输纳课钞的。这种法子，也起于五代时候。其初走官把盐按户勒销，到后来，则并不卖盐；而这一笔钱仍旧要出，就变做一种赋税。再到后来，则出了这一笔赋税，而官仍旧要禁榷盐。则谓之“食盐地方”。对于食盐地方。则官卖盐之处，谓之“行盐地方”。茶亦有引。长引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后来除长引，专用短引。卖零茶的，则给以“茶由”。每由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于出茶地方，设立提举司七处。又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酒曲和醋，亦都由官卖。
商税的制度，其详不可考见。据《元史》说：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额，不啻十倍云：则其收数甚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钞价下落物价腾贵的关系，须要除去计算。对于海外的贸易，则元朝较宋朝，更为注意。市舶司共有七所，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但亦时有罢复。世祖初定江南时，沿海地方，到外洋去贸易的，其货都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所到的地方，所买得的货物，都要由市舶司查验的。至元二十年，始定抽分之法。明年，卢世荣变法，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而禁止人民到外国去卖买。世荣死后，这种法子，亦就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