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社会阶段：其社会结构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生产力量用于农业。家族和氏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各朝代、中东和地中海文明以及中世纪的欧洲都属于传统社会阶段。
（2）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工农业中发生作用，占人口７５％以上的劳动力逐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自给自足的社会转变到开放的社会，出生率降低，投资率的提高明显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这一阶段的主导部门有两个，一是农业和采掘业；二是社会间接资本投资业。这一阶段是过渡时期。
（3）“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进入此阶段，社会就会获得持续增长。这个阶段相当于产业革命时期。“起飞”阶段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由５％提高到１０％以上。“起飞”阶段的标准是：具有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其中包括足够大的投资率，主导部门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和必要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结构。
（4）向成熟挺进阶段：在这个时期，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大部分资源配置，工业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部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国际贸易呈现巨大的增长。“这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自由的时代，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代”。
（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主要的注意力就从供给转移到需求上，主导部门转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这个阶段有三个目标：一是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二是福利国家；三是提高消费水平。
（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这一阶段，主导部门已不再是耐用消费品工业，而是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如教育、保健、医疗、社会福利、文娱和旅游等部门。
在上述六个经济成长的阶段中，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和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人类经济成长中两个关键性的阶段。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这一阶段在所有阶段中是最关键的阶段，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
所谓“起飞”是指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２０～３０年）内实现基本经济结构和生活方法上的剧烈转变。它需要三个条件：一是１０％以上的投资率；二是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三是要有制度上的变革。
从第五阶段向第六阶段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突破”，意义在于，从此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将以劳务形式反映的“生活质量”的程度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当中国经济学界炒作“四小龙”、“四小虎”时，“起飞”一词频频见诸学术文章和报端，为中国老百姓描绘了一幅从“起飞”到“高额群众消费”的美妙图景。
韩国经济起飞始于20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之后３０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２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年增长率为７．１％，列世界各国之首。按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国家主要指标”剖析，韩国１９９０年人均ＧＮＰ为５４００美元，第三产业在ＧＮＰ所占比重为４６％，非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受过基础教育人口比例、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城市人口比重、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均已达标，可见９０年代的韩国已进入国民经济现代化阶段。对外开放进而实现市场经济国际化被认为是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成功的因素之一。国际舆论称之为“韩国奇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出现”。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自觉地实践了罗斯托的理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韩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所以罗斯托本人经常把韩国人叫做“起飞小子（ｔａｋｅ－ｏｆｆ ｂｏｙｓ）”。我们也可以亲身感受到，中国从改革开放前到今天的发展同罗斯托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的描述惊人地相似。
■ 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乘数—加速原理
乘数—加速原理是把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化率联系起来解释国民收入周期波动的一种理论。
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引起经济周期的因素是总需求，在总需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投资。这种理论正是把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结合起来说明投资如何自发地引起周期性经济波动，又称“乘数－加速模型”。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波动其根源正在于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乘数一加速原理所说明的是：
第一，在经济中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相互影响，相互调节。如果政府支出为既定的（政府不干预经济），只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发调节，那么，就会形成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中各阶段的出现，正是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自发调节中，投资是关键，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投资引起的。
第二，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引起经济周期的具体过程是，投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大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大增加又通过加速效应引起投资的更大增加，这样，经济就会出现繁荣。然而，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无法再增加，这时就会由于加速原理的作用使投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由于乘数的作用使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减少。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又使经济进入衰退。衰退持续一定时期后由于固定资产更新，即大规模的机器设备更新又使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再增加，从而使经济进入另一次繁荣。正是由于乘数与加速原理的共同作用，经济中就形成了由繁荣到衰退，又由衰退到繁荣的周期性运动。
第三，政府可以通过于预经济的政策来减轻，甚至消除经济周期的波动。
乘数—加速原理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会通过加速数对投资产生加速作用，而投资的变化又会通过投资乘数使国内生产总值成倍变化，加速数和投资乘数的这种交织作用便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周而复始的上下波动。
乘数原理是凯恩斯在边际消费倾向的基础上建立的，其经济含义可以归结为，投资变动给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要比投资变动更大，这种变动往往是投资的变动的倍数。通过乘数原理，凯恩斯得到了国民收入（Ｙ）与投资量（Ｉ）之间的确切关系，将其经济理论导向经济政策，并指导经济实践。
加速原理（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根据现代机器大生产应用大量固定资本设备的技术特点，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理论，即在没有多余的固定资本设备的情况下，收入或消费的增加，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增加，收入或消费的减少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减少。
（1）投资或者资本品生产的变动虽然是由收入（产量）的变动引起的，但前者的变动比后者要大得多，收入（产量）的轻微变动都会引起投资或资本品生产的剧烈波动。
（2）要想使投资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产量就必须持续按一定比率连续增长。如果产量的增长率放慢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停止或下降。这就意味着即使产量的绝对量并没有绝对地下降，而只是相对地放慢了增长速度，也可能会引起经济衰退。
（3）加速的含义是双重的，也就是说加速原理在正反两方面都起作用，当产量或收入增加时，投资或资本品的生产就会加速增长，当收入或产量减少时，投资或资本品的生产也会加速减少。
■ 如何治疗经济危机的“后遗症”？——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休克疗法”原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后来，这一医学方法被用来治疗经济危机的“后遗症”———通货膨胀。
此种经济药方的基本用意在于：采取严格从紧的金融货币政策，辅以压缩消费的手段，强行弥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以达到短时间内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由于上述经济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有了医学上的“休克疗法”的说法。
休克疗法的最早提出，是萨克斯被聘担任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所为。玻利维亚是南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国，由于长期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政府经济政策不断失误，由此引发的经济问题大量积累而又得不到解决，终于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玻利维亚通货膨胀率高达２４０００％，经济负增长达１２％，民不聊生，政局动荡。萨克斯临危受聘，向该国献出锦囊妙计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剧烈的经济震荡，仿佛病人进入休克状态一样，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１５％，ＧＤＰ增长２１％，外汇储量增加了２０多倍。
休克疗法又称“激进式改革”，其主要特征是急速地和短期性地进行改革。由于这种方式突然间地打破了原有经济运行的各种秩序，易导致经济的严重混乱和社会动荡，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而中国的改革过程，人们一般称为“渐进式改革”。在其实质性内容的层面上，则是强调自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改革。
最为国人所熟知的“休克疗法”是，20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政局突变，各国急需摆脱经济危机，尽快实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
俄罗斯新政府组成后，当时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就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思路。１９９２年初，俄罗斯正式进行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全部放开价格；商业、外贸自由化；大规模私有化。主要措施包括：一次大范围地放开物价，形成自由价格制度，为经济市场化创建必要的条件；实施严厉的财政金融政策，紧缩银根；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实行外贸体制改革，外经贸活动自由化。前苏联解体１０余年来，虽然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经历了多次动荡，但是百姓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了７倍，２０００年俄罗斯的ＧＤＰ增长９％，摆脱了僵化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在经济上终于实现了成功的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