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正在起锚机的后面（她把一个挂钩放在起锚机上，当作门环）的角落里玩住家家的游戏。玩腻了，便漫无目的地走到船尾，以便胡思乱想着蜜蜂和仙女，这时，一个念头突然闪入脑海，想到：她就是“她”。她一动不动地停下脚步，开始打量自己的身体。她不能看到身体的全部，只能看到她的上身的前面，她的双手——她把双手抬起来，仔细地观察；但是，这一切足够使她对她那突然发现的属于她的身体，有一概略的认识。
她开始非常自嘲地放声大笑起来，她想：
哈！真想不到，在所有的人中，你偏偏要长成这个模样！现在，你不能摆脱这个模样了，但是，这不会很久的：你会从小孩子变成大人，再变得老态龙钟，然后你就不会玩这个鬼把戏了！
为了避免任何人打扰这一至关重要的时刻，她开始攀登绳索横梯，想要爬到规定上的高架上去，每一次当她挪动一只手或一条腿时，都会使她觉得新鲜和惊讶，她发现手臂和腿是那么随心所欲地服从她。
当然，记忆告诉她，过去一向如此的，但是，以前她从未发觉这事是那么令人惊异的。坐在高架上，她开始细心地审视自己手上的皮肤，因为这是属于她的。她把上衣脱下一点，露出肩膀来，再往里面看了一下，确信他们是完好无缺的，然后，她耸起肩膀，触到她的面颊。温暖的肩膀接触到她的面颊，给她带来一种舒服惬意的快感，就像某位好友的爱抚一样。但是没有人能告诉她，这种感觉是经由她的面颊，还是她的肩膀，传到她的心房，她也分不清，哪一个是爱抚者或哪一个是被爱抚者。
当她一旦相信她现在就是埃米莉时，她就开始严肃地揣测这个事实的含义来。
这个故事说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脱离原始的纽带关系的程度也逐渐增大，于是，他就越加渴望自由与独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儿童在身体、情绪与精神方面日益强壮，各方面也就更加协调。于是，在意志和理性的引导下，有组织的构造日益完善起来。如果我们把人格的这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整体，称为自我，我们可以说：个体化日益成长过程的一面，就是自我力量的增长。而这时，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尤其重要。
个人发展的另一方面就是“日益的孤独”。原始的纽带给人提供安全感，并把个人与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儿童从这个世界中脱离出来后，他发觉自己是孤独的，无牵无挂的。与他所面对的世界相比，自己是软弱无力的，而世界确实强大无比，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他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和焦虑感。也就是说，他总是放弃已经熟悉的安全状态，而追求尚无把握的新境地。
如果婴儿在割断脐带那一刻能够思维的话，他大概会体验到对死亡的恐惧。仁慈的命运使我们免除了这一次恐慌。但是，我们每前进一步，每达到一个新的诞生阶段，我们又会感到害怕。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时，他便觉得孤独无助和面对重重危机。
这时，为了克服孤独和无力感，他便产生了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面的世界中。这就意味着人面临着两种互相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母亲的子宫，脱离动物的世界，从而进入更有人情味的生活世界；另一种倾向是，重返母亲的子宫，回到自然中去，寻找安全和庇护的地方。
众所周知，正如儿童不能重新投入母胎中的情形一样，在心理上，他也不能让时光倒流，重新回到无我的状态。如果想这样做，他就必须采取服从权威的态度，在权威的羽翼下，获得安全和满足。然而，下意识地，他会发现他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那就是放弃自己的力量及个人的完整性。结果适得其反，服从又增加了不安和焦虑。
在弗洛姆看来，放弃自我不可取，唯一正确的办法也就是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与他人、自然重新建立一种自发和谐的关系，在不否定个人力量的情况下，达到人与自然的互动。这种关系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它根植于人的本性中，所受的唯一限制就是自我成长过程中的那些局限。
儿童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他日益变得自由自在起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他想做的事，可以玩过家家，可以扮演生活中的任何角色，尽管很稚嫩，在他的脑海里可以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而不必受以前的约束限制。
另一方面，儿童也越来越失去了与母亲的纽带联系，日益脱离了母亲温暖的怀抱，独自面对一个全然未知的世界，他无依无靠，无法从别人那里寻找安全，因为他已失去了与他人不分你我的和谐融洽状态。日益增加的分离让他备感生命的渺小，从而无法摆脱那种凄凉感和强烈的不安与焦虑。如果儿童的成长能与这种分离以及个体化的过程调和起来，那么儿童就会像自由飞翔的鸟儿一样，在快乐幸福中享受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然而这是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由于许多个人的及社会的因素，他的成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多阻碍。于是，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面对这种困境，他产生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无助感，期望通过逃避来摆脱一切。
人类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个日益个人化和日渐自由化的过程。当人摆脱动物式的强制本能束缚的时候，前人类的舞台的帷幕也就落了下来，重新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开始永不间断地上演没有结局的人类悲喜剧。我们在动物王国里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清晰的趋势，那就是，就进化程度而言，越是低等的动物，越能适应大自然，其活动也就越会受本能及反射行为机制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组织都是出于本能的结果，比如说蚂蚁就是如此。
相反的是，发展程度越高的动物，刚出生的时候，其行为方式就越有伸缩性，同时其调节机制就越不完全，人就是这种发展的顶点。当人呱呱坠地时，他是所有动物中最无助的。人对自然的适应，主要靠学习的过程，而不是被本能牵着鼻子走。
在高等动物中，尤其是在人身上，本能若不是一个日益消失的话，那也会是一个日益萎缩的东西。
当生物本能不再能支配某种行为的时候，当对自然的适应不再有强迫性的时候，当行为模式不再受遗传的先天机制限制的时候，于是，有着上帝一样智慧的人出现了，换句话说，人的存在与自由，从开始起便是密不可分的。不过，在这里，弗洛姆所说的自由不是“有自由做什么”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也不是现代人那种泛滥成灾的“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解脱什么”的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也就是说，摆脱像动物那样本能的束缚，本能不再具有决定性。
就上述而言，无论怎么说自由的意义，都是暧昧不明的。人刚出生时没有动物所具有的那种本能，可以适当地调整自己；人依靠父母的时间比任何动物都长，至少18周岁的时候才算成人，而他对环境的反应远远落后于靠本能生活的动物。然而，就是人的这些弱点，反而变成了优势，它使得人有了一个奇异的前景，“人类生物上的弱点，就是人类文化的条件。”
人从诞生之日起，就面对着各种行为方式的抉择。他有思想，可以有所创造；他发明了工具，可以应对自然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让他远离自然这个家。他渐渐地明白，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他开始发觉，死亡是他的最终归宿，无论他怎么幻想像上帝那样长生不老。
《圣经》中人偷吃禁果的神话，在基督教看来，这是罪恶的。然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始。反抗上帝的命令，意味着把自己从高压强制中解放出来，意味着从前人类生活状态中走出来，升华到人的程度。反抗上帝的权威，犯了罪，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是一种自由的行为，也就是第一次人的行动。《圣经》中的这个神话，在形式上，是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偷吃了智慧果，犯了罪。作为一项自由的行为而言，这种反抗的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该神话还谈到了这个首次自由行为的其他后果。
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和平共处的关系破裂了，上帝宣告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人脱离了自然，变成了一个“个人”，朝着做人的生活世界，迈出了第一步，他已完成了第一次自由行为。这个神话还强调了这次行为所导致的痛苦。人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像神一样，他一直想超越自然，想与自然和他人相分离，于是他发觉自己赤身裸体，这让他无地自容。他形单影孤，自由自在，但又是那么无能为力，恐惧不安。充满希望的人也许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新获得的自由仿佛又成了上帝的魔咒，他摆脱了天堂甜蜜的枷锁，获得了自由，但他却无法自由地管理自己，无法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人格。真是两难的悖论呀！
弗洛姆在此指出，中世纪结束以来的历史，就是个人脱颖而出的历史。这个过程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到了现在，似乎已达到历史的巅峰状态，足足用了400年的时间，人们才拆毁了中世纪的枷锁，摆脱了各种各样的束缚。但是，在许多方面，虽然个人已经成长了，神智和情绪方面都有所发展，并且在文化方面获得空前的成就，然而“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自由而为”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大了。
人摆脱了任何束缚，但又不能积极实现自由和个人的可能性，这导致了现代人惊慌失措地逃避自由，避之如瘟神，有的人逃入新的束缚中，也就是权威的怀抱中，有的则至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宛若外星人。然而，随着占有的物质财富的增加，他的欲望更加膨胀了；他满脑子里都是占有和成功，结果他的真正感情，爱、恨都变得日益枯萎了，成为了一个机器原子。
二、病人才是最健康的人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健康的，如果谁提出了异议，那就等着挨批吧。虽然事实上我们之中很多人患了或轻或重的心理疾病，但是，这不足以让人们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正常。
人们认为，只要介绍一些较好的心理卫生的方法，就能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精神状况，对此人们深信不疑。如果某一个人不幸成了精神病的牺牲者，那是他的命运不济，对于别人来说，仅仅是一桩个别事件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不然送进精神病院就行了。然而仔细想来，我们也会惊讶不已，在健全的社会中，这类事情怎么会此起彼伏地发生呢？
1.精神贫乏综合症
谁能有把握地说，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不是在自欺欺人。大家知道，许多生活在精神病院的病人都确信不已，那就是除了自己是正常的，别人个个都是疯子。心理分析研究表明，众多的严重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固定行为，或歇斯底里的发作，都是对多少有点不正常的环境做出的正常反应。那所谓的正常人又是怎样的呢？
弗洛姆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病。他指出，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世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远远超出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然而人们却在文明的外衣下，大肆干着屠杀和种族灭亡的野蛮行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人不寒而栗，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而在战争中，每一个参战者都信誓旦旦地说，他是为自卫而战，为荣誉而战，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常常把自己的敌人描述为丧失理性的恶魔，必须铲除之而后快。然而，不到几年的功夫，相互残杀时过境迁之后，昔日的敌人变成了朋友，而昨天的朋友却又成为了仇敌。于是人们又一本正经地划分敌友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呀！
人们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振奋的，然而人们却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中，每一个特别好的收成往往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即经济危机；人们限制农业生产力，以便稳定市场，尽管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所匮乏的急需品，正是这些被限制的东西。
弗洛姆不无讽刺地说：目前，我们的经济机器运转良好，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我们每年花费成千上万亿美元来制造杀人武器。而那些军火商们成天想着赶快爆发战争，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害怕武器卖不出去。如果有谁说国家不应该生产武器，应该发展教育以及生产其他有用的东西，便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损伤个人创造力的罪名。
紧接着弗洛姆继续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话带有反讽的味道，他说，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至少百分之九十都是“文化人”。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人人每天都有报纸看。然而，这些时尚传媒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商人的操纵下，到处充满了垃圾式的广告，连傻子都懂的泡沫剧，还有那性感撩人的让你热血沸腾的漂亮女人的肉体，即使你被勾引得欲火中烧，也只能看着眼馋。
这就是虐待狂式的给你洗了一个硫酸澡，让你头脑里装的都是低级趣味的东西，永远没有自己的思想。即便是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娱乐一下，见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不堪入目。尽管不论男女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中了这些极具传染的毒，人们还是兴高采烈地认为，银幕上没有“不道德”的东西。如果有谁主张，政府应该资助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以便产生一些高雅的能够启迪人们心灵的节目，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抗议。
技术进步了，人们已经将每日的平均工作时间减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人们现在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且所支配的自由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敢于梦想的还要多得多。但是，结果又是怎样呢？自由的现代人反而找不到北了，他不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他会把整天的时间花在反复看一个内容肤浅、索然无味的粗制滥造的爱情偶像剧里，他会为剧中虚假的爱情的不幸结局而泪流满面；他会整天逛商场而乐此不疲。他活着不是为了别的，只要能把这些节余下来的时间消磨掉，能打发掉每一天的时间，他便心满意足了。
弗洛姆曾经与联邦德国的《星星》杂志编辑部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这次谈话中，弗洛姆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当代社会的病态状况，对精神不健全的现代人有一种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感情。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下。
在当代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设法摆脱工业社会，尤其是青年。许多人在吸毒，有的人则加入了苦修行者的教派，另外一些人为了寻找宗教指导，不远万里，前往印度。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逃避现实的运动呢？
弗洛姆说，也许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还有很多人之所以没有脱身，那只是因为救生船不够的缘故。脱身的人越来越多，为的是去探讨一个严肃的问题。
这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大船要沉没，人们纷纷登上救生船。我们工业社会的这条大船像“泰坦尼克”一样，将要沉没。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弗洛姆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