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其形式有陶雕、骨雕、象牙雕、石雕、玉雕青铜器。其中以青铜器的艺术造诣最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器形高大厚重，造型精巧而富于变化，装饰繁缛华美。造型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鸟兽形器的流行。常见的有以象、虎、犀、牛、羊、豕、鸟及叫不出名字的兽形雕塑的尊、卣、觥。有单体造型，也有合体造型。在装饰上，青铜纹饰种类繁多，除三角形或菱形的连珠纹、云雷纹等外，以动物和神兽为主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其中饕餮纹与夔纹最为流行。饕餮纹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夸大的动物头部，头上有角，口生利齿，眼睛很大，眼球常凸起成牛球形，中有圆凹，形成光点。饕餮纹一般作主体纹饰，置于器物的主要装饰面上，因此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总之，商代的青铜雕塑线与面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平面的纹饰与立体的造型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虎食人卣，整体如踞虎形，后爪与尾成为器的三足，前爪攫一人送入口中，项脊上有兽形钮小盖，两侧置一提梁。造型实用而又狰狞可怖。又如出土于安阳小屯的号鸟卣，形似猫头鹰，盖为鹰头，两侧各有一鸟的短钩喙，盖顶有四阿式钮，器身为鸟身，雕有双翅，纹饰繁缛，并肩器耳提梁，下承四条鹰足，整体正视是一鹰，侧视是两只鹰，造型非常别致。
西周的雕塑艺术又有了新进展。周原甲骨大部分字体细小如粟，笔细如发。有的甲骨仅有指甲盖大，上面刻有30多字。其行款间隔相当、肥瘦相同，勾画无不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当时微雕技术的精湛。西周的玉雕，人物造型神态各异，特征显著；动物造型，形象优美，能生动地表现每种动物的特征。其雕刻手法熟练，富于装饰技巧，以实用艺术为主，表现了强烈的理性因素。
西周的青铜器以鼎、簋为代表。西周早期的鼎，流行兽蹄足和分档的形式。簋义以方座簋为特有形式。在装饰上，出现了有触角的蜗体或卷体兽面纹，同时凤鸟纹也更为流行。西周早期，青铜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在造型上出现了器体宽大而浅地垂腹附耳鼎，出现了双层器或组合器，鸟兽器也更多。装饰上删繁就简，淘汰了不少早期的纹饰；兽面纹多向变形兽面发展；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的带盘夔足鼎，造型为双层结构，上层是一带耳的圆鼎，下层为一锅状圆盘，以三条仰首卷尾的夔龙形足支盘承接圆鼎。鼎腹饰小饕餮兽面纹，以云雷纹衬底。盘腹饰十字形镂孔三组，与小龙足相间。同墓出土的象尊，整体造型为象，体形肥硕丰满，象鼻高举，獠牙和眼突出，竖圆耳，小尾扁平下垂，四肢短粗，背部开口，有盖，造型生动传神；体饰凤鸟纹，卷体成圆涡状，与四肢相配，堪称珍品。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延续中期的特征，在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上处于停滞状态。
雕塑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在人物雕塑上，首次出现了代替活人随葬的俑。俑主要有陶俑和木俑。早期阶段的陶俑可以春秋战国之际的山东郎家庄一号墓所出为代表。该墓出土陶俑6组，俑高约10厘米，制作粗略，但颇生动。俑头用墨勾画眼眉，衣服上施彩绘。晚一些的作品可以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所出为代表，它们形体更小，制作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是雕刻出人的基本形体后加油漆彩绘，如信阳长台关所出的长衣俑；一是只较具体地雕出头部形态，然后加彩绘，身躯部分只粗加工成一个支架，或头、身分置，然后插榫结合为一体，最后外加绢衣，头上披发，臂可屈伸，写实水平较高。除俑之外，春秋战国时代独立的人物雕塑很少，主要与器皿合为一体。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件青铜器人物器座，形象表现出人物活动的瞬间表情。三门峡上村岭5号战国墓所出的跽坐人漆绘灯，人物面形真实，比例合度，装束有很具体的细节表现。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6个钟虞铜人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青铜人像，也是战国前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作，为文献中钟虞铜人的记载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其形象写实，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将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的雕塑风尚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发现，1982年浙江绍兴坡塘乡306号越人墓出土的房乐人铜塑将成组的人物群像放置于具体的建筑环境中，反映了越人的祭祀活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所出15连盏灯，灯盏高大如树，上有猿猴、大鸟、龙，下有人戏猴，灯座由一首双身的虎承托，显得精巧华美。
镇墓兽是一种特殊用途的动物雕塑，其出现的上限在春秋晚期，最早见于湖北襄樊山湾春秋晚期的楚墓，而以战国中期最为丰富。其形象变化多端，表现了异常丰富的想像力。春秋时期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方壶，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牺尊，安徽寿县出土楚错银制卧牛、攫蛇铜鹰，湖北江陵楚墓所出木雕漆绘虎座飞鸟、鸟兽龙蛇透雕漆绘座屏等，它们显示出新的雕塑水平，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战国时期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涟水出土的卧鹿、曾侯乙墓的鹿角凤、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器座等。尤其后者生动传神，表现极富于力度，是难得的杰作。
春秋绘画
春秋战国时代的绘画，正处于由萌芽向成熟过渡的阶段，其主要画种有壁画、铜器画、漆画、帛画。
商代和西周的建筑物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过零星的壁画遗痕，但其基本面貌尚不清楚。文献中有关壁画的记载最早是在春秋时期。据《孔子家语》、《淮南子》载，春秋末期，孔子曾在东周的明堂中观看过壁画。其内容有古代圣君尧、舜的容貌，也有暴君桀、纣的形象，还有周公辅成王，南面以朝诸侯的画面。前两种主要是肖像画，后一类则是有一定情节的群像作品。到了战国时期，绘画的技法更为提高，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说苑》记载，画工敬君为齐王在九重台绘制壁画，因寓家日久，思念美貌的妻子，便绘其像于壁上。齐王见后，顿起歹心，便出钱百万将其妻霸占。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画工高超的写实技巧和绘画技能。
铜器画开始于春秋中晚期，主要有三种表现样式。一是镶嵌画。其早期的图形比较简单，到战国以后，内容增繁，出现多层排列、人物众多的画面。其代表作品有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所出两件青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成都百花潭战国墓青铜壶上的习射采桑宴乐攻战图、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壶上的宴乐渔猎攻战图等。故宫博物院藏铜壶的镶嵌画采取在壶体外壁表面分栏布局的方法自口沿以下，画面分为三层作横向展开。上层画的是习射和采桑，中层画的是贵族宴乐和弋射，下层画的是异常激烈的水陆攻战。艺术表现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是锥刻画。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山西、陕西等地都有出土。有神话题材，也有写实题材，但两类题材绝不出现在同一画面内。写实题材的作品大多是表现宴乐、习射、狩猎场面。较典型的有河南辉县出土的鉴、陕县后川出土的盘等。神话题材的作品大多构图复杂，形象丰富，往往刻有一些头生双角、鸟首长尾的操蛇神怪。最具代表性的一组出土于江苏淮阳书高庄战国墓。三是平面凸起的纹饰画。一般图形较大，略显粗犷。较典型的如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所出之狩猎纹壶，其画面作7层排列，表现生动，构图充实饱满。
春秋战国漆器画主要出土于湖北、河南、湖南的楚国墓葬，少数出土于山东的齐国墓葬。有代表性的作品为曾侯乙墓漆画、包山楚墓奁盖漆画、长台关楚墓瑟漆画等。曾侯乙墓漆画主要绘在棺、衣箱、鸳鸯盒与皮甲上。据统计，绘在棺上的龙、蛇、鸟、鹿、凤、鱼等动物有895个。在内棺壁板上，画有16个怪物，它们有的是方相氏，有的是神兽，有的是羽人。鸳鸯盒器腹两侧各绘有一幅乐舞画，一为《撞钟击磬图》，一为《击鼓起舞图》。这批漆画采用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的方法绘成，线条婉转自如，色彩分明，在形象动态的描绘上极具特色。荆门包山2号战国楚墓所出奁盖上绘有漆画《聘礼行迎图》，表现的是当时贵族之间重要的礼仪活动，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的情书性纪实画，也是最早的通景彩画。
先秦时期，真正具有独立绘画性质，且与后世的卷轴画有较直接的渊源关系的是今藏于湖南博物馆的两幅战国帛画。第一幅为《龙风人物帛画》，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楚墓；第二幅为《物御龙帛画》，1973年5月发现于长沙东南子弹库楚墓。这两幅帛画画面的重点都是一个人物，第一幅上是博袖细腰的女子，立于新月之上，前有一龙一凤飞翔升腾；第二幅为高冠长袍佩剑的男子，御龙而行，下有鱼，尾上有鹤。主题都是反映死者的灵魂在神物的引导下升天。其主人形象都具有肖像特征，而且都用全侧面来表现。在技巧上，前者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线条刚健古朴；后者线条则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更显成熟。
更令人赞叹的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记载：有人为周君画荚，画了三年，周君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因此发怒。后来画荚者教周君造了一个暗室，在一面墙上凿了一个小窗口，太阳出来阳光照到小窗口时，把所画的荚放上去，就能放映出各种彩色的大画面，“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毕具”。这种荚，实际就是微型画。画荚者实际就是利用幻灯原理来放映自己的幻灯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