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三十元。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代）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
聂绀弩回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
两度河汾走飞车。
刀笔纵横光闪闪，
化杨枝水洒枯花。
劝君曼进一杯茶。
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很少谈及。后来，周颖便对别人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
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
“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
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地对朱静芳说：“她怕你。”
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三百六十五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事。”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恿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了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地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和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
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
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紊什锦回来，竞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