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杨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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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把共产党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

此时,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在延安发出致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信中写道:“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是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

一场内战,一夜之间突然转化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国际战争。

谢唯进

谢唯进化名“林济时”,从瑞士出发,于1937年4月4日兴奋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满以为马上就能前赴战场,谁知干巴巴地等了一个多月,还是不准他参加国际纵队。谢唯进在巴伦西亚实在耐不住了,5月28日,他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他们再考虑考虑。在信头他就明确表示:“为了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是不会就此打退堂鼓的。”他还表示如果对他个人的背景有所怀疑,大可去询问瑞士德共、巴黎法共的中国部。他强调:“我不是短期的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做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信尾,他写道:“希望委员会能够批准我这个权利,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外国同志一样加入国际纵队。”

这封信发出去以后,果然立刻奏效。6月初,谢唯进就来到国际纵队总部报到,终于拿到了一张国际纵队军人证,号码是83492。

1937年7月6日,西班牙共和国出动了28个旅,八九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佛朗哥的军队进袭。这是谢唯进在西班牙参加的第一个战斗,他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11旅的反坦克部队,当政委和党委书记,官阶士官。3尊45毫米的大炮,威风凛凛地架在双轮炮车上,在7月毒辣的烈日晒烤下,发出刺眼的亮光。尚未启用的炮管已经发烫,皮肤一旦碰到便会烫起水泡,等到战场上开炮时,更如火上浇油,炙热难耐。逢到缺水无法灌注到炮管外的冷却管时,他们便洒尿进去冷却。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他们渴得快要发疯,但是补给无法及时运到战场,而瓜达拉马河的河水也干涸了,他们往河下深掘,涌出一小股水来,捧起浑浊的泥水贪婪地喝下,也顾不得满嘴苦涩的滋味。

7月底,谢唯进加入奥地利营,这个营用维也纳左派起义的日子“1934年2月12日”取名。谢唯进他们驻扎在马德里西北方40多公里的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他被分派到机关枪连,官阶士官。这个连有80—100人,因为人数少,大家很快就熟识起来,连里有个16岁的奥地利小伙子汉斯·兰道尔,是个通信兵,他对谢唯进感到非常好奇。在那个年代,中国是个多么遥远的国度,好像远在另一个星球,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来到西班牙参战呢?他跟谢唯进就这么熟了起来。谢唯进告诉他说自己来自瑞士,还有一个儿子在瑞士。8月22日,卡车把他们载到马德里南方80公里的滕布莱克,从那儿他们把武器装到火车上,然后坐进客厢向另一个战场金托驶去。

谢唯进与这个机关枪连坐在同一个车厢。夜半时分,整连的人在火车的晃荡下沉睡着,只有谢唯进一个人没有入睡。当火车快到巴伦西亚时,谢唯进突然大叫:“着火了!着火了!”他的吼声惊醒了整个车厢的人,汉斯·兰道尔也跳了起来。火车立刻紧急刹车,有人跳下车厢,黑夜里鲜亮的火舌从车厢底部窜出,原来谢唯进这一节车厢的刹车因为过热着火。去除了这节车厢,他们挤到别的车厢,继续旅程。火车沿着地中海岸行驶,到了塔拉戈纳,然后转向往马德里的旧铁道,向阿拉贡省前进,跨过埃布罗河,抵达目的地金托。

他们没有歇脚,当晚就步行到金托战场。8月24日是个大晴天。金色的阳光照在几百户依坡而建的灰泥楼房上,坡顶靠着峭壁上一座大石教堂,霸占了整个天空,每个窗口都被敌人架上了机关枪。在教堂的西面不远处有一座圈有围墙的坟场,沿着教堂的东南两面是颇伯尔坡,敌人挖了一圈战壕,藏满了机关枪。清晨,当军队获令往上冲时,坡上敌人的机关枪子弹像落雨似的朝山下猛射。奥地利营的营长首先挂彩,子弹穿过他的脚踝。谢唯进也中弹,右腿膝盖下被炸开,当场血流如注,被救出战场,送往贝尼卡西姆医院。

谢唯进到了贝尼卡西姆军医院,右腿从膝盖以下都被包扎起来,他还与南斯拉夫的伤兵和男护士一起照相留影。几天以后,医院里来了个二十来岁的中国伤兵,他右脚拇趾给子弹射穿。谢唯进和他交谈,发现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竟然是来自纽约中国城餐馆的侍应生!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中英文,能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而且国学底子还很深厚。他自称陈文饶,当谢唯进在金托打仗时,他也在场,等到金托告捷时,陈文饶又继续前往贝尔奇特打仗,在那儿受了伤。谢唯进很高兴能够认识陈文饶,很想和他多聊聊,但是因为他自己伤重,必须转到另外一个军医院去开刀,俩人只好话别,并约好通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