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漫长的学驾生涯
我学开车应该算是早的，比很多作家都早，早在10多年前吧，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那时候驾校不多，私车也不多，我就在几个朋友的鼓动下开始学车了，而且是租车来学的。
我的几个朋友均为作家，均为男性，均无比热爱汽车。
热爱到什么程度呢？先说邓老师吧，他比较早就出了本畅销书，换得些银子，立马买了辆摩托车过车瘾，随时驾着摩托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本人还有幸搭乘过。那摩托据说成都都少见，他爱得不行，每每提起深情款款。有一天睡午觉，他听见楼下有引擎声，就跟老婆说，这个声音和我的摩托车声音很像哎。因为亲切，他就伸头去瞟了一眼，这一眼便目睹了悲剧的发生。他看见他挚爱的摩托车在一个陌生的屁股下冒着烟驰离了大门。他住7层，就是纵身跃下也追不上的，就这样永失他爱了。他愤愤地跟我们说，我晓得那些贼娃子把老子的摩托偷到草原上去卖了，放牛放马放耗儿！老子以后不骑摩托车，改开汽车了！
他真的买了辆汽车，尽管是一辆长安小面包，也成为我们所有朋友的先驱。毕竟是1993年。为确保安全，他买了把巨大的锁挂在方向盘上，人一离开就紧紧卡住方向盘的脖子，尽管麻烦，但踏实。那时只要有外地朋友来成都，我们就充满醋意地说，你从火车北站出来，看见大街上有一辆比拖拉机还慢的车，那就是邓老师的车。但邓老师有自己的解释：我一边开车，一边在看街上的美女和好车，当然速度慢啦。
有一回我们搭他的车出去玩儿，天气很热，到地方后，众人都坐在空调屋里喝茶凉快，唯有他颠颠儿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满头是汗地回来说，太阳太大了，我把车移到树阴下了。瞧瞧，我想即使是他夫人站在太阳底下，他也不会专程跑出去把她移进房间的。
还有一位车迷是刘老师（解释一下，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都互称老师，相敬如宾）。那时候兴抠彩票，一等奖就是一辆汽车，奥拓而已。刘老师看到消息，就带着他的一个月工资去了，还带着刚刚考取的驾证。他想万一中了呢，也好直接把车开回来，免得无证驾驶。他下了个狠手，买了两大盒，200张彩票啊，悄悄躲在角落里抠——毕竟是作家，面子还是薄的。可手指头都抠红了，只中了10张末等奖，是10块肥皂。他生气地一挥手，让那些肥皂在空中飘散，然后骑上他的破自行车回家。自行车座位下还吊着一截抹布，在黄昏里黯然神伤。
没有汽车空有驾驶证，这样的痛苦大概像办了结婚证够不着老婆、扛着枪没有子弹吧。俺体会不到，估摸着是如此。
和刘老师一起拿到驾照的还有高老师和傅老师，都无车。为了缓解痛苦，他们就去租车开，租金大概是每天一两百，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是吃白食的，没出过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们拉上阵的。
那些出租的车都是旧车，所以熄火推车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记得有一回车子坏在了郊外，我们4个人怎么推也推不动，只好花钱请拖拉机帮忙。4个人中有一个主编，一个副主编，一个编辑部主任，一个资深编辑，全是些无能无钱又无力的文人。
他们贼心不死，又合租了一辆桑塔纳，拉上我，一起去过车瘾。你开一段，我开一段，兴致勃勃。那辆车还算够意思，一直没坏。4个人中，刘老师的技术最好，他在这方面有天赋，玩儿电脑也厉害。到城外后，他忽然停下来说，裘老师你来开吧。这之前，我一直像个售票员一样坐在后面，为他们起个壮胆和鼓劲儿的作用。忽然叫我掌方向盘，我很兴奋，不客气地坐了上去。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掌握4人以上的前进方向。他们告诉我哪是油门，哪是离合器，哪是刹车，哪是档，先做哪个动作，后做哪个动作，我就机械地照着他们说的做。哎，汽车就往前走了，挺简单。当然，我不敢加速，也不敢往路中间走，只是紧靠马路边挂着2档慢慢移动。中途碰到几个警察，3个老师立即警告我：不要心虚，不要看他们，照直往前开。警察瞟了一眼我们这辆“超慢”车，眼里掠过一丝怀疑，但终没有挥手叫我停下。若叫我停下我就惨了，无证驾驶啊。我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居然开到了郫县，与郫县的文学青年一起撮了一顿，然后胜利返回。
回家很得意地吹牛，我今天开车去郫县了！我先生马上对儿子说，听见没有？以后你在路上一定要格外小心，不知道有多少像你妈这样的人在开车。
有了这次经历我胆子就大了，每每有人问我会不会开车时，我总是回答说：会开的。只要前后无人，不拐弯就行。有时候还顺便吹上一句：我第一次开车就去了郫县呢。
不久后，热爱汽车的刘老师终于挣足了稿费、买了车。据说，他为了在老婆那儿获得通过，给老婆报价时自行降了1万元。买车后刘老师每天都主动要求倒垃圾，为的是下楼看看他的车是否安然无恙，好像刚谈了女朋友，多看一眼算一眼。本来他天天在家写作的，有车后他就经常去作协或朋友家谈文学了，再或者拿几本书开车到比较远的郊外去看。当然，他也在周日载着老婆和女儿，四下里流窜，春游，夏游，秋游，冬游，梦游。
老友是不能忘记的。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带我去学开车，说这回不用再租车了，尽管开就是，咱自己有车了。刘老师就开着他的新车，和高老师一起，带我到一条新修建的尚未启用的公路上，叫我在那儿练习。路上的确空无一人，中间有条绿化隔离带，他们就让我围着隔离带来回开，练习转弯儿什么的。
毕竟这回开的是自己的车了，刘老师就有些紧张，一到拐弯儿的地方，他就一个劲儿地喊我踩油门减速。我一慌乱，常常踩死，又重新打火。这样次数多了，他就有些不耐烦，大概对车的损耗比较大吧？坐在一旁当助教的高老师见车内气氛有些紧张，就要求下车去等我们。他拿了张报纸，坐在中间的绿化隔离带上看。刘老师则继续指挥我开车转圈。突然，出事了。由于我太紧张，转弯时错把油门当刹车，一脚下去，车就斜刺里冲了出去，端端地对着坐在绿化带上的高老师猛扑！我大脑一片空白，跳出三个字：闯祸了！
但见平日里有些文弱的高老师一弹而起，撒腿就跑，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极高的灵敏度，救了他自己，也救了我。我们的车冲过他坐的地方，又冲过绿化带，一直冲到对面的路上。直到这时，我和刘老师才有了反应，两只脚一起踩向刹车。
车停了，但前车轮被撞瘪，车轮上的护泥板也已脱落，骨碌骨碌惊魂未定地滚向前方。我下车去捡，脚一跨出车门两腿就软了下去。刘老师也下车来，黑着脸取出千斤顶和备用轮胎，开始换轮胎。等车修好后刘老师说，你再上去接着开。我连连摇头，以为他在讽刺我。他说，是真的，我师傅说的，如果学车时出了车祸，不马上接着开，以后就再也不敢开了。我只好乖乖地上去，手软脚软地又开了两圈。
这个期间刘老师不停地批评我，无论我怎么道歉，怎么表示要赔他轮胎，还表示要请他们二位吃饭，都无法止住他的唠叨。也许这是受惊的一种表现吧。我终于不耐烦了，拉下脸来。刘老师只好说，算了算了，还是我请你吃饭吧，给你压压惊。回想起来，我可真够呛。刘老师对不起啦。
打那以后，我很长时间不再学车了，不是害怕，是不好意思。你想，人家心肝宝贝一样爱着的车，我却拿来练手艺。没有朋友做伴，我自己又不可能去租个车来学，我还没那么大的车瘾。
不过，当有人问我会不会开车时，我仍说会开的，有时还要加一句：我还出过车祸呢。
那次“车祸”后不久，高老师也买车了。他马上开着新车回老家去了一趟，据说进县城前，先在河边儿将车洗得干干净净。那种喜悦，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当年他离开老家时，仅仅背了一个小挎包啊。
傅老师因为当了领导，配了小车（含司机），革命斗志衰退，不学车了。邓老师已把他的长安换成了夏利（后来又换成捷达），不再是有车的概念，而是有几代车的概念。在大学里做教授的易老师，在我们租车学车推车的时候，一直冷眼看着，鼻孔里哼哼两声。人家是留洋回来的，不屑跟我们胡闹。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就把车买了。在电视台当领导的何老师，公家配了个车自己开着。当主编的阿老师（我们总是叫他厄老师，阿胶的阿），庙富和尚更富，自然也开上了车。这下子我们这帮朋友，就我不会开车了。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每次聚会前，都要先确定谁去接裘老师。而来接的人，必会成为众人的打击对象，哪怕是准点到，其他人也会说，你是不是先带裘老师到三环上去跑了一圈儿啊？或者，你是不是恨不能车坏在路上啊？虽然打击者和被打击者都很开心，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学会开车了。
我的另一位朋友钟老师有句名言：你不会开车，就无法享受到政府在公路建设上的投资。他还说，学历越高的人学车越快。想想自己好歹也读了本科，终于下决心去学车了。
2001年夏天，我约了个女友，在最炎热的夏季去了驾校。我们每天都去，学得非常刻苦认真，什么起步停车，什么平行移库，完全按规范的来，常常是练得一身臭汗、胳膊酸痛、满脸通红。满脸通红多一半是因为受到了师傅的嘲讽。我们那师傅不爱骂人，爱呲人。遇上我这种人笨皮儿薄的，脸只好长期红着。
记得到了后期学平行移库时，车场上此起彼伏的响着师傅们喊“打死”的声音，那是要我们把方向盘朝某一个方向“打死”，不知情的人路过，一定以为在打群架。
一个月后，我终于在师傅的严格教导下过关了。我盼望着快些拿到驾照，成为一个有车族。我还给我父母许了愿，以后开车回杭州去看他们。
不想到了考试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驾校说由于我没有居民身份证，不能参加考试。（报名缴费时他们就知道这个，但那时他们说可以想办法。）他们让我回家等通知。
一等4年过去了，驾校再没理过我。而我的那位一起学车的师姐，早已有几万公里的驾驶资本了。就连我们家那位一直对车没兴趣、还反对我学车的主，也学会了开车，并且买了车。唯独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严重滞后。为此我写了篇文章，痛说我和汽车梦之间的距离：“在我和汽车梦之间，隔着9.5厘米。这9.5厘米，就是居民身份证的长度，我特意量过。可这9.5厘米却是我无法逾越的。”
无奈之下，我只好先办军照，再用军照去转办地方驾照。一直到去年年底（2005年），我才真正拥有了开车的合法证件，可以名正言顺地开车了。
这个时候，距离我第一次开车去郫县的时间，已过去了整整12年。真是漫长啊！
可是尽管如此，尽管我进过正规驾校，而且还有草台班子垫底，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开过车，缺乏上路的实际经验。真要开车出门，还是得有人先带几回才行。
我马上声明不要先生带。因为我亲眼目睹过两个丈夫指导妻子开车的惨况：平时他们对妻子都挺温和的，可到了那个时候，火气如山，唠叨如海，目眦尽裂，十分恐怖。
但怎么可能找个随时来带你开车的人呢？你又不是黛茜小姐。磨蹭了很长时间，也只有含糊地表示让先生带了。先生看我如此恐惧，表态说，我尽量不发火嘛。考虑到当事人可能会看到此文，我稍微克制一点儿。应该说，刚开始他的态度还是好的，的确像个师傅那样，叫我系好安全带，调好座椅和后视镜，说了些注意事项。可当我坐端正了，开口问他哪个是油门和刹车时，他的眼睛一下瞪了起来，那神情恨不能一巴掌把我推出车去。我连忙说，这不好几年没摸车了嘛。你说一次我就记住了。可他的眼神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
我只好在这样的眼神下出门上路，本来就有些紧张，见他那样更紧张了。但见他右手高吊在车顶扶手上，左手紧紧握着手刹，双目圆睁，随时准备对我和车采取强制措施。最重要的是他的嘴，一刻不停：红灯！前面有人！有车！三轮！小孩儿！自行车！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说，我能看见。本来我想开句玩笑，说你又不是在陪盲人驾驶。但估计会遭至更多的斥责，遂忍住。我不断告诫自己，容忍，一定要容忍，谁让你……滞后呢？
要命的是，每个问题他都不止说一遍，而是说10遍，每错一次他都不止训一回，而是8回！我就不在这里一一重复折磨大家了，只借用周星驰那句著名的台词表达一下：“犹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有时候我想转移他注意力，就聊别的事，他马上制止我：专心开车！有一次我看见一辆车违规了，就说，你看看那个车，竟然在双黄线上调头！你应该飞到那辆车上去给他讲讲交通法规。但他竟然不笑，目不斜视地说，开好你的车，不要东张西望。
每次跟他出车回来，我都两手是汗、满耳茧疤。当然我得承认，我也提高很快（本来就有基础嘛）。有一天开着开着，我突然就找到了感觉，不再是车开我，是我开车了，心中不由地一阵喜悦，啊，终于能开车了，终于逆境成才了。
但我仍没能获取得他的信任，耳边仍不清静，而且为了让我更好聆听教诲，他每次上车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音乐关了。有一天，坐到方向盘前，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说，昨天某某报约我写一篇学车的文章哎。他警觉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想控诉我吗？我忙说没有，没有，哪敢啊；心里却想得是，当然得控诉一下。
有时候我一点儿没出错，是别的车错了，我刚发一句议论，比如：嗨，他怎么不打灯就变道啊？这下完了，又招来一顿训斥：他错你也不能错！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多得很，撞了还不是你倒霉……或者：他闯红灯你就能闯吗？你也不看看他的车牌，他是川蛋（川O）！！你试试看，明天同城快递就给你送罚单来了……有一回进了个露天停车场，我恳求说，让我试试停车好不好？在此之前他不让我停。他不得已同意了，皱着眉头开始指挥，声音很大。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听见了，意识到来了个“黄师傅”，马上跑过来协助。这下车里一个，车外一个，指挥得我晕头转向。这个说朝左边打，那个说朝右边打，这个说打死，那个说回过来，一来二去差点儿就擦挂了。这下他又有话说了，你看看，我说你停车不行吧，你倒车的时候对方向没感觉，你掌握不好右边的距离……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是他们影响了我，可我无法证明。巧的是他第二天出差了，我立即驾车去了那个停车场，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开进去，把车停好，然后拿出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那个车停的之端正，像个进步青年。等他出差回来，我就把照片给他看，他哼哼了两声说，完全是你自己停的吗？我说，当然，而且很顺利。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磨合，我终于过关。可以独自驾车出门啦，可以独自停车啦，露天的、地下的都没问题，也可以载人啦，警察不管的话超载都可以，就是没上过高速。
没过多久我去雅安参加作协评奖会，会议结束时，何老师叫我坐他的车回成都。他开了辆别克的子弹头。我说，好，但是得让我开。他说没问题，我还不想开呢，我还想睡午觉呢。我又叫上了阿老师，阿老师也做出老司机的样子说，你尽管开就是了，我们早就开腻了。
我坐上车，刚把安全带往身上一系，何老师就一声惊呼，你怎么系的安全带？原来我顺势把胳膊了拿出来，安全带横在了腰上。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以为只要套在身上就可以了。何老师说，完全错误，必须斜着系在身上。我连忙改正，然后油门一踩、刹车一松，车子一个趔趄上了路。这下何老师彻底明白我的手艺还处于青涩期，立马系好安全带，回头看了一样阿老师。阿老师本来把椅子放倒准备睡觉的，迅即坐直，也系上了安全带。
从雅安到成都，高速路120公里，我用了1个小时抵达。虽然第一次跑高速，而且是大车，但真的很爽。可怜何老师和阿老师，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基本没说话，更不要说睡觉了，一直目不斜视，炯炯有神。到达成都收费站时，何老师婉转地说，进城后路不好走，让我来开吧。
等我交出方向盘后他说，刚才不敢批评你，现在必须向你指出你的几个毛病，第一，第二，第三……我全部虚心接受，表示以后会改。最后何老师说，真想不到你开车还挺野的。我心说，是啊，平时没机会野嘛。
昨天忽然接到第一任师傅刘老师的电话，他说，听说你现在开车没问题了？我连忙说，那是，已经找到感觉了。刘老师诡笑道，听说就是不认路？我支吾地说，还好啊。他又说，听说耗油比较厉害？嗯，这是谁说的？他接着说，还听说把安全带系在腰上？
哈哈，原来当徒弟是要付出代价的。
想想自己学车这10多年，拜了多少师傅啊，细细算起来至少9位吧，刘老师，高老师、钟老师，驾校的师傅，部队上的司机老兵，还有先生单位的司机，当然还有先生本人。师傅之多恐怕领衔于学车界了。
不管怎么说，历时多年，我终于在油价猛涨的时候，学会了开车。
2006年7月
和话剧的缘分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00周年，我也赶个时髦，说说和话剧的缘分。
我看第一部话剧是在大学校园里。人艺到我们学校演出，就在饭堂里搭台演的，是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小剧场戏。剧情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心情很激动，站在板凳上观看的，看完后还久久不愿离去。那些演员在拆卸道具，胆大一些的学生上前去和他们搭话，我就跟着旁听，傻乎乎地反常，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只是觉得激动得无法回寝室去睡觉。
那是80年代初，文艺复苏，继而兴盛，大学里到处都是文学青年、文学社团。我也常常逃课去参加文学活动。有个周末进城，看到一个剧院在演话剧，我马上就买票去看。那话剧的名字叫《血总是热的》，是演工厂的戏，我也是看得很激动。其实那时的话剧政治味道很浓，说教多过艺术，但毕竟是舞台戏啊，让我很着迷，每次都看得热血沸腾，充满了表达的欲望。
有时想想挺奇怪的，我很讨厌矫揉造作的东西，在大家眼里我也是个本色的人，写的作品历来朴实本分，不玩儿花样，可为什么会喜欢话剧那种拿腔拿调的说话方式呢？是不是缺什么补什么啊？
或许，在歌剧、舞剧、话剧、戏剧这些舞台剧中，话剧与我最接近。我不善舞蹈，不能高歌，不会唱戏，但话还是会说的。再或许，喜欢什么事物跟喜欢什么人一样，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总之话剧与我心里的某个点契合了，它能燃起我的热情。
没想到不久之后，我就参加演出了话剧。
大学毕业前，我们年级的同学准备排一场话剧来纪念我们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就选了一个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剧本——《这里不远是圆明园》，写大学生生活的。由学生导，学生演。
“导演”在挑选演员时，竟然把我给挑上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普通话标准。我连忙推辞，一想到要站在舞台上面对大众，我的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虽然我喜欢话剧，但我喜欢的是看而不是演。我还记得我跟导演说，如果是广播剧我肯定参加。我从来没在舞台上站过，连那种业余演出都没参加过。但导演说，实在找不出人了，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四川人，不是“四”和“十”不分，就是“南”和“兰”不分，或者“飞”和“灰”不分。虽然我们都是中文系的，都将成为语文老师，但生就的舌头很难改变。
我推却不过，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出演的是女二号，一个性格古怪的没有男朋友的大龄女生，还是班长，名叫封虹。我就努力去揣摩一个所谓老姑娘的心态，自己设计一些动作、语气和神情。开始上台时我总是犯傻，不是紧张地忘词，就是被别人逗笑，后来慢慢适应了，能跟上大家的节奏了。那段时间我忙到走路都在跑，一方面要赶写论文，到图书馆查资料，找老师；一方面还得排练。不过倒是很充实，再也没时间多愁善感了。
排演到一半时，导演请来省人艺的著名演员高老师为我们作艺术指导。高老师看了我们的排练后，特意问导演，那个演封虹的同学叫什么名字，导演回答了。高老师说，她很不错，有潜力。
我简直惊呆了，大家也都惊呆了。高老师接下来说，在戏剧表演上有两个系论，一个是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主张体验，一个是布莱希特体系的，主张表现。这个同学属于后者，其他同学多为前者。虽然各有千秋，但我个人还是更欣赏布氏的表现型。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的一个女同学每次排练都声泪俱下，排练完了久久不能平复。我当时还很羡慕她，心想她怎么能说难过就难过、说掉泪就掉泪呢？真像个演员啊。我怎么就这么投入不进去呢？搞了半天我和她不属于一个家族啊。
我竟然受到一个专业话剧演员的褒奖，满腔的喜悦无处表达，就给爹妈写信，大言不惭地在信上说：啊，一颗艺术新星在狮子山冉冉升起（我们学校所在地叫狮子山）……
遗憾的是，这颗“新星”有个很大的缺陷，嗓门儿太小，用行话说，音域太窄。排练时这缺点还看不出，正式演出就不行了，无论我怎么努力，后排都听不见我的声音。那时又没什么好的音响设备，全靠自己喊，一喊就走样了。比如我演的那老姑娘，断是不会喊着说话的。就因为这小细嗓子，葬送了我的艺术生涯。管你是斯氏还是布氏，先得有个好嗓子啊。
接下来又发生了更惨重的“悲剧”。我们正式演出时，负责给我们拍照的同学，竟然没打开镜头盖，在那儿上蹿下跳咔嚓了一晚上，弄了一卷儿废品，一幅剧照都没留下，令所有演职人员痛心疾首。于是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只有记忆，没有图像，几乎无法证明我曾经在舞台上演出过，无法证明我也曾经涉足过艺术领域。
后来，毕业了，踏上社会，用我在小说里写过的一句话形容：我们的生活从抒情转入了叙事。甚至夹叙夹议，牢骚满腹，哪还有心情看话剧？一个个都在疲于应对自己生活中的角色，无论音域宽窄，都在努力说着自己的台词。那个期间，我只好找话剧剧本来看，曹禺的，老舍的，契柯夫的，还有尤金·奥涅尔的。但那和看舞台上的话剧，完全是两回事啊。
一直到90年代，30多岁之后，我才又开始有机会看话剧。凡到成都来演出的话剧，我都赶去看了。但成都毕竟是成都，看话剧的机会很少，我只能利用出差去北京看。去北京前我总是先打电话问朋友，那个期间是否有话剧上演，若有，出差的积极性顿时高涨。这样努力多年，我大概在北京看了10多场话剧。
有一次打算看空政话剧团的《这里黎明静悄悄》，拿到票后竟然病了，一个人在宾馆里上吐下泻，很狼狈。早上醒来嘴巴苦得像中药罐子，身上一丝力气也没有，我只好打电话给同学，叫她买了药过来看我。到下午我感觉好一点儿，就跟同学说，我还是想去看。同学拗不过我，说咱们到那儿看情况，如果不行就退票，如果能坚持就看。等我们打车到了王府井，我根本就不想退票，跑进商场买了件大衣穿上，冲进了剧场。因为我是胃肠性感冒，还在发烧，就这么带病坚持把话剧看完了。我还记得男主角是魏积安，女主角是肖雄。
举这个事例，是只想进一步证明我对话剧的热爱。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又不是什么助人为乐的好事，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我曾经说，我的创作理想之一，就是写个话剧，但这个理想至今没有实现，甚至都没列入规划，因为我没信心。我知道话剧很难写，不是我等平常人能拿下的，它需要天分。我就退而求其次，指望我的作品经过改编能搬上话剧舞台。好歹，我的这一打折理想已经实现了。
由我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改编的话剧，已经在北京的话剧舞台上活跃多年，获得多项大奖，似乎所有的话剧奖、戏剧奖都拿到了，影响甚大。当初改编方与我商谈时，我为了表达对话剧的热爱，或者说支持话剧事业，当即表示无偿转让，一分版权费也不要。最近，又有人表示想将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话剧，我仍表示愿意免费转让，只要他们首演的时候请我去看就行了。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各地都举办了很多纪念活动，话剧舞台一时显得非常活跃。我年初回杭州，杭州也在举办“向话剧致敬”的活动，我姐姐知道我喜欢看话剧，弄了3场的票。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我只看到其中一场，是引进的外国剧《上帝负责》，由青年学生排演，还是很愉快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乡看话剧。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仍对话剧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都说不出有哪些话剧大师，有多少话剧经典剧目。可这并不妨碍我的热爱——感性的、女性的热爱。
最后，我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我将我从大学时代至今这20多年来所看的话剧一一列出。它们是：
《绝对信号》，《血总是热的》，《于无声处》，《这里不远是圆明园》，《茶馆》，《雷雨》，《日出》，《贵妇还乡》，《推销员之死》，《萨拉莫的女巫》，《这里黎明静悄悄》，《切·格瓦那》，《风月无边》，《赵氏孤儿》《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我在天堂等你》，《暗恋桃花源》，《有多少爱可以乱来》，《上帝负责》等。
肯定还不止这些，一时想不起了。大略算了一下，包括重复观看的，加上遗忘的，平均一年有一部吧。
谨以此，向从事话剧事业的人们，致以我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有了你们，才有我这一生的热爱，和热爱的幸福。
2007年3月
新年音乐会
最早听到“新年音乐会”这个词，是和维也纳连在一起的，那个著名的音乐之都每年元旦前夕都要举行一场新年音乐会。N多年前的元旦前夕，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很激动地说，你快看某某台，正在直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便打开来看，看了一会儿就失去了耐心。像我这样从小没被音乐熏过、听着样板戏和语录歌长大的人，对这种纯粹的音乐实在是不会欣赏。不像打电话来的那个朋友，虽然长得像个大老粗（具体说像车间主任），可人家懂音乐，还会拉小提琴呢，即使是通过电视听音乐会也很激动。
后来嘛，咱们祖国自己每年也有新年音乐会了。不止是首都，大点儿的城市都有了。我所居住的城市，从1996年开始年年举办，到今年我收到请柬一看，已经是第八届了。起初我不是很有热情，写小说写出了毛病，看什么表演都喜欢有情节有人物的，比如话剧，比如歌剧，比如戏曲，最起码也得是唱歌儿，至少那上面有字儿啊。这样纯粹的音乐演出，我怕我坐在那儿傻傻的，可惜了请柬。再说这种照猫画虎的演出，我估计也没什么大意思。我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要把请柬转送给“车间主任”呢？
可后来我仔细看了请柬，决定亲自参加。因为请柬上特别写明了两点注意事项：一是要提前15分钟入场，现场直播；二是男士须着深色西装。尤其是这后一点，让我觉得这事有点儿像真的了。一想到那平日里稀里马哈的男士们，穿着深色西装笔挺地出现在音乐会上，我还真有几分兴奋，没准儿也是“帅”色可餐呢。用我一个女友的话说，就是没什么想法，也可以养养眼哪。
我收拾打扮一番（为了对得起深色西装），出门，提前到了会场。到了，就开始有些不美气的感觉。首先会场不设在音乐厅（俺市里有个仿金色大厅建造的音乐厅），而是设在一家饭店的花园里，凳子是临时摆放的；二是女士们如火柴盒大小的包都必须寄存，但那些累赘的大衣、羽绒服却只能由自己抱着，或挂在椅背上，很碍瞻观。
进门后，我被服务生告知只能坐在第七排以后的位置。我一想，看来是有领导要光临。我就本分地在十几排的位置上就坐了。反正音乐会重要的是听，坐哪儿都一样。坐下后，我开始心怀叵测地四处打量“穿深色西装”的男士。但头都转累了，才发现了一两个，是那种很年轻的、生于70年代后的小绅士。但凡上了点儿岁数的，依然很大气，该穿什么穿什么，羽绒服、皮夹克、棉袄，不一而足，进来热了一脱，里面大多为套头毛衣或保暖内衣，跟在自己家没什么两样，而那些穿了西装的也都是经过改良的，要么在衬衣里面佐以高领棉毛衫，要么在衬衣外面佐以毛衣，且重叠两件，颇有中国特色。更有特色的是进了大厅也坚决不摘帽，毛线帽、牛仔帽，都戴着，展示出真我色彩。
我暗自庆幸，幸好没穿长裙，否则岂不是太做秀了；接着想，若是把请柬给了“车间主任”，他会穿深色西装来吗？根据我的了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期望中的养眼显然是不行了，我只好期待着养耳。
现场突然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男人的声音：各位先生、各位女士，音乐会将准时开演，请赶快坐好。我是现场导演，请大家听我的指挥，往前靠靠。
我还没看见他老人家在哪儿呢，却见观众席哗啦一下乱了阵。原来给领导留得位置留得太多了，导演指挥大家赶紧填上。人们兴奋地往前涌，椅子都碰倒了两把。你想，那领导的位置谁不想坐啊。我倒是纹丝未动，动了也是白动。
8点一到，音乐会果然准时开始。一对靓女俊男走出来报幕，先请市长致辞，然后隆重介绍指挥家。指挥家就站上台去，他的小棍子轻轻一点，手机铃声就响起来了——音乐会上出现手机铃声我已司空见惯，奇怪的是它竟响得这么准点儿，刚好做了音乐会的序曲——之后，那伟大的音乐会才正式开始。
听了两曲后，我只能说还不错。曲目都很有名，演奏的人也都是专业水准。能差吗？但我的确很难做到一直用心去听，往往是听着听着思想就开小差了；而胡思乱想之时又往往被某一段旋律所打动，再进去听。我就这样在音乐里进进出出，倒也自在。反正我的神情是极为专注的，很能体现对音乐的尊重。现在有假球假唱，就不兴俺假听一回？
中间仍时不时地响起手机铃声，作为各名曲之间的衔接。
最后，节目主持人向大家隆重推出著名小提琴手薛伟。我在节目单上看到介绍，说他在国际上得过这个奖那个奖的，还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但咱们隔行如隔山，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厉害。没想到他一拉，哦，不，说“拉”太老土了，应该说演奏。他一演奏，那真是不一样啊，像我这样的外行，都完全被迷进去了，真是太棒了（一说到音乐俺就词穷）。特别是后来，他在大家的热烈掌声的一再请求之下，加演了一曲“梁祝”，终于让我彻底陶醉了，那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啊。我的心灵得到了充分的抚慰，算是真听了一回。
有了薛伟的小提琴，音乐会的句号拉成了惊叹号。
我心满意足地回家，并猜想那些穿羽绒服、皮夹克和棉袄的男士们，也和我一样得到了美妙的精神享受，管他是穿的什么衣服呢。
不过，明年的音乐会，我还是期待着能和着深色西装的男士们一起去听。
2004年元旦
咖啡屋
咖啡屋几乎是和浪漫温馨这样的语境密不可分的，它和许多外来词一样，特别受都市女性的青睐。想着这辈子不能走出国门去享受异国情调，至少也在本地的咖啡屋里和世界接轨一回吧，在那里假装淑女一盘，假装孤独一盘。就算是没什么浪漫遭遇，滋润不了情感，至少也养养眼，咖啡屋的景致再次，也比麻将声不绝于耳的茶馆要好得多。
那么，一个人去咖啡屋，而且是在黄昏，做秀的客观条件就更加好了。我估计许多女性都对此心存幻想。前不久，终于让我遇到一回。我说遇到，是因为我不会主动创造这样的事情，在时尚方面我比较被动。盖因为儿子的家长会定在晚上6点半，而我那天下午在外办完事已是4点半了，如果回家吃了饭再出来，多半会迟到，须知6点正是下班高峰期。而世上所有的会议中我最不敢迟到的就是家长会。
啰唆了些，我是想证明自己的确是不得已，才在一个冬天的黄昏独自去坐咖啡屋。
当然我是有备而去的，我带了书。一个人坐在咖啡屋作沉思状，我还是缺乏勇气的。下午办完事后，我步行到了离儿子学校很近的一条街上。我知道那条街上有好几家咖啡屋，因为它与一所大学相临。我沿街走，走过一家，又走过一家，终于在一家名字很中我意的咖啡屋停住脚，推门而入。
屋里灯光有些暗，这似乎符合咖啡屋的情调，但我要阅读，要明亮的灯光。我问服务生，能为我找个亮些的地方吗？服务生说，没有，灯都很暗，只有靠窗的座位是亮的。我走过去看，可惜，靠窗的两处座位都有了人。说老实话，我真想坐在那儿，那天的天气难得的好，快5点了，还有阳光洒进来。可那里的确已有人了，是两位先生，一个在看书，另一个也在看书。我想，我是不大合适与他们同坐一桌的。
我只好委屈自己，坐在里面的桌前，侧过身，勉强借助窗外的阳光阅读。
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咖啡屋的样子。它临街，不知原来做何用处，地势外高内低，进门后需下台阶。整个面积并不大，正中是吧台。里面有服务生，有小装饰，有绿色植物，还有各种名酒（也许只是空瓶）。靠墙的地方摆有杂志架，上面有不少时尚杂志。屋里人不多，但很暖和。总之它和我想象的咖啡屋差不多。
服务生拿来酒单让我点咖啡。我不懂咖啡，就像不懂烟和酒。在我看来，所有的烟都一样的呛，所有的酒都一样的辣，所有的咖啡都一样的苦。看看那些咖啡，个个都有个好听的名字，我就凭感觉，点了蓝山咖啡。
咖啡上来了，小小的一杯，48元钱。我并不认为贵，你是来喝情调的呀。当然我把该加的全加进去了，糖，伴侣，以减轻它的苦。然后小小地尝了一口，感觉和我们家的速溶咖啡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要说解渴，远不如在此之前免费送来的白开水解渴。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味道好极了”，因为有情调啊。我拿出书，开始看。
看了一小会儿，我听见身后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传来，很难找到它准确的象声词，像是“咔咔咔”，又像是“噗噗噗”。我很好奇，是什么声音？难不成还有老鼠家族的淑女和我一样前来做秀吗？要知道进入了e时代，谁都忍不住想“秀”一把。
忍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忍不住了，转过身去看，原来是那个靠窗看书的先生在嗑瓜子。“咔咔咔”是他嗑瓜子前期的声音，“噗噗噗”显然是后期的声音，因为他每嗑一粒，就要用舌头和嘴唇将瓜子壳吐出去，吐到桌面上。不知我表达清楚没有？我看到他的桌面已经开了花，而他却专心地看书，丝毫没察觉。
该先生大概30左右，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里，照说比我们这些老土懂得时尚，可为什么会如此呢？后来我发现，瓜子是咖啡屋免费提供的，我桌上也有一小碟。我想，咖啡屋应该提供土豆片之类的小食品才对，这样就可以预防人们不文雅的习性了。
不过他专心读书的态度还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转过头来，决心不被任何他的“咔咔咔”和“噗噗噗”所影响，继续读书。反正瓜子只有一小碟，他总会嗑完的。
但5分钟后，我又被另一种声音惊了一下，是电话铃声。另一位占据窗口的先生手机响了，他高兴地接起了电话，好像就是在等这个电话。他的声音里透着兴奋，哇啦哇啦的，讲了很长时间，中间还夹杂着“呀呀”或者“OK”这样的词语，显得很洋盘。该先生也是位年青人，比刚才那位还要年轻，恐怕只有20多岁，整个儿就是生于80年代，肯定英文很好啦。讲完之后他收拾起书本就走了，好像一直在等这个电话叫他。
这时我听见我身后那位先生大声说，服务生，再来一盘瓜子。
我很遗憾。可我还得呆下去，虽然夕阳已经落尽，天色暗下来，可我开会的时间还没到。我要了一份快餐，以填饱肚子，之后又望着街上的行人发了会儿呆，就离开了咖啡屋。
出门时我想，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至少在这个冬天的下午我坐在一个很暖和的地方看了会儿书；至于对咖啡屋的感觉嘛，谁让你事先有了想像呢。
2003年1月
我被LV撞了一下腰
有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说LV将在成都开第二家专卖店，希望我届时能参加他们的发布会。这个朋友是成都一家时尚杂志的主编，真正的美女。想到她平时很少找我，且她老公还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就答应了。我答应还有个原因，想看看这样顶级品牌的发布会是啥模样，长长见识。
及至3天前，朋友又发短信给我，说你一定要来啊，嘉宾名单都是LV总部定的，请柬都是从上海寄过来的，千万别“水”我啊。我一看那请柬，果然很正规，签名的都是LV的主席、亚太总裁和中国行政总裁之类的，而且还写着“此请柬不可转让”。私下想，这么严格的请嘉宾，多半是有什么礼物吧？即便没礼物，也会给咱打折买个LV吧？
我这人很不时尚，关于LV，是去年才知道的，而且是通过曼玲知道的。它的全名是LOUIS VUITTON，中文名“路易威登”。我不知道它的质地、做工、产地及创始时间，我不知道它的一切，但唯一知道它的价格，超级贵，贵得不近情理。因此，它成了全世界富婆们的最爱，或者说是富婆的标志。一个新款的LV，需人民币1万到2万，甚至更高，旧款也得六七千。就是说，在我长了工资以后，1个月不吃不喝，还买不起一个旧款的LV。世界就是这样生成的，莫名其妙。
不管如何，我答应了朋友，还是决定去。我知道那样的场合，肯定是名牌大聚会。可是打开我的衣柜，最好的牌子是宝姿，据说宝姿在那些品牌中属三流。既然如此，还不如不穿品牌，不让自己去流。于是我穿着无名毛衣，无名裙子和无名风衣，去了。
想想这些年，我也出入过一些场合，就是和外国友人在一起的酒会也参加过几次。可是那天晚上那个阵势，却是我没见过的：仅仅是外围，十几米远的地方，就散发出一种令人压抑的富贵气，高档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入，下来一个又一个人模狗样、穿着体面的男男女女，男的大多三四十岁，女的大约二三十岁。那些个年轻女子，个个都香喷喷的，亮闪闪的，虽然不能用珠光宝气来形容，也是美艳奢华，穿着极为讲究。
路上有不少人在围观，看稀奇。我就站在围观的人群里，犹豫着，要不要走进去。那一刻我有些后悔答应朋友的邀请，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同时也暗暗庆幸把车停到了另一处，不然开到这里来，由那些西装革履的家伙给我开车门，我会更找不到北的。
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自在，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吗？是因为没见过这么多美人吗？是因为被钱给包围了吗？好像都不是，又好像都是。忽然想起一件往事，90年代初，我跟海波、乔良、项小米4人去北京昆仑饭店吃自助餐，在香喷喷的卫生间里，一个女人给我递毛巾，在我擦手的时候，她用衣刷给我刷衣服，我差点儿喊，你干吗啊？后来在饭桌上谈起，海波也说，我真想把刷子拿过来给他（男侍者）刷刷。
我们这些老土啊。
这时女友看见了我，走过来与我很西式地拥抱了一下。女友曾经也是作家，写过不少小说，会明白我的，我就在她耳边低声道，我怎么那么不自在呢？女友笑说，我们经常举办这样的发布会，我一直没敢打搅你，因为是LV，我才叫你来的。我当时很想说，以后别管是LV还是VL，都别打搅我了。
她拉我去签到，还给我介绍另一个站在她身边的大美人，是什么香港来的代理。我看见我的名字很正规地打印在表格里，还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签了到，什么礼品也没有。我假作调侃地问女友，是不是可以买个打折的LV啊？女友不好意思道，LV从来不打折。这下我更觉得没劲了，甚至有被调戏的感觉。难道本人被他们那么严格地审查了一番，请过来，就是给他们捧场的吗？资产阶级真是可恶。
女友忙于接应各方人士，我只好自己进入会场安身立命。四下一看，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完全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而且是个令我压抑的环境。为了自在一点，我拿出相机拍照，特意拍了些放在橱窗里的LV提包。那些香艳的东西全都张着血盆大口在等待献身的人。发布会尚未开始，我打量四周的男女，尤其是女性，一个个浑身名牌，从头到脚用“钱”裹着。即使我这样不懂时尚的人也能看出，她们身上的任何一样服饰的价格，比如鞋，比如包，比如表，都会超过我身上所有衣服的价格，晃眼儿一看，就是一摞摞的“钱”在那里移动。
十几分钟后，我还是不自在，细想一下，是因为找不到同类。我确实是走错了地方。我估计，我就是跟她们一样浑身名牌，也呆不住的。仿佛一滴水，不小心掉进油里，在上面滚来滚去的，既溶不进去，亦无法站稳。虽然我在心里不断地安抚自己，我并不是买不起那些衣服，我只是不想买；或者，她们身上那些昂贵的衣服，还不知是哪儿来的呢，多半是不劳而获；再或者，穿成那样有什么用？肯定腹中空空。
真可笑啊，我竟然会变成“酱紫”，竟然以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竟然被金钱撞了一下就一个趔趄，还是修炼不到家啊，还是缺乏定力啊。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一定要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真是说得一点儿没错。我抵制了几十年，还是会在这个晚上被资产阶级撞得摇晃。世界观的改造，真是一刻也不能放松。
我转身上了电梯，去商场其他地方转悠。等我转下来时，发布会已经结束，酒会开始了。一些腰背笔挺的侍者端着盘子在人群中走动。我怀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想，既没有礼品，也不给优惠，晚餐总会解决吧。可是走近一看，那些盘子里要么是一杯杯的白水，要么是一个个小西红柿（中间切了一刀，夹着一片1毛硬币大小的火腿肠）；最接近能充饥的食物，是类似寿司样的小点心。虽然我胃口很小，那也是吃不饱的啊。我再次想，资产阶级真可恶，同时下定决心，这辈子坚决不用LV。
因为生气，也因为长达1小时的不自在，我在最后一刻产生了购物冲动，跑到旁边一家意大利女包专卖店买了个昂贵的女包，然后转身离开。须知家里还有一大摞刊物的清样等着我看呢，我不能再在这里耗费宝贵的光阴了。
走出灯光明亮张着血盆大口的西武百货，我松了口气，立即钻进旁边的夫妻肺片小店，用5元钱解决了自己的晚餐，然后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检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驱车回家。
当晚我看清样一直看到夜里12点，一篇又一篇远离金钱远离物欲的文学作品，让我的心渐渐安宁下来，充实起来，快乐起来。我再次明白：我的天地、我的梦想、我的阳光、我的笑声、我的自在，在这里，在文学里。
2006年11月
认错人
我总是记不住人。
我这么说的时候，往往会有人附和：我也是。如果不附和，就会嘲讽我两句：你嘛，贵人多忘事嘛。我最怕人家说这个，连忙撇清：不是的，我上初中就这样。去过同学家后，同学的母亲在路上碰到我朝我笑，我一脸茫然。同学的母亲就回家说，你那个同学还挺骄傲的嘛。那时我才13岁啊，既无名也非贵。
可是，总犯这样的错误，就难怪人家说你了。
某天在某个场合，有个小伙子叫我。我看他很年轻，完全不可能是我的朋友、同学或战友，就谦卑地问，我们见过吗？小伙子说，上次不是去你家采访来着吗？我假装恍然大悟，哦哦，对，我想起来了，你那天穿的不是这件衣服吧？小伙子倒不生气，笑嘻嘻地说，你家那排书架很好，好实用哦。看看，这是什么事儿，人家连我家的家具都认识了，我还没记住人家的脸。
一次又一次，人家跟我握手，说些热情洋溢的话，我就说，很高兴认识你。人家说，我们见过的啊，你忘了？某次在某地，还有某人，为了某事，后来如何，样样元素俱全。我就尴尬地说，哦，是吗？真不好意思，我这个人老是记不住人。
我讲给女友听，女友说，嗨，我也一样，那天早晨起来跑步，看见一个朋友也在跑，我上前就拍了他一巴掌，说，你小子也知道锻炼了？那人一回头，我发现不是我朋友，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认错人了。第二天早上我又遇见那个人，就想赶紧从他身边跑过去免得尴尬。不料那人一把拽住我说，干吗假装不认识我？原来这回这个真的是我朋友。
我笑坏了。但毕竟她认错的只是长得很像的人，我却是记不住人，熟人陌生化，性质比她严重多了。
某次开会，有个人热情洋溢地叫着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我朝他傻笑。他看出了破绽，有些恼火地说，你怎么总记不住我？这是第三次了！他一说出他的名字，实在是不该忘的。我很歉疚，只好更多地傻笑。接下来吃饭，我看见一个熟脸，还光头，我就问同桌，那个光头是个著名演员吧？他说不知道。我说肯定是演员，不然我怎么看着那么面熟呢。后来在电梯里碰到了，光头朝我笑，打招呼说，你也来开会了？我吃了一惊，心想，竟然还有演艺圈儿的人认识我？旁边的人大概识破了我的假笑，介绍说，这是某某。我一听，原来是我早两年认识的一位剧作家，一起吃过饭的。
羞愧难言。
为了从这样的尴尬中逃离，我常常给自己找些借口。如果是女的，我就说，哎呀，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我都没认出来！但这样的话必须面对靠谱的人，太不靠谱的我还是说不出口。第二种，如果是队伍上的，我就说，你上次穿军装的吧，今天穿便衣我没认出来（或者反之）。
但多数时候，什么借口也找不着。
还是在会议上，见到一位先生，这回是真的不认识。他自我介绍他是一家刊物主编，向我约稿。我刚应了他两句，就被朋友叫走了。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听报告，我看见他过来了，心想，昨天不够礼貌，今天主动点儿吧，就朝他笑，他也笑。我就说，你有电子信箱吗？我把稿子发给你吧。他的表情似乎有些疑惑，但还是很礼貌地说，好的，我有电子信箱，然后就掏名片给我。我一看，天哪，人家根本不是那个主编，是个研究员。
我顿时面红耳赤，连说抱歉。
我不想这样，就努力克服，一克服更出问题。
有天看演出，看见一个熟悉的女人，是属于我曾经忘记过的。我想这回一定要弥补，就主动朝她点头。她莫名其妙地转头朝后看，我就加大力度点头，可她还是没有认出我的意思。我想，难道两年不见，我老得那么厉害吗？就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做热情状说，嘿，你好！你也来了？她看着我，很茫然。我说你不是孙云霞吗？她笑笑说，我不是孙云霞。我想完了，名字也记错了，连忙说，哦，对了，你是孙明霞？她说我不姓孙。
真不是一般的尴尬，大窘。
也有爱犯同样毛病的朋友，教我解脱的方法，比如，你就问他是不是还在老单位？这样可以套出他的来路。
前不久，我在办公室走廊上遇见一个人，他笑容满面地上前和我打招呼，我的手被他紧紧握住，可又想不起手的主人了。我就按朋友说的问他，你现在还在那儿吗？他说是啊，我还在那儿。
“那儿”是哪儿啊？人家根本不上套。于是我灵机一动，把他往办公室带。我想既然他来办公室找我，多半是工作上认识的。我们办公室还有两个女同事呢，其中一个记人本领十分高强，凡见过一面的保证过目不忘。我把来人带进办公室后热情洋溢地说，你们看谁来了？
两个女同事很茫然地看着我。我说，嗨，你们怎么不认识了？这不是那个……谁吗？她们还是一脸茫然。来人终于笑道，我不认识她俩，我只认识你。
哎呀呀，又一次羞愧难当。
这样的错误我已经犯得太多了，虽说还没到罄竹难书的地步，但已经在不小的范围里落下了清高的恶名。于是我一次次自省，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人家不这样？
是记忆力不好吗？显然不是，我的记忆力相当不错，曾经做过测试的，起码是A类吧。当电话兵时，半个月内我就熟记了所有电话号码和部队代号，代表本部去参加了业务大赛。（就是眼下，我在网上作记忆检测题，每每显示的年龄都在35岁以下。）
那是视力不好？也不是，我在大院里走，可以看清20米远的来人肩膀上扛的是什么级别的牌子，若级别高了，立马闪开，绕道而行。
后来终于破解了（还是在菜园里找到的答案）：我这叫“面盲症”！资料显示，面盲症严重的，连自己的老婆或丈夫都不认得。我这算轻的。
搞了半天是病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病着啊。我一下子感觉理直气壮了很多，什么贵人多忘事，什么记性差，毫无科学道理。
照理说有这种毛病的人，是不宜参加社交活动的。但人在江湖，身不由“病”。我还是时常“抱病”参加各种活动。
今年春节，我们机关一个小姑娘结婚。她是在我们大院儿长大的孩子，算邻居了。我就和编辑部诸同事一起去了。刚坐下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朝我走来，很面熟。哦，是新娘的娘，我们曾经住一个楼呢。我连忙起身迎上，一边和她握手，一边热情地说，祝贺，祝贺！她愣了一下，但还是笑容满面地说，谢谢，谢谢。我心想，是不是婚礼上不兴说祝贺啊？于是改口说，恭喜，恭喜！可她表情更不对了。我这人从小嘴不甜，不擅长说过年话，憋了半天又说，累坏了吧，这两天很辛苦吧？她终于说，我们儿子那天一回来就告诉我了，他说裘阿姨对他很好。
嗯，儿子？不是新娘的娘嘛。我还来不及搞清状况，她就被旁边的人拉走了。我顿时忐忑不安，目光尾随着她，一直看她回到座位上。当我一眼看到坐在她身旁的男人时，恍如大悟：她是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前不久我刚采访过他们参加救灾回来的儿子！
我啊了一声，捂住脸。同事们连忙问怎么了？
我羞愧地说，我的面盲症又犯了。
他们听我讲了原委，哈哈大笑，乐得就好像他们结婚一样。
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向那位“新娘的娘”说声抱歉，心里很是不安。就在这里向所有我没记住的朋友说声抱歉吧。
写于2005年，修改于2009年
热爱游泳
我常跟人说，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我唯一喜欢并且能够参与的，就是游泳。我对游泳的热爱很专一，特别是这些年，已经有了些依恋的意思。只要游泳池一开放，我心里就痒痒的，一日不游如隔三秋。
但一说到水性我就很惭愧。我的所谓水性，不是在大河大江里练出来的，也不是经过什么游泳班教出来的，而是自己瞎扑腾出来的。这事我父亲有一定责任，他的水性极好。他曾说，他这辈子在运动方面没什么特长，就会一个骑自行车，一个下象棋，一个游泳，因此要把这3项运动技能都传给我和我姐。可当我真的开始学游泳时，“文革”开始了，他被政治运动弄得晕头转向，顾不上体育运动了。我只好和一帮“停课闹革命”的小伙伴天天去父亲单位的游泳池混。最初就是泡水，两手紧紧扒在池边儿上，偶尔蹬蹬腿，憋憋气。但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能松开手划拉两下了。虽然划拉10下才往前移动1米，但毕竟不往下沉了。我认定自己是会游泳了。
从此，我兴趣大增，天天都要去游。记得有一次在去游泳的路上，我们几个家伙为了省几步脚力，就去蹭路上的马车坐。那时我们住在郊区，大路上常有马车往来。我们往车后一坐，车老板察觉了，就扬起鞭子抽马，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鞭梢正好抽在我的胳膊上，一条血顿时渗了出来。我当时一点儿没觉得疼，唯一感到焦虑的是：我今天还能下水吗？
那份儿对游泳的热爱，令人感动吧？
会游以后，我的胆子就大起来，常常背着父母跑到深水区去玩儿，还潜到水底去，顺便把池底一些小石子和发卡什么的捞上来，当义务的清洁工。再后来，我竟然也敢和小朋友一起爬到10米高台上去跳水了。当然跳得是最简单的“冰棍”，即整个人像根冰棍儿似的笔直地插入水中。可现在想来还是真够勇敢的。
那个游泳池一直伴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后来离开了大院，也就离开了游泳池，童年一去不复返。中学时代虽然是在嘉陵江边度过的，却从来没想过可以到江里去游泳。因为，每年夏天我们学校都要发生几起学生到江里游泳，被淹死的惨事，所以老师和家长都严厉地管制着这一点。我恰好又属于很服管的学生。
进了大学，终于又见到了游泳池。班上会游泳的女生极少，幸好我的一个好友会游，我们就每天相伴而去。我虽然游得不好，可太喜欢沉浸在一池清水里的那种感觉了，身心愉快！
有一次下雨，女友不愿去，我就自己去了。池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雨点儿在水面上溅起一粒粒小水珠。我慢慢滑动着，感觉自己拥有无边无际的幸福——幸福有时候来得很容易。
立秋后，游泳池居然没有关门的意思。我和女友就商量参加冬泳。那时，我以为冬泳主要是锻炼人的意志而不是体质。为了表示自己意志坚强，我们从10月份一直游到12月份。12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每天早上该起床时，我都躺在被窝里思想斗争：去，还是不去？坦率地说，如果这件事只是我一个人在做，可能早就结束了。因为是两个人，谁也不愿意率先退出，只好强撑着。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时，“机会”终于来了，我病倒住进了医院——胃出血。我们一起退下阵来。
有意思的是，在我坚持冬泳的时候，曾去给低年级学生讲过团课，当时就炫耀了一下自己冬泳的事。有个男生受到感染，就开始冬泳，并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去年他忽然来看我，并告诉我说，他现在身体很好，就是因为那时向我学习，开始冬泳的结果。我听了，真不知是该自豪，还是该尴尬。
冬泳虽然没再坚持（医生说我的体质根本不行），但“夏泳”我是坚持了的。每年夏天游泳池一开放，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办证。因为游得不好，我总是带上儿子一起去，这样在小池里划拉两下就站起来，也有个掩护。儿子很小就跟我下水了，却一直没学会游泳。我想这一定是我这个“上梁”不正的原因。
后来游泳池举办游泳培训班，我立即给儿子报了名。
没想到我从中获得的益处比他还大。
起初儿子参加训练时我在一边看，只是为了监督儿子，后来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动作和教练讲得差距很大。于是再下水时，我就默默地按教练讲的动作要领去游，去体会。没想到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按正规的动作要领去游，我的游泳水平有了意想不到的进步，不但游得快了，也没那么累了，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游不快是体力不行，却没想过是技术问题。这一来我的自信心大增，对游泳的热爱也大增。每当我和儿子一起奋力向前游时，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快乐，觉得自己充满活力，依然年轻。
其实在游泳池里，像我这样陪孩子去游泳的母亲很多，但我发现，除了极个别的母亲能和孩子一起下水外，绝大多数母亲都只是在岸上看。她们守着孩子的衣服，不时地训斥着孩子。本来她们的身体看上去依然是苗条的、有活力的，可她们却把它固定在了岸边，这真令我感到遗憾。我真想对她们说，你们应该下水，能学会的，一切都来得及学会的。我认识一个阿姨，她退休后才开始学游泳，几年时间里就掌握了好几种姿势，并且在老年游泳比赛中多次获得良好的名次，今年竟得了第一名。关键是要下水，别那么早就把自己固定在岸上。如果你们渴望年轻，渴望青春常驻，那么就与孩子一起去学习，去游泳。与子同游时，你们会体验到成长的快乐，而不是衰老。
听说最近有人提出，人类不是从猿演变来的，而是从鱼演变来的，我很愿意支持这个说法。从水里演变出来的多干净呀，而且能像鱼一样在水里游动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虽然眼下我和鱼的差距还很大，但我愿意以鱼为榜样，努力去游。
表白了半天自己如何热爱游泳，现在该说说成绩了：第一，我是我们创作室女子第一名（当然，我得说明创作室只有我一个女的）；第二，经过测试，我游100米的速度，仅比奥运会记录差2分半钟。奥运会冠军是1分多钟，我是3分多钟。瞧瞧，还可以吧，也许努一把力，就能赶上呢。
1996年夏
会议合影
曾经看到一个问卷，其中一条，你生活中最小的痛苦是什么？我原来的答案是，开车时丈夫坐在旁边。现在我改了，改成会议合影。
迄今为止，本人已拍过无数的会议合影，且拍照的频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原来几年拍一次，现在一年拍几次。可能会有人说，你不要那么矫情，合影拍得多，说明你经常外出开会，人家想照还照不了呢。我也知道写这样的东西会被人骂，但最近又一次参加会议合影，实在痛苦，请允许我倾诉一下吧。
凡拍过会议合影的人一定都有体验，其痛苦在于：首先，我等作为背景的非重要人物必须早早站好，不是随便站哦，是按事先排好的名单，站到专门用于拍照的架子上。一般来说，我是站在倒数第一或第二排的位置上，高高在上，仅有立足之地。站稳后，努力从前排的肩膀上露个小脑袋（有时是半个）。其次，站好了就开始等待，等待大人物的光临。最短的也得等10分钟，长的要等半小时，最长的一次我等了1小时（在所有修辞手段里我最不擅长的是夸张，所以这1小时肯定是扎扎实实的）。关键是，在这1小时里，我们仅有立锥之地，脚酸了，只好用金鸡独立的方式倒腾一下，让两只脚获得短暂休息。像我等女流之辈，还喜欢穿高跟鞋，高跟鞋站在架子上，那不是一般的累。第三，因为是开会，多数人你还不认识，你的等待是夹在前后左右的陌生人中间。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前面的那个脑袋已经很久没洗了，你还得细细感受一个懒人或者工作狂的浓郁的“生活气息”；运气好的时候，你前面那个脑袋属于讲究生活品位的一类，喜欢用香水，因为出来开会，还额外多喷了不少，你只好免费享用哪个杀人的家伙发明出来的“化学气息”。当然，你也得清醒的意识到，你的脑袋也在别人的鼻子下面，你头上冒出的白发或者难以掩盖的秃顶，都长时间的在别人的眼皮下免费展出，供其研究或者窃笑。
我等就在以上3层痛苦中等待着大人物的到来。
大人物终于来了，你要笑容满面热情鼓掌——不过那个时候鼓掌，还真的是充满了喜悦，没准儿心里还在轻轻地深情地欢呼道：啊，你终于来了，你总算来了！
我发誓，我不是抱怨大人物，大人物确实忙，分分秒秒都有重要的事情处理，如果跟我等一起到，耗费二三十分钟来站位置，实在是对国家和人民极大的浪费。不像我等，反正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站在架子上也是工作组成部分。
可是今天，我站得实在是太累了、太痛苦了，天气炎热，运气不好，我站在倒数第二排，前后左右，既有浓郁的香水味儿，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混合在一起，实在不佳。加上我穿了一双高跟鞋，久站之后，脚酸痛不堪，但无处可逃。
问题是（现在进入深层次探讨）：这样忍受痛苦拍出来的合影，多数人（含我）拿回去不会再看第二眼的，扔在柜子里，浪费时间就算了，还浪费钱。一张照片10元至50元不等，每照一次，加上洗照片，都得花费上千元乃至数千元人民币，成为无法降低的高额会议经费的重要原因，而且还对与影者造成潜在心理伤害（这个不好论证，姑且提出来再说。）。
一般来说重要的会议合影都拍3张，从中选出一张理想的加印给大家，不是你理想哦，是大人物的形象是否理想。所以你多半是难看的，且模糊不清的。大大的一张，里面有个米粒儿似的你。当然，大家都是米粒，大人物也是米粒儿。运气好了，你全头参展；运气不好，你半个脸出席，一般人发现不了你在哪儿。（有一回有人告诉我，发会议合影时要配发放大镜。我信以为真，满心喜悦的想，我们国家以人为本的脚步迈得很快啊。后来才知，是和我一样不喜欢会议合影的人调侃。）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的会议合影，都超不出那个圈子。我不可能站在科学家中间，不可能站在律师、法官中间，不可能站在运动员中间……照来照去就是那个圈子，没啥新花样，看到的只是一张比一张老而已。
可是屁股决定脑袋，我觉得没意思的事情，人家组织召开会议的人肯定认为有意思，而且非常重要。第一，证明确实开过这个会；第二，证明上级领导的重视（亲自出席）；也许还有第三和第四。
我只有立足现实找出解除痛苦的方式。
今天我站在架子上苦思冥想，想出以下几点出路，并一一分析：
第一，熬到老资格。不行，我亲眼看见很多资格很老的家伙，今天也站在架子上受刑。
第二，争取当官儿坐在前排。也难，你在这个单位是官儿，你一出去开会就被削职为民，谁搭理你啊，非得当到那种走到哪儿都有VIP大道的才行。这个嘛，哈哈，耗尽毕生心血、穷尽一生智慧，也巴不上边儿啊。
第三，躲。我曾成功地躲掉一次。我对自己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在场没人会注意的。果然，我躲在会议室喝茶，他们在楼下站架子。等他们拍完上来，我已经喝得很舒服了，颇有成就感。可多数时候是不成功的，总有非常负责的工作人员会把你从房间里揪出来，或者打你的电话，在众人面前大呼小叫“就差你了”云云。以至于你不但得来，还得小跑着来。
第四，心理抚慰。拿到集体照回去后，连续若干天带在身边，见人就给人看，指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并一一指点会上的名人，以示自己和自己所参加的会议之重要，然后再配以镜框，找一面墙挂上，做心理弥补。可是，很难做到啊，须脸皮较结实者方可。
第五，采用高科技手段。由于拍会议合影的主要痛苦来源于等待，等大人物，我由此想到，各部门可将需要的大人物形象做成电脑软件，拍集体照时空好位置，我等拍好背景，再把大人物的头像一一安放在空好的位置上，既省时又省力，也免去了大人物的辛劳。如何？这一条我是很用心才想出来的，含有科技成分。但这个建议我个人无法实现，首先要被大会组织者采纳才行，其次还需懂电脑的人做出相应的软件。所以，一时半会儿也实现不了。
那么就剩最后一招了，改行当那个拍合影的人。
今天我站在架子上，看到最悠然自得的，就是那个等着给我们拍照的摄影师了。在大人物到来之前，他随便打量我们，调度我们：喂，你，站过来一点儿；喂，你，把脑袋露出来；矮的那个，你和你后面那个高的换一下；戴帽子的，你把帽子取了；那个女同志，看不到你了，你站直点儿……在人群中点杀这个，点杀那个，我等全部束手待擒，或者叫坐以待毙。然后，开始随便咔嚓。看得我羡慕不已，心中顿时升起了新的理想和信念，努力争取在后半辈子，做一个拍会议合影的摄影师。
2008年7月25日
暖茶一杯
我随了母亲，喜欢喝茶。母亲年轻的时候做夜班编辑，犯困得厉害，有同事拿烟给她抽，不想抽了两口竟然醉了，从此喝茶，一直喝到75岁，这两年返朴归真，喝白开水了。我如今喝茶正是厉害的时候，早上起来走进书房，在电脑边坐下，手边肯定有一杯茶，无论冬夏，都滚烫，冒着腾腾的热气。若是因为什么原因没喝着，那就完了，整个人都不对劲儿，懒懒的，恹恹的，自己都讨嫌自己。所以无论上哪里出差旅行，我总是带着茶，在飞机上，也总是要一杯茶。
我虽然很爱茶，对茶倒不太讲究，通常喝绿茶，偶尔会喝点儿铁观音。一个很普通的瓷杯，盖子早碎掉了，算算年头，已用了19年。是结婚那年别人送的，杯底有“中国景德镇”字样，肯定是真的，19年前还没有假冒的东西。我每天早上开始喝，喝到下午茶已经很淡很淡了，就往杯子里丢几朵白菊花，或者两片柠檬，再接着喝。晚饭后不再喝，但茶水不会到掉，留到第二天早上用来洗脸。这是我自己发明的美容法，我想我的脸上从来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说不定就是这个缘故。（谁看这篇文章秘方就传授给谁，不收费。）
这些年走了些地方，那些讲究形式的茶也喝了不少，或者说看了不少。白族的三道茶，闽南的功夫茶，西藏的酥油茶，当然还有四川的盖碗茶，等等。喝这样的茶，已不是为了饱口福，而是饱眼福：看白族姑娘的秀手怎样把那甜的和苦的掺和在一起，像人生一样端给你；看藏族姑娘红扑扑的笑脸和香喷喷的酥油茶交相辉映；或者看茶博士将那长长的壶嘴从身后探出头来，在你的茶碗里演绎高山流水。
这时候喝茶，是喝个过程。
要说喝茶最惬意的地方，肯定是我的故乡杭州。阳光晴好的日子，在西湖边找一个茶室坐下，随便点一杯茶。茶室不必精装修，茶也不一定高级，只要是新茶，只要窗外有阳光。你端着茶，让阳光透射进杯子，看茶叶缓缓舒展，重现青春般的碧绿，片片都在追忆似水年华。那份快乐，无以形容。当然，雨天也很好，只是雨天对喝茶的同伴，似乎有些苛求。坐在你对面的，最好是个知己，是个能和你一起默默回想往事的人。你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会对手中的热茶格外珍爱。而在阳光下，是任随什么人，都可以一起坐下来喝的，都会让你品出茶香的。
在那儿喝茶，主要是喝个风景。
我客居的城市成都，是个喝茶很普及的地方。老老少少，几乎都有这份爱好。朋友之间打电话，结束语往往是：哪天我们一起喝茶嘛。其意思，不是真的要喝茶，而是要聚一聚。成都人大多喝花茶。一花二花三花，以前我不懂，以为是一朵花两朵花三朵花的意思，后来才知道，是一级二级三级的意思。每年新茶上市的时候，茶铺门口会挂个牌子出来，新三花已到！或者，有少量碎三花供应，购者从速！我估计那碎三花一定很便宜，专供那些喝茶如牛饮的老茶客。他们一年到头喝下去的茶，恐怕不比吃下去的米少，买茶都是几斤几斤地买，所以得拣着便宜的来。
我最初也喝花茶，刚工作时，单位上发了一袋，后来受了母亲的影响。母亲说，喝茶图的是茶香，喝花茶就只闻到花香了。我一想很有道理。再加上绿茶对身体的种种好处，我就改喝绿茶了。每次回家探亲，总要带回好多家乡的绿茶来。这些年更过分，一到三四月，母亲就从杭州给我寄一大箱绿茶来，是那种又好又便宜的高山云雾茶，够我喝一年都不止。我就分给我的几个女友分享，几年下来，弄得她们也都爱上绿茶了。
就喝茶的形式来说，最多的，自然是书房里的个人化饮茶了，喝得已没有了感觉，如一日三餐。除此外，就是和三五个朋友一起，在茶室里喝茶了。那样的喝茶，主要是为了说话聊天。若是和男人一起，肯定不止喝茶，他们会要上一点儿啤酒，两份小菜，再点上烟，烟酒茶齐上阵，不在乎情调，只图热闹而已。这样的场合，我常作壁上观，不说什么，也不喝什么，看他们。他们干上几杯酒，又端起茶牛饮，也不知嘴里是酒的滋味还是茶的滋味。这两种滋味，应该说差异很大，但对男人来说，也许没什么分别。
我曾经在一个河边的茶室与两位好友喝茶，是晚上。街上已经很安静了，茶室也很安静，河水无声地流淌，除了低低絮语，再无其他，尤其没有我很厌烦的麻将声。而窗外的夜景，行人和车，也退得很远，退成我们交谈的背景。喝这样的茶，是喝一种氛围。我们三个，可以算挚友吧，并不能常见，所以偶尔聚会，便格外珍惜。他们坐一方，我坐他们对面。其中一位，从家里带来了卤菜。我当时就想，他显然想好了要喝酒的，而不是单纯的喝茶。果然，他们要茶的同时就要了酒，啤酒。我因为不喝酒，只好破了晚上不喝茶的习惯，要了一杯竹叶青。我们说话，交谈，聊天，倾诉。也许这几个词是一个意思，我挨着说上一遍，是想表示我们很愉快。谈到夜深时，他们一人要了一碗面。我想茶室肯定经常会遇到这种茶客的，所以早有准备。面碗很大，冒着腾腾的热气，看他们稀里呼噜吃得头上冒汗，我觉得很享受。走出茶室时，大街已经十分冷清，但我心里暖暖的，好像也喝了酒吃了面一般。
这样温暖的人生境遇，此后我再也没经历过。美好事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不可重复。不可重复，却可以长久地怀念。
和女友喝茶就比较多了，也比较随意了。有时逛商店逛累了，为了歇脚，也会走进茶室喝上一杯。如果是一本正经专去喝茶的，就不甘心只喝茶了，通常会点上一点儿零食，爆米花、瓜子、花生，或者葡萄干话梅之类，以供嚼舌。如果茶室装修得很漂亮，就拿出相机来咔嚓几张。女人爱照相真是爱得离谱，随时随地，都会摆出姿势来留下个影子。是不是太在惜岁月了，想以这种方式挽留？殊不知，这只能让岁月的流逝变得更加清晰而残酷，再无其他作用。
和女友喝茶，喝的是快乐，还有情调。
喝茶对我来说，有过太多太多的美好回忆。不过我最向往的一种喝茶境界，始终还没有经历过，一直存于想像中。也许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就继续存于想像吧。
但我曾经喝到过一杯最暖的茶。
可以说写这篇东西，就是因这杯暖茶而起。
去年春天，巴金文学院落成，我们前去参加仪式。那天看上去天气晴好，我就穿了件薄毛衣前往。想到是开会，总以为会有茶的，好好歹歹能喝上一杯，就没带茶杯和茶。到了那儿才发现，会场是露天的，由于人多，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享有热茶外，其他人都只能干坐。我坐在会场的椅子上，眼睛四处滴溜溜地转，想找一杯茶。可瞟了半天，才瞟到墙角有个与茶相关的东西——热水瓶。我总不能把热水瓶抱起来喝吧。我像一头饿狼——也许过分了——像一头饿羊一样，心里发慌。郊外的春风比城里冷多了，一阵阵掠过后，我开始吸溜清鼻涕，大脑发木，不知台上在说什么。那个时候，对热茶的向往已远远超过爱情。
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个女人很轻柔的声音：山山，你是不是想喝茶？我连忙点头，点完头才看清，跟我说话的是省作协的曹蓉——一个很温和很清秀的女人。我知道她曾经当过兵，还知道她也喜欢文学，喜欢读我的散文。我们有一面之交。她低身站在我旁边，打开她的包，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装在保鲜膜里的纸杯，杯里已经放好了茶叶，而且还不是陈茶。她说，我估计到这种情况了，所以准备了两个。
当时我的心情，真可以形容为狂喜。我都没顾上问她怎么看出我想喝茶的，拿上纸杯，直奔刚才已经瞟见的那个热水瓶，迅速将茶泡上。三分钟以后，我就喝上热茶了。那种熨帖，从口里直抵心间。
我连喝三杯，人暖和过来了，思维也恢复了，于是想到感谢。可四处张望，却没有看见曹蓉。她是工作人员，一定很忙。再接下来，我们参观，我们吃饭，我们返城，可我始终没看见曹蓉。
本想回到成都后给她打个电话致谢，可人是很容易忘本的，尤其容易忘了别人对你的好。过了那一阵，家里茶叶堆积，开水充足，就把当初的窘迫抛在脑后了。我想，嗨，小事一桩，专门打电话致谢，太夸张了，以后见面再说吧。
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再见面。快两年了，昨夜我突然被什么点醒，也许是圣母之手吧，我决定不再拖延，把这件事写出来。于是，早上起来，我泡好茶就开始写，写了那么多废话，总算切入了正题，其实正题只有一句：
曹蓉，谢谢你的一杯暖茶。
200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