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一部闽人与海的传奇。
在地球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有妈祖的地方就有闽商。
据统计，闽商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179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闽商商会组织更是星罗棋布。
显然，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与财富利益取向的时候，闽商，成为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
第一集 闽在海中
在欧美国家的世界地图中，大西洋处于中心的位置，这与中国人通常看到的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迥然不同。
从五百年前“地理大发现”开始，欧洲快速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人类的进步便于数百年内日新月异。大西洋于是成为西方人眼中世界的心脏。
如果说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和北美国家，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那么太平洋两岸的亚太区域经济却在近年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应对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回暖，使得太平洋两岸的亚太区域成为世界经济的最活跃地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指出：未来二十到三十年，世界力量的中心将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泱泱中国，既是欧亚大陆上的陆地国家，更是濒临西太平洋的海洋国家。
2009年5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福建面向太平洋，是台湾海峡西岸的主体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这个具有浓郁海洋色彩的地区。
中华上古奇书《山海经》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文字洗练而充满了神秘的想象。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样一座隐没于沧海的奇域，在当时是什么样子？它为什么“在海中”？其横亘于西北的山脉，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受到海洋律动的不竭的水影响极深的地方。
拨开历史的迷雾，探访古老的痕迹，在福建昙石山博物馆，我们看到了远古人们出海谋生的证物——独木舟。它展现了我们祖先与海洋对话的智慧与力量。
令人惊讶的是，在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造独木舟的技术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这是一个向往自由、四海为家的族群。
我们看到，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抵台湾海峡西岸的福建，南达新西兰，在这片广袤海域的诸多岛屿上，居住着被称为“南岛语族”的族群（后称“南岛语族”），该族群约有三亿人口。
或许是在6000年前，南岛语族离开大陆，乘独木舟于海上，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行，借助季风，不断向太平洋深处漂流，就地生根，开花结果……人类的足迹并不因大自然恶劣而却步，更不因自身简陋的条件而望洋兴叹。
那么这样一群无惧无畏的耕海者，他们从哪里来？
学术界一般观点认为，南岛语族的最早发源地应该是在这样一个区域之内，就是福建、台湾、浙江南部、广东等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主体的一个很大的区域内，在这个区域内福建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或者说是中心地位。
这并非天方夜谭。
闽文化区恰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板块和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板块的交界。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船只沿海峡东侧可直接流入东海，进入太平洋；冬季，受东北季风的影响，船只又可轻松驶往南海、印度洋沿岸。
在远古时代，闽族先民即用无数的生命换取了对海洋律动的了解与发现，并掌握了这些洋流的规律。
距今3000多年前的漳州东山东门屿太阳纹岩画遗迹，即形象反映出闽族先民最原始的航海本能。太阳是航海的重要定位天象。古闽人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学会利用星辰、洋流进行远距离航海。也许，从南岛语族最早的海洋迁徙中，便植下了闽文化、闽商的海洋性基因。
汉武帝时代，闽越的部族领袖余善，在与中央政府进行武装对抗的军事谋划的时候，曾经豪迈地说过：“战败，即亡海上。”他告诉我们，闽越人已经有比较优越的造船能力，已经有比较高超的航海技术。
探索与发现是一种本能。
海洋对于古闽人而言，并非是天堑和险境，而是迈向另一个新世界的通途。
万里海疆，烟淡水云阔；雪浪云淘，无边且无际。
在海洋的怀抱里，是无尽的宝藏和机遇。而上苍将她赐给了一个蜕变于大海的族群，海洋的无穷能量浸润着这个族群的心脏和脉搏。
这种生存空间的相对独立性使闽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文明：海洋文明——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保有了自己的文化形态。
梁启超曾慨叹曰：“吾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别，然与荆、吴、苗、蛮、羌诸组都不类。”
让梁启超困惑的“福建人”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族群不断融合的结果：原住民，人闽汉人，海上来的其他族群。他们不仅构成了古闽人最重要的生理特征，且拥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他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躁动的力量。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闯出一片天地的福建人，逐渐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演变成一种信仰，关键时刻，他们笃信这份信仰能助其转危为安，无所不能，于是妈祖诞生了。
2007年，农历丁亥年三月廿三日，湄洲妈祖庙，有着一场妈祖盛宴。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水族朝圣”。
这些供品是由面粉捏塑、彩绘而成的“海产品”。鱼、虾、蟹、蚌等36种水族动物栩栩如生，组成了660道供品。它的由来，源于岛上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年妈祖的诞辰日，众多的海洋生灵会游到妈祖庙附近，磕头朝拜。
大自然与人类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这一天湄洲岛人均不出海捕猎。海洋鱼类专家证实：农历三月廿三日前后数天，湄洲岛周围确实有不少水族游弋其中产卵。这种自然现象与妈祖诞辰的巧合，更增强了人们对妈祖的虔诚信仰。
史籍记载：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钦差大臣路允迪出使高丽，途中遇风浪骤起，瞬间八船七沉，路允迪惊恐万状之际，却见空中红霞闪亮，一位女神飘然而至，挥舞长袖，狂涛顿息......宋徽宗得报湄洲林默显灵，当即下诏，赐妈祖以“顺济”的庙额。自此，圣女林默遂以“顺济夫人”的名号，作为中华海洋文明守护神的象征融入中华文明之中！
今天，在东南沿海、台湾岛这些海洋文化影响较深的区域，妈祖娘娘过生日，是一年一度的大事。特别是在台湾，各地妈祖庙都会将庙内由祖庙分灵出来的妈祖神像，带回娘家过火，所有绕境的过程都要遵循古制，每个祭祀的礼节都要严格遵循传统，甚至起驾、回驾的分秒过程，还必须掷茭向妈祖请示。之后，台湾各地妈祖庙的妈祖还将前往福建莆田妈祖祖庙过火，这才算是真正回到了娘家。
这是一枚马其顿王国在1世纪为纪念海战胜利而发行的银币。上面的人物手持三叉戟，表现出强烈的战争色彩，他便是备受古希腊人崇拜的“海神波塞冬”。他经常驾驭烈马金车在海面上狂奔，让海水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闽人的“海神妈祖”却是一种温和的长辈女性形象。
闽商航海贸易首先为的是家人的幸福生活。这是人性最为朴实的诉求，最符合中华文化传统中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德。当闽商在海上遇到风险的时候，有什么比慈母般的守护神更重要呢？！这种文化寄托使得妈祖形象具有了儒家文化的重要元素，也使妈祖迅速地被全球华人所信仰与膜拜。
征服海洋，闽人需要信仰，需要精神上的慰藉，于是他们塑造了妈祖，成为他们灵魂深处最强大的依仗。
征服海洋，还需要在大海横行无阻的利器，可以不惧风浪，可以行走到更遥远的世界，于是他们创制了“福船”。
在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中，东吴国那遮天蔽日的艨艟巨舰成为赤壁大战中抗击曹军的绝对主力。历史上东吴舰队的战船不少是在闽地打造的。左思《吴都赋》曾这样吟唱：“弘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
孙皓于建衡元年，即269年，在福建创办造船基地——温麻船屯，所造航船的数量很大，形制也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温麻五会船”。今天在温麻船屯的原址，还留有一座温麻庙，里面供奉的便是当年朝廷派来这里监管造船的两位地方官。
我们再把眼光投向15世纪的欧洲，哥伦布船队的三艘海船算得上相当先进了，最长的“圣玛利亚号”有23米。但与87年前已出发的郑和船队相比却相形见绌，郑和船队由200多艘海船组成，其中最大的一艘船据说与足球场大小相仿，并配备了罗盘、牵星板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定位系统。力压西方舰船的郑和宝船正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为著名的古代木质海船的代表“福船”。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曾经比较过中国帆船跟欧洲帆船之间船形的不同点。他认为中国帆船最宽的地方是在船中线往后，欧洲帆船是在船中线往前，那么中国帆船更像是一只水鸟的样子，欧洲帆船更像是一条鱼的样子。现在从流体力学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帆船具有更好的线型，以及在航行中能得到更快的速度。
“福船”因原产地在福建而得名。
在中西方海洋文明的历史较量中，福船绝非单纯的以大取胜，在技术方面，其精细到毫厘的科学方法，早已领先于世界。福船首创了世界造船史上的一大奇迹——“水密隔舱”技术，它把船舱进行分格，若船底破漏，仅一两舱进水，不影响全舱；且可在继续航行的情况下进行修补；同时也便于货物的分舱储存。
1974年8月，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海船，该船以实物向世人展示了南宋福建海船的诸多优越性。
宋元时期，福建的海船已成为航行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海内外客商的首选。大文豪苏东坡谪居海南时，欲渡海北归，“必待泉人许九船至方可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则比照了中国海船与外国缝合船的优劣。《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波斯湾航行的缝合船“船舶极劣，常见沉没”，航行过程中，船上必须配备专人负责向外舀水。马可·波罗断言：“所以乘此船者，危险堪虞。”
这些游记所描述的福建海船的豪华与舒适远不是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所能想象的。因为，在欧洲直到15世纪才出现了三桅帆船，且法国人雨果在三百年之后还认为：那是“人类的一种伟大杰作”。年哥伦布航行美洲，以及麦哲伦的环球旅行使用的只是三桅帆船。而早在宋元时期，以福船为代表的中国海船就已经普遍使用四桅帆船了。
有了通达四海的大船，闽商从中国最繁忙的港口出发，沿着固定的航线，远涉世界各地，传播华夏之邦五千年的文明成果。
自古以来，福建就是中国从海上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福州、泉州、漳州、厦门为最著名的四大港口。它们既是中国与世界联结的枢纽，又是中国率先进人世界的桥头堡。
1992年6月的一天，福州长乐县仙岐村的一位村民在挖沙中，挖到了一扇门。打开门，竟有数百只美丽的大彩蝶从里面飞出，一座宫殿和50多尊泥塑神像重见天日一这是福建省迄今为止发掘出的数量最多、群体最完整的泥塑神像群。
查阅《长乐县志》得知，这里就是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显应宫，又称天妃宫。
如今，真正令显应宫声名大振的是其中一尊“巡海大臣”像，经专家鉴定，他就是郑和——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被神化了的郑和彩绘塑像。
郑和七下西洋，他所率领的200多艘船，每一艘船上都有妈祖的肖像，同时接时祭拜，这表明他对始祖的尊敬。
庞大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正是闽人善于操舟、精于航海的海洋文化特质，以及闽地丰厚的给养物资和对外贸易货源，促使福建长乐成为郑和七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和补给站”。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对外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福建就占了两个——厦门和福州。道光帝曾希望用泉州港代替福州港，但是英国人坚决不从，其直接目的就是闽江流域的茶叶！
据海关资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20年间，福州港每年茶叶的出口量竟达全国的1/3，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基地。
为了新茶能够提早在伦敦上市，一种快速的“中国茶叶飞剪船”应运而生。这几幅油画生动地再现了流行于19世纪英国的运茶竞赛，好几艘飞剪帆船同时从福州港出发，以相同的航线驶回伦敦；在运茶竞赛的目的地人们翘首以盼第一艘飞剪船的到来，因为第一船运到的茶叶价格最高。因此，改进运茶船，开展运茶竞赛，遂成为欧美各国最为关心的事情。
这是一张拍摄于19世纪末的福州老照片，照片中的地方便是今天的福州中洲岛。百年前这里曾是帆影层叠、商船云集的港口。从武夷山运到福州的茶叶，在这里装箱然后搬上小货船，沿闽江顺流而下运往出海口，供给等候在那里的欧洲商船。
拍摄这张照片的是一位叫作特德·法朗西斯·琼斯的美国青年。1860年10月，他来到福州这座中国东南沿海的重镇，20年间，他通过贩卖驰名的武夷茶叶，使自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变成在福州赫赫有名的埃奇公司的总经理。
1880年，特德携全家，从福州马尾港登上远洋客轮，回到美国。在他的行囊里，珍藏着48幅他最喜爱的福州风景照。
特德逝世了。
特德的儿子查里斯也逝世了。
从特德告别福州那时起，时光流逝了106个年头。1986年10月24日上午，一个碧眼虬髯的76岁老人，走出福州义序机场，他便是琼斯的孙子——西奥多·琼斯。
他以古稀之年，远涉重洋，风尘仆仆来到福州，送来了他祖父珍藏的48幅跨越一个多世纪的老照片，也送来了老福州的记忆。这些照片伴随着三代琼斯，并告诉美国的亲友，东方有座长满榕树的城市，这里繁荣的茶叶贸易给予了他们一家财富。这座既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而又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古城曾养育了他们，不仅如此，福州在他们的性格中注人了东方文化特有的含蓄与多情……1990年，英国一位退役海军军官塞尔本声称：西方人对“闽”的最早记载应始于《光明之城》一书，时间可追溯至1270—1273年间，作者比马可·波罗早四年到达中国。书中对“光明之城”泉州的繁华、喧闹、奇特、财富极尽描摹之笔墨。
马可·波罗也将满腔的热情献给了这座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
他在游记中将元代泉州港的繁华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在马可·波罗看来，西方著名的亚历山大港比起刺桐港（泉州港）的繁华，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恐怕不及它的1%吧。”
一时间，“到东方去收获黄金”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的共同梦想。
遥想当年刺桐港船舶相连，泉州城内“夷夏杂处，权豪比居”，“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这是2009年泉州南安九日山宋代祈风大典仿古表演。表演还原了当年大典的盛况。当年，一定是“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可见仪式之隆重，宋代的泉州，市舶司每年都要在九日山举行两次祈风仪典。夏天“祷回舶南风”，冬天“以遣舶祈风”，以求“俾波涛晏清，舳航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
《明史》记载：天顺三年（1459），锡兰国王派王子出使中国，船队抵达人称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当王子从泉州富美渡口登岸时，满城盛开的刺桐花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给王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料此后，锡兰国发生变故，王子世利巴交嘛惹归国无望，乐得定居泉州，并取“世”字为姓，世代繁衍。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有的人以通事为业，也就是当翻译；后来有的人读书考举人；再后来，泉州浓郁的国际商业贸易氛围使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最终也成了闽商。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世家便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中。
这间工艺品店的主人叫许世吟娥，她便是人们寻访已久的锡兰王子后裔，也是一位闽商。
2002年6月，斯里兰卡政府向许世吟娥发出了访问邀请，许世吟娥终于回到了她祖先生活的土地。斯里兰卡人民以最高的礼节欢迎她的到来。一位政府部长致词说：欢迎公主回家。
今天，泉州著名的丁、郭、蒲三大姓氏均为阿拉伯人的后裔。
这些墓碑透露出那个时代泉州向全球开放的文明信息。
这一方墓碑上的“蕃客墓”三个字，显然出自初学汉字的阿拉伯侨民之手。这个因碑文残缺而不知姓名的阿拉伯人，当上了永春县的知县。这个取潘为姓的阿拉伯穆斯林，还当了军官“总领”。而这块碑文写着“艾哈玛德家庭母亲的城市”，则寄托着这位外国侨民对刺桐这块土地深切的情感。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非常融洽地相处和今天非常完整地保留，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世界的今天，“9·11”之后，美国的学术界甚至政治界，流行所谓文明的冲突……泉州人有资格给予他们更多的启示和教导。
这样一个在几代欧洲人眼中如此神奇、富饶、忙碌的泉州港，在唐贞观元年（627），还只是一个叫作“武荣”的小渔村。在其后的三个多世纪里，泉州港却经历了四次历史性飞跃——北宋，赶上并超越了宁波（时称明州），仅次于广州；
南宋初年，赶上广州，与之旗鼓相当；
南宋末年，超过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
元代，成为世界最大港口……历史这样书写：大海为证，拓海贸易，追风踏浪，商贾云集——鲜明地凸显出福建作为中国海洋门户独特的人文景观……
第二集 闽商无疆
对于中国，1842年是永远的痛。
自从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开始，中国与殖民者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都以白银作为赔款货币，金额累计高达十二亿六千七百万两白银。
中国并非产银大国，丰厚的白银储备又是从何而来呢？奥秘之一，就是以闽商为代表的华商与西班牙人共同经营的环球“大帆船贸易”。
1522年，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不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环球航行，而且将菲律宾变成了西班牙攫取中国财富的跳板。西班牙人将美洲发现的大量白银和南美洲的物产番薯、烟草、玉米等运至菲律宾，与从漳州月港出发的闽商进行贸易，获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进入中国的白银，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福建漳州进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似乎只有漳州的月港、梅岭、浯屿这些“走私”港口代表着中国在与欧洲人进行海上贸易。
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座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因大帆船贸易而崛起的城市。这里耸立着一座“中国帆船”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1400年前抵达这里的中国帆船（福船）而建立的。
显然，阿卡普尔科是明代中国海船联结世界的一个枢纽。它的一端系于大西洋西岸的西班牙沿岸港口、另一端则延伸至太平洋西岸的福建漳州月港。
月港，位于漳州九龙江口，萦绕海澄城西，距入海口厦门十余里，以“一水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
明朝政府为了管理月港，专门在月港设立了海澄县，寓意海疆澄清。置县次年（1567），准贩东西二洋。在推行“海禁”政策的明朝，月港成为全国唯一的“特区”：中国商人可以由漳州月港出洋贸易。
明朝在月港设立海澄县以后，成立了督江馆，就是说国家开海了，要对这部分贸易进行规范，所谓规范，一个是对出口船只，领发引票，一年大概是一二百张，还要征三种税，就是水饷、路饷和加增饷。水饱是什么，就是按照船的大小征；路饷是对进口的货物，货物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加增饷，加增饷就是对运白银的船征税。因为从马尼拉那个地方回来的商船，多半是没有货物，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货物往回运，那么就是运银子进来。
推开这样一扇小小的窗口，闽商也使得月港成为明后期国际贸易的枢纽，兴盛了60多年。
崇祯年间的《海澄县志》曾这样描述月港的繁华：“月港自昔号巨镇，店肆蜂房栉比，商贾咸集，夷艘停泊，商人勤贸迁，航海贸易诸蕃。”
明朝实际上是在一个民间的繁盛的私人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形成了开放政策；然而明朝开海以后，实际上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近代海关的雏形。
在美洲，西班牙殖民者利用当地盛产的白银大量铸造银币。其实，白银对于西班牙与欧洲的意义远不如黄金来的重要。但是，西属美洲的白银如果作为货币来换取中国的商品那就另当别论了。
明朝中期的开海实际上是不得已，禁不住，这说明两个问题。为什么禁不住？因为它有内部的驱动力，福建东南沿海这一带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不能满足于只向国内市场发展，还要向海外发展。但是从贸易的内容来说，当然是全世界的贸易。
西方人认为全世界的贸易跟中国就是丝和钱的贸易，就是外国的银子进来，中国的货物出去。
2008年2月底，漳州市旧城拆迁改造，发掘出土了18、19世纪西班牙、墨西哥、日本、荷兰等国银币100多枚。
在这些银币中，“块币”是最早传入福建的西班牙银币。因其重量基本统一，可以个数流通，百姓纷纷形象地称之为“锄头锲仔银”“锄头钱”等。
1771年铸造的“双柱本洋”币，闽南民间以银币上的西班牙国王头像为指认，将其称为“佛头银”“鬼仔脸”等。清中叶至民国初期，闽南地区的银票、地契以及文书中货币名称也大量使用“佛银”“佛头银”等字眼。
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铸造的铜币，币正面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标记VOC。透过这些“蕃币”可见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闽商的往来贸易。
在漳州地区还发现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使用的银币。据统计，流通于闽南的外国银元，多达30多个国家及地区。
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海外流入中国白银的总量约有三亿两，其中除去日本流人中国的白银算它是一亿两的话，那么从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应该有两亿两。
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古老的石雕、碑刻上看到“蕃银”流通对闽南地区的巨大影响。
漳州市芗城区一座清康熙年间的“勇壮简易”牌坊，上面雕刻有头戴礼帽的卷发洋人与闽南商人交易的情景，形象地反映了明末清初闽南沿海经济的开放和贸易的繁华。
不仅如此，从乾隆时期开始，漳州诏安境内的多处记录捐款数额的石碑上，除了用“捐银”多少“两”夕卜，还使用了“捐银”多少“元”的称呼，说明使用蕃银“论枚计值”，在闽南已占据货币流通的主导地位。
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里面，着重说明了17世纪全球贸易的中心是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是利用了美洲发现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丝织品。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很强，它可以让丝织品满足世界各地的需要；而这些白银源源不断地流进来的时候，在中国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这说明中国当时对货币的吸收能力，也是很强的。这些事实都验证了弗兰克的结论，就是说17世纪的全球贸易中心，其实是在亚洲，也就是在中国，而不是在欧洲。
国际学术界大量研究证明：南美洲生产的白银近一半直接流人了中国；日本的白银绝大部分也进人中国。因此，中国被形容为一个白银的“终极秘窖”。
闽商，恰恰是使全球白银朝着中国流动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从这个层面上说，闽商是16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
唐代，福建已经成为中国茶叶主要产区之一。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说：“岭南生，福州、建州、泉韶来洋，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产于福建的“方山露芽”“鼓山半岩茶”“武夷茶”是中国最早的名茶，并被列为皇室贡茶。
宋代，福建茶在业界已执牛耳！
闻名遐迩的建瓯北苑御茶园即为大茶商张廷辉于933年捐献给国家的私人茶园。“北苑”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四个朝代历时458年的辉煌，实属我国茶业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显然，中国茶叶输入欧州是闽商与荷兰人共同完成的。
16世纪末荷兰在东南亚建立了东方产品转运中心，闽商即开始向荷兰人推销中国茶叶。据荷兰海关资料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把少量的武夷红茶带回欧洲，应该在1610年。
今天，我们只能借助于想象，串联起那发生在400年前的武夷红茶的旅行图：武夷红茶于一次制茶意外中诞生，但当地人不愿饮用这种异类的茶叶；便由茶农送到茶市贱卖。负责贩茶的闽商购买后，将茶叶运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与恰好从西面来的荷兰商人洽谈贸易。我们不能想象的是闽商以何种方法说服荷兰人接受这种“怪异”的武夷红茶；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闽商不仅说服了荷兰商人，而且以一个不低的价格成交！
1657年，咖啡店老板托马斯·加勒维在伦敦开了第一家茶叶店。
当时的海军军官塞谬尔在日记里很得意地写道：今天喝了一种叫“茶”的饮料！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远嫁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将武夷红茶带入英国王室。嗜茶如命的凯瑟琳被世人称为“红茶皇后”，英国商人则别出心裁地将她美丽的肖像用在武夷红茶的包装上。红茶作为一种奢华和尊贵的象征，很快在英国的上流社会风靡起来。
由于茶价昂贵，在一个多世纪里，茶一直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有钱人在自己的家里设茶室；上流社会的妇女更是以饮茶为乐，那种疯狂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女性对时装与香水的追逐。
在当时，酒是英国各阶层人民普遍的饮料。但到了安妮女王时代，推崇以茶代酒，整个英国社会普遍开始饮用红茶。饮用红茶给英国人带来了健康与欢乐。
工业革命前，英国劳动者食用熏肉、鸡蛋和吐司组成的早餐，这种早餐需要耗费一个多小时。工业革命产生的工厂制度，要求工人严格遵守劳动时间。于是红茶加吐司的早餐新组合，既能保证足够的热量，又能大大地节省时间，很快在英伦三岛成为时尚。
从这个意义上说，闽商不经意间为推进欧洲产业革命助了一臂之力。
因为英国是个早期的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的贸易都是垄断贸易，英国就规定了北美殖民地，无论什么东西，哪怕是纽扣这样小的东西，都必须从宗主国进口，买英国人的。
1773年，东印度公司象征性地交了很少一笔税，英国人让北美人必须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那么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比当地的走私茶要贵一倍，贵一倍当地人当然不买账。
这幅油画形象地反映了北美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一群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波士顿茶党成员，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大海，船上的茶叶正是武夷茶！这起事件最终成为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导火索，为美国的独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土生土长的中国武夷红茶被编织进全球贸易网络之后，不仅为世人所瞩目，它还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2007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在南海海域华光礁号、南宋沉船遗址发掘大规模展开。在华光礁沉船附近的海底，考古人员发现了成批量的保存完好的各类瓷器，其中包括罐、杯、军持、碗、盘、粉盒等。这些瓷器中品质以粗瓷为多，种类以青白瓷为最。
华光礁号的位置，是在华光礁东北侧，在礁旁边缘靠里不足1000米的位置，很有可能是因为航行过程中发生风暴，或者是台风、强风把它吹向礁盘，然后打向礁盘之后，直接滚落进现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这个沉船上发现了大量的福建陶瓷器，它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是闽江流域的瓷器，包括北边松溪、南平、武夷山，到东南面的闽清，然后是泉州，还有磁灶的瓷器都在这个船上。船上只有少量的景德镇瓷器，但还是以福建的瓷器为主。
据统计，这次发掘出水的瓷器近万件。透过这批船货可以推测南宋海外对中国瓷器的消费环境：大量廉价的福建粗瓷占领了海外市场；而精美细瓷因量少价高，市场需求量并不大，且只为少数贵族品评使用。
当时福建外销瓷，应该说是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它的出口量非常大。今日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些东非的沿海国家，还可以见到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很重要的还是福建的外销瓷。
根据沉船位置及船上的瓷器，我们还原出中国商船“华光礁号”的行驶路线：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它满载陶瓷、丝绸、香料从福建出发，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再到埃及等地。
这条海上交通航线与另一条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海的航线，一起被后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福建在航海史上最大的特点，既跟东洋开启贸易，同时又跟东南亚、印度洋开启贸易，因为它的位置正好是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海上丝绸之路”因丝、瓷、茶而发，逐渐演变为文化之路。
中国瓷器在其他区域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作为中国出口的瓷器，首先是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人生活的方式。当地人在原始时期，也许还没有进步到这个文明程度，只是使用树叶、木头做的器皿，中国的大量瓷器进去之后，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
比如我们现在把它叫作粉盒，一般认为它是用来装化妆用品，扑粉用的、化妆用的粉；但是东南亚的学者告诉我们说：粉盒还有特殊的作用，就是有的地方甚至拿它来装槟榔。因为东南亚有嚼槟榔的习惯，在宋元时期的沉船上也有大量的发现，所以装槟榔的器皿都是比较考究的。
圣地亚哥古堡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市的西北方。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成为西班牙军队的总部，至今还保留着大量西班牙殖民时期遗下的各种物品。其中有被东南亚人民视为圣物的陶瓷瓮，它们大部分产自福建的窑口，被认为是龙与财富的化身。
当地居民在海上驾着小船，来中国的贸易船上买到大罐子以后，在回去的路上会把大罐子里面的东西，都倒进海里去，再把大罐子高髙兴兴地带回去。
大罐子在当地被赋予了宗教的神圣意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为了制止村落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和械斗，采用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每个村子里的大罐子全部收缴到军队的营地里去管理。因为当地居民每次举行重大的活动，一定要事先祭祀大罐子，失去了祭祀的东西，纠纷也就没办法发生了。
有人说，日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博物馆。
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又以福建为最，今天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国粹中相当部分保留了闽文化的精髓，这一切离不开闽商的贡献。
在东亚，唐宋时代传人日本的饮茶习俗，逐渐发展成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
在日本茶道创立初期，所用茶碗绝大部分是产自福建闽江流域的建盏。日本茶道经历了初创期的僧侣茶，东山时代的贵族茶，发展到15世纪以后的平民茶。
产自福建的茶碗在各个时代都有极大的影响。不同时期产自福建的茶碗都被尊为圣物，至今，如果一个日本人能拥有一个来自福建窑口的黑釉茶盏，那将是莫大的荣耀；而宋代产于福建建窑的“曜变”“油滴”等四只建盏更是被定为日本的国宝，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部分。
20世纪初，在法国巴黎港口，一尊代表中国前来参加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大水牛”展品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搬运工人开来吊挂车，拟把体积庞大的“大水牛”搬运入馆。谁知一名中国人，双手便举起了“大水牛”……原来那“大水牛”是件脱胎漆器：布胎漆面，重不过10多斤耳！
这种世界珍奇自然获得了本届博览会的金质奖章。这尊作品便是出自福建福州脱胎漆器世家沈家人之手。
清乾隆年间1736—1795），侯官县（今闽侯县）漆工沈绍安为寺庙修匾额，发现匾额之木已朽，而用夏布漆灰糊裱的部分却完好无损；受此启发，沈绍安便依法试制漆器：在泥胎上裱褙数层夏布或丝绸，涂漆荫干后，以小孔漫水之法去掉泥胎，便使漆器保持原形，取名曰“脱胎漆器”。
沈绍安因此成为福州脱胎漆器的鼻祖。此后，沈绍安以脱胎法制作佛像、茶箱、首饰盒、提盒等漆器，质地精细、轻巧，坚固耐用；所制人物，体态轻盈，面目清晰。沈家的漆器产品迅速占领了福州市场，成为福州三坊七巷中达官贵人的珍爱之物。
福州脱胎漆器是在清代由沈绍安恢复并发展起来的。这个技法早在古代就有，后来失传了。因此，福州脱胎溱器在中国漆器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传承了中国脱胎漆器源远流长的技法工艺。
光绪三十一年（1905），沈绍安的后代沈正镐创作《松瓶》《桃盘》两件精品进贡朝廷，获得慈禧的青睐。两件作品在随后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奖，沈正镐、沈正恂兄弟因此荣获清政府农工商部颁发的头等商勋，赏加四品顶戴。福州沈氏家族迅速成为中国最具盛名的漆器世家。
随着福州脱胎漆器步人“黄金时代”，这门独特的民族手工艺也成为外国商人觊觎的商业机密。
19世纪30年代，福州的漆器望族沈家来了个特别的客人——美国商人斯密。他不是来谈生意的，而是为自己的儿子向当时沈家的主人沈正镐年方9岁的幼女沈忠英提亲的。这种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举动，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商业目的：获取脱胎漆器的制作秘密！在斯密看来，掌握了当时在漆器工艺与名望上执牛耳的福州沈家的技术，就是获得了一棵摇钱树。
福州脱胎漆器在19世纪风行欧洲大陆，成为欧洲各国王公贵族趋之若鹜的珍品。在欧洲目前保存的漆器家具中，保留了大量产自福建的漆器。这些漆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刻灰”或填漆，另一种为彩绘或描金。此外还有部分属于螺钿镶嵌，从表现工艺来看多具有福建漆器的特色。
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福建省年鉴统计，当时福州脱胎漆器业有45家，从业者235名，年销售额达25万元。在闽海关档案上，还可以查到这样的数据：福州1920年输出的商品中，仅脱胎漆器就有市值44063银圆，占福州输出土特产总值的53%以上。
斯密的求婚将沈家9岁女孩沈忠英与福州漆器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了不让脱胎漆器的工艺秘密外传，守住并传承这份民族商业文化，沈家断然拒绝了这门婚事，年幼的沈忠英开始常年足不出户地埋头学艺。
在技艺上，沈忠英完全继承了父亲严格、精细的风格。史料上曾经这样描述其制造漆器的情形：事先洗过澡，包上头，穿上绸衣，以防止头发、棉布上的纤尘飞入漆料中；为防止色变，则是夜以继日地髹漆，肚子饿时，由别人送些馒头、蛋糕之类的食品，她用口来接，即使是下霜、下雪的寒夜，也是如此。
沈忠英最终继承了家族的事业，成为福州漆器业赫赫有名的制作大师。新中国成立后，沈忠英将零散漆器艺人集中起来，开办福州第一、第二脱胎漆器厂，从业人员达数千人，产品不断创新。1962年11月，我国大文学家郭沫若前来参观了这一奇异的工艺过程，由衷地赞叹曰：“天下谅无双，人间疑独绝。”
器物传递文明。
当商人们将丝绸、茶、瓷、漆器等中国商品运往欧洲交易时，绝没有想到，这些源于中国的工艺品，会掀起一股席卷欧洲的文化思潮——中国风。
根据2004年版的《大不列颠全书》介绍，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普遍兴起了一种新的审美风格和时代风潮，那就是著名的中国风。
所谓的中国风，当然既不同于古希腊罗马风格，也不同于基督教的文化风格，这种风格完全是由于中国的产品，主要是瓷器、茶叶、纺织品和漆器，大量进人欧洲以后，给欧洲的审美风格，带来的一个冲击。
绕道半个地球的东西贸易使所有的中国货物都价格昂贵，西方织工、瓷匠纷纷在材料与装饰风格上模仿中国，欧洲制造大量中国风格的瓷器、装饰品、家庭摆设，并绘上带有东方风格的描金纹样。
这股风潮还延伸至绘画、文学、戏剧等各个领域，向中国学习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德国狂飙突进作家们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这是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传奇故事。
19世纪初，受中国风的影响，德国诗人席勒依据意大利作家歌兹的同名剧作创作出了诗剧《图兰朵——中国的公主》，用以寄托对中国的向往。
在21世纪的今天，张艺谋在北京紫禁城成功导演了歌剧《图兰朵》，同样惊艳世界。
由此可见，运用西方歌剧演绎中国哲学，意味着当“中国制造”的符号真正运行于“中国文化制造”的软件，便能释放出与世界对话的强大辐射力。
第三集 闽商有道
闽商，当带着古老东方文明中存留的商业文化的最初胎记，去搏风击浪闯荡世界时，随之也孕育出一整套商业道德与经营理念。
2000年11月17日，35.6万件的瓷器在德国斯图加特内戈尔拍卖行——亮相，上演了一出世界考古史上最大的瓷器拍卖会。
这些瓷器仅仅是1822年沉没于中国南海的清代商船“泰兴”号所载上百万件中国清代德化外销瓷的一部分。为了便于运输和提高价格，盗宝者麦克·哈彻竟然砸碎了其中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将余下的35.6万件运抵德国拍卖。
谁能料到，178年之后，有人会从这艘古老的中国沉船上赚走3000多万元德国马克。
中国德化政府在最后一天抢购了72件瓷器，它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泰兴”号上的瓷器，仅仅揭开了中国外销瓷与原产地之间关系的冰山一角。
那么，如此大批量的商品究竟是怎样通过闽商之手走向世界的呢？
福建有大量的古窑口遗址，各大窑口都发现了能够批量制作瓷器的模具。今天，我们从全球各地都可以发现大量的用模具批量生产出来的福建古代外销瓷。这足以说明福建的瓷器业主要是在海外需求的拉动下发展起来的。
同安青瓷是南宋时期福建同安汀溪窑的产品，且主要销往日本，在日本镰仓海岸就曾发现大量镰仓时代的同安青瓷碗。
同安青瓷在日本最受人喜欢，用它盛食品，较长时间不会变质。
因受到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的喜爱，故日本学者又把同安青瓷称为“珠光青瓷”。
同安窑的技术是对浙江龙泉窑学习的结果。但是同安窑走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的道路，因此在海外具有更大的市场和影响力。从这个角度上看，闽商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工业化集约化实践者。
以今日的德化外销瓷为例，在全球化市场面前，市场的需求就是一份份的订单。下订单者与完成订单者维护着长期稳定的商业关系；完成订单者具有很好的社会信誉，很高的技术力量。
德化的晖德公司，正是得益于对世界市场的敏锐把握，表现出快速成长态势，客户遍及世界各地，公司利润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増长。
2008年，德化陶瓷产值68.96亿元人民币，出口交货值56.55亿元人民币，成为全国最大的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地，产品畅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德化外销瓷几乎垄断了国际瓷器小摆件市场。
追溯历史，17世纪中国瓷器大量出口到欧洲，对欧洲人的生活影响很大，欧洲瓷器工业的发展基本是循着中国瓷器制造这条路走过的。
欧洲市场开拓大大刺激了福建瓷器业的发展，在德化白瓷中就有很多外国人形象的东西，这可以直接说明有海外订单要求专门生产适应他们需求的产品。
军持则为南亚、东南亚地域穆斯林和佛教徒所推崇的贮水容器。宋元期间，闽商大量生产军持，以供外销。
由于阿拉伯国家以肉食为主，偏好壁厚型大的瓷器，因此福建输往阿拉伯地区的多为绘有伊斯兰花纹的大盘；当年，中国尚未出现咖啡和啤酒，但是德化商人却能够根据欧洲人的要求定制咖啡具和啤酒杯。
正因为有了闽商批量化、标准化的生产意识和生产能力，福建因此成为世界商贸网络的重要节点。
1200年前，在福建武夷山麓、丛林掩映的石桥流水旁，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刻书基地在此悄然兴起。这就是建本的出产地建阳。
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详细记载了建本图书作为福建从五代开始，历宋、元、明、清千年而曾流传有“一百家书坊、一百口井”的以版为田”，当时书坊书目多达451种，就连女子和孩童也能参与书籍的制作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当属建阳出现了天才的文化商人余象斗。
图书并非民生商品，消费对象又是略通文墨之人，书商该用何种形式与这群人对话呢？余象斗首先将图书配以新颖的形式：别出心裁的版式、插图本小说、版面图文并茂、格调不俗。其次，赋予图书不平凡的名号：或标榜正宗，或炫示名家名作。再次，将图书与名人捆绑，善于借助“名人效应”。最后，当余家图书开始占领市场时，“仰止子”“三台馆”等名号甚至是余氏自己的形象也随着图书开始形成品牌。
显而易见，一个产品要想形成品牌，必须在品牌战略、品牌决策、品牌定位、品牌规划、产品品质、广告推广、产品经营、品牌营销等各方面集大成，才能最终成就一个品牌。
如此看来，余象斗辉煌的商业成就和经营策略，与今天商学院的品牌教材如出一辙。
当年，这条河将建阳刻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它还见证了一件对世界版权史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这本《方舆胜览》编成于建阳麻沙。由于遭到其他书肆的翻刻，南宋嘉熙二年（1238），两浙转运司榜文和福建转运司牒文由此诞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由官方公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版权和著作权文告。比《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记载——著作权的原始形式发生于15世纪后期——提前了200多年。
非凡的广告手段，帮助闽商创造了令后人叹服的业绩，一个个精彩的商业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新加坡，虎豹别墅，它的主人是世界“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别墅充盈着浓浓的中国气息，庭院内随处可见精美的泥塑，内容大多取材于中虜民间故事及神话传说，而对于胡文虎而言，别墅更是虎牌良药的活广告。
在今天的东南亚，虎牌良药早已成为有口皆碑的品牌。当年，胡文虎为推广虎牌良药，巧妙地使用漫画的形式制作广告画，内容贴近生活，风趣幽默。在这幅广告画中，胡文虎更是将虎牌良药比作光明火炬。熊熊燃烧的火焰、昂首挺胸的老虎军队，传递着振奋人心的力量。
虎豹别墅内停着一辆非常奇特的汽车：车头被装饰成了老虎头，车灯有如老虎眼睛，喇叭声则如老虎吼叫，这是胡文虎砸下巨款，让汽车厂商专门为其打造的。1935年10月，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黄浦江上的外白渡桥迎来了胡文虎率领的马来亚华人代表队，也迎来了这辆奇特的汽车，上海滩轰动一时。
在那个时代，没有立体媒体，没有电视广告，只能借助老虎车这样奇异的手段来宣传商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眼球经济还是传承于胡文虎呢。
“国难紧急中，我们需要的是民族英雄；天气严寒日，我们需要的是虎标良药。”这是1933年初，《申报》刊登的虎标永安堂的广告词。下面是蔡廷锴将军的一幅题词手迹：“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其所制虎标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诸药品，治病灵验，早已风行海内，众口同称。此次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书此以留纪念。”胡文虎善于经营广告，可见一斑。
在胡文虎的商业生涯中，始终将日本的“仁丹”作为首要的竞争对手。抗战期间，四川永安堂在胡文虎的支持下，组织起5个宣传大队，每队50人，深人四川城乡、山区，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自己的虎牌药品，抵制日本仁丹。宣传队员个个身穿有老虎图案的服装，身挂写有“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有的还化妆成老虎，每到一处，先表演宣传抗日的话剧和歌舞，再发广告，并且为病人治病，赠送虎牌药品。
永安堂的做法，引起了日本人的极端仇恨，1940年5月，日军轰炸重庆时，将永安堂重庆分行的三层楼房全部炸毁。面对熊熊烈火，胡文虎却慷慨表示：“只要把鬼子的仁丹压倒，再炸一个永安堂也值得！”
百余年后，胡文虎与虎牌良药的故事早已进入了闽商的历史。对于品牌的守护和建设，今天的闽商较之他们的先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00年伊始，中央电视台第五频道密集出现大量来自福建晋江的品牌广告，央视第五频道被人戏称为“晋江频道”。
福建企业，尤其是晋江企业的精明，在于充分挖掘了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强势媒体的独特价值，打造了很好的品牌——任何一个企业做大做强都需要依托品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安踏、匹克、鸿星尔克、特步、361度等福建运动品牌分别赞助了伊拉克、朝鲜、塔吉克斯坦、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代表团。当这些来自福建的品牌频频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领奖台的时候，我们由衷地为闽商借奥运之力，在全球范围打响品牌的胆识与魄力而感慨。
得益于正确的品牌战略，安踏已经成为中国奥委会品牌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一线体育品牌。安踏成功的案例，成为北京大学品牌研究中心的研究对象。
正是凭借着这种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的商业能力，闽商在商界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如今，“中国鞋都”“中国纺织工业基地”“世界夹克之都”等14项“国字号”区域品牌的诞生，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形象标志。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极力渲染贾府吃燕窝的细节，全书“燕窝”二字竟出现17次之多。曹雪芹再三强调的无非燕窝是尊贵身份的象征。
燕窝作为中华美食与尊贵身份的代表，在明初之前的文献却鲜有记载。其实从采集燕窝到将燕窝推至这样的地位，凝集了闽商了不起的文化智慧与商业智慧。
早在明代，闽商就已开始了燕窝贸易。明清时期，闽人如陈懋仁的《泉南杂志》、周亮工的《闽小记》等都多次提到燕窝产于福建沿海，且对燕窝的种类、等级和药效已有相当的了解。明代张燮根据月港贸易往来资料所著的《东西洋考》指出：东南亚等地，都产燕窝。可见，明代闽商的海外贸易清单中，燕窝已经是较为大宗的买卖了。
长期以来，闽商深人燕窝产区，以当地极受欢迎的棉布、陶瓷，直接从原住民手中换取燕窝。当地遗存的很多陶器，都是当年土著用燕窝换来的。
1880年，为了扩大燕窝生产的规模，闽商在东南亚搭建起了第一所“燕屋”，随着留声机的发明，他们还在屋内播放燕子鸣叫声的录音以招徕燕子。听当地老一辈人讲：大量的燕窝，由福建和广东的商人从东南亚带回了中国；今天生产的燕窝，仍然主要销往港澳台和中国大陆地区。
在沙捞越，类似于生产燕窝的工厂还有数十家，且多为闽商所经营。由海外收购燕窝，这仅仅是完成了燕窝商品化的第一步。如何让这个不为人知的舶来品在中国这么一个广大的国土上建立起顺畅的销售网络和消费市场？如何向国人宣传燕窝？如何使燕窝进入宫廷？
在马六甲郑和博物馆，郑和与燕窝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闽小记》记载的从海外不远万里运来的“海外珍品”，与秦始皇派遣徐福率3000童男女至海外找寻长生不老药有着极强的文化记忆上的关联性，再辅以郑和下西洋回来向皇上献燕窝的传说，于是，燕窝自然就是滋补的佳肴、美容的圣药，几乎等于长生不老药；能够消费燕窝，自然就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就这样，闽商借助于历史文化之势，使燕窝成功地占据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端。
我们来看看清朝宫廷对燕窝的喜好，有清一代燕窝是皇帝、妃子的养身圣品。在清朝历代皇帝中，对燕窝最为痴迷的，莫过于乾隆皇帝。在其南巡期间，每日清晨，乾隆在御膳之前必空腹吃冰糖燕窝粥。由于闽商从海外大量进口燕窝，向燕窝征税成为政府有利可图的收入，燕窝的税率成为施政议题。
燕窝，就这样被整合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系统之中。
商海波涛汹涌，闽商依靠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勤劳拼搏，更是在商海中扬起一面诚信的风帆——诚信浓缩的是闽商商业智慧的核心价值。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让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对外贸易的重镇及世界商贾云集之“华尔街”。
史载：清代三大商帮，其中广州行商主要从事海外贸易，靠诚信赢得天下。
1760年，福建漳州人氏潘振承联合八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洋行十三行遂成为代表官方进行专营中西贸易的贸易机构。其间，潘振承被指定为十三行的总商、行首，成为当时中西贸易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潘家经营的“同文行”名气之大，以至于当时十三行所在的区域被称为“同文街”。在清代，广州一口通商85年的历史中，总商的位置潘家做了39年，伍家做了28年，俩人均成为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商人。
诚信是一个成功商人的商业生命。
今天的广州已经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的繁华都会。当年，就在这滔滔珠江岸畔，潘振承把生丝与茶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潘家的同文行是十三行中唯一有百年历史的商行。当时，印有“同文行”字样的商品在欧洲市场上售价很高，但产品仍供不应求。因为，在欧洲商人的眼里，同文行就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提升整个商品的档次，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经营者品格的高下。
无疑，潘振承传承了一个优秀商人的全面素质。产品品质与诚信经营成为同文行的商业标准。正当潘振承的茶叶生意做得蒸蒸日上之时，一场巨大的危机不期而至、考验着他对品质和诚信的坚守。
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有这样一则记载：在通知潘启官“皇家亨利”号载来退回茶叶的数量时，他答应今年先期支付1万两（白银），其余下年清付。
事情缘起于已出售的1402箱武夷茶，因质量问题被客商东印度公司强烈要求退货。最终，潘振承顶住了英方的巨大压力，在弄清楚茶叶总数目后，毅然决然先支付高达1万两白银的高额赔偿金，随后又对伦敦退回的茶叶如数给予赔付处理。
虽然全额退赔给同文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潘振承保住了商号的信誉，并在随后与欧洲商人的茶叶贸易中，同文行成了最大的赢家。潘振承将诚信置于万贯家产之上，诚信为他赢得了人心，进而赢得了市场。
闽商薪火相传，诚信早已融人了他们的血脉之中，这也成为不同时期闽商商业行为的最高准则。
闽商的成功，既坚守了东方诚信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契约文化。
历史上，繁盛的闽台贸易，使得鹿港很快成为台湾第二大城市，以及台湾中部对外贸易的枢纽。
红砖白石、飞檐翘角，这是正宗的闽南红楼建筑风格；地道的闽南方言、歌谣让鹿港弥漫着浓郁的闽南文化气息。
这里是当年海峡两岸家喻户晓的台湾鹿港首富“日茂行’商行的主人是来自泉州的闽商林振嵩、林文俊父子，他们依靠经营蚶江和鹿港两岸间的食盐贸易起家，捕获巨大财富。
毋庸置疑，鹿港林家在闽台的影响力来源于闽台商人诚信自律的商业经营理念。
“郊”乃闽方言，意为“交往”“交易”。
像“日茂行”一样专营台湾海峡两岸贸易的闽商被称作“郊商”；郊商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同业商帮或区域组织，则被称为“行郊”。
当时台湾岛内外的所有航运及贸易往来，几乎都为郊商所包揽。大陆与台湾进行贸易的物资品种繁多：一方面，郊商将台湾的粮食、砂糖、樟脑、鹿皮等运往大陆；另一方面，郊商又从大陆采购台湾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工艺品等货物，彼此互通有无，以济所需。
当年各行业“行郊”最重要的作用莫过于统一度量衡了。规范市场运作。严禁不道德行为，维护商业信誉成为海峡两岸郊商的共识。
在早期的台湾有一句话叫作“一府二鹿三朦胛”，说的是当时台湾最繁荣的三个地方，依次是台南、鹿港、艨胛，正是在郊行和郊商共同推动之下形成的福建-台湾通商对渡口岸，这些港口最终都发展成了闽台两地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与都市。台湾这一“新开发地区”与祖国大陆沿海“已开发地区”形成一方提供农产品、一方提供手工业品的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台湾市场日益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造访台湾鹿港小镇，这口铸造于清代道光年间的铁钟，上面镌刻有46家出资造钟的商号，当年，这46家专营台湾鹿港生意的商号，共同组成了郊行“鹿港郊”——这个闽台经济史上自发的商业组织，借助这个特殊的计时工具成为永恒。
来自福建压舱石铺就鹿港大街小巷的仄仄石板路，也见证了昔日鹿港的商贸繁华景象。
如今，每年端午节，在泉州蚶江都会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海上泼水节”。
飞舞的水花与扬起波浪的笑声，分明为我们再现了当年蚶江与鹿港对渡的欢乐场景。
年年岁岁，一水相隔，永难阻隔两岸源源不断的商脉；盈盈一水间，无须掩饰的笑语在浩渺烟波中化作了丰盈的收获……
第四集 商道泱泱
19世纪，风暴无定的海上。
一艘从菲律宾马尼拉驶往中国福建的海船突遇风暴，船舱破裂，船上坐着一位随身携带着800块银圆侨款的福建漳州籍“水客”郭有品。船只在风浪中沉没了……九死一生的郭有品虽然获救，但那800块银圆侨款却随着船只永远沉人了海底。
脱险后的郭有品毅然变卖掉家中田产，偿还所有侨款，分文不欠。郭有品此举已不是简单的商业诚信所能解释，而是郭有品对商业终极意义的理解：金钱只是对亲人、邻里、族人表达爱意的一个工具与载体。
持有这样的经商理念，闽商的事业怎能不得到人助与天助呢？！
闽商对亲人与故乡的爱，催生出了一个独特的行业——侨批业。
“侨批”是侨居异地的闽商带给家人的家书和汇款。“批”是闽方言中“信”的意思。由于福建有大量华侨在海外经商、谋生，因此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便有一些人利用返乡的机会为同乡传递信件，顺便夹带银两。这些人被称作“水客”。
1898年，大难不死的“水客”郭有品在福建漳州设立了“天一信局”——寓意“天下一家”，专营侨批业务。
“天一信局”堪称中国邮政史上第一家民间国际邮局。据史籍记载，它比清朝的海关邮局早四年，比清朝政府的邮政邮局早12年。
游子在海外，家书抵万金。每一封侨批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是1910年安溪籍旅缅华侨吴宗海的家信汇记本，其中记录了他每次往家乡寄出侨批的时间和金额。在他七次旅外期间，先后寄回家信多达137封，汇回款额银圆5000多块。这些银圆除了用于改善亲人的生活条件外，还捐助村里创办学堂，招收村中贫苦农家子弟人学读书。
这件侨批，为辛已年（1941）由女儿从锢甸东吁寄给泉州永春母亲的。信中写道：“慈亲大人膝下：……遥想福体健康，兄弟姪亲各均安定……在外自女儿以下倶各平安，可免介念……附大银壹拾贰元……”字里行间渗透着子女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对故乡亲友依依的牵挂。而对自己在海外的辛劳却只字不提，这是当时大多数侨批的共同特点。
身在异乡为异客，闽商的文化底色依然是中华传统文化。侨批侨信中几乎清一色使用甲子纪年或民国纪年，从信封到信笺再到邮票，都渗透着中华文化的浓浓情愫。
抗日战争时期，身在海外的闽商心系祖国，不少信局就在信封上加印抗日标语，鼓舞士气。
郭有品深知每一封侨批都饱含着海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倾诉着异乡游子的思乡之情。因此，“信誉第一，便民至上”，便成为“天一信局”的经营宗旨。
许多侨批，收信人一栏只简单地写着“泯交”，或是宽泛的地名，没有具体的门牌号。但“天一信局”的信差们却可以凭借着长年积累的人脉资源，及时将侨批送达侨眷手中。
每次侨批到达，“天一信局”就会在楼前升“天一”旗，附近几个村庄远远便能望见，侨眷们知悉远方的亲人来信了，人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互相转达……侨批、水客、信局，成了海内外福建人心心交感的纽带。
鼎盛时期的“天一信局”拥有分局30家，经营区域包括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八个国家，还与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无疑，闽商对亲人与家乡的爱，编织成了一个由世界各地向福建汇聚的国际金融网络。直至1976年，中国银行吸收了侨批局员工和经营网络，并借鉴其经营方式，顺利接管了以侨批业为代表的侨汇业。
从此，侨批业成功地转型为现代金融体系，从而获得更为久远的生命力19世纪曾游历大清国的法国人岱摩这样描述闽商：“不论他们飘泊到哪个地方……只要有点积蓄，他们就会返回故里，花光微薄的财产，然后再次出发，重新挣钱攒钱。”这位法国人赞誉闽商为“最勇敢的水手，最义无反顾的侨民”，以及回报家乡的典范，是全帝国最值得尊重、最有活力的群体。
19世纪后半叶，以经营茶叶起家、来自漳州龙溪县白石堡板桥的林维源家族已是台湾首屈一指的望族。
1879年，台北府知府陈星聚奉命兴建台北城，林维源奉命负责督造台北城的小南门和一部分城墙，这些工程需自倾私囊以填补空缺。为了让新建的台北城有更好的商家用武之地，林维源还在大稻埕建了“千秋”和“建昌”两条商业街，吸引了许多商人到此营业，为台北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父亲林维源建设台北城自倾私囊，儿子林尔嘉则为建设厦门倾心尽力。1907年厦门商务总会兴办电器通用公司，拟在厦门安装电灯、电话。林尔嘉投资30万块银圆，促成其事，为后来厦门电信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台北和厦门各有一座著名的花园：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和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两座花园的主人就是林维源、林尔嘉父子俩。台北板桥林家花园是林家鼎盛时期的杰作，园内尽收天下奇珍，体现出海纳百川的气概；厦门菽庄花园则是曰本侵占台湾之后林家的“忧患之作”，菽庄花园的整体设计表现了鲜明的思念家乡、盼望台湾光复之情。
显然，厦门、台北这两座花园不仅是城市精神与形象的一部分，更凸显出闽台郊商对建设两岸一家的执着与努力！
翻开林氏家谱，细品林氏名人，林文察、林朝栋、林祖密等一代代郊商护台抗敌的传奇故事，仍然历历在目。
1884年5月2日，法军进犯台湾，郊商招募义民、团防，维持地方治安，甚至替代官兵成为防守乡镇的主要武装。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林朝栋的“栋军”。祖籍漳州平和县的雾峰林家是著名的米商。在炮台被毁、法军上岸与清军展开陆战肉搏的紧要关头，林朝栋的妻子杨水萍率家将与乡勇6000余人北上支援，在基隆大败法军。
当时台湾民间有一个传说：叫作骑白马穿白衣，讲的就是杨水萍骑着白马穿着白衣率众乡勇紧急驰救基隆的故事。后来，杨水萍被清廷封为一品夫人。
林家满门忠勇：林文察曾任台湾陆路兼水师提督，统率台湾三军；林朝栋的头衔是全台营务处，台湾最高军事指挥官，全台的兵归他节制；林祖密则帮助孙中山革命，在福建组织了一支闽南军，亲任闽南军司令。林氏三代都是闽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近代史上也绝无仅有。
或许正是“垦种习武，经世致用”的林家祖训，照亮了雾峰林家经商、习武、报效家国的奋斗之路。
林家祖母戴氏临终时曾告诫子孙说：“不管我们林家经过多少代，都要记住‘林’是两个木，一个木在福建，一个木在台湾；用你们老祖宗林石公的话说，一个木是国，一个木是家。”
在人们悠长的记忆里，郑成功一直是手持宝剑、屹立船头的民族英雄形象；而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重身份，于中国精神史有着同样的启迪意义，那就是：海洋商人。
“通洋裕国”——始终是郑氏集团的一项重要基本策略。
1633年10月22日，金门料罗湾，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指挥的水师，突然包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这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明朝水师的胜利而告终。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网的企图，转而承认以郑芝龙为代表的闽商在东亚海域的霸权秩序。
1647年，郑成功继承其父“无海即无家”的思想，积极拓展海洋空间。
郑氏王朝成功经营山五商和海五商两个组织，获取大量物资。所谓的山五商指的就是以杭州为中心，然后成立所谓的金、木、水、火、土这几个字号，然后来取得丝、瓷器等。然后再转到以厦门为中心的海五商，海五商指的是仁、义、礼、智、信，通过海五商把这些物品运到台湾来。
郑成功将其父郑芝龙主要以日本为基地的对外贸易，扩大到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印尼、越南、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广大区域，牢牢控制了东、西二洋海上通商权。荷兰人视他为南中国海的统治者，尊称他为“伟大的长官国姓爷”。
（采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策略上不择手段，我可以跟你荷兰人交朋友，当时荷兰基地在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为什么要交朋友？赚钱。郑成功要打仗没钱不行啊，战争可是富人玩的游戏，没钱吃什么？补给怎么办？南明政权偏安一隅，哪有那么多的经济来源？所以郑成功自筹军饷，自筹军饷之一就是跟荷兰人做生意。）
1661年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人、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登陆。他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普罗民遮城，继而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热兰遮城施行长期的围困。
九个月后，1662年2月1日，台湾末代荷兰殖民总督接一被迫与郑成功签定《缔合条约》，投降并撤离台湾。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有一份当年签订的《缔合条约》复本。这份和约包括有：以当时的荷兰草书书写的条款以及郑成功以荷兰文书写的给荷方的回复，内容共有18项条文。
在《缔合条约》中郑成功给予战败者荷兰人以人道的尊严：允许他们带走相当一部分的财产——这是他们辛苦贸易所得；允许他们在撤离时仪容整洁、列队鸣鼓而行。
在此之前，荷兰人曾向郑成功提出“年年纳贡”，用钱来买台湾，但被郑成功断然拒绝：“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今余即来索，则地当归我。”
收复台湾以后。郑成功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移至台湾，开始在台庶政建制。他下令召集闽、浙、粵成千上万因“迁界”而流离失所的沿海居民，渡海人台，开发宝岛，并发布垦地谕令，发展农业，拓展海外贸易，使台湾步入全面开发时期。
郑成功进人台湾最重要的建树是建立州县。他以台湾为东营，设天心、万莲两个县，然后颁布开垦章程，分兵屯田。追随郑成功渡海攻台的将领士兵，还有很多科举出身的人才，郑成功得以把他的教育制度在这里施行。郑成功逝世之后，他的儿子郑经也跟着在台南建孔庙，使台湾从一个粗放的移民社会，开始步进一个儒化的士绅社会。
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病逝，终年38岁。
（采访：郑成功逝世前曾登上点将台，面朝西面，拿着单筒望远镜向大陆方向看去：茫茫大海没有一艘船，康熙皇帝早已经下达了禁海令，片木不得下海。郑成功非常遗憾，叹了一声，走下点将台，回到卧室，翻开《明太祖遗训》，当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泪流满面，说了一句话：“我进退无据，天呼天呼，何使孤臣至此于即也。”抓挠而死，用现在的话讲，因为他重感冒引起了肺衰竭，憋死的。即便到临死的时候，他也想家，想他的家在大陆，他的根在大陆。）
郑成功出生于1624年7月，一个月后，荷兰人武力侵占台湾；1662年6月，仅仅在驱逐荷兰人之后的第四个月，郑成功溘然辞世。历史如此巧合，透过斑驳的迷雾，向世人亮出了它深奥的谜底：郑成功命运的归宿，全当为这个美丽的岛屿而死生。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今天，人们依然能够冥想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驰骋海疆的勇武身姿。
毛泽东传奇的一生中，只题写过为数不多的碑文：人们熟知的一块是矗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另一块则是厦门市的标志性建筑之集美解放纪念碑。
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便长眠在集美这座巍峨丰碑的地下。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于厦门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1890年，16岁的陈嘉庚秉承父命，漂洋渡海来到新加坡。
在这里，陈嘉庚表现出非凡的经商天才，他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橡胶业。几年间，陈嘉庚的橡胶产品就风靡全世界，设立在各国的分销店多达100多处，员工最多时达3万之众。
陈嘉庚“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后定名为“集美学村”。
在这些学校之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航海学校。它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有的两所航海专科学校之一，旧中国相当一部分的船长、大副、二副等髙级船员出身于集美航海学校——闽人千百年来驰骋海彊的民间经验开始被系统化地提升为航海知识。
陈嘉庚自律甚严，在对闽商商业传统进行总结和反思之际，萌生了创办厦门大学的构想。尽管当年经济处境维艰，陈嘉庚仍然倾其家资，捐出400万元作为创办和维持厦门大学的初期经费。
据统计：从1904年陈嘉庚自己开始创业，到1934年他一共赚了1990多万元。那么这些钱他是怎么花的？52%的钱是用于办学，其他的钱用于维持生意上的正常来往，家里消费仅占2%。
1937年，日军的铁蹄践踏在华夏大地上，大好河山一片血雨腥风。
南洋是海外闽商的聚集地，800万华侨与祖国心心相连。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大家一致推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在陈嘉庚的统领下，华侨同胞踊跃捐款捐物，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采访：1943年，当时日本的东条英机有这么一个动作，在东南亚包括印度物色了一些人，包括中国的汪精卫，准备组织一个叫作“大东亚共荣圈”。唯独陈嘉庚不一样，他赶快避难。身上带了氰化钾，随时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
在抗战期间，日军不断诱降抗日营垒中的右翼势力，战与不战成为判断是非的试金石。
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时，陈嘉庚以参政员的名义，提出了“敌未退出国土前主和即汉奸”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给妥协投降派以当头棒喝，邹韬奋称这12字的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40年，陈嘉庚率领慰劳团回国，蒋介石政府特地准备八万元作为招待陈嘉庚的经费，极尽排场和风光。
随后，毛泽东正式邀请陈嘉庚造访延安。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实地调查和所见所闻让他耳目一新。毛泽东留陈嘉庚吃饭，他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还特地上了一道鸡汤。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贵客，送给我的。这顿饭共花了1.5元。”
陈嘉庚极为感慨，两相比较，大异其趣，心中豁然开朗——对毛泽东和共产党顿生敬意……从中也可以看出闽商所秉持的价值取向。
闽商所传播的物产，以及具有浓厚区域色彩的中华文明，不仅为世界人民带去了财富，也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闽商和移居地人民一道，为当地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约翰·福尔曼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到，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概念的是中国人。
我们知道，这些中国人指的是绝大部分来自福建闽南区域的自然人。
在闽人到来之前，菲律宾人也养水牛，但不用于犁田，而是作为骑乘之用。闽商自漳州运来大量的水牛，并将水牛用于犁田，提高了当地稻谷耕作技术水平。至今菲律宾农民仍使用当年的中国犁。
（采访：我们祖先来到南洋，耕种方式也改变了当地的生活习俗。因为我们是深耕浅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但是当地人是浅耕浅种，所以他们产量不高。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产技术提升了整个当地人的技术。
1901年2月7日，52岁的闽商黄乃裳亲自带领535名福州籍移民由福州起航，经厦门取道新加坡，驶抵马来半岛的诗巫。当时的诗巫还只是一片森林，地广人稀，荒地众多，但土地肥沃，有河流便于交通，是一块理想的移民垦区，黄乃裳决定将诗巫建设成新福州。
（采访：1901年，我们的先贤黄乃裳先生，与当时的马来普拉甲签署了一个协约，那时候他们就同意，从中国福建一带先后迎来了1000多名福州籍的先贤们，来这里帮忙垦荒。）
黄乃裳筹建沙捞越诗巫新福州之事，深深打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曾赠言黄乃裳：“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喜乐者，须自始至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
今天，在这些尚留存着先辈们体温的工具和生活器具里，我们依然感受得到，以黄乃裳为首的诗巫创业者们评然的心跳。
（采访：这是一个铁桶，这个铁桶是用来装石油的，那么石油桶这边有个洞，这个洞我们就把它焊起来，焊起来之后就做一个手提的铁箱，铁箱可以拿来装衣服用，这个箱子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我们福州人来到诗巫，都是住在纳兰江两岸，有时候遇到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抱住它做救生用具。）
如今，诗巫已发展成为30万人口的现代化美丽都市，是沙捞越第二大城市。当地民众为了纪念黄乃裳的卓越贡献，为他树立纪念碑，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学校、公园。
（采访：闽商是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理想的最忠实实践者。他们用无疆的爱，爱自己的亲人、故土，爱自己的家园，爱自己的民族；同时呢，也用同胞之爱，来爱所在地的人民，与所在地的人民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
显而易见，闽商用智慧的商贸活动，使全人类共享了由商业交往和贸易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
闽商从人性中最质朴的元素出发：爱自己，爱家人，爱故乡，爱民族，爱国家……这种推而广之的爱构成了泱泱商道的起点，铸就了闽商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品格与不朽风骨。
2009年10月3日，马六甲闽商以传统的方式，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今年的庆祝活动，与以往略有不同，主办者增加了少儿华语歌曲比赛环节。这些在大陆早已耳熟能详的少儿歌曲，在与祖国相隔千里之遥的异国舞台上，同样被这里的华裔儿童演唱得如此传神动听。
提花灯、猜灯谜、吃月饼、念唐诗、赏明月……喜庆祥和的气氛里，传递出的中华文化信息是那样的鲜明。
（同期声：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晚八点，一场以月亮为主题的十五赏月赛诗会，将活动引人高潮。主办者要求参赛者，将信封中打乱顺序的唐诗、宋词进行正确排列。出乎意料的是，所有参赛者都答对了。
对移居地文化的尊重和融合，对祖居地文化的热爱与传承，闽商与移居地人民一道，成就了今日世界各族文化的丰富多彩。
（同期声：嘿……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山岗，阿哥好比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循着闽商不断延伸的拓海贸易路线图，中华文明也远播于五大洲四大洋……
第五集 融通天下
菲律宾塔尔老镇一座古老的天主教教堂内，供奉着一尊被菲律宾信徒称为凯萨赛圣母的神像；同时，闽籍华人却一直视她为妈祖娘娘，使得这尊神像罕见地兼具了圣母玛利亚和妈祖娘娘的双重身份。
根据凯萨赛教堂文献记载：凯萨赛圣母神像是于1603年由一个名叫胡安的渔民从河中捞出来的，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当地很多人认为它是妈祖像。而对于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来说，她是海外华人的守护神，也是著名的海上女神。
菲律宾天主教徒在每年十二月为凯萨赛圣母举行庆典，而菲律宾华人则在农历八月初五前往朝拜上香。
同一尊神像，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与信仰，这集中代表了闽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融合相处之道。
2009年9月30日，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妈祖精神所象征的，是闽商在与不同文明的族群交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和平互惠模式。无疑，也是今天全世界都可以分享的精神财富。
南宋淳祐十年（1250），蟮埔村附近建起了一座云麓花园，里面移植了许多波斯湾沿岸的花草，它的主人便是当时泉州著名阿拉伯海商蒲寿庚。他喜欢采摘几朵鲜花赠予当地村民以示友好。这种带有花的芬芳祝福，渐成风气，成为轉埔女人头上的簪花围，并渐渐演化成了一个散发着淡淡异域风情的习俗。至今，无论生活还是在劳作，蟢埔女人都不忘戴上一头美丽的鲜花。
更让人称奇的是，蟀埔村村民们住在一种用巨大的海蛎壳垒砌起的房屋中，当地人管这种屋子叫“蚵壳厝”。然而，这些海蛎壳并非当地所产，它们故乡在遥远的非洲东海岸。
据考证，南宋时期，闽商海船远达非洲东海岸，带去福建的丝绸、茶叶、陶瓷；返航时运载着异域的钻石、玛瑙、药材、香料等，但这却比原来的货物轻得多。凭借航海经验，船员们知道，没有足够重量的航船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是有倾覆危险的。于是，返航前他们便把当地废弃的大蚵壳以及土、石装进船舱压重，带回中国。
这是闽商在一次次航海冒险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历史总能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祖先拓海贸易的物证。
早在宋代，闽商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就已经见诸史籍。当时南宋政权偏安江左，朝廷为了发展经济，打破北方少数民族阻断贸易的困局，大力提倡商人出海贸易。福建商人漂洋过海，往来经商，既刺激了沿海经济，又给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税收利润，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宋代和元代，分别各有一本重要著作《诸蕃志》《岛夷志略》，它们都是在福建地区完成的，书中记载的航路最远已经抵达非洲东海岸。
显然，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凡响的远航。
明永乐三年（1405）7月11日，三宝太监郑和与福建籍的副使王景弘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由中国福建福州港起航，浩浩荡荡地向南、向南，向更加辽阔的大海驶去。
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不同，郑和的船队满载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善意与祝福，破开重洋，为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的土著民带去文明的火种。
从航海的范围而言，《诸蕃志》《岛夷志略》所记载的闽商航行区域比郑和下西洋的路线更广阔得多。随同郑和一起出海的随行人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描述：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略》所著者不诬……这杯水十分有趣：水满杯后，放人十枚硬币，水也不会溢出，当地人说谁喝了它，谁就福大命大。
当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为了解决马六甲的干旱问题，共打了七口井，当地人称其为“七星坠地”。郑和与他的福建籍水手们把中国的凿井技术带到马来半岛，从此马来人有了凿井饮水的习俗。“三宝井”的名称由此而来。
颇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出土的15—17世纪古满剌加国的锡制货币，刻在动物钱币上的吉祥字书法却类似中国宋朝苏东坡与司马光的字体；且古币的重量也相当精确；比当时满剌加王朝将锡块缚绑起来使用的重量精确得多了，反倒是符合了中国的度量衡制度。
这些钱币又有什么样的身世呢？根据中国与本地的古钱币专家的鉴定，这些古钱币是当年与郑和一起漂洋过海来到马六甲的福建工匠的杰作。福建人就地取材，以马六甲出产的锡为材料铸造钱币，作为他们在海外贸易经商之用。
据史籍考据：最早进人东方的葡萄牙人达·伽玛在绕过非洲南部之后，就是通过闽商开辟的航线进人亚洲贸易圏的。
欧洲各国的商人紧随其后，通过对接闽商主导的西太平洋——印度洋贸易圈，欧洲人得以顺利进入东方海域。
这就给予人们一个启示：16—19世纪，当以海外扩张为特征的西方殖民者东来的时候，在印度洋、在南中国海与之做生意的并不是当地的土著，大部分却是讲着福建话的中国商人。
无疑，闽商开启了这样一扇窗口：面向着西方，倒映着东方。最终奠定了东西方文明汇合于海上的格局。
明万历年间，吕宋码头。
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正等待在长长的队伍里，手里紧紧攥着一截竹子做成的扁担，这根看似不起眼的竹扁担将马上要改变无数中国人的命运——扁担里藏匿着一根番薯苗。
其时，中国家乡大旱，赤地千里，田畴荒芜。陈振龙偷偷带回来的番薯苗是一种极耐干旱的作物，不仅在山地，就是在海边盐碱地也照样顽强地生长，这无疑是农耕者救命的一剂甘霖。
番薯原产于中美洲，西班牙人将其作为压舱物带到吕宋（今菲律宾），丰富了当地的物产。
在大帆船贸易航线上往来的闽商很快发现番薯、马铃薯等农作物的经济价值，想方设法引进国内。陈振龙的行为不仅是商人对于利益的天然嗅觉，更是一种时刻心系家园的情怀。
今天，坐落在福州乌山山麓的先薯亭，正是闽商后人对于先辈精神传承的尊重。康熙时期，在陈振龙家族后人的努力下，番薯栽培技术传遍全国，番薯的广泛种植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产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中国严峻的粮食问题。
历史如此奇妙：通过大帆船贸易航线所带来的物产交换和文明交汇，让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了人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
延揽八面来风，融通天下习俗，闽商与世界各民族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有的文化脉象。
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福建泉州南音正是一个世界不同文明分享与互动的精彩结晶。
2001年11月4日，法国巴黎，中国泉州南音专场音乐会正在举行，欧洲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而南音的经典曲目《荔镜记》（也称《陈三五娘》）更将音乐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这是一曲在中国东南沿海流行数百年、妇孺皆知的爱情故事。宋朝，泉州书生陈三护送哥哥到广南赴任。元宵夜，途经潮州的陈三与前来观灯的五娘邂逅，两人一见倾心。
显然，南音不仅飘逸着唐宋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遗韵，更蕴含着来自海上丝绸之路另一端口——波斯古国的文化因素。
泉州南音孕育的背后，是由泉州这座港口城市独特的文化风韵所支撑的。
自古以来，西域商人、印度人、马来人，甚至是非洲黑人随着洋流，跨海踏浪源源不断地汇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如果说文化的背后是宗教，那么，大概只有温婉而大气的中国可以如此的海纳百川。在这里，无论是信仰上帝的景教，还是供奉真主安拉的伊斯兰教，甚或隐藏在历史烟尘之中神秘的摩尼教，都在这座东方的海港城市和谐共存，相得益彰。
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及对世界的态度。当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携带着中国的器物与文化走遍世界的时候，中国文化就自然而然进行着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对话与融会；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中国文化获得了考量自我、再造自我与提升自我的外在资源——它标志着一个古老而伟大民族的成熟与自信。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农业、内陆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极为关注的核心；“开洋裕国”却使得海洋成为宋代经国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海外贸易的拉动，必然催生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给中国的传统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源与思考的空间，它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东南沿海商业实践的融通表现。
（采访：闽商和闽学关系很大，闽学代表人物是朱熹，朱熹又是理学集大成者，所以闽商和理学有密切关系。）
南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自成闽派，使得福建成了“道南理窟”。朱熹71年的人生历程中有60多年在福建度过，且50多个春秋在武夷山开堂讲学。他耳濡目染闽地商业兴盛与商业文化的传播，也认为循天理就是“义”，且能兼得到“利”；做事“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
朱熹强调重义轻利，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又要尊重人性追求。
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很多人说就是要赚钱，不赚钱还搞什么市场经济？其实儒家并不反对赚钱，但主张取之有道，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赚钱。做生意的人只要遵循义利原则，就能成为儒商，与生意伙伴实现共赢。
鲜为人知的是，正是在这种义利兼容的认知指导下，朱熹也经营书坊，刻书贩售，做起了书商。
今天，当我们谈论欧洲文艺复兴时，首先进人我们脑海的是那部风靡全球的小说《十日谈》深受地中海海洋贸易之惠的意大利最早为欧洲提供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通过《十日谈》中代表市民思想、世俗享受的篇章而传播开来的。
显而易见，商业的发达支撑了平民百姓世俗的享受与个性的张扬。近代以来，商业的发达就是这样从经济基础上支撑了人文主义精神的生长。明代，福建作为东印度公司主要交易商的居住地，物产所携带的文明交换，终于使得人文主义精神悄然兴起。
福建书商最先感受到了商人与市民新的思想文化需求。
明代的福建刻书出现了一个通俗小说的高潮。由建阳书商首先鼓汤兴起的策划、编撰、刊刻通俗小说的风气，从福建一·直蔓延至江苏。于是，在明朝后期，媲美《十日谈》的话本小说集一《三言二拍》问世了。
话本小说《三言二拍》鼓励商人通过经商来改变生活状态，也折射出中国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嬗变。
中国传统思想的转机，使话本小说有了传播的客观条件。书商洞察其中的商机，他们怂恿小说家凌蒙初编撰小说。凌氏写出40篇后，“为书商所侦，因以梓传请”，于是刊刻出《初刻拍案传奇》。而“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凌氏又撰写了《二刻拍案传奇》，刊行于世。
商人在满足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审美需求的同时，获取了丰厚的商业利益，从而催生出一批专门受雇于书坊、为之提供通俗小说书稿的职业文人——商人与社会发展的共谋关系就这样产生了。
纵观中国明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不仅少有商人、商业题材内容，即便偶尔涉及，也多是“奸商”形象。以《三言拍》为代表的明代通俗小说，以商人为主角，赞赏商人活动，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工商活动及市井风情，大胆而充分地肯定了人们正常合理的物质欲望和对金钱财富的追求。
在《三言二拍》中，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样的故事，它说的就是福建商人出海经商贸易遭遇到的故事，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点也是在福建沿海地区。这就意味着，在当时福建沿海已经出现一种新思想的萌芽。
但是，如果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较，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以闽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对商业利益、世俗享受所持有的一种中庸的态度。中国书商将《三言》分别命名为“喻世”、“警世”和“醒世”……一种匡正时弊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李贽出生于多元文化传统最为浓厚的国际商业大港泉州。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思想史上，他是第一位推崇自由个性且为商人大胆言说的思想家。
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理”“天理”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他主张正视人的合理欲望，特别是商人的理财牟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将“理财”“经商”提升到“治天下”的高度。
“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场，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贽惟妙惟肖地描摹中国南方沿海的拓海贸易盛况，代表了新兴市民与商业发展的要求和观点，极力张扬个性和自由，推倒传统偶像，重塑新的人格，彰显的正是商业文化的思想光芒。
严复，近代中国思想大师。
“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窥，农桑之优劣”一在《原富》中，严复瞭望国内外态势，主张工商乃富国强兵之道。
留学英国的严复深受亚当·斯密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主张政府应侧重于营造自由贸易的空间，保障商人自由贸易的权利，使民众切实地从商业中获得利益：“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
显然，严复的经济观及其思想成为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思想库。在严复看来工商社会是中国未来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严复总结甲午海战失败的惨痛教训，道出了常人所未见：主张将维护海权与商业发展、特别是海洋贸易联系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现代海军制度的根本。
而此前洋务运动时期所理解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地防护的位移——“海上长城”。与中华民族的海洋利益，包括航路、贸易网络、海洋经商民众的保护这些海权观念无涉。
由此观之，严复思想与美国马汉（Alfre。ThayerMahan，18如一1914）的海权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阿尔弗雷德·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分析了大航海时代以来200多年的历史：西方海军的兴起与他们的经济制度、贸易制度和全球市场制度息息相关。确切地说，现代的海权思想就是这个经济和商业制度的军事表述。他说：“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
虽然李贽和严复等人的观念无法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纳，但是闽商的思想火焰在重重扼杀中始终不曾熄灭，一直积蓄力量不断地探求拯救中华民族的新资源、新思想，最终成为鸦片战争后深重苦难的中国得以浴火重生的内发性精神动力，并在与世界各文明的交往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壮大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火炬——在21世纪的今天，它同样熠熠生辉，代表的是全球化时代崛起的中华文明复兴的内在价值与文化动力。
过去的20年里，经济全球化以几何倍数增长，124个国家在2006年和2007年度里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4%。
如何定义21世纪全人类共同的祈求和愿景，如何根据全球政经不断更新的力量对比，创造新的国际治理架构和机制，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寒中有所作为——闽商体现了风雪中的东方暖意和中国信心。2009年6月，当摩纳哥蒙特卡洛剧院的天幕徐徐打开，曹德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在这场盛宴上得到最多的掌声。
这个被誉为“商界奥斯卡”的奖项，曾经授予eBay创始人彼埃尔·奥米迪亚、星巴克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和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但此前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剧院，还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的“华人男主角”。
曹德旺获奖理由是：秉承“发展自我，兼善天下”的理念。
毋庸置疑，民族认同与国际视野、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国家责任与个人利益——福耀玻璃以全球化的眼光收获了未来，曹德旺代表了今天崛起的中国商人。
兴业银行因其国际化的经营理念和国内首家赤道银行的环保意识，仅用了21年时间便站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
从2006年开始，兴业银行为中国46个节能减排项目提供9亿元人民币贷款支持，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银行与绿色经济有机结构的金融与商业体系。
21年间，兴业银行完成了从地方银行、区域银行、全国银行到上市银行的四级跨越。
（字幕：470多个营业网点，12万多名员工，资产总额逾1.2万亿元，年均净利润达百亿元。）
对于21世纪的中华民族而言，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家的统一。
只有当国家统一了，中华民族才算真正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所以，我们中国人一谈到台湾问题，谈到两岸关系，这种民族情感便油然而生。
建设两岸经济文化共同体，是闽商从不间断的努力——从郑氏集团经营台湾，到郊商两岸一家的商贸往来，再到改革开放战略，台商投资家乡建设，闽台两地的血脉联系从未中断过。
目前，国家批准的四个台商投资区均设于福建，落户台资项目多达9300项，累计吸引台资超过126亿美元，农业利用台资居全国之首。
今天的闽人，更是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推动台湾海峡两岸共荣，祖国和平统一。
2009年5月14日，《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正式颁布，明确“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明确把“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之一。
（采访成思危：中央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两岸关系来看，现在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特别是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认为近一年多来进展是非常快的。在两岸扩大交流的时候，有些问题可能先要做的，先试，先行，通过探索才能进一步扩大。）
（采访厉以宁：海西区域存在一个区内的优势互补问题，一方面跟台湾的关系，一方面是福建沿海和福建内地的关系，我们只要抱着优势互补的条件来考虑，我相信这个经济区会建设得很好。）
从亚太经济地理结构上看，福建与台湾正处于中国大陆与东南亚两大经济板块之间，具有大结合部的战略地位。
从中国经济区域结构上看，闽台板块位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若能实现福建和台湾的资源整合，定会极大地提升闽台板块的整体经济活力。
闽商精神与文化积淀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本土资源。闽商所具有的海洋文明基因，是中国和平崛起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之一，也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驱动力，更是团结海内外闽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9年10月1日，海外的闽商与我们共同见证了新中国60周年大庆的辉煌盛典。
采访（1）：今天我们真正地感觉到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采访（2）：祖国的一举一动，对海外的华人来说，都是牵动了我们的情感。
采访（3）：中国的日益富强，海外华人都感觉到自豪，不但走起路来挺胸，还有说起话来声音也大一点。
采访（4）：因为我们在灵魂上有一个依托，在灵魂的深处有我们祖先的精神。
在海内外闽商的各种活动中，大家听得最多、唱得最响的莫过于那首《爱拼才会赢》了。爱拼，是闽商的群体意识，更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诉求！
采访（1）：闽商用一个歌词来描述：就是爱拼才会赢。
采访（2）：闽商的优良传统：敢于拼搏，善于拼搏，眼光高远，且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情操。
采访（3）：福建人做生意都是靠着诚信、勤劳、拼搏的精神。
采访（4）：我要特别再解释一下，闽商就是实干，特别实干，然后追求创新。
闽商书写了中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商业历史。
闽商展现了人类创造财富的可能与使用财富的典范。
闽商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跨文化对话与融合。
闽商的历史与现在，昭告了中国海洋文明未来的发展路径。
采访（1）：今天我们谈新闽商，就是中国在体制转轨以后，转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所以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中国融人到国际经济中去的，是一个世界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闽商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采访（2）：我们今天讲闽商，不仅仅是要展示闽商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中华文化的商业文明里面塑造一种新的典范。
采访（3）：今天我们不再是农耕社会了，在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离开海洋办不到！
1405年，郑和的船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航海的实力；
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
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东方的印度洋；
1522年，麦哲伦实现了环球航行。
自此，人类将海洋作为角逐各自利益、展现各自力量的魅力无穷的大舞台经济为船，文化为帆，始发在海西，船号是炎黄。
回望31年前，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邓小平奋力推开了中国通向大海的一扇门——太平洋西岸的台湾海峡，再次见证了闽商奔流人海的雄阔大势。
今日之中国，又雄姿勃发地开始了新一轮伟大的民族复兴……
（2010年5月12曰定稿于福州一北京，原载《中国作家（影视版）》2010年第7期，中央电视台播映；与苏文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