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在这块多灾多难的热土上与我同命运者及其亲属，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献给曾在苦难中，以爱和信任支持我、鼓励我活下去、站起来的亲人和朋友；
也献给所有跟我一起走过那非正常年代，同辈的以及上下一两代遭际相似的过来人。
我知道，其中千百万人已经不在，他们没有能够活到今天。
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时代人，只有他们有权利来审查这一份历史的见证。
有别于权力持有者和财富拥有者，我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处在社会、群体的边缘，但我作为亿万中国人之一，几千万中共追随者之一，成百上千万读书人之一，通过自己的途径参与过当代的社会生活，在没有完全剥夺政治权利的时段，也或深或浅地卷入了进步或倒退的历史潮流。
我是临近暮年，才来重数走过的脚印，分辨走过的道路，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或说在解剖自己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历史。
在这个长达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不是辩诬，不是自恋，更不是怀旧，我编写了《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长编性的实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以当年的文字化石为依托的，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叙述，既是我的心灵史，又是我的忏悔录。这也为我写此书作了准备——使我在这次书写中，得以宕开笔来，把个人的经历只作为一个线索，而着重陈述我对这一段历史的再认识。
这是我这“一个人”眼中的历史，因此详略和侧重不同于历史课本及大事记；我力求真实和理性，但限于个人的视角和视野，也不能替代宏观的史论。请大家如实地把它当作一个小人物走过一个大时代的亲历来看。
人类的历史，在东方这片土地上走了一个大弯路。这个大弯路中，又套着许多曲折的“之”字，每一次拐弯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像斯大林说的被甩出车外，也许索性是被推出车外，或死或伤。我只是那千百万人中的一个罢了。而即使一直坐在车里的人，也都付出了时间——也就是生命的代价。
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在长达几十年的大弯路上，多次错失了振兴的机遇，对其他国家、民族尤其是一些周边地区也造成过负面的影响。
我们这几代人，该怎样向我们的后人交代呢？
走过大弯路，若按“拨乱反正”的说法，是回到出发的原点；但就是一心走回头路、想要重走老路的人，也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了。
然则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怎样走上一条新路，一条正路，一条全人类共同的阳光大道？这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面前的问题，脚下的问题。
接受血泪浸透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理性地说“是”或者说“不”吧。
2007年2月27日灯下
2016年2月21日改定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陀斯妥耶夫斯基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毕竟经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卡夫卡
一位老诗人回忆他的“那时”：
像初出马厩的小马
第一次望见平原——
像初出鸟笼的小鸟
第一次望见天空——
他的“那时”是五四运动后一段年月。
我迟生了二三十年，我的“那时”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
我生于1933年6月。我生于忧患。
我出生之前，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队突袭沈阳北大营，随后占领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日本军队向上海发起进攻，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炸毁；1933年1月，山海关落入日军之手；同年5月，日军沿长城攻陷中国军队阵地，占据了密云、怀柔，威胁北平，即将长驱直入，在华北大地上耀武扬威。
似乎遥远的北方近邻，在北半球拥有最辽阔疆土的苏联，已经强制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把成百万的农民和许多少数民族赶出家园，流徙异乡，对抗者遭到肉体折磨或消灭。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以社会民主党为最危险的敌人，致使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堂而皇之地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原先慕尼黑酒吧里的捣乱者要在整个欧洲逞凶了。
1933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铨（杏佛）遭暗杀，鲁迅明知自己也已列入黑名单，还是毅然前往杨杏佛的追悼会，随身没有带家门的钥匙。他的挽诗留下了“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句子，使我们知道当时连苍天也垂泪了。
就在这个多事的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的行营召开了南方五省“剿匪军事会议”，而中央苏区的共产党还正进行激烈的内部斗争，同时在所谓“查田运动”中乱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闹得农村里惶恐不安。
这就是我生逢的乱世。但我呱呱落地时自然一无所知。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小小生灵，在风雨飘摇的国运之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个人命运，有多少必然，又有多少偶然，简直谁也无法逆料。
几十年后回首往事，才发现冥冥中似有一种决定人们命运的力量，中国版图以内，以至整个地球上千丝万缕枝蔓纠葛此起彼落互为消长的各种政治力量，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千百万普通人的离合聚散饥饱穷通，直到生或是死！
我生在北京。这个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在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仍是北洋政府的首都，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天无二日”，地无两京，北京改称北平。我是在古城改名北平期间出生的。但在我四周岁那一年，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北平，建立伪政权，虽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却颁布了“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歌”（《卿云歌》），俨然如伪满洲国又成一“国”，旋改北平为北京，也是要成为一“国”京都的意思吧。后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了标榜“和平，反共，建国”的伪国民政府，表面上统管了所有沦陷区，北京云云也就只有故都旧京之义了。
我小学六年全在日本占领下度过。所受的是奴化教育，首先倒不在于增加了日本教官和日语课，而是从历史教科书里删去了由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的记录，删去了一切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删去了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等字样包括蒋介石的名字。涉及历史——更不用说涉及抗日和民族解放、涉及对压迫者的反抗的书刊都遭查禁销毁。我们沦陷区的青少年，依靠亲友师长私下的教导，社会传闻，还有劫余书刊字里行间的消息，了解世界形势、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些事象，确认我们是在忍气吞声当亡国奴。偷听《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一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的小的，真是“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啊。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也“惨胜”了。此后，我们头上就总高悬着鲁迅尖锐的提问：“做外国人的奴隶不好，做本国人的奴隶就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