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女青年呼啦啦称为文学女青年呼啦啦或者大龄文学女青年呼啦啦。呼啦啦是她的外号，因为她既矮且胖，走起路来兜风，如同滚过去一团肉球，沉甸甸，油汪汪，水嫩嫩，晃颤颤，呼啦啦响。其实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项蕊云，一个好听的笔名叫做蕊蕊，但圈子里，我们都叫她呼啦啦。
呼啦啦写诗。每天一首或者多首。她喜欢请朋友们吃饭，更喜欢在饭间朗诵她的诗歌。她声音颤抖，表情丰富，至动情处，涕泪交零。可是我们都不太喜欢她。不仅因为她长得丑，还因为，她总是给我们带来压力。假装津津有味地欣赏一个丑女人朗诵诗歌是很痛苦的事情，况且那些诗歌，写得并不好。
呼啦啦说，她每一天，都在努力。她说得很认真，她越是认真我们就越是肉麻，几近恐惧。写作绝非仅凭努力就可以成功，这道理我们懂，但呼啦啦不懂，或者假装不懂。她仍然每天写诗，仍然在每一个饭局中给我们朗诵新作。至动情处，她甚至给一盘九曲大肠跪下。她说，大肠，哦，我的大肠。这是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她让我把刚刚填饱的胃再一次清空。
呼啦啦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本她的集子。她联系了很多出版社，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帮她。帮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她需要支付很大一笔钱。说白了就是花自己的钱，买自己的诗歌。无情的现实让呼啦啦每天愁眉不展。她说她做梦都盼着潜规则，她说她希望哪家出版社领导是一个奇丑无比品味低下的男人。这句话让我们替她忧伤。因为品味低下的男人大多并不丑。因为她认为只有品味低下的男人才会对她潜规则。因为她对自己已经绝望。对自己已经绝望的她仍然说，每一天，她都在努力。我不知道她是在努力出书，还是在努力让自己变得习惯。
可是奇迹般地，呼啦啦傍上一个大款。这件事情非常诡异，因为那个大款既不丑，也不品味低下。当然大款并非出版社领导，可是大款有能力摆平出版社领导。他承诺给呼啦啦出一本诗集并为此支付一大笔稿酬，条件是封面上得署上两个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在前，我的名字在后。席间，大款大声对呼啦啦说。我们都听到了这句话，我们认为男人的话就应该像放手榴弹，抛地有声，一炸一片。呼啦啦含情脉脉地看着大款，她爱上了他。
后来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陷阱，至于陷阱里面藏着什么，我们猜测不到。然而呼啦啦一意孤行，她说大款不但支付了预付款，还发来封面效果图。书的名字叫做《驴行千里》，封面上，她的名字在前，大款的名字紧随其后。封面上还画了一头远行的驴子，呼啦啦说，她太喜欢这种意境啦。
我不知道她是喜欢一头驴子的意境，还是两个名字的意境。
再后来，她拿来她与大款的合同。白纸黑字，我们认为这一次，呼啦啦的集子板上钉钉。我们为她摆酒祝贺，呼啦啦开始朗诵诗歌。大款，哦，我的大款。呼啦啦声情并茂，涕泪交零。这次我没有吐，我差一点流下眼泪。
但最终还是出事了。书印出来，封面上只剩下大款的名字。我们问呼啦啦怎么回事，呼啦啦说，出版社弄错了。我说，那你们找出版社理论啊！呼啦啦说，算了。我说不是有合同吗？呼啦啦说，算了。我说出现这样的事情，按合同他应该赔你多少钱？呼啦啦说，十万。我问，官司能打赢吗？呼啦啦说，肯定赢。我说那找他赔啊！呼啦啦低着头，说，算了。
大款靠这本诗集出了名，成为“企业家诗人”，然这本书，再与呼啦啦无关。每当我们为她鸣不平，她总是说，算了。集子里的诗歌全是呼啦啦精挑细选出来的，约六百首。呼啦啦说，这六百首诗，记录了她无望并且迷茫的青春。
某一个深夜，呼啦啦招呼我们过去，强迫我们喝掉她珍藏多年的好酒。酒间她掏出那纸合同，朗诵一遍，撕碎，塞进嘴里，然后用一口酒送下。呼啦啦被噎住了，喘息了很久，然后她告诉我们，她不再写诗。我们问她以后靠什么打发时间，她想了很久，伸手擦擦眼睛，说，回忆。
呼啦啦果真不再写诗。可是有一天，我们去她的新居参观，在书架的角落里，发现一本《驴行千里》。署名当然是大款，可是，在大款的名字前面，我们见到，呼啦啦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三个字：呼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