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 我是1878年夏历九月六日即重阳节前三日出生的（那天是公历10月1日）。经过了几十年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之后，曾写这样一首诗：
生我
生来伴我菊花黄，拼共西风战一场。
温暖母怀忍回忆，呱呱三日便重阳。
经过了几十年不断地奋斗，终于获得了新生。又写一首诗：
改造
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来归愧此身。
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做新人。
我出生地的土地情况 我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城里。川沙在我出生时不称“县”，称“厅”，属江苏省，民国改“县”，现改属上海市。川沙县城位于上海市黄浦江以东，一般称浦东。海岸线由黄浦江出海外向南折而西入杭州湾，西滨太湖，成为三角洲，从农业来说，是棉、粮高产地，特别是棉。川沙和其他几个县，都位于这三角洲上。川沙县城东距海岸三四十华里，但县城西十五里有一“大圣寺”，老辈传说从前那里还是海边。
我从小怀疑到海的面积是涨缩无定的。从我乡来说，海面可能在缩，“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也许是事实。愿把几十年来直接间接所获得的海陆变迁的情况介绍给读者：
1.1951年我游大连市西南三十里小平岛，那处地形的尖端伸入海。当地老年人告诉我：“海边每年涸出地几尺，我年轻时这里都是海。”
2.我读宋朝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写着：“……太行山崖之间，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
3.1959年我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生物学专家高等教育科学委员会主席策伯格米德Tsevegmid告诉我“6000万年前蒙古南部是海，一般称戈壁（沙漠），地下都是水，有的地面以下几丈就是”。
4.南京大学地质学系师生发现地下海和古长江。从华东辽阔的平原地带发现“地下海”。过去是海盆地或湖盆地，现在已全部淤积成平原。但地下仍有如海水一样的地下水（见1959年2月26日《光明日报》）。
5.1936年我去四川，游川北剑门关，从剑阁县以北，一路都是向上行，峰峦挺拔。再上到剑门关，直至关门高顶，两边峭壁，子母石叠成，全是水成岩。
6.还有人认识到“几万万年以前，西藏的北缘和南缘一带都是狭长的海，发现了矿点一百多处，中有铁、铅、锌、锰、锑、钼等等”（见195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打开世界屋脊下的宝库”一文）。现今距海那么远的地方，从前也是海。
海陆的变迁，在这一片辽阔的大陆上，一年一年地发现了，证实了。
川沙呢，这几年从地下开采的大量天然气，把它利用于农业：拖拉机、流动灌溉站、水车及其他机械；利用于交通：公共汽车、探照灯种种；利用于工业：橡胶制造、烧砖瓦、磨粉、轧棉和其他电力使用；利用于人民一般生活：食堂、浴室、点灯等等。
地下怎么能采得这些天然气呢？我在杭州西湖亲见人们从湖边淤泥中吸取这种天然气，也称沼气。这证明《梦溪笔谈》所说“大陆是浊泥湮没所成”，而浊泥中会蒸发出沼气，是人所共见的了。
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黄叔才，名燡林。我的母亲孟樾清。
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土地，并且没有房屋，终他的一生租住人家房屋的。个性是得钱即用，挥金如土。他和他的胞兄先后考取了秀才。兄死了，他教一弟又一弟，教一个学生又一个学生，都考取了秀才，他就放弃家塾教师生活，漫游河南、广东、湖南当督抚的秘书。
首先是就郑州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幕，和川沙一位算学家沈韵松名咸喜同时受聘的。沈的算学不用笔算而用筹算。用刻有数字的竹筹来布算。那时中国珠算以外还没有行笔算。我父告我们：沈用筹算来计算土方，还不及老河工一看就很快地说出这一堆材料筑这段堤不足多少或有余多少。沈须从容布算，但结果倒是两方符合的。这是19世纪90年代的事。
某种社会产生某种人物，封建朝代的政治是万分黑暗的，就适应这种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好打抱不平的人。我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举个例子来说：南汇县有一周姓秀才，他的父亲死了，不久，他的妻生了一个儿子，忽然县里派差票提周秀才去，为的他犯了“服中生子”的罪。周惶急。我父适假归，听了，大发怒，伴着周秀才去南汇见知县。书包里带着《大清律例》，责问知县：“为什么票提周秀才？”答：“为了他犯‘服中生子’的罪。”我父问：“你知道吗？他父哪天死，哪天他妻得胎，哪天生育？你都调查过没有？这都且不谈。我问你：你办他罪，根据《大清律例》哪一条？”手里举起《大清律例》。知县大惶恐，说：“《大清律例》我倒没有查过。”我父说：“《大清律例》明明没有这种规定。你这样，叫作‘故入人罪’，你犯了‘故入人罪’的罪了。”知县惶恐认过，收回提票，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南汇知县这种行为，是具有一般地方官吏代表性的。我父好打抱不平，就是这一类。
我的母亲是地主的女儿。母亲的父亲孟荫余祖父，一般称外祖父。我反对称母亲的父母为外祖父母，称女儿的儿女为外孙儿女，这“外”字明明是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看法。他有佃出地一百五十二亩，还有自耕地一百来亩。但封建社会制度，财产传子不传女，我母亲倒因此干干净净地克勤克俭地过了一生。她的人生太短了，死时只三十二岁。
我的父母都死得很早。我家老辈的年龄都很短。而现在呢？最近十年，我的一辈和下一辈、再下一辈都没有因病致命。想一下，依我亲身经历，我父我母的病，如在今天，都不会致命。而今天不致命的病，如在早年，无疑是致命的了。前后死亡率差度那么大，必须认识这不是我家独特的现象。我幼年常听到一句话：“人生五十不为夭。”
平地深葬 川沙北境有一黄家墓园，地名高行，从我曾祖起都葬在那里。满地高大的土馒头，占可耕地着实不少。我的父母葬在川沙近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写了一篇《平地深葬》文，各报转载，远近宣传。使思想没有进步到“火葬”的人家，或没有“火葬”设备的地方，不致因土葬侵占可耕地。我首先就我父母墓祖墓，雇农民把土馒头耙平，把棺木深埋一公尺半（根据农民经验），使地面可以照常耕种。该墓地即归农民或人民公社公有。
梁靠墙、田靠天、病靠命 还常听到三句话，是从外方传到我乡来的：“梁靠墙、田靠天、病靠命。”病所靠的只有命。那么，除非不病，病了，还有什么希望呢！——我要提醒读者们，不要这样推想：中国文化太落后，外国多么先进呀！我录一段谈话。
1928年我访九十多岁的马良老先生（号相伯，后来活到一百零一岁），他是很早留学法国的。他说：“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里，说百病都会消灭的。”他老先生所说年轻时，也不过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距离我幼年，也不过五十年左右罢了。1936年10月27日他老还亲告我：他老十余岁时西洋始有天文台。
母训 我想写我母亲了。可是我写不下去。母亲呀！根据我童真时的想象：世界上有美人，最美是我母亲；世界上有好人，最好是我母亲。我母亲待人多么好呀！只记得我仿佛十岁多些时，一天午饭，有一碟菜，我想吃。母亲说：“留一下，某人要来吃饭。儿呀！待人好些，自己省俭些。”我至今没有敢忘。到1929年我五十二岁时曾写《母训一则——待人好些、自己省俭些》这篇文给我的儿辈。
记得还有一次，受到病里的母亲大大的训斥。她说：“奎（我的小名），你看！谁在那里闲荡过日子？公公怎样？婆婆怎样？爹在外边怎样？农民一个个忙得怎样？只有你既不读书，又不做事，怎么对人得起？”这一场病中大训斥，使我直到老年，永远忘不掉。“儿懒惰，母生气，儿劳动，母欢喜。”写在我念母亲的诗里。现节录一首在下边：
梦里的母亲
童年失母，无夜不梦，渐长、渐老、渐稀。昨夜七十四龄的儿子，忽然投到他诀别了六十一年的母亲怀里来了。
（1951年12月21日 北京）
鲜红的太阳，照耀着高楼的纱窗。
娘呀！您怎么一点没有老？
您还是这样梳妆，这套衣裳，
娘呀！怎么好久不见您了呢？
我爱您，我想您，想得好苦也！
今天面对面地坐在您膝上。
我，永远是您的儿，您，永远是我的娘，
太阳永远是人间的太阳。
* * *
娘呀！我坐您膝上，
您教我识字，教我写字。
我现在会写了。
娘呀！写给您看：
中国翻身了。
中国的老百姓，吃尽了千辛万苦，
终于获得解放。
靠什么呢？
一巨人掌握着的是真理。
千万人献出来的是鲜血。
千万人中间的一个，是您的孙儿[1]，
这一滴血，是您传给他的血。
娘呀！也就是您捐献给国家的血。
…………
我母太可怜了。她短短的人生，我回味到当时的一般社会太冷酷了，也有小部分温暖，只是限于所私。除掉这小部分，简直是极度冷酷。——读者们记着，让我以后陆续举出惊人的事实来证明。
我幼时母亲教我识字、写字，是事实。我想我母如果多活几年，儿子大一些了，看到帝国主义者这样凶狠地勾结侵略我们中国，一定鼓励儿子献身报国。我母亲还比我父亲先死四年，我父亲是在甲午战祸爆发以前死去的。
儿时看到的外国侵略中国 那么我幼年一点没有认识到国难吗？倒也不是。一次是孟荫余祖父抱我看壁上张贴着“谅山战役”泥板画，中国兵向法国兵开火，满纸是烟焰。又一次是我父亲从广东寄给一种玩具，上百个小泥人，用猪鬃伪装了脚矗立着，分两队对站在纸盘里，一边是中国兵，一边是法国兵，用手向桌上轻轻地拍，双方走动，如作战状。
儿童读物 必须知道，那时没有“小人书”。尽管母亲教我识字、写字，教我学习写信给在外工作的父亲，可是好的少年读物没有。有的是《玉历钞传》一类，画着玉皇大帝、阎罗王，人做了恶事，死后见阎王，受到刀山、火坑的酷刑。我母亲从没有把这类书教我。
我写《八十年来》到这里，恰好我家两个孩子正在合看一册少年读本《趣味物理学》。同是儿童教育，八十年前后差度那么大！
对被针蝴蝶同情 有一事我自己也不了解，有人说给我听。我还在提抱中，一天，姑姊辈捉得一只很美丽的五色蝴蝶，用绣花针把它钉在庭柱上，蝴蝶两翅扑个不停，她们抱我近前看，想引我欢喜，不料我大哭，哭之不休。把蝴蝶放走了，再抱近前看，不哭了。这童真的物类爱，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应该研究从哪里来的非条件反射结合起来，成为这条件刺激物的呢？
方卿故事 有一天，母亲讲盲词《珍珠塔》给我听，说：“你看方卿多么苦！儿呀！你将来必须争气。”到1957年我在无锡看锡剧《珍珠塔》演出，想起童年母训，我哭了。做一首诗（游无锡四绝句之一）：
余兴逢场听管弦，珍珠塔影隐华筵。
人情冷暖儿时识，母训回头七十年。
娘呀！您哪里知道七十年后您所疼爱的儿子还在人间，重新看到娘当年讲给我听的方卿故事呀！
现在让我写一些当时社会极度冷酷黑暗腐化的现象。
流浪儿祝三囝 1849年川沙城里出了一名解元（清朝每三年省试第一名称解元）祝椿年。一片广场建起一所大住宅，题名“兰芬堂”，哪知道不到四十年，这“兰芬”两字，给相反地象征着，满堂鸦片臭。在鸦片臭熏天之下，一个常年没人教养的十多岁的流浪儿“祝三囝”，是解元的孙儿哩！没人教，已经认了；没人养，肚子饿怎么办呢？只有随地乘机偷东西来自我解决他肚子问题。有一天，给人家绑在柱上，当着群众，用鞭子狠狠地抽。祝三囝大哭大喊：“不敢了！不敢了！”这一幕恰使群众中间一个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就是我，惹起极度的刺激。我的反应是：他肚子饿要吃饭，不给他吃，光是狠狠地打，大人们的道理，我们小孩子不懂。这一刺激，我脑海里至今存在着，中间包含两点：一是对这样冷酷社会的愤怒；二是感觉到生在这样社会中太危险了。祝三囝还不过是一个例子。至今想来，那时社会里祝三囝多得很哩！
审官司两种打屁股 川沙城很小，我家距离厅官衙门很近，一听到街道转角一个人引吭高喊“伺候”！便见一大群衙役，全是鸦片鬼，蜂拥上衙门，知道就是厅官要升大堂审官司了。每一堂官司，几乎总是打屁股最引起观众的注意。打屁股分两种：一种是假打；一种是真打。假打是行过贿的。约略五六市尺长的竹爿，打得特别响，实际是打在地上，丝毫没有“切肤之痛”。但被打者的嘴里必须喊得响亮，否则受贿者的面子上不好看。喊的什么？“大老爷饶命！大老爷饶命！”打一声，喊一声，是有节奏的。这样，一堂官司审得最圆满。有面子、有夹里，官民两利。另外，天真的老百姓，不懂行贿，打得鲜血淋漓，倒不是大老爷的期望呀！
新刑具点锤 川沙来一个厅官，恨受审的老百姓们太天真，老是不肯，也许不懂行贿，发明一种打人的工具，叫“点锤”。叫受审者跪在十字架前，两手左右拓开，绑在架上，两脚赤着。用两根棍子，一根放在脚下，另一根压在脚上，衙役两人分站棍子的两头，用力踏棍子，右边踏一下，左边放一下，轮流地一踏一放，使被踏者痛得要命。叫作踏杠子。这是老法，够惨了。富有“创造性”的大老爷创一种新法，叫衙役左手拿了一片特制的长方形的薄铁板，右手拿着一个铁锤，把铁板压在受审者的脚踝骨上，用铁锤敲铁板，要看准铁锤敲在隔着铁板的踝骨上。这工具“妙”处在哪里呢？如果不行贿，铁锤和铁板是“硬碰硬”，铁板和踝骨是“硬碰软”。锤着板，板着肉，请问被敲者哪里吃得消？不须多打，什么事情，都依靠着这一工具：“屈打成招”了。无案不结，厅官大大地获得上司奖赏。而还有“妙”处，在敲的时候，丁丁有声，厅官认为大大“悦耳”。而如果行了贿呢，衙役“心知其意”，锤着板，板不着肉，听审者同样听到丁丁有声，哪里知道被打的虽然同样喊着“大老爷饶命！大老爷饶命！”何尝受到一些“切肤之痛”呢！这一个虐待人民的川沙厅厅官，必须把他姓名记录起来。他的姓名叫：倪人涵，安徽望江人。但倪人涵也不过是一个典型。封建王朝全国不知有多少个倪人涵哩！
正对着地方官大堂的前面一座堂皇冠冕的大牌坊，这是清朝地方官衙门一般的设置。牌坊面北，写着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让审案的大老爷抬头一望就是这十六个大字，贪赃枉法的大老爷们还怕天么！大概他们内心这样答复着：“教训由他教训，好官我自为之。”牌坊南面还有三个大字：“公生明”。我看“公”、“明”两字实在说不上。咳！黑暗到那么地步！当时流行的民歌：“个个衙门暗里开，此地无钱莫进来。”
读者同志们：我个人童年时候看饱了这一切的一切，时间到来，还能不大声高喊“快快革命，快快革命”！
且慢，让我再写一件更惨酷的事实。
四个壮丁被冤杀 一天，川沙厅衙门从囚笼里绑出四个壮丁去杀头。为的是什么？上海市上建筑需要的木材，都从福建采购，经过江苏海外，运到上海供应。木船遭风失事，木材漂流到海滩上，沿海居民就捞取了。这一类事常常发生。上海资本家们组织的木业公所，要求江苏沿海地方官包括川沙，严禁居民捞木材，送一笔钱给地方官。他们无法归罪于吹翻木船的海风，只是归罪于捞木材的人民。
为了见好于送钱的资本家，诬“捞”为“抢”，“惩一儆百”，不该杀也就杀了。我所亲眼看到的四个壮丁，还传闻凑了两百大银圆，送给川沙某绅士，要求说情伸冤，那个贪污狠毒的绅士，钱慨然受了，事没有照办，四个壮丁终于冤杀。
我气愤极了，我只可惜我的爱好打抱不平的父亲不在家。可是那时的我，还只看到万恶官绅的惨无人道，而没有认识到背后在操纵着的间接杀人的资本家，为的是我这小孩子，还没有阶级认识。这资本家送钱给地方官这一点，到我壮年以后才知道的。
当时官吏这样凶恶，总的原因是要钱，为什么拼命要钱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的官，就是靠钱买得来的呀！他们“将本求利”。
清朝卖官 清朝到晚年，异想天开地辟出一条生财大道，筹饷呀，筹赈呀，假借着什么什么名目，设局开捐卖官。想做什么什么官，须捐多少多少钱。钱越多，官越大。加上许多“花样”。——“花样”是关于捐官的官文书里专门名词。——一般是“候补”，钱加多些，“尽先补”。更多些，“遇缺即补”。而这些人的品德才能一概不问。衙门处处要钱，级级要钱，最高的吏部要钱特别多。
皇宫纳贿 岂但衙门，皇帝宫廷里特别是皇太后也在间接地甚至直接地弄钱。《孽海花》是一部写实的小说。我老友曾朴写的。第二十一回“送苞苴衣匠弄神通”中间写着市上有两句童谣：“若要顶儿红，麻加剌庙拜公公。”“若要通王府，后门洞里估衣铺。”小说中间写着这样一件事实，“上海道”这个官儿，总不能说不重要吧，会给胸无点墨的鲁伯阳（这小说把他化名鱼阳伯）买到手。太臭了，清廷政治的腐败，不需再描写了。
19世纪末清朝外债 物腐虫生，虫那么多，物那么腐，1894年甲午之战爆发了；1895年与日本订和约割地赔款；1897年德占胶州湾；1898年英占威海卫；1899年法占广州湾；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了。
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需要国外新的殖民地、新的市场、新的原料产地；同时财政资本还需要输出的新场所，在19世纪末，中国早被帝国主义者们视为最好的财政资本输出场所了。
仅此五年间九笔借款，总额已达五千七百七十五万五千镑之巨。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财政资本输出进度之速可惊了。因海关税收、铁路财产都担保外债，因而海关、铁路管理权全落入外国人手。这一切我这个小孩子在当时哪里懂得，不久给我一点又一点都知道了。
东野书堂诗 我在19世纪接受的是旧教育，学习的是旧文化。当六岁时我母亲教我识字写信，上文说过了。后来两个叔叔教我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九岁起就经常住孟荫余祖父家，在那边家塾里读书了。我不是说过孟荫余祖父是个地主吗，他的住宅在川沙东乡，是经营得很美好的一个园林。我现在不多描写，只录五十年后我在杭州西湖上写的一首诗：
西湖汪惕予宅，宛然是我幼时读书的东野草堂，感而赋此。
（1933年5月3日）
儿时景物老难忘，一曲明漪百亩桑。
少长田园知疾苦，家传诗酒戒疏狂。
荫人大木环村绿，坐我名花静昼香。
此地汪纶临水筑，当年东野读书堂。
我就在那样的草堂里读了十年书。——孟家原属南汇县，到现在我下笔的时候，属上海市川沙县东乡。原设合作社，写到这里时，知道并入江镇人民公社。东野草堂设四村小学。
官逼民死 孟荫余祖父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一生种花、种桑、养蚕，不应考试，原来中间有缘故的。我母亲的祖父是给清朝官吏勒捐巨款，无力交纳，被迫投水死的。遗嘱孟姓子孙勿做清朝官，勿应清朝考试。我应清朝考试，在后来懂得这一点道理的时候，有些抱歉的。这一类官逼民死的事，在当时是不太奇怪的事。帮助清朝消灭太平军居首功的曾国藩，他在1851年（清咸丰元年）给清帝奕□的《备陈民间疾苦奏章》里说：“钱粮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于盗贼。”但说者尽管说，做者尽管做。
太平军民歌 太平军是1850年起义，到1851年建立太平天国。那年也是辛亥年，恰是清朝灭亡之前六十年。到1864年它被清朝灭亡，还在我出生以前十四年，但我还曾经使用过“太平天国”制钱。我幼时常听到人家谈太平军，我很爱听一首民歌：
长毛进南京，当官的要命。
富人心事重，穷人一身轻。
太平军杰出的人物之一石达开，有诗：“东南到处有啼痕。”有文：“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1938年，日寇进陷南京、上海，我自梧州西上过贵县，题贵县东湖石达开纪念亭诗两首：
东湖罨画翼王亭，五岭南来此地经。
上国衣冠沦落恨，千秋心迹照丹青。
石家村里说奇男，苦念民生付一担。
东北烟尘莽无际，啼痕今又遍东南。
在小孩子们嘴里，不称太平军，只是形象化地称“长毛”，为的是太平军反清留发不剃的缘故。从这流行的诗文里看出，人民认识太平军是含有革命性的。虽然受着历史性的限制，不会有阶级认识，从这行动和口号看来，已经超出反封建这一阶段了。实际上太平军只能说是反清，并说不上反封建，他们不少首领都还封王哩。我们应该认识革命的农民和农民革命领导者双方思想会有距离的。
毛泽东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这样判断着：“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
三指游戏 那时小孩子们最爱玩一种集体游戏，倒是对当时国内和国际情况有充分代表性的。怎样游戏？三个指头：大指代表“官”，小指代表“百姓”，中指代表“外国人”。百姓怕官，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甲乙丙三孩，各就三指中同时伸出一指，假如甲伸大指，乙伸小指，丙伸中指。这就是：甲“官”对乙“百姓”是赢；而对丙“外国人”是输；乙“百姓”对丙“外国人”是赢，而对甲“官”是输；丙“外国人”对甲“官”是赢，而对乙“百姓”是输。赢的对输的拍一记手掌。
三元里和升平社学 百姓怕官，骨子里一肚子怨恨，太平军起义，就是代表人民。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根据什么呢？最早表现在广东。“三元里”一仗，——三元里在广州市北郊白云山下，现重修着“三元古庙”，保留着“平英团”的斗争遗物史料。——官已经向英国人屈服了，民众自动地组织“平英团”，结合广州近郊几万民众，围困英军几千人，几乎全部歼灭。这是1841年的事。
到1842年南京订约了。英国人要求进广州城，城乡民众轰轰烈烈地合组“升平社学”，宣言反对，终于拒绝英国人入城。这是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的事实。这一类还多哩。
文丐 我在少年时候，看到一般老百姓情况，小孩子像祝三囝，上文交代过了。满街鸦片鬼靠衙门吃饭。乞丐是每一时间每一空间很少机会找不到的。特别使我忘不了的，是一种文丐。一条街道，一个文人，衣尽管破，必须长衫，手里拿一把折扇，一面漫步，一面摇摇摆摆地朗读诗文，边读边走，长长的街，一来一往，再来再往，到三来三往，伸着手依次向街旁商店或人家很文雅地接受薄薄的馈赠。积少成多，大约这一天生活来源有着落了。更使我忘不了的，在孟家书塾里，某天，来个上边所说那样的文人，一进门很客气地问老师姓名，老师答“乔文如”。索纸笔，立刻写一首诗。我还记得头两句：“落拓江湖恨见迟。温文儒雅是我师。”把老师别号“文如”两字写进去了（虽然“如”换了“儒”）。乔老师大大称赞。荫余祖父出见，请他一顿酒饭，送了轻微的一笔钱而去。读者同志们！这些还不是现时所称知识分子吗？人民政府把团结知识分子当作重要政策之一，现今的青年哪里会想到几十年前知识分子可怜到这地步。
麻痹剥削仇恨 孟家被称为“做好事的人家”，每天乞丐是不断上门的。门首经常预备好一串钱，来一个给一个，以一人一文钱为原则。最可怜的是女丐抱了小孩，有的抱一个，手里还搀了一个，嘴里叫：“做好事的娘娘太太！肚子饿得不得了呀！”就给她站在门外吃一碗饭。只能站在门外，只有一碗饭，但像孟家给她吃饭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孟家对待一般农民，特别是种孟家田的，是比较好的。厨房旁有一板桌，可容六人坐，农民来，在吃饭时候，就请他们在那桌上吃饭。有病，赠药。一般佃农称：“种到孟家田，胜如自家田。”秋收时，分粮多少可以商量决定的。这叫作“分种”。
上边所述孟家种种好意待人，只是我幼年时的看法。到现在我知道，这些无非麻痹些农民被地主剥削的阶级仇恨，何尝减轻些地主对农民剥削的阶级罪恶。
顾连生 孟家近邻有一小孩子和我年龄相同，叫顾连生，小名阿连生。我日常读书，他得空来旁听，课余一块儿玩。他很聪明，很喜欢读书，无奈他是一个贫农的儿子，经常要看牛，斫草，要帮助父母田间干活。我一天天长大了，他也一天天长大了。我经过了几十年成为今天的我。阿连生呢，成了文盲，文盲够苦了，眼病又没有好好的医治，成为盲子。父母死了，成为盲丐。我一贯向外活动，没有机会见他，只随时稍稍周济他。直到新中国成立，农村有了组织，受到了生活救济。几年前死去了。必须认识：只要是人，即便是农民的儿女，都有权利接受相当的文化培育。问题在于人们把他权利剥削掉。我所提出的事实，太显明了，一个是地主的孙儿，靠了剥削，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利被剥夺掉，终成盲丐。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我到今天尽管愧！歉！悔！恨！也只有愧、歉、悔、恨罢了。必须认清，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阿连生呀！
我的记忆力 我在那时，哪里懂得这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读完了五经：《易》、《书》、《诗》、《春秋左传》、《礼记》。自我发现一种特殊情况，每天老师授一课，明晨能背诵了，授第二课。我呢，每课约略能读一百行，当天不须读满十遍，明天清晨，老师前背诵，保证一字不差。但当天不能背诵，即使多读几遍，尽多也不能。明晨背诵过后，从此再不能全文背诵了。最近我把这种情况向卫生部傅连璋副部长请教，承他详尽分析地指教我，主要是说：“生理学上把一个兴奋掩盖了另一个兴奋，称为‘外抑制’或‘负诱导’。清晨脑子里没有这许多打扰，所以容易想清楚。”的确，凡是想不出的名词或答案，在清早容易想出。这当然就是《孟子》所说“平旦清明之气”了。只是两千五百年以前的人，不会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罢了。
读完了五经，——四书五经是正式上课的，读完以后，广览群书。因我读书多，在第二次被控革命党时，清朝官吏认为读这些书，决不是革命党，获释。详下文。——学会做八股文，就去上海应县考，去松江应府考。从此又使我受到了不少刺激。
厘卡行贿 从川沙到上海，一般搭坐运货的摇橹船。黄昏开，清晨到。天将明，船过白莲泾严家桥，忽然岸上大声叫喊，一群人如狼似虎地跳上船，手里拿了长长的尖头的铁条，乱敲乱戳。船停下，船主悄悄地上岸。这一群人边敲边喊，闹之不休。一会儿船主回来了，扬一下手，这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严家桥设有厘卡，浦东货船来往上海，大部分必须经过，政府在这里设卡抽捐。如果问：是抽取厘捐么？那问得太天真了。如狼似虎是表面工作，船主悄悄地上岸，是实际行动。等实际上满足卡官欲望了，一群人也就走了。又是一种官商两利的事情。官得贿了，贿额稍减于捐额，商也得利了。所吃亏的只是国家和人民。只有严家桥这样么？哼！“天下乌鸦一般黑”。
结婚年龄 这种夜航船，颇不寂寞哩！船工两人，一面摇橹，一面唱歌，一唱一和。到现在我还记得一首歌词：“栀子花开香又清，一根绳吊杀在后庭心。阿妈问我为啥寻短见？阿妈呀！十八岁无郎做啥人。”嗒！嗒！嗒！嗒铁嗒！嗒！两人用脚踏船板当拍子。这首民歌藏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但我不很以为然。在男女没有上学，或上学而不重教育，结婚的年龄早晚不管了。现在大兴学校，十八、二十不过初高中年龄，必读完大学或专科，才是成才。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我参加讨论婚姻法，对结婚年龄有所争辩。有主张女十八岁、男二十岁者，有主张女二十岁、男二十二岁者。我发言：国家正在重视人才重视教育，一般人不重视，我们必须符合标准。着重教育与成才，才宜结婚。众以为然。
公园牌示“犬与华人不得入内” 到上海了。一进租界，眼花缭乱。只见街上到处红头巡捕，面目凶狠，特别是对人力车夫乱打乱踢。白渡桥公园门外牌子上写着八个大字：“犬与华人不得入内。”这是我在那时亲眼看到的。
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先进者 中间突然把我警醒一下，大东门大街接近租界有一家老牌布店，账台上坐着一位白头伙计，他的家住租界旁边，终身没有肯踏进洋场，他气愤地说：“怎么让外国人管理我中国土地，简直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我永远忘不掉那位老先生。经过一次又一次全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到今天回想，越加尊敬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进者。
欠租站笼刑 到了松江，有一天走过县衙门，门前放着四个木制站笼，笼底放着一叠砖头。问旁人做什么用？答：如果农民不向地主缴租，地主认为有必要，只须送衙门小费制钱二百文，县官立即拘捕这个农民，问地租缴不缴，不缴，把他装在笼内，脚站在砖上，头伸出笼顶，顶有圆孔，两个半圆形合起来，孔的大小恰和颈相等。如再不缴租，把脚下砖头，一块又一块抽掉，那就活活地吊死了。我听了大吃惊。原来松江的地主、松江的县官，这样凶狠，那还了得！
我受了这些刺激，叹一口气，我小孩子有什么办法！不，要找办法。那时我才十五六岁。疼爱我的母亲早死了，不到两三年父亲又死了，荫余祖父又死了。看到这样的政治、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一肚子不平，曾经在十八岁时给我胜利地发泄了一下。
童真的无鬼论 上文不是说过“病靠命”吗？病家倒也不光是听天由命的。求仙拜佛，迎神问鬼，认为只有这些才是起死回生的唯一道路。于是各方响应，仙佛神鬼，应运而生。
川沙城里我家同居的婶母，雇着一个女工友，病了。病中说出许多许多鬼话，鬼附她身了。要求摆起香案，大家叩头，求福得福，邻居病家来叩头求药，取一把香灰，调入白开水吞下，病就会好，于是门庭若市。这女工友坐香案旁，有时大叫大喊，有时喃喃絮话，旁人都莫名其妙，十八岁青年的我从农村到城里来了。一到场，根据童真的无鬼论，走上香案前，哗喇喇一声，把香案翻一个身，四脚朝天。并大喊：“如果有鬼，来找我。”全家目瞪口呆，都说：“不得了！不得了！”有些人窃窃地私下说：“这个没有爷娘管的，那么厉害！看他生病，看他早死。”
初读《天演论》童年的我，从此给一般人怕、恨、诅咒。只有一个人从小看重我，喜爱我，培育我，就是我的姑夫也就是我父亲的学生沈肖韵名毓庆。甲午战役，吴大澂带兵出关抗日，沈肖韵从军行，亲受军事训练。不久中日讲和。他家藏书最多，我一进城，经常在他书斋里泛览群书。他还随时购新书给我读，第一部清楚地记得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我和沈树镛家的关系 说到沈家，不但富于藏书，他家所藏金石碑版还特别富。清同治、光绪年间，著名的文学家俞樾著作很多，他的作品中说：“川沙沈家收藏金石之富甲于江南。”源头在沈肖韵的父亲沈树镛，号韵初，举人，考取内阁中书，住北京很久，是一位有名的金石文考订专家，写作也好。他和赵之谨号?叔（书画、篆刻都精）、叶昌炽号鞠裳（书籍、金石、碑版考订专家）等为友。我呢，和他家关系太密了。沈树镛和我父亲的母亲是胞姊弟，又和我母亲的母亲是胞兄妹。沈肖韵是我的姑丈，又是我父亲一手教导出来的学生（廪贡生）。我吸收的一些旧文化，和他家是分不开的了。
川沙毛巾生产的创始 甲午之役，沈肖韵从军出关抗日，深感民生痛苦，议和后归上海，亲见虹口日本人办毛巾工厂。时国内无毛巾，肖韵为挽救民生热情所驱使，购机二架、毛巾几打，聘一工人归来，全家和亲邻妇女习织。能习者越多，制机越多。由近而远，招许多女工学习。学成，正式纺织，附设漂染工场。业务大发达以后，所有织机都赠给招来的女工，不取机价，让她们每一村庄自己联合经营，漂染工场作为公有。这样一来，川沙毛巾工业，大大发展，贫农都变富有了。到现在市场上还有高级的“川沙毛巾”——北京也有。1959年组织参观团去川沙调查，调查到全年产毛巾500万打，35％外销。1963年1月4日，县长报告，毛巾外销亚、欧、非洲四十七个国家。
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店 我曾得到过一个机会，深入19世纪末期落后社会的一个角落——商业社会，在那儿接触到一些情况。我有叔在川沙市独资设一所百货零售商店，为了照顾父母俱亡的我，平时尽管读书孟家家塾，暑假年假招我入城去临时帮忙，给我一些临时工资。我就学会了零售柜上一些必要的技术。这且不说，我说两点：每年从元旦起店员休息，初四夜接财神，店主领头行礼，接下指名某某店员行礼，如某店员没有被请，就是今年解雇的表示，不须再发解雇通知。所以临到接财神，店员们个个担心。那么店主很快乐么？不！不！我再来说一点店主的苦恼。我的叔招我同室卧，夜里只听叔长吁短叹。我问：为什么？叔答：你不知，每一季把售来的钱向上海进货，总是不够，为的是东西两头还有较大的同业。例如我定某货价十元，他们定九元五角，顾客都到那边去了。我店的资金不够，债越积越多，如果闭歇，全家靠什么吃饭！接下又是一声长叹。不久，叔就这样忧惶死。
这样，我过了三年，深入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幕：无组织、无领导，到处是大鱼吃小鱼，大鱼也在我吃你，你吃我。一群店员的生活保障，当然更说不到了。
我的求婚 问题来了，我老辈只剩一位我父亲的母亲，她千方百计希望我成家，为我求婚。那时绝对没有男女自由恋爱这一套做法，只有访知某家有年相若的女儿，央人传“八字”说亲，——八字就是男或女的出生年、月、日、时，如甲子（年）乙丑（月）……之类共八个字。——根据男女两方的八字，请算命的合算两人命运配得配不得。我呢，求婚的反响：第一家答“占卜不吉”；第二家干脆地答“不允”；第三家确比我富，答“我家的女儿不愿配穷小子”；第四家和我同样穷，答“我家已够穷了，女儿还配穷小子么”；第五家干脆地答“不允”。那糟了。我尽管谅解他们，我是穷小子。只是我成家的希望看来很少了。
塾师生活 到二十岁时，有人介绍我去当家塾教师，“束脩”（也称脩金，是教书的酬金）制钱三十二千文，这是全年的数字。那家离川沙城三四十里。我呢，一面教书，一面自己努力读书。说我穷么？是穷的。全年制钱三十二千文收入外，虽然还有一笔收入：是川沙、南汇、上海三县都有书院，每月出文、诗等题目，让人依题写作，揭晓前列的有奖金。我这笔收入倒超过脩金收入，但到底还是穷。机会来了，姑夫沈肖韵有一朋友王筱云名矞，看到我的写作，说：“这一青年前途有希望。”沈肖韵说：“这一青年正在求婚，你有女儿肯配他么？”一诺之下，遂成好事。订婚了，还没有结婚，我考取秀才了，而且府考第一名。他老先生大大高兴。一考取了秀才，塾师脩金制钱三十二千文，东家自动地立即升为大银圆三十二元，加了30％。再隔三年考取了举人。筱云老先生先十天病死了。这就是和我共同生活四十二年的原配王纠思最初结合的经过，离现在不到六十年。那时的社会，那时的风俗人情是这样的呀！
考入南洋公学特班 我正在无聊地过塾师生活，沈肖韵姑夫和我时时通信，义和团被洋兵打败呀！英、俄、德、法、日、美、意、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呀！清帝、皇太后出奔呀！我当塾师的所在地是没得报纸看的。一天，忽然川沙专人送来一封信，又是沈肖韵姑夫的信。信大意：上海南洋公学登报招考了。你快回来，去上海应考。如果考取，你的全家生活费，我已约定三个亲戚资助你（他自己和我的舅父孟侣鸥、表伯奚子欣）。不要当塾师了，去当学生吧！
南洋公学考取了。从此我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学习。这是1900年的事。入学恰是20世纪开始。
思想中毒 如果问我：你学习了将近二十年那么长时期的旧文化，有所得没有？我愿把时时记在心头的几句书写在下边：
“泛爱众，而亲仁。”（《论语》）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儒学案》张载：《西铭》）
“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孟子》）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些只是青年时期从学习旧文化打下来的思想基础。当然，人们的意识，还是随时决定于社会的存在，我哪能例外呢！
但是，我自己还清楚地认识，当时深深地中着一种毒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