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毓瑔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当时由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同时请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也派代表。孙中山派王正廷为代表，派我的岳父曹霖生为代表团秘书长。曹霖生是宋庆龄的表舅，1917年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学校，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工作，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在他旧存的资料中，有述及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一些情况，兹略加整理，公之于世。
主持巴黎和会的有一个协约国最高议会，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任主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贝尔福，意大利首相欧兰都和外交大臣沙巴诺，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任副主席。1919年1月28日，和会讨论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时，中国代表团被邀参加，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大致如下：（1）德国放弃1901年由八国联军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所得的特权和赔款，以及在天津、汉口德租界和中国其他地方（除胶州外）所有的房屋、码头、营房、炮台、军火、船只、无线电台及其他产业（使署领署不在其内），并将1900年和1901年所夺取的天文仪器一律归还中国。（2）中国非经署名于1901年条约各国的同意，不处分北京使馆界内德国人的产业。（3）德国承认放弃汉口、天津租界，中国允准两处租界辟为各国公用。（4）德国对于中国或任何与会国政府，不得因在华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于1917年8月14日被没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5）德国放弃在广州英租界的产业，让与英国；并放弃上海法租界内德人学校产业，让与中法两国。
关于山东问题，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向和会要求继承德国的权利，提出：（1）德国在山东胶州的各项权利、所有权、特别权利，以及各国于1895年3月6日及其他年份与中国签订有关山东的条约中所得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线等权利都让与日本。（2）德国在青岛至济南铁路所得的各项权利，连同用矿权、开采权，一并让与日本。（3）青岛至上海及烟台的海底电线，无偿让与日本。（4）德国在胶州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无偿归日本所有。
胶州是中国的胶州，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清光绪二十四年，德国借口有一德国教士在山东曹州遇害，即派兵占领胶州。旋清政府将胶州租与德国，定期99年。此后德国人在此筑铁路、开矿，竭力经营。至欧战开始，中国先宣告中立（至1917年8月对德宣战），日本不顾国际公法和中国的中立国立场，悍然出兵攻占胶州，且接管所有德产，并声明以后交还中国。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归无效。后来，袁世凯醉心复辟帝制，乞援于日本，竟然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就在这“二十一条”中，也言明欧战结束后交还胶州。但1919年欧战结束，日本却提出要把胶州让与日本，纯属无理要求。陆征祥在和会上严重抗议，并提出一份长篇说帖，说明理由。主持和会的美、法、英、意等国对此均作壁上观，说帖终被搁置。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由于曹霖生同顾维钧私交甚深，早年去美国入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都得到顾的帮助，他的夫人施美珍又是施肇基的侄女，于是顾维钧、施肇基都站到孙中山的一边。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主席、副主席提出强烈的抗议。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与陆征祥是老友，当时正在日本谈判山东铁路合同。为使其经手进行的卖国勾当顺利进行，他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在和会所提的条件，于是回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拟把顾维钧、王正廷调回，由章任代表，并面见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徐世昌初步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5月3日，报纸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全国人民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后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上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随之漫卷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
与此同时，孙中山根据各界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势，指示王正廷、曹霖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正廷、曹霖生先说服顾维钧、施肇基同意拒签，后来魏宸组也主张拒绝签约，向陆征祥进言不应在这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免遗臭万年。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他们给徐世昌的电文是：“和约保留签字，我国对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之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岂知时直至今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内省既觉不安，即征诸外人论调，亦群谓中国决无可以轻于签字之理，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留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利等语，姑留余地。窃惟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此以往利害得失殊难逆睹。要皆征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1919年7月2日，陆征祥又电北京政府：“巴黎和约既未签字，中国德国的战争状态按照国际法可认为继续存在。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用政府大总统明令发表，愈速愈好。”9月15日，中国宣布对德战争状态终止。
此后，王正廷、曹霖生由法国回到广州，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在广州大街上搭建牌楼欢迎。王正廷还到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前身）、圣约翰大学等校演讲，介绍巴黎和会上外交斗争的经过，当时我在南洋大学听过他的演讲。
（原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