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谭光[1]
孔祥熙的家世略历——孔与国民党政府的渊源——蒋介石的亲信——孔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孔家儿女的所作所为——孔系喽啰的为非作歹
孔祥熙的家世略历
孔祥熙，字庸之，山西太谷人，生于1880年。在封建王朝尊崇孔子的制度下，孔祥熙替孔家制定了派名，合全国孔姓为一家，联宗续谱。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弘治中，远祖到山西做知县，死后子孙流寓在太谷。由“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传到孔祥熙的祥字辈，为孔子七十五代裔孙。他的曾祖因和孟姓秀才争夺拔贡失败，咯血而死；在病中立下遗嘱，不许子孙再进场赴考。那时山西票号正烜赫全国，他家就弃儒为商，但是仍延师在家教读，保持孔子子孙的门风。孔祥熙经常谈话演说中，总要夹上两句《论语》《孟子》，表示博雅。
孔三岁丧母，随父长大，小时因病在美国教会所办医院治好，从此他父子就信奉了基督教。后来他到通州协和书院（燕京大学的前身）肄业；嗣由教会介绍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清朝宣统年间回国，就任太谷美国教会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铭贤学校”校长，“铭贤”两字就是铭感美国教士的意思。辛亥革命时，他号召青年学生组织山西学生军，自任司令，开赴娘子关；后被阎锡山吞并，因此对阎仇恨，为以后反阎的起因。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不能再在太谷活动，跑到日本去，担任东京中国青年会干事。他留学美国时，就认识中山先生，到日本时与中山先生更加接近。
袁世凯死后，孔祥熙返回太谷，仍担任铭贤校长，并自兼课。孔前妻韩氏早死，续娶宋霭龄为妻，并同他一起在铭贤教英文。他不甘寂寞，常往北京、天津活动。当时他也包销美孚火油，为华北经理，设立了祥记公司。据他所说，他开始发财，是在欧战时期代美国购买山西铁砂。他因教会关系，常和美侨接近，因火油生意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也有来往。有一次谈到收购铁砂，他立刻跑回太原，把山西铁砂趸购下来，每吨银币一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一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他收了美国定金，足够他偿付全部价值，交货后所收余款，全是盈余。
古语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资金一多，就添了孔的翅膀。他由北飞南到上海，先后和陆费伯鸿办中华书局，和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别在地产方面的投资，显出他工于心计。他在1934年向我说，他的上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住宅），当时价值五六十万元，是由1915年一万六千两银翻起来的。1915年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买进德侨一所住宅，1917年卖出，得价三万多两；再买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黄克强原住宅，卖出时得价六万五千两，又买进西爱咸斯路住宅；近二十年增值三十倍。在天津投资地产也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他还充实了祖遗的广茂新、晋丰原等商号，做药材、夏布生意，南至广东、四川，北至包头、蒙古、东北，都有他的商业组织。
欧战后，北洋政府设立鲁案督办公署，王正廷任督办；孔祥熙因与王有留美同学关系，由王荐充坐办（督办助理，地位次于会办）。接收青岛时，孔任实业处长兼青岛电讯局长，这是他投身政界的开始。从此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资本的初基。
孔与国民党政府的渊源
1925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铁狮子胡同，孔正由国外回来，以亲戚关系在那里照料，因此后来算上了一名顾命大员。从前中山先生曾命他以基督教徒关系，拿《建国大纲》手迹印本，去访问过冯玉祥、张学良等。这时冯在北京西郊，不愿来北京，中山先生卧病，就派孔代表访冯，做联络工作，希望冯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久，中山先山逝世，一切也就谈不到了。但是孔、冯之间倒建立了私人情感。为孔以后依附蒋介石立了第一功。北伐时宋子文随军北上，所兼广东财政厅长就让给了孔。宁汉分裂，孔跑回上海。那时宁汉双方都极力拉冯，因冯在奉军由河南撤退后，进军潼关，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汉口政府首要与冯约会于郑州，同时孔亦秘密由沪到郑访冯，撮成了蒋、冯合作，进而促成了宁汉合流。与此同时，宋霭龄也极力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利用汪蒋同时下野的调停条件，蒋辞职同宋等赴日本，住在吴启鼎家中做客，不久就回国结婚。
关于蒋宋婚姻尚有一段秘史值得在此一提，就是蒋宋结婚，如上所说由宋霭龄极力拉成。宋母自无问题，但是宋子文却坚决反对，几乎兄妹决裂，宋母劝说无效。宋氏姐妹就商量请求谭延闿出面调解，因为宋子文对谭信服，谭的威望可以压得住宋子文。据谭日记记载：“应宋美龄电邀到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有此历史原因，宋美龄对取得中国“第一夫人”资格，固终身感谢大姐，但对阿哥总不无芥蒂，而蒋对宋子文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孔出任工商部长，后农工两部合并，又继任实业部长；这段时期孔、宋之间暗斗甚烈，相互诋毁。有一年国庆节，上海英文《大陆报》出庆祝特刊，孔发表一篇《回顾》中说，“建设方面不能有所成就，是财政当局不给经费之故”，宋子文见而大怒，拿了报纸去找大姐说：“自己人如此指责，无怪外间反对，太无道理。”其时孔在南京，宋霭龄打长途电话来责问，孔只好推在英文秘书许建屏身上。由是暗斗反而转到明争，双方各植势力，互不相让。但孔、蒋两家往来密切，却滋长了孔令侃、孔令俊凭借上海娘娘（孔子女呼孙夫人为广东娘娘，宋美龄为上海娘娘）的势力，为非作歹，不用说国法人言，就是孔夫妇自己对这两个宝贝儿女也无法管束。
蒋介石的亲信
孔由裙带关系，成为蒋的亲信，为蒋特别卖力。在蒋冯、蒋阎战争时期，孔利用他的北方关系，确实做了不少分化工作。冯系的何其巩（克之，曾任北平市长）、丁春膏就专在冯内部通消息、写报告。宋哲元二十九军之得以保全，是由丁春膏介绍萧振瀛去做工作并且走了孔的门路的。萧奴颜婢膝，第一次见孔就跪地不起，说为了团体为了朋友来跪求，如不允帮忙，就不立起来（孔亲口向我说的，并称萧够得起朋友）。孔那时还是实业部长，正在郎舅暗斗争宠，想挟外力以自重。因宋哲元部驻山西阳泉，晋系商震、徐永昌虽已投降，阎的嫡系赵承绶、杨爱源、王靖国等还拥有实力，如扶植宋部，可以起钳制晋系军队的作用。孔以此向蒋进言，当然是一拍便合，蒋第一次就给宋哲元五十万元，嗣后接济源源不绝，终于造成了宋萧勾结日寇土肥原窃据天津、贻害华北的局面。
七七事变以前，政学系张群等和日寇勾结，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孔也不甘落后，和日本军人特务来往，北方的土肥原就是通过萧振瀛与孔取得联系的。上海方面由樊光（震初，曾任外交部次长，那时是杭州关监督，后任浙江税务局长）勾结日本大使馆武官矶谷廉介（战后任师团长）、山本荣治（后来做汉奸王克敏的顾问，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刺王时将其打死），经常跑武定路日本武官处，“八一三”后才断绝来往。至于和土肥原的联系，从武汉撤到重庆，仍由萧振瀛在香港接头，日方并派和知在香港、澳门活动。当汪伪组织与日方进行谈判时，蒋因对抗战本无决心，又迷信德日武力，害怕汪凭借日寇力量，成为中国正统，求和之心甚切。孔当时与和知有接洽，中央银行秘书处机要主任王梁甫（孔的学生）在渝港之间飞来飞去，后来王在中山号飞机失事中遇难，就改由孔的亲信盛苹臣（盛宣怀的第七子）奔走。一直到香港沦陷，这些鬼鬼祟祟的勾当才断绝。
孔和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糊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一派欧美作风，孔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谄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孔和各派系纠纷，蒋不惜纡尊调护；宋子文如果不是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力量是无法取孔而代之的（原因下详）。
抗战初期，孔在武汉得任行政院长，是由国民党元老派居正、于右任、覃振等的支持，CC方面自知身份不够，轮不到院长地位，也顺水推舟表示拥护，有心与孔合作，来对付政学系和复兴分子。我当时晓得这些情况，曾建议孔乘机结合这些力量，培植羽翼，巩固政治势力。孔对我说：“我们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这固然是孔当时踌躇满志的得意语，也的确是实情，所以孔始终用死心塌地、唯命是从的方法，来博取蒋的信任，因此也就巩固了他二十年光景的营私误国的权位。
美国对孔不满，并不如外间所传说，是认为孔贪污无能，而另有内幕，值得一说。当美国在成都、昆明等地建筑空军基地时，商定由美军直接发放工资，需用中国法币为数甚巨，就把美钞在黑市出卖，那时官价美金每元合法币四十元，黑市已近一百元。孔认为影响了法币价值，就和美军协商，根据《反租借法案协定》，由中国政府尽量供给法币现钞交美方使用（当时美与盟国间一切军事经济援助都通过所谓《租借法案协定》拨付，另定《反租借法案协定》，由盟国供给美方所需物资，彼此均用记账方式赊欠，战后再行结算）。抗战末期，中国财政濒于破产，孔赴美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时，此项欠款已达六亿美元上下（照四十元汇率算）。孔抵华盛顿向罗斯福要求经济援助时，提出拨还欠款问题，罗认为可行，嘱与财政部长摩根索接洽。摩答应拨还，但不肯照四十元汇率折算。孔说其时黑市虽高，但美方在华包括外交军事宗教教育人员均系照四十元法币换取美钞一元，收进付出不应有两种不同价格。摩始终未允。孔把这情形面向罗斯福提出，并电告蒋介石径电罗斯福说理。罗只得答应先拨还一部分，其余战后再结算清偿，孔因而取得了一亿多美元现钞。罗斯福事出无奈，摩根索认为吃了大亏，因此对孔结下仇恨，在美政府内部大肆攻击。根据胡适、王世杰等人向美方所提供给的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的材料，罗斯福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更换军财两长，蒋介石只得发表了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孔祥熙的命令。这笔欠款战后结算，由宋子文和美国协商，购进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剩余物资——大批破铜烂铁和过期罐头食品等物资。孔因为替蒋集团讨回了一批美钞，却得罪了美国主子，落得凄惨下台，这十足看出美国对盟国的狰狞面目和恶劣手段。
孔自美回国，财长虽已交卸，仍保留中央银行总裁地位。不久，国民参政会开会，政学系又利用傅斯年等对孔展开了攻击，提出朋分美金债券质询案。所谓“朋分美金债券”，是当初发行美金债券时系按二十元法币汇率折算美金一元，并未全部发出，中央银行国库局掌握余券存在库里，后来通货膨胀，官价已提到四十元，黑市尚不止此，国库局长吕咸向孔提出朋分建议，照原汇率二十元收账，由有关系银行个人朋分，经孔同意秘密进行。这一质询案提出，确是轰动一时，但是正在参政会秘书处准备排印分发时，侍从室第二处忽然将原件提去，说是蒋介石要看，至大会闭幕前也没有送回，所以没有提出讨论，并销去了案号，案情没有在社会公开。后由蒋派俞鸿钧、徐堪查办，把全案卷宗调到侍从室研究，结果吕咸被撤职，孔的中央银行总裁也就不能再干下去，连所兼的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也被陈果夫夺去，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中国银行董事长（自总经理以次完全是宋子文任内原班未动）、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都只是名义而已。
孔在重庆闲住时有一次谈到宋子文，曾说：“西安事变时，我们主张他陪蒋夫人去西安，是想借危难中缨冠往救，来恢复他同蒋的感情，总算做到。不料今天会落井下石地联合外人倒我。”可见他们亲戚间你争我夺的实况。说到西安事变，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在上海，12日下午，他接到消息，打电话找我到他家里去，告诉我：西安出了事情，准备晚车回南京，并嘱打长途电话约苏联大使馆鄂山荫秘书翌早在南京孔宅见面（那时孔的南京住宅在高楼门，苏联大使馆也在那里，相距很近）。13日早到京，鄂即来访，孔对鄂说：“蒋如被杀，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以中国人力物力供给日本军阀，做侵略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设法保全蒋的生命，其他问题事后从长计议。”孔马上要去中央开会，托他转达大使。当天鄂第二次来访，说已由大使转电莫斯科。那天南京的中央会议上决定行政院由孔以副院长代理，军事方面由军委会常务委员代行委员长职权。何应钦当时大起野心，联合各方面主张讨伐，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准备用兵，并派空军往西安轰炸。当时会上火药味很浓，孔一人主张慎重，但孤掌难鸣，最后只得由宋美龄出面坚持，才压制下去。宋美龄并用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电令洛阳空军不许妄动，总算免了中原一场浩劫。孔又函电交驰地向各方联络，并利用同乡关系密电冯钦哉、孙蔚如拆杨虎城的台，许官许钱，以谋中枢权位的巩固。
西安事变后，内战表面上停止，但蒋集团一面对日寇仍采屈辱外交，一面寻求外援，扩充军备。德国福根赫斯军事顾问团正在华工作；意大利空军代表团来华访问后，也极力想争夺美法军火飞机商的市场。这两方面都由孔联系，如《中德易货协定》就是由孔促成的。中央信托局的成立，就是专办订购军火事宜。中德易货全系军用品，十年内战所用枪炮弹药都是来自德国。除购械以外，中央信托局另一为害人民的专业，就是承袭了法商万国储蓄会的一套骗人伎俩，设立中央储蓄会，举办有奖储蓄，广泛地剥削人民财富，更鼓励社会上的侥幸心理。
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时，英国曾答应巨额借款，条件是要把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同时，美国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示中国币制不应光和英镑联系，也应和美元联系，并愿意供给借款来巩固中国币制。这种接洽不断由财部美国顾问杨格和中央银行美顾问林枢等赴美探询，但无具体决定。1937年5月，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孔为了亲自和英美洽谈借款，担任特使，率领代表团前往欧洲，后又转美。代表团除参赞由外交人员担任外，全部秘书都从中行、中信局调用；蒋派翁文灏充秘书长。孔回国后和我谈起，在欧备受英、德、意等国礼待，特别在伦敦，艾登外相陪见英王，介绍时称孔为“中国币制改革者、孔子后裔、现代杰出财政家”，引为荣幸。但是谈到借款问题，却因英方所提条件太苛刻，没有成功。英国首相鲍尔温和财政大臣张伯伦（不久继鲍尔温任首相）都不着边际，当时孔只得匆匆由英赴美，再回欧洲，就是这个缘故。
孔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
蒋集团内各派系的互相倾轧，是众所周知的，蒋也有意利用部属的不协调来从中操纵。如上所说，孔宋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宋子文从财政部长下台后，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利用中国银行历史关系，联合交通银行，与中央银行成对立面，并和商业银行通过业务关系联成一气，稳执金融界牛耳，与财政当局若即若离，随时随地计划取孔而代。币制改革前英国李滋罗斯来华时，宋通过汇丰银行关系与李联系甚洽，英国甚至有“币制借款非宋任财长不谈”的表示。李滋罗斯到南京见蒋，要求宋美龄不参加会议，就是向蒋表示对孔的不信任，知道宋美龄和孔关系密切，认为不便的缘故。英国对内幕情形如此熟悉，当然是由宋方面得来的，可见孔宋矛盾是如何的尖锐。
“七七”事起，孔赴英未回。上海战事发生后，宋就在上海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派他的亲信霍宝树任秘书，一切由宋主持，为全国金融最高领导。孔令侃就在上海恢复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来唱对台戏，由财政部次长徐堪出面，实际由孔令侃主持。徐堪却两面讨好，造成了战后孔虽垮台，徐仍在宋子文行政院长任内分得杯羹的机会。孔在德接到上海战争消息，飞到香港转回上海，这两个机构才同时停顿下来。孔由沪而京，搬到武汉，才把四联总处恢复，孔任主席，派我接任秘书。宋子文留在香港始终不来，也不派高级干部来代表，中国银行由汉口分行经理出席，遇事不能做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也留在香港，派总经理唐寿民代表；农民银行派常董周佩箴参加。因宋子文消极抵制，四联只是三联，由汉口到重庆，中国银行始终阳奉阴违，态度消极。孔对宋无可奈何，后来只得向蒋建议，由蒋自兼四联主席，徐堪以财次兼任秘书，才纠正了这个现象。
孔到武汉不久，圆了他的行政院长梦想，但是各部部长都原封不动，再加上政学系的张群任副院长，仍旧是政学系、CC明争暗斗的局面，连院秘书长都不能自己保荐，由魏道明连任。所谓国民参政会，外面说来是民意机关，内部却是争权夺利的场合：CC利用党团组织、政学系利用所谓名流学者做工具（所谓社会贤达、党外人士，表面超然两者之外，张群却在暗中通过直接间接关系勾结拉拢），明争暗斗地攻击异己。孔当时对此最感头痛，老想联络，结果适得其反，请客送钱费尽心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民党中央全会里更是变本加厉，结果蒋只得仍旧自兼院长名义，孔以副院长代负责任来缓和局面。院秘书长魏道明使美，由陈仪继任；陈为政学系中坚分子，与孔因某事意见不合，结果闹得拍桌怒骂，蒋才将陈调开。张厉生叛离CC，冷落多年，通过陈诚的关系回到侍从室，由蒋派继陈仪，对孔较为恭顺。财政部两次长邹琳、徐堪，原系宋任旧人，后邹调贸委会主任，徐调粮食部长，由俞鸿钧、顾翊群继任，俞、顾皆政学系人。俞在上海沦陷后由上海撤退到香港，因上海市政府善后清理须留港办理，故由孔派充中信局常务理事，驻港年余才回到重庆。俞在港和孔令侃交接密切，故孔向蒋保荐充任财次，同时兼任中信局长。顾则由政学系所保，同时更兼中农总经理。中信、中农业务较忙，财政部事权由主任秘书鲁佩璋负责，鲁系孔的老人，因此政学系在财政部内不起重大作用，比较徐堪在部时反较平静。中央银行陈行，虽是宋子文老部下，为人庸碌，遇事依违，但求保全禄位。
潘益民（原中央渝行经理）勾结了孔的学生吕生才等成立人事处，尽量收容铭贤学生。当孔在鲁案公署时，潘任王正廷的秘书，闲来无事，潘同几个同事研究算命看相，说孔贵不可言，官至特任，并可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孔在南京任工商部长时，潘到南京找孔说：“相已看灵，何以谢我？”那时孔正吞并了福建华侨宋渊源等创办的国货银行（借口提倡国货，由工商部加入官股），就派潘到国货银行任沈阳分行经理，“九一八”后撤回中央银行，任西安、重庆分行经理。孔经常说曾国藩用人注重相貌，所以成了大事，并引古书上“眸子不正、则心不正”来做引证，谓对银行行员必须在这方面注意。又向往蒋派军校学生在部队中写小报告、监视长官生活的手法，所以在中行成立人事处，派潘益民任处长，凭他的相术来用人，派他的学生做考核视察工作，专负各分支行处小报告通信责任。我移交时全行行员一千八百余人，不到三个月，增加到两千，一年以后加到三千多人，新进来的不是学生就是同乡。
以后，孔的政治地位摇摇欲坠，财政方面早已山穷水尽，宋子文、陈光甫常川在美接洽美援借款，宋美龄也去效秦庭之哭，但都是杯水车薪，到手就尽。孔自告奋勇，拟亲自前往，蒋又不允；后来借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前往，也无大成就，反被政学系、CC勾结美国通过宋子文挤下了财长位置，逐渐结束了孔飞黄腾达的历史。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孔雄心未死，向各方面广事拉拢。伪国大开会时，利用北方籍贯，勾结北方代表，想在立法院选举中插进势力，以谋东山再起，但终敌不过政学系、CC的联合抵制，枉费心机。同时孔与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琪翔等也经常来往，并聘胡鄂公做《时事新报》经理。因与外界联系，却遭到蒋的指责，所以宋霭龄从美国来电推说进医院开刀，要他前往，孔就在1947年离上海到纽约去了。孔在国内各处碰壁，到美以后在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时却活动起来。杜鲁门的民主党那时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独裁的蒋介石是不满的；杜威的共和党却是死硬派（右派），所以当时蒋集团对杜威竞选，寄予甚大的幻想。孔在美对此颇出了一些力，但是结果杜威失败，孔想借外力东山再起仍然落了空。美国艾奇逊、魏德迈、司徒雷登后来支持李宗仁，对蒋施压力，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这也是美蒋间当年秘密勾结的一幕。
孔家儿女的所作所为
孔共有四个儿女：大女儿令仪，大儿子令侃，二女令俊，二儿令杰。四人中令仪安分，只是生活豪华；令杰年轻出洋留学，所以一切显著劣迹都是令侃、令俊（所谓孔二小姐）两人干的。关于令仪的婚姻，外面也有些传说，实在说来她的婚姻确曾在她家庭里掀起了些风波。过去宋美龄希望她嫁胡宗南，还有人代卫立煌做过续弦的媒。李毓万代孔勾结韩复榘部师长孙桐萱过程中，还替孙的兄弟桐岗作伐，结果惹起孔令俊的反感，要林春良代李毓万印发喜帖，在南京、上海分发，说某月某日其女（其时尚未成年）与孙桐岗君结婚，下具李夫妇双名，不知内幕的纷纷往李家道贺送礼，弄得李啼笑皆非，向各处收回喜帖，并向孙家道歉。孔令仪对家庭介绍的对象都一一拒绝，自己选上了孔令侃同班同学陈继恩。陈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但是他的父亲是上海某舞场的音乐指挥，因此孔夫妇感觉陈出身低微，够不上门当户对，始终不予同意。双方僵持无法解决，她就约陈同往美留学，在纽约结婚，两老只得默认，由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运嫁妆的飞机失事，引起了社会指责。他们婚后就自营商业，始终没有投入统治集团。
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孔就给了他一个财政部特务秘书名义，这是官制上从来没有的特殊头衔，由孔特创的。他利用这名义，就成为职权无定，爱管就管，事无大小，无不过问。后来又发表他为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八一三”战起，孔在英未回，孔令侃在沪成立了财部办事处，与娘舅争斗。上海沦陷，政府机关撤退，中信局因对外接运物资，撤至香港。孔祥熙在武汉，就派大儿子充中信局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在港主持。当时任务除抢运已订军火外，还续订飞机械弹，这就给了孔令侃发财机会；同时利用香港自由商港，大量做私人进口买卖，扬子公司就是在那时奠定了基础。中央银行原在上海设有专用无线电台，抗战后借租界掩护秘密工作，始终未撤，直到太平洋战争。孔令侃随后在九龙秘密成立分台，与上海联系通信，后被英国当局查悉取缔，但仍秘密使用；终因工作人员不慎，遭英方警告，人台并获，由法庭判决，驱逐离港。孔令侃只得跑到菲律宾去，而最荒唐的是携了盛苹臣的妻子一同前往。其始是盛纵容其妻勾结孔令侃营私分肥，每天邀孔令侃到他家午餐，就在他家午睡（因孔令侃住在九龙，在港办公），不可告人的丑事由此发生，结果弄得人财两空。盛妻比孔令侃大十多岁，这件事和孔令仪的婚事都使孔夫妇有说不出的难过，既无从反对，又无法承认。
孔令俊从小男装，长大后不愿嫁人，却先后结交四川军阀范绍增的邓太太和顾祝同重庆办事处处长庞××的葛太太，邓不久病死，葛和孔令俊同居，俨同夫妇。她的公司里叫她为总经理，叫葛为太太。这真是荒唐之至。后来孔祥熙叫孔令俊替他专管私营商业，脱离官邸秘书处。孔把祥记公司、广茂新、晋丰泰三个旧商号的经营管理权交给她，组织了祥广晋联合管理处。她原来要求包括山西裕华银行在内，孔未答应。这一来如虎添翼，大大扩充了她的非法走私和投机买卖，胜利后她自己搞起嘉陵公司来。
孔家兄妹二人的扬子、嘉陵两公司都脱离了老孔的经济关系。令侃利用他过去在香港的社交关系搞扬子公司，营私中饱，所得甚丰，实力雄厚。扬子公司在上海投机市场上无恶不作，代理美国垄断资本，为虎作伥。嘉陵公司是由令俊勾结上海滩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召集外面股本组织的，盛宣怀的第五子泮臣（名亨颐，抗战前长住大连）的股份较大，所以由杜任董事长，盛任副董事长，令俊任总经理，杜的学生边定远任副总经理；经营业务和扬子公司相同，但羽毛未丰，不及扬子公司凶恶。他们解放前都逃到香港。
孔系喽啰的为非作歹
除上面说过的铭贤学生等外，孔的喽啰概括可分为三类：（一）公馆系（宋霭龄系统）如徐堪、吴启鼎、盛苹臣、席德懋、郭景琨、陈炳章、李骏耀、凌宪扬、林世良等；（二）所谓山东派如高秉坊、李毓万等；（三）儿女系统如李耀煌、王巽之、边定远、顾心逸、许性初、陈延祚以及令侃的一批同学朋友。另外如杨虎、樊光、潘益民虽与孔祥熙认识，却投靠了令侃、令俊合伙营私，为非作歹。这一大群人中违法乱纪，为害人民较大的，要数徐堪、吴启鼎、盛苹臣等。盛家和孔宋的关系是由宋霭龄而来，盛宣怀的五女嫁给台湾林家，和宋是早年同学。宋子文初回国时任盛恩颐（盛宣怀第四子，号泽臣）等的汉冶萍公司英文秘书，就由此而来。因为内眷往来，宋子文曾追求盛七小姐，盛家看不起他，没有成功。这是宋平生恨事。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宋任财长，极力主张没收盛家财产。因盛家走了叶琢堂的门路，得到蒋介石的谅解，宋的主张没有实现。孔接财部后，盛苹臣夫妇到孔家来拉旧交，都成了基督教徒，每礼拜天同徐堪、陈行、吴启鼎等都参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礼拜，请牧师宣讲福音。这是一条洋式的“终南捷径”，徐堪的财政部次长、吴启鼎的税务署长、盛苹臣的苏浙统税局长，都由此而来。盛因有内线更加活跃，由拜老孔的门和与令侃结拜弟兄，十分亲热，结果赔了夫人，但是他也若无其事，只求塞饱贪囊。
此外，傅汝霖通过徐堪的关系投进了公馆系，后来居然成了巴西富翁。傅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国民党，和居正、覃振、谢持、邹鲁等接近；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曾充东北的代表。中山先生卧病北京时，他常到铁狮子胡同探视，后来又参加了治丧处工作，和孔就是当时认识的。宁汉合作他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汪、冯、阎在北平开扩大会议，他又接近了汪的改组派。孔当了行政院长，傅在元老方面都走得通，大显身手，确起了作用。在法币政策施行后，财部吞并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因傅筱庵的流氓势力，所以给了杜月笙；四明银行因宁波帮关系给了吴启鼎；中国实业银行刘海之与徐堪勾结密切，由徐介绍让傅汝霖任董事长。这三家银行都因过去经营地产股票，投机倒把，弄得周转不灵。中国实业呆账拥有大批地产押品，原主到期未赎，丧失了主权，应当是银行所有，傅汝霖却挑精拣肥，送归孔夫妇化名赎取，侵蚀国家资财（当时中实已由部办）；傅和徐浑水摸鱼，也装满了各自私囊。
抗战后政府西迁，四川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过去地方金融由刘航琛、杨灿三、潘昌猷、康心如等把持，工矿企业则由三胡（胡子昂、胡仲实、胡叔潜）垄断，均倚四川军阀为护符。国民党政府入川后，金融方面被中央控制，工矿企业虽情况不同，但是内迁的厂家技术资力都较川帮雄厚，地方企业有被吞食的危险。当时最大的威胁就是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后由徐堪、傅汝霖向孔联系，成立中国兴业公司，孔任董事长（代表财部），张群代表四川省政府任副董事长，傅任总经理，徐、胡等人分任常务董事。但部、省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并没有兴什么业，只助长他们私人的垄断势力，增加了个人的财富。
其次提到山东派的高秉坊。高是山东博山人，金陵大学农科林业系毕业，在鲁案督办署实业处任科长（由高的老师凌道扬介绍给王正廷的）。孔那时是实业处长，因而与孔发生关系；高介绍同乡李毓万任书记，高、李二人就一直跟孔，成了孔的老部下。孔任工商部长没有班底，就由高拉了一批鲁案同事，金大同学汪汉滔、吕咸、刘奎度、左权、郭公授、鲁佩璋、王钟、黄祖培、牟幼南、王斌兴等进工商部；高任总务处长兼秘书主任，李任秘书，汪、吕等任参事、科长，以高为首，把持部务，结党营私。农矿部并入工商部改称实业部，这一团体愈形巩固，对于登记商标、登记会计师、发工矿执照等事务，贪污纳贿，形成孔门的山东派。欧战后高和孔在接收青岛时，花天酒地，被宋霭龄发觉，因而一直对高不满，以致不许高到上海他们的家里去。再如办理实业部交代，发现了高等侵蚀贪污的罪恶，所以孔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宋霭龄坚持不派高秉坊等人的工作。孔继任财长，派接收人员，宋也不许用高。直到后来才发表了一个参事，调任管理地方财政有名无实的赋税司长（当时地方形同割据，中央无权过问），因举办直接税、训练干部，孔兼所长，派高兼秘书，才给高造成机会，任了直接税署署长。抗战后期CC系为了倒孔，检举了高的贪污事实，由法院判处徒刑。李毓万因随孔多年，能模仿孔的笔迹，所以派充财部参事，充任私人秘书，代笔缮写重要函牍。李凭借近水楼台，勾结孔的随从王永权，把他们的党羽布置到各省税局，贪污分肥，结果旁人被控撤职，甚至坐牢，他却坐享成果，逍遥法外。
儿女系统的一班喽啰大搞投机倒把，仗势胡为，兴风作浪，替孔令侃等增加私财，彰彰在人耳目，本身却所得有限。如抗战时王巽之（长江公司）因粮食贪污案被累坐牢，替代孔令侃吃苦。抗战时轰动后方的林世良贪污案，可说是完全由于孔家兄妹等的矛盾所造成。林世良原任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因办运输兼任运输科主任，孔令侃借调至港办理抢运，充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往来于香港、海防、昆明、仰光之间，运输公物，也代孔令侃做走私买卖。他的副手汪建才和他发生意见辞职，跑到重庆向孔令俊举发林的舞弊。那时太平洋战事已起，林正在昆明、仰光间办理抢运，孔令俊就派汪到昆明搜集林的材料。日寇攻占仰光，积存我国公私物资数量甚大，林去抢运公物，同时包揽私商货运以自肥。有一大成公司章某与汪素识，托汪将其存仰光价值法币一千六百万元的车胎五金等货运回，汪为讨好孔令俊，劝其原价让售与孔，章认为市价已涨，运回更高，不允照办，汪就以如不让售决不让他运回相恫吓。章因孔令仪之夫陈继恩与大成公司有关系，就托陈由美来电介绍林世良包运。林挟孔令侃势力，不把汪放在眼下，汪却跑回重庆告密，被军统特务得悉内容，就在畹町截留货车，报告蒋介石，将林逮捕交军法处法办。军法总监何成浚及承办法官讯悉原因，以滥用职权营私，判处林世良徒刑十年结案。不料经过审讯迁延半年，那批货价已涨到六千万元，按照当时缉私条例规定奖金为十分之一，货充公。军统可得六百万元；林如不判死刑，货不充公，就将落空。军统为此发动外勤，大写小报告，指责林的花天酒地私生活、种种荒淫豪奢事迹，以触蒋怒，在军法总监签呈送到侍从室后，蒋阅后大怒，就在原判决书上批“立予枪决”，马上送土桥监狱执行。这一事件说明，林多年来做孔门鹰犬，结果反被孔家兄妹害了他的性命。
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
夏晋熊[2]
蒋家王朝的聚敛之臣——贪污盗窃的一例——滥用权势，喜怒无常——弄权干政的宋霭龄——横行不法的“孔二小姐”——被美国主子踢下台
我和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1937年夏天。他当时率领国民党政府的英皇加冕典礼特使团，于参加典礼后，从伦敦到巴黎，对外说是到欧洲游历，实际是向德、意、法等国购买军火，并进行政治活动。我那时正在巴黎读书，从中国大使馆得悉我的旧识陈立廷是特使团的机要秘书，特地走访叙旧。经过陈的介绍，我见到了孔。孔当时住在“乔治第五”旅馆，是巴黎一家很讲究的旅馆。在接见的时候，孔对我表示很关切的样子，问我在法国学什么。我说，学的是财政金融。他马上接口说：“那很好，将来你回国时，来找我好啦。”我认为孔对我说的是句应酬话，因此没有记在心上。1940年我从欧洲转道越南回到重庆，因为我兄与孙科的关系，一回国我就做了立法院秘书，担任编译各国法律工作。随后，我去访问陈立廷，谈起我的工作，他认为立法院是冷衙门，前途难有发展，不如转到财政金融部门，可以发挥作用，并提起孔在巴黎的宿诺。他自告奋勇地愿意在孔面前为我先容，并叮嘱我，见了孔不要提起立法院的事情，否则，先找孙科而不找他，他要不高兴的。没过几天，陈立廷就引我第二次跟孔见面。这次我特地把博士论文随身带去，想见面时自我标榜一番。谁知没有谈上几句话，孔就拿起笔来在便条上写了“派夏某某为中央银行秘书”几个大字，事情就算定局了。出来时，陈对我说：“你不必到中央银行，我已替你安排好，明天就到此地官邸秘书处来报到办公好了。”我就这样成了孔的官邸秘书。
当时，孔很得蒋介石的宠信，身兼行政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由蒋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每天奔走三处办公，很不方便，乃由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和孔的儿子孔令侃等人筹拟成立一个所谓“孔院长官邸秘书处”，集中批阅三部门的重要公文，孔则仅到院部去主持例会，如行政院院会等。
官邸秘书处原来拟定的编制很庞大，名义上是魏道明兼任处长，但实际上是孔令侃在那里搞。我到官邸秘书处时，孔令侃已去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后就没有回来。这个秘书处成了一个无头无脑、不伦不类的组织。
孔祥熙在重庆住在范庄，这里原来是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庄园，范为拉拢国民党权贵，把这所范庄让给孔做住宅。孔把楼下一部分和范庄对面的舫庐（原系孙科的别墅），作为官邸秘书处办公的地点。官邸秘书处秘书很多，虽然名称相同，可是事实上很有区别。如当时财政部秘书长后升次长的鲁佩璋、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盛苹臣、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谭光以及陈炳章、陈立廷等都是官邸秘书，不过他们都另有要职，临时来去，而我和高晓楼、陈延祚等则以官邸秘书为专职。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将近两年半，后虽调职到行政院和国家总动员会议，但经常仍有公事到范庄向孔请示批办。现在把我当时对孔本人和孔的家庭所看到或听到的一鳞半爪，写在下面，以供参考。
蒋家王朝的聚敛之臣
提起孔祥熙，人们印象中，总是个大腹便便、昏聩无能的糊涂虫。孔为人，在许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是他为家族搞起钱来，却是个贪婪无厌、心计险巧，什么名堂都想得出来的人。至今使我经常回忆到的是，他要我承办一件国际贩毒的勾当。我初到官邸秘书处时，他只叫我做些外文翻译工作，整天很闲，以后陆续要我办一些具体案件。孔对部下的使用，今天要你办这事，明天要他办另一事，很少人能系统了解他某一方面的整体活动，更没有人知道他全盘的活动。一天，他单独在办公室找我去，说政府有批鸦片烟土委托法国商人奥迪南（Audinet）向法国维希政府兜售，要我和奥具体联系这笔交易细节，并关照我，对任何人都不要泄露这件事情。奥是孔在巴黎时结识的一个军火掮客，后来一直与孔保持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他从法国来重庆，专与中国政府做生意，我在范庄经常看到他。
这次，孔手里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百多吨的烟土，分存于贵阳和四川涪陵等地。我承办此事之后，才知道法国政府买进这批烟土是转售给越南的，法国政府准备转手之间，大捞一笔。在谈判价格、验货、运输等问题上都是由孔亲自决定，最后其他条件都接近了，关于交货地点问题，对方要求中国政府负责运到中越边境的老街交割。孔对这一点颇费踌躇，生怕运进云南，被龙云截留。正在这一阶段，孔忽然命我将全部电报、信件及谈判记录移交俞鸿钧，由他接办。我以后听到这笔交易最后是成交的；关于运输、交货问题，据说是由戴笠负责解决的。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元。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元现钞从黑市中出售，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元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投机风炽，金融市场更加混乱。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账，再由双方政府照牌价汇率结算。话说得好像很冠冕，可是事实上给已经透不过气的人民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因为当这个协定成立以后，孔祥熙就可以用滥发钞票的手法来征用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尽情供应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挥霍浪费。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美国要到我国内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大规模的飞机场，需要的钱愈来愈多；单就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而言，就动用了民工二十五万人。当时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密商许多问题；催促赶快修建新津飞机场，以作B—25轰炸机轰炸日本之用，亦是其中问题之一。平素足不出重庆的孔祥熙，此时居然和居里、周至柔、黄秉衡等专程乘飞机到新津视察工程，我也随同前往。劳动人民牛马般地工作，变成他向美国主子套取外汇的来源。后来，由于美元的黑市价格与国民党的官价差距愈来愈远，中美之间因此也发生了矛盾。华盛顿认为如照牌价计算，吃亏太大，提出异议。居里来重庆交换战后如何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美军反攻阶段在华军事供应等问题时，曾向孔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在美国召开货币会议的时候才得以解决。
孔独揽财政大权，尤其对外汇紧抓不放。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对外汇的申请与审批，表面上公布过一套办法，但据我所知，事实上除了蒋介石的支付命令以外，每笔外汇的支付，几乎都要经过孔的批准。他批外汇不讲原则，准驳之间全凭他个人的关系和好恶。有一次，一个留法学生刘义光，为了印毕业论文，需要几百美元，因为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孔是该校的董事长，刘钻这个空子写信向孔直接申请，具名门生刘义光。可能孔对“门生”两字发生了好感，把我叫去询问留法同学中有无此人，碰巧刘是我的熟朋友，我从旁说了几句帮忙的话，孔就批了个“照准”，签了个孔庸之的“之”字。孔在同僚中通常不开罪于人，他名字的英语缩写是H.H.，所以有人称他“哈哈先生”。可是碰到外汇问题，他会一变常态，判若两人。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以战略物资钨砂等出口，博取外汇，该会向行政院要求将所得外汇留下自行支配。我那时已到行政院担任参事，我和秘书长张厉生都认为资源委员会为了及时取得国外器材、原料的补给，酌留一部分外汇，有其必要，由我签呈送给孔批。谁知孔一见这件公事，声色俱厉，把公事扔在地上，把手中笔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了嗓门使四座听到，说：“外汇必须集中在中央银行，资委会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没有留用的必要。”
孔祥熙的一条主要的搜括人民财富的手段，是滥发通货。有一次，为了整理公债，行政院审查各种条例中，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孔，他对我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虽寥寥数语，可以概括他的“理财”思想。抗战八年，人民弄得民穷财尽，而四大家族却发了巨大的国难财。在孔下台前几个月，有一次我听到他的女儿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了十来亿美元，不能说没有功劳。”这句话是孔氏家人对蒋的牢骚不满，也反映了孔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的聚敛之臣。
贪污盗窃的一例——美金公债案
孔祥熙一面为四大家族搜括人民膏血，一面又想尽办法，贪污自肥。这里所举的一个事例是他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其数额之大，手法的猖狂恶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乘机向美国借到一笔五亿美元的巨款，要孔计划如何运用。孔找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来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三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一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美金公债在1942年春季由财政部准备就绪，交给中央银行国库局转业务局组织推销，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这时官价汇率是法币二十元合美金一元。开始发行时，社会上不知这笔公债确有准备，买者寥寥；以后宋子文借到美金的消息陆续传开，而且黑市汇率已达到法币一百元合美金一元，公债的销路一天天增加，到1943年春天，销售数量将达到五千万美元之巨。某一天，孔祥熙忽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琨找去，关照他从明天起，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并通知各地中央银行照办。并且具体指示郭，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业已售完”为理由应付。郭当然遵照办理。其时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颐翊群及国库局长吕咸等都没有接头，事前毫无所知，纷纷向郭质问，后知是孔的面谕，也无话可说。
过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朋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舆论哗然。这时又碰上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本人正代表中国到美国布雷顿森林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不在重庆。
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找傅斯年等前去谈话，并向傅表示，他本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将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傅的语调变了，虽然仍旧说此案非求得彻底解决不可，但在参政员间一再强调要仔细调查，不能草率从事。
蒋介石在找傅斯年谈话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奉命后找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账。稽核回来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发现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美元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两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朋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员；另有专分给国库局职员一笔，据业务局长郭景琨和国库局长吕咸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经过孔本人同意办理的。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这段过程是陈亲口告诉我的）。
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琨提出弹劾，将郭景琨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
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本人若无其事，郭景琨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琨，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也被宣判无罪释放。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琨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这天我也被邀参加。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端木恺和我在行政院和国家总动员会议两度同事，我们相处关系很好，后来他告诉我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钱，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小的安家费。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富家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我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琨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宋美龄向蒋求情，让他自动辞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滥用权势，喜怒无常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势，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在我们面前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植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信。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太谷铭贤中学的学生最吃得开。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祚，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我们认为这个家伙这下可打垮了。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行政院参事、秘书，如端木恺、陈之迈、张平群等都由我代他转送。据陈之迈告诉我，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照样有一份，由孔直接致送，可能为了照顾到蒋的自尊心。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庄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获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孔把中央银行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账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账。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俊（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这些当然还是微不足道的小项目。中央银行从来没有预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也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经济研究处的委员特别多，如蒋梦麟的老婆、于右任的儿媳等都是委员。所以中央银行不但是孔的账房，也是孔应酬各方面人事关系安插人员的场所。有次我在行政院办理侍从室转来的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求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账目。我看是侍从室来的文，不敢怠慢，拟了一个签呈，建议由行政院组织人力到中央银行查账。秘书长张厉生或因事忙，或是故意装作不知，没有在这件公文上签字，径送到官邸秘书处批阅。孔一见大为震怒，给张碰了一个大钉子，问张这是谁的主意。张看是我的笔迹，就说，大概是晋熊的意见，孔对张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结果，这件公文就搁置一边。张回来对我说：“你真太幼稚了，侍从室也不过把这件公文往我们这儿一送，就算了事。”
孔滥用权势，目无法纪，有时竟搞出儿戏般的事情。有次在重庆南岸他的别墅附近山头，当日本飞机来空袭时，有人用镜子向天空闪亮打信号，被人捉住，向孔的副官报告。孔听见了此事，一时兴起，把当事人都传来，亲自审问，别墅临时充作法庭，孔居中端坐，两旁副官侍立。审问结果，孔判定检举人与被检举人之间有私恨，是挟嫌诬告，就擅自把被控汉奸的嫌疑犯释放。这种违法乱纪的事，他还扬扬得意，逢人大谈。
孔对待部属是个非常任性、喜怒无常、捉摸不定的人。发起脾气来，向地下扔公文，摔笔，用英语骂人，是常见的事。有次在官邸秘书处，孔对陈立廷、陈炳章两个得力秘书大发脾气，最后用严肃的语气对他们说：“从今天起，你们两人免职了。”两人以为从此与孔脱离关系了。事情大约出在农历十二月间，不久春节到来，他们循例到范庄向孔拜年，孔若无其事地跟他们叙家常、谈工作，他们很尴尬地回答说：“院长不是把我们已经免职了吗？”谁知孔反问他们说：“这话你们听谁说的？”一场风波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平息了。因为孔这样喜怒无常，捉摸不定，对他有所要求的人，到范庄求见时，往往先向我探听一下“气候”，如果听说院长情绪欠佳，脸色沉板，就掉头离去，改日再来。开始我们认为喜怒无常是孔先天的性格，日子久了，逐渐发现这里面有个规律：他的喜怒变化往往是蒋对他亲疏褒贬的反映。有次范庄一部分房屋和对面的舫庐（官邸秘书处一部分）被日寇飞机炸毁，次日他在范庄召开会议，情绪很不好，对与会的各部门首脑，吹毛求疵，特别对赈济委员会许世英，尽情指责。正在此时，蒋介石前来慰问，孔马上笑逐颜开，喜形于色，前往迎接。等蒋离去后，继续开会，他一变此前怒气冲冲的态度，和许世英又说又笑，东拉西扯，直至午时散会。当时重庆报刊，不时有对孔冷嘲热讽的文字，官邸秘书也时常接到匿名信，把孔骂得体无完肤，甚至有杀之而后快的激烈言辞，但是对这些，孔却一笑置之，根本不动感情。
弄权干政的宋霭龄
宋霭龄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待人接物故作矜持，和孔的部下总是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人称呼都有一定分寸：以官衔称呼的如徐次长（徐堪），陈副总裁（陈行）；以英文名字称呼的如K.K.（郭景琨）、Henry（凌宪扬）、P.T.（陈炳章）；连名带姓的如陈延祚、高晓楼等。
我刚去范庄时，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喜欢欧化生活享受的“阔太太”。她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住在香港，每天要睡到午饭时才起床，晚上爱打桥牌，经常的搭子是徐堪、陈行、郭景琨等，一打就到深宵一两点，后来有次我在香港跟她直接接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这个女子除了生活享受之外，很会玩弄政治。1943年春，《战地钟声》的作者海明威（Ernest Heming Way）夫妇与宋霭龄联系，要到中国来考察我国战时生活。收集写作材料。宋从香港打电报给孔祥熙派人去港接引，陪往前线芦包等地视察。孔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到香港之后，在等候海明威的过程中，常到浅水湾孔家看宋。一天，她对我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的记者麦克唐纳（Mac Donald），要我代她联系。麦在当时香港新闻界中颇有声望，可是我跟他素昧平生。宋好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对我说：“你可以利用海明威夫妇到中国的消息做引子，去把这事告诉麦，说海明威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接着就可问他愿否跟我见面谈谈。”我照着她的指示找到了麦，麦对我送去这一消息，果然非常欢迎。我跟着就说，孔夫人现在香港，如果你愿意见见，我可代为安排。麦表示非常高兴。第二天，宋就在家里接见了麦。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见，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是就在我逗留香港期间，我看到了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着麦宋会晤的消息，宋大事吹嘘她的丈夫孔祥熙主持中国战时财政工作的功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宋为什么要见麦克唐纳的道理。
跟宋接触中，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1942年，我亲戚过养墨的儿子，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上海来重庆，他已故的母亲是宋霭龄的姨表姐妹，所以来找我引见宋。之后，他又要我找宋谋一工作，目的是想当个美国空军的翻译员。我把他的要求向宋提出时，她带笑说：“怎么，这样起码，只想当个翻译？”接着说：“好吧，你跟周至柔（国民党空军司令）去讲一声，就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好了。”我跟周一谈之后，事情就成功了，这个青年人被派到昆明空军部队里做翻译工作。过了几个月，忽然接到他来电，说因犯了军法，有被处死刑的危险，要我设法向宋恳求搭救。我一看这样无头无尾的电报，既不叙明犯罪真相，又是触犯了军法，感到事情棘手。我就把电报给孔的大女儿孔令仪看，请她转给宋，看该怎么办。按孔家的规矩，一般亲戚来往的事情多归大女儿联系。她报告宋霭龄之后，对我说：“夫人讲，孩子的性命是一定要救，否则对不起过去的姨妈，但这是宋家的事情，所以要告诉蒋夫人以后再决定怎么办。”过了两天，孔令仪对我说：“已同蒋夫人接头过了，你速去告诉周至柔，说是蒋夫人的意思，要他设法把这个孩子释放。”我转告周至柔以后没有多少日子，接到青年人来电感谢搭救之恩，并说他径自回上海去了。他究竟犯的什么军法，周至柔怎样把他放出来的，我至今也不清楚。
宋霭龄对孔祥熙的生活习惯，管理很严，不让他喝酒，中午一定要他睡午觉，晚上不许他办公等。孔在人面前装得伉俪情深，常常谈起这些事，以示宋对他的体贴关心。孔还时常炫耀自己是孔子七十五世孙，经常引一些《论语》上的“子曰”，表示尊重孔道，不愧孔子后裔。他对陈立夫主张大学里应重视孔孟学说的意见，深为赞赏。
横行不法的“孔二小姐”
孔有二子二女。在重庆时，横行不法、声名狼藉的要数次女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俊所做的事情，如非亲眼目睹，真令人难以置信。她经常穿男装，效法旧社会的男人“讨小纳妾”。提起这位小姐，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重庆唯一的特殊毕业生。1942年，该校一个美国教授武道（Votau）到了重庆，宋霭龄见到他，要他为孔令俊弄一张圣约翰的毕业文凭。这个美国人异想天开，要她就近在重庆找一些老师，算作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专教她的女儿，读满一定学分以后，就算毕业。宋霭龄照着这个建议，就让孔的部下，挑选有博士衔的几个留学生为她女儿教课，被聘的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邓辉，我也被聘教法文和经济学，还有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教了十几分钟，就陪学生聊天游玩。这样混了一年，孔令俊的圣约翰大学文凭就到手了。
孔令俊仗着她父亲的地位，真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有次空袭警报，她亲自驾车向新开市（孔的乡间官邸）驶去。时值夜间，灯火管制，车辆不能开灯，必须缓慢行驶，而她仍开足速度，向前疾驶。我们坐在另外一部车上随行。路上交通警察举手拦路，要她放慢速度，她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蛋！”踏足油门向警察身上冲去，这个警察被撞出路外，满地是血。后来车上的副官跳下去，招呼照料，才把警察送到医院。又有一次，范庄一个年轻卫士把手枪遗失了，副官报告这位“二小姐”，她不相信，认定他是把手枪卖给人家了。当夜亲自审问，这卫士不承认，孔令俊就命人把他吊起来抽打，整整搞了一宵。第二天中午我们看见她眼睛有些肿，她说昨晚审了一宵，还没下落，下午预备睡午觉，晚上再把这个小家伙吊一宵，看他招不招。以后怎样，就没有人去过问了。
孔家的奴仆也仗势欺人。有个副官的徒弟，在孔家当小司机，有次在重庆南岸，因做衣服跟裁缝争吵，出手打人，被对方揍了几下，回来向副官师傅哭诉。副官带几个人去把铺子全部捣毁，引起四邻公愤，把去的人围打了一顿，一个茶房头的眼睛被打瞎。孔令俊为此事大发雷霆，打电话给警察局把铺子封闭，逮捕肇事人。
孔令俊在官邸秘书处，经常干预公事。秘书陈延祚，对她趋奉最甚，许多送来的公文，先请她过目；特别有关人事的任用、调迁的案件，中央银行人事处长潘益民、财政部人事司长高晓楼跟孔令俊经常有秘密的谈话。公文先呈阅，后呈阅，或暂时压一压，她可以左右一切。甚至在孔祥熙批公文时，她在旁边，指手画脚参加意见，孔也听之任之，有时竟会受她的影响。外边知道向孔有所要求，先通过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抗战前夕，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润生，把自己的南京住宅作价卖给银行。胜利复员时，李为了把这所房屋占为己有，活动恢复南京分行经理原职，他所活动的对象，就是孔令俊。监察院委员李世军对此案还提出过弹劾。孔令俊对做生意发财之道很精明，她经常从香港空运重庆缺乏的商品，出售牟利。她的货物一概由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远出面作为受货人，后来航空检查站也打通了，知道这个底细，就照例放行。
被美国主子踢下台
孔祥熙主政期间，弄得天怒人怨。针对国内外舆论压力，常注意做自我宣传。其时立法院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挺生想弄笔钱到美国走一趟，向孔献策，由卫撰写一篇宣传孔的政绩的文章。卫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孔正求之不得。文章的细节和措辞，两人都单独研究。孔并命我向财政部、中央银行收集资料。文成后，还由卫设法在反孔激烈的《大公报》上发表。孔为了酬劳卫做了这件工作，特送给他一万美元，给了他一个赴美考察的名义，使卫如愿以偿。当1944年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时，孔又要我用英文写一篇论述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文章，并且对我说：“你是学财政经济的，你会懂得怎样找理由。”我奉命后，东抄西袭，编造一连串所谓“就业增加”、“国家经济建设扩大”、“有生产意义的支付增加”、“沦陷区的法币回笼”等理由，还凑了一些数字交了卷。孔看了颇为欣赏，除送一份给居里外，还寄一份给英国工党副领袖克利浦斯。
但是抗战八年，孔的“院长宝座”能保持六年之久，绝不是仅仅凭自我吹嘘等这些细节。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孔摸透了蒋介石的性格，对蒋极端恭顺，勇于替蒋介石背黑锅，因而长期取得蒋的信任。以孔的政治交往为例，孔很少与军人接触，到范庄来的军人，除何应钦外，再有一个是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刘见了孔总是立正称院长，孔非常高兴，常夸刘好。当时程潜失意住在上清寺国家总动员会议室隔壁，与范庄近在咫尺，但孔与他连拜年都不相往来。我和孔令俊有次曾谈到这个问题，她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院长不结交军人，怕的是委员长吃醋。”孔当时对几个四川军阀如邓锡侯、潘文华、范绍增之流敷衍拉拢，邓的儿子开设的通惠实业银行，潘的兄弟开的重庆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孔都特别加以照顾。对发表而到不了职的东北一批省主席如马占山等人，以及冯玉祥系统的鹿钟麟、张之江等人，孔命陈立廷与之联络，陪玩消遣。另外还有宋哲元的代表萧振瀛，也是范庄的经常来客，是唯一敢跟孔二小姐开玩笑的一个人。显然孔联系这些人不是要在政治上植势自固，而是为蒋介石做联络工作。对国际人物的交往亦然。孔很少与外国人结交，比较有往来的是陈纳德，这也是受了宋美龄的委托。蒋介石与美国远东军司令史迪威不睦，孔在陈面前下了些功夫，企图通过陈向美国国内宣传史迪威的专横。有次孔令俊在我们许多人面前公然说：“陈、史两人是死对头，谁也瞧不起谁。”
在处理工作上，孔对蒋更是百依百顺，从未看到或听说他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宋子文跟蒋之间不能处好，就是缺少这一套。1944年宋做外交部长，因为对美国发表一次谈话，事前未经蒋同意，两人在蒋的办公室争吵起来，宋把茶杯摔碎，大怒离开。待宋离室时，副官拦阻说：“委员长有命令请你留在这里。”形势是要把他软禁起来。后经宋美龄说情，才把宋于夜深时释放。这是侍从室一个亲信副官蒋孝先亲口在行政院对我们说的。后即由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代理部长。
由于孔对蒋采取这样恭顺的态度，因此，尽管各方舆论指责，政学系的《大公报》甚至发表《杀晁错以谢国人》的社论，蒋对孔还是大力支持。政学系大将陈仪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一天在行政院例会上，跟孔当众拍桌对骂，最后孔站起身来说：“你来当院长好啦！”盛怒离席。政务处长蒋廷黻看事情闹僵，连忙向蒋介石报告，一面由何应钦、翁文灏、徐堪等陪陈仪到范庄向孔道歉，据说也是蒋介石授意这样做的，不久还是把陈调任浙江省主席，维持孔的面子。
当然，孔本人对同僚之间也善于利用拉拢，曲意周旋。于右任的儿子于望德从英国留学回来，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奉命陪于见孔，执弟子礼，望予“栽培”，孔即派为中央信托局专员。于右任对这个职位表示不满，后由程直言要行政院参事职（参事是简任级官），孔一面说参事这个官大了，一面就下条子发表。司法院副院长王法勤在医院卧病，孔特地要我送去现款数千元，并关照我不让他人知道。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看到。至于对蒋周围的重要幕僚，更加敷衍。陈布雷体弱多病，终年药物不断，常由孔从香港带来接济，而且背后总称陈为“布雷先生”。孔利用这些手法，在政治上也缓和了一部分人对他的攻击，国民党中有些人还称他“厚道”，讲交情。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我亲自遇到过两件事情。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关于经济问题的小组，蒋介石指定顾孟余担任，我负责与居里日常接触和生活照料。因为相处比较熟了，居里在我面前大肆攻击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一百七十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并点出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另一次是涉及司徒雷登的事。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我得到孔的同意，把他接到范庄居住。某晚，司徒跟我谈起燕京大学校长问题，他认为抗战胜利后，燕京最好由一个中国人来担任校长，他并且属意于孔，要我先去试探一下孔是否愿意担任。我当时心想，以孔的地位决不屑就这样的职位。哪知一谈之下，他居然感兴趣，对我说：“做大学校长将来可以桃李满天下，何况燕京与美国人关系密切，战后中国的建设必然要仰仗美国人。”我向司徒答复后，他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过了好些天，司徒从不提起这件事，有次我问到这事，他含糊其词地说，美国回电表示此事尚须研究，另做考虑。后来，他的秘书傅泾波告诉我：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做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愈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有多久又发表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告诉我，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担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姿态，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
孔祥熙的发迹及其他
潘益民[3]
我是孔氏未遇时的“贫贱之交”，虽未进入孔氏的工商部、实业部和财政部，而在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央银行工作的时期都与孔氏有密切的关系，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孔祥熙与王正廷的关系
孔祥熙本系山西的进出口贸易商人，年逾四十，尚未改业，自从追随了王正廷之后，才步入仕途。王正廷曾先后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督办和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的督办。孔祥熙也先后追随他，在这两个机构中工作。
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是第一次欧战结束后，北洋军阀政府根据和约，要求日本将正在欧战时期攻占我们的青岛，交还中国，接收后，要办善后的事宜，所以设立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处理这件事。孔祥熙就在那时候随同王正廷去接收青岛，并任公署的实业处长，兼电话局长。
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是1925年春天在北京设立的。那时，段祺瑞任执政，在外交方面打算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派加拉罕为代表，我国派王正廷为代表，双方商谈两国间有关的一切事宜，因此设立这个公署，王正廷被派为督办。公署分设会务处（处长为裘汾龄），总务处（处长为吕咸），秘书室（由秘书樊光领导，秘书无定额，我即秘书之一，代王正廷拟私人函电稿，并代他接见普通来客）。
公署有两个要员，一个是会办，一个是坐办。会办是由东三省保安司令张作霖保荐的郑谦担任，坐办就是孔祥熙了。我与孔氏相识，也就从这时开始。王虽畀孔氏以坐办的名义，实际并不重视，只有“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
孔氏与我同在一处办公，暇时无话不谈，并同汪纪南和李青选比较接近，我们四人高兴时就去东安市场吃小馆，饭后就去命馆相室小坐聊天。这些星相家看见孔氏方面大耳，背厚腰圆，衣服华丽，当然称许备至，什么官至特任，资累巨万，都是出诸他们之口；我们也从旁加以附和。后孔任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时，汪纪南任秘书长，李青选任参事；我直到1931年才赴沈阳国货银行任职。
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的班底
凡在旧社会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人，都有所谓班底。孔氏是山西人，但是，孔氏安插在财政部的高级人员，只有一个会计处长张国正是山西人，在中央银行只有一个吕生才任国库局副局长，后来升人事处处长。可见孔氏的班底不完全是山西人。孔的基本班底，可以说就是以上两个公署的旧人。这两个公署的旧人，虽然都与王正廷有渊源，但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而孔氏正轰轰烈烈在台上，于是这些人很自然地都趋附在孔氏的门下。
此外，还有两个人不在这个班底之中，那就是谭光和陈立廷。陈是孔的英文秘书，经常办理孔的英文机要文件，遇有关外交的开会场合，孔氏用国语演说，陈即翻译为英文。陈在中央银行先任秘书，后升人事处副处长，不久又调任甘肃财政厅长。抗战前孔氏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陈随同前往，并赴德国洽购军火，获得巨额回扣佣金。
自从1931年孔氏任实业部长开始，至解放前孔氏出国流亡止，共计十八年之久，谭光始终在孔氏部下服务，长时期不离左右。孔氏对宋霭龄最为迁就，遇事言听计从，谭光最了解这一点。宋氏平时讲话，是苏州国语，有时夹杂几句英语，谭光也会讲苏白，懂几句英语，并且能柔声怡色，善于逢迎，因此深得宋的欢喜。所以遇有牵涉谭光的事，或有人在孔面前攻讦他的，宋氏无不巧为解释，尽力维护。
孔祥熙待人接物的态度
孔氏的性情基本是“庸”。孔氏常说他这个“庸”是中庸之庸。孔氏待人处世，一本所谓中庸之道，做到适可而止，留余地而不为已甚，留退步而不走极端。有人说：“孔氏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可见孔氏幼而经商，长而从政，更事多，阅人也多，世故深而人情透。
孔氏的处事，不敢自信其才，自负其智。遇有重要复杂的事，或盘根错节不容易解决的事，他既无当机立断，用快刀斩乱麻的决心，更无毒螫在手，壮士断腕的勇气，而是犹豫不决，彷徨无计，必须再三商讨研究，而后能决。与谁商讨呢？在属员中最主要的人就是谭光。
孔氏貌宽厚而性褊急，好发脾气。属员因公向他汇报或请示，或请他批公事，往往因一字之误，或一言之失，就顿时斥责，不稍宽假；甚至盛怒，声色俱厉，不容解释分辩。因此自命清高者，辄不敢太与接近。例如，孔的中文秘书曾克耑（福建人，擅长诗词，工书法）追随孔多年，孔曾一度命他在官邸秘书处办公，他就表示不愿意去。又如，孔的英文秘书黄中勋（国货银行协理李道南的内弟，擅长英文）为期不久，即因孔氏遇事有时责备太过，愤而辞职，足证孔氏之难以伺候了。
1943年，为孔氏就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十周年。为了纪念起见，大行庆贺。谭光撰了一本书，名为《圜府十年记》，洋洋数万言，内容既歌颂孔氏办理财政金融的丰功伟绩，又吹嘘自己是如何翊赞鸿猷，博得宠信。此书曾印制多册，广为分送，孔氏是喜欢这一套的。
孔祥熙与铭贤学校
吴克明
一、成立经过
早在19世纪后期，美国即派遣公理会的传教士德富士、卫禄义等数十人深入山西太谷、汾阳一带，后又扩展到陕北绥德等地，宣传宗教，麻醉人民。在太谷一带的传教士多系美国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在汾阳一带的传教士则多系美国迦乐顿大学的毕业生。至1900年（庚子年），这些传教士被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处以死刑。其后清政府为八国联军所败，被迫屈辱求和，于1901年由李鸿章与各国使臣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各国传教士乃又卷土重来。据云，孔祥熙（太谷人）因与教会关系密切，被资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当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重来太谷后，想为在庚子年被害的传教士留些纪念，即征求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孔祥熙的意见。孔祥熙建议说，最好的纪念是活的纪念，就是办一所纪念学校。孔并解释说，当初山西人之所以杀传教士，就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若受了教育，有了文化后，就不会再杀传教士了。这建议当然最符合美国的意图，故立即被采纳，并要孔祥熙回去担任校长。孔于1907年由美国回到太谷，即在南关办起了学校，开始是小学性质。以后又迁至太谷东关外的孟氏花园内，增设中学。因为学校是为了纪念庚子年“为道殉难”的“先贤”，故命名为“铭贤”。
由于铭贤是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捐款办理，并在该大学内设有管理机构，故他们说铭贤是美国欧柏林大学在中国的分校。
孔祥熙除以买办身份通过铭贤为美国服务外，他始终把铭贤看作他的私产来培植他的羽翼，并扩大他的影响。因此，不管什么人在铭贤负责，实际上只是代理校长，孔祥熙总是校长兼董事长。学校成立之初是小学，以后扩充为中学，并办过大学预科和大学一年级。1940年正式成立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43年正式成立铭贤学院，还计划以后成立大学，因为学校小了，与校长兼董事长孔祥熙的大名是不相称的。
二、组织和制度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托事部，这个托事部是在美国政府备案的，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托事部的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其成员大多数亦系该大学的教职员或校友。凡铭贤学校的重大方针、经济、人事等问题，均由铭贤托事部来处理、决定或批准。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在中国政府立案前为理事部），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是为了应付当时的中国政府才成立的；因为中国于北伐后曾通令全国各教会学校均须先以校董会的名义在中国政府立案，按中国教育法令办学。校董会因董事长孔祥熙住在上海或南京，所以每次开会时，校董们只好跑到上海或南京去开会。向例是由孔祥熙大做报告，信口开河，吹嘘一番，把开会时间全部用完。最后孔才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把学校负责人（代理校长）提出的一二十条议案，随便吩咐一番了事，没有讨论的余地。所以校董们说，我们不是来开会，而是来听训。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组织法，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三人，美国欧柏林大学毕业生代表三人，特约社会名流四人，连同董事长孔祥熙共十一人组成。但不管什么人做校董，均须唯孔祥熙的马首是瞻，所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对孔祥熙歌功颂德而已。
铭贤学校中有中美互派代表的制度。学校成立后，除有美国人携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外，最初由欧柏林大学每三年选送一位毕业或未毕业的单身男性代表来山西铭贤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职三年。以后改为每年选派一人，每人任期两年，同时有两人在铭贤。最后又改为每年选派一男一女（均单身的），每人任期两年，同时有四人在铭贤（两男两女）。欧柏林大学有山西学生委员会，负责选派代表并筹措经费。历任的男性代表共二十余人，女性代表亦有十余人。因他们初到中国，都不能讲中国话，故只能教英语，兼教音乐、体育等。他们初任教师，尤其是出国任教，经验不足，很难教好。等到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后，也就该回国了。但铭贤却还借此宣传，说该校英语是由美国人直接讲授等，因此就吸引了一些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就学。而这些美国的代表也颇有一些方法，如宣传宗教，教导歌舞，进行交际，对贫苦学生施行小恩小惠等手段以拉拢学生，这样又助长了学生们的崇美亲美情绪。至于铭贤选派代表去美国，也就是选派教职员去美国留学，则进行较晚，但自1927年起到1949年止，前后也有十余人次。先是到铭贤的母校欧柏林大学留学，后因该大学只有文、理、神、音乐几个学院，故以后学工学农的亦可到其他大学留学，但在美国期间总须到欧柏林大学联系几次。
三、经济来源
铭贤学校虽为孔祥熙所创立，并由孔祥熙负责，但他为铭贤并未直接花过多少钱。铭贤学校的固定经费，主要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发明电解法制铝的查理·霍尔是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成了制铝工业的资本家之一。他去世后，从他的遗产中捐赠给铭贤学校七十五万美元，作为基金。这笔款一部分系制铝公司的股票，一部分则存银行生息，每年共得利息三万多美元。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每年以其所收会费的一半捐助铭贤，连同其他各项捐款，将近一万美元。铭贤每年的固定经费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为四万美元左右。这些钱主要是从美国资本家来的。再就是孔祥熙从外国为国民党政府购买物资时，有时顺便敲外国商人们的竹杠，让他们对铭贤有所捐助，如英国和德国厂商就曾对铭贤工科捐助过机器等。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还是剥削中国人民的钱。孔祥熙有时也运用他的关系从国外机构方面弄到一些款，如美国的中英文化委员会，美国的罗氏基金委员会等，均曾对铭贤有所捐助。因此铭贤的经费很充裕。
铭贤学校也曾在国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募捐。1944年孔祥熙对铭贤在重庆的毕业生们（包括校董们在内）发脾气说：“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赶快给学校弄几个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些毕业生下去研究了一番说：“老先生（铭贤毕业生对孔祥熙的尊称）的意思，是叫我们用他的名义去募捐啊！”于是就成立了庞大的募捐委员会，印了捐启，通过当时孔任部长的财政部系统（如各地税局、关卡等）、孔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如各地分支行、信托局）和其他有关方面及有关人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募捐。王正廷当时就曾在重庆中国银行出名请客，为铭贤募捐，杜月笙、刘鸿生、萧振瀛等都是当时的座上客。募捐结果，得到若干亿的捐款，除由学校用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因管理不善，随着法币不断贬值而逐渐化为乌有。孔祥熙还利用职权把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拨给铭贤，如曾令农本局经理穆藕初把七七式印度纺纱机两套拨给铭贤，既非送，亦非借，只是一笔糊涂账。抗战期间铭贤由四川金堂迁成都后，曾把这部纺纱机的一整套借与四川大学，抗战胜利后，铭贤复员回山西时，连要都不敢要，因这东西来路不明。
附：关于孔祥熙的出身
赵荣达
1947年，许涤新同志著《官僚资本论》一书，认定：“孔家原来是‘土财主’”，“孔祥熙的老家是山西的志诚信票号……”但对孔的家世和他出生前后的家庭景况未做详细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和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收集并发表过一些关于孔祥熙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人说孔家原是读书人家，后来才“弃儒经商……参加了志诚信票号”；也有人说“孔祥熙是出生于一个城市破落商业资本家”，还有人谈到孔父嗜好鸦片败了家，“故家境十分贫寒”。可是，这些说法大都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所以到197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书中，仍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志诚信票号……”1977年修订出版的《辞海》则含糊其词地写道：孔祥熙“早年曾经营钱庄”。而同年出版的荣孟源先生编著的《蒋家王朝》一书中又一次肯定“孔祥熙是山西太谷县一个土财主的儿子”。这样一来，孔祥熙出身于财主，并是志诚信票号的后代几乎已成一种定论了。
1980年《山西大学校刊》第三期发表的山大政治系教师阎肃同志写的《孔祥熙的家世、出身及其前期活动》一文中，较详细地叙述了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经营“志诚信”票号的情况，断言孔祥熙的祖父辈“在太谷已成为首富，孔庆麟成为全国有名的大财主”，到了孔父之手，孔家才因票号的潦倒而“家道中落”。作者认为孔祥熙是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富商家庭，曾“赶上富裕生活的尾巴”，“转瞬之间……由一个大富商的阔少沦落为拾煤渣的穷孩子”。因此，孔从小在心灵上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复兴祖业，恢复他那已经失去的天堂。
阎肃的文章对孔祥熙的出身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资料，是一篇有史料、有分析的论文。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孔祥熙的家世。孔祥熙说他是山东曲阜后裔，并曾自己追溯过一段家史，在1930年世袭衍圣公孔德成修全国孔氏族谱时补续了上去。孔祥熙自称是曲阜纸坊村人，还出资两千元在纸坊村建了家庙。这个情况表明，孔祥熙的家世源于孔祥熙自己之手，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这个家世是否真实？其中是否有附会和编造的地方？
其次，关于太谷的志诚信票号。它确实是太谷票号业中最大的一家。但它的东家并不是孔家，而是县城南二里许的勾子村员家。笔者曾访问过原在志诚信票号任过账房的八十九岁老人孟钢先生（现已故，他比孔祥熙小十岁），他介绍了志诚信票号的来历；志诚信的创始人是清代太谷勾子村的参茸业商人员志诚（字信斋）办起来的，可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员家基本上已不事票号的实际经营，而只在家中坐享其成；票号一应事务委托雇来的老板经营。在孔祥熙出世（1880，光绪六年）前后，志诚信票号著名的老板有王正国和孔庆丰。他们都是号里的带东老板，后来又是“协成乾”票庄的股东，比较富有。这孔庆丰，论辈数应是孔祥熙的本家爷爷。但他家居太谷城内，而孔祥熙却是城西程家庄人。所以，两人绝非一家，仅一姓而已。至于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的情况，笔者在太谷曾向许多老人调查，皆言不曾听说有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票号老板。可见，说孔家曾是太谷的首富，是很难成立的。
最后，孔祥熙的家境，当孔诞生时已经败落了，孔幼年家贫是肯定无疑的。笔者曾两次去孔的老家——程家庄调查，发现他家的祖传房舍至今尚存。据孔家近邻、七十六岁老人李玉清先生回忆：此房乃是孔祖父辈就传下来的祖业。这所房舍土改时分给了贫农社员程铁苟。程虽对部分房屋做了修缮，但原貌尚存，充其量也不过二十五间房子，院形也并不宽敞。比起至今尚存的太谷首富曹家的“三多堂”高楼大院来实在太寒酸了。论地产，孔家祖业地名叫北寺十，面积不到三十亩，又是归孔祥熙的父辈兄弟五人共有。可想而知，孔家的经济不会是很阔绰的。加上孔父繁慈曾吸鸦片，所以，孔祥熙自出世起就不可能赶上什么“富裕生活的尾巴”。他六七岁就和其他一些穷孩子去太谷城里捡煤渣，蓬头垢面，岂是富家子？
综上所述，我认为应当确认孔祥熙的出身是贫寒而微贱的，他之所以后来能跃登政坛和财界，是依靠了美国在中国的宗教势力扶持，又靠了特殊的姻亲关系才实现的。就孔祥熙个人来说，他和志诚信票号基本上没有什么瓜葛。他1880年出世，十岁进了公理会办的洋学堂，此后一直上学，到1907年幼年时期（1880-1890年）正值其父嗜毒较深的阶段，当时孔父在太谷城乡曾任过私塾教师，并不在票号里做事，孔自然也不会和票号沾什么边，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他留美前曾经营过“钱庄”之类了。（下略）
（原文载《晋阳月刊》198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