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升堂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部将。长城抗战期间，他作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二二四团团长，奉张自忠之命率团配合赵登禹奇袭日军，立下过战功。此后，他升任旅长，随张自忠将军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投笔从戎
张自忠，字荩忱，一八九一年旧历七月七日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父亲张树桂，曾任江苏省赣榆县巡检，勤廉爱民，政绩卓越，后来升任赣榆县正堂。母亲冯氏，慈祥贤淑，教子有方。兄弟七人，自忠行五。他十岁时，随父在赣榆县读私塾。十六岁那年，他返回了原籍。在他动身后的第三天，父亲就在任所病逝了。母亲和七弟自明也运柩回原籍。这以后，他就在临清县高等小学堂读书。
一九一一年，他考入了天津法政学堂，后来转学到了济南法政专门学校。
帝国主义的侵略，清廷的腐败，使国家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张自忠深深感到：要救国，就必须亲执枪杆！
一九一四年，他毅然与同学数人投东北新民屯新练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的车震团长，要求入伍。车团长与张自忠是临清同乡，他认为张自忠等人都是富家子弟，受不了苦，留住了几天，就给了路费劝他们回家，另谋工作。他们再三恳求，车团长才把他们收留下来。
时夏六月，正是东北收割小麦的季节，张自忠等随士兵一起拔麦子。一周后，他们的双手就都起了泡。同来的几位受不住了，一起请假回了家。车团长劝张自忠也一块儿回去，他坚决不肯。张自忠入伍后，经受了艰苦磨炼。他常与同伍弟兄到车站抬煤，扁担压得他两肩红肿出血。弟兄们为他求情，请班长让他在班内服杂役，干些写写算算的事，不要再去抬煤了。很快地，他就被提升为司务长了。
不久，车震升任三十九旅旅长，率部调驻绥远。一九一六年，二十师援湘，三十九旅驻长沙，四十旅驻岳州。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没有嫡系军队，就把三十九旅扩编为湖南第一师，升车震为师长，张自忠任师部参谋。赵恒惕率部攻占长沙，汤芗铭只身逃走，车震与张自忠都成了俘虏。赵恒惕没有加害于他们，赠路费，雇船只，把他们送到岳州北军防地内。张自忠随车震由岳川经武昌，返回了山东省临清原籍。
从“差遣”到“学兵团团长”
车震念张自忠有挽救祖国危亡的大志，就在一九一六年带他到廊坊第十六混成旅，将他荐给冯玉祥将军。开始，冯玉祥派张自忠为差遣，让他随初级军官学习军事，后来又升他为排长。张自忠虽然是学生出身，却没有一点浮华奢侈的习气。在军中同士兵一样，吃的粗，穿的次，出操、上讲堂，抬土、挑砖，一切兵士能做的事，他都能做。一九一九年，他入教导团深造，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标准学员。团长鹿钟麟夸奖他，说他真诚勤学，吃苦耐劳，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学习期满，他升为连长，做事更加谨慎，训练更加勤奋。后来又升为营长。张自忠爱兵如子弟，把全副精神都用到训练部队上，纪律严明，恩威并用。一九二四年，他又被提升为学兵团团长。
雁门受挫
一九二六年，国民军与奉、直军大战于南口。国民军败退，冯玉祥下野赴苏联考察，所部退往西北。阎锡山认为有机可乘，遂出兵大同，截断国民军的退路。西北督办张之江命石友三为总指挥率部攻击阎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把阎军赶进雁门关。阎军凭险固守雁门关一带的既设阵地。国民军爬山仰攻，被阎军由山上用滚雷和集束手榴弹炸得死伤枕藉，尸体堆满山谷，攻势顿挫。阎军乘机反攻，把驻守马邑县的孙光前团，打了个落花流水，马邑城失守。孙团是石友三的嫡系，石友三为此恼羞成怒，指责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张自忠按兵不动，坐视友军危急而不救，并电请张督办立予枪决。石友三残暴成性，杀人不眨眼，绰号“石阎王”。张自忠认为，不死于战场，而死于暴徒之手，太冤枉，遂通过卢丰年（阎军一个团长）投奔阎锡山。张自忠来到太原，阎锡山任他为参议，并委随同他来投的团长张骏为参事，将带领骑兵营来投的李兆锳编入商震部，仍委李为骑兵营营长。
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后，驻军陕西关中。张自忠到西安见冯，被任命为总司令部副官长。
身先士卒的校长
一九二七年，冯玉祥任张自忠为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他同学生打成一片，装束与学生们一模一样，处处以身作则。他练兵的原则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夜练漆黑头。
有一年盛夏，他决定进行全武装（负重约四十斤）赤脚行军比赛，限定在十一点至下午两点三个小时内往返四十里。先到而无落伍者胜，有奖赏；超过规定时间或落伍过多者，罚。行军路上，到处是野蒺藜，一扎着，就顺脚流血，那天天气炎热，地面像烙饼干锅一般，上晒下烫，身上背的又重，真比上蒸笼还难受！张校长也和士兵一样赤脚行军，走不多时，就把队伍丢在后边了。演习终止讲评的时候，他抬起了脚板，学生们看到他的脚底板早已血迹模糊了。因此，部下信赖他、敬仰他、服从他，乐于为他效死。
腊月里的一天，天寒地冻，平地积雪二尺多厚。张校长下令：“明早六时在大操场集合。官长、士兵和学生一律全副武装，将棉裤卷在膝上，不准戴手套。”雪，仍然在下着，寒风裹着鹅毛大的雪片吹到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领子里。脚踏在雪上，发出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当大家跑步来到操场的时候，张校长早已赤脚站在大雪中的将台上了。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训话，检查了人数和服装，就出发了。校长挺胸走在队伍前面。在他走过去的白雪上，学兵们发现有殷红的血迹。队伍沿着他的足迹，不顾一切地加速前进。行军三十余里，终于到达了终点。讲评的时候，学兵们看到校长的脚还在流血。
夜练漆黑头。张自忠练兵特别注重夜间教育，白天他先在操场里集合部队，以连为单位，作宿营的姿态。忽然吹紧急集合号，部队起床着装，高唱：“号令洪洪，你警我醒，我警你醒。”束紧皮带，背上水壶、干粮袋并上上刺刀。取枪时，顺手摘下枪口帽。练习惯熟以后，就择一没月光的漆黑头夜间，官兵正在酣睡时，吹响紧急集合号，规定起床不准点灯，一切行动用白旗指挥，时间限在一刻钟之内。到集合场的时间是按跑步每分钟一百七十步的速度，距离是预先测量好的。集合后，首先检查服装和人数。装束整齐，行动静肃、迅速、正确和人数不缺少的，赏；武装不全，行动嘈杂、迟慢和人员不齐的，惩。夜间演习水平射击，还进行对抗演习。所以在抗战中，他指挥部队作战，多采用夜袭的战法。
在军官学校，张自忠聘请了许多好教员。他们认真地讲授了战史、战略和战术。造就了许多干部，对抗战有很大的贡献。
绰号“张扒皮”的由来
一九二九年，张自忠任第六师师长，正是陕甘两省遭受自然灾害，粮饷衣物都极缺乏的时候。张自忠咬牙苦撑，实做实干，结果造成一支劲旅。他带兵的要诀，是以身作则，财政绝对公开。他甚至连自己的薪俸都拿出来赏兵。钱不够用了，他就写信叫家中汇款来接济。贪污、“喝兵血”和浑水摸鱼，是他最痛恨的。有一个营长账目不清，吞没士兵的存款，为他查实，立即集合全师的干部，当众打了这个营长二百军棍，撤职镣押。他斥责这个营长说：“钱是爹，爹是王八蛋，见了钱连爹都不要了！你今天喝兵的血，明天兵就要吃你的肉！”
张自忠十分注重官佐读书和士兵识字的问题。官佐经常读《曾胡治兵语录》《连长宝鉴》《军士勤务》和《告往勖来篇》，要求能背诵、能讲解。教士兵认实际需要的简单字，要求会读、能写和会讲，定期考试。所以当兵三年就能写一封白话信。他对士兵们经常讲：“一天认一个字，三年成秀才！”他严禁烟酒嫖赌，对部属常讲：“无银钱，无保举，尚属小事，切不可因烟酒而坏身体，因嫖赌而坏品行。”
张自忠深夜巡视士兵寝室，代盖衣被。常同士兵们在一起吃饭。有一次因馒头不大熟，值日官挨了一顿军棍。还有一次，因米饭里有沙子，他就将该管的司务长撤了职。他对病号特别关心，每逢星期日，就拿着钱带些吃食看病号。如果一连经常有三个不能出操的病号，连长就有被撤职的危险。
他治军恩威并施，赏罚分明。他发脾气的时候，两手向后腰一叉，目光灼灼，气势逼人。他训斥犯有错误的人时常这样讲：“你这种恶劣的行为，是军中的败类，团体的蟊贼，害群之马，……扒不了你的皮！”因此，“张扒皮”的诨号，在西北军里是谁都知道的。但是严中寓恩，处事有条理，有轻重，有分寸。他提倡八不打：一、有病不打，二、盛气不打，三、盛暑不打，四、饭前不打，五、无恩不打，六、罚过不打，七、夯兵不打，八、不知不打。
知人善任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冯部失败后，几十万大军的残余由豫、陕、甘、青、宁退集到晋南一隅。系统复杂，纪律废弛。一九三一年春，由北平军分会张学良改编为一军两个师。即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下辖两个师：三十七师师长是冯治安；张自忠由第六师师长调任三十八师师长。有一天，张自忠亲到侯马驿集合营长以上的干部讲话说：“现在冯先生（玉祥）已下野。我们这个烂摊子，没吃没穿，长此下去，饿就饿散啦！北平军分会给我们编为一军两个师。因此，我们必须师缩编旅，旅缩编团，团缩编营，营缩编连。以后，点名发饷，就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了。”从此几经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快刀斩乱麻，把混乱的部队整理就绪，开始训练了。他知人善任。西北军的习惯，是参谋不准带兵；用人不问亲不亲、乡不乡，也不问贤不贤、能不能，但问你跟过我没有。我既当过参谋，又没有跟过张自忠，在此缩编的情况下，却被编为三十八师二二四团团长。这就惹起了许多人的忌妒。我首先向他保证：“我是一文公款用到公家，一分精神献给军中。”他经过多次实际考验，对我有了相当的信任。他有个亲信，是十五混成旅的老人，跟他有年，当过师旅长，当时曾千方百计地争取团长的位置。因此，我就呈请辞职让贤。为此，张自忠即亲自来到我驻地，阅兵训话后，同我登上了山头。他对我说：“你的勤劳，你的廉洁，我明白得很。那些人说什么话，我都不听。你放心大胆地干吧！”从此我跟他同甘共苦，一心一德，干了十多年。
太行练兵
一九三一年，二十九军调出山西，行军到太行山平（定）辽（县）公路上的阳泉、平定、昔阳、和顺一带，适逢九一八事变，张自忠通电请缨，有“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之壮语。同时整军备战，积极训练部队行军、爬山、夜战，对抗演习、劈刀、刺枪和射击动作。从单人战斗、班对抗、排对抗到团与团的遭遇战、攻防战和追击战。由农民秋收完毕田地空闲时起，一直演习到冰天雪地时，每隔一天一次。拂晓开始，中午野餐。他经常是披星戴月进行讲评。他下令说：“官兵从早到晚，整天爬山越岭，饥渴疲倦；解散后，各主官骑马飞奔回营，最使士兵伤心。今后解散回营时，应该营长在本营后，团长在本团后，要同队伍一块儿回营！”此后，抗战八年，每当部队前进时，主官都在前头；后退时，主官则在队尾。这都是平日养成的习惯。就这样，在太行山里整整地训练了两年，把三十八师练成了一支劲旅。一九三三年日军向长城进犯时，这支劲旅即成为长城抗战的中坚了。
喜峰口抗战
日军侵占我辽宁、吉林、黑龙江后，复以主力向热河承德市窜犯。同时沿凌源喜峰口大道而来，企图侵扰我平东。一九三三年一月，我陆军二十九军在遵化、蓟县和宝坻地区集结完毕。先头部队三十七师赵登禹旅驻守撒河桥；三十八师由我率团驻守石门。三月以来，东北军零星部队纷纷向关内溃退。十日晚，万福麟部步炮大队退进喜峰口。日军跟踪追来，喜峰口眼看即将沦陷于敌手。我赵登禹旅疾速由撒河桥跑步行军三十里，抢先占领喜峰口前的孩儿岭制高点，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白刃交锋。敌稍却，我军才得在孩儿峰站稳阵地。后续部队一时赶不到第一线增援，宋哲元军长大发雷霆，张自忠着我率部由石门急行军一夜跑了一百六十里，于十一日拂晓前到达撒河桥。在副旅长何基沣指导下，沿滦河右岸布防，为赵旅的第二线阵地。继而进驻滦阳城为赵旅预备队。当时，赵登禹奉命为前线总指挥，与敌激战已两昼夜，伤亡一千多名，赵也受了伤，但仍坚守不退。
三月十二日午后，赵旅长召集前线的团长会议。他说：“我军是讨蒋（介石）大战后的残余，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颗。现在我们仅仅与敌寇对战两昼夜，还没有与敌步兵正式决战，就被敌机炮轰炸得损失了两个团的精华。我全军这十个团，这样下去，只能与敌对抗十日之久。我决心绕到喜峰口敌后方，痛痛快快地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叫鬼子们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伟大的不怕死的勇敢军队。但本旅两昼夜来，已伤亡一千名以上，力量微嫌不够，需要一团的兵力来帮助。”我毫不犹豫地举手大叫：“我愿意跟旅长去敌后方与日本鬼子一拼！”赵说：“很好！很好！你就准备出发吧！把你团的迫击炮、重机枪的驮马和全团的乘马，一概给正面王旅长治邦指挥。你就带轻装步兵，由滦阳城出发，沿滦河左岸出潘家口走。你团走内弧，我旅走外弧。攻击开始后，攻击到达哪里，就以放火为号进行联络。”
我奉命后，即于三月十二日黄昏率二二四团由滦阳城出发，沿滦河左岸纤工走的山腰小路向潘家口前进。是夜，皓月当空，风清夜静，山巅上白雪皑皑。我们由当地老乡引导，顺着樵夫打柴的羊肠小道披荆斩棘向山上爬。渴了，就抓一把山上的雪吃；饿了，就吃携带的口粮。爬过摩天岭，出了潘家口，我就下命令把三营步兵以后“品”字队形，缩短间隔距离，展开前进。并嘱令部队，如与敌人遭遇，尽量用大刀砍，手榴弹炸，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开枪射击。歼灭敌人为第一，俘获战利品为其次。因为纵然得了战利品，在这样的情况下，也难以带回去。
出潘家口后约行数里，于夜二十四时到达小喜峰口迤北三家子、后丈子，就是日军后方骑兵的宿营地了。这里满街是马，敌人正在酣睡中。我军即挥大刀，掷手榴弹，如秋风扫落叶，顷刻间就歼灭了敌人。因放火联络，暴露了我军的位置，招来了敌人集中射击，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三月十三日凌晨二时，我团在向后丈子以北地区攻击前进中与我走外弧的赵旅取得了联系，乃协同作战。赵旅王长海团对敌人二十七联队，我团对敌人二十八联队，同时猛烈攻击。敌人由迷梦中惊醒，溃乱逃散。走不了的，都成了刀下之鬼啦。我军缴获的战利品，凡不能携带回来的重武器和弹药，均以手榴弹炸毁之。此次夜袭敌后，我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是摧挫了敌寇的凶恶气焰，粉碎了敌人拂晓攻击潘家口的企图。这是日军入侵我东北三省以来，遭遇到的第一次顽强抵抗。此前，日本兵夜间都是脱衣大睡，疏忽警戒，轻视我中华民族。自遭受此次打击后，鬼子兵不但头上戴钢盔，颈项上还要戴上铁围脖，预防大刀砍掉他的头。因为日本兵迷信轮回之说，怕做没头鬼，不能转生为人。
三月十二日黄昏我军出动的同时，王宝良营绕至敌后方，埋伏于喜峰口至凌源交通要道上，预备截击敌人溃退的部队。因地冻不能挖断公路，就用麻袋装沙子，叠堆起来切断公路。果然在激战中间，日军植田支队长乘汽车后退时，被我王宝良营的伏兵击毙。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对峙三个月之久，夜袭敌后之役与有力焉。当时张自忠指挥所驻遵化城，所属的三十八师担任二十九军阵地的四分之三，出力最大。当时，第一守备区司令是三十七师旅长赵登禹，担任董家口至喜峰口（不含）之线。第二守备区司令是三十八师旅长黄维纲，担任喜峰口至潘家口（不含）之线。第三守备区司令是三十八师旅长佟泽光，担任潘家口至苇子岭（不含）之线。第四守备区司令是三十八师团长董升堂，担任苇子岭亘洪山口至黑锅顶之线。
我军夜袭喜峰口敌后方大捷之日，承德市日酋恼羞成怒，派一混成支队，狼奔豕突地向我后方指挥所所在地遵化城窜犯。我军刘汝明部迎敌于遵化城北二十五里的长城口罗文峪、马蹄峪，战斗甚烈，伤亡惨重。张自忠亲临指挥，所带警卫营营长王和春阵亡，战况异常紧张。他令我率部星夜赶到马蹄峪增援。我军依据长城险要与敌对战终日。夜半，他亲自打电话问我：“你现在哪里？”我答：“团部驻在距马蹄峪口1500公尺的小村里。”他说：“据报，敌人有拂晓攻击的模样，你要特别注意，赶快准备准备吧！”我说：“我马上到马蹄峪口上去。”我到了马蹄峪口，恰巧侦探回来报告：“我们对面山头上的敌人，已向佛爷岩方向退却。”我说：“师长刚才打电话来说敌人有拂晓攻击的模样，怎么你报告敌人退却呢？快再去探探。凡到对面山头上探明敌人真实情况，一点钟跑回来的，每人赏洋五元。”因此，侦探员与战士们侦察明白如限跑回来报告的竟达五六十人之多。我立即电话报告：“当面敌人已向佛爷岩方向退却，我团正准备派队追击。”他接报告后，很诧异地说：“旁人都报告敌人有拂晓攻击的模样，你怎么报告敌人已退却呢？”我随即将悬赏限时回报经过的详情据实述说了一番。他说：“悬赏共用款多少，到师部里来领。”
就这样，二十九军在长城线上从董家口亘喜峰口、潘家口至洪山口之线与日军对战了三个月之久。终因《塘沽协定》，我大军由长城线上撤退。忍痛撤兵之夜，当地父老兄弟跪地挽留，抱住张自忠师长的腿，痛哭说：“你们走啦！我们还靠谁呢？”张师长亦痛哭说：“你们可暂到山区躲避躲避，我们将来还要回来的！”
任察哈尔省主席
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之日，正是日军气焰嚣张之时。敌人妄称根据《塘沽协定》，以长城线为界，侵占我察北六县，作为伪军李守信部驻军的区域。日本特务机关设在张北县，日军和伪军还要开到张家口大境门外。察哈尔省政府设在张家口，张家口的大境门，就是长城线上的一个口。日本强调他们的军队开到大境门外，是根据协定办事。倘若答应日本兵和伪军驻在大境门外，不但省政府直接感受威胁，简直等于放弃了全察哈尔省。那样平包铁路也将不能畅通了。因此，一时风声鹤唳，军民震惊。张自忠一面调三十八师的部队，在大境门外罕诺坝（距大境门四十五里）附近布防，严阵以待；一面派员去找日本驻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大本，告诉他说：“我们不管什么协定，也不管什么长城线，现在大境门外驻着我们的军队；如果你们的军队由张北县南开，双方发生误会，责任由你们负！”日军看我方态度强硬，言语坚决，又知三十八师的部队勇敢善战。所以双方商妥：以罕诺坝为双方缓冲地带。日本兵和伪军不由张北县南开；我三十八师的部队仍驻大境门外。倘使张自忠当时决心不坚定，态度不强硬，三十八师行动不快速，恐怕在一九三五年冬天，察哈尔省就将非我所有了，至少省政府将由张家口搬家。此番交涉以后，我方与日军零零星星的摩擦虽然是免不掉的，但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张自忠调任天津市市长，再没发生重大事件。
当时悍匪刘桂棠流窜察省，骚扰地方，民不聊生。张自忠派我率二二四团附骑兵一团，进驻察省蔚县截剿。我军主力分布在西合营、桃花堡和南山要点防堵；一部驻蔚县城担任城防。刘桂棠匪众非常狡猾，诡计多端，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破，一时人心惶恐，谣言纷传，甚至平津报载蔚县失守。不但邮汇不通，银行商店也拒绝向蔚县兑款和贩运商品。张自忠阅报愕然，打电话问我：“你在哪里？”我答：“我现在蔚县城里。”又问：“刘匪大部窜到哪里啦？”我答：“刘匪见我防堵严密，即沿察、冀、晋三省边境经插箭岭沿太行山东麓向南窜去了，蔚县南山里尚有残匪盘踞。我日内率部进南山去清剿。”蔚县南山是高山峻岭，气候严寒，人烟稀少，只有羊肠小道，人马通行困难。我们依靠当地人民帮助，很快就把残匪扫荡干净了。
任天津市长
天津市前市长肖振瀛，对日本虽然在口头上有求必应，但在实际上并未与之订立任何条约或协定。日本人认为他没有诚意，就嗾使汉奸便衣队在天津东车站附近炸毁一段铁路，借故驱肖。一九三六年六月，张自忠受命于危难之际，任天津市市长。
天津以《辛丑条约》的规定，二十里以内不许中国驻扎军队。张自忠令三十八师一一四旅二二八团第三营改穿天津保安队的服装，担任市政府的警卫。三十八师黄维纲旅驻小站，刘振三旅驻廊坊，董升堂旅驻韩家墅，李致远旅驻马厂，宁殿武保安大队驻天津市内，形成掎角之势，负责天津的治安保卫。张又密告我说：“我们的官兵多来自农村，对市内街巷道路的形势多不明了，一旦发生战事，很不好办。你叫班长以上的干部换穿便衣，每天分班轮流进市内熟悉地形，要特别注意日租界里的大街小巷交通的分布情况。你旅的官兵，除现穿的陆军军服外，每人再预备保安队、警察的服装各一套，并控制卡车若干辆。一旦与日寇发生冲突，就换上保安队的军装，特别地区穿上警察的服装，用卡车迅速输送进市内来应付事变。”
七七事变前夕，我一一四旅二二八团第三营连长张凤岐穿便衣赴日租界，被日本特务逮捕起来，刑讯拷问，张连长只承认在总车站摆烟摊。因此，日本特务多名带着他乘卡车到总站质对。卡车经过市府门前，张连长在卡车上站起来，向市府卫兵大喊：
“你们连长被日本兵逮起来了！”卫兵立即拦阻卡车。日本特务们不肯停车，我卫兵即开机关枪扫射，将特务头子打死。残余敌人逃回日租界去了。张连长乘机跳下卡车归队。日本兵一中队，由海光寺兵营开了出来。我军即拉起金刚桥，沿河左岸布防，严阵以待。我旅也作紧急动员，准备战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兵行进到大胡同（街名）又返回海光寺兵营去了。继而一辆插着日本国旗的小汽车到金刚桥边对岸，车上有人大喊：
“我是日本领事，来讲和的，千万不要开枪。”张自忠叫放下桥，让他过来。日领事一见他就说：
“你们打死了我们的人，击毁了我们的卡车，怎么办？”
张自忠回答：“打死你们的人，说人命；击毁了你们的卡车，说卡车。你们不要欺侮中国人，我们是不怕的。”几经交涉，后来一条人命和一辆卡车各赔偿一万元；唯日方坚决要求惩凶，枪毙张连长，我方予以拒绝，谈判几乎决裂。结果判处张连长无期徒刑，才算完事。但我们对张连长并未开缺，薪饷照给，派定专人每天给他送饭。迨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连长归队。每遇与日军战斗，他都跑到最前方带头杀敌。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晨，在我军袭击海光寺日兵营战役中，他壮烈牺牲了。
日本人在天津横行霸道。如贩卖毒品，任意越界捕人，怂恿汉奸便衣队甚至日本兵故意在市府门前便溺……我市府卫兵把日本特务头子打死后，人心大快。同时，张自忠又通告日方：“天津地面，五方杂处，伏莽遍地，我们到处都派有侦探。如果日方越界办案，须先通知我们公安局；经我们同意，然后再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们不负责任。日兵出外演习，须事前将时间、经过的道路和演习场所，通报我市府，以便转告我驻军，以免发生误会。”自此，日军气焰也大大收敛了。
那时，有些失意军人、无聊政客住在日本租界里，为日本鬼子所利用，常常出来捣乱。张自忠乃通过李大、马二、张三、边四、潘五、齐六、马七、徐八和阮九等人，劝说他们不为异族作工具。他恩威并用，刚柔相济，结果，终张自忠之任，均无变乱发生。
一九三六年八月间，我丰台驻军某连因遛马与日本丰台驻军发生冲突，被日兵包围。我南苑驻军又把日军大包围，双方对峙，虎视眈眈。冀察当局宋哲元电张自忠与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交涉。日驻屯军参谋威胁说：“刻下情势严重，要赶快设法制止，否则将要开火啦！”张自忠态度从容，不急不迫地说：“国家养兵，原为打仗的……”他不卑不亢，经往返数次谈判，竟把一场大风波平息了。
赴日考察的经过
日本人见张自忠勇敢善战，所部三十八师坚强有力，在二十九军地位重要，于是便把他当作争取的对象，企图把二十九军的二级将领拉出来，以实现“华北自治”。首先对他表示亲善，要求冀察当局派他赴日考察。宋哲元便答应了，张自忠不愿意去。宋说：“我已答应了人家，怎能失信于人呢？”张自忠只好服从，并电南京政府呈报，说预计四十天回来。到了东京觐见日亲王闲院，忍受了三进三退三鞠躬的耻辱。此外，照例参观、应酬，忙个不了，但并未与敌谈判实际事情。日军部大失所望，就嗾使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向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谈判中日经济提携、与满洲通邮通汇、中日合资开采龙烟矿和代中国修筑沧石铁路等。宋哲元严词拒绝，结果闹成僵局。宋哲元一面密令二十九军备战；一面让天津市府电张自忠速速回国。张自忠接电后便停止参观，立即首途。宋哲元回山东原籍修墓，以避免再与日军交涉。田代因事事不得要领，便一气而病。外界不明真相，于是舆论沸腾，谣言蜂起。有的说张自忠同日方订了密约，日本送了多少钱，还给了他一个日本美女。甚至汉口的《武汉日报》也公然刊载了这一段谣言。天津市府曾函汉口市府要求更正。当时我们内部人员，也难得其底蕴，互相私语说：“我们头儿真的会做汉奸吗？”也曾有人问他：“现在舆论对你抨击，国人对你唾骂，连我们都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张自忠沉默良久，而后严肃地说：“目前华北的危机，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国军究竟准备到什么程度？本军仍散驻在各处，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之时，只有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忍受目前的耻辱。凡不能忍受的，绝难任重致远。周公尚有流言日，好在是盖棺论定。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和平绝望之日，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气味没有？”他忍辱负重，以待将来，是早具坚定决心的。
在七七事变的硝烟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一声炮响，全面抗战开始了。在这划时代的巨变中，表面上国人所认识的张自忠，依然是灰色姿态，众口一词地骂他是“张邦昌”。宋哲元尚在山东原籍。张自忠当时正患痢疾，他扶病向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乔本交涉，往返谈判一昼夜。谈判成功了，双方停战，宛平县改由我保安队驻守，各惩办肇事人等。偌大风波，似已平息。但是白天平静，一到夜晚，总有枪声。乔本来到北平后，即由张自忠、冯治安（河北省主席）、秦德纯（北平市长）与之商谈。七月十二日，宋已由原籍到天津，双方又改在天津谈判。日本人诡诈狠毒，明则与我谈判敷衍，暗中却由关外运兵向平津增援。七月十九日，宋哲元回北平。翌日，张自忠也来到北平。他向宋建议说：“现在日军纷纷由关外运兵向平津增援，中日大战恐不可避免，应即派员赴南京请示，究竟我国准备到什么程度啦？是打，还是不打呢？……我军应迅速集中起来，准备战争。”七月二十三日，宋派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由北平赴南京。并令一三二师赵登禹部由河北省任丘县开到北平南苑集中。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形势日趋严重。接着，日军在廊坊向我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寻衅，刘旅予以迎头痛击。张自忠奉命任北平城防总司令。他一面以遗嘱电天津家属，嘱咐家事；一面电天津市府马秘书长和公安局李局长说：“我们都是国家人员，守土有责，到此紧要关头，务各尽天职，才对得起国家。刻我担任北平城防总司令，市府的事务由马秘书长负责；驻津附近的部队，由李局长（兼三十八师副师长）就近指挥。我决心以身许国，与北平城共存亡。顷已预嘱家事，盼兄等共体余意，共维国难。”当时宋哲元认为北平兵力单薄，指挥部不宜设在北平，且不愿以古都北平作战场，遂下令着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维持。张自忠本不同意，最后约以十天为限。二十八日，宋离北平赴保定，并电南京速派大军增援。同日，敌猛攻南苑，激战终日。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殉难。当天晨一时，天津附近我三十八师部队夜袭日租界海光寺日兵营、东车站、总车站，火烧东局子日飞机场。平津两地郊区同时展开激烈战斗。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张自忠头脑清醒，权忠奸，辨是非，明利害。他认为，为挽救祖国的危亡，保持民族气节，只有冒险逃出虎口，才是上策。于是他避开了敌人的严密监视，先躲到友人家中，继而化装出逃，乘一辆美国人的汽车潜往天津，然后换乘轮船，经烟台，来到了济南。不久，奉召到南京。在南京期间，部下不断派人来促请他回师领导抗战。他总是令来人传语部属：严肃军纪，服从命令，努力抗战。并说：“我现在有过。日寇气焰高涨，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是不能打败仗的。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全师听罢，人人奋发，咸抱歼灭寇仇的决心。
南京政府念张自忠忍辱含垢与敌周旋，又深得军心，乃任他为军政部中将部附，代理五十九军军长，回原部队。当时三十八师已扩编为五十九军，由津浦铁路北段转移到豫北新乡县附近。我与张自忠晤面时，百感交集，不禁痛哭一场。他对我说：“我这次回来，是准备为国家而死的！”
淮北告捷
张自忠既回原部队代理五十九军军长，归第五战区指挥。一九三八年二月，津浦铁路蚌埠车站附近战事吃紧，扼守淮河北岸的部队转移阵地，张自忠奉命率部增援。十一日拂晓，敌人气势汹汹，向北窜扰。我军先敌展开于淝水之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死伤枕藉，急向淮河以南回窜。我军遂即克复小蚌埠、曹老集一带原有的阵地，与敌隔淮河对战。这是他回军后打的第一次胜仗。在与敌人拼到你死我活的紧急关头，我与营长以上的主官誓约：“我军长在平津蒙不白之冤，强敌当前，正是我辈以胜利为他洗白的时候。我们是有进无退，要奋勇杀敌！倘有不明大义的官兵，畏缩不前，一律就地枪决！”因此，全旅官兵争先恐后，勇猛杀敌，很快就恢复了淮河原有的阵地，并与友军牟中珩、周光烈两师取得联系，共同坚守阵地，阻止了敌寇的北窜。
临沂歼敌
一九三七年冬，我放弃济南、泰安后，日军矶谷、板垣两师团分头沿津浦铁路和台（儿庄）潍（县）公路南侵。
一九三八年，庞炳勋军被围于临沂城，告急。三月，我五十九军奉命增援，由峄县下火车后，一昼夜急行军一百八十里。全军在临沂城西北榆香铺地区集结完毕后，张自忠召开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讨论研究对敌攻击的战法。当时我任一一四旅旅长，本着知无不言的原则说：“现在敌人在临沂城与庞军激战，我军不宜参加临沂城的正面战斗，应采用古人‘围魏救赵’的战法，直捣敌后方策源地汤头镇（这是临沂城东北七十里沂河左岸上台潍公路的重镇），使敌人腹背受敌，临沂之围自解。”经再三研究，他采纳了这个建议。三月十四日拂晓前，着黄、刘两师分别从茶叶山和刘家湖迤东地区徒涉沂河，攻击汤头镇之敌。我一一四旅为军预备队，置于茶叶山西南地区。适值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徒涉渡河发生困难。敌乘我半渡而击，黄师在沂河岸上没站稳阵地，退至茶叶山、刘家湖以西地区。敌借优势的炮空掩护，追击很紧，势危情急。张自忠命我率一一四旅飞速驰援。当时，大批敌机轰炸，阻止增援。我一一四旅乃从麦田地里隐蔽行动，冒着敌人炮火疾进。黄昏，我到达黄师师部的时候，各旅纷纷要求接防。我当即向黄师长提出了三项建议：一、一一四旅是生力军，不应用它接替各旅的防线固守阵地，而应利用它的优势乘敌渡河过来站脚未稳，迎头痛击之。二、一一四旅绕至敌后，截断敌渡河后的交通线，各旅奋勇反攻，共同夹击，把渡河的敌寇聚而歼灭于沂河右岸。三、若是全军退却，一一四旅可作掩护队，用以保卫全军的安全。黄师长说：“很好！电话请示军长。”张自忠在电话中答复说：“采用第一项建议，迎头痛击渡河之敌。”于是，我们决定在当夜24时开始攻击刘家湖之敌。
奉命后，一一四旅计划乘黑夜，主力迂回攻击敌之左侧后，相机占领刘家湖；一部待主力占领刘家湖后，由正面攻击。两部密切协同将刘家湖之敌聚而歼之。十五日早二时，旅主力攻占刘家湖核心后，敌据守村缘阵地顽抗，我正面攻击部队亦与敌白刃交锋。因敌我混战一团，敌人炮火失去作用，我军士气更加振奋起来了，激战一昼夜。23时，残敌向沂河东岸溃逃，遗尸遍野。未及跑掉的一中队之敌，被我徐照栋营包围。当时曾悬赏：俘虏日兵一名，赏洋一百元。我士兵与日兵打得仇深似海，一见日本鬼子就红眼。官长说：“捉活的！捉一个赏一百元。”士兵说：“一千元一个也不要！刺死几个鬼子解解恨。”后来在魏连长竭力阻挡下，总算捉了一名活的。据该俘虏供称：“已五天没有吃饭，实在不能支持了。同伍七八十人，都被你们刺死啦，你看，我腿上也被刺了几刀。”在这以前，第五战区尚没有活捉过日本兵，所以很快就用汽车把他接走了。是役计获山炮二门，重机枪四挺，轻机枪、步枪一百二十九支，战刀三十六把，还有弹药、皮背包、雨衣、军毯、工作器具、防毒面具、医药器具和饼干等战利品，整整往指挥部运了二十七车。一一四旅追击到沂河西岸，占领阵地，待命渡河进攻汤头镇之敌。
十七日，我军把渡河点侦察完毕后，就立即予以封锁，并把沿河村中的狗驱逐净尽。夜半鸦雀无声，我军冒雨徒涉沂河。汤头镇的敌人正在酣睡中，都作了我军的刀下之鬼。敌人装好子弹带的重机关枪，全被我们架回来了。我军横冲直闯，把汤头镇之敌打了个落花流水。残敌向沂水县溃退，临沂城之围遂解。我军正准备乘胜追击，十九日夜，张自忠着一一四旅退回沂河西岸。
二十日，张自忠奉命率部进抵费县，准备侧击沿津浦铁路南下之敌，以策应我正面大军作战。当时，日军又增援，猛攻临沂。庞炳勋部再度告急；张自忠又奉命回师应援，星夜行进。这时，敌人已窜抵临沂城郊。张自忠三渡沂河，攻击该敌，鏖战七昼夜，卒将敌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我军伤亡也很多，各级干部的伤亡达八百余员，士兵二万余名。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给了敌人一个教训：我中华民族的军队不但是能够抵抗敌人的，而且具备战胜攻取的伟大力量。自此，张自忠用战绩消除了国人对他的一切疑虑。张自忠擢升为二十七军团长，拨巨款劳军。这是张自忠回军后第二次的胜利，开台儿庄大捷之先声。
在徐州会战中
一九三八年夏，沿津浦路南窜的敌人侵占了炮车、贾汪、丰县和沛县；沿津浦路北窜的敌人侵占了三铺、萧县和砀山，切断了陇海铁路，形成包围徐州之势。我第五战区大军向豫皖边区转移，张自忠奉命率部执行掩护任务。他白昼占领阵地，对抗强敌，以掩护我大军退却安全；夜晚急行军，争取脱离敌人。因为有当地的爱国群众帮助，得以熟悉敌人驻地详情。我军经常黑夜绕过敌区。凡遇有敌驻扎的村庄，他都先遣部队乘黑夜包围监视起来，然后使我大军安全通过。倘被发觉，我监视部队就首先袭击敌人，以炽盛的火力压倒它，俾我军安全通过。敌人不明真相，经常打出许多照明弹来，窥察我军的行动。张自忠命部队一面卧倒隐蔽，一面迅速扑灭敌照明弹，再使部队迅速通过。有一次距离敌人追击的坦克不过百公尺，我大军已全部绕过，而张自忠却仍在公路壕沟中指挥手枪队，准备用手榴弹炸毁坦克。可惜时已黄昏，敌坦克未敢续进。一直到天黑之后，敌坦克退走了，他才怏怏地率手枪队跟上大军的队尾。当时军纪肃然，大军所过，闾里安谧，鸡犬不惊。他一再重申“擅取民间一草一木者，一律严惩”。军民关系良好。因此，得以迅速完成掩护大军转移的任务，得到通令嘉奖。
潢川之战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会战开始后，张自忠奉命率部进入潢川，掩护我保卫武汉大军的左侧背。他令三十八师在潢川城东郊布防；一八〇师担任守城；指挥部设在城南郊。敌人向我军正面猛攻，又以两联队以上的兵力，沿淮河南岸迂回，把城西的公路切断，一直攻到指挥部附近，眼看就要将潢川城包围了。这时候，一般幕僚都主张将指挥部向南移动。张自忠毅然决然进入城中，指挥城外的三十八师与守城的一八〇师内外夹击，与敌鏖战十一个昼夜。战斗紧急的时候，敌人施放了毒气，我守城部队冒着敌人的毒气攻击，顽强抵抗，予敌以重创。连敌人的广播也不得不承认“在潢川曾遭遇到从来没有的劲敌”。
此后，他转战豫南鄂北，胜利完成了掩护大军转移鄂西的任务。第一期抗战总结的时候，因他劳苦功高，被任命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节制五十九军与七十七军两个军，同时兼五十九军军长，驻节鄂西荆门县。
襄东大捷
一九三九年，张自忠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右翼各军，肩负起了保卫鄂西的使命。二月二十四日，襄河东岸京（山）钟（祥）公路上的敌人向我窜犯。张自忠命五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五十五军七十四师，予敌以迎头痛击。敌受重创而退。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豫南鄂北的敌人，分头向我窜犯。襄河东岸之敌十三与十六两个师团和骑兵第二旅团同我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张自忠于五月八日率部渡河进击北窜之敌，在亭子山耗子岗等地区连战连捷，毙敌很多，俘虏松井部百余名，战马百余匹，焚毁敌橡皮船二百余只，截断了敌人的增援和后方补给线，协同第五战区各方面大军，完成了对敌包围，造成了襄河东岸的大捷。当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一处电话报告：“顶不住了！”
张自忠手握耳机，大声说：
“是谁顶不住啦？官顶不住，枪决官；兵顶不住，枪决兵；你顶不住，枪决你！”于是电话里没回声了。又有一处报告说：
“都死伤完了，没有人啦，怎么办？”
张自忠却斥责说：“没有人了？打电话的是什么东西？不是人吗？打到没有打电话的人再说！”电话也不响了。接着就是七十四师郑师长报告与请示：“现在伤亡太大了，有的地方阵地空隙太多、太大了，前方很紊乱……可否稍向后移动，以便整顿战线？”
张自忠怒气冲冲地说：“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墓，后退者死！”接着三十八师黄师长又用电话报告：
“阵地一处已被敌人突破，请速派援军。”张自忠用坚定的语气安慰他说：“等着！两点钟以后，大批援军就赶到。你即刻带人去反攻，我马上到你那里去！”遂即告诉参谋长说：“命令全线积极准备反攻，两点钟以后主力军就要赶到。现在六点四十五分，令各师对表，八点四十五分总反攻！”他下达完命令，就带幕僚们向被敌突破处前进。到达黄师长的指挥所时，敌人的炮弹正纷纷在附近爆炸，飞机正低飞扫射。张自忠命令随从人员利用地物隐蔽。苏联顾问说：“欧战那样激烈，总司令到山炮射程内，尚无所闻。”黄师长见总司令来了，就要求到前方去督战反攻。张自忠又下命令：
“时间一到，全线尽全力反攻！”官兵们见总司令亲临前线，斗志倍增。我援军按时赶到，立即参加了总反攻。当时，敌我炮火，震耳欲聋。过了一段时间，枪炮声渐渐稀疏。张总司令拿着望远镜守在电话机旁边，有了笑容。他拿起电话机来说：“狠追！狠追！多捉俘虏，不准抢东西！”强敌终于被打退了。
壮烈牺牲
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日军分三路大举窜犯襄（阳）樊（城）和宜昌。一路是敌第三师团与第三十九师团，由豫南、鄂北沿随（县）枣（阳）公路西犯襄樊；一路是敌第十三师团附临时配属的两个联队，由京（山）钟（祥）公路沿襄河东岸北犯襄樊；还有一路沿长江北岸西犯宜昌。我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兵团总司令张自忠为策应襄樊方面大军作战，于五月七日夜率领第七十四师和骑兵一部，从宜城附近渡河，目的是袭击向北窜犯之敌第十三师团的左侧背。是时，敌人的主力，已窜到枣阳以西、襄樊以东。所以五月八九两日，对敌后续小部队和敌后方保持联络线的小据点除能够迅速消灭的以外，就不与之久战，以免被它牵制住。我军一直攻击前进，五月十日就攻到襄枣间的峪山、黄龙垱一带。我军七十四师在峪山与敌激战，北窜之敌之左侧背感受威胁很大，就调回大部兵力，返过头来，分三股向我猛扑。同时，张自忠奉到长官部电令：当面之敌，已经退却，务要猛力截击，勿令窜回。张自忠将军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就积极鼓励七十四师的全体官兵说：“敌人已经回窜，我襄樊方面的友军一定跟踪向南追击。我们有夹击敌人的可能。”经过昼夜激战，敌人伤亡千余名，残敌大部向东逃窜。
五月十一日午后，张将军奉长官部电令：敌人已经东窜，务即率部向东截击。奉电令后，他不顾连日激战的疲劳，立即命令出发，并说：“兵贵神速，歼灭敌人的机会，稍纵即逝。”是时，我五十九军三十八师已经赶到，他就令三十八师在前，总司令部在中央，七十四师在后，星夜冒雨向枣阳方面追击东窜之敌。
五月十二日拂晓前，我三十八师先头部队到达枣阳县梅东高庙以东地区，发现有由北向南逃窜之敌七八千人，但该敌并未发现由西向东追击前进的我军，所以我三十八师就先敌展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勇猛攻击，对准敌人拦腰猛扎一刀。敌人遗尸遍野，血流成河。我获战利品很多，本拟继续向枣阳追击前进，五月十三日又奉到长官部电令：敌人第十三师团企图向南逃窜，该总司令应即率部向南截击。因此，就放弃了东窜的敌人，返回头来截击南窜之敌，并把部队重新划分为两个纵队。张自忠带领七十四师和骑兵一部为右纵队，经罐子口、南瓜店，向丰乐河、方家集前进；师长黄维纲率领三十八师和三十七师为左纵队，经新街向田家集、长寿店前进。
五月十四日拂晓，张自忠将军率右纵队到达方家集附近，与南窜之敌发生战斗。他令七十四师迅速攻击占领方家集，令骑兵绕到西南山口截住向南逃窜的大部敌人。因此，敌我在方家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最初只发现敌炮兵一二门，判断这是南窜敌人的后卫部队。张自忠将军身先士卒，亲自督战，士气高涨，杀声震天。经过多次冲锋，我七十四师占领了方家集。是时，南窜之敌，转回头来，用飞机二十多架，炮十数门，空中轰炸扫射，地上用密集炮火轰击。我军伤亡很大，官兵已经疲劳，粮弹也渐感缺乏。张自忠将军认为这正是截击敌人的好战机，就连夜赶到罐子口。
五月十五日，敌人以一部在罐子口附近与我军对战，大部仍沿襄河东岸逃窜。因当时许多山头为我军占领，敌人不得不作困兽之斗。在罐子口附近山地里，我与敌激战了一整天。敌人知道难以逃脱，就一面顽抗，一面抽调部队来增援。我军左纵队三十八师和三十七师也在新街附近与敌激战，所以当时没调他们来增援，致形成敌众我寡之势。当晚总司令部由罐子口移到南瓜店附近一个小村子里。
五月十六日，阴霾笼罩，拂晓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旋接报告：“我军右翼鸡鸣山制高点被敌攻占。”张自忠将军令七十四师迅速派一部增援，固守第二个山头。同时大批敌机轰炸扫射，敌炮兵也集中火力向我轰击。在第二个山头上，敌我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敌人几次冲到山顶，都被我七十四师用机关枪打退了。但敌我众寡悬殊，敌人在我军右翼逐渐形成弧形包围圈。张自忠将军一面令骑兵由我左翼出击，绕攻敌人的右侧背；一面亲自跑上杏儿山督战。当面之敌集中炮火轰击杏儿山；我军正面仅七十四师的一个补充团。该团多是新兵，子弹又缺乏，频频告急。张自忠将军亲到山顶督战，并派手枪队一连，增援这个山头，阵地才暂时稳住。他立即下严令：“死守阵地。没子弹了，用手榴弹炸，用刺刀刺，用大刀砍，用石头投，用拳打脚踢，最后用牙咬，要坚决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敌人仍在继续向我两翼延伸，我军右翼又受了包围。这时，敌步兵已攻到距总司令部所在地八百公尺的山头上。正午十二时左右，张自忠将军右肩被敌人炮弹破片擦伤，接着左臂被敌步枪击中，鲜血浸透了军服，但他仍在大声疾呼着督战。战况越加惨烈。午后一时左右，我方赴襄河西岸抬送伤兵的人被敌人掳去，讯知张自忠将军在杏儿山督战，敌人就集中山炮兵在距杏儿山一公尺的山头上，直接瞄准，疯狂地轰击。炮弹如同雨点一般落到张自忠将军前后左右。随从副官贾玉彬阵亡了，参谋处处长吴光辽两腿受了重伤。敌人的包围圈逐渐形成马蹄形。将军令总司令部幕僚们疏散开，但他本人仍协同高级参谋张敬在散兵线上往来督战。张敬高呼：“总司令在这里，谁也不准退！”张自忠将军的神色严肃，威仪凛然，的确增强了全线战士们的勇气。午后三时左右，距我阵地正面的最近一个山头因守兵全部牺牲，被敌攻占了。张将军怒吼一声，冲上前去。当时，左右两面山头上的敌人，仅距我四五百公尺，我仅余的一部分手枪队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刹那间，将军全身多处受伤，右胸洞穿，血流不止。他自知伤重不救，大呼：“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都平安！”而后，气绝瞑目。高级参谋张敬，上校副官洪进田，少校副官贾玉彬和总司令部官佐卫士等共三百余人，一同壮烈殉难。副官马孝堂身受重伤多处，抬回后也牺牲了。
噩耗传来，举国同悲，政府通令褒扬，国人纷纷赞颂。张自忠将军发扬了我中华民族至大至刚的气节和精神，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