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生
1949年秋，茅老到中国交通大学（后改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部，我们就认识了，从那时起直到1982年他离开铁道科学院，33年间，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如果说读完大学要四年，那么我们的相处，相当于读了八次大学的时间，多么难能可贵呵！
“尊而不亲”
我从1949年8月3日到中国交通大学校部工作，茅老来得稍晚一点。茅老来以前，我心中就装满有关他的传奇式的故事。他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时，几年都是名列榜首。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学位，为母校赢得了声誉，从此凡是“唐山工专”毕业生来康奈尔，均受到承认。硕士读完，他又提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荣获工学博士时刚刚23岁。在返回母校的欢迎会上，他没有介绍他那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宏论，而是一口气背出100多位圆周率。怪不得教过他力学的罗忠忱老教授说：“我教出这样的好学生，以后我的教材也不必大改了。”我在铁道科学院听过茅老一次力学讲座，深入浅出，把多年力学争论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由此，我理解了，为什么交大的师生一定要推举茅老来交大任校长。
茅老到校部前，铁道部的领导再三叮嘱我们，要尊重茅老，要向茅老学习，要关心茅老生活，要为茅老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茅老当时住在东交民巷34号二楼一间20多平方米房里，办公、睡觉、吃饭都在那里，连家属来时也只是添一张床，就像我们老解放区一样。50多岁的茅老一点没有感觉不好，他和大家一起在伙房用饭，生活一点也不特殊。他平易近人的风度，使人出乎意料。在一起谈问题，我总是把他作为长者来尊敬，可他很随便，谈大学教育、铁道桥梁工程，以及他到北京来工作的设想……海阔天空，轻松自如。从中我学习了他在教育理论、工程经验、处事作风等方面的许多东西。有一次，茅老严肃地说：“你们对我尊而不亲。”呵！为什么？如何克服？这位严师给我提出的问题，使我长思不解，对茅老，对科学家，怎样才能“尊而又亲”，这是我要学习要解决的课题。然而，直到后来才渐渐解决。
办社会主义大学
1950年5月2日，是中国交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42周年校庆。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志讲了话，说铁路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战略地位，需要大量的高级科技人才，我们要办好大学。茅老在开幕词中，勉励师生纪念五一要树立劳动观点，纪念“五四”要继承“五四”革命精神，这是茅老明确提出的办大学必须要有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曾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的滕部长，还要求大学学习抗大的优良校风。
1950年5月20日，在北方交通大学校部召开第一次校务会议。茅校长、金士宣副校长主持会议。京、唐两院的主任委员刘炽晶、唐振绪同志，教务长、总务长、系主任……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讨论了两个题目：一、专修科培养目标是什么；二、是培养专家，还是培养通家？大家各抒己见，讨论得生动活泼。虽然大家意见不尽一致，但是大家认为，交大的谨严学风，一定要继承。
铁道部对交大要求，既要办好大学本科，还要办好学制略短的专修科；既要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又要有正确的政治思想。
讨论中，大家了解到，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情况。李富春、徐特立同志任院长时提出：“这所理工农综合大学，要培养‘革命通才，业务专家’。就是培养具有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高级科技人才。”与会同志对此都很赞赏。
茅老在会上又一次提出：交大要遵照铁道部的指示，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级科技人才，这些同学一定要有劳动观点，要有五四革命精神，要理论联系实际，能成为铁路科技队伍中的后备力量。
一身二任
1950年9月16日，经政务院第七十次会议通过，茅老被任命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兼研究所所长。政务院正式任命一位大学校长兼研究所所长，这还是很少听说过的。大学办科研，校长兼所长，一身二任，出人才，又出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人才有两重意义：一则教师水平可较快提高，二则学生能学得扎实，多出成果。这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951年后，茅老专任研究所所长（后改铁道科学院院长），一贯对科研，对培养干部，都给予很大重视。在培养干部方面，经常办许多专业学科训练班。办俄文速成班，茅老亲自参加，并以优秀成绩结业，同时绝大部分科技人员有了初步俄文阅读能力。1959年周总理建议铁道科学院办一所大学，铁道部吕正操副部长传达了总理指示后，在茅老领导下，很快创办了铁道科学技术学院。该院设四个系，招收了二三百名学生，调配在科研战线好的干部任教师。1961年，学院停办后，这些教师很多留下继续执教，在提高科技人员水平的同时，他们的理论水平也提高了，不少同志成为优秀的科技干部。现任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靳蕃同志，便是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现任铁科院副院长周宏业同志，曾由助理研究员，被铁道部越级提升为研究员，现是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们都曾在铁道科学技术学院，在铁道科学院任过教师。
1978年，铁道科学院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成立了研究生部。茅老还亲自担任1978级的研究生导师。现在铁道科学院已经有10名培养博士的导师，培养硕士的有近100名导师，有5个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3个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已培养了6位博士，290名硕士，约相当于新中国成立30多年以来，有同等学位人数的10倍。这些取得学位的研究生，大部分被分配到铁道科学院，极大地充实了科技力量，有的已成为某一学科带头人。这个研究生部已成为中央产业部门较好的单位，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现在大学办科研、科研办学校在全国已有很多单位，取得了大量优异成绩。茅老一身二任的开创精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应该长远学习和怀念的。
科研为运输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运输能力强大的铁路。在广袤的国土上修建新的铁路，对机车车辆通信信号……都要求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运输经济各方面有许多的题目要科学地研究、解决。茅老对铁道科学院，提出了有长远意义的方针任务：“一切为科研、科研为运输”，“必须针对铁路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际先进技术，解决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30多年，茅老呕心沥血为着这个崇高任务，展开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为铁科院做了奠基工作，并使这个单位为提高铁路能力，取得丰硕成果。
1950年1月7日，茅老率领由23位专家组成的“大连技术研究所工作团”到达大连，对原满铁株式会社下属大连技术研究所进行调查，提出报告供铁道部建立新的科研机构决策。该研究所1922年建成，到1945年日本投降，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铁路多学科的几百位科研人员，设施完备，进行过大量研究工作。195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参观了这个研究所，建议利用这个所的物质条件，创建新的研究所，为铁路运输服务。中共东北局领导李卓然同志，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陈康白同志，还有旅大市有关单位都积极帮助工作团的工作。工作团的同志住在离这个研究所约10公里的旅馆，每天乘电车来往，那时正是严寒季节，最高温度也经常在0℃以下。有时下着雪，专家们站在车站候车。茅老和另几位专家年纪最大，他们精神虽然很好，但是头顶风雪，确实难受，那些知名的专家张文奇、金元文、史家宜、周励、茅以新、卢肇钧、姚明初、张锡第、周家棪、葛炳林等同志都跟茅老一起在冰天雪地奔跑。那时我是这个团的秘书，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安排好交通工具，让大家受罪，至今还万分懊悔。工作团只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作出了考察报告，包括该所情况，今后开办哪些专业，需要哪些干部，初期经费概算……提出了一个创建新研究所的整套意见。这个高质量的报告，经铁道部批准后，成为新建大连铁道研究所的指导性文件。1951年成立了大连铁道研究所，以后又归北京研究所领导，改为铁道研究所大连分所，它为充实铁道科研力量，开展铁路研究工作，曾起过很好的作用。
1955年我从大连调到北京，茅老给我第一个任务是复查铁路科学综合试验基地——环形铁道的地址。茅老对我说：“这个地址在北京查看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北郊砖瓦厂附近，地面不大，附近有电台干扰；一个是丰台附近，风沙大，不宜开展科研；三是南岗洼车站，那个地方还好。这个综合基地是百年大计，要慎重选定，必须再复查一下。”我和冯先霈、杨寿奎工程师，还有三院的关总工程师，及一位水文工程师一起，对茅老说的三个地方都查看了。南岗洼车站是不错，但是那位水文工程师有专业眼光，发现墙壁基础有水文痕迹，经过与年老的农民了解，得知这个地方在几十年前发过大水，把铁路冲断过。我们商量，选这个地方有点冒险，认为做基地不合适。于是，驱车在郊区又跑了一些地方，最终在东郊东霸镇北面，选到一块适合的地方。大家向茅老汇报，茅老同意后，报到铁道部批准，就是现在铁道科学院建成的试验基地，它已成为我国唯一的、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铁道科学试验基地。对这个基地的选定，将会长期有助于科研试验的顺利发展。
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1951年2月6日，茅老得到毛主席的邀请，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同时参加的还有几位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非常繁忙，还想到大学校长，请他们在一起聚餐，这是对大学教育十分重视、对教授专家知识分子十分重视的表现。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这位是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同志。”毛主席满面笑容地说：“咱们是一家人嘛。”多么热情、温暖。席间茅老向毛主席提出，交大师生请求毛主席给我们题写校名。毛主席回忆过去的事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我给清华大学题的字，有个同学来信说，你写的算个啥，有的字，我就认不清楚。山东一位老先生，给我一封信，说我有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用得不恰当……一字之师嘛。”毛主席话题一转，爽快地答应了给交大题写校名。没过几天，由铁道部转来毛主席在军委信笺上写的两行“北方交通大学”，让我们从中选一个。大家仔细欣赏了毛主席的字，一致认为那个已经在边上画了个小圈圈的更好。看来毛主席也认为那个更好。
全校师生戴上毛主席亲笔题字做成的校徽，无不兴高采烈。现在北方交通大学的校牌，还是当年毛主席亲笔题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许多人都成了批斗对象，茅老也不例外。一群“造反”红卫兵，到茅老办公室，向茅老提出一些“专政”的条件，命令茅老照办。我记得好像就是当天，转来周总理的指示，说是“一定要保护茅以升同志人身安全，保证不能妨碍茅以升同志的正常活动”。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周总理果断指示把茅老保护了起来，多么感动人啊！过了一段时间，茅老照常坐原来的汽车上班、活动。周总理在有重大问题时，相信茅老，委托茅老，如人民大会堂结构安全问题，就是让茅老负责。几十年过去了，茅老没有辜负总理的重托。在危险的时刻，总理想到茅老，当然还想到许多专家、干部……这是多么深厚的情谊呀！
毛主席周总理对茅老“尊敬而又亲切”，我久久找不到的答案找到了：过去茅老批评我对他“尊而不亲”，就是我还没有真正做到，把茅老当作革命队伍中的一家人，使茅老有做客的感觉。我的觉悟太晚了！现在我要以一家人的亲切心情，喊一声：“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茅老，你没有离开我们，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铁道科学院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