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路的会议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了，一颗心更沉重起来。时局，比雾重庆的天气还阴沉，几时才能够看到光明晴朗的日子呢？在悬悬着。烦闷地在屋子里坐不住，便戴上帽子，拿起手杖，爬上了高坡，到了观音岩口，就顺着马路向西慢慢地踱去。走到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碰到侯外庐[2]，他和我握了一下手，带着紧张的神情告诉我：“你知道校场口出了乱子吗？”“开会我是知道的，出了大乱子吗？”我惊讶地问着。他于是把早晨开庆祝政协成功会的时候，特务怎样有计划地雇用一群流氓包围会场，打到台上，李公朴伤得很重，郭沫若、施存统[3]也负了轻伤的事说了一遍。“那么我们慰问他们去好不好？”他点点头：“好。”
我们差不多和郭先生[4]同时进了他家的门。我问他伤得怎样？他沉静地微笑着：“头上打了一个包。”说时就用手摸着那块鸽蛋一般大小的疙瘩，“简直是下等流氓的举动。”他有点愤慨了。
到了施家，天已经昏黑。他住在中国银行的宿舍里，没有灯，我们摸着上了楼，找到了他的房间。他正在床上躺着。桌子上点一盏菜油灯，光线暗得仅仅够分辨出他的面孔。他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打场里”，若不是平时还有一把力气，恐怕就危险了。现在只感到头昏和四肢酸痛。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微。我们安慰了他一番，垂着头走了出来。
在甬道上，碰到了两位朋友，王若飞和廖承志，他们手中拿着一束花，代表中共来慰问存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下楼。我对外庐说：“中共朋友们多么周到关切啊！”“他们一向做事精细、敏捷，尤其对于进步的朋友，照顾得特别周到，这是一个成功的党的作风。”最后这一句，他是把脸转过来贴近我的耳朵轻轻地说的。
停了电的街头，只有从商店里闪出一线光亮，行人变成一堆黑影子在街上来回乱撞。我对外庐说：“今天的事情，就是蒋介石的和平，现在的街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跟这小子谈和平，等于‘与虎谋皮’。”他冷笑了一下。
在外庐家吃了晚饭以后，我烦闷得不愿回家。“这几天蒋召开的全国将领会议，也该闭幕了，为什么不找几位军方朋友谈一下呢？”我这样想。出了中苏文协大门（外庐的家住在里面），我又向西边走去。
胜利大厦，住满了各战区来开会的军长以上的将领。我走进了赵寿山[5]的房间。他一看见我就问：
“你到校场口去了没有？”
“挨打没有赶上，事情是知道的。”我告诉他。
“狗日的！这是他的小打，大打还在后头呢？”他气愤地说着。
“这两天你们开会的结果如何？”我问他。
“打！这杂种决心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到门边，打开门向左右看一看，然后关上走回来对我说，“他们不断地有人跟着我。”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开会为了面授机宜，明天我们就要回防地，动员令三两天就下来。打吧！看这小子打到哪一天！这一打可能打得很久，老百姓要遭大殃。”他指着屋子角落里，两个用绳子捆得很紧的席包：“你知道那里边装着什么东西吗？”
我看了一会儿说：“带回去的礼物吧！”
“是的，礼物，送给老百姓的。”说着他站起来了。
“那么，什么呢？”我有点茫然了！
“告诉你吧！‘剿匪手册’！从前在江西用的，现在增加了一些材料，把它改编了一下，要我们带回去，普遍地发给士兵。这几天讲的也是这一套。”
“这个流氓坏到了不可以用人的尺度衡量他！他在政协里，话说得多么漂亮，同时就在干这些勾当！这些小册子，当然是远在政协开会以前就着手准备的了。我和许多朋友，还对这次政协存着一些幻想，以为这小子，今后总会受一些约束，纵然他的话打个对折，那块假民主的招牌也得挂几天，却没料到他会这么变戏法！”我心里这样地想着。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我望着他。
“我嘛？光杆总司令，只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算是我的人。归我指挥的队伍在哪里？我不知道。卫兵都是监视我行动的人。我只有……”说着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子向外瞭望着。
我也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和他握着手：“我们各人找自己的机会去干吧！不干掉这小子，人民是永远不能翻身的。”
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地想着，一定，一定要干掉他！但干掉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唯一的做法，是要配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地干。
第二天一清早，我找到了陈真如[6]先生，赶巧朱蕴山[7]也在他的家里。我把蒋的军事会议的决定告诉了他们。最后，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大家分头接洽，要把重庆方面的民主力量和各方面反蒋的军事力量，联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本着一个协调的步骤，配合中共去做。
一个雨后的夜晚，民权路聚兴城银行楼上的客厅里，灯光照得雪亮。最先进来的是冯玉祥先生。一个巨人踏着缓慢的步子，好像一座山冈在移动着，伸出那肥而大的手，和陈、朱及我边走边握着手，寒暄着。接着是李任潮[8]先生，满面春风地笑着进来了。张表方[9]先生是第三个走进来的，戴着一顶毡帽，穿着长袍马褂，一手捋着长髯，连声“啊！啊！”向每一个人打着招呼。李一平[10]陪着龙云[11]先生进来。龙戴着他那一副黄色水晶眼镜，穿着深蓝的缎袍，以快速的步子走着，他和李任潮先生是第一次会见，握着手很久不撒开，道着他多年的景慕。最后进来的是刘文辉[12]先生，和人握手的时候连声说：“对不起，刚从一处应酬的席上跑过来。”
“中国八年抗战，赢得一个惨胜！今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却偏要一意孤行打内战，政协的前途已经被这几天的军事会议决定了。诸位先生都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人物，而且在革命的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今天集会在这里，谁都能信任谁，希望大家能共同商讨出一个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办法来。”
我先来了这样一个开场白。
第一个发言的是陈真如先生，他说：“我们不能看着把一个国家断送在他一人手里。今天整个国家面临着死亡的关头！以前我们中间虽然不断地互通声息，但团结得还不够，今后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合作，把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把他打倒。”
接着就是刘文辉先生发言。他是一位长于辞令的人，说的话非常动听：“蒋介石这个龟儿子，是个大骗子，我认识他最清楚，他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抗战给了他一个消灭异己的机会，他拿到这个法宝，想铺平他做皇帝的大道。我们如果不革掉他的命，将来谁也活不成，志舟[13]兄这次吃了他的亏，就是个例子。”说着他把眼望着龙。“我不断和四川带兵的朋友说这些道理，并且我要加紧地和他们联系。在西康我早有准备，决不上他的当……今后大家来，我也算一个，我们要革命，就要干到底。”龙先生很感慨地说道：“我在抗战时一向留神老蒋，这个坏蛋，没想到胜利后他还要打内战。他知道要进行内战，非先收拾云南不可，所以他先下了我的手。”说到这里我岔了一句：“你这回是好比老虎打了一个盹，被他暗算上了。”他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们决不要放弃我们的责任，有一分力量，要干一分的事，凡是我能尽力的地方，我一定跟着诸位一齐去做……”
李任潮先生把这次在广西敌后的做法先说了一遍，然后谈到他来到重庆的打算：“本来我是不想来的，后来因为要和朋友们见见面，商量一个做法，我才离开广西。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要在内战中打倒他。团结才有力量，革命要在多方面去发动，现在反蒋的力量到处皆是，民主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我想，只要我们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张表方先生静静地坐在沙发椅上听着，随后他说道：“民主的力量，像海上的巨潮一样，谁也抗拒不了，只要我们能把政治和军事两个武器并用，蒋介石的独裁，最后一定要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最后是冯先生说话，胸脯笔挺地微向前倾，左腕靠着椅扶手，右拳有力地在右膝盖上握着，好像永远地在紧张着：“今天这个聚会，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了。我们要称之为无话不说真诚坦白的革命会议。我提议要在重庆、成都、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建立起规模较大的言论机关，用宣传攻势打击独裁。”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蒋的军事攻势，一定先北后南，因此我们工作重点，也要放在北方。心清对北方人事最熟悉，请他去担任这工作，是再适当没有的。”说时他望了我一眼。
这个会谈到深夜才结束。以后在歇台子（冯先生乡间的住处），又开过两次会，做了不少更具体的决定，关于大家中间的联系工作，由陈真如、朱蕴山、李一平和我四个人负责。
当我决定了北上，在陈真如先生的家中，曾和周恩来、叶剑英两先生接洽过两次。我们一致希望把北方一些“杂牌”的军事力量拉过来，策应革命解放大军。因为一个师的起义，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说，就等于蒋介石损失了三个师，解放军增加了三个师。纵然起义的事做不到，能使一个指挥官动摇了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对革命有利的。况且蒋的嫡系部队，士兵普遍厌战，将领骄奢淫逸，早已失掉了斗志。杂牌军更不用说，他们恨极了蒋的消灭异己的手段，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图存。这两个弱点，都是蒋军事上致命的地方。我们正要向他这些最致命的地方击去！
一封电报
北上到何处去？哪里最易收到效果？用什么方式去？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课题。
在和赵寿山会见的第二天晚间，我碰到了刘汝明，一位西北军的老朋友，他现在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驻防在开封一带。这个防地和中共的部队紧挨着。我们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他突然地问我：“现在老蒋不注意你了吧？”我知道他的动机，笑着告诉他：“我和老蒋见过几次面，还没看出他表示过这种态度。”“那么，请你到我那里去吧！上次对不住得很，徐州退却的时候（台儿庄战事以后），你在我那里，我那个政治部主任攻击你很厉害，因此我就不能留你住下去。”他好像在抱歉似的说。
从他的住处走出来，我在街上一面走着，一面想到刚才的谈话：“这家伙真势利，又这样的没有骨头；他和我的关系完全决定在蒋介石的对我‘注意’与否！那么，若是我这次到他那里，有人再反对，他岂不是又要逐客吗？这样的一个打着利害算盘的人，和他谈革命，能有多少把握呢？”
刘的头脑最顽固，死硬得和化石一般。外表看来，好像很浑厚，其实他特别工于心计，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他以为自己比别的人都聪明。在他的部队里，他学会了张勋[14]（有名的辫帅）的那一套办法，对于士兵放纵，所以他的部队军纪也最坏，但士兵和他的关系都相当好。他们可以牵着他的衣服，向他请求这个、那个……他喜欢用听话的干部，尤其喜欢父子兵，大概他最熟悉“杨家将”的故事。除了他自己，谁也指挥不了他的队伍。因此，做他的“政治工作”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
其次是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驻防在徐州一带，西面与刘汝明防地相接，东面连着郝鹏举军，北与吴化文部靠近，这里是居中的一环，地位正在蒋介石的南京的心门上。如果他肯把那把刺刀举起来向蒋的心窝里一插，半个华北就会立刻地变了颜色。
可惜这个冯不是那个冯（冯玉祥先生），他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一点也没有，见解气魄差得更远。刘对我多少还有过些表示，他连这一点都没有过。自然，我若是找上门去做几天客，游说一番，他是不会拒绝的，但再进一步就不容易了。
冯的部队比刘那里，在人事上有个较好的条件，就是何基沣和张克侠[15]两位朋友都在那里，何、张都是冯的副总司令，他们的革命认识、决心和行动，是我一向知道的。这两颗炸弹，早晚是要爆炸的，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够爆炸得更广泛、更响亮一些。
再一个我能去的地方，就是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他在军事上的地位比较刘、冯高，但在军事实力方面不如刘、冯。过去的政治态度表现得异常灰暗，尤其是和陈诚靠得很近，因此刘、冯和西北军系的朋友对他都很疏远，认为他是死心塌地投蒋的角色，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说话的人也未见得怎样彻底地要反蒋。
我和孙私人的友谊比较深，抗战八年，我们中间没有断过联系。他有政治的欲望，他有内心的痛苦，他认识自己的命运，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但他胆小如鼠，优柔寡断，缺乏决心与勇气。有的时候也太不振作。好多他的干部批评他，说他的行动像头牛，不牵着鼻子是不走的；不过一头牛要比一只狐狸或一只豺狼好得多。
孙的战区司令部设在北平。当他离开重庆北上的时候，他和我这么说：“我愿意你到北方去帮我的忙，不过我以为你在中央工作对我更有利。”他却没有想到对于我“更有利”的地点是北方，而不是“中央”。
刘、冯、孙和我都是冯玉祥先生的部属。远在1922年，冯先生任河南督军，我被邀请在军队中做宗教工作。那时候刘、冯都当营长，孙是炮兵团长。因为当时的政治教育，是用宗教宣讲来代替，所以我们中间的接触特别多，他们都称我为“牧师”。后来我担任西北军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他们的子弟成了我的学生，我们的关系就又进了一步。最近的二十五年，我参加了政治活动，他们也成了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除了在几次反蒋的场合上我和他们有联系外，平常很少来往。因此，我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红色牧师”。什么时候，他们要反蒋，就来找我；不反蒋，就离开我远远的。
重庆的春天特别可爱，浓雾消散了，花，娇媚地到处开着。这时候我却更寂寞，更苦恼起来。熟朋友飞的飞，坐船的坐船，差不多走光了。我呢？需要北上，但怎样北上？还没有决定。
北上前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安置家庭。
这次北上，不能不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遭遇危险是意料中的事。我的妻子兰华身体多病，当然不能和我一道儿走。把她放在哪里？如何就医？怎样生活？都成问题！万一我出了事，说不定也会累及她。为了她的健康和安全，最后决定让她到美国去。在那里，她能够找到工作，并且可以治病。
兰华决定了出国以后，经过了许多周折，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出国手续总算妥当了，并且准许向中央银行洽购美金一千三百元做旅费。这时候的美金，每元牌价只合法币二十元，但实际价格已超过两千元。忙完了外汇，紧接着就是购买飞机票。票子已经订到一年以后，飞机早已成了特殊阶级的专用品，跑了多少趟行政院，没有办法，结果还是走了军人的路子，一直麻烦到4月下旬，她才算飞走了。
现在剩下我和我十二岁的女儿华心了。为了筹措旅费，我曾经写信向两个地方借款，结果是碰了壁。并且哪一天能走开，还不知道，日常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因此就下了决心去摆地摊，把不能携带的衣服全卖掉，但是谁守这摊子呢？华心是不肯去的，我自己也抹不下脸来。后来和跟着我的一个学生庞瑚商量，最后他同意代我去摆摊子。第一天晚间他回来告诉我：“卖了一个床单子，被扒手偷走了一床，等于卖一送一。早晨刚站在摊子旁边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下午似乎习惯了一点。”我听了最后的一句话，几乎滴下泪来。像这样的摊贩生活，我们过了两个半月。
重庆是座山谷，围在四面的高山中，夏天的热流，有时叫人蒸发得喘不出气来，庞瑚整天立在阳光下，他的面孔晒得好像一个非洲人。因为过分辛苦，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消瘦了。他很有耐性，当每天晚上，拖着疲累的两条腿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总是浮着微笑告诉我：“今天生意不错，收入相当好。”
我焦灼地等候着一个理想的机会到来，使我能在一种较好的方式下北上。如果刘、冯、孙中间有一家邀请我，我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前去，因为这样比我自动地跑去，要自然得多，同时也安全得多。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有人要这么做。不过在什么时候？我却算不准。
无聊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消息“杳如黄鹤”。华心常常问我：“爸爸，你究竟打算怎么办？走呢，还是永远地在这里住下去？”我说什么呢？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的心事告诉她。只好对她说：“我们一定要走的，哪一天还不知道，总之快了吧！”
7月的一个夜晚，星星把天空挤满，微风轻轻摇动着花影，身上感到一丝凉爽。回到屋里，打开当天的报纸，在读着一段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短文的时候，忽然有人敲着我的门，我奇怪这久已门庭冷落的地方，哪里来的不速之客？开门一看，原来是送电报的报差，“北平来的电报”。他递给了我。
这是孙连仲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这么写着：“余心清兄：有事相商，请即命驾来平。”几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对华心说：“我们现在真要走了！”
后来我知道这次孙来电报找我，是客观环境促成的。他直属的三十军在过了黄河到达彰德附近以后，被解放军在二十四小时内解决大半，剩下的队伍退回新乡，又被胡宗南[16]调走。他多年努力经营，而今却变成光杆。这件事给他的刺激不小，叫他更明白，仗是再不能打了，蒋介石也不可靠。此后想生存，非另找出路不可！另找出路，只有靠近革命的队伍，于是我这戴红帽子的，就被光顾到了。此外，他对我的友谊，在这里是不许抹杀的。
跟着电报之后，他给我汇来旅费五十万元，并且催我早日成行。这笔款子，解决我不少问题。
北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陆路，一是水路，后来我顾虑到经过西安的危险性，就决定顺江东下，先到南京，等到弄清楚了情况，再向北方走。
连日收拾行装，接洽船位，忙个不停。我已没有了坐飞机的资格，就是钻到门子里买到票，经济上也不许可。这些日子的轮船，悉数被征作军用，干什么去？已是尽人周知的事。我奔走了两星期，弄不到一张船票，最后还是经过蒋的后勤部的介绍，搭上了一只运兵的船，才算动了身。
一个警号
一只不大的火轮船上，挤满了五百多个士兵和一些黄鱼[17]。我和华心、庞瑚，当然成了黄鱼中的一部分。船上的舱位，被小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占满。我们这一群黄鱼都拥挤在甲板上。
燥热的风吹着，夏天的阳光晒着，吃的东西买不到，连喝的水也没法弄到。我们整整地饿了一天半，直到船停泊在奉节的时候。在夜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块隙地，把一张折椅放开，让华心睡在上面。我和庞瑚抱着膝头坐在甲板上，背倚着船边的栏杆。有时看着天上的繁星，有时注视急湍的江流。偶然打个盹，常常被过往的人碰醒。
船上的士兵，是奉命开到秭归，要驻守大巴山，防御由襄樊入川的解放军。他们终日在船上叫嚣、打骂。一次，我们忽然听到后舱响起连续的枪声和士兵的喊打声，后来打听到他们在和一个排长冲突，排长就开枪了。
船上最高的指挥官——行船司令——是个营长，有好些次，我看到他在船上巡视，一个瘦小的家伙，三十来岁，勾着背，一颗骷髅似的脑袋压在暴着青筋的细脖子上，枯黄的脸皮像秋天干瘪了的丝瓜，左颊上有一条深黑的疤痕使他的下颏歪到一边，两只凶狠高傲的小眼睛不时向上翻动。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深黄色的狼齿。士兵见了他，很不自然地立起来，等他走过去，便指着他的背骂起来：“龟儿子，摆啥威风，等到前线上，看老子们和你算账。”
船开到宜昌就“卸货”了。我们只好在这里换船，整整等了两个星期，才搭上一只货船到了汉口。在汉口又等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乘着难民船到了南京。
长江上下游的轮船，都征作军运，这是全国性大规模内战的前奏。在汉口的时候，江岸上排满了十八军的士兵和美式的装甲车、坦克车、炮车。十八军是陈诚的基本队伍，全部新装备。听说三天后开到了河南兰封[18]，没到半天工夫就全军覆灭了。
我在7月底离开重庆，8月20日才到了南京。船是清晨到的，当天下午我去看冯玉祥先生。在说完了我北上的计划之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到北方去，要十分小心。尤其和人说话的时候。”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好像在想什么，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月以前，我和李任潮先生商量怎样策动陇海路上的刘、冯部队的事，不到一个星期，特务的秘密情报上，就一字不差地写出来，在座的除李之外，只有朱××和王××。你看糟不糟，危险不危险！因此你要到刘、冯那里去的打算，暂且搁一搁，这几天那里会有人来。”
过了两天，李任潮先生也从庐山回来了。他听到了这机密泄露的消息，感到异常的惊讶。因为他的庐山之行，更清楚了蒋介石决心进行内战，已是不可挽救的事实。“今后我们唯一的做法，只有加紧地去实现我们最初的计划。但这样地不能保守机密，会使全盘的打算归于失败。”他很沉痛地对我这样说。
随后，张克侠从徐州防地来了。他要在冯先生出国以前，商量一下北方的军事做法。我们曾作过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告诉我：“驻防陇海线上的西北军将领们，反蒋的意识都有，只是还抱着观望态度。他们有点两边怕的心理。”说着他叹了一口气：“在这些朋友中间，工作是困难的，但不管怎样困难，也得做下去。”
这样，我就放弃了我的陇海线上的旅行计划。因为张去策动他们，会比我做得能更实际、更深入而有效。我们把配合的做法和联系的办法决定了之后，他就回去了。
关于全面的做法，我们在南京，也做了最后的决定。冯先生去美国以后，国内的反蒋军事策动，由李任潮先生领导。西南各省由龙志舟先生负责。我以北平为工作基地。朱蕴山驻上海，联系各方面。
为了机密，我在南京、上海，除了和冯、李、龙、朱及李一平保持接触外，其他朋友，都不见面。许多民主运动方面的朋友，有的以为我过分神秘，有的认为我不能坦白开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一说真话，就可能弄出大乱子来。
离开南京的前一日，我去看冯先生，他正在休息，我留下一张辞行的纸条就走了。等到我回家的时候，他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要与仿鲁[19]在经济上有个切实打算。”这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明白“经济”两个字是指着什么说的。我和冯先生就这样分开了。
当天晚上，我和龙云先生见了面。他住在离鼓楼不远的一条街上。是李一平陪着我去的。门口有两个宪兵守卫，进门以前，我戴上一副眼镜，并且把帽檐往下拉了一下。院子很大，中间竖着一座洋楼。屋子里的设置很精致，一平告诉我：“这是冈村宁次[20]的官邸。”这一次，我和龙谈话的时间很长，我们从政局的分析，谈到今后工作的方向，临别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道了声“再见”。
从此，我们都分手了。我去北平，冯先生出国，李先生赴港，龙先生留宁，朱蕴山和李一平驻沪。
一年以后，我被捕了，冯先生遇难，龙先生传奇式出走，李先生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北平的一年
从上海出发，航行三天，到了天津。休息一夜，9月3日的下午，抵达阔别了八年的古城。
对于这座古城，我有着二十五年的记忆。在这里，我从事过三年的教育工作。冯先生驱逐溥仪，囚禁曹锟，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革命运动。段祺瑞的三一八事件，那些躺在血泊中的青年，仿佛就在眼前。以后多年中，我衔着秘密的使命，奔走南北，这里是我来往的驿站。八年抗战，这里最先沦陷，血腥的统治，记载下又一次异族侵凌的史实。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这次看到它，觉得我老了，它也更衰颓了。
在我到北平的头一个多月，我和孙个人间的接触很少，除了我被当作他的一个上宾外，他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自然也不去找他谈什么。听说这些日子里，各方面对我的攻击很多，使他很难应付，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像这样的冷板凳，我坐过不止一次。这次北来，只要能够站住脚，其余的问题，都等候机会到来去解决。虽然内心有时有些焦急，但表面上还得装着满不在乎的潇洒。
到了10月底，孙终于对我开口了。他要我给他主持一个顾问团体，对于整个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随时提供意见。他若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也交给我们替他解决。很明显，他要我给他组织一个班子——智囊团。
把整个环境做了一个估计，孙的这种动机完全是基于一种未来政治上的欲望。他的左右，一般地说来，都是些脑子里充满了旧的封建意识的官僚，还掺杂些不露面的特务分子。在这个集团里面，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和我拉到一起，现在还不知道。因此，对于孙提的这个任务，如果措置得稍一失当，我会立刻被打垮的。
经过了审慎的考虑，我建议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广泛地网罗学者名流和专家，经常地研究华北一般的军政和建设问题。这个会只与孙个人发生联系，而非军方的，会中委员由孙聘任，不接受任何津贴。主持会务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我只担任副的，但我愿负工作上的全部责任。这样，就可以避免因过分出头而遭遇不必要的打击。最后，孙同意我的办法。以后的一年，我始终站在这个岗位上。
工作上，决定先从教育孙下手，希望使他在思想上能够有所转变。我们开始就组织了几种不同的座谈会，最主要的是国际问题座谈会，参加的是各大学中的一些教授们。邀请时我对几位朋友说：“这并不是捧角，而是为了发展工作。”记得在第一次座谈会中，孙起立致辞说：“诸位先生，我虽然是个军人，但我并不爱打仗……”
这个会举行了两次以后，引起了特务们的一阵慌张，军统和中统一些分子，纷纷要来旁听，自然我不能拒绝，孙也无法不接受。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研究国际问题的兴趣，多半不终席就跑了。
广阔的河北平原上的战事，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反动的国民党军队，愈打愈觉得吃力，兵力也愈不敷分配。联系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线，时断时续，河北的省府保定，经常在被包围中。每次孙由战地回来，都带着懊丧的神情。
这几个月中，我们有过不少次谈话，孙逐渐地向我表明一些心迹。他看清了战事的前途，他也看清了蒋介石的前途，“像这样地搞下去，结果是同归于尽”。一次他这样地对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走死路呢？”我问他。“我指挥的队伍都是别人的……”他叹了一口气。
以后我好几次向他建议，劝他振作起来，深入到民间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同时集中财力，把地方的武力整顿起来，如果能掌握住三十个团，那就是力量。也就能和友军联合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尽着力量干吧！”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这些日子里，我认识了两个朋友，一是谢士炎，一是陈融生。谢是孙的战区第一处长，陈是孙的外交处副处长。他们不断来找我谈问题，后来并且希望我领导他们，共同地把孙领到光明的路上。
我和谢、陈的认识，中间没有通过任何关系的介绍。我相信他们完全是凭着直觉，但彼此认识的深度，也是渐进的。在这里，从此我不再感到孤立了。
大约是5月的上旬，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地攻下沧州，接着进逼天津，这里早乱作了一团。孙星夜把军队从平汉线转移到天津，而他自己也跟着去了。等到军队刚刚开到，解放军又向平保全线猛攻，把一条铁路和公路切成好几段，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这时长辛店的炮声已经响到了北平。
孙赶忙从天津跑回来，想到前线，路已不通了，一筹莫展，急得在屋子里乱转。人心惶惶，全城陷在恐怖中。在新闻记者席上，曾经批评共产党里没有人懂战略战术的李宗仁，这时候连一个屁也不敢放了。他的参谋长王××对鹿钟麟[21]说：“如果河北不保，我们只有退走西北的一条路。”
一天下午，鹿打电话给我说：“有要紧的事和你商量，请你立刻过来。”我跑到西城他的家里，他紧张地把王的话告诉我一遍，然后对我说：“刚才我从孙仿鲁那里来，他同意和解放军取得联络，希望停止作战，进行局部和平，这是保全平、津生命财产的唯一做法，我已向孙建议，请你去办这件事，他就会找你研究的。”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一套。“保全生命财产，只怕是为了你自己吧！”我心里这样地想。沉默了一下，我对他说：“等和孙见面以后再研究吧！”
第二天清晨，我和孙见面了，他住在北总布胡同一座住宅里。我们隔着餐台对面坐下，他好久不开口，我也不说话，最后他问我：“你和鹿见面了吧？”“是的，”我说，“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打败了走开，到南方去当寓公，一是和解放军合作，参加革命阵营。”我这样问他。
“到南方去做什么，我没有那么多的钱陪着他们花，我决定留在北方，你去联系一下。”他低着头好像在和餐台子说话。
“我一定尽力地去找线索，先把联系弄好。不过中共不会有重要的人留在这里，如果要进行合作，还得请他们派人来商谈。”我答复他。
“好吧！”他点一点头，然后想了一想对我说：“来人的时候，你和他们见面，我不参加。”
我回来的时候，对于最后的一句话，心里很不痛快，这明明表示没有决心，并且存着在必要时出卖朋友的后手。不过同时我想到，像这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表示，已经很不容易，他总算是迈进了一步。事情既然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揭开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推动了。
我把孙的事和王冶秋商量一下，并且要他找个线索发电报。他迟疑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看孙这家伙不可靠，不要上了他的当。”我向冶秋解释说：“他既然有了表示，我们就可以接头，我们的工作到现在，总算有了进步。”“我去找找看，不一定找到，因为我认识的人，他们能找到我，我却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他说的时候有点不大感兴趣的样子。
等了三天，冶秋对我说：“那个朋友没有找到。”听了这句话，我有点失望和焦急，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件事对于孙、对于华北局势都有影响，危险只有机密泄露这一点。王既然不干，我得另找路子。
凑巧得很，在王推托了之后，当天下午陈融生来了，我问他有没有方法给我向解放区发一个电报，他说：“办法是有的，但是我要先去请示一下，等到同意以后，再告诉你。”说这话的时候，丁行也在座，但他却一言未发。
第二天陈来了，他告诉我：“可以办到。”我问他：“机密性可靠吗？”“没有问题。”他坚决地劝我放心。
我们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刚吸完了一包三炮台香烟，我把纸盒子翻过来撕了一半，递给陈：“你写吧！”他问：“怎样说？”我想了一下：“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写完了，陈问我：“谁出名？”“写我的名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着他。
我们坐着一辆汽车，穿过中南海，到市政府附近的路口上。陈下了车：“你在北海西面那个大图书馆门口等我。”说完了他向东边走去。我把车子停在桥边，一个人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徘徊，“这个工作，可能是有成就的，也可能是有危险的”。我内心这样地对自己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