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适 吴宗泰 赖刚 刘宗武 肖志雄 张云亮
一、黄埔军校的创办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列宁、斯大林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
一入黄埔军校大门，迎面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标语、对联。初期的校歌有“以血洒花、以校作家”之句，后来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之句，总之校内到处充满着生气蓬勃的革命气氛。这就表明，它是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时期的产物，是共产党人直接参加创建军校所出现的革命景象。
孙中山想建立一个培养革命军事干部机构的愿望，是由来颇久的。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失败教训，已深感依靠军阀搞革命的非计，又鉴于列宁领导的革命军队对苏联十月革命的重大作用，使他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于一九二一年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介绍，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两人畅谈中国革命。当谈到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建立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军校时，孙中山倍感兴奋。至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革命，所谓“变生肘腋”，使孙中山触动很大。他回到上海，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商谈，并与苏联代表越飞进行会谈，都迫切提到建立革命军校及革命军队的问题，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列宁派人帮助。所以，一九二三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时，建立军校的问题，便马上提到日程上来。同年秋冬间，在宣布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孙中山派出廖仲恺负责筹备工作。黄埔军校，遂由拟议而进入具体筹备和安排人事的阶段。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又正式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要求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创立军校。但于同年二月间，蒋介石突然不辞而行，溜回上海，后返浙江奉化原籍。孙中山乃于二月下旬，派廖仲恺兼代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并着叶剑英协助办理筹备工作，马上开始招生。还有邓演达等，也陆续参加工作。后来，孙中山派许崇智到奉化劝告蒋介石回来。蒋重回广州的时候，已是四月间了。那时，一切均已筹备停当，新生陆续到达，至五月五日即正式举行新生入学典礼，开始上课。蒋介石坐享其成，仍由孙中山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
黄埔军校是在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办起来的。初时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孙中山曾有过集中各军所办讲武堂合办黄埔军校的想法。但当时广东省尚为大小军阀各据一方，阳奉阴违，所以进展缓慢，直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著名人物先后云集黄埔，东征胜利，广东统一，孙中山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初时军校经费是很困难的，只由廖仲恺临时设法筹集，并没有固定来源。孙中山先生曾吁请各军给予帮助。各军也曾以一万，以至二三万元相助。据罗翼群的记忆，当时广东筹饷局也仅给以每月五千元的帮助。黄埔开办时枪支仅有三十支，只够守卫之用。后来，斯大林继承列宁的政策，在经济、武装上给予支持，困难才稍告解决。
二、黄埔军校的基本情况
黄埔军校在长洲本岛先后办了七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毕业的有四期。第五、六期是大革命时期进校，至大革命失败后才毕业。第七期毕业已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了。当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来任教和当学生的，真是精英云集，龙蛇混杂。
孙中山任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组成校本部。廖仲恺遇刺牺牲后，由汪精卫继任党代表。在校本部之下各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戴季陶、邵元冲最初也曾当主任），后为邵力子与熊雄等；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正主任李济深，实际由邓演达负责），后为何应钦；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入伍生总队长为邓演达、张治中；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教育长初为胡谦，后为邓演达、方鼎英等。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为主，主要的有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兼政治部秘书）、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等。他们在校信誉最高，素为学生拥戴；军事教官主要的有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胡树森、徐培根、张元祜、沈应时等，他们多为蒋介石的浙江同乡。邓演达、严重等主要担任学生队的统率工作，亦为学生所拥护；戴季陶、邵元冲、周佛海等也号称教官，偶尔到校上课。
黄埔军校学生来源有下列各个方面：在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东，公开进行招收，但由于黄埔军校以不怕牺牲，矢志革命为号召，不少人视为畏途。所以，考生不少是通过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动员投考的。广东以外的各省则通过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用秘密或半秘密方式招收来的。学生籍贯，几遍及全国。但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安徽、河南、陕西等省次之。其中广东和湖南的学生占最大比重，如第四期湖南学生达八百多人。蒋介石还派出陈果夫等回上海、浙江招生，故浙籍学生也不少。此外，驻广东各军附设的军事教育机构，包括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和粤军、第五军军事学校等，后来都纷纷停办，学生拨归黄埔军校。由于黄埔军校招生具有上述特点，学生中多为劳动人民的子弟。如第四期学生中，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此外，越南、朝鲜、马来亚的革命青年，也有远道到黄埔军校参加学习的。
黄埔军校吸取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一反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纯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除一般军事教育之外，并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具体说来，在军事教育上，它与当时保定军校所教的课程，包括典、范、令及四大教程（由苏联顾问编订）等，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学习时间和内容都远不如保定。学习时间为六七个月至一年，属速成性质。政治课程设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军事各科则学其主要部分。所以，它虽然号称以军事、政治并重为教育方针，实际上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土。特别是这些政治课程，主要的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讲授。记得周恩来主讲国内外形势，恽代英主讲社会进化史，萧楚女主讲经济学概论，高语罕主讲政治学概论，于树德主讲政治形势。此外，不少苏联顾问讲述红军战史、战例等等。由于对学生进行了政治教育，使之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所以黄埔军校学生虽然军事训练不多，而两次东征却战绩辉煌。
黄埔军校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开始第一期新生入伍，并于六月十六日正式举行开学仪式。开学之日，孙中山亲临讲话，发表了著名的开学演说。自此，即进入具体的教育训练阶段，其中，各期学生及教学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期，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开始入学编队，总计正取生三百五十名，备取生一百二十名，合共四百七十名，合组学生总队，以邓演达为总队长（八月后由严重接任），下面分编第一、二、三、四队统为步兵科。至九月，四川省续送来学生二十名，军政部讲武堂拨来学生一百五十八名，合组为第六队（第五队是第二期学生队号）。至同年十一月八日，第一期宣布毕业，其中第六队则在第一次东征途中才宣布毕业。毕业生共六百四十五名。在校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除部分留下工作，部分派往海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任政治工作和教练工作外，全部派去黄埔教导团任基层干部，参加东征。
第二期，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月，十一月分批入学，学生四百五十名。先后编为五个队：分步兵一、二队及工兵队、炮兵队，辎重队。步兵第一队队长陈复，第二队队长郜子举；工兵队队长最初是王俊，后以李卓元接充；炮兵队队长是蔡中笏；辎重队队长姓梁，名字忘记了。以严重为总队长，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随黄埔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以实战为学习。六月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于同年九月六日宣布毕业。毕业学生合共四百四十九名。在学时间约一年，毕业后主要派往第一军工作。
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冬末开始入伍，学生一千二百多名，编为入伍生第一、二、三营。从第三期开始，设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先受三个月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及格，始编为正式学生。以张治中为总队长。六月平定刘、杨叛乱后，第三期入伍生经过考试转为正式学生，改编为三个大队，内分九个步兵队，一个骑兵队。在学期间，参加消灭滇、桂军叛乱及解决郑润琦等右派军队各役。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宣布毕业，在学期间一年。另在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在潮、梅收编部分陈炯明粤军下级干部，设立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平定滇、桂军时，俘获部分滇军下级干部，在广州设立训练班，均于同年六月毕业，列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待遇。故合共第三期毕业生一千二百三十三名。毕业后分派各军工作，不少在第一军担任军职。
第四期，新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分七批入伍，设入伍生第一、二、三团。后陆续转入正式学生，改编为步兵军官团及步兵军官预备团两个团。另设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一九二六年五月，复改编为步兵军官团一、二两团，另炮兵、政治两个大队及工兵、经理两队。在学期间，参加惠州、虎门、黄埔等地警卫任务。二次东征攻克惠州后，由入伍生第二团负责驻守惠州。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前，选派一批学生分赴湘、鄂、豫、皖、苏、浙、闽等省组织工农群众，准备协助北伐军作战，一九二六年九月宣布毕业。另潮州分校第二期学生同时宣告毕业，统称黄埔四期学生，故毕业生合共二千六百五十四名。
黄埔军校从一九二六年一月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以李济深为副校长。以后第五期学生二千六百多名，第六期学生四千八百多名，第七期学生三千二百多名。随着大革命失败，学校名称和性质都发生变化。第六期以后，分别在南京、广州招生训练，已非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本来面目了。
三、黄埔军校内部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
记得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演说中，曾给学校规定了明确任务，就是要学习列宁的成功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牺牲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从而建立起一支为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
环绕着这个政治任务，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首先，共产党员承认孙中山先生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政治原则基本相同，他们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是孙中山先生上述指示的正确执行者。他们通过对学生的讲话，课堂中的讲课，日常的接触，大力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国及世界政治形势的讲授，去说明中国当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其中，周恩来所讲的当前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恽代英讲社会发展史，萧楚女讲经济学概论，经常吸引着全校学生。在启发学生政治自觉、成为反帝反封建战士这一点上，起了很大作用。廖仲恺、邓演达等通过政治讲话及日常接触，对培养学生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不做军阀政客争权夺利和升官发财工具等问题上，也作出很好的贡献。
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吴稚晖、周佛海等有时也到校讲政治课或所谓“精神讲话”。有的讲话总是诋毁三大政策，用旧三民主义去反对新三民主义。戴季陶的思想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汪精卫讲话只凭一副“好姿态”，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头号汉奸。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政策和主张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者。。
蒋介石在黄埔初期大喊拥护三大政策，还斥戴季陶是“总理的不肖之徒”，另一方面，他又对学生强调盲目的“服从”，宣传“忠孝仁爱”，并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供师生学习。
黄埔军校的学生，多倾向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主张，倾向于廖仲恺、周恩来、恽代英、邓演达等真正革命派，而倾向于蒋介石者少。甚至在一九二五年初，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举行第二届执行委员选举时，蒋介石竟从原来执委的位置落选（仅得六十票，未能当选），当选的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还是廖仲恺出面推荐，才让蒋介石继续担任一个“监察委员”，给回他一点面子。
黄埔军校开学后不久，为了配合整个革命任务和贯彻学校的教育方针，由政治部领导学生组织了“血花剧社”，在校内外进行演出。这个剧社最初在进步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等推动下，演出过不少反帝反封建的戏剧。其中《还我自由》哑剧，曾以无情揭发帝国主义及买办、地主罪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动人情节，获得学校师生的欢迎，并在广州南关戏院公演，扩大了革命影响。由于触犯了反动派的利益，有一部分师生起来反对“血花剧社”，如杨引之等要抢夺“血花剧社”的领导权，改变剧社的演出内容。后来，终于霸占了这个剧社，并以一些无聊的演出去代替过去的反帝反封建内容。“血花剧社”从此奄奄一息，即使偶有演出，学生也不愿去看，以示抵抗。
一九二四年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共同组织了“火星社”，目的是扩大革命影响。参加的有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陈作为等约一百人，另外还有部分校外进步学生。这个团体人数虽然不多，而且是不公开的，但由于它代表着当时的革命潮流，团结了学生中最进步的骨干分子，因此它在群众中有着异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的主张每每反映了广大学生的意见，它的号召经常得到大家的拥护，对推动黄埔学生走革命道路，起着很大的作用。蒋介石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委选举中落选，就与“火星社”的政治影响有关。后来，该社在第二期学生毕业，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才自动解散。多数成员加入了共产党。
与“火星社”在黄埔军校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黄埔学生代表、共产党员王一飞，常川在广州组织群众运动，与驻广东的粤、湘、滇、桂军讲武堂的进步学生取得联系，扩大革命影响。先是在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抱着团结各军青年军人，坚决不做军阀、政客工具，为反帝反封建革命奋斗到底的宗旨，并编印了《青年军人》期刊广为发行。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共产党推动下，又扩大组成了著名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参加的有黄埔军校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学生，也有各军——包括第一、二、三、四、五、六军的进步军官。这个组织，是广东各军进步青年军人的大联合，对在军队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被一些反动师生视为“赤化”机关，于是猖狂对抗。一九二四年冬，他们酝酿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这个会假孙中山之名，行对抗孙中山政策之实。它在酝酿期间，就以流氓式的手段，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向进步学生挑衅寻事，甚至盗窃共产党人的文件，制造无稽的流言飞语，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至一九二五年年底，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就更加公开地对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进行攻击。他们经常在宿舍、饭堂、教室污蔑共产党，攻击苏联，歪曲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因而引起了进步学生的回击，形成规模颇大的辩论和争议，每每由于这些争论而动手打人，形成打架。自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公开挑动打架，在校内校外互相冲突的事情就时有发生。杨引之、潘佑强等都成为全校闻名，甚至广州闻名的打手。
但是，对革命的破坏活动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当一九二五年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的第一军成立时，坚持革命的人还是多数。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在第一军官佐中加入共产党的占十分之二，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只是一小部分，蒋介石没有办法，乃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后，同时宣布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并以“精诚团结”为名，宣布组织统一的“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那时，“黄埔同学会”成了他的嫡系组织，也是以后“复兴社”的前身。
四、黄埔军校的功绩及其演变
黄埔军校按照孙中山的预定计划，在培养一批革命军事干部的基础上，建立一支为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军队。早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的合作，都正确地执行了孙中山的指示，使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黄埔教导团，和北阀时的国民革命军，名扬中外，战功辉煌。
黄埔教导团是一九二四年底，在第一次东征前夕组织起来的。当时组成异常仓促，连行军锅灶都是连夜到广州购买的。组成不久，即出发东征。所以新兵训练，都是从基本战斗技术开始，甚至一面行军一面进行野外演习，制式教练根本没有进行。但它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参照十月革命时苏联红军的制度，强调政治领导，团、营、连各级部队均设党代表，并赋予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长官同等领导权力。当的，蒋介石对抓紧这个部队，的确煞费苦心。但他把着眼点放在带兵官的掌握上，在连长以上的带兵官中，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沈应时、蒋鼎文、刘尧宸、王俊任营长；陈诚、郭俊等任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学生，多数任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特务长等职。唯独对于党代表职位，除团党代表一团缪斌，二团王登云外，其余营、连级党代表，多由黄埔一期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如教官金佛庄、茅延桢，学生刘畴西、郑洞国、李奇中、章琰等多数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这样一来，共产党员实际掌握了教导团的政治领导工作。他们一开始就积极开展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启发新兵中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当时新兵成分多是青年工人、农民。所以教导团军事训练的时间虽少，但新兵们的政治觉悟都很高。再加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军官，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见义先登，使士兵们很快成为坚定而勇敢的战士。因此，黄埔教导团在第一次东征的各个战役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黄埔军校打出了军威。嗣后，以黄埔教导团和各期学生为基础，又先后扩编为党军、国民革命军，他们在平定杨、刘军阀叛乱，第二次东征，统一广东和出师北伐的历次战斗中，都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到北伐军横扫东南各省、进占长江以南的时候，黄埔军校已是驰誉天下了。
不幸的是，这支由孙中山先生苦心建立起来的革命军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革命，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竟被破坏。两党合作变成两党斗争，大革命失败了，以革命著称的黄埔军校从此改变颜色。
（选自广东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收入本书时，编者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