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英
一、在湘军时有关黄埔军校的一些见闻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湘军任第一军代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随军于一九二三年回援广东，一九二四年参加东征。当奉大本营命先遣北伐时，偶闻蒋介石已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苏联考察过革命军事教育，回国之后，着手创立军事学校，学校名称尚未确定。蒋仍在粤军许崇智部任参谋长，我与他接触不多，仅一九二四年春，东征讨伐陈炯明，湘军主力出河源新丰时，在粤军总部与蒋作过初次晤谈。当时正值夏令，瘴疠为患甚烈，湘军不服水土，官兵互相传染，常朝共餐而夕死别，甚至坐谈之间立即倒地不起。病者缺药，死者无棺，几至连一块板子一卷稻草都得不着，草草挖坑掩埋而已，病者死者枕藉道旁，影响作战极大，我特电后方求援，或请转地调整，将重病号移送后方医院治疗。但久无反映，我特返省交涉。就在此时与蒋谋面，谈话中，蒋对我所述有关湘军酷暑作战于瘴疠地区的困难情形，深表同情并愿给予帮助，终将华侨师张民达部增援前线，始得撑持危局。这时蒋已确定黄埔为军校的校址，虽筹办有时，尚未正式成立。迨东征中止，我军撤驻英德军田之线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才开始招生。我军官佐及随军子弟求我保送了一批报考黄埔，记得有陈育南、刘保定等人。当时我部有一中校参谋宋仁楚要求我保送，我说你已是中校参谋了，又是韶关讲武堂毕了业，何必再去考黄埔。他后来还是进了黄埔第五期，毕业后，因资历较浅，总埋怨我帮了他的倒忙，使他赶不上他的弟弟宋希濂。
当时我并不懂得孙先生建立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新的军事学校，对完成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我想经常受孙先生耳提面命的蒋介石，其初办黄埔军校时的意愿，是不敢离开孙先生的革命立场的。闻其所选定的黄埔地址，原是逊清时代的海军学堂基地，黎元洪即从此地毕业出去的，但已荒芜殆尽，蒋在此筹办校舍，厂棚竹架居多，其创业艰难可以想见。蒋筹款不得其法，常气急而逃往港沪，由廖仲恺先生追劝回来者不止一次，而廖当时要靠筹款来供应各军军费，因广州重要税收如番摊馆等机构，多半控制于滇军范石生之手。范烟瘾甚大，廖常陪范在鸦片烟灯下曲意周旋，趁范的烟瘾过足高兴时，才能得其许可，分拨一点税收来转济各军，较蒋之动辄牢骚消极，自不可同日而语。闻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蒋受此当面的侮辱，不敢哼一声，回到黄埔岛上，即提心吊胆地到处做起工事来，以预防范之来犯。闻一、二、三期之招生、入伍、升学以至毕业分配，成立军队，都是由不正规走向正规，真如“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蒋介石对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喊得响彻云霄，也受到实惠不少，计学生用的枪械与弹药，完全是苏联无偿援助。当时蒋在黄埔岛上新建的仓库林立，都是俄械东来，先落黄埔，然后分配到各军，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蒋介石从中所得好处不小，也曾引起过各军的不满。当时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除军事政治由苏联顾问指点外，所有政治教官，都是由中共派同志来担任，所以第四期时学校的牌子，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做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两样的。
我记得一次在谭延闿处碰见廖仲恺先生，相与谈笑之间，忽谓我曰：“方先生你计划作战跟介石两人的作风完全两样。介石遇有重大决策之前，必关起门来，独运神思，考虑三天始成熟；你则对敌我友情，集思广益地尽情讨论，一经决定，便对照地图执笔疾书，倚马可待。可谓运用之妙各有千秋矣。”当时我但觉其言过誉，不过因湘军回援广东一役，我颇受孙先生奖掖而已。不久谭延闿任北伐军总司令由赣北伐，我以重病不能参加，旋谭从吉安附近败退时，宋鹤庚以总指挥名义，不服从谭指挥，挟我原有的基本部队驻湖南汝城，不肯回粤，部队要求我回去指挥。那时孙先生已北上，河南岳维峻再三要谭会师武汉。处此尴尬形势下，我抱病由大本营给我一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名义，仅带一个特务营，驰往汝城，率领该部一万余人，欲绕道湘粤桂边区赴湘西，会合当时盘踞该地号称五万之众的熊克武部，以及未入粤的湘军蔡钜猷各部东下，以实践岳维峻电催会师武汉之约。我这些天真的想法，以为可以无害于赵恒惕，但竟被赵多方阻挠，欲迫我于死地，经曾继梧等从中缓冲，才使我辗转脱险，回到汉口家中。谭闻此讯，迭电催我回粤。但我因病未复原，调养了半年，于一九二五年八月间，才应谭电约回粤。这时知道在国共两党合作下，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成立了军队，做了许多大有成效的事，使得广东的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军事政治的训练，突飞猛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黄埔如是，各军风行莫不皆然。闻最初只成立两个教导团，东征胜利后，成立了党军第一旅，驻在东江的梅县、兴宁一带，不久回师广州，借此机会各军解决了杨（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刘（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接着又扩编党军成师，镇压了商团的叛乱（陈廉伯利用广州商团作乱），又借办廖案为名，赶走了许崇智，整顿了粤军，以胡的兄弟胡毅生与廖案有嫌，驱逐了胡汉民。随即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军事总监。并将当时受国民政府指挥的队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在这期间，蒋介石镇压与排斥了许多不满于他的分子，先后肃清了东江，平定了南路，统一了广东政权，接着而来的是，酝酿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黄埔军校之出现，真所谓异军突起，震动全国，谁都闻道黄埔而欣然羡慕，其于民主革命之贡献，岂小也哉。
我回粤之后，问谭延闿迭电催我回粤有何见教。谭说：“廖仲恺先生在世时，早已有意请你去黄埔为蒋介石帮办教育。那时候，你在湖南军中职务重要，不能让你前去，故始终未向你提及此事。自你离粤北去后，蒋介石经常来问你的情况，要我发电催你速回，去帮他办黄埔学校。因你久久不回，汪先生才介绍邓演达去担任了教育长这个职务，但望你之切依然未改，日昨犹来催问。今你既归来，料蒋对你一定会有所安排。”果然第二天蒋便来谭处，正好我亦在座。遂当面约我相助，并说他要派王柏龄来接我。王柏龄是蒋留日陆军同期同学，亦即黄埔军校初办时首任的教育长也。第三天，王果来相接，但只要我同去，并未言及其他。我适因旅途劳累，因以稍事休息为辞，仍以湘军整理处副监和湘军讲武堂帮办的名义，协助陈嘉佑堂长办了一个时期的教育。当时各军的教育，各自为政，问题很多，因此蒋介石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召集各军的负责人开了一个教育会议，我亦参加该会。大家感到要统一军权，首先要统一军事教育。会议讨论了统一教育方案，并决定今后各军的军事教育应归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各军原有的军事教育机构，一律裁撤。此案讨论通过后，会议即告完毕。蒋乃当面叫邵力子秘书长，把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的聘书给我，至此，我才确定前去黄埔。
二、在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部长时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蒋派小汽车来接我至长堤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他已先在等我，然后一同上大南洋商轮赴黄埔。黄埔是一孤岛，离省城约有二十华里，员生往来省城，都是乘此商轮，或其他小火轮。蒋自己有三套交通工具，除大南洋轮之外，或坐中山舰或乘小汽艇，他有一专用小汽艇，速度最快，可坐六七人，蒋同我抵黄埔码头后，要我再上小汽艇先到他黄埔住宅，然后再行介绍与学生见面。不料电机不灵，蒋暴跳如雷，大骂司机该死，我说如路不大远的话，走着去吧。才又一同步行前去，忽有十一二岁的小孩二人，各骑脚踏车，不打招呼，急驰而过。蒋连说小孩子真淘气。我问这俩孩子是你何人？蒋说一个是他的二孩子蒋纬国，另一个是他的外甥。抵宅后，蒋请我吃宁波小菜，亦很朴素，不过味道太咸，尤其是吃小活蚌壳，沾点姜醋酱油，吃起来鲜血淋漓，很是不惯。蒋却吃得津津有味，连说还好很鲜。这时两小孩则于书斋高声朗诵，闻其音韵节奏，缓急抑扬，知其国文水平，已上轨道。膳毕即由蒋另约刚自莫斯科回国的熊雄同志（江西人，即入伍生部的第一个政治部主任）一同至入伍生集合地。那时第四期入伍生约有两个团，团长是郭大荣、胡树森。我与熊略致简辞，这便是我入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部长的开始。
入伍生部分秘书、总务、军事、政治、外语诸科，每科职员三五人至十余人或几十人不等。因学生程度不齐，特设普通科学课，设置教员较多。入伍生部组织就绪，开始办公之日，蒋派张治中前来致辞，蒋并当面嘱我曰：“入伍生部一切直接找我好了。”盖恐我通过教育长，间接申请，有所不便，其对我关怀备至，由此可见。我组织入伍生部后，对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与普通科学的补习等，经常与有关教职员研究讨论，订出计划，由部队长结合学生具体情况，贯彻执行。我自己亦经常去看学生操练，听学生上课，以及随时检查学生开会讨论与整顿内务等情况。间常与政治部主任集合学生，作精神讲话，灌输革命思想，提倡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的精神，自觉自愿地锻炼身心，努力学习。学生生活，完全按照军队士兵待遇。其目的，在于达到以身作则，树立带兵威信。如睡竹架床，穿军士的大布制服。警卫放哨打扫清洁等，皆学生轮流自为。每日出操上课，以及阅读新闻报刊杂志，与休息执勤的时间等，皆定有严格的规章，按部就班，毫不放松。学生来自各方，都是满腔热忱，为革命而来，不怕吃苦，故入伍生部的工作，始终朝气勃勃，革命气氛非常浓厚。不过最大的缺憾是条件不够，学生本应编入正式部队，与士兵一同授予军事训练，这样才能懂得训练部队的真实意义所在。其次是没有步、马、炮、工、辎各不同兵种的组织与训练，不能使学生对各兵种的训练一一去实际领悟，只能一律授予步兵的训练。对此不无遗憾之感也。
三、代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部长时期
我组织入伍生部后不久，邓演达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蒋要我代教育长仍兼入伍生部部长，接办第三期毕业分配及第四期升学工作。计成立步兵两个团，张治中与张与仁分任团长。校舍房屋不够，除校本部几栋旧房能供一部分住宿及作课堂与自习室外，大部分宿舍是按步、马、炮、工、辎、政治各科分编成队，散驻蝴蝶岗等地。学生宿舍，仍搭草棚，做竹架层铺。操场上的讲台及来宾休息台，也是竹架的草棚。每星期一，集合员生做纪念周讲话，逢节日请来宾前来讲演，都在此处，雨天则在大礼堂举行。这时校内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团体的组织，闹派系斗争颇烈。蒋在形式上，虽曾一律解散，但骨子里却偏袒孙文主义学会。廖仲恺先生身兼学校党代表，常有双方争论不开时，经廖先生了解说服，双方都能听他一言以为决。蒋虽身为校长，因处事不公，故其讲话的信用，远不如廖可以一言解决问题。我入黄埔时，廖先生已不在世，虽有汪精卫继廖兼代党代表职，但虚有形式，从不解决任何问题。我感到廖党代表之所以能够为学生所爱戴，是由于他的忠心赤胆，热诚体现中山先生的革命遗教所致。校内虽有派系斗争，如能以廖党代表的精神来处理，相信任何问题都可解决。我曾有一次向蒋提及国共合作，犹之两只速度不同的船，一道航行一样，孙总理在时，他有能力令速度缓的加倍努力；速度快的，同心协力，故尚能维系着朝一个方向齐头并进。今总理不在，这个责任我们要担当起来。自己应特别努力，以求速度加快，对中共方面，则要竭诚合作，求得同情与谅解。如此，自能相互提携协作，齐头并进矣。不然，速度快者愈向前突进，速度慢者将愈相形见绌，难得齐头并进，收不到合作的实效矣。蒋愤然曰：“这叫做捉老鼠上床，咬自己的被窝，怎能够安静睡觉呢？”我见其成见很深，知国共合作之局，从此夜长梦多矣。
这时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已是熊雄同志，其对一切问题，尚能持平处理。当时校内教职员，保定军官学校及云南讲武堂出身的多，而留学的很少。蒋是留日陆军士官出身，故学校制度大都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旧框框，主要教职员上校以下级别的居多。我因建议要想教好学生，必须先有好先生。如今留学外国归来，稍有资望的，差不多都是少将以上的地位。从前士官学校的校长是少将，教育长是上校，今则教育长以上皆是中将级，甚至主任教官，也是将级地位的居多，望今后用人尺度要放宽些。蒋采纳此议后，军校的规模逐步扩大，凡我们所希望要的人，差不多都乐意来就，并得到适当的安排，如黄慕松、张华辅、周斌诸人，皆留日陆军士官第四、五、六期同学，曾入日本陆大，且任过将级职务多年。与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蔡锷同班的周仲玉等，都曾以中将级待遇罗致来校。唯何应钦忌才小器，对我所引用的张春浦有意见。指向我曰：“可伊兹（日本话，这个家伙的意思）谁找来的？”我一看他这种神气，深恶其态度骄傲狂妄。我与何本不相识，何为第十一期，我为第八期，早他四期，而他竟以这种无礼的口吻来质问我，因亦愤而反问之曰：“怎么？此人是我找来的，他与你同期，且与你同在贵州任过旅长多年，我找他来学校教教书，也是找错人了吗？”何曰：“教教书倒不要紧，若干别的，则可伊兹在北洋军阀吴佩孚那里乱钻的人，今天也钻到我们的革命军里来，我们只好卷着被包走好了。”我说：“你讲这些是什么话！大丈夫不北走胡必南走越，我们不去找张春浦，你能禁止吴佩孚要他吗？张在汉口闲居很久，我才找他来的。吴佩孚那里，他并没有去钻，或者钻也并没有达到目的，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人，你何必这样小觑人家呢？”何见我不客气地顶了他，默不作声而去。我即将实情走告蒋曰：“张是得你同意我才找来的，何应钦竟这样奚落人家，叫张春浦怎么工作呢？”蒋亦慨然曰：“敬之真是小器，你好好安慰张春浦要他不要理这些好了。”后来张春浦说他和朱绍良在日本毕业后，曾一同前往四川找蔡锷（时蔡正由云南入川，讨袁进展很顺利）路过贵州时，王文华正辅助乃舅刘显世整军经武巩固政权，遂把留日陆军士官第十一期毕业归国的谷正伦、何应钦、朱绍良、张春浦四人一齐留用。谷、何、张任旅长，朱任参谋长，何应钦且与王妹成婚。当时贵州财政厅长刘某全家老小数十口，连婴儿、仆人一律被王斩绝杀尽，逼得刘显世不能不自动离开省长职，王文华遂达到驱走乃舅，篡夺贵州政权的目的。何是王文华惨杀刘显世家小的帮凶，由是飞黄腾达，身兼要职达二十余处之多。后来刘报复，刺杀王文华于上海一品香饭店，袁祖铭自川回黔，更将王文华系清洗尽净，何应钦因而被逐，逃往昆明亡命，但终被刘系刺客狙击于某洗澡堂楼梯上，当时左肩被击中一枪，何急忙逃匿于浴客休息的炕下。其时四川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同学王崎昌，正坐在炕上休息，听枪声一响，即见何应钦慌张奔来，藏匿炕下逃命。王琦昌见刺客并未追上楼来，才将何喊出，急送医院抢救得活，但子弹留肩膀内，致使左肩下垂很多。谷、何、张、朱四人中，张、朱是外省人，但皆鄙何而亲谷，何因此便对三人恨之入骨，故对张春浦如此无礼。黄埔军校，由于人才日益集中，教学各方向，都成绩卓著，声誉亦较前更高，因此学生的数量与质量同时增进。经费亦跟着由第三期以前的每月二三十万元，增加到每日百数十万元，犹感不敷支配。
四、中山舰事件所见所闻
我入黄埔后，每日早晨总在起床喇叭吹响前一个钟头起床，或先赴操场等看学生跑步前来早操。每晚必于熄灯喇叭响过之后，查看学生寝室，至少要迟一个钟头就寝。对入伍生各团队，每周至少要亲往查看一次或两次，在校两年多，不稍间断。当时，广东的革命气氛异常浓厚，北伐的声浪，亦日渐高涨。蒋是主张一鼓作气，趁势进行北伐的，而汪精卫则认为广东的革命形势虽好，毕竟基础尚未巩固，遽迈第二步，是值得慎重考虑的。何况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其势力更加雄厚，如北伐过早，未免冒险太大，故主张慎重。这是当时汪蒋对北伐主张分歧的实况。有一次，汪曾以“这时北伐你看怎样”来问我的意见。我说：“北洋军阀之为害国家，已非一日。我们北伐，是救民于水火，应该不顾一切争取时间尽早举行是为上策。”汪说：“不错，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业，实在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我觉得汪那时所担忧的，却是蒋的军权日大，威胁堪虞。汪身为国府主席又兼全军党代表，以为各军皆重他而轻蒋；而蒋则自恃军权在握，自以为受孙中山之命创办黄埔军校以来，奉行革命，业有成就，进行北伐，乃完成孙总理未竟之业。孙中山曾有亲笔信给蒋，嘱蒋努力北伐，不必商得精卫等人同意之语。此信蒋于中山舰事件后，合孙给他的其他信件数封，订成一本，摆在谭延闿处，我常见谭翻阅此本，孜孜不倦。盖谭对孙中山先生，有深厚情感，故视孙遗墨，便有如见其人之感，有时甚至边翻阅边流泪而不自觉。我亦借观数遍，发现信中有“有关北伐不必要精卫等人同意”之语。我想蒋故意送谭翻阅，是使谭知道孙对汪蒋有不同的关系。在北伐问题上，他之所以不受汪制裁者，是本孙中山意而为之。不过蒋介石竟过河拆桥，竟搞背叛总理的勾当，独裁自用，危害国家民族，则非孙总理始料所及也。当然汪之所恃者，盖自有党代表制度以来，党权高于一切，凡调动军队，皆须党代表亲笔副署才能生效，否则便是反动。蒋自肃清东江，平定南路，统一广东政权后，声势日益显著，骄横之气益盛。那时各军曾喊出“打倒新军阀！打倒段祺瑞第二”等口号，蒋作贼心虚，听到这些口号，觉得异常刺耳，认为这是汪系所为，是对他的一种无情的打击。有一次，他忽言欲赴沙面购外轮船票赴港转沪，说是避避风头，要我和陈立夫（陈是军校的洋文秘书，初自美国留学回来，经常随蒋出入）陪他到沙面去走一趟，同坐一汽车，蒋坐中间，我坐左，陈在右。车将入沙面时，陈忽谓蒋曰：“不去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吗？”蒋稍沉默，遂告司机曰：“好！开回去。”车遂开回军校驻省办事处。我返黄埔，蒋与陈留在驻省办事处。这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的事。
次日，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竟借口中山舰没有得到他的命令擅自升火开来黄埔，是欲图谋不轨。蒋即借此罪名，将舰长李之龙扣押起来，并扬言苏联顾问有同谋关系，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区，到处戒严，断绝交通，弄得广州市面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汪精卫吓得躲藏起来，痛斥蒋介石不经过党代表副署，擅自调动部队，造成紧张局势，是造反行为，要二，三、四、五军出来打倒这个反动的蒋介石。我不知蒋之所在，无从探问消息，便马上赴高第街第二军军部去问谭延闿，正值二军将领齐集谭的办公室，似正在开会，大家面有怒容。我走到谭的对面，坐下来问曰：“你们是在开会吗？讨论什么问题？我是从二军出去的人，也来列席参加讨论。”不料我的话尚未讲完，他们便一个一个地走开了。岳森参谋长则去而复回，对谭耳语曰：“车子已预备好了，几点钟上车，随时招呼好了。”我在旁边听得很清楚，因问岳曰：“车子都已预备好了，到哪里去？”岳对我摇头扬手，不言而去，只剩谭一人，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默不作声。我因问谭曰：“好好的广州城，忽然间平地一声雷似的，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为的是什么呢？”谭才板起面孔，连声说：“介石发疯，介石发疯！”我接着问：“我在黄埔，听说汪先生已躲藏起来，不与任何人见面。却遥喊二、三、四、五军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蒋介石，而你们恰在这时开会，难道真的要响应汪先生的号召去北江防地调兵来打蒋介石吗？刚才岳宏群向你说车子都已预备好了，很显然这决不是小汽车，而一定是开赴北江的火车无疑。你一见我问及此事，便连说介石发疯，难道你们都同样发疯了吗？我要向你郑重声明的是，我虽不才，自问志在国家.是国家的一个公仆，不屑充当任何私人工具。蒋现在之所为是否发疯，我实毫不知情，故特来问你。但你们今天对待我的这种态度，似乎我一去黄埔，遂成了蒋之私人工具，未免太小觑人了。请放心吧，我之爱国，决不在任何人之下。我认为今日之事，非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不可。要从国家大局着眼，去考虑一切，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今天广东的一、二、三、四、五军、犹之一家五个兄弟一样，今兄弟之间，既有一个发了疯，那么其余兄弟，只能想方设法，为之治疗，使这个疯病者快些好，才是兄弟间应尽之道。今天如听汪先生的一时冲动之词，要其他兄弟，调兵遣将同这发疯的兄弟动起武来的话，这疯子已经是动了手而乱来的了，还怕你们去打他吗？其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一个是相持不下自行僵化，都是敌人所欢迎的。也有人说，这个害群之马，把他赶到广州，让他尝尝孤立的滋味也好。但要知道第一军的防地本在东江，如果与东江又形成敌对的局面，处境将会更困难，孙总理在时，占领广州一隅之地，与割据东江的陈炯明相对峙，尚能振奋一时，徐图发展。今孙总理已不在世，而广州各军的复杂情形较前更甚。谁能保证仍为孙总理在时一样艰苦撑持此多难的广州，来与死敌北洋军阀对抗而不出毛病吗？我看这是幻想。这样下去，终久还是会同归于尽的。谁都知道这五个军中间，你是年龄最长、资格最老，而且是唯一能够说话的人，而你却只是人云亦云，毫不负责，如果因此而导致失败的话，看你有何面目去见总理于九泉之下。我认为你这时应处处以大局为重，劝你马上提出顾全大局的意见，征求各军同意，然后同去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蒋必说出理由。如其讲得对，则协商采用之；不对再说服纠正之，任何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这样蒋虽一时感情冲动而发疯，必能得到兄弟的相互启发与帮助，而能够和好如初。我这主张绝不是因自己身在黄埔便为蒋介石做说客来的。”我言至此，谭才开腔曰：“不错，今天我们的集会，是在讨论如何响应汪先生的号召而将有所表示。大家一致主张要我乘火车去二军防地，调兵讨伐蒋介石。我心虽同情，却又恐局面越打越僵，将会没法收拾，正在为此暗自为难，所以迟迟未决。的确我们如在气愤之下，鲁莽从事，将来大局不可收拾时，这个责任我们谁都有份的。因此在我来说确是应该马上出去联合各军来挽回这个局面才是。”我说：“这就很好，醉六（醉六者，即石陶钧的别号，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五期同学。幼时十六岁入学，十七岁补廪，与蔡松坡同为当时宝庆的神童。石且为那时湖南提学使江剑霞的得意门生，与谭同为科举时代少年得志的人，故颇相友善。其为人也好学深思颇识大体，士官同学们对他亦有好感的多）在此，应该找他来谈谈，会更明确些。”石住本部西楼，我前往与之一谈，石亦极表同意，遂约来谭处与谭共同应付那些有异议的湘军将领，谭奔走的结果，是汪精卫滚蛋，蒋介石独裁。汪精卫以中山舰事件被吓跑，远出国门。蒋就成了这时唯一的国民党领导人了。而对苏联顾问团亦以与中山舰事件有嫌，同样大兴问罪之师，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感到蒋之派兵监视顾问团住宅区是极其严重之举，因而让蒋明白提出意见，蒋便将其不满的顾问列一名单，请其撤走，一次便有三百余人被撤回国。鲍罗廷说：“我们从前援助土耳其革命时，有许多同志还被杀害，牺牲，如今我们在这里仅受包围与撤走，较之土耳其对待我们的做法是好得多了。”于是蒋对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也就阳奉阴违了。记得汪走之后，黄埔一、二期已毕业而且都在军队负有实际工作的学生，约有七八十人齐集军校本部楼上的饭厅里，质问蒋介石曰：“报告校长，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我坐在蒋的左边，看到这种情形，觉得蒋是无辞以答，一定会难应付的，可是他却从容不迫若无其事地说：“汪党代表在哪里，你们不要问好了。”但学生们仍接二连三地起立质问曰：“汪党代表既是还在，为什么我们见不着面呢？”蒋但曰：“这个我现在不能讲，将来我死了之后，看我的日记会明白的，你们现在相信我吧！”那晚的会就这样敷衍过去。
五、代行校长职务
一九二六年春，第四期入伍生经考试升学之后，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誓师北伐时，我曾请求辞去校职，回第二军参加北伐。蒋坚留不许，并谓：“黄埔军校乃本党命脉所在，今大军北伐，学校一切，完全交由你主持，也就是将本党命脉完全交给你了，责任何等重大！何遽言辞呢。只要你带好学生，将来还怕没兵带没仗打吗？”我因提出问题曰：“学校原有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个派系的斗争，今天形式上虽然解散，但暗潮仍很大。校长在校尚多问题，一旦北伐，校长远去，我怎对付？老实说，我任何问题都敢担当，唯此派系斗争，实感无法应付。”蒋乃答曰：“这好办，我走之后，凡关于政治问题，可找国民政府代主席谭组庵先生；关于党务问题，可找国民党中央党部代主席张静江先生协商解决。”并加派我代行校长职务兼黄埔要塞司令。不久由我推荐本校训练部主任吴思豫兼代黄埔要塞司令，并委李济深为黄埔军校副校长。我在黄埔军校条例上，添设副校长职权一条呈蒋，蒋说：“不要这样。我但给他一个副校长空衔，不理校务；而你是代校长，他仅是一个副校长。这样于你以后办事有帮助的，你若这样明确规定他的职权，反而会处处受到制约，倒不好办事。”临行前，蒋还召集全校学生及教职员于大操场上，一再交代说，我北去之后，大家要跟我在校时一样，遵守校训“亲爱精诚”，好好服从方教育长的领导。并极力吹嘘了我一番说，方教育长对我校长来说是前辈（是指他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我为第八期故云），我校长都把他作为先生一样看待，方教育长不独是你们的老师，也就是我校长的老师云云。后来真有些学生来问：“校长何时当过教育长的学生？”我说：“这是校长的客气话，校长和我不过是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先后不同期的同学。”蒋之所以这样交代，无非是怕他走了之后，我在领导工作上发生问题，故特谆谆告诫，以坚定他们的信念。他这样拉拢我，当时确令我感奋不已，这时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早已他适，所遗主任一职，已委熊雄代理。他也是中共同志，在校领导员生的政治思想，熊雄认为国民革命乃共产革命必经之路，对孙先生遗嘱上“打倒军阀完成北伐”这些口号，是极其拥护的。其作风与所奉行的孙先生三大政策完全一致，故其一言一行之于师生，帮助很大。
六、北伐时期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军声势浩大，由江西湖南分途北上，所向披靡，很快越过了武汉之线。第一军由何应钦统率，亦已由东江出福建、浙江，到达沪杭一带。在校师生，莫不欢欣鼓舞，刻苦学习，以求能早日实现中山先生的遗嘱，完成国民革命。在这期间，第四期已学成毕业，分发到前方部队工作。第四期毕业前，曾在广州郊区白云山至龙眼洞一带，举行野营演习。时正三秋，日热而夜凉，整整三昼夜未休息，我亦亲自参加了这个演习。接着在瘦狗岭下沙河广场内，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前来观礼宾客，不下数万人。指挥队伍的训练部主任吴思豫竟摆布了半天，不得妥当。我亲自上台，高声调度，声嘶力竭，始布成队式，举行典礼，继又大声讲话一个多小时。礼毕当天，便大咯鲜血不止，而声亦哑然说不出话来。医嘱至少须静养三礼拜，不能讲话。但当时校务之忙，除常去视察学生上课出操外，每日各部处团队几十个单位的会议，至少有上十个会，非我亲自参加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只好请各会议负责人，前来医院晤商汇报。我虽遵医嘱力避口讲，专用笔写答复，但常常非讲一两句不能透达心意，而批阅公文，常于深夜来办，以是咯血虽止，然声带过于受伤，又得不到必要的休息，遂致声哑两三年，想尽办法治疗，始慢慢恢复过来。但讲话稍多，声音则马上哑似鸭公，这是我办黄埔军校第四期永远难忘的纪念。这时第五期亦入伍结业，继续升了学；第六期正在入伍。在这时期，军校的范围逐渐扩大，事情亦日益加多，亦是黄埔军校极不平静时代。实吾煞费苦心，最伤脑筋的时代。
七、清党时期
清党前的黄埔，是国民党领导其名，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实的黄埔；是效法苏联实行党代表制，并经过廖党代表仲恺至汪精卫来，到爆发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止，由极盛时期而开始走下坡路的黄埔；以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建党建军，完成国民革命为使命的黄埔。师生中既有国共两党的党员，也有两党相互交叉的成员。学生中有来自朝鲜、安南（越南）的革命志士，有海外华侨，还有留学生和大学生，他们都怀着满腔热忱，前来就学。真是人材济济，极一时之盛。全校师生每天兢兢业业，上课出操，一心一意，志在北伐，以求达到打倒军阀之目的。前方亦常来校调用人员，增援前线。因此，师生志气更加激昂奋发，大家赤胆忠心，一心一意争取早赴前线去献身杀敌。黄埔校刊风行海内外，达三万余份。此时黄埔，可谓生气勃勃的黄金时代。不料汪蒋斗争发展成为宁汉分裂的局面，当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开炮轰击，进行挑衅，蒋则为虎作伥，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久汪亦继蒋反共，苏联顾问团撤走。这一系列噩耗传来，全校师生，愤慨莫名。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即黄埔军校宣布清党的先一日，午后三时许，我正在广州入伍生部，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自沪返穗，专人邀我到河南士敏土厂留守总部去谈话，时在座者有代表张静江，负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与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二人。一见之下，李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阅。我反复阅读，尚未做声，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多少？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我反问说：“据电令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李答：“是的。”我当即表示：“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去年决定北伐时，鉴于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即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到五个月。至于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但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但点头沉思。而朱、钱两人则对我瞠目而视。我料知他们的内心是极不以为然的，因再表示我的意见说：“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乃说：“就这样吧。”清党办法，就这样决定了。我立即返回入伍生部，以电话召集省城方面军校所属各单位负责人前来面商，并决定在当晚点名后潜将枪枝的弹药、机子、刺刀等收藏起来。并一律定明晨起床点名时宣布清党命令；三日之内，或自动报名承认，或请假支薪离校，听各人自愿，其余照样上课出操，决不许有任何粗暴行动，然后我即回到校本部作同样的布置，时已深夜十二点了。
布置之后，我深夜请熊主任来黄埔海关楼上，告知清党实情，并劝其出国。熊立时很沉痛地对我说：“教育长，你埋头办学，我是很敬佩的。这次清党，乃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蓄谋，他们甘作中山先生的叛徒，违反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弃中山先生的遗嘱，竟敢置北伐大敌于不顾，作出如此自断手足的清党举动来对付异己，破坏国民革命。他们这种不顾大局、自掘坟墓的勾当，将是白费心机，最为可耻。钱大钧与我曾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一起亡命日本，靠卖报纸过苦生活。今他亦为虎作伥，我真认错人了。至于朱家骅乃党棍之流，更不足道，我实不忍见此浩浩荡荡的北伐局面，竟败于此辈革命投机分子手里。我宁愿将我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一泄我与此辈不共戴天之恨。”经我一再劝告，他始频频点首，接受我的意见。我乃连问其需用川资若干，他说，预计半年生活所需，连同川资以及接济途中所遇难友等在内，请给一千五百元毫洋足矣。其忠诚老实，临难不苟，即此可见。我当即欣然以港币三千元与之。他坚拒不受。又经我再三劝说，他才接受了二千五百元港币。他又要求三日后才离开黄埔。我说：“全校已作好部署，决定在清晨点名时宣布，务请即时准备出发，我派校长专用的最快的小汽艇送你到沙面，你再搭外轮转香港，直赴巴黎。谈毕，时已清晨三点，彼此握别，我才就寝。后据报告，他是四时许乘小汽艇离开黄埔的。
四月十五日早晨八点多，我正在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开会。训练部主任吴恩豫前来报告说，中山舰长吴嵎来报，本晨四时许，见一小汽艇从舰旁开过去，后用望远镜观察，发现离舰五六里处有一黑点，像是一只小船，老在那里未动，不知搞些什么？因派一小汽艇前去察看，询知是熊主任在校艇上。据称是教育长要他到沙面搭外轮转香港赴法国去的，提有港币二千五百元。也说是教育长给他作川资用的。问他有无证件，他答没有。特此带来，问明其事。我即答曰：“熊主任说的都对，艇子坏了，另派小汽艇送他去好了。”
一九二八年春，我军路过沪杭，沿途听到熊雄于黄埔宣布清党后，有人在广州黄花岗见他被大军车押送至该处执行枪决云云。言念及此，悲愤之情，难以言表！
熊雄号披索，江西人，曾留学法国，与我在黄埔共事达两年之久。他忠于革命，始终如一。他认为国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必经之路，必须贯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由迩及远，登高自卑，是他言行的一贯信条。他态度诚恳，感人最深，诚我黄埔全校师生的良师益友。熊自历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和政治部主任，到清党时已有三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师生之间的政治斗争，虽时有风波，终于得到熊主任在政治思想上的正确领导与忠诚帮助，未曾发生过重大的事故。其有功于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劳于黄埔军校的稳步前进，事实如此，有口皆碑。
清党后，原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的覃某（已忘其名，广东人，黄埔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被捕送留守总部（后闻被害）。胡靖安（江西人，黄埔第二期学生）要来当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向我作毛遂自荐。我因深知其人，当即劝他说：“你脾气太大，是个三句话不对头，便动手动脚的人。入伍生部范围不小，所属官佐员生军士共有一万数千人，你去主持政治工作我实在担心。”胡靖安说：“在教育长领导之下，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又对他说：“莫性急，你年青，只要好好多做些修养工夫，还怕没有政治部主任当吗？”不久，李济深对我说；“胡靖安是校长最喜欢的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一缺，让他去试试吧！”我仍以前意委婉答复他说：“这是整个军校的一个责任重大的职务。胡口直心快，他这一点不独校长喜欢，我也喜欢，不过他性情暴躁，好惹是非，这个时候他来担任这工作，如果发生问题，谁来负责？如果校长定要他来，我唯有引咎自退。”结果，胡还是由李根据蒋的派令，就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黄埔便多事了。
宣布清党三日以后，在本校特别党部内成立了清党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总部，继续办理军校清党事宜。此后，各部、处、团、队被检举出来的人更多。黄埔清党工作，自清党委员会成立后，一直到黄埔告终，未曾告过段落，也未曾做过结束。其他各机关部队，也没有如黄埔军校这样大张旗鼓地发动清党运动的。由于校本部的政治部主任熊雄去缺，蒋派令邓文仪（湖南人，黄埔第一期学生，初自莫斯科孙文大学归来）前来接充。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自覃主任被捕去缺后，由胡靖安接充。于是，胡、邓、陈超（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乔家才（山西人，军校五期毕业生）等极端反共分子，遂窃取了清党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位置，肆无忌惮地组织倒方集团。他们将我和李济深所商定的“准假支薪、自由离校”的办法在经理处抄录下来，并且把我以前通过蒋、李和校务会议决定的有关学校发展诸事，如派遣成仿吾赴日本采办军用化学班器材一事，都列为我包庇、私放共产党和破坏清党的罪证。成仿吾，湖南人，日本东京帝大造兵科毕业，清党前，以军校兵器研究处主任身份派往日本，携款五万元，为本校采用军用化学班器材。清党后一直未回，亦无联系。他的思想言论是激进的，当时虽未参加任何党派，但如果回来是会凶多吉少的。清党的次年，我在上海见到他，当问：“你的任务完成了吗？何以不回学校去作交代？”成说：“你尚且被赶走，我回去向谁交代？”我说：“你不交代当局会下通缉令让你交代的，你小心点吧！”成说：“嘿，他通缉我，将来看是谁通缉谁吧！”彼此一笑而别。不久便赴巴黎，加入了共产党。
胡靖安一伙还在《黄埔日刊》上连篇累牍地对我诋毁攻击，背后辱骂，当众毁谤，更是疯狂万状。甚至在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改选后，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公开宣布我破坏清党的“证据”，要我报告清党经过。经我以诚恳态度说明之后，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同情。胡等知难以得逞，乃恃势，横冲直撞于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之间，擅自集合、恐吓、逮捕学生，使这时的入伍生部政治部，几成胡靖安的独立王国。
胡靖安在入伍生部胡作非为，我早已料到，因此，我决意辞职。但蒋一再慰留，不准辞职。我只好赴宁面辞。迨抵宁面告多日，蒋依然不准，但说：“对学生任何问题，你回去照章处理可也。”此时，学校接连来电催我速归，有“如再不回，学校便将解体”之语。我与蒋最后交涉，要求只办到第五期毕业为止。蒋说：“好吧，到那时再说吧。”我才回粤。
胡靖安与乔家才等动辄以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总部清党委员会主任的手令，以批发特别费的手段，索取款项，起码五百元一笔。胡以此款收买一些不良学生作爪牙，想方设法，到处栽诬陷害，以嫌疑罪名，擅自捕押。如泗县一个姓朱的学生因害脚疾，住本校东山疗养院，很久未愈。胡的爪牙（忘其姓名）与朱生善，某日向朱建议曰：“脚疾如转地疗养，可见奇效，韶关有我校疗养院，何不请求转住一试呢？”朱然其说。朱上车前，该爪牙忽来诓朱曰：“我因平日言论激烈，闻将以嫌疑来捕我，事甚急迫，拟请助我一臂。”朱好心慰之曰：“只要我力能相助，无不愿为。”该爪牙曰：“我想装作送你上车，混到韶关，再步行转武汉去。”朱曰：“现在宁汉分裂，武汉何可去呢？”该爪牙曰：“实逼处此，别无生路。”朱始慨然首肯。不料到时，该爪牙竟带宪兵前来，将朱捕去，诬朱是运动他逃往武汉的共产党嫌疑犯，将朱送往烂石头坐牢。朱来信求我申冤，我将信送清党委员会请其彻究发落，终如石投海洋，久不得丝毫消息。同时，胡靖安等到入伍生部所属各团队去，以“据密报某某有嫌疑”为名直接抓人，送交留守总部清党委员会发落。有时甚至宜接抓人枪杀。闻萧楚女教官当时正害肺病，已到第三期，亦被暗杀在病床上，至今不知凶手是谁。恽代英教官也是极受师生欢迎的教官之一。清党时他已自由离校，化装经武汉潜至南京工作很久，最后始被发觉，亦遭暗害。他们抓人，既不告知直属团、队长，也不通过校本部，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迭向清党委员会反映，但说“这是奉校长令而为”，不作别的表示。我忍无可忍，愤慨地说：“这样搞，我走好了。”这时胡靖安辈，狐假虎威，违法乱纪，整个学校，都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暗无天日。
以“嫌疑”二字被冤枉关在烂石头与珠江船上的，已不下数千人。每接到被关害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学生来信求援，我即异常痛恨。乃下决心，依照蒋嘱“学校任何问题，可以照章处理”，对胡靖安的猖獗行为，宣布以纪律制裁，照章处办，胡才敛迹潜逃。歪风邪气，立即停止。第五期毕业典礼，始得如期举行；第六期依次升学；第七期由学生军甄别再入伍；教导总队改编成师；高级班、无线电班、军用化学班等专业班亦各部署妥当。然后我辞去黄埔军校的本兼各职。时蒋已离去国门，李济深则欣然许我以教导师和高级班主任黄慕松的新编师、苏世安的第十八师，以及在湘西、湘南的陈渠珍、廖湘芸、许克祥等师编成新编十三军，任我为军长，从此我便离开了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