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
第一节 初抵美国
我是1880年（光绪六年）3月从香港搭大火轮“加力”号到美国的。那年我14岁[1]，直至1949年8月离开，旅居美国的时间将近70年。
中国人去美国，是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左右开始的，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听老华侨说，那时是乘坐桅船，航程从三四个月至半年没有一定，快慢要看天气。在船上，华侨自携咸虾酱佐膳，日久都生了虫。抵岸时胡子几寸长，眼深面黑。海洋上浪大如山，许多人熬不过风浪，抱着桅杆从香港一直哭到旧金山，等到平安上岸，恍如隔世了。
当时的美国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正在进行国内开发，中国人大部分都被雇去修铁路，挖运河和淘金。最初是李鸿章为了讨好美国当局，表示清政府愿以价钱最便宜的华工供给美国，第一批华工去美就是这样开始的。至蒲安臣条约（即“中美续增条约”）后，去的更多。在其前，已有零星的华侨和“洪门”逃亡者。卖国的李鸿章没有给华侨什么好处，只是“发明”了“中国杂碎”，使侨胞当厨子过日。
中国人何以要去美国呢？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迫使我沿海同胞不得不离国谋生。我们那时在家乡既无工可作也无田可耕，又听说到美国那里叫做“金山”，每月可拿30块龙洋——当时美金一元与龙洋平换，所以去的人就渐渐多起来了。
现在，我们不常听见说“华工”这两个字而说“华侨”了。人们一听“华侨”二字就以为是“高等华人”和“买办商人”。事实上，华侨的老辈都是被美国资本家剥削的出卖劳动力的穷苦工人，既未“高等”，也不曾当买办。只有少数忘掉祖先在美创业艰难，以父兄的侨汇挥霍的少年和不曾到过美国的侨眷，才迷恋美国的享受，才会说“美国好”，称之为“金山旺相”，这是很荒谬好笑的。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经不是整批地以“猪仔劳工”的身份去了。因为已有老辈华侨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在美国建立了家业和商店，而且有了唐人街。那时也有较大的洋船可搭了。我记得从香港到美国旧金山的船票是53块龙洋，这笔路费在当时是个巨大数目。去美的人大都是向亲友借钱或典屋卖田，过了许多年才能还清。我去的时候，还不需要什么护照。半年以后，对华侨的居留与出入口才定出了种种苛例。至1913年欧战前一年止，美国订立了野蛮的“排华律”，共有15种之多！
一般说起来，一个华侨想成家立业，就在当时，也起码要在美国辛苦10年。华侨成家，多数是回国娶老婆（在美国没有中国妇女），建房子。那时美国政府限制华侨回国的日期，只准一年，否则得继续请求“续假”，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年。以后移民律条款就更多起来，华侨只能以经商、游历、留学或“出世仔”四种护照去美，光杆一条的工农，再不准入境。
第一次上岸时的印象
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我们手拿布袋，穿着中国土布便服，拖着一条辫子，形容枯槁。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脏东西抛了一身。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第一个见面礼。这种侮辱行为绝非偶然，美国政府用钱雇些流氓打手，专任此种无耻勾当。
不久，在波士顿，美国当局借口为了要查一个“私自入境”的华侨，曾把全波士顿二三千华侨拘押审问。结果华侨们所开的店、所住的房子无人看管，财物被美国流氓抢光。于是，华侨在许多地方发生抗暴行动，死伤很大。如1885年9月怀俄明州岩泉城基督教暴徒杀死了19个华侨，并残伤几十人。城内600多华侨被逐，流离失所，是其一例。
在风声鹤唳中，华侨星期日都不敢出门，出了门也多被捉或失踪。这些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华侨对“拉房”的抵抗
1885年旧金山美国当局借口华侨住得太拥挤，太不“卫生”，规定每人住房最少要8尺；警察和流氓，便四出骚扰，晚上到华侨家里来拉人，拉走给关起来，这就叫做“拉房”。他们会关心华侨的“卫生”那才真奇怪呢。事实上是因为当时在旧金山有许多美国暴发户修建了许多新房子没有人去租，他们就想出这种流氓手段来了。
据当时旧金山中华会馆电呈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援助的文件看来，华侨住民有“十苦”：一、金山大埠住房，每人限地8尺，不足8尺者，查拿监禁，谓之“拉房”。房地少绌，同居概捉。二、监后住所财物尽被窃去。三、候船返国暂寓大埠者，亦被拘禁。四、抵埠因乏资而暂寓友人处者，亦被拘拿。五、逃避拘捕而夜行卧街者被打。六、华工被释出监，无处佣食。七、监房地狭，疾疠益增。八、入监勒索，出资贿赎，始得释放。九、华人在监发鬓零乱，即被剃剪。十、昏夜巡查，破窗越屋。另外商民有“七难”，华侨洗衣馆有“六不近情理”。
那时，旧金山已有华侨五六万人，他们属于四个堂：即制雪茄业的同德堂，制鞋业的履胜堂，制衣业的锦衣堂，装箱业的公和堂。大家都是劳苦工人，没有钱，所以住得挤些。美国暴发户见到这种情况，以为有利可图，就勾结警察和无赖夜里拉走不肯租住他们房子的人，企图逼迫华侨来租借他们的洋房。当时拉走了一二千人，以致监狱又人满之患，迫使美警局要另找空屋羁押人犯。
因为“拉房”，华侨害怕“坐洋牢”，常常要从窗口跑掉，有40多人就这样跌死了。被拉走的人，最初只有用钱赎。后来，华侨就联合起来抵抗。谈到抵抗，使我想起了当时的领事黄公度，他还算关心自己的同胞。不过副领事却是美国人，他居然穿起满清朝服，当中国的“钦差”。这种假中国人则是真正的中国人民之敌。美国当局就是通过这个假中国人来夜里拉人的。黄公度没有别的办法，就告诉各堂的负责人说：“被拉走的人，你们要保留他们的职业，不能开除。”被拉走的工人，因为出来后工作有保障不致失业就不再花钱赎自由；对“拉房”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办法：要拉就拉，要关就关，反正不给钱，也决无钱租住阔气的新房子，弄得美国当局毫无办法。
除了消极方法，华侨也曾积极抵抗过。当时旧金山有一家饭馆叫远芳楼，一位姓陈的工友被拉，跳楼摔死了。陈姓的家属就向美国当局要求抚恤。有一个“出番人”陆松答复说：“要求抚恤，办不到；哀求施舍一点，还可以商量。”此事激起了华侨公愤，就用手枪把狗腿陆松打死了。
“出番人”是什么人？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就是做外国人狗腿子的中国败类。我们就把这种人叫“出番”。陆松可以说是最早受到华侨教训的狗腿子之一。杀了陆松，走狗再不敢这样猖狂了。
“拉房”事件一直延续了10个多月，华侨损失在50万元以上。由于我们的抵抗，他们也就干不下去了。胜利就是从坚强抵抗得来的。
华侨工人“阴魂不散”
据我记忆，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修铁路的华工有8000多人。除了一二个工程师是美国人之外，沿线只见中国人。如果当时有人访问这些美国荒野之地，他一定以为是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他们吃住都在路旁，蓬头垢面，衣烂鞋破，在原始森林和山岚瘴气、毒蛇猛兽的包围中，每天做十四五小时的苦工，跟着铁路工程走。当时工资每天一块美元，但是每月要扣4个星期日的钱4块和伙食费13块，剩下的钱，到了一镇一城，也被美国商人骗走了。由于华工付出了血汗与生命，荒凉的美洲被建设起来了，这正与南洋的繁荣和华侨的努力分不开一样。
至今，老一辈留美的人坐火车经过加州铁路时，还能指出一座座涵洞说：“这里有不散的华侨阴魂，时闻鬼声啾啾。”那就是修涵洞时，曾有数百名华工压死在那儿。这句话虽然迷信，但我们觉得意义很深长。魂兮归来，这些痛苦，我们很难忘记！
说到早年华侨的死，那真可怜，谁也不知道他们怎样死，怎样埋的。因为我国人看重祖先，再则在美国当时买不起墓地，后来才有三邑[2]、四邑[3]、中山、客家等会馆替华侨组织“长生会”料理丧事，送骸骨归国。死者没有钱，大家捐助。
打破脑袋只罚五块钱
当华侨穿着中国便服头上缠起辫子在街上走时，常常被美国流氓作为殴打侮辱的目标。他们老远就把石头、木棍、马铃薯、臭鸡蛋抛过来，打破了我们的脑袋或弄污了我们的衣服，然后在旁边拍掌大笑，这种气实在难受。初时华侨不敢还手，告诉警察也不管，有时捆到了人送给警署，打破脑袋仅仅罚5块钱，而且还是拿去充公，并不是给我们作药费。侮辱华侨正如侮辱黑人一样，为反动的美国官僚所默认为正常行为。后来我们变得聪明了，平时学好角斗的武艺（广东人叫做打工夫），遇有事故，大家就合拢来用拳头把挑衅的流氓揍一顿，以打击回答打击，不再“告官”。打了人的流氓想逃，我们就穷追，非给他两倍苦头不可。有时，一些“醉酒鬼”故意来中国杂碎馆吃“霸王饭”，吃完了不给钱就要走，还要抛碟子打人。我们一声呼喝，集中了全店人员，厨子拿菜刀冲出来要杀，跑堂伙计揍醉鬼几拳。他见来势不对，“纸老虎”拆穿了，也软下来了，给了饭钱，我们就一人抬头，一人拉脚，把他抛到街上去。
这样，华侨有了一个经验：美国流氓欺善怕恶，只要不怕他，跟他硬干，给他吃了苦头，他才缩手。这些家伙不打他时是“老虎”，打了他才是“纸老虎”，不是自今日始。
辛亥革命以后，我们剪了辫子，改穿西装，情形才变好了一些，备受侮辱的“目标”没有那么显著了。如果说辛亥革命对华侨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剪掉了那条痛苦的“猪尾”。
华侨在美国的婚姻问题
在早年，华侨想讨老婆只有回国，因为，美国当局不准中国女人同去。一直到了光绪“维新”以后，才有极少数我国女同胞前往，使华侨得以在海外结婚生子，享一点天伦之乐。但是数目也很有限。据1920年统计，生长在美国21岁以上的中国男子共8600多人，而女子只有1400多人，大约为6与1之比。又非生长在美国的21岁以上的中国男子，共38200多人，而女子只有2200人，大约为17与1之比。又1000对中国夫妻中，只有123对同住美国。美国政府对华侨在美国的人口繁衍采取仇视态度。以1926年为例，中国妇女去美的只有193人。因此，某些华侨不得不在美国与外国人通婚。
60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侨胞娶美国姑娘是在纽约。这位先生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杨烈，广东中山人。他是街头上卖生果的小贩。他和他的美国姑娘天天同在摊子上吃饭，做买卖，大家引以为奇，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了。
等到美国当局知道此事，就把这位美国姑娘传询：“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中国小贩？”这位美国姑娘气冲冲地反问法官说：“我不嫁给他，嫁给你，你肯不肯？”法官哑口无言。
劳动人民嫁给劳动人民。美国劳动人民对我国人是有友谊的，但美国当局、资本家、官吏及流氓除外。看那个反动法官的口气，美国姑娘竟然嫁给中国小贩，是伤害了他们的尊严的。
第二节 孙中山与美洲致公堂的关系
孙中山初到美国时的遭遇
孙中山先生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离开檀香山到美国的。孙先生在广东的时候就知道“洪门”是个反清的人民革命团体。为了开展革命运动，他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
当时檀香山的致公堂（洪门最大的组织）把孙先生要到美国的事通知了美国致公堂，我们听说洪门有个革命大哥姓孙名文的人要来，非常欢迎，就决定要出钱出力帮助他完成反清的革命事业。
可是，孙先生一到美国就碰了美国当局的钉子。他在清领事、保皇党和美国警察告发之下，被禁止上岸，并被扣留在旧金山口外小岛木屋。美国移民局自然有借口，说孙先生没有护照。
其实，美国护照并不难弄，美国有许多律师勾结移民局官员专门出卖黑市护照。当时经过“出番人”的手买护照500美金一份，后来抬高到3000美金。美国根本是无法无天、贿赂风行的国家。旧金山的洪门大哥黄三德、唐琼昌等，就先用500元铺保把孙先生保出来，又花了5000块美金请美国律师那文先生打官司。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终于打赢了，孙先生才由不准入境变为获得在美居住的自由。
我想，标榜民主的美国当局是暗中注意孙先生的活动的，但他们不敢直接触动孙先生，一来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还讲究伪善，要装出“民主”脸孔；二来他们也怕会引起华侨的愤怒抗议，发生麻烦。洪门是有力量的和英勇不怕死的。当时，美国华侨有25万人，其中20万是洪门，也就是说占华侨人数80％。
当时清政府驻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员也都想捉孙先生。但是他们不敢碰一碰洪门。如果敢动洪门，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房子拆掉。再如康有为、梁士诒、梁启超也同时在美搞过保皇党；但搞不起来，他们没有群众基础，华侨根本不要皇帝，“保皇”殊属荒谬。清政府派去的“钦差大臣”，只是负责签字卖国和就近向美国磕头谢罪的，他们不特不敢惹事，连唐人街都不敢去。华侨对于钦差，是冰炭不能相容的。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李鸿章到美国的时候也不敢走唐人街，还是由美国警察特别保护坐在观音车（即两马大车）上，从唐人街飞跑而过，算是参观了一下。自然，李到美国也有少数侨棍去欢迎的。那些人，我们叫他“贡生壳”，是些花钱捐了“贡生”的封建侨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民国初年时，贪官汤化龙到加拿大，路经维多利亚城，就被一个理发工人王昌打死了。王昌是广东中山人，年35岁。他当场被捕，拔枪自杀。王昌之行刺汤化龙，完全是出于爱国义愤，并无个人恩怨。
我与孙中山先生的过从
我同孙先生见面是在波士顿，那时我们都是30多岁，我正在波士顿街上推车卖猪肉。孙先生一生革命的事迹，大家知道的很多，我在这里仅说几件过从小事。
先生一到波士顿，先住在正道会陈锦（华侨叫他作进教锦）家里。等我知道革命大哥来到，就约同洪门兄弟招待他住在旅馆里，每天叫菜吃饭，这本是兄弟们的义气。住了两天，他说：“我们节省一点，留下钱打满清罢。”这可以看出孙先生的可佩处。随后他就搬到我家，又转住致公堂。我们一起自己做饭吃，吃些牛肉番茄汤之类的东西，并畅谈国家大势。孙先生手不释卷，埋头苦学。但为人极其虚心，生活刻苦，他整天到街上找人谈论道理，调查社会情况。我卖猪肉要早睡，他老是在那儿伏案作书，没有倦容。我们同住了5个月。后来他去了纽约。
那时孙先生已经把辫子剪了，穿着西装，我们还留着辫子，盘在头上，穿着中国便服。只有被美国法庭抓去坐牢的侨胞，才被监房剪去辫子（据说是怕用辫子上吊自杀）。
侨胞热心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孙先生后来到纽约发展兴中会组织。最初有200余人，但在革命处于艰难的情况下，大家灰心离去，两年后在美会员只剩七位。其中一位负责人钟性初先生，因工作困难，心中惭愧无似，于旧历除夕跳海自杀。孙中山得讯后，心里非常苦闷难过。不久他同我商量，认为在美洲要使革命得到发展，还是要依靠洪门兄弟，革命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于是孙先生才再回到致公堂来，举行全堂会员总注册，并定出80条会章。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众志成城。黄花岗之役失败，国内的同志曾向孙先生致电急需15万美金。孙先生举手无措，寝食不安。当时我想5块10块的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于是就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大家一致赞成，立即把款项筹足了[4]。当时许多人奇怪，华侨何以这么热心，平时一毛一分地节省，不在美国花费，叫美国人看见就“生气”，名之为“吝啬鬼”，但能一举手间即筹得15万元，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奇怪，其实是华侨饱受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孙先生为国奔走，经手革命经费很多，他自己却是不名一文的人。辛亥革命成功，他急于归国，路费450元美金，我记得还是由阮本万、李圣策、伍钦雄、黎观长和我等五人拼凑的。伍、黎两先生也继孙先生先后去世了。阮、李和我尚存，但阮的两眼已于前年盲掉，年纪很老，仍在美国。
孙先生回国之后，我发动致公堂通电300多封拥护他当总统，后来他曾电邀我作总统府监印官，我说：“我不会做官。”过了不久我知道他被迫辞去大总统之职，原因是美英帝国主义捧出一个大国贼袁世凯来。孙先生对“德谟克拉西”的美国本来期望甚殷，这一下真是当头棒喝。
还有一件好笑的事足以说明当时我国消息直接达到美国很迟慢。武汉人民起义，孙先生事前毫无所闻，他和我都是看到英文消息才晓得的。由于“黎”字同“李”字的英文译音相同，当时我们都猜不透“李元洪”是谁，后来才弄明白是黎元洪。
华侨是渴望祖国富强独立的，也实在帮助了辛亥革命，所以，后来孙先生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句真话。
安良堂的创立及其功过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辈于己亥岁（1899年）逃往美国，组织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我们洪门兄弟只称之为“保皇党”，非常鄙视他。若干封建奴才，则为康有为标榜的曾受光绪“衣带诏”所迷惑，加上美国当局对他们暗中支持，一些狗腿子“出番人”就为其利用，来对致公堂的革命活动进行分化、挑拨与打击。康有为的徒弟如梁启超、徐勤、欧榘甲、陈继俨等先后加入洪门。其后欧榘甲更运动致公堂干事唐琼昌创设《大同报》于旧金山，外表上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倡反清论调，后来转而歌颂“天子圣明”，与革命为敌了！我们当时工作很忙，又要做工觅食，又要为侨胞排难解纷，同时文化程度也低，报纸上说了什么，竟然没有及时觉察到。直到孙中山抵美入堂，叫黄三德、唐琼昌开除了欧榘甲，由刘成禺担任主笔，革命宣传工作才大力展开。
这时，革命侨团有致公堂，反动侨团有保皇党，另外还有受美国人利用的华侨“土生同源会”，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种各色的封建会馆。如“桃园结义”的刘关张赵成立“龙岗公所”；谭谈许谢四姓是言字边的，于是成立“四姓会馆”；陈胡袁成立“至孝笃亲堂”；古书上有句“使薛为司徒”的话，司徒和薛姓成立“凤伦堂”；“伍子胥出关”的伍姓，成立“胥山公所”。姓关的欺侮姓周的，说周仓曾替关云长托过大刀。总之，侨团组织，甚为纷乱，恃强欺弱的事，在一些人的挑拨下常常发生。我就在1894年和1905年间集合致公堂的热血青年，在波士顿和纽约另组“安良工商总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堂总堂之下，来进行“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工作。保皇党的人却叫我们为“暴徒”，公开诬蔑。当时伙伴现尚生存者有阮本万、李圣策、陈光耀等人，大都“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我是热血沸腾，腰间常常暗藏两支手枪，来跟敌方的暗杀者“驳枪”决斗。反动的人物每每是非常怕死的，保皇党、美国警察、狗腿子及各种坏蛋们，见我们凶狠勇猛，动不动就以人命相见，也就畏缩起来，再不敢如过去那样挑拨人同类相残，唐人街社会获得了安宁。
我任安良堂的总理三四十年，现在堂皇壮观的“安良大厦”20座遍于美国东部各城市，过去堂员达2万人。但由于这不是政治性团体，从来不曾有过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有模模糊糊的“义气教条”、“爱国热情”。团体虽大，而分子复杂，斗争陷于权利和意气，与立堂初旨背离很远，渐渐也因与政治斗争形势不适合而趋于蜕化瓦解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而且若干分堂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攫夺了去，成为国民党在美唐人街藏身活动的据点。华侨怕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上门来找麻烦，迫得敢怒而不敢言。谈论至此，我觉得十分痛惜！
现在检讨起来，安良堂是曾经一度完成过它的护侨任务的，对祖国的革命捐募工作也从未间断过。侨胞身处异域，如无母孤儿，祖国不能保护，受人凌辱，非如此不足以言生存自卫。但无可讳言，整个时期有“山头”、“宗派”的浓重气味，许多事情每每陷于意气冲动，而且，许多殴斗行为使华侨痛心疾首，损害了唐人街的安宁和利益。我今年已84岁，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不胜感慨系之！
第三节 从唐人街谈到木屋和戮尸
由于当时“白种人最优越”论的泛滥，很多美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我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流氓常叫我们为“黄猪”、“该死的蒙古人”等等。后来又把这种骂街的话编成“文明”的字眼叫做“黄祸”了。他们荒谬地宣传：“美国工人生活的困难或失业，是因为下贱的黄种中国人抢去了他们的饭碗。”因此就订下15种“排华律”，社会的歧视，法律的排斥，无日无时无之！
唐人街和中国生活方式
美国人把中国人聚居在一起的地方，叫做中国街或唐人街。从字面上看本来没有什么不敬，但“唐人街”这名词，含有美国流氓看不起中国人之意，他们到唐人街是带着“看马戏”的心情去的。说起美国，根本没有一种纯粹美国人种，真正的美洲土人已被美国人几乎杀绝。新大陆是由各民族共同开辟的，中国人也出过很大力量，唐人街的存在就是证明。在美国有许多街，许多城，都是各民族单独聚居，有些城全城都说德国话，可是并不叫“德人城”、“德人街”。
唐人街又是我国侨胞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产物。第一，华侨在那每日工作要达16小时，有的竟达20小时，每一分钱都是血汗换来的。第二，最初，华侨开商店要租房子，但是如果这家商店地位适中，生意赚钱，美国暴发户房主就千方百计来强迫搬家，或把租钱提高几十倍，不让我国人续租。因此，我们只有省吃省穿积下余钱去买房子才牢靠，才能安居乐业。聚集在一起也好守望相助，抵抗美国人的压迫，这也是唐人街形成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旧金山、纽约、洛杉矶、沃伦、芝加哥都有庸人街，经营餐馆、洗衣馆、杂货店等生意。关于唐人街情况，许多游记都写过了，我不必细谈。那儿并不如美国人所说的是那么“神秘”，也绝不如好莱坞电影描写得那么“肮脏”。记得1948年，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到纽约唐人街拍片，先把几十车垃圾摆满唐人街，来说明中国人的确是“不卫生”，侨胞当时提出警告，警告无效，只好把那些反动的摄影者打跑。在纽约有四条唐人街，我就在“勿”街（Mott ST.）住了50多年。旧金山有五六条唐人街。在芝加哥、波士顿、洛杉矶等城都有。唐人街的发展，早就受到美国当局的暗中限制。譬如一个华侨娶了一个美国太太，那么他自买的房产就无权单独处理，他死后，遗产只能交给美国太太。同时，美国当局曾企图使在美国出生的我国青年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可是他们之中不少人是依旧中国方式如故。因此唐人街至今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连招牌也写的是中文。
在美的老一辈华侨更富有这种特点，他们吃中国饭，穿中国土布衣服，着广东木屐，吸广东造的“朱广兰生切烟”，吃中国腐乳、咸鱼、霉菜，连吃药都吃中药和“王老吉凉茶”。我们省吃省穿，赚了工钱就返回祖国。过去若干老辈华侨，虽然还有“谁来给谁纳粮”的思想，辛亥革命前后却非常关心祖国前途了。譬如，在辛亥革命和对日抗战时期，华侨捐了许多钱。抗战胜利后，许多华侨在美国结束生意或卖了铺子、房子，想回国参加建设，不愿再在美国受侮辱。可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和他所订的明抢暗偷的“侨汇办法”，使这批华侨倾家荡产，从祖国又失望地到美国去了。而今新中国成立，华侨正当权益有了保障，华侨这种参加祖国建设的志愿可以愈来愈在广大的范围内实现。所以，我在1949年人民政协会议前得毛主席电召，决心回国。在回国的时候，还有装成“朋友”的美国人劝我不要回来，说我在美国住惯了，新中国“不民主”，美国的飞机会炸北京。这种欺骗和恐吓被事实粉碎了。以共同纲领的订立来说，各民主党派都贡献了意见，我也贡献了意见。
旅美华侨愿意回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那儿是生活在火山上，绝不是什么“金山”。美国生活就是大鱼吃小鱼，中小工商业没有生气，财富集中于华尔街。譬如：美国的商会也准许我国商人“加入”，但是要服从他的“独占价格”，使我国小商人在大老板操纵下亏本。华侨青年在美国也有作工程师作飞机师的，待遇总比白种人低。而且只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文凭才值钱。美国少爷谁有钱谁就买到文凭。中国留学生读书的天分和苦学精神是比美国少爷高的，但考试之时，学校当局总不让我们名列前茅。这种美国生活方式是很难叫人过下去的。
木 屋
孙中山先生抵美时，曾被美国当局押在“木屋”里。木屋是什么？木屋就是美国移民局在旧金山港口外一个荒岛上盖的专门拘押入境华侨的监狱。白种人移民则另有洋楼，不必住木屋。
为什么叫木屋呢？它是用木头架起来的矮房子，房顶是用马口铁作的。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出油。木屋又矮、又小、又黑、又臭，拥满了人。床铺是几层的摞架床，几十年都不打扫，当然很脏。木虱、跳蚤咬得人寝食不安，病了死了也没人理。美国当局口口声声讲卫生，但是他们就用这样不卫生的方法对待毫无罪过的我们新入境的中国人。木屋墙上有许多我国侨胞题写的控诉文字，真是一字一泪！70年来，侨胞死于木屋者曾有七八千，有的是上吊，有的是割颈，有的是被虐待过重，气郁身亡……要知道，破了产的农民每每是靠典田押屋，卖子弃妻，高利借贷，才弄到一笔去美的护照费和旅费。如果不得上岸，负债重重，何时清还？今后生活，何以解决？真是前途茫茫，一片漆黑。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一死了之。这些事说起来太惨了！
有的人被关在木屋里，根本没有什么被关的理由。有些华侨子弟办好护照到美国去寻父兄谋生，移民局的官员勾通“出番”故意刁难。在一次问话里，问题竟有2000到5000个之多，如：你父亲的房子是向东还是向西？你哥哥家里有几头牛？你家里养了几只鸡？你乡下的池塘有多大！你何年何月镶了金牙，用多少钱？你父亲的金牙在哪里镶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答不上或稍有不对的地方，就被关在木屋里，有的人被关达三两年。
想出木屋，也有办法，就是打官司、出钱赎。移民局的医生说华侨有沙眼，有蛔虫，有TB（肺病）等，这又是敲诈的手段，给了钱他就说医好了；不给，叫你滚回中国去。
这样，华侨弄张假护照是美金3000元；船费是500元；说错了口供，打官司行贿三几千元；有沙眼又敲三几百元。许多人，未曾踏上美国的码头，就先欠下了近万元美金的债务。即算幸而上岸，辛苦工作，一个钱也不敢花，非二三十年还不清这笔冤枉债。
还有，中国的妇女侨胞在木屋里要受脱光身子检查的侮辱，许多人羞愤自杀。1948年夏，一位中国女学生赴美，临盆生产，仍然被扣起来。又一位梁碧国女士，不堪折磨而自杀。“排华律”名曰取消，实未取消。
移民局官员对登岸侨胞检查完毕之时，用粉笔在我们衣服上写上“O.K.”两字，把中国人当畜生或货物看待。走得慢一点，就拳打脚踢，大骂“黄猪”。
戮 尸
19世纪末，美国荒僻地区的开发工作已基本完毕，于是厉行排斥华侨工人的政策。美当局教唆流氓地痞和落后工人，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限制、迫害与虐杀华侨。1901年有位华侨司徒芳（广东开平黄蜞塘村人）发动6万人签名通电清政府说：“苛例百出，令人骇绝，凡属中华人，辄遇痛殴，幽禁常百人，华人以常病死，亦须戮尸……”当时清政府所行的“磕头外交”政策，自然不理华侨死活。美国对华侨入境的限制，自那时起苛刻起来了。至于这位司徒芳，还是一位天主教徒，并且在美国轮船公司当唐人买办，吃洋饭的人而居然签字通电，跟美帝反目，可见事态的严重。不久，国内同胞响应了海外孤儿的呼声，1905年有抵制美货之举，运动自上海展开至广州、福州、武汉、天津、烟台等十大城市。我们在美国得知，更加兴奋。可是美国恐吓清廷，说“美国商人因此而有损失，应由中国赔偿之”。这个运动就镇压下去了。
戮尸是怎样一回事呢？就是华侨死后，无论是什么病，都要给美国医院拿去解剖。中国人的习俗，不惯这一套，故此十分愤恨。即使解剖对医学上有帮助吧，但当时对中国人的解剖并不是完全站在科学观点上，而是站在贱视和仇视“黄猪”的观点上。尤其是解剖中国人的尸体用不着花钱或花钱很少。这真是岂有此理。故此，在街上有些华侨尸体（打死、摔死、辗死），给警察拿去就永远不见了，完全有可能是送去搞什么试验了。
“偷 关”
自从美国当局定出了限制华人入口的苛刻移民条例之后，想到美国去的广东四邑人，就不得不用“偷关”的办法，即不用护照，偷过关国移民局的海关，进入美国。
怎样偷关呢？说起来真是一件惨事。
那就是：在香港同开往美国的轮船上的中国厨子、海员谈妥，请他们帮助，用装货的大木箱或船上特备大棺材把人伪装掩蔽起来，放在货舱里，或者人躲在火房煤堆里，来瞒过关员检查。船上的术语叫作“屈蛇”，泄了风声叫做“标蛇”。开船以后，箱内的偷关者才出来吃饭和大小便，再回去睡在箱子里。这样一直要经过25天之久，人几乎是闷死了。船抵旧金山码头，中国那些“包关”的人就去向美国关员“用黑钱”，谈好了条件才把那只有暗号的箱子当普通货物用起重机卸下岸来，由码头伕滚下吊桥装上汽车去。这是过了第一关。偷关者所用的钱和正当取护照少不了多少。第二关是那些“出番”狗腿来敲竹杠。第三关是不能出街。到街上遇到警察检查，没有护照，还是要捉起来驱逐出境。第四关是在“地下”生活两三年，有的人甚至住在“地下”二三十年，才向美国警察和移民局花一笔钱搞些什么证件，这算做大功告成。
有一些“偷关”不过的人，被殴被逐而回，甚至死在关员的刺刀之下，死在港口检疫局放硫磺煽舱的毒气下，或被压死在煤堆中。说起来使人鼻酸，因为关上的人员很多，“包关”者不能对每个关员都满足他们的需索，一些不满的关员就故意为难，他明知道箱里有人，却使劲地将检查货物的刺刀插进箱子里去，把人刺伤了，刺中要害的就死掉。箱子里的“偷关”人咬牙忍痛，也不敢作声。有幸到了岸上，也要大病一场。或者“包关”者没有跟关员谈好条件，或者作弊的关员要破一两件案来向上司报功，他们就当场把箱子打开，拖出“偷关者”狠狠地痛殴一顿，打得死去活来，罚以重款，然后逐之出境。我有一位朋友，绰号叫“棺材槐”，他就是用棺材偷关进来的。棺材里很闷气，迫得他用辫子垫起棺材盖呼吸。夜深人静，闹出许多“鬼话”。
第四节 旧中国媚外辱侨的磕头外交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10年中旧中国派到美国去的外交人员，办的都是“磕头外交”。他们丢尽中国侨胞面子，只会讨好美国人，只会骗侨胞的钱，华侨有了事，这些人不特一概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在美国六七十年，我是常常跟这群家伙“捣蛋”的一个，我在侨团集会里常常痛斥他们的无耻。
李鸿章之流的“苦力贸易”
早在100多年前，清朝政府派到美洲的外交人员，除了卖国签约以外，就是向新大陆的大农场老板、大矿场场主、大工厂企业家提供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例如1810年巴西的茶工，1844年秘鲁和圭亚那清除鸟粪层的苦力，1847年古巴的蔗工，1852年美国加省的淘金工人、筑路工人，1858年哥伦比亚的农奴与矿工，1881年加拿大的筑路工人，再如巴拿马运河的挖河工人等等。自1847年至1874年间，赴美洲各地华工约为50万人。中国劳苦大众的血，洒满了当时是荒芜而今是繁华的美洲。美国人苏华特（Seward）也不得不承认：“使加利福尼亚得有今日之富庶繁荣者，成就之速，实非当时所预料，而该省所痛恶嫉视之中国移民，则为造成此种美满结果之要素……”这些中国劳工，也就是所谓“苦力”或“猪仔”。美国大老板缺人，清廷的“钦差”就如数送到。华工的生命与生活，“钦差”却一概不管。
“猪仔华工”的血泪账
现在，我来详细谈谈早年被所谓“苦力贸易”协定出卖给美国的华工情形。
很巧，敝亲司徒乔最近从美国搭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他途经檀香山时，遇到了三位幸而生还的老华工。他特别为他们作了速写像，这真是可宝贵的资料。
他们三位是由檀香山中华会馆资助归国的。在船上，司徒乔用尽方法请他们谈了毕生为美国资本家剥削的血泪史。
原来这三位老华工，都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人，一个叫郑进禄（中山县人），一个叫李东号，一个叫汤心海（新会人）。年纪都差不多已是七十三四岁，老态龙钟，眼瞎腰曲。谈起作“猪仔”的生活时，他们一边谈，一边掉泪。他们因为53年被隔绝在一个与外界少有接触的蔗园中，对世界的变动，毫不知情，又由于长期的残酷的“农奴”生活，使他们成为只会锄地，不会思想的“会说话的畜生”，记忆力极差，脑筋怎样也开不动；结结巴巴地一个单音一个单音地讲，构不成一句完整的话。司徒乔与他们同船半月，才把他们的身世弄明白。
53年前（1897年）他们正是20岁左右的青年小伙子，在家里无以为生，跑到香港瞎撞，被一个姓袁的“猪仔头”给卖了。受了美国宣传“到金山发财”的骗，一同被卖的有600多人，同坐一艘火船在海天茫茫中航行20多天，向“金山”前进！有一天船靠了岸，地名叫做考爱岛（Kauai I.）。姓袁的猪仔头骗他们说：“金山到了……”大家被赶入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去“开辟农场”，一做就是53年苦工，计19000多天。直到今日，600多人除他们三人幸而被侨胞救济回国，六个住在考爱岛继续为奴，十多个人逃亡不知下落外，都死光了，葬身荒野。他们能够回到解放了的祖国真是万幸。原来考爱岛并不是什么美国“金山”，只是美国属地檀香山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
当时，美国老板对他们说：“你们开荒吧，开多少都是你们的。不过田里的收获却要卖给我，你们应用的东西，也由我赊借。”于是600多个华工不分日夜地在开天辟地。美国老板偶尔坐着汽艇登岸监督这些“农奴”们种甘蔗、稻米。甘蔗和稻米收割时，美国老板去过磅运走，交给“猪仔头”一张账单。甘蔗的付价只比水价高一点点，而美国老板供应的农具却贵得像银子打的，再加上垫支的伙食费，两相抵算，“猪仔头”倒要欠下美国人的债。美国老板是用包工制，由猪仔头承包。猪仔头还要负债，猪仔就更活不成了。大家当时很气愤，美国老板向大家拍胸膛说：“好好地干吧，开荒的头一两年都是不免亏本的。你们的困难，我知道，可以借点钱给你们，利息少算些。”
辛苦一年，郑进禄他们600多位“农奴”，除两顿吃不饱的粗饭而外，每人只得到年薪美金8元（平均每月6毛6分6）。即使工资只8块钱，美国老板还要从中再捞回一点：他在农场开了一家日用品的铺子，卖烧酒和烟卷。铺子里东西贵，而且不赊账，华工买一根缝衣服的针也贵得出奇。
五年过去了，每年结账，袁猪仔头仍然摇头叹气，美国老板仍然拍胸膛，解释“理由”。农奴们仍然是年薪美金8元，他们仍然被禁止与外界接触。老板强迫他们“好好干活”，因为据说：“在美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百万富翁。”
第六年，原来的两个老板不再来了，派来了一个美国管家。这个管家比老板还凶，手拿马鞭，骂华工是懒鬼，并强迫多开荒地，延长工作时间。他指着猪仔头的鼻子大骂：“难怪你亏本，这么一大群懒鬼不好好做工，要严厉地管束他们！你不学学我们那位美国主人，他从前是三几千块钱的小商人，五六年后是檀香山大名鼎鼎的‘蔗糖大王’了。”于是猪仔头更加凶狠地压迫华工，希望榨得更多些好去还债。华工每日不分昼夜地劳动，晚上12点才准睡觉，第二天早5时就要下床。因为檀香山天气热，大家没有钱买衣服，索性光着身子在烈日下干活。这么再一迫一打，不少农奴都生病或积痨吐血死掉了。15年后，美国老板满载而归，成了纽约的富翁。过了20年，田庄易手。换来换去，但每一个老板都发了财，至于华工年薪，仅从每年8元加到10元。袁猪仔头也还不清美国老板的债，而且越欠越多。他虽然当了走狗，残酷到没了人性，华工恨之入骨，但这个狗也并不怎样吃得很饱。
在以人为畜的凌辱压迫下，大家受不了，强悍的人组织反抗或开始逃亡。考爱岛是个与世隔绝的荒岛，怎样能逃出去呢？据说：有的人会泅水，就浮着一根木头在茫茫大海中前进，如果不被偶然过路的商船渔船所救，他们必然精疲力尽，沉入海洋。有的人在岛上向过往船只呼救，可能被救走。有的人虽然逃出蔗园甚至上了船，但被猪仔头发觉，就去追回，在农奴面前由美国管工苦刑拷打直到断气，或剥光衣服，给烈日晒死，或用麻袋系后，抛到海里喂鲨鱼去。总之是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逃走的人，以恐吓其他农奴。组织反抗的下场，亦是如此。弄得后来大家“服服帖帖”，断绝一切思念。53年中，他们名叫“去金山”，但不曾与“金山”见面。他们不识字，不看报，世界变成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没有亲人，没有老婆，他们听天由命，只好怪“运气很坏”，坏了50多年，直至像一只蚂蚁那样无声地死掉。牛马还有人疼爱，他们是做牛马一样的工作，却连牛马也不如。
华工们每五年左右有的可能积到二三十元美金。他们怀念家乡，每每托美国商店替他们汇回去。家里却从来不曾有过回音，是猪仔头把来往书信都扣留焚灭，以绝归念。家里的人在两不相知的情况下也死光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无可留恋，没有希望，他们是被世界遗忘了的一群。
1935年，农场新的美国主人派律师来跟袁猪仔头清算旧债，连本带利，数目大到吓人。猪仔头没有办法，只可另外重写一张限期清还利息加重的欠单。一世为狗的猪仔头老袁，气愤交加，迫得自己吊死。他的百万富翁的好梦也完蛋了。这是个“小骗子遇着大强盗”的收场。
后来，美国人亲管农场，华工活得更像一条狗。到了1950年夏天，美国管家认为郑进禄他们三人“老而不死”，只吃饭不能“榨油”，死去时又多少要花一笔钱，就通知檀香山中华公所，说有这么三个老华工，要你们救济，送回中国。中华公所才发动捐助，把旅费寄去。他们从考爱岛坐飞机抵达檀香山，在檀香山押入木屋，请求出街买些用具，却被揍了一顿。办好手续由移民局木屋押他们上威尔逊总统轮大舱里去。这样，从香港去的，又从香港回来。檀香山的面貌，他们都无缘看一眼。船抵香港，他们口袋里仍然放着不曾用掉的檀香山中华公所给的四十几元美金。这是53年来，他们最大的一笔财产。
他们说：“考爱岛最初有土人千余，他们很好客。打野兽回来便叫我们去吃，晚上有时还请我们去看他们的集体跳舞和唱歌。这些年来，土人已经绝迹了。怎样会绝迹呢？美国人继续开荒，把森林砍掉了，把土人赶到深山里，渐渐死光了。”是的，土人死光了，这就是美国所吹嘘的“民族自由”。
考爱岛还有华工吗？还剩六个，他们还有点力气，美国老板不让走。
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文明”吗？是的，正是他们的“文明”，在那么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荒凉的考爱岛上，这600多个华工劳动到死，而几个美国老板借此而成为富翁。他们的“幸福生活”，染满着中国工人的鲜血！百余年来几十万到美国去的华工苦力就是如此。郑进禄三人的生活史，不过其中的一个眼前实例。
又有一位亲戚，他向我讲述过他本人身历的苦力生活。
他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而且也曾到北京考过试。落第归来，处处遭白眼，他就以“自由身”名义参与了美国加省筑铁路的中国苦力行列。同伴们很尊重他这“老童生”、斯文人。但到达加省，美国工头不客气，要他和其他华工一样抡起鹤嘴锄，披荆辟土。这就苦坏了这位从未劳动过的书生。他气喘汗流，筋骨酸疼，头昏眼花，手掌流血，每天工作14小时，月赚美金26块。与山林居，与鹿豕游。熬下去眼见送掉老命，回唐山，没有路费，不特金山好梦已破，而且陷于进退两难，抢地呼天的凄凉境况了。于是他改变宗旨，因为过去读熟了一些《三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就用娓娓动听的方法讲述故事来解除华工同伴的疲劳，并且免费代写家信。华工们欢迎这个好办法，每天叫他把无穷尽的故事讲下去，不必再锄地。为了应付美国工头，仍然手执锄头，另用一个人去“放哨”，远望工头来了就咳嗽为号，停了演讲，照常工作。如是者两年，等到路费有着，一溜烟跑返祖国去了。他又说：小时颇聪明，算命的批他说必中“翰林”，到了加利福尼亚的酷日曝晒中，汗淋如雨下，他才对人长叹道：算命先生还准，原来我在美国中了“汗淋”。他用骈四骊六的句子作了一篇《美洲游子赋》，描写深刻、凄悲，目下仍在唐人街中传诵，可惜我已忘掉。
蒋介石的使领馆酒会从来不请华侨
旧中国在美的使领人员是看不起普通华侨的。国民党统治20多年来，每次使领在美国的鸡尾酒会或什么庆祝会的请柬，多送给外国人，华侨休想在大使馆宴会上与外国人接触。这些反动官僚名义上是“中国人”，但怕中国人出场丢了他们的“面子”。他们见到中国人就生气。“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中国的官员也瞧不起华侨，你叫美国流氓怎不加倍来凌辱我们？
不过，美国人也并不怎样瞧得起这些奴才。1945年4月联合国开会之时，我也被聘作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恭逢其盛。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出席了大会。人家各国代表在会上演讲是用本国语言，然后由翻译转达，宋子文却用英文发言，而且其中还加上些美国俚语。当时我在旁听得“毛骨悚然”，美国的华侨大为不满，美国的报纸也对此事冷嘲热讽。
还有中国在美的大使馆，是用减免的庚子赔款盖的，听说建筑物上有石刻说明此事。美国强盗抢了我们的钱，“施舍”一点给蒋介石政府盖大使馆，还强迫我们歌功颂德，他们也真的这样做了（一说后来又拆掉。不详）。除华盛顿那一座可耻的大厦和檀香山华侨捐了一座领事馆以外，美国各城市的中国领事馆都是租美国房东几间房弄成的，太玷辱人。例如纽约，在一所大厦的14层楼上几间小房就是领事馆，望见了使华侨丧气。不过，华侨永远不去14层楼那里去找他们，他们也不找华侨。我们华侨好像从来没有过祖国。有苦无处诉，心也碎了。
中华公所的“外交”和罗斯福
既然旧中国这些外交官见美国当局只会磕头，又看不起中国人，华侨在美国的“外交”方法，只有自己组织社团，团结自卫……如商人有中华公所，各姓有宗法会馆，各籍有区域会馆，洗衣工人有衣馆联合会，青年有青年会，在较老和较大的组织上有致公堂和安良堂。遇有什么事情，由各公所、各会社去花钱请美国律师，求得在“法律”上伸冤。也就是说，华侨本身自办“外交”。打官司是难得胜利的，不过送几个钱有时会生效。美国的“法律”是看在钱面上的法律。
美国安良堂在美故总统罗斯福还是当律师的年代聘他做长年法律顾问，遇有案情，逐件讲价，多少不定。他老人家也还克己，不会强要太多的钱，我因此和他建立了友谊。我是安良堂负责人，常常见面谈案情。这样一直到他做了总统，才辞了安良堂的法律顾问职。他的总统一当就是三任十多年，华侨有什么事，我同他通信办理交涉时，他很快就有亲笔信答复，能帮的也帮。至于我们写信给中国使馆的呈文，大多是石沉海底，少有回音，回的信也不过敷衍敷衍，决无结果。
第五节 在美国流氓挑拨下的堂斗
华侨到了美国，常受当地流氓、警察、移民局官员、“出番人”勾结一起的欺凌鱼肉。当初为了生存自卫，予恶棍以报复，因而组织成立许多“堂口”、行会，计有二三十个之多。在以往大部分华侨差不多都加入某一个堂，取得团体保护。这些堂又名“山头”。
当地的坏人很害怕华侨这种团结，因此利用这些“堂口”的宗派性、保守性、政治落后性，加以挑拨离间，收买内奸，制造疑忌，挑起争斗。在堂斗惨剧中，死的是中国人，而他们坐收渔人之利，然后各个分化，把“堂口”稳稳地控制在警察侦探和法官的手里——这样，起初立堂结社的义侠主张，渐渐为纷乱迷惘的宗派斗争所冲淡甚至掩盖了。
这种堂斗，在美国东部和西部一带连续有二三十年之久（自光绪十几年到民国十几年），此起彼伏，或大或小，不下六七十次。旧金山牺牲华侨百余人，纽约牺牲华侨200余人。我们各堂的头领好像被人玩弄的蟋蟀，只要小竹丝一挑动，两只蟋蟀就打到你死我活。
我们中了敌人的毒计了，后来才痛自改正。堂斗至今已不复存在，但这页华侨痛史，谈起来仍是令人色变。
“堂口”和堂斗
堂口，都属华侨工人的下层组织，上层另有会馆、公所等，除了致公堂这个历史悠久的洪门组织不算，据我的记忆，有如下几个：
旧金山有：萃胜堂、秉公堂、协胜堂、合胜堂、安益堂、瑞端堂、聚良堂、竹林山房、协英堂、华亭山房等10个。
纽约有：安良总堂、协胜分堂。
属于三邑籍散处于各埠的有秉安堂、昭义堂、松石堂、西安堂。
香山籍（中山）有俊英堂。
各大城市如华盛顿、费城、圣路易斯、底特律、匹兹堡、保鲁磨、榄勿顿、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并有安良堂的分堂11个和支堂七八个，受纽约总堂指挥。我是总堂的多年负责人，70岁后才退休。
堂口的成立，大多是以“义气团结，守望相助”作信条，起初的确是保护了会员，免受了美国流氓和“出番”等坏蛋的欺侮；但别有少数有野心的内奸、走狗、好吃懒做的华侨二流子，渐渐地在美国侦探局策划下混进堂口甚而掌握了堂口大权，转而以堂口之力压迫弱小的侨胞了。为了报仇，堂与堂之间于是展开争执，闹出人命。
堂有堂所，为各会友集叙、休息、娱乐的地方。堂内正中不是供奉关公，就是供奉岳飞，洪门性质的堂则供奉反清复明的“五祖”。堂内兄弟，每月须供一两元的月费，或捐助神台上的“香油钱”。另外还有小储蓄会的组织，名曰“标会”，大家的余钱按月交来，由急需“返唐山”（回国）者或开铺头做生意者标得了，陆续还本清息。这种积蓄标会办法，对于华侨成家立业很有帮助。每堂会员有的三五百，有的三五千，最多的是安良堂，会员两万人。各堂堂内大抵是设总理、书记、财政和外交。会友受人侵害时，堂就要出头交涉，代为解决。有什么生病死葬，堂的兄弟出来救济。年老而无法工作的，堂的兄弟捐助船费，送之返国。
这些堂的确把一盘散沙的侨胞组织起来了，问题是缺少政治教育。可是，我们过去哪里有什么政治教育？我们连字也识得不多，只是年少气盛，一片热血。
堂斗的起因、经过非常复杂，这是个很痛苦的回忆，我一时也记不了。下面举两个例子。
譬如，有一位华侨在某街开了一间洗衣馆，或杂碎馆，生意很好。“出番”坏蛋就在美国卫生警察与流氓的教唆之下先是敲竹杠，说设备不合“卫生条例”，进而叫你平价全盘顶让给他，再不肯顶让，他就在你的店旁另设一间，用各种卑劣手段争抢你的生意，非迫使你关门或就范不可。这样争执就起，谁是谁非，明明白白。但“出番”坏蛋和美国流氓勾结挑拨堂会，利用堂会，闹成堂斗。
又如：某侨胞是偷关进去的，册纸（就是居留证或护照）大有问题，出番人串通美移民局人员就来“借钱”，你借给他已经有100回了，但在第101回的时候你不借，好，等着瞧，明天叫警察查户口，把你捉起来，驱逐返国。这种良心丧尽的敲诈，谁不气忿？警告那个“出番”不灵，只好以手枪对待。如果死者为某一堂的堂员，争执又起了。
在此，可以一提邓少云的事。邓是赴美“留学生”，讨了个美国太太，书不曾念好，却学了几句英文给移民局当狗腿子，成了纽约唐人街人见人憎的流氓头。他的姑丈是广东海军将领，几十年前乘坐了海圻舰访问过美国，在唐人街着实也轰动了一下，他更加“马屎凭官威”，以为有了那么一个“钦差姑丈”，可以越发瞧不起中国人，加紧敲诈，于是乎他到处去查假册纸，到处去“借钱”，而且到处捉人，华侨社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华侨有什么法子可想呢？不料一天他被斧头劈死，像一条狗那样躺下了。暴尸街头，人人称快。
当年许多头脑简单的华侨，只觉得他自己的同姓、同乡或同堂兄弟给人打死了，大失体面，心怀报复，而不去问这个死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加上美国流氓的挑拨，封建势力的掀风作浪，就下了向对方挑战的“战书”。对方不示弱，亦加强布置，回答了一个“应战”的文书，于是残酷的唐人街堂斗就开始了。
堂斗之前，美国流氓就来兜卖手枪和手榴弹。堂斗期中，华侨商店不敢开门做生意，时闻枪声卜卜，有人应声倒地。美国警察放了哨，便衣侦探来往“监视”，打死了人，他们一般是不管的，因为死的是中国人，正合他们以华乱华的阴谋。有时是乱捉了人，硬说是凶手，在监房“问吊”（用绳子把犯人勒死）。据我的记忆：被美网监房吊死的单在波士顿一城，就有谭洽、翁光、梁亚观、司徒泽、关俊等20余人，旧金山有汤基、李焯等人。吊人时美国法官不准家属去看，但可领尸归葬。堂斗不决之时，许多人在华侨报纸上登报声明“本人未入堂”，有的人则四出逃亡。
我在美70年，前四五十年因为负责社团工作，排难解纷，招怨甚多，出入起居几乎是生活于“枪林弹雨”之中。所谓“文明的美国”竟挑动我们华侨的自相残杀至如此情状，这种“文明”真是太可怕了。
后来我们从被愚弄中醒悟过来了。我们觉得：一些坏蛋“出番”人之死，死有余辜，而因此挑起的堂斗，牺牲的是良善华侨（他们实在无罪而且还不是各堂的主要负责人），流的是自相残杀的血，可太冤枉了。我们不应再受美国流氓的挑拨。凡事不妨再三再四、仁至义尽地商谈，自己人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于是，辛亥革命之后，在旧金山的岗州公所主席李宝湛活动联络之下，召开了一个“和平会”，各堂立了和约，开怀畅饮，抱头痛哭，堂斗遂告终止。在纽约，也受到旧金山的影响，彼此在道义上制止了堂斗。零零碎碎的还有一些个别的明争暗斗，但波动是很小了。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华侨深感国势垂危，组织华侨抗日筹饷总会，大家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各堂才平安相处，消灭了被人挑拨起的争执。
美国律师包揽命案
美国流氓鼓动我们互相殴打，美国的警察卖手枪给我们，美国的律师就来包揽命案。这句话怎么讲？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些美国人唯利是图，钱是能买生命、能买灵魂的奇怪之物，有钱给美国律师，他就能替你干出离奇人事：生的变死，死的变生。信口雌黄，翻云覆雨，揭穿了美国“法律尊严”的真面目。
当打死了人，美国警察把证据不大充足的犯人捆到之时，如果无钱打官司，他一口咬定你，你不是也要死，如果有钱打官司，只要还可以有些反证的地方，包你平安无事。华侨“堂口”之打死侨奸走狗因而也相当大胆，未打之前，早已准备好这一笔钱。事后，律师收到这一大笔费用（一张命案，每每要三四千至一万美金），他就来研究开脱犯罪之道。许多时候是，他们拍拍胸口说：“给我一万元，包你胜诉。”
为了惩戒侨奸，整肃唐人街，有时侨团是愿花这笔钱的。
有一回，一位叫司徒于沃的洗衣馆老板在小城市里被一个美国流氓所指使的有色人所谋杀，方法很巧妙，就是把老板推到煮滚的肥皂缸里致死，外表上像是老板自己不慎跌进去的。此外别无伤痕。命案发生后，眼见草草了事。我们闻讯，深感如果这样下去，华侨生命财产可虑，就集堂开会，出钱打官司。结果也是律师拍胸口，“胜诉”了，同谋犯有色人处绞刑，主犯美国流氓反而无罪开释。
“堂口”的新任务，爱国大团结
随着华侨文化水平日高，政治思想日有进步，许多“堂口”为时代所淘汰而名存实亡。仅存的一些也有分化，有的走向民主革命；有的落后如故，生活非常腐化；有的明显成为美国F.B.I.（按：即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了，加之美蒋特务混进了这些“堂口”，使之完全变质，供其利用，反对祖国，陷害侨胞。故此情形相当复杂。“堂口”的斗争已转入民主与反民主，爱国与卖国，护侨与媚外的斗争新阶段，也就是华侨爱国大团结的新阶段，这使我虽然身处北京，而心怀美洲侨胞不已。我以为，广大华侨必须广泛地团结起来，消除宿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可欣幸的是：美国华侨这些堂口，基本上是爱国的，虽然落后、保守，但绝大多数人决不甘为美帝作奴，叛卖祖国。美国特务混进堂口，不会起什么大的作用。另外，堂口绝不与美国的匪帮组织发生联系，干反对美国人民的勾当。
第六节 从二十一条款到抗日、解放
辛亥革命是个不彻底的革命，孙中山先生原是相当崇拜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的人，他在波士顿时常常对我解释这个道理。结果不料却被迫下台，“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孙先生的心情怎样我不晓得，但在美洲的洪门兄弟却是非常反感：为什么孙中山不应当总统而由清朝大臣袁世凯当总统？文明的民主的美国为什么不同情孙中山而反去支持袁世凯？美国的报纸为什么整天造谣“非袁则亡”，“非袁则不承认”？美政府为什么不庆祝孙中山就任总统而庆祝袁政府的成立？
辫子虽然剪去，但我们对祖国当时的革命，相当失望。
华侨对二十一条款极为愤慨
欧战后一年，袁世凯接受了对日卖国的二十一条款。此讯传抵美国，华侨初时是愤慨，最后转为“捐款救国，反抗日本”的行动。我们痛恨日寇，同时也认识了美帝狰狞面目。因为当时袁世凯称帝，美国除了借他款外还叫无耻文痞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教唆袁贼窃国，理由据说是“中国民智低下，老百姓未懂政治，故不应行民主共和”云云。
我记得，当时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的绝大部分华侨，完全出于自动自主地要毁家纾难。除了以自己积蓄捐出外，每家华侨商店还要抽出一半“铺底”，即如果这商店资本总数值美金1000元，就要捐出500元，以便寄回祖国抗日。数目已经调查登记起来，也准备汇钱，后来一查中国还不曾有个抗日政府，钱寄回什么地方去？大家没了主意。不得已把钱再分回给华侨。
这样，热烈的爱国运动淡下去了，美国的报纸说我们中国人“五分钟热度”。这使我们难过。
日寇入侵东北前后
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时期，华侨有了新的希望。在广州组织政府的孙中山，财政有了困难，美国华侨曾有捐助，而且由致公堂发表过拥护合作的通电[5]。但另外有一些反动华侨团体却通电反对国民党改组，胡汉民、汪精卫所支持的那些侨报就是如此。
北伐前七八年，北洋军阀的代表到美国的只是谈判借款并定购军火。美国军火商对中国军阀代表的此项买卖，特予优待，或者赊账，以此来加强中国军阀混战的长期性与残酷性。1921年美帝举行所谓“华盛顿会议”来与列强谈判解决中国问题，1924年美国忽倡“共管中国”之说，“五卅”运动时美报则叫嚣“用英美法日联军20万人去重攻北京，瓜分中国”。十多年内乱，使我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等到蒋介石受美国津贴搞宁汉分裂，叛卖革命（当时美国华侨团体发电数十封，反对这种分裂），组织反共政府于南京，实行“剿共”，同美国的借款和购买军火的谈判，更加频繁起来。国民党官僚把钱存到美国花旗银行的事也越来越多了。这样民穷财尽，天灾人祸的祖国，招来了“九一八”日寇的入侵东北。蒋介石继续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则实行“不抵抗主义”。美帝国主义更在明里暗里支持和纵容日本的行凶。广大的中国版图变色了！
我记得当时有美国报纸这么说：“好得很，占据满洲的日军，将防止苏联赤化中国，并向西伯利亚进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日寇之由侵略东北转而进攻苏联的计划，是与美国利害一致的。
华侨热血沸腾，奔走呼号，集会要求蒋介石抗日，痛斥亡国灭种的不抵抗论。那时我们还骂张学良，其实错怪了他。“一·二八”上海抗战，华侨的愿望才实现了，其心情正和祖国同胞当时的心情一样。侨胞慷慨地捐出所有，汇给南京政府转十九路军抗日，可是蒋介石把捐款都扣下来，不给十九路军。我们很生气，改在银行汇款时注明由蔡廷锴将军“亲收”。据我所知，蔡廷锴将军仅仅是收到美洲华侨捐款的1/20。在美国的抗日集会和募捐，处处受到美国政府的刁难，许多美国人民却自动捐钱给我们救中国，与美政府的仇视截然相反。
抗日将领访美大受欢迎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抗日将领蔡廷锴先生为蒋所逼要去美国。其先，我接到陈铭枢先生自港来电：“蔡欲来美，能否发动侨团保护，免被敌人暗害？”我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并保证安全。蔡将军在上海的抗日，民族地位提高，使在美华侨大添光彩，他之抵美，自然会受到侨胞热情欢迎。他是“有史以来”中国官员在美国最受华侨欢迎的一人，欢迎场面也是最为壮观的。抵达纽约之日，侨胞全体出动，停了生意，带着鲜花，前往欢迎。欢迎的汽车有300余辆，并有广东的“舞狮子”。美国人民也来参与欢迎行列，表示崇敬之意。后来我陪同蔡将军遍游美国十余大城市，每处情况都是如此。美国市民并赠给他金钥匙、宝剑和纪念戒指。华侨用最炽热的心，向我们祖国的抗日反蒋英雄欢呼！致敬！
与此同时，美国侦探部出动了十几架机器脚踏车来“保护”这位抗日将领，亦步亦趋，逢会必到，逢到必问，虎视眈眈，好像想吃人。直到蔡先生离开美国为止。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收买了凶手，想行刺蔡将军。蒋特的阴谋是徒然的。华侨严正声明：谁动了蔡将军一根毫毛，当场要把凶手捣成肉酱。每逢出入，我与蔡将军同行。我说：“要打先打我。”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西安事变后，事变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将军到纽约，我和他热烈的会面，发动侨团欢迎他。以后他常来我的寓所叙谈，讲述西安事变，共产党的仁至义尽，释蒋合作抗日，讲起英勇的中国红军；讲起美国和蒋介石的阴谋；讲起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讲起中国人民抗日自卫的前途。我对杨的印象极为深刻，他是一位英勇豪迈、热爱祖国的好军人。我离开祖国太久，情况不明，经他一讲，洞见大势。我们似乎是“好汉惜好汉”，结成莫逆之交。他并且对我说：“西安事变时我同意共产党的提议放了蒋介石，他那种怕死的可怜相使人喷饭。但忘恩负义的老蒋却派出大批杀人特务跟在我背后想下毒手。美蒋特务勾结一起，我在美国似乎不很安全！”我当时很为愤慨，就嘱安良堂的兄弟加意照顾杨将军，直到我送他下船去伦敦，珍重道别。他见得致公堂的机关报《纽约五洲公报》当时经费很困难，还捐助了1000元美金给报馆，并勖以“团结抗日”的道理。
他安抵伦敦后来过一封信。从此，就不曾再见过面。
以后是“七七”抗日战争。杨将军自欧洲返国，不久就被蒋介石扣押起来达12年之久，1949年被“中美合作所”特务杀死于重庆。今春在京一些友好为杨将军开追悼会，我前往致祭，将军的威武英灵在遗像中奕奕如生地显现出来，使我忆念良友，潸然下泪！
后来知道杨将军的公子杨拯民早已参加了解放军，继承先人遗志，老怀无限安慰，寄语青年，要好好努力。
说到良友的死，我不免还想起冯玉祥将军和陶行知先生。
1946年我因参加“旧政协”自美返国，在上海与冯玉祥将军会面。后来他在国内受排挤，被逼去美国“考察水利”。行前，要我写了五六十封那边各侨团方面的介绍信，我照办了。到了美国，华侨欢迎这位民主将军。他到处演说，反对四大豪门，反对美国援蒋剿民，获得中外进步人士的热烈支持。可是美国政府决难容许他进行这种活动，蒋介石特务会同美国特务恐吓、打击、迫害冯将军，赶他出境。1948年冬我返回美国，已不及看见被逼离境的冯将军了。据华侨报告，冯将军在美期内，美国侦探和国民党特务是无分日夜地去找他麻烦，使他难于在美停留。
陶行知先生在“七君子”案发之前到美国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和他偕行的还有陆璀女士，当时由陈其瑗先生介绍和我相识。陶先生住在纽约我的家里，天天畅谈救国之道。他是一个富有情趣、精力不疲的大教育家。他什么都能干，言论万分通俗，善于比喻，妇孺均晓。后来在美国站不住，跑到墨西哥去了。我写信拜托当地洪门致公堂的兄弟照料他。他住了一个时期，就转程返国了。
1946年在上海，他打算下午欢迎我，早上却急病去世了。差个半天，竟不及共谈阔别10年的心事。
关于司徒雷登
1947年我与司徒雷登在南京见面。那时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正要同蒋介石订立中美条约。他请我吃饭，说是用“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我这个“半个美国人”的六七十年旅美老华侨。他对我解释，他是美国人，但在中国住了五六十年，父母的坟山也在杭州，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所以与其说他是美国人，不如说他是半个中国人，他一定要协助我们把中国搞好云云。他又说，他在燕京大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大可以“团结”在一起做番“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他有不少“劳绩”。他愿终老于中国。
我向他表示：“是的，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可是并不怎样爱现今美国，所以不是半个美国人，我还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这把老骨头埋在中国。我是一个出身于中国多灾多难的农村破产农民，到美国也只是做小贩，当厨子，没有办什么‘教育’，在国内和国外都受人欺侮。美国人在中国开学堂，办医院，并没有使华侨对美国人较为亲热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有两张脸孔，两套方法，很不诚实。在美国许多人没房子住，没有书读，没有工做，没有饭吃，美国政府应该花多一点精力办好他们自己的事再说。
“中国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民族，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美国兵，美国飞机，美国军舰几乎开入中国每一个角落；美国货充斥了中国市场；美国的银纸在中国流通，美国人那样地关心中国政治；美国政府那样热烈地搞起中国内战。很明白，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就亡于美国。我知道，在美国历史上用这套方法已经亡了古巴和菲律宾。加拿大和澳洲也危危乎不可终日了。中国人决不可能接受这种命运。”
当时我的话很不客气，不过我讲的是广东土话，夹以半生熟的英语，司徒雷登不知道听得完全没有？这顿饭，无疑是吃得极不痛快。以后，解放军解放了半个中国，司徒雷登不可能终老于他所“爱恋”的中国，他回美国去了。司徒雷登返美后，我也回到美国，我们不曾再见面。他被华尔街老板骂得狗血淋头，埋怨他失掉了一个“可爱恋的中国”。
抗日募捐和人民胜利公债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在美国知道这是长期抗战，要长期募捐救国。因有“筹饷局”之设，我辞去其他职务，专职纽约筹饷局工作5年之久。每日早上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才了事。当时募款的名目有如下各种：额捐（每人每月额捐15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公债票。八年抗战，纽约每个华侨平均额捐了670元到1000美元，另外公债和杂捐不在内，额捐款项在1400万美元上下，都从中国银行汇给了蒋介石。美洲华侨抗日时期的募捐与公债，全数当在美金几亿，但蒋介石不肯公布数目。
抗战初起时，美国的军火商和日本大做生意，把军火和原料供给日本去杀中国人民。对于华侨如火如荼的抗日募捐和侨团对于不爱国侨胞的惩戒，美国政府公然出面干涉，说这是刺激日本。我们在唐人街推销抗日公债票，美国警察要捉人，说这与美国法律有碍。华侨为了救国，真不知吃尽了多少苦头。我们自动捐款抗日会刺激日本，与美国法律抵触，那么美国供给日本军火杀中国人却是合乎美国法律，不刺激中国人，这是什么话？
这里我想谈一谈国民党怎样想在美国冒夺华侨抗日募捐之功的一场争执：
1943年旧金山市筹饷局“七七”纪念大会上，国民党CC派萧吉珊赴美，想对旅美侨团的募捐加以控制，并说要由国民党“领导”，我们力加反对。会中，萧念“孙中山遗嘱”并讲“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鬼话，与会华侨，初时是嘘声，继而喝打。致公党负责人司徒俊葱起立质问：“这是不分党派，不论姓氏，不问男女，不限乡邑的救国筹饷会，为什么念‘遗嘱’？为什么讲你的一个主义？要搞这些名堂，请回到你们的党部再讲。我抗议你在侮辱各党派侨胞。”又一位致公堂侨胞站起来说：“你既然说国民党天下第一，领导抗战，夸功逞能。好！美国这里的抗日捐款请你们国民党党员掏腰包吧，我们退出筹饷局。”司徒俊葱和许多人当时退席，萧吉珊只好滚下主席台。后来致公党和致公堂还为此登报声明，争执交涉很久。自此以后，美国侨团对于抗日胜利后国民党会独占一切的认识是渐渐深刻了，开始了“反对蒋党独裁”的斗争。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华侨当中仍然是势力孤单，束手无策。
1950年2月我们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时，我在北京向美洲华侨广播，号召侨胞以当年抗日募捐的精神踊跃购买人民公债。美国侦探局在我广播前一天，不知从哪里来的这么快的情报，就在美国报纸和反动侨报上散布谣言，说我想向华侨“骗钱”，切勿上当。借以破坏购债运动，并恐吓华侨说：“谁购买毛泽东的公债就要入集中营。”还到各个侨团、各个民主侨报去沿门警告，把负责人捉去问话。
第七节 中国解放 侨胞欢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下，蒋介石的政权垮了台，多灾多难、饱受压迫凌辱的中国解放了。年青一代的人，痛苦的事情知道得没有那么多，像我这个84岁，阅历世变70余年的老人，心中的痛苦回忆，真是重重叠叠。中国从黑夜茫茫之中达到光明破晓的今天真是极不容易。中国共产党真是伟大。中国人摸着了道路，同心同德地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走，决然没有错。能有一口气看到今天，这是我毕生以来最大的安慰，最大的欢悦！这也是全体华侨的大安慰，大欢悦！
为痛惩“紫石英号”而干杯
有什么事比祖国解放，中国侨胞敢在帝国主义面前伸直了腰骨更痛快呢？我说，没有。老辈华侨有一种简单、直率的观念，谁敢碰一碰帝国主义，谁能打垮蒋介石，他就拥护谁，他就高兴！至于大的政治道理，慢慢会懂。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痛惩了胆敢在中国内河挑衅的外舰“紫石英号”。美国华侨为此事干杯。它的挨揍，象征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统治的完蛋。我戒酒20年，那天在纽约开了戒，喝得烂醉！许多侨团都开了庆祝会。尽管华尔街的反动报纸隐瞒中国人民解放的真相，可是百万雄师过了江，而且惩击了“紫石英号”，这下子一切明白过来了。中国从来没有军队敢惹帝国主义，解放军敢惹它，甚至敢打它，一定是了不起，中国有救了！
八国联军入北京与古物迁美
1900年，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美国派了不少的兵加入联军，他们的统领名叫查飞，都统衙门的总文案是美国传教士丁加利。当时的情况，我在美国那边看报纸知道：美国大兵怎样在北京督监清朝奴才杀人，美国军官怎样在皇帝殿前排队阅兵，清政府官员怎样跪拜于洋大人脚下，美国人怎样搬走了宫殿里的宝物，美国的旗怎样插在北京城门。这些都用大幅照片登在美国刊物上，表示征服中国人的胜利。后来，美兵返国，无论官兵，都发了一笔“中国财”，把偷抢得来的故宫宝物，四出兜卖。在旧金山登陆之时，有的军官身穿清廷龙袍，怀有珍珠玉器，洋洋得意。我们华侨既恨清政府的昏庸误国，复痛祖国同胞的无辜被戮，真是“五中如割”，难过得想哭。后来，我们到美国博物院参观，那儿摆满了从中国抢去的稀世之宝，并写上了侮辱性的说明。在墨西哥的博物馆，陈列了一座价值巨万的慈禧太后的梳妆台。
可以与八国联军大掠夺相比的，那就是“古物南迁”。几千箱中国古物运进了美国和英国保险库。“白银国有”时，三四亿银元由宋子文和孔祥熙经手运到华尔街和英国。1948年秋“金圆券”最后一次榨取时，价值一二十亿美元的中国黄金、白银又运到美国和菲律宾。古往今来实在还不曾有过如蒋介石其人那样把国家刮得如此一干二净。我们在美国对于这几件事都知道得明明白白，有的人甚至看见过这批古物和黄金白银如何由船上卸到码头，在兵警保护之下运进英美的保险库。在美国中南部的一个名叫Fortknoy Kentucky的小城，华尔街金融大王就在此挖空地下，弄了一个坚固巨大、史无其匹的“黄金窖”，收藏着世界80％左右的黄金白银，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财富在内。
中国解放使美国失去了市场
中国的解放，使华尔街的金融大王们暴跳如雷或愁眉苦脸，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们是“失去了”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据我1949年8月以前在美国所知道的材料，许多专接中国定货的大工厂（布厂、纸厂、棉花厂、面粉厂），因为解放军渡江、中国解放而宣告停工。1949年春，我旅行到一个名叫鲁伦珠的城市，那儿有四五间布厂（每间可容工人千名）停工，厂房的玻璃窗也破烂了。我问当地华侨，才知道这些工厂都因中国的解放，定货无法送出而被迫歇业，听说定货本来还要两年才能交清。另外还有陈立夫所定的那批用以控制中国文化的白报纸也停运。一位在好莱坞做工的华侨告诉我：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大受打击。旧金山一带的海员失业（海员中有许多是华侨），船公司停航，因为没有物资再运去中国。
在过去，中国人（当然是很少的一部分）一年吸多少美国香烟？看多少好莱坞电影？吃多少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糖果？穿了多少美国的布料和尼龙丝袜？用了多少美国的化妆品？1947年在上海，我甚至看见美国白薯干、花生米大批上市。总之吃的、用的、穿的，都来自U.S.A。不特货品，而且有美钞，美钞成为中国大小城市的通货，不特美钞，而且有美国兵，美国兵替我们巡逻起街道来了；美国的吉普车天天在街上轧死人，美国兵则到处强奸妇女……
在美国，只知美国当局苛待华侨之可恨，其后回到蒋介石统治的中国来一看，原来中国已经不是中国，中国快要成为美国的“第四十九个州”[6]；中国人快要变为美国的奴隶，怎不令人痛心！
反动到如此程度的国民党政权，怎能不灭亡！美国华尔街的大亨，也不能不失掉了这么一个“可爱”的中国。
1948年10月，我回到美国。1949年2月，中国大局十分明朗，美国的大老板就呻吟着要不要和“共产党中国”做生意的问题了。大批的要运到中国去的货物堆在栈房，把栈房塞得要炸开了，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不能不急！那时候，虽然有些反动派叫嚣非马上武装侵略中国不可，可毕竟是中国人民胜利进军太快了，他们陷于彷徨无计之苦。所以当他的惊魂稍定，准备停当之后，侵略朝鲜的战争就爆发了，而再从朝鲜进窥我国东北，这完全是预定的阴谋。没有生意可做，没有利润可得的华尔街大亨就要打仗，想从侵略战争中挽救死亡。
第八节 新中国向海外侨胞招手
旧中国由于农村破产，无法谋生，南方沿海各省跑到国外去的侨胞总数约达1200万人（其中南北美洲20万左右），他们对祖国的争取外汇，贡献实大；但也由于祖国积弱，百余年来，海外华侨成为“无母孤儿”，尝遍了甜酸苦辣的滋味。清朝政府时代，北洋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一再派出许多人到海外去骗华侨的钱，名之曰：“集合侨资，复兴中国”，“回到祖国，自由自在地经营工商业”。这正摸中了侨胞的苦闷心理，所以大家投了资，一次一次兴高采烈地回来，但又一次一次地在国内受尽冤屈，掉了本钱，咬牙切齿，返到美国，再做“骡仔”。华侨太老实，而骗子的花样又每次不同，高明的骗子，几乎每次都会得手。他们还给美国华侨起了个绰号，叫做“金山丁”，南洋华侨叫做“南洋伯”。广东人叫“笨伯”做“丁”，金山丁是“金山笨伯”的意思，你想可气不可气？
解放前，美洲华侨在广东大的投资有：（1）广东银行，后为宋子文所并吞；（2）广州电车公司，路轨做好，车也定了，当时的军阀要敲l00万港元的竹杠始准行车，公司不愿受诈，被迫宣告破产关门；（3）宁阳铁路——即从江门经台山（新宁）到阳江的铁路，中国铁路中这是唯一民办侨资的铁路——行车数十年，抗战时被蒋介石强借铁轨，当事人又盗卖器材，至今荡然无存。许多矿务公司，华侨手存股票，公司早已不见；若干公路，铁路的股权，化为乌有。总之一句话：华侨一生血汗，付之东流。许多老华侨破产之后，老境凄凉，不得终其余年。
那时，华侨返国要受海关关员的敲诈、码头打手的勒索，特务官僚之布置圈套，使华侨上当。蒋军霸占侨胞房屋，侨汇美金变为蒋币废纸，华侨种种遭遇，不能尽述。
我记得有下列几件事：一位台山姓陈的华侨，抗战前存入中国银行大洋5000元，1948年12月去提款，大洋折法币，关金折金圆券，得回金圆券四角五分，银行没有这些小额的金圆券辅币，给他一个价值五角的邮票了事，仅够买半斤米。另一位老华侨携带毕生积蓄美金万元归国，脚刚踏上广州大沙头火车站，就被蒋介石特务以不准携带金银外钞的罪名全数没收了去，老华侨抢地呼天，告诉无门，只有自杀。一位华侨回乡下盖房子，屋已上了梁，材料也都买好，国民党的书记长说他盖屋“有碍本村风水”，非要他拿出钱来消灾不可。他不给钱，宁可把房子丢了，跑回美国去，发誓再不回来。
华侨在海外饱受凌辱，回到祖国，复受鱼肉，真是一场噩梦！
可是，噩梦是到了完结的时候了，光明璀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海外孤儿”招手，华侨何等高兴！一批批的人回来，人人有生存、温饱和发展的机会。另方面，过去压迫过我们的那一群四大家族的牛鬼蛇神逃到美国去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对照。
我回到新中国
1949年8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前夕，我从生活过60多年的美国回来了，8月中抵香港，9月4日抵北平。飞机一落在香港启德机场，香港政府的警车就来监视我；我住在旅馆，有人相陪；我出街，有车子吊在尾后；我上茶楼喝茶，也决不寂寞；直至我乘岳阳轮北上，警车还送到码头上。我记得那辆十分小心地“保护”着我半个月的车子，号牌是“8692”号。
离美时，许多华侨朋友替我饯行，关心我这么年老脚跛，怎好单人独马地飞越半个地球？关心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能不能安全开会？但众口一词地说：“回去吧，带着我们华侨对祖国仰望的心回去向大会致敬，向毛主席致敬，向解放军致敬！同时请大家不要忘记海外华侨的痛苦！我们盼望这一天实在盼望得太久了……”是的，正如爱国的美洲华侨所瞩望的一样，在人民政协开幕典礼大会上，我用最炽热的声音，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并祝贺祖国的强盛！我回到北京以后，反动派是跳起来了，在纽约那边叫嚣，说要开除我致公堂的堂籍。民治党的喽啰却说：华侨并没选举我当代表去出席“共产党的政协”。移民局的“出番”放出恐吓空气：司徒美堂休想再回到美国来。联邦调查局大员四出访查，看哪一位侨胞跟我保持联络，予以警告。国民党的余孽是更加得意了，他们认为我这一走，去了他们的眼中钉，并且造成了致公堂、安良堂和其他侨团的分化。未回国之前，一些反动派和中立派和我见面时还是笑哈哈，弯腰握手，礼貌周到，回国之后，他们有着不能遏止的愤恨，唁唁狂吠露出真面目来。过去我不大能体会到“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这个名词，现在上了一课，十分懂得了。
思想上解决了好几个问题
我回来已经15个月了，看得很多，知道得很多。单以我个人来说，解决了好几个问题。一般说来，这是大部分华侨间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们这个中央人民政府，不是如美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独裁的政府”，而是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爱国人士所共同组成的政府，1200万华侨也包括在内。现在施政的纲领，是“共同纲领”，这个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代表三番四复的讨论，我本人也提过了关于“便利侨汇”的意见，为大会所接纳，写进共同纲领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土地改革法中有关华侨土地问题的意见，我提出了几次建议，都为大家所尊重，转到侨乡作为华侨土改时的参考。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要有个简称的问题，我和一些代表提出的意见，亦为大会所接受。所有这些，就是民主！我年幼失学，14岁出门，只读过私塾4年，所知有限。但如有可取的意见，即会为大家所采用，民主的可贵处，就在于此。在美时对这一连串问题的疑虑，很快澄清。
第二，我们这个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有魄力，有效能，为人民热诚服务、使之各得其所的政府。美国报纸说我们只会打仗、搞政治，但必然在经济建设阵线上惨败，可是，决不。中央人民政府在经济阵线是胜利了。记得回国途中与回国初期我常常这样想：中国如此之大，又被蒋政权帝国主义榨得如此之穷，物价飞涨，通货贬值，天灾人祸，哀鸿遍野，怎样马上搞得好，这是一；其次，照顾得了工农，就冷落了工商，弄好了城市就疏忽了乡村，四个朋友，千头万绪，怎样合作得好？可是因为中央人民政府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有魄力有效能的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好政府，经过很短时间，消灭了通货贬值物价飞涨之苦，连贯南北的京粤铁路也通了。再者经过半年的调整公私关系，使各得其所成为事实。今年3月，我返广州，路经上海，两地工商界，愁眉不展，对我诉苦；最近两三个月以来，大家都来信说“生意好转，共产党真有办法”了。至于救灾运动，一年来大力开展，解决了不少问题。如果这种灾荒是在解放以前，至少要死三几千万人呀！一年来政府的成就是巨大无比的，我过去的过虑是多余的。
第三，我们中国有力量。1949年10月1日我在红旗似海的天安门上参加开国大典，看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坐着卡车、驾着坦克，骑在马上、拉着大炮，列队而过，威风凛凛，军容极盛！另外还有海军。天空上则飞机盘旋。在兵器展览会里，名副其实是美国兵器展览，好家伙！解放军想要什么，杜鲁门一声“送到”。他先交给蒋介石“剿”民，人民改从蒋军手中用血肉用头颅把它夺过来。解放军消灭蒋军800万，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加上国际的支援）打天下，解决自己的历史命运。共产党所领导的500多万正规化解放军不再是当年的游击队，我们的雄壮兵力足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美时我还担心美国来打我们，我们会吃亏，这一下可太好了，我们中国真有力量，任何帝国主义敢于进犯是一定碰得头破血流的。
华侨资本的出路
在国外，华侨省吃省穿，以其每年血汗所得，寄回祖国，赡养家人，这就是侨汇的来源。侨汇经常起着繁荣侨乡经济，促进侨乡生产，支援祖国建设的积极作用。侨汇有爱国爱乡的意义。抗战期中，侨汇负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抗战经费。可恨的是，旧政府侵吞了侨汇、饿死了侨眷，侨胞的血汗变为四大家族在花旗银行的私蓄。解放后，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政府关怀华侨的正当权益，侨汇的这种爱国意义才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政府又充分保障了侨眷对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因此给华侨很大的鼓舞。
共同纲领上“便利侨汇”的条文，政府早已把它付之实现。一年来执行结果，侨胞大感满意。据华侨来信反映，土改法上对于华侨土地房屋之规定，已打消了他们原来的疑惧。这两件事说明：华侨开始认识新中国，他们已了解华侨资本在中国还有出路，还可以安居乐业地发展一番工商业，人民政府对待华侨是采取保护和扶助的态度。以华侨那种刻苦耐劳、省吃省穿的精神，返到祖国来不是也可以获得温饱和发展么？这样，华侨资本会陆续地返回祖国，参加建设。
具体的方法，人民政府自会正确周详地拟定，一定可以保证侨资的合理发展，获得正当利润，这里我按下不谈。
第九节 美国面面观
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烧到美洲。美国只死了很少的人，但发了不少横财。“战时繁荣”使华尔街的吸血虫越长越肥。美国独占资本家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欲发财，必须战争”、“如欲独占天下，必须战争”。
想用战争救命
美国的大老板们虽然发了财，但美国人民却陷于更为贫穷的境地。我离开美国时，那里有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1000万。据悉美国全国可以劳动的成员6600万，那么六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美国发了那些财到哪儿去了呢？这不是个秘密，美国老百姓并未发财，财富都跑到美国摩根、梅隆、杜邦、洛克菲勒、福特等少数大老板的口袋里去了。发了财的人不会满足，而是更加残酷地继续榨取美国工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就向战争求救了。
不论杜鲁门、艾奇逊等人说得多么动听，以上所说才是此次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名义用兵去侵略朝鲜，进而觊觎我国的真正原因。这是个华尔街老板想发财的战争，这是个美国想独霸天下的战争，这是个美国政客想解决国内矛盾的战争。
七痨八伤日暮途穷
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在美华侨有信给我报告情况，总括起来有如下各点：（一）美国物价涨了2/10到3/10；（二）100块钱月薪的人每月要给美政府抽税24元；（三）联邦调查局人员常到唐人街打探消息，许多人被捉去审讯；（四）单在纽约一地，华侨土生已给征去“猪仔兵”200名；（五）在美报造谣下，华侨还不十分明了战争实际情况；（六）许多纽约阔佬害怕原子弹以至得了神经病，有的人作搬家至墨西哥之想；（七）各埠有防空演习，乡下人大挖防空洞；（八）街头贴有花花绿绿的招兵告白：“秋高气爽，你想到远东旅行吗？”“朝鲜姑娘美丽而温柔，你想领略一下东方情调吗？”“你怕失业吗？”“你想战争保险金吗？”“你要赚多一点钱吗？”许多问话之后是：“请到征兵处报名去！”（九）多数美国人怕当兵、怕打仗、怕吃苦、怕丢了性命，但也有美国人应征当了兵，招摇过市；（十）停了工的工厂开了门，要生产军需品；（十一）美国的一切措施，正是走向扩大战争之途，可是，兵力很少，附庸国无力，其发动大战的人力物力条件还未曾具备。
这虽然是点点滴滴的报道，但也可窥见一斑。情况是：战争一开始，大老板就发了财，老百姓要吃贵东西，要被抽重税，还要去当炮灰，这是一。其次，美国用原子弹威吓世界，可是美国的阔佬最怕原子弹，对美国失去了“安全”之感，即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力量，不敢信任。第三，从当兵动员的告白可见其师出无名，用这种手段骗来的炮灰，实在不能打仗。第四，他们远在美国，却要跑到东方来“旅行”，理由不是为了杜鲁门之流的“和平”，而是想解决失业，“解决性欲”。其奸淫掳掠的侵略暴行是必然的。第五，炮灰太少，不能打仗，如果勉强搜罗，国内就没有壮丁做工了。美国的兵力是很难解决的，连马歇尔也并不讳言，所以要所谓“盟国”去送死。中国有句俗话是“请人吊孝没眼泪”，你美国要发财，叫别国人替你顶头阵，没有那么一个如意算盘。
所谓美国生活方式
除了美帝腐朽的制度外，我还想谈一谈美国的社会风气。
由于美国社会制度的腐朽，美国社会上充满了一种急功逐利，唯钱是图的歪风，充满了“有奶便是娘”的观点。社会风气真是刻薄寡情已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维系是靠钱，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里的争斗消长也是靠钱，文章的标准是问能不能卖钱；美国有杀人公司组织，给了钱可以买凶手杀人，许多有“名气”的人物得了钱就可以替某公司的商品作非常下流的广告，美国法律很讲“人证”，用钱收买了“证人”叫他用手按在圣经上“发誓”，可以诬人入罪；杀人、放火、强奸等罪，用钱请律师辩护可保无事；为华尔街所控制的报纸、图书、电影、广播，造谣、歪曲、诲淫、诲盗，归结到底又是能拿津贴，赚大钱。我所知道的“美国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美国贫富悬殊，还表现在“住”上。在纽约，最漂亮的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头等房间日租是从美金100元到60元，天天客满。另外有一种流浪汉的“天光客栈”，收费二角五分钱，但只能睡三个钟头，时间到了，不能差一秒钟就有人撵你出去。有的人全家大小用每人一角的代价跑到地下铁道去坐环游纽约的电车，在车上打瞌睡。有的用二角钱去看循环电影，坐在椅上瞌睡，直到明晨二时半。连一两角钱也没有的人，只可在街上跑来跑去，直到天亮，才到公园椅上休息。夜深之时，不能去游公园，也不能在街上站着不走，如被警察见到，说你想偷东西。逼得穷人们只得跑来跑去，装作有事。据统计，像这样的流浪者有2000万，即六个美国人中有一个人没有地方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300多万退伍军人没有屋住，已婚的夫妇只好住在卡车里，或一个星期才在小客栈见一次面。有的退伍兵则自搭营幕，住在郊外空地上。后来逼得没有办法，就用集体力量去强住新盖的空屋。政府并不关心这些问题，它拿大量的钱去制什么原子弹和远程飞机，但不去替美国平民和退伍兵盖房子住。
在美国社会上，人与人见面，常常第一句话是讲钱，第二句话是讲女人，第三句话是说谁杀死了谁，或谁自杀了。总之，一个M加两个K（钱Money，接吻Kiss，杀人Kill），就是美国生活。
美国整个社会，充满色情。各种图片、小说、电影、唱片，还有什么“选美大会”、脱衣舞，都对女人尽量渲染，尽量玩弄和侮辱。于是造成这么一种情况：幼稚园教师就为男孩女孩配上一对一对，高小的男女学生闹恋爱；初中的男女学生就发生淫乱行为，卖淫之风极盛。纽约哈德桑河草地上成为男女公开宣淫之所。“选美大会”时，少女如狂似醉，练腰肢、练胸围、练眼角、练媚笑，望能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十多岁的男孩就学会戴着阔边歪帽，拿着手枪去强奸女性，并把被奸者一个个地杀死在森林里，而不以为这是犯罪。
美国的杀人狂，完全是反动教育造成的。20年来，有几千几万种描写杀人、行骗、偷窃、强奸的侦探小说和神怪小说，印刷精美，大量供应，去蛊惑人心。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社会上每小时不断地出现凶杀案件。
另一种是自杀。这有两种情况，一个冒险家投机失败，不得不一死了之。另一种是为生活所迫的年轻人、失业的老工人、久病无钱吃药的人、为人欺侮的妇女，他们其实不是自杀，而是美国社会制度的牺牲品。自杀的、被杀的，死于非命的人每年在美国有一百几十万。
华尔街大亨走向金融寡头独裁
据说：美国是“民主国家”，他有“民主议会”，他的总统是由竞选得来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美国并无民主，美国正走向金融寡头独裁，美国的议会是华尔街老板独裁的遮羞布。
美国的民主选举是假的。黑人和南部八州的农民，因为缴纳不起选举税和各种古怪的限制，常常是80％以上的人被剥夺选举权。至于各国的美国土生，以华侨土生为例吧，限制更严，我们华侨谁也没有被选为议员的“权利”。但当兵和纳税的“义务”却免不了。两次大战，华侨被捉去当兵有好几千人。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们的政策一模一样，不论谁当了议员，都得替华尔街服务。有的是早已对华尔街有功，才给他一点奖赏叫人选了他。这几年来，美国的大老板觉得叫人去替他服务没有那么便利，索性自己出场当部长，当国务卿去了，大亨们直截了当地专政，不再用“遮羞布”。
金融寡头想尽方法来镇压工人运动，打击进步力量；前者有1947年6月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后者有美国共产党领袖丹尼斯等的被控与下狱，最近还来了个麦卡伦反共法案，实行白色恐怖。
美国不是今天才绞杀民主，它的不要民主甚至比希特勒还要早。早在1928年，就有一本“美国陆军训练手册第200-25号”对民主如此解说：“民主，即众人的政府。是由群众大会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直接’表示意见而产生的权能。结果即暴民政治。对财产的态度是共产主义式的——即否定财产权。对法律的态度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准绳，不管这些意见是以放任为基础的，还是以热情、偏见与冲动为基础的，对于后果如何，从不置问。结果，就引起造谣、生事、鼓动、不满、混乱。”可见，美政府早在22年前就是这样去训练它的军队的：“民主，即暴民政治”，“法律不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准绳”。换句话说：民主，是华尔街赌档上的筹码，法律只能以杜邦、摩根等家族的利益为准绳。——这就是美国军队的“民主”教材。
无知而骄横的绅士
在美生活70年，我和一些美国绅士有所交游接触。使我吃惊的是这些人对中国人民革命认识的荒谬与无知。他们是那样的骄横，但又那样浅薄！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而神秘”的国度，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一群只会磕头，只会被打屁股，只会吃大烟赌钱，只会讲“中庸之道”的下等人种。所以他们常常表示要控制中国，要“改造”中国，要用军舰飞机来中国“维持”一下“秩序”，要扶植北洋军阀、蒋介石替他们来统治中国。他们满心以为用60亿美元给蒋介石就能“绰有余裕”地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若干美国报纸和反动人物才大梦初醒地说：“这是奇迹！”于是他们侵略的“长矛”，从一万几千公里外的华盛顿伸到朝鲜，伸到我国台湾，再从朝鲜伸到我国东北。帝国主义还以为中国人是过去的中国人，他们对现代中国一无所知。对付这些人的唯一方法，只可用拳头，揍断他的脑袋、斩断他的侵略长矛！从百年历史来看，英勇的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我们是不可征服的。
第十节 美洲华侨移民痛史
“什么地方有人烟，什么地方就有华侨。到处创世界，什么也不怕！”当我小时要出门的时候，一位华侨长辈对我说过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后来我到了美国，并且在船上当过海员，四出航行，泊了码头，也的确到处见着同胞。不论地方多偏僻，环境多特殊，我们的侨胞以其“刻苦耐劳，和平处世”的方针，在各个地方都站住了脚。
可敬的民族斗争精神
华侨具备着可敬的民族斗争精神，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去“创世界”，但又永远不忘祖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主义各国的政府有计划地奖励移民，并用了各种办法帮助他们的侨民发展事业。中国过去的清政府则相反，它认为华侨入海（到海外去），非奸则盗，捉到了当作“浪民”、“顽民”、“乱民”看待，就地斩首。此外就是毫不关心侨民，乾隆就曾说过这种话：“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坟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1858年，美国有个驻华使节杜普（Captain Dadort）与直隶总督谭廷襄作过如下对话：
杜普：中国应派领事赴美，以便照料中国移民。
谭：敝国习惯向不遣使国外。
杜：但贵国人民在太平洋沿岸者，人数甚多，不下数万。
谭：敝国大皇帝，抚有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飘流外国之浪民！
杜：此等华人在敝国开金矿有富有者，似颇有保护之价值。
谭：敝国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与此游民计及锱铢。
到了民国，也好不了多少，中国的反动政府对中国侨民采取“不管死活”的态度，任令侨胞受外人侵害，默不作声。许多时候，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封抗议书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但这些“磕头虫”是坚决地连这么“一纸空文”也不肯来，这只有令侨胞两行眼泪，满肚怨气，自生自灭。所以讲起“中国移民史”，它是中国人民（侨胞）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它记录了中国反动政府对人民欠下的血债，也是我们的最好的反帝教材。
南洋群岛1000万人的中国移民史，我所知有限，无材料可述，至于美洲几十万人（过去有五六十万，现只剩二十多万）的中国移民史，我还记得点点滴滴的材料，可以一谈。
美国官员自订的中美条约
故老相传：美国商人与广州商人进行直接的贸易，大约始于18世纪90年代“中国皇后”号船。他们是用大桅船，绕过好望角而来。中国人民之偷偷地个别地跑到美洲也许是从那时就开始，不过数目不多，可能只有十个八个。其次1810年巴西京城试种茶叶，招请100个华工前往，但没有什么结果。正式移民，在距今100年前鸦片战争以后，比南洋华侨迟得多。其时美国开发西部，又因加州发现金矿，亟需工人，于是开始使用大批华工。他们为了“优待”，先支给安家费，用船装运一批一批破产的广东农民到美西去。这些安家费以后演变为意义相反的“卖猪仔”。美南北战争5年，全国统一，一方面人口死亡过多，另一方面统一后的建设也繁忙起来，用华工的数目，越发增加。美国政府为了好好地分配苦力买卖市场，就想出一条“妙计”叫做蒲安臣移民条例来，准许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居或改籍”，不受政府限制，来与“非奸则盗”的禁令对抗。查蒲安臣其人，是美国驻清大使，而这个条例居然是由他“代表”清政府李鸿章和美国国务卿“谈判”妥当签字成立的。这种“代表”“谈判”假美国官员一手包办而行之，可谓荒谬绝伦，其时在19世纪60年代。[7]
在蒲安臣以前，招劳工的方法是“拐卖”；在蒲安臣以后，这种拐卖，就变为合法公开，数目巨大了。过去香港的流氓匪徒，拐卖女人为娼，现在可以拐男人为奴，多了一条“生财之道”。“猪仔”的贩运，据说开始于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一艘法国船从厦门把“猪仔”运到非洲。1847年从厦门运到古巴的“猪仔”有800人。1864年从澳门运到古巴的“猪仔”有4400人，运到秘鲁的“猪仔”有6000人。1865年运到古巴的“猪仔”有7200人，运到秘鲁的“猪仔”有8400人。自此以后，每年赴美的华工就由2000人增至30000人。这些华人，95％为广东中部农民，以至一个很长时期内四邑和香山等农村，只有女人，没有男丁。出现了没有儿子到处买五六岁小孩为“螟蛉子”的怪状。至于华侨的夫妻生活则极不合理，一般人结婚后一二个月出国，一去四五十年，别离时是青春，再见时已衰老。我有一位朋友名叫司徒于焕，20岁与妻分别去美，70岁回国重逢，其妻又喜又恨，手执扁担，等在门前，待他到家，一扁担几乎把那位老华侨打昏。打了之后，两人抱头痛哭，这是何等凄辛滋味！
“黑奴贩运”与“契约华工”
有人问我：当时美洲有大批“黑奴买卖”，为什么还要华工？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第一，当时“黑奴买卖”，名义上已于1851年维也纳会议上协议废止。其次，“买卖黑奴”，每个价钱并不便宜，看年龄与身体之强健，由50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华工则不同，他们既能吃苦，工作效率又高，一年人工从100美元到200美元，却抵上三个黑奴以上的工作。买三个黑奴要二三千元，还要给他吃饭，穿衣服，雇一个华工就不管衣食，省了许多事。即使是“卖猪仔”而来，费用也不过300元左右。华工待遇比之黑奴还要劣。黑奴是雇主私有财产，比较爱惜。华工死了可以再换，要多少就有多少。两相比较，美洲暴发户精于算盘，还是雇华工有利。黑奴废除不废除，对他们没多大关系。
这样，华工就成为很“吃香”的一种劳动力，大家争着要“买”了。
据估计，自鸦片战争后三四十年间，自广州、香港、澳门、厦门被骗招至古巴、秘鲁、智利及檀香山的“猪仔”华工有50万人。美国加利福尼亚于鸦片战争后10年发现金矿，美国暴发户“淘金热”，我们的华侨就“猪仔忙”了。华侨人数由当时的三几百人增到两万，1860年增至3.5万，再10年增至6.3万，再10年增至10余万人。我到达美国的时候，全美国华侨共有25万人，除了开金矿、筑铁路、辟农场的外，还有渔民（卖身与美国老板为渔奴）、水手、厨子、小贩、木匠、仆役等。这时美国劳动已采取“自由”方式，但中南美各小国和檀香山，“卖猪仔”的风气直至民国十年（1921年）还存在。
巴拿马运河的开辟，死了很多中国劳工，美洲的资本家至今还说：“运河工程，非中国人不能竟其全功。”秘鲁鸟粪层的清除工作（群鸟在荒岛或礁石上拉屎，积一万数千年而成很厚的鸟粪层。鸟粪本是肥料，但粪太多，植物不长，故要清除。清除的那些粪，再改制肥料），更是华工独任其劳。美国加省那条铁路，横越于高山、深谷、森林、沼地之中，冒险的工程，也由华工担承，崩山压死了不少的人，给野兽也不知咬死了多少。
加拿大的华工，起初是由美国转去的，鸦片战争后15年左右，有华工2000人。我抵美国之时，听说仅在卑诗省一地就有三四万侨胞，人数飞增。先前，那儿的工钱比美国高，英国老板有意和美国老板抢人，华侨在加拿大换了一种新职业，就是牧羊。
澳大利亚本是英国的海外流放之地，荒凉有似旧俄的西伯利亚，也于鸦片战争后发现金矿，中国人叫它做“新金山”以与“旧金山”区别。20年光景，有了华侨5.5万人，华侨又换了职业：种菜和种烟叶。侨胞只能与当地妇女同居而不能结婚，所生子名曰“天下子”，以土人论。澳洲华侨大都为广东人，故与美洲华侨关系密切。
檀香山专出上等檀香木，华侨故由此名来代替夏威夷和火奴鲁鲁那些难念的名称。这儿的华侨移民与美洲同时，至1886年，全岛共有侨胞2万人。檀香山当时还有土皇帝，他对于中国的“上国衣冠”，颇为敬慕，仿效了我们带去的衣服文物和仪仗。华侨很早就与土人贵族通了婚姻，生下一批混血种，构成今日占檀香山人口30％的一种新种族，并成为上流社会。因此檀香山华侨很少回国，这几十年来对祖国侨汇很少，但抗日时仍有捐款，还有中文报纸、学校和各种侨团。
有关“卖猪仔”的各种资料
上文已说过，美洲华侨移民史，是从苦力贸易“Coolie Trade”即“卖猪仔”开始的。1851年维也纳会议声明，废止人间地狱之“黑奴贩运”，但黑奴贩运方告废止，变相的猪仔制度又告产生。
有一位外国人这样说过：“猪仔制度，是中西国际关系上最可耻的一幕！”以荷兰人开发爪哇来说，是用武装船只游掠中国海边把人逮走，另外是收买中国海盗共同捕捉水上渔民，载之而去。在城市和乡村的偏僻地方，匪徒则用大麻袋捉人。可是这样下去，渔民不敢出海，抢人抢不了那么多，于是转而在中国口岸和港澳贿买流氓，改用秘密招募、拐骗、强拉和囚禁等方法，使“猪仔”源源不断，大量供应。各国帝国主义跟着仿效此法，美其名曰“契约华工”或“包招制”。
“猪仔”契约的内容是这样：（一）应募地点；（二）工作性质；（三）工钱数目；（四）每日工作时间；（五）工作期限；（六）预付工资多少。起初头脑简单的农民信以为真，许多人自愿“卖猪仔”，在契约上盖上了手印。可是，上面写的是不是这样？他不知道，因为是用英文。而雇主和“猪仔头”也从不履行契约，视为废纸，直截了当地把“猪仔”作为“商品”。被卖之人从此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得超生。真是连黑奴也不如。
有一种代理洋商招工的人员，即俗称“猪仔头”，成立馆舍，名曰拔拉贡（Bana Coon）即“猪仔馆”。洋商先与“猪仔头”订立招工合同，订明人数和佣金，人数越多，佣金越大。另外每名的招募安家费从60元到100元不等，由洋商交给“猪仔头”去活动。“猪仔”本人多的得到二三十元，少的十元，大多数未得一文，即被绑走，这要看“猪仔头”的骗术高强与否而定。后来改为“猪仔囤积”，“猪仔头”先搞一笔资金，把“猪仔”弄到手，住在馆口，等候跟洋商讨价还价，或者甲乙“猪仔头”间彼此“拍卖”，然后运往港澳“交货”。这种“猪仔头”深入闽粤农村，把福建的卖去南洋，广东的卖去美洲。“猪仔”身价从招募、囤聚食宿，运输船费，由香港抵中南北美洲各港口止，每名需银170元左右，至在美拍卖价格，每名可达200元至400元。
运往南洋的较美洲为低，这里有一个表：
安家费预付金8元，零用2元，介绍人诱惑金3至4元，囤聚期间食宿费7元，出国船费10元，运抵新加坡后各项膳宿及杂费10元，合计40元。在南洋转卖，每个可得纯利100元。“猪仔”所订合同月薪5元，工作三年为期，共得工资180元，扣还上述之费用和利息100元（40元本，60元利息），猪仔三年辛苦，仅得80元。此外还要扣除工作期间的伙食每月2元，三年合为72元，实得8元！
一幅不忍迫视的人间地狱图
“猪仔”在去美洲的船上和抵岸后的生活，是一幅真正的人间地狱图：
移民公司来中国的洋商为了省钱，故用小船装运，只容300旅客的舱位，要装到600人以上。船上没有任何卫生设备，甚至没有足够的水喝。“猪仔”日间在舱中要并肩叠膝而坐，夜间是交股架足而眠。人数过多，船行既缓，风浪又大，至檀香山航程为75天，至加州为75天至100天，至古巴为147天至160天，至秘鲁为120天。船中空气污浊，饮食不洁，水手虐待，粪溺随处，加上晕船呕吐，真是奇臭逼人，病菌一传播，死亡率极高。出发时六七百人，抵岸时常常只剩下三四百人，其余的都抛尸汪洋大海，以饱鱼腹了。任何黑暗的监狱，也没有如“猪仔船”上那种不能迫视的惨状。1856年有一艘船从香港开赴古巴，装有“猪仔”298人，结果死去132人，几乎达到一半。
雇主为什么对于用钱骗来的“猪仔”如此大量死亡而不可惜？
这是有理由的，“华工之死，虽与船主利益有损，而资本无亏。以载客人愈多，获利愈厚，船本可容300人，载以600人，纵途中死去250人，较之按定额不折一人登陆利犹过之，盖一则以350人入市，一则仅300人也”。（见Comeron氏的《马来亚》一书）
“猪仔”不甘被骗被虐，常常在船上发生反抗行为：或杀死船主船员，登陆荒岛，或放火焚船，同归于尽；或跳水割颈，死于海中，或反抗未成，被船主生葬。没有人能描写出这种船上骚乱的反抗的仇恨的心理达到如何程度！
“猪仔”抵达美洲以后的生活是这样的：白人管工们手执又粗又长的皮鞭在旁边走来走去，皮鞭挥在半空中，声似鬼叫。只要管工喜欢，就一鞭抽在“猪仔”背上，当时血流如注。在南美洲，天气炎热如火，华工常常昏倒，管工说是“偷懒”用水浇醒，吃几十鞭子，打个半死。有不屈的人鼓动反抗，当场被鹤嘴锄锄死，或者反绑两手，剥光衣服，抛到山上喂野兽、毒蛇。在农场、矿场，管工订下的可死之例很多，有所谓十杀令和二十杀令。他们故意以“杀鸡吓猴”、“杀一儆百”的毒手找人开刀。工作时间很长，大抵每晨4时开工，下午6时收工，共14小时。又无医药，故华工不死于刑，即死于疫。在秘鲁某地，有4000华工清除鸟粪，10年之后，生存者仅百人——有的被打死，有的病死，有的坠入其深无底的鸟粪坑里去，有的自悬崖绝壁上跳海自杀。本来“契约”期限既满，华工可以自由了吧？但不行，雇主强迫续订，直到死了为止。清廷驻美公使陈兰彬于1871年曾视察南美“猪仔”工场，写了一份报告书，公之于世，结论是：“所遭受者不如黑奴远甚”，世界舆论哗然。
帝国主义用什么手段强迫“猪仔”续订契约呢？首先是以华制华，来分化华工的团结，收买走狗侦查“不轨”行为，向白人告密。其次，实行麻醉政策，在工场里开赌和售毒，使华工负债累累，无法自拔。还不了债，被迫只得继续卖身。
美国历史上的排华行动和“排华律”
中南美洲的契约华工受的是牲畜不如的待遇，美国的半“自由”华工比之那卖身的华工较好些吗？其实，大家都一样，不过一是用欺骗的方法，一是用打杀的方法。至于所谓中南美，也是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老板仍然是美国人、英国人。
美国老板只在殖民地打杀华工而不在美国本境打杀华工么？决不是。血案太多了，这里只讲讲1885年（我抵达美国的第五年）9月美国中部维明省所发生的岩泉惨案。
1877年，加省闹经济恐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有一个政客奇尼亚其人（Kearney）组织“沙地党”（Sandlot）倡“黄祸”邪说，要把美国工人对资本家的仇恨移到黄种中国人身上去。抢打了旧金山的唐人街。此为美国排华之第一种政治活动。八年之后“黄祸”之说日盛，美国一些歹徒在岩泉矿区煽动了四五千美国工人，说要杀光抢了他们饭碗的“黄猪”。他们约定时间，明火持械，攻打焚烧岩泉区的华工村落，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华侨手无寸铁，猝不及防，惨被屠戮，其余的600多人逃亡荒野。事后检查：枪杀19人，在灰烬中掘出焦尸五六十具，不能掘出的不知还有多少。财物的损失，最少在15万美元以上。美政府推说工人互殴，各有伤亡，就这样冤沉大海，没有下文。
自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曾多次颁布“排华律”。一、1882年5月8日，颁布“限制华工律”十五款。二、1884年将“限制华工律”改增为十七款。三、1892年，颁布“排禁中国移民律”。四、1893年，再将“排禁中国移民律”加严。五、1924年，增订“新移民律”。六、1930年，颁布“中国移民条例”。七、1932年，颁布“第876号法令”。
1940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咨文国会请废“排华律”，说“限制华人法案，是历史之错误”。1943年名义上实行废除，但排华如故。
简短的结语
旅居美国70年的生活回忆（1880-1949）我已经讲完了。材料零碎断续，见闻也只限于个人接触和记忆所及，疏漏讹误，观察片面，在所不免。这决不是百年来中国受侵略、华侨遭凌辱史实的全部。请读者们只当它是一位84岁老人的质朴感想罢。而其中大部分也是反映了海外爱国华侨的意见。
我的身体还很健康，医生替我检查说：“一切正常，如果调摄得宜，还可以再活几十年。”但我知道个人的生命总有尽头，趁我还有力气时，我应该向全世界良善的人民说出事实的真相。
有人以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侨就是“亲美论”者，我说：不然！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我这个简单的回忆，希望它将有助于认识美国和在美华侨的遭遇。
1950年12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