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帮”五大间谍金·菲尔比、唐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朗特、约翰·卡尔克罗斯，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五名来自著名的剑桥大学的高才生，被后人誉为“剑桥五杰”，曾是世界间谍史上最神秘的间谍，被克格勃视为那时招募来的最优秀的双面间谍。他们虽然出身贵族，但确实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剑桥五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为苏联克格勃提供情报却不收分文，并且在特殊战线上坚持了几十年，直到身份暴露。他们冒死行走于刀尖般的特工生涯，完全是靠崇高信仰的驱使。
聚首剑桥 信仰至上
“剑桥五杰”是如何相聚在一起的呢？
安东尼·布朗特，“剑桥五杰”之一，1907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则是一位与英国王室有关系的贵族。他母亲的表兄斯特拉斯摩尔伯爵，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外公。由于这层特殊关系，布朗特从小就与英国王室的王子、公主认识并成为朋友。本来，他可以凭着这层关系在英国政坛谋个好职位，拥有远大的前程，但命运之神把他推上了险象环生的间谍之路。
1912年元旦，世界许多地方还沉浸在新年的欢乐之中。在印度安巴拉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剑桥五杰”中的又一主人公哈罗德·金·菲尔比在人们的欢庆声中降生了。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菲尔比的父亲哈里·菲尔比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家，同时又在印度政府中担任文官，他做过伊拉克的内政部长、丘吉尔的顾问以及约旦驻英国的首席代表等。家庭条件非常优越，使菲尔比有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他父亲开始是信基督教的，不知为何后来放弃基督教转而信奉其他宗教，这使小小年纪的菲尔比首次受到了叛逆行为的影响。
菲尔比于13岁时回到英国，进了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菲尔比在这所学校读书期间，对一些不合理的事物从小就敢于抵制和反抗，他曾带领同学反抗英国公学的体制。这种叛逆的个性决定了他日后的反叛之路。
转眼到了1926年，布朗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剑桥大学，进入该校的三一学院。当时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经济衰落，欧洲的法西斯势力越来越猖獗。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思想在欧洲风起云涌，许多学生面临着思想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布朗特认识到法西斯的罪恶，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1928年，他参加了剑桥大学的反法西斯组织剑桥使徒社，这个社团成为剑桥大学左派大本营。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也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正是在剑桥大学里，菲尔比接触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给受压迫的弱小国家带来了希望，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世界蔓延。当时英国的高校里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热，剑桥大学更是走在前列，成立了社会主义学会。菲尔比对此也很感兴趣，他不但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还积极参加学校里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因为热衷于参加社团活动，菲尔比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太好。好在他父亲是个开明之人，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鼓励他大胆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有了父亲的支持，菲尔比更加无所顾忌。他和同学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残暴，更加坚定地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没过多久，他就成为社会主义学会的主要干部，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被称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苏联情报机构做出一项决定，征召间谍渗透到英国政府的各大部门及情报机关中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由1917年创立的苏俄政府的安全机构“契卡”演变而来。苏联的情报机构挑选的对象是名牌大学里那些出身富有、前途光明的大学生。
奥地利籍的犹太人阿诺德·多伊奇在维也纳大学就读期间加入共产党。离开维也纳大学后，多伊奇就开始为第三国际联络部充当秘密通信员，穿梭于罗马尼亚、希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之间。同时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苏联间谍，克格勃指定他负责在英国征召间谍并进行渗透。克格勃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英国期间，多伊奇共发展了20名间谍并与另外29人有联系，这其中就包括“剑桥五杰”。
就在菲尔比进入剑桥大学的第二年（1930年），“剑桥五杰”中又一主人公——20岁的盖伊·弗朗西斯·伯吉斯，也考取了著名的剑桥大学，进入该校历史专业学习。伯吉斯1910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才智过人的伯吉斯在剑桥大学里小有名气，他不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非常热衷于社会工作。他也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剑桥使徒社”。共同的爱好，使布朗特与菲尔比、伯吉斯相识，不久他们三人便成为了好友。特别是布朗特和伯吉斯，两人由最初的密友发展成为同性恋人。
当时较活跃的左派人物还有唐纳德·麦克林（又译作“麦克莱恩”），他也是“剑桥五杰”之一。麦克林出生于1915年，父亲是位出生于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作为一位自由党派的政治家，他的父亲去世前担任过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麦克林的父亲从小就很重视对他进行道德教育，把他送到注重品德教育的格列舍马学校读书。麦克林思想进步，上中学时就早早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1931年进入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后，伯吉斯和麦克林经常在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讨论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他们有许多相同的看法，很快成为了好友。
马克思主义在剑桥的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仰发生了改变。1931年，在活跃于剑桥的共产主义者莫里斯·多布的介绍下，伯吉斯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之后的伯吉斯更加刻苦地钻研马列主义，信仰更加坚定。他认为“不列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英国最终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大学最后一年，正好碰上学校食堂员工因为放假拿不到工资而与校方发生纠纷，伯吉斯挺身而出，组织食堂员工罢工维权，并趁此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也使他声名大振。
伯吉斯成为活跃分子，他的才能引起了苏联在英国招募间谍的负责人的注意。可是，大多数苏联间谍并不看好他，原因是他过分张扬，又酗酒，还是个同性恋者。所有的这一切使他容易暴露身份。但他们的头儿却认为，这些正好可以用来掩护伯吉斯的身份。于是，一个叫吉里的苏联特工奉命与伯吉斯联系，准备发展他为苏联间谍。
1932年初的一天，吉里找到伯吉斯，劝他为自己的信仰加入苏联间谍行列。伯吉斯想到苏联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领导世界弱小国家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他对此非常崇敬，没有多想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从此，他成为一名苏联安插在英国的特工，代号“小女孩”。在“剑桥五杰”中，他是最早加入克格勃机构的人，因此他被称为“剑桥五杰第一人”。
成为苏联间谍后，伯吉斯计划在剑桥建立一个“剑桥帮”。由于伯吉斯与布朗特的关系非同一般，就在伯吉斯成为苏联间谍不久，他先将布朗特发展成为苏联间谍。对伯吉斯拉自己入伙当间谍，布朗特并没有拒绝。就这样，这位英国皇室的远亲，迈出了双面间谍的第一步。
“剑桥五杰”中的布朗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这四个人，都在大学期间相识。但“第五人”却是一个很神秘的间谍，后来比其他四个人进入了更多的政府核心部门。但是，人们一直不知道这个第五人的存在。过了很多年，一些国家的间谍机构披露其存在后，关注此事的记者也一直未找到这个神秘的“第五人”，直到克格勃叛逃上校戈尔季耶夫斯基在撰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发现，并首次予以披露他的真实身份。这位神秘的“第五人”就是约翰·卡尔克罗斯。
特战渗透 各显神通
菲尔比是“剑桥帮”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36年6月，他从剑桥大学毕业，本来他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选择了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中。经过恩师莫布里·多布的介绍，菲尔比加入了法国的一个共产党组织。后来他来到奥地利，参加反政府的斗争。在维也纳期间，菲尔比认识了离婚的共产党员利兹·弗里德曼。利兹是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在利兹的介绍下，菲尔比也加入了共产国际。
这一年秋天，“剑桥帮”另一主角麦克林也被苏联情报机关秘密招募，代号为“孤儿”，从此开始了他的红色间谍生涯。
第二年初，多伊奇用他的真实姓名来到伦敦，他对外声称自己的职业是大学讲师，并用他的学术成就混入了学术界。不久，他就从临时住所搬进了汉普斯特德的劳恩大道的一所公寓。而后多伊奇继续执行他在英国发展苏联间谍的特殊使命。
到了1934年6月，麦克林也以优异成绩通过剑桥大学的毕业考试，但此时伯吉斯却因病辍学。麦克林毕业后不久，经过考试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此后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这年10月，约翰·卡尔克罗斯进入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深造，主要学习法语和德语，而布朗特已是特里尼蒂学院的法国文学辅导老师，他们因此相识。此时的布朗特已经在艺术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建树，被人们称为“艺术家”，达官贵人们想要购买某件古董家具或者油画，都希望先听听他这位专家的意见。
卡尔克罗斯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信仰共产主义，进入剑桥大学后受到这里的环境和左派影响，思想更加激进。布朗特发现他是个可塑之人，经常和他在一起探讨各类问题。布朗特以其博学多才和绅士风度，深深吸引了卡尔克罗斯，不久布朗特将他也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代号是“莫里哀”。不久后，“莫里哀”这个代号被“李斯特”代替。在布朗特的推荐下，伯吉斯吸收卡尔克罗斯加入了共产党。
在剑桥五人组中，菲尔比是个关键人物。在19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国际工人救援组织工作。同时，他还是奥地利共产党的地下通信员。这年他与利兹结婚，并在维也纳正式加入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小男孩”。后来他回到英国，参加了“英德学会”，拿着希特勒的津贴办了一份杂志。在英德关系紧张时，他活跃了英国的一些亲德团体，并多次到柏林与希特勒的外交部部长等会晤。
回头再说伯吉斯。为了获得更多、更直接、更可靠的有价值的情报，伯吉斯决定打入英国政府机构。1934年底，他停下手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离开了剑桥大学。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但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进入政府机构，只好一边干一边找机会。不久，他在原“剑桥使徒社”好友、后来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的帮助下，担任了他母亲的财务顾问。
伯吉斯之所以愿意出任维克多母亲的财务顾问，他自有考虑。因为维克多家族在英国是个非常有名、有威望的家族，有了这层关系，他就可以接触到英国政府及其他部门的许多上层人物。上任之后，伯吉斯在人际交往中千方百计地和政府官员特别是政权核心人物建立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曾任英国安全局调查处处长、时任保守党情报局局长的约瑟夫·博尔，对他日后打入英国政府机关起到了关键作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伯吉斯结识了保守党议员杰克·麦克纳马拉。麦克纳马拉是一位年轻的议员，也是个同性恋者。伯吉斯利用都是同性恋者这层关系，很快与他打得火热。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和苦心经营，他于1935年底成为麦克纳马拉议员的私人助理。这一身份的获得，使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政界高层圈子，为他日后获取重要情报打下了基础。
在与麦克纳马拉打交道的日子里，伯吉斯发现这个家伙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很有可能是德国间谍。因为伯吉斯陪他去了几次德国，他都带着大量的英国政府以及民众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行为的反应等材料。伯吉斯将计就计，利用麦克纳马拉私人助理身份这一便利条件，经常陪他出入德国、法国等地，搜集相关情报。他把麦克纳马拉与德国人的关系报告给了苏联，提醒苏联方面注意这个人的行迹，避免因他是德国间谍而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伯吉斯借助麦克纳马拉私人助理的身份打开了交际网，接触到了更多上层人物。同时，他充分利用自己同性恋方面的关系，把自己的关系网发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他和“大陆同性恋同盟”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与同盟中的重要人物爱德华·法伊佛建立了深交。爱德华·法伊佛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法国当时政坛风云人物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厅主任。而爱德华·达拉第在1933-1940年期间，先后三次出任法国总理。从法伊佛那里，伯吉斯可以不时地获得法国方面的一些情况。
此时，约瑟夫·博尔已经由保守党情报局局长一职，改任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贴身顾问。经过约瑟夫·博尔的牵线搭桥，伯吉斯与英国首相张伯伦搭上了线。凭着自己的交际才能，他与张伯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后来成为张伯伦的座上宾。伯吉斯一下子成为欧洲政要的密友，特别是英、法等国高层的红人。
1936年，“剑桥五杰”中的布朗特命令卡尔克罗斯表面上退出共产党，然后想方设法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为此卡尔克罗斯积极准备，等待良机。机会终于来临。这年夏天，英国外交部公开招考工作人员。作为剑桥大学的才子，卡尔克罗斯参加了这次招考，他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位列榜首，顺利通过了这次考试。这年秋天，他成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又一名苏联间谍。
在英国外交部工作期间，卡尔克罗斯与苏联潜伏在英国外交部的另外两名间谍约翰·金和麦克林相互配合，从军事密码破译中心弄到了不少重要情报，致使英国情报部门的密码专家每次快要破译苏联的密码时，苏联人就已经得到情报对密码进行了更换。这个给苏联输送情报的人，就是卡尔克罗斯。
此后，卡尔克罗斯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信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等处任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谍海生涯中，为苏联提供了一份又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
战云密布 红谍出击
风云变幻，战争阴云笼罩欧洲。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西班牙驻摩洛哥的殖民军首领佛朗哥发动叛乱，反对人民阵线政府。西班牙人民奋起反击叛军。德、意法西斯从7月30日起，公然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他们出动飞机将叛军从摩洛哥运往西班牙，还运输武器、弹药，后来又派军队干涉，约5万名德军和15万名意军到达西班牙。
8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等27国签订了“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定，禁止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禁止西班牙购买的武器过境。在这种情况下，50多个国家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组成了国际纵队，到西班牙抗击叛军和法西斯军队。
由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违背协定支持佛朗哥叛军，叛军在同年9月占领了三分之二的西班牙领土，并企图占领首都马德里。支持西班牙左派的苏联因此与德国、意大利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为了掌握西班牙内部情况，菲尔比奉命打入西班牙内部机要部门，及时掌握有关情报。为此，当时身在巴黎的菲尔比积极做好准备工作，等待出击良机。
就在菲尔比等待出击之际，1936年底英国政坛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英国的爱德华八世宣布，“不爱江山爱美人”。
当年1月20日，英王乔治五世去世，威尔士亲王继承王位。这位受人欢迎的亲王是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的长子，继承王位后成为爱德华八世。他曾在皇家海军学院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掷弹兵卫队服役。1930年，他遇见了美国女子华里丝·辛普森，与她一见钟情。华里丝此前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嫁给一个军人，第二次嫁给商人辛普森，离婚后移居英国。这年的11月，国王正式通知俗称“约翰牛”的首相鲍尔温，要与华里丝结婚。鲍尔温则率部向国王发难。他们为国王划定两条路线：或者女人离开，或者国王逊位。12月11日，国王发表了告别广播讲话，宣布为了能和心爱的女人结婚，他将放弃王位。爱德华八世只做了325天国王，连加冕典礼都没来得及举行，就为爱情逊位了。被迫放弃王位后，威尔士亲王被封为温莎公爵。
温莎公爵的“要美人不要江山”，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有人说他是绅士的典范，为爱情不顾一切；有人认为他胸无大志，过不了美人关。长期以来，英国方面似乎都承认爱德华八世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说法，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结论，苏联人当年就大表怀疑，克格勃指示“剑桥五杰”之一的布朗特查明事情真相。
布朗特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来发现了温莎公爵的惊人秘密。其实英国爱德华八世并非“不爱江山爱美人”，他的下台是迫于无奈。其中的原委和详情，在后面还会提到。
伯吉斯也在积极活动，同是1936年底，他进入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新闻机构——英国广播公司（BBC）担任节目制作人。这样一来，他便有机会同政府要员和其他要害部门的人接触。没有多久，他在录制节目时结识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大卫·福特，他一边录制节目一边与大卫·福特“闲聊”，结果大卫被他对时政的独到见解所吸引，主动提出，邀请他加盟英国情报部门。对于这份工作，伯吉斯求之不得，他们一拍即合。成为双面间谍后，伯吉斯接受了英国方面的任务，为英国情报部门招收新成员。这又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于是在伯吉斯的安排下，不断有苏联间谍打入英国情报部门。
1937年2月，菲尔比前往西班牙，公开身份是《泰晤士报》的记者，目的是采访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的军队。而克格勃给他下达的任务是：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手情报。就在菲尔比离开伦敦几星期之后，伦敦秘密情报站接到了指示，这个指示无疑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它命令菲尔比暗杀西班牙当时的领导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从事谍报工作之初，菲尔比喜欢把写有密码和联系地址的纸片放在兜里，这是情报工作之大忌。这个不良的习惯，使他刚到西班牙就经历了间谍生涯的第一次历险，险些要了他的命。
到西班牙后，有一次，菲尔比去科尔多瓦看西班牙斗牛。斗牛比赛安排在星期六举行，前一天晚上他就住进了当地的一家旅馆。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门刚开一条缝，两名持枪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员强行闯了进来，抓住他要带走。“你们凭什么抓人？”对方不搭理他，径直把他押到警卫队的指挥部审讯。菲尔比猝不及防，职业敏感使他首先意识到，自己衣兜里的那张写有秘密的纸条必须处理掉。但路上他一直没有机会。到了指挥部里，国民警卫队员先搜查菲尔比的手提箱，没有搜出有价值的东西。
菲尔比预感到，接下来肯定是搜身检查。怎么办？情急之中他不由得去摸那张纸条。当他的手伸进口袋的一刹那，首先摸到的却是钱包。他突然灵机一动，掏出钱包使劲扔在桌上。钱包在桌上蹦了一下掉到地上，钱包里的钱也蹦出来散落一地。几名审讯人员见钱眼开，不顾一切去抢钱。说时迟，那时快，菲尔比迅速将那张重要的纸条放进口中吞了下去，然后微笑着翻开口袋，等那几个家伙来搜身，结果什么也没搜到，他们只好把他放走了。一场虚惊之后，菲尔比办事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在西班牙，菲尔比想尽办法，但连佛朗哥的面也没见到。这年5月份，菲尔比无功返回伦敦。不久，他重返西班牙。这年年底，他和其他几名记者乘车去前线采访，汽车被炮弹击中，车中同行的三个记者当场被炸死。菲尔比福大命大，只是受了点轻伤，但他因此成了战争中的英雄，并获得了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特地颁发给他的红十字勋章。佛朗哥此举帮了菲尔比的忙，使人们更加相信菲尔比的反共立场。菲尔比曾说：“我在西班牙受伤，对我的记者和情报工作提供了无穷的帮助。”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佛朗哥，菲尔比报告说：“从此，所有的门都向我敞开了。”可是，这扇门打开得太晚了。当菲尔比能够接触到佛朗哥的时候，苏联方面的暗杀计划已经中止了。1937年，菲尔比与第一任妻子利兹分手，利兹始终不知道他是个苏联间谍。
1937年11月，潜伏在英国外交部的麦克林向苏联发去一份特别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提到了英国议会议长哈利法克斯勋爵出访德国的详细情况（据说卡尔克罗斯也提供了这一情报）。斯大林急于想从这次出访事件中，进一步了解英国的对德策略。麦克林提供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三个月后接替艾登成为外交大臣）的会谈记录。据说哈利法克斯初次见到希特勒时，就把希特勒当成了男仆，脱下帽子和大衣后正要交给这位“男仆”时，一位德国部长急忙上前制止他说：“元首！这是元首！”哈利法克斯这才弄清面前这位战争狂人的身份……
这份文件给斯大林留下了特殊印象，他从哈利法克斯与希特勒的会谈记录中提炼出来的部分内容，获知英国和纳粹德国一样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斯大林同时意识到，英国会对德国向东扩展进逼苏联的行动持赞同的观点。这些重要情报，使本来就对英国政策极端不信任的斯大林从中得到了事实的验证。
麦克林的情报无异于雪中送炭。通过麦克林的情报，苏联方面获悉：哈利法克斯勋爵是张伯伦对德“绥靖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在与希特勒的会议中一再安抚这位战争狂人，并暗示希望德国能够成为欧洲抗击共产主义的堡垒，特别希望德国进攻苏联。苏联情报中心把这次会晤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英国人这一招真够阴险！”据说斯大林得到这一情报后非常气愤。按照他的指示，苏联方面立即部署有关部门去破坏英国的阴谋。麦克林也接到指令，继续搜集这一方面的情报。
1938年9月，战争的阴云越来越密集。这时麦克林被派往巴黎，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一职。命令如山，麦克林随即赶往巴黎上任。此时正值慕尼黑危机发展到关键时刻，希特勒试图以武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一直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张伯伦，一个月之内竟三次飞抵柏林与战争狂人希特勒密谈。9月30日，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签订，英国的张伯伦、法国的达拉第、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该国外长齐亚诺，共同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
麦克林获得《慕尼黑协定》签订的情况后，迅速发往莫斯科。他还从一些零碎的情报资料中分析，英、法两国很可能还和希特勒达成了一些不利于苏联的秘密协议。他把这一担忧如实告诉了苏联方面，以便让他们早作准备。斯大林分析当时的形势，为了争取备战时间，苏联决定有意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在一年后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方面表彰了麦克林。此后他继续潜伏，不断为莫斯科提供情报。
二战爆发 情报制胜
就在伯吉斯、麦克林他们积极获取重要情报时，菲尔比的情报工作却陷入困境之中。作为一家报纸的随军记者，菲尔比可以观察到一些军队的情况，但很难接触到一些核心机密。为此他想换个身份，以便深入敌人的内部去。他向苏联方面发出请求，想进入密码学校，但他的这一申请被苏联克格勃拒绝。
正当他灰心丧气之时，碰到了《每日镜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这个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一个著名的民主人士，也是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她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曾祖父为印第安人。她于1917年只身到纽约，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六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八年，积极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在柏林会见尼赫鲁。史沫特莱后来到了中国，一待就是12年。
当史沫特莱问菲尔比有什么打算的时候，菲尔比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参加英国军队，反对法西斯主义。史沫特莱听了菲尔比的介绍，让他继续与苏联方面联系，并答应帮他联系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以便满足菲尔比的反法西斯心愿。
没过多久，在史沫特莱和伯吉斯的双重推荐下，菲尔比接到了英国军情五局的通知，他竟然不费什么力气就进了英国的秘密情报机关工作。原来战争风云笼罩着欧洲大陆，英国情报部门缺兵少将，正急于招兵买马。看过菲尔比的材料，特别是有情报局同行伯吉斯的举荐，军情五局当即拍板要了他，将他安排在新成立的D处工作，主要从事颠覆和破坏工作。
不费吹灰之力，菲尔比便成了双面间谍。由于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军情五局又将他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局工作。但这个部门主要是针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掌握的情报对苏联没有多大作用，于是菲尔比退出特别行动执行局，回到秘密情报局。不久他了解到，军情五局的第五处是个核心部门，掌握着英国对苏联的情报，于是他准备打入第五处。
英国军情五局第五处是当时新设立的工作处，与军情局其他工作处以及英国外交部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一番周折，菲尔比如愿进入第五处工作。但是，第五处的工作人员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想看的一切，有的档案材料监管得很严。菲尔比心生一计，决定打开五处处长考吉尔这个缺口。他投其所好，充当起了考吉尔的耳目，成为处长大人的心腹。这样他便可以经常出入档案室，将涉及苏联的档案文件一一过目。
二战爆发前，伯吉斯凭借自己的活动能力已经成为欧洲政要和巨头的信使。英国首相张伯伦是对德国绥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希望和德国、意大利的高层建立联系，同时还想与同样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法国总理达拉第建立秘密联系。他想到很多可以牵线的人，最后选定了双方都信任的伯吉斯。
伯吉斯不负张伯伦所望，穿梭于英、法、德、意之间为他们传递密信。他曾替张伯伦捎信给意大利的统治者墨索里尼，还为张伯伦同达拉第的秘密接触牵线搭桥。他将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和所知的各国政要巨头之间的事情，全部在第一时间用最快的速度秘密交给苏联。苏联得到这些重要情报，便掌握了英、法对德国的政策和态度，为斯大林采取应对策略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场硝烟弥漫。两天后，英国对德国宣战。1940年5月，丘吉尔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同月，德军顺利拿下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主力部队直逼英吉利海峡。5月25日，德军把英法联军的30万人马围困在敦刻尔克海滨，英军丧失了战斗力，丢盔弃甲，仓皇逃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菲尔比突然决定辞职，离开《泰晤士报》。
二战开始后，在英国军情五处工作的布朗特成功破坏了军情五处的一次反间谍行动，从而保护了一架在英国秘密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苏联飞机。在战争过程中，他不断向苏联提供盟军的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情报。
伯吉斯也不甘落后。1941年7月，在德军入侵苏联一个月后，他专门做了一期“谈谈俄罗斯”的节目，向全世界介绍他的理想之国。后来，他还利用做节目的机会直接请来苏联间谍厄恩斯·杰里，以介绍东方战线的战事为名，公开宣传苏联的情报机关，鼓舞反法西斯阵线的斗志。
同年8月，英国潜艇部队得到了一台德国人的密码机——恩格玛密码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设备。在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后，英国一直对外保密以麻痹敌人。菲尔比1941年9月加入英国军情六处，有一段时间与苏联失去了联系，克格勃派人到处寻找。重新联系上之后，菲尔比就把英军通过密码机破译的德国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苏联红军。
1943年，著名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在苏德之间进行。双方上万辆坦克在硝烟中开炮对攻，这场战役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之战。这是决定命运的大会战，“剑桥五杰”提供了不少相关的情报。最终，纳粹德国损失兵力50多万人、坦克1500辆，飞机、火炮无数。如此重大的损失削弱了德军的有生力量，使其最终丧失了苏德战场主动权。苏联红军为何最终能取得会战的胜利，在会战中频频提前打击德军呢？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组织——“剑桥五杰”，这个组织在为苏联红军提供关键情报。此后德军再也没有能力在东线发起有威胁的攻势。
当年负责和“剑桥五杰”联系的一位克格勃情报员在晚年回忆：“我们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情报部门的功劳。而且，我们不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还摧毁了德国人的信心，因为通过菲尔比，我们得到了太多的情报，英国人用恩格玛机破译的德方密码情报，均被菲尔比截获。所以，他们对德军的部署及作战计划，有了相当明确的判断。应该说，丘吉尔先生已经就其中某些问题和斯大林先生做了沟通，但其中大部分情况他们并未涉及。不过，得益于菲尔比的情报，我们获取到了德军关于这次战役的所有情报。”
1944年3月，麦克林因为工作出色，被派往华盛顿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一个月后，他携家人来到美国。他有意把妻子梅琳达安排在纽约的妈妈那里，自己则到华盛顿赴任。以后他每周去纽约看望妻儿两次，借此把情报交给克格勃的接头人。由于他非常忠于职守，他的上司——大使哈利法克斯子爵认为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而有魄力的人，不久提拔他当了使馆办公室主任。这样一来，他便可以把大使办公室的绝大多数文件拿回自己公寓处理，拍摄下来后送给克格勃。利用这一便利，他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为苏联在二战中争取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密信破解 生死一线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推进，德国法西斯战败已成定局。二战临近结束时，英国王室为了遮丑，命令英国情报部门设法找回当年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密信。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祖母，与她的德国亲戚有过不少的信件来往，这些信件也容易引起英国民众的反感，英国王室要求情报人员将这些信件一起找回来。
选派谁去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呢？英国的情报部门反复考虑，认为由布朗特去完成这一任务最合适。因为这些信件事关英国王室声誉，不能大张旗鼓地去找。负责寻找信件的人既要做到严守秘密，还必须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具有相关的历史知识。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布朗特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一来因为他是特工，懂得如何才能获得成功；二来他是个艺术学教授，是英国艺术界的权威，同时兼任伊丽莎白女王的艺术顾问；三来他是英国王室的远亲，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比别人更靠得住。这些理由当然很充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布朗特是苏联克格勃。
布朗特被派往德国执行这一特殊任务。他通过各种渠道，花费重金将温莎公爵与希特勒来往的一些信弄到了手。拿到这些信后，他才明白当年温莎公爵为何因“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放弃王位，明白英国王室急于找回它们的原因。原来这个温莎公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亲德派，他与纳粹德国有着特别的关系，在德国人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整个欧洲笼罩在一片战争阴云之时，居然给希特勒写信，把盟友法国的防御弱点告诉希特勒。搜集到的材料可以证明，温莎公爵是个卖国贼。布朗特将信件交给英国王室的同时，也将详情报告给了苏联克格勃总部。对于这样一个亲德分子，英国政府和王室当然不会让他担任国王，以免破坏自己的形象。
后来，有一位叫马丁·艾伦的作家在其《秘密记录》一书中称，温莎公爵是一个间谍，在二战初期协助德军打击英、法军队。英国政府和王室当年是为了不使这样一个亲纳粹的人损坏国家形象，才找借口让他下台的。英国媒体于1996年曝光了温莎公爵的隐秘档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在半个多世纪前，苏联人就知道了这些秘密。当年没有公开这些内幕，是因为二战尚未结束，苏联和英美都是反法西斯盟友。
到了1944年，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取胜已成定局。这年5月，伯吉斯通过关系网获知，英国外交部新闻司缺人。伯吉斯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找关系，并且向外交部提出了申请。鉴于他在新闻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并取得了不少成就，英国外交部批准了他的申请，于是他在6月初到外交部上班。这一工作的变换，为他日后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当战争的结局已经能预见之时，英国人意识到自己战后最大的敌人将是苏联，于是命令秘密情报局成立一个反苏反共的专门科室——第九处，由第五处的杰克·居里担任临时处长。如此重要的情报，一刻也不能耽误，菲尔比立即通过自己的单线联系人克罗托夫告诉了苏联克格勃。因为第九处是专门针对苏联的，这个部门特别重要。莫斯科发来密电，指示菲尔比要想方设法谋取第九处处长这一职位，并且表示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
五处处长考吉尔与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关系不错，但和其他同事的关系不怎么好。就在这时，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奉命起草一封信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信开始交给考吉尔来完成，谁知考吉尔素来对胡佛没有好感，就在这封信中将他大骂了一顿。信被外交部退了回来，孟席斯便将此事交由菲尔比去办。菲尔比完成得非常好，孟席斯对此十分满意。在孟席斯的推荐下，不久菲尔比被任命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科长，不久由九科科长再升为九处处长。考吉尔得知孟席斯的态度后，大骂他忘恩负义，愤然辞职。
由于菲尔比精明强干，1944年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处长，并一度被指定为军情六局局长候选人。第二年，军情第五处和第九处合并，新机构的负责人仍是菲尔比。身为苏联情报部门的特工，居然当上了英国专门对付苏联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这真是世界间谍史上的一大奇观。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菲尔比刚刚上任就遇到了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1945年9月19日下午，菲尔比接到了孟席斯的一个电话，让他到办公室去一趟。菲尔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果然，到孟席斯办公室后，这位情报局局长告诉了一个令他不安的消息：一个名叫沃尔科夫的克格勃高级特工叛逃到英国了！孟席斯说：“此人现在已到英国驻土耳其总领事馆。这些是有关他的材料。”
孟席斯给菲尔比看了桌上的一叠材料。这些材料是从外交部转来的，上面写着：苏联驻伊斯坦布尔副领事沃尔科夫请求政治避难，条件是他说出苏联隐藏在英国外交部的两名间谍以及秘密情报局的五名间谍；而在英国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之前，他什么也不会说。沃尔科夫还强调，英国的电报通信是不安全的，因为苏联情报机关已经破译了英国发报的密码……
菲尔比从中获悉，沃尔科夫掌握着克格勃潜伏在西方很多间谍的名单。他的倒戈对自己是个巨大的威胁，必须除掉他。菲尔比知道，此人打算出卖的间谍中肯定有自己。好在这份材料只送到秘密情报局，还没来得及送往军情五局。怎么办？要以最快的速度通知莫斯科方面！
孟席斯问菲尔比：“你看，这事该怎么办？”菲尔比回答说：“事关重大，得派一个得力的人前往伊斯坦布尔。”孟席斯表示赞同，决定派军情五局驻开罗情报站的罗伯茨去处理这件事。菲尔比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时，孟席斯提醒他：“此事要严格保密！”
情况十万火急，菲尔比一出来，就与自己的单线联系人克罗托夫见面，传递了这一紧急情报。克罗托夫岂敢怠慢，立即将消息转给莫斯科。菲尔比刚回到住处，又接到孟席斯电话。孟席斯在电话中说，准备派去伊斯坦布尔的罗伯茨患有严重的恐高症，不能坐飞机。菲尔比便主动请战，孟席斯对他大加赞扬，命令他速去土耳其处理此事。
菲尔比直飞伊斯坦布尔。他刚下飞机，就有人看见一个浑身裹满绷带的人被苏联人用担架抬上了飞机。被抬上飞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沃尔科夫。
在土耳其转了一圈后，菲尔比回到英国。他向孟席斯汇报说，可能是沃尔科夫酗酒走漏了风声，被苏联人除掉了，他到伊斯坦布尔后，再也没见到沃尔科夫。蒙在鼓里的孟席斯只有叹息。
1945年7月，工党领袖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成为英国新首相，他上任后启用欧内斯特·贝文当外交大臣。伯吉斯从事新闻工作时结识的好友赫克托·麦克尼尔便成为贝文的助手。在麦克尼尔的推荐下，伯吉斯成为贝文的私人助理，这使伯吉斯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机密。
重大泄密 功勋卓越
伯吉斯成为贝文的私人助理后，想方设法和周围的同事拉好关系，时常趁着贝文另一个助手弗雷德·沃纳不注意，将最高层的外交机密档案偷拍成微缩照片传给苏联。有一段时间，首相艾德礼与贝文多次密谈，在无法窃听的情况下，伯吉斯对贝文最近查看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从他阅读的资料最多的是原子弹、战争、国防、未来战争之类，得出艾德礼与贝文密谈的内容与发展核武器有关。他把这一情况汇报给克格勃总部，经多方证实，他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艾德礼在没有取得内阁全体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尽快发展核武器，以便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
为苏联获取西方核计划情报的还有麦克林。1945年，罗杰·梅金斯出任英国驻美国大使，这位负责英国经济事务的首脑，还分管英国的原子能发展事务。他上任不久，就看中了麦克林的才华，提拔麦克林担任西方盟国的原子能发展联合政策委员会的联合秘书。由于对麦克林非常信任，他将原子能方面的许多事务都交给麦克林直接处理。在这个过程中，麦克林接触到了英美及其盟国的核计划，了解到他们的核储存，特别是他们的核战略发展思想，他把这一揽子资料全部交给了苏联克格勃。这些资料都是第一手资料，比伯吉斯搜集的更详细。
苏联人得到麦克林提供的情报后，对西方的“核计划”非常重视。为了对这一方面的情报资料把握得更准，派出了一名代号为“巴兹尔”的间谍协助麦克林工作。这位间谍本身是一位科学家，在物理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研制核弹的几个科学团队之间的协调人，其实是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为了信仰，他自愿为苏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了“巴兹尔”的协助，麦克林在窃取核计划情报方面进展非常顺利。1945年7月，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成功地试爆了一个核弹实验性装置，麦克林将这一情报很快报告给了苏联。在“巴兹尔”的帮助下，他搞清了美国的铀储量，还把美国控制的制造核弹所需的其他重要原料和核工程进展情况详细向苏联克格勃作了汇报。这样一来，苏联方面的专家可以计算出美国在短时间内可能生产多少颗原子弹。
德国无条件投降后，为了商讨对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杜鲁门、丘吉尔（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和斯大林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晤，史称“波茨坦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为了给苏联施压，有意对斯大林说：“我们美国已经掌握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这种可怕的武器就是原子弹！”没想到斯大林毫不在意，一点反应都没有。本想以此作为谈判筹码的杜鲁门感到大惑不解。事实上，斯大林通过间谍的活动早已掌握了他们的核计划，对美国人的核武器底细了如指掌，早就作好了应对准备。苏联自己也在搞核武器，所以根本不把它当回事。
英、美方面一开始并不知道核计划已经泄密，疏于防范。此后，麦克林还一直在为苏联提供英、美及其盟国的核武器发展情况，直到他从美国离任。此外，其他红色间谍也在搜集英、美核武器情报，在这一点上苏联方面早已掌握主动权。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是麦克林情报工作特别出色的时期，除了探得核计划情报，他还成功地获取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
二战结束后，受战争的影响，欧洲经济一片萧条。相反，受十月革命胜利的启发，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较为活跃。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不加快经济发展，如果经济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整个欧洲很可能都会被共产主义“赤化”。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于1947年抛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承诺为欧洲提供帮助，以便渡过危机。
美国不仅愿意对英、法提供帮助，还表示愿意为苏联提供帮助。当时苏联受战争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也不是太好，斯大林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斯大林知道，美国不可能无条件地提供帮助，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到战争给苏联造成的严重损失，斯大林认为，有一些附加条件的援助也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在于马歇尔计划的底线是什么？
为了摸清这个底线，斯大林派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到巴黎与英、法两国的外长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克格勃给他的间谍下达命令，全力搜集马歇尔计划的情报。麦克林也接到了这一任务，他绞尽脑汁地想：如何去搞到这方面的情报？
此时，因为他与物理学家“巴兹尔”频繁接触，已经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警觉。他发现已经有人盯自己的梢。因此，在搜集马歇尔计划的情报时，他的行动特别小心。经过一番努力，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不少有关马歇尔计划的资料。对于这些情报资料，他进行了认真分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再向苏联方面报告。
麦克林报告说，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人“一石数鸟”之计，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这个计划如果实施：第一，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欧洲各国；第二，美国还可以从中阻挠苏联的重建，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第三，美国变相取消了德国向苏联的战争赔偿。因为《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可以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德国用机器设备、工业企业及原材料等来支付。特别要紧的是，该计划的实施可能会导致一些原来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改变初衷，投向西方国家的怀抱。
克格勃接到麦克林的情报后，立即呈给斯大林。莫斯科断然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并强烈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同时，为了确保战争赔偿的获得，苏联加速从德国拆运各种机械。麦克林立了大功。
这一时期，为苏联和红色阵线立功的还有菲尔比。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英情报机构拟订了一个针对阿尔巴尼亚的颠覆计划，准备派人到阿尔巴尼亚从事颠覆活动。菲尔比将这一计划一字不漏地传回给克格勃，结果美、英的数百名派遣人员一踏上阿尔巴尼亚国土就全军覆灭。在他的帮助下，苏联方面抓获了英、美安插在苏联和东欧的大量间谍，并清除了一批企图投奔西方的间谍，为克格勃立下汗马功劳。
尽管暗中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但老练的菲尔比没有露出破绽，反而在军情六处的地位越来越巩固。二战结束后，军情六处决定在土耳其建立情报站。1947年1月，菲尔比被派往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而他真正的职务是担任军情六处土耳其情报站站长。菲尔比在伊斯坦布尔这个获取情报的重要窗口，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两年，又为苏联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
双杰聚美 英雄相惜
转眼到了1948年2月，英、美、法、比、荷、卢等六国在伦敦召开外长会议，会议通过了在德国的英、法、美占领区上建立联邦德国的决议。伯吉斯很巧妙地从赫克托·麦克尼尔那里套得此情报，转告苏联。苏联为此调整了对英、法、美的外交政策。
1948年秋天，伯吉斯因为经常酗酒惹麻烦，被赫克托·麦克尼尔派到了远东局从事情报工作。凭着和外交大臣贝文的关系，他在这里如鱼得水，可以参与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包括来自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情报。他将英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政策详情，及时通报给了莫斯科。
尽管伯吉斯的间谍工作十分出色，但他内心一直痛苦不堪，这也是他经常酗酒的重要原因。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实施经济援助后，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执政计划成了泡影。共产主义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共产主义变得遥遥无期，他痛苦不堪，只好借酒消愁。1949年秋天，他到摩洛哥度假，不断上演闹剧，英国情报部门日渐对他生厌，苏联情报部门也一度以为他精神失常。
1949年夏天，从伊斯坦布尔返回伦敦不久，菲尔比就被派往华盛顿，表面上担任英国使馆的一等秘书，实际上成为英国秘密情报局驻华盛顿的代表，负责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情报部门的联络工作。一年之后的夏天，伯吉斯也被英国外交部“赶”到美国，担任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二等秘书。共同的目标，多年的战友，使他们的友情进一步加深。
在美国，伯吉斯依然没有解开心中的郁结，经常开车超速被警察拦下。有一次，他还在盛大的外交聚会上为美国外交官哈维的妻子画裸像，招致哈维的一顿臭打。此后，伯吉斯不得不收敛些。因为担心伯吉斯再次惹事，英国外交部准备将他调走。
菲尔比帮他平息了这些事情，但更大的危机却正向他们袭来。没过多久，菲尔比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译了1944-1945年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同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密码，该局负责对付苏联的特工罗伯特·兰费尔从中发现，英国驻美大使馆中隐藏着一名代号“霍默”的苏联间谍。这个间谍可以看到丘吉尔与杜鲁门之间的电报通信，并不断向克格勃发送情报。英、美情报机构对此高度紧张，立即着手调查。很快，英国情报机关就将目标锁定在伯吉斯和麦克林两人身上，最后确定就是麦克林。此时的麦克林，已于1950年初担任英国外交部美洲司司长。
1951年4月，菲尔比获得有关间谍“霍默”的消息，立即通知伯吉斯。同时联系自己的克格勃上级，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出面，积极营救麦克林。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克格勃对此事反应极为冷淡。菲尔比推断，克格勃方面可能要放弃麦克林了。
无奈之下，菲尔比只好找到伯吉斯，商量如何营救麦克林。最终他们决定，由伯吉斯回英国通知麦克林，并且想办法与他一同出逃。为了达到让伯吉斯早日被遣送回英国的目的，他们做了精心的设计。菲尔比让伯吉斯带上一位熟人，从华盛顿特区驱车前往南卡罗来纳开会。他叮嘱伯吉斯，路上必须再三故意超速，在一天之内接到三张超速控告票，这样警方才会将他视为不受欢迎的外交人员。果然当天他第三次超速后，这一事件被警察上报州长并层层汇报，最终被汇报到美国国务院，美国方面知会了英国驻美大使馆。英国驻美大使馆谴责了伯吉斯品行不端，勒令他立即回伦敦。
伯吉斯早已被美国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得知自己即将被审，他有意三番五次地醉酒驾车，还超速，等待美国当局对他下达逐客令。这样，他不打招呼迅速离开了美国。临走前，菲尔比再次对他面授机宜。
5月7日，伯吉斯回到英国，先去找布朗特，要他尽快将麦克林暴露的消息转告克格勃在英国的负责人尤里·莫金。然后他去见麦克林，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麦克林一听，也感到大事不妙，但拒绝逃走。原来，他的妻子马上要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了。命悬一线，伯吉斯最终还是说服了麦克林和他一起逃走。
英国外交部秘密授权军情五局抓紧审讯麦克林，他们对麦克林实施了监控。5月25日是麦克林的生日，布朗特要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举行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以庆祝自己的生日。当天依计而行，布朗特安排伯吉斯将麦克林从舞会上带出来，并让他俩一起出逃。他们瞅准机会，成功甩掉跟踪的军情五局特工，先上火车，然后驱车赶到南安普顿浅桥，乘坐一艘开往法国的汽船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此这两位超级间谍不知去向，仿佛人间蒸发。
在离英、美联合审讯只有三天时间的时候，两位超级间谍成功出逃，避免了“剑桥五杰”全部被捕的严重后果。假如他们逃走失败，麦克林受审，他招供的可能性较大，这样其他几个人都脱不了干系，很可能造成麦克林、伯吉斯和菲尔比都暴露被捕，甚至牵出布朗特来。
伯吉斯和麦克林失踪后，英国情报局军情五处将菲尔比召回伦敦。情报部门对菲尔比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想找出他与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探寻伯吉斯他们的去向。对此，菲尔比异常镇静，他反驳说：“我刚看完联邦调查局的那份报告，伯吉斯就进了办公室。或许他也看到了那份放在架子上的报告，然后就逃跑了。但我和他们只是校友，他们逃跑与我还有什么关系呢？”
菲尔比虽然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谅解，但美国人不依不饶。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主动向军情五处提供菲尔比与伯吉斯交往的证据，认为菲尔比是苏联间谍的可能性很大，他要求英国：“立即撤换菲尔比，否则终止英、美两国在情报方面的合作！”
英国人不敢得罪美国人，便派出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高手迪克·怀特和曾经破获苏联原子间谍网的威廉·斯卡登审问菲尔比。菲尔比和他们斗智斗勇，巧妙周旋。为了安全起见，他中断了与苏联上司尤里·莫金的联系。1952年，菲尔比自动辞职，领取2000英镑的资遣费，而后离开英国情报部门。失业后，他的第二任妻子离开了他。英国情报部门拿不到确凿的证据，一时也动不了菲尔比，但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谍战迷离 特工生情
失业后的菲尔比重新拿起笔，从事新闻写作。当时稿费有限，为了生计，他替人家写过家谱。
1954年发生了一起苏联间谍叛逃事件。当时苏联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妻子叶多夫·卡姬暗中投靠了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向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出卖了克格勃在澳大利亚的人员名单，其中可能包括与澳大利亚关系密切的英国、美国的克格勃人员名单。克格勃将他们夫妇绑架，但在押送途中被澳大利亚特工劫走。彼得罗夫出卖的苏联间谍人员名单中，很可能有菲尔比。尤里·莫金不得不去找菲尔比，以便及时把相关情况通报给他。
尤里·莫金找不到菲尔比，情急之下就去库尔塔特艺术学院找在那里上课的布朗特，希望他安排自己尽快与菲尔比见面。布朗特深知与菲尔比见面的危险性，因为他本人也早在1951年就被怀疑是苏联间谍，此后又多次被军情五处讯问。尽管如此，布朗特还是以安排同学聚会为名，联系上了菲尔比。聚会时趁着人多，他安排了菲尔比与尤里·莫金短暂见面。从尤里·莫金那里，菲尔比知道了彼得罗夫叛变的消息，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1955年，英国的社会舆论对麦克林事件大加指责。民众认为，负责国家安全保卫方面的情报机构无能。迫于民众压力，也是为了给英国情报部门撑腰，英国首相不得不在一次会议中公开声明对菲尔比的怀疑“证据不足，保留疑义”，还说菲尔比“没有背叛英国的利益”。同年11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向议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我没有任何理由说菲尔比先生曾在什么时候背叛过我们的国家”，这就使得菲尔比暂时渡过了嫌疑危机。
就在菲尔比过着半隐居生活之时，英国情报部门又开始拟订了一个计划，准备让菲尔比去中东阿拉伯地区活动。英国情报机关这一放虎归山之举，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让菲尔比暴露从事双面间谍的证据，另一方面又想通过他顺藤摸瓜，一举破获阿拉伯世界中的苏联间谍网。
菲尔比接受了这一任务，他有着自己的考虑。英国外交部通过努力，给了他一个《观察者》杂志和《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身份。1956年9月，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菲尔比借此踏上了前往黎巴嫩贝鲁特的旅程。英国情报机关暗中派出一对间谍夫妇，在中东监视菲尔比的一举一动。
这对间谍夫妇，男的叫山姆·布鲁尔，女的叫艾利伊娜。起初，他们以同行的身份接近菲尔比，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在业务上经常合作，加强情报线索的交流。时间长了，他们发现菲尔比虽为间谍，但有着男人的风度和可爱的气质，菲尔比也觉得艾利伊娜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到后来，三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艾利伊娜对单身的菲尔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但布鲁尔开始没有觉察。布鲁尔是个双性恋者，过去在美国时有过多个不同性别的“好友”，到中东后居然同一名超市的男收银员好上了。艾利伊娜发现后和他大吵一架，很快与他离婚。不久艾利伊娜嫁给了菲尔比，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菲尔比化“敌”为友，一时间英国方面对他的监视形同虚设。但是，他没有把自己是苏联间谍的真实身份告诉艾利伊娜。在他与艾利伊娜结婚后，英国方面决定对他进行日夜监视，军情局请黎巴嫩秘密警察贾波特上校负责对菲尔比进行监控。这位上校得了英国情报部门的经费，派手下密切监视菲尔比的一举一动。很快，他们就发现菲尔比在从事一项双重身份的工作——他接触的人神神秘秘，他们接头的地点也非常隐秘。
有一次，菲尔比与一位接头人在自己住的地方接头，贾波特手下的人抓住了这个接头人。幸亏这个人是临时雇来的，并不知道太多的情报。当贾波特他们要审讯时，这位“临时工”突然“畏罪自杀”，弄得贾波特和英国情报人员空欢喜一场。
与菲尔比相比，布朗特的情况要好得多。尽管多次被情报机关讯问，但因没有确凿证据，对他的处理每次都是不了了之。在此期间，他还当上了科陶德艺术学院的院长，学术上可谓春风得意。1956年，布朗特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骑士爵位。
刀尖行走 结局凄凉
1963年1月，因为身份彻底暴露，菲尔比逃往苏联。
关于他是如何暴露的，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在贝鲁特写了不少反对以色列的文章，引起他过去一个亲以色列的女友的不满。这个叫弗洛拉·索洛门的女友是英国马克斯·斯潘塞公司的经理，本来就对菲尔比抛弃她耿耿于怀，加上菲尔比又骂以色列，于是要报复他。正巧她到以色列访问时，遇上了军情五处的维克多·罗斯柴尔德，便把菲尔比是共产党和苏联间谍的事全都告诉了他。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可信，因为菲尔比连自己的妻子都不透露身份，怎么会告诉逢场作戏的情人呢？
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再次出现叛徒，导致菲尔比暴露身份。间谍戈利钦叛逃到美国后，再次供出菲尔比是苏联间谍。美国方面迅速把这一重要情况通报给英国，情报局准备将他抓捕。但是与他关系很好的同事专门赶到黎巴嫩，将所有的信息及时转告了他，并为他制订了详细的出逃方案。综合各种情况分析，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此时，菲尔比已经处在英国情报部门和以色列方面的监视之中。1月23日傍晚，菲尔比与妻子艾利伊娜被邀请参加英国驻贝鲁特大使一等秘书鲍尔弗·保罗举办的招待会。宴会在灯红酒绿之中进行，艾利伊娜来到会场，但菲尔比没有出现在现场。等她回到卢肯塔街的住处时，也没见菲尔比的身影。第二天仍然杳无音讯，菲尔比神秘失踪。
一晃到了这年的6月，英国情报机关才搞清楚，菲尔比本人已经在莫斯科。
他的出逃在英国情报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他是遭受不公被逼走的，也有人说他是苏联间谍暴露身份才走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英国方面有意放走的。因为他掌握的情报太多，抓他、审判他可能会让所有事抖落出来，将当局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为了争取主动，英国方面于7月1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菲尔比是麦克林、伯吉斯事件中的第三者，是个彻头彻尾的苏联间谍。
7月30日，苏联《消息报》宣布，苏联政府为菲尔比提供政治庇护。至此，菲尔比逃往苏联的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
伯吉斯逃到苏联后，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但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重用。看到苏联实施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精神的一系列行为，伯吉斯精神上再受打击。他生活潦倒，借酒消愁，于1963年因饮酒过度去世。
布朗特是“剑桥五杰”中继麦克林、伯吉斯和菲尔比后第四个暴露的。事实上，他早在1951年就受到怀疑，因为他在大学期间的左派言行非常突出，在二战期间又经常与潜伏在英国内部的苏联间谍接触。从1951年到1963年，军情五处对布朗特进行过11次讯问。但英国情报机关没有拿到他是苏联间谍的确凿证据，一直没有动他。但到了1964年，布朗特终于被牵扯出来，一个叫迈克尔·斯特雷特的美国人出卖了他！
迈克尔·斯特雷特是布朗特在剑桥大学时认识的。这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美国人，他出身于政治世家，外祖父担任过美国海军部长，父亲曾在美国外交界任职。迈克尔·斯特雷特于1934年来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在此期间加入共产党。在这个党组织中，他结识了约翰·科恩弗德，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偶像。后来他的偶像参加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国际纵队，并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他深受影响，也想为自己的信仰献身。布朗特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把他发展成为苏联间谍。
考虑到迈克尔·斯特雷特在美国的特殊关系，经请示克格勃后，布朗特决定让他回美国去当特工，搜集相关情报。一心想上前线的迈克尔·斯特雷特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回到了美国。当上职业间谍后，他很不适应这种隐秘的生活，不喜欢生活在谎言之中。到了1942年，迈克尔·斯特雷特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队，从这一年开始，他停止了向苏联提供情报。
花花世界的生活，使迈克尔·斯特雷特的共产主义思想一天天在消失，渐渐地他丧失了自己原来的信仰。二战结束后，他曾受到邀请去担任全国文学赠款基金会主席一职，但因担任此职，美国情报部门会对他的身份背景进行调查，他怕自己的间谍身份暴露，只好拒绝。经过长时间的心灵煎熬，1964年初，他终于下定决心，走进美国中央情报局自首，布朗特因此被出卖。因为他参加的间谍活动有的涉及英国，中央情报局立即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英国军情五处。
1964年4月，迈克尔·斯特雷特被传唤到英国，与布朗特当面对质。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对质时布朗特一口应承，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他不但没有责怪迈克尔·斯特雷特，没有骂他背叛信仰，反而对他说：“感谢上帝，你这样做了，我也解脱了。”
尽管布朗特承认自己的双面间谍身份，并不否认为克格勃干了许多事情，但他非常精明，该装傻时装傻，没有出卖其他要害人物。此后，英国情报部门将他关押起来，不断提审。在长达八年的审讯中，他先后交代了21个间谍。他所“出卖”的间谍，要么早就不在人世，要么早就暴露，要么早就逃走。英国方面一直没有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只是撤销了他的爵位。就连他的间谍身份，也是直到1979年才由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有报道说，他是1979年暴露的，准确地说是这一年才公开的。
在此后的几年里，英国方面对已经掀不起大浪的布朗特有所放松，使他得以和情人约翰加斯金安静地生活在一起。这位参加过解救伯吉斯、麦克林和菲尔比行动的老牌间谍，1983年因心脏病去世。
和伯吉斯一起逃到苏联的麦克林，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但也没得到重用，只在克格勃中担任一些不重要的职务。后来麦克林在苏联加入苏联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他的晚景有些凄凉，也于1983年在苏联病逝。
最后一个暴露身份的是约翰·卡尔克罗斯。早在1974年，苏联克格勃上校戈尔季耶夫斯基（又译作“戈杰维茨基”）在哥本哈根被军情六处成功策反，成为同时给苏联和英国提供情报的双面间谍。1985年9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英国。他的叛逃，使“剑桥五杰”的第五个人——约翰·卡尔克罗斯浮出水面。
菲尔比到达苏联后，获得了许多勋章，如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等，没有要职，但生活上还算衣食无忧。在菲尔比逃去苏联后不久，他的第三任太太艾利伊娜和孩子也来到了莫斯科，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英国。后来菲尔比与麦克林的妻子发生过一段恋情，但麦克林太太最后选择回到了丈夫身边，并最终选择在美国定居和生活。菲尔比独居七年，他开始写回忆录、小说和写剧本，并参与拍摄间谍方面的电影。他的《谍海余生记》《我的无声战争》成为当时的畅销书。1970年他与俄国、波兰混血的露法小姐一见钟情，不久露法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1988年，他在四集谍战剧《游戏》中担任主角，演完该剧后不久，5月11日他因心脏病发作，在莫斯科一家医院去世。莫斯科的200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苏联专门发行了一张邮票来纪念他。
“剑桥五杰”有着别样的人生。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从事双面间谍活动，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情报，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