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既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又受到国内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官僚资本的摧残，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胡西园先生的回忆录——《胡西园回忆录》——正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胡西园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实业救国的朴素爱国思想，矢志国产电灯泡的制造。1921年，他研制成功了国产第一只电灯泡。解放初期，他主持的亚浦耳电器厂又试制成功了国产第一支日光灯管。这部回忆录记录了胡西园先生艰苦创业的一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西园先生与爱国的工商界人士一起发起组织“国货维持会”，为提倡国货而奔走，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和勉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的爱国工商界发扬反帝爱国的传统，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胡西园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曾积极参加“抗敌后援会”的活动，并冒险上前线慰问。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的军需民用，胡西园先生将工厂迁往内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胡西园先生先后在重庆、四川等地建立了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总办事处和西亚灯泡厂、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许多企业。民族工业的内迁，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内迁的民族工业不仅在组织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大后方工业的开拓与建设，为改变中国的工业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迁川企业为展示在大后方取得的成就和民族工业的实力，于1942年在重庆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胡西园先生作为主任委员积极参与。展览会先后有2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49类，为期14天。周恩来当时是中共驻渝代表，与董必武、邓颖超等一起曾参观过此展览，并题词：“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分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全力助其成。”周恩来对民族工业给予高度评价，使民族工商业者受到极大鼓舞。
抗战胜利后，民族工商界面临严峻的局势。正当人们盼望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中振兴民族工商业时，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希望成为泡影。为了抗争，胡西园先生与胡厥文、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等一起被民族工商界推举为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无果。蒋介石虽也被迫接见过代表，仍没有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代表人物开始认识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正在此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三次会见重庆的工商界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和中共和平建国方针、民族工商业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等。胡西园先生也深受影响，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此后，他积极参与了黄炎培、胡厥文建立新政党的筹备，成为“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胡西园先生被选为理事，在第一届理事全体会议上又被选为常务理事，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曾要求胡西园先生迁厂赴台，他思想斗争激烈，诚如回忆录中所述，“被国民党反动宣传、反动谣言所惑，对共产党认识不足，歧途彷徨，数夜失眠，难以抉择”。但“当我回忆起在重庆时我曾多次坐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身边，聆听主席的教导……让我不会忘掉。我遂决计等待上海的解放，迎接共产党的到来”。胡西园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高潮中，胡西园先生也积极配合政府搞好企业合营工作。改革开放不久，胡西园先生故去了，没能看到我们国家的长足进步和发展。如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早已超过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于我国的经济生活中。
陈明德
2005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