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叩击“光明”之门
一、电光源的诱惑
在鸦片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洋货源源流入，深入我国内地，挤垮了我国的手工业，致使中国民不聊生。国内有志之士，纷纷提倡生产国货，堵塞漏卮，企图以人民自觉的力量，挽救我国经济命脉。在当时的穷乡僻壤，植物油灯渐被淘汰，代之以美孚、亚细亚的洋油灯。
在我童年时，电灯泡漂洋过海首先出现在上海。入夜，我漫步街头，看到大商铺橱窗里安装的闪闪发亮的电灯泡，我常常伫立在橱窗前，久久不愿离去，对着这种新从外国传来的炭丝电灯泡发呆（当时在上海，电灯泡率先由商店安装，一般家庭多数还不曾安装电灯）。看到它烧不用油，又无须火，也能发出光来，倍感新奇。由此，我对电灯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我常常设想如何制造电灯泡，一见到任何灯火，明晃晃的电灯泡——这种新光源就会在我脑海中萦绕。
我有姻长于朗山，在上海“下海浦”（即杨树浦）大纯纺织厂任经理。1912年我15岁时，在宁波中学读书，暑假期间来沪探亲，因喜“下海浦”地方没有像上海热闹地区的喧嚣，故要求憩居于大纯纺织厂的经理休息室。该处前临黄浦江，江水漾漾，面对着浦东，凉风习习，真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有一天晚上，我为试验电灯泡的电阻电压，用几只不同电压的电灯泡，利用这个纺织厂的电源作多方面的探测。不料偶一不慎，电线相碰造成短路，把该厂总保险丝爆断，全厂电灯熄灭，几肇大祸。这固然是我年轻，鲁莽轻率，缺乏经验，但也显示出我自少年时代起对电灯泡制造的热爱和急切的求知探索之心。
从此，我深感，要避免盲目性，必须用科技知识来武装自己。中学毕业后，我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攻读电机专业。成年以后，受到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热潮的强烈感染和推动，国家观念逐步滋长，我热爱自己的专业，更热爱自己的祖国，认为电灯泡日后必成为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日用必需品。我不热衷于宣泄义愤，空言抵制，而决心脚踏实地通过科学技术的入口处，怀着实业救国朴素的爱国思想，立志试制国产电灯泡，开拓本国的电光源研究和电器制造工业。
1919年，在我大学行将毕业之际，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就更激发了我从事电灯泡制造的强烈愿望和决心。面对装点着城市繁华的万千只电灯，其中竟没有一只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我感到心里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民族屈辱。“一定要让中国人能够用上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电灯泡！”这是我当时发自心底的誓言，并将制造电灯泡作为我的终生奋斗的事业。后来几经尝试，我才感到制造这只小小的电灯泡实则并不简单。
二、中国人自制第一只电灯泡
电光源是一种新兴的科学技术，制造电灯泡需要综合多种学科，制造工艺比较复杂，原材料来自国外，价格异常昂贵，而当时电灯泡制造工艺，虽已在国内外杂志上作过零星介绍，但系统的技术资料，还未能为国人所尽睹。由于受到种种条件限制，国人一般不敢轻易问津。1921年，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到上海家里，我放弃了一切谋生和就业的机会，一头钻进各大图书馆，寻觅有关电灯泡的技术资料，又在市场上搜购适用的旧材料和技术设备，腾出家里的一间房间当作实验室，因陋就简地开始进行电灯泡的试制工作。
在开始试制电灯泡的摸索过程中，我最初的根据是书本，但在实验中往往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我想到了古人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于是我从茫茫书海中跳出来，把精力倾注在实验室里。我就一面试验研究，一面不断总结经验，调整办法，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继续试验。氧化为灯丝之大敌，而灯丝是灯泡制造的关键，只有避免氧化，白炽灯泡才能试制成功。为了使玻壳内没有空气，我开始只是试用实验用的抽气机。这种抽气机，真空度低，力量小，不适合制造电灯泡。后来我千方百计搞到了一台小型真空“邦浦”（真空泵），但真空度还是不够，灯丝通电后数秒钟就氧化了。后来我托科学仪器馆的顾鼎梅买到较新的真空机，效率确实提高了很多。为了减少物质、精神及时间的损失，我尽量避免走弯路。因此，我厂后来不但聘用几位中国专家作为顾问，还在技术部门聘用德国人和日本人担任工程师和技术员。
研究试制电灯泡期间，有周志廉（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留德工程师）和钟训真（南洋路矿学校毕业留日）两人共同参加（周、钟两人本身另有他职，与我研究制造电灯泡是一种不经常的业余协助性质）。在缺乏专门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我们一边试验，一边摸索。每次试验，我总是急切地期待试制的电灯泡突然发出成功的光芒，可是接踵而至的却往往是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或者是灯泡走气、漏电、断丝、断芯，或者是裂壳、烧毁，甚至于有时还会发生爆炸等等。有一次，好容易有一只灯泡能发光了，我正在高兴时，可是这望眼欲穿的灯光又倏忽熄灭了。这样不断失败，不断试制，使我们从痛苦的教训中找到失败的原因，有针对性地修改试制方案，改进工艺，甄选原材料，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进。
1921年4月4日，在我简陋的实验室里自制的电灯泡终于发出了光芒，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长丝白炽泡）诞生了。有人怂恿我向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创制权专利，我认为无此必要，未加考虑。次年，我向日本订购制造电灯泡的机器，日本不肯把这一新机器卖给中国人。后来通过上海文监师路（现塘沽路）隆记洋行日本人黑田，在日本买到了两套制造电灯泡的旧机器。1921年初夏，我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三万元的微薄资金充作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
一只电灯泡试制成功不等于这只电灯泡已合乎商品的要求。我们第一批生产出来的电灯泡，成本高出卖价十余倍。这样成本高昂的电灯泡，根本无法销售。而在机器陈旧、设备简陋、工人技术不熟练的情况下，要生产质量较好、成本又较低的电灯泡的确非常困难。当时，通常是一边生产灯泡，一边修理机器，工厂不可能正常运转，特别是真空“邦浦”（真空泵）不如意，这是制造电灯泡中最感棘手的事。嗣后，我转托一个化工机构代向日本购得真空度极高的新“邦浦”，才减少了我厂电灯泡抽气方面的困难。当我厂制造工程初上轨道、设备稍能应付时，一年光阴又转瞬消逝了。再经几次三番改善工艺操作，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但合格率不稳定，成本很高。当时我们所生产的电灯泡，只能是从研究室里制造出来的样品，远不能符合可以营利的商品的要求。
情况最严峻的是，一方面既要顾到工厂的生产，又要顾到职工（连我在内）的生活；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电灯泡的质量，机器设备更非及时添置不可。同时原材料的购买也刻不容缓。于是形成支付膨胀、收入萎缩的局面。这样一天一天地下去，我厂经济已趋于枯竭，经营困难，工人生活亦受到威胁。我一向抱着求人不如求己的观念，工厂的经济困难，我亦自己来设法克服。由于经常自己垫款，我除了祖传房屋未曾出卖外，其余的动产不动产，一股脑儿如数都变资投入这个电灯泡事业中去了。
1922年11月，周志廉介绍一个德国人奥普（Opel）与我认识，奥普有一家小型电灯泡制造厂，在上海甘肃路。该厂生产的电灯泡难以与国际名牌灯泡竞争，销售困难，奥普无意继续经营下去，周劝我盘进这厂以改善我厂设备。我尽力筹划一笔资金，托周葆光、张孝恩（两人都是银钱业小老板）担保向益昌钱庄、四明银行借了一笔款子，托掮客把厂内陈旧的机器设备出售，凑足资金，将这德商奥普公司电器厂的全套机器设备接盘下来。1923年，我厂在北福建路原址向东北拓展厂房，从甘肃路把奥普电器厂机器设备拆装到我厂。根据协定，聘奥普为我厂工程师。我与他在我厂电灯泡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质量的改善问题。我们共同研究，交流经验，并聘请一些中国专家为我厂顾问，终于使亚浦耳电灯泡达到一定的标准，成为真正的精良优美的国货。这使国人改变了国货不好的传统看法，而乐于购用，抑制了外国电灯泡业厂商的嚣张气焰。经过各方面策进，电灯泡的质量、合格率不断提高，成本相应降低，电灯泡本身的缺点虽然还是难免，但已经勉强可供用户使用。1923年，我厂正式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命名为“中国亚浦耳灯泡厂”。
三、“亚浦耳”的寓意
关于厂名“亚浦耳”的命名，有我原始的用意及雄心，当然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20年代初，当时我国工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上的工业品均为洋货。电灯泡中，人们对德国“亚司令”和荷兰“飞利浦”的产品甚为青睐，中国人崇尚洋货的风气甚盛，我厂开始曾先用过“神州”、“国光”、“三海”这些纯粹中国化的厂名和商标，均无法打开局面。为了企业生存不得不迎合顾客心理，就想到德国“亚司令”、荷兰“飞利浦”这两大名牌灯泡，决定取“亚司令”之“亚”字和“飞利浦”之“浦”字，“亚”“浦”二字贯跨两大名牌灯泡的首尾，寓揽跨超越之意，并勉励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的壮志和愿望，遂用“亚浦耳”三字作厂名；以“亚”字作商标，拼成一个带洋气的牌子，冀望用影戤外文谐音的手段达到推广国货的目的。后来甚至误传“亚浦耳”是德国人姓名，亚浦耳厂是德国工厂。我觉得这样对我厂产品销售反而有利，因此也就听其自然。
以当年社会环境来衡量，我们这样做也有可谅之处，这不是为自己开脱，因为国民党政府媚外抑内的政策，民众养成了自卑崇洋心理，所以我厂的宣传资料强调盘进德国电灯泡厂，聘用德、日工程师，以示中国货里有“洋”的成分。但这有悖于我制造国货的本意，心中未能泰然，于是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亚浦耳灯泡厂”，在包装上加上“国货”两字（所以绝大部分用“亚”字牌的用户都知道这是中国的工厂和产品），统称为“老牌国货亚浦耳”。并立志将中国亚浦耳灯泡打入国际市场，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
由于亚浦耳灯泡厂迅速发展，引起我国灯泡同业的错觉，误以为制造国货只要有一洋气十足的招牌就可风行国内外，于是数年后接连出现了克来膀、德士林、西而登、华尔登、兰奇司、德而可、飞达、奇特爱皮西、飞令等十余家仿外国牌号的灯泡厂。结果这些厂先后纷纷倒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留存的不过是摇摇欲坠的几家。事实上，要使国货发展，首先要物美价廉，亚浦耳灯泡之所以能畅销国内外，主要是依靠质高价低。由此证明，招牌和商标不过是最初的吸引力，其发展和巩固，完全是建筑在货真价实上。
四、找“米”的一波三折
亚浦耳厂在中国创始制造电灯泡，所用原材料除一般性普通金属品及化学品可在上海采购之外，一些特种专用原料不但无处购买，连品名也很少有人懂得，就是所谓懂得的人也是一知半解。因为中国以前没有制造电灯泡的工厂，而电灯泡又是多种科学的综合性产品。有的东西向外国订购，承办的洋行因初次交易，也必须先向外国生产商弄清楚这些原材料的性能、规格后，才敢签订订单。所以当时亚浦耳厂虽已研制成功电灯泡，如要大批量生产，原材料的供应即大成问题。原材料拼凑不齐，不但影响产量，也大大妨碍质量的提高。当时，我们虽有尽量采用国货的志愿，但能实际应用的国产材料不多，即便有一小部分，也因品种、质量、规格每次不同，给我们增加不少困难。尤其是所谓电灯泡灵魂的三丝：钨丝、钼丝、双金属（镍、铜）导丝（又称“杜美丝”，其膨胀系数与玻璃相同），非外国进口不可。欧美货质量较好，但因路途遥远，订购量少就接济不上，大量购买资金又有困难。日本制造电灯泡比中国首创的亚浦耳厂早30余年，它们已能成套生产制造电灯泡的原材料，包括三丝。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拟暂时采用日本原材料，作为过渡。但日本货品质不佳，同样是质量规格每次不同，致使我厂的电灯泡质量不稳定。这是我研制生产国产电灯泡的奋斗中一直感到较为苦恼的事。
后来，在当时副总工程师於崇仁的协助下，经各方努力，终于找到了美国阿斯勒厂。这是生产“开利”牌的“三丝”专业厂，在生产技术上正好与亚浦耳厂紧密衔接，前后互补。该厂当时也正在找下家谋发展。两厂一拍即合，建立长期的供需关系。阿斯勒厂成为亚浦耳厂海外的原料基地。
亚浦耳厂部分内迁重庆后，与阿斯勒厂的联系一时中断。上海原亚浦耳厂的某工程师离厂自谋发展，取而代之成为该厂的大客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运输受阻，亚浦耳厂与阿斯勒厂的业务再度中断。好在不久驻华美军向重庆分厂订货，“三丝”由美军空运解决，两厂又恢复了业务关系。抗战胜利后，双方业务迅速扩大，成为双赢的合作伙伴。
另外，当时我最感到困难的还有灯泡玻壳、玻管、玻梗问题。我开始找闸北三多里姓霍的广东人吹制。此人原是专门吹制洋油灯罩及鸦片烟灯罩的。该厂一共只有两三个人，因此数量无法增多。后来，我们联系到五马路（现广东路）一家规模较大的玻璃厂，初系郁姓主办，叫“广明玻璃厂”。随着中国电灯泡生产的逐步增加，广明生意也忙了。大概为了扩大经营，加了股东增添资本，改组为广泰明。亚浦耳厂生产电灯泡越来越多，即使广泰明把生产的全部玻壳、玻管、玻梗供给亚浦耳厂，也是不够的，何况它还要兼顾别家灯泡厂。于是我厂就与天通庵路一家小玻璃厂负责人李月照订立合约，我厂出资金，扩建这个玻璃厂，此后，李负责我厂每日应用的玻璃料，直到我厂自办玻璃工场。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亚浦耳厂成立了玻璃部，其第一任工程师是彭敬亭，领班是张怀标，我厂玻璃料供应问题初步解决。
在亚浦耳厂未曾自建玻璃工场之前，我也经常去一些玻璃厂联系工作，见到这些厂的房屋既矮小，上面又盖着旧铁皮代替屋瓦，盛夏天气炎热如焚，烈日当空，屋顶铁皮炙手难当，而玻璃工人钻进这样的厂房中，在炎炎的熔炉前对着近千度的火门吹壳拉梗，汗流如雨，气喘如吼。即使是20岁左右的青年，吹了十几只玻壳，非出外吹吹风不可，否则，无法继续工作。我在他们身旁站了十分钟左右，全身衣服湿透。我碰到以前在闸北玻璃厂当学徒的一位姓金的老工人，他比我小十余岁，但看上去却已经衰老病弱不堪。这种玻璃工厂与亚浦耳高敞的玻璃工场无法相比。
为了顺利供应亚浦耳厂玻璃工场的耐火材料，如火砖、坩埚等，我们于1932年冬在上海劳勃生路（现长寿路）建立一家“中国窑业公司”，专制玻璃厂用的各种耐火器材，请上海乾一银公司胡组庵兼经理。产品除供应亚浦耳厂外，还供应全国各地其他玻璃工厂。此种火砖坩埚等最初来自日本。
至于灯丝，从原来的碳素丝进而发展为金属化碳素丝，不久金属化碳素丝又落伍。在我厂制造电灯泡时，已用未经复炼的硬钨丝。该项钨丝只能制造旧式长丝灯泡，而不适用于绕圈。我厂开始是向日本订购灯丝的，日本灯丝不但规格时有参差，且质量时上时下，对灯泡的寿命及流明（光度）有直接影响，这是生产亚浦耳灯泡的第一个障碍。嗣后，我们改向德国、荷兰、美国订购。这些灯丝不但数额较大，且都从日本经营钨丝的垄断组织（如东京电气公司麦之达灯泡厂）远东总包销额中转账拨付出来的（东京电气公司麦之达等向德、荷、美制钨丝的工厂包下来大量的钨丝，取得了大折扣，远东其他灯泡厂向德、荷、美钨丝厂购买钨丝，要在远东总包销额中拨付，并代扣包销人的利益）。因此，不但我们买的钨丝价格较贵，而且对中国灯泡的盛衰日本人了如指掌，他们操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权，而我们则是盲目应战，万分艰苦。
中国是产钨大国，当时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5%以上。过去国民党政府只管大量廉价出口钨砂，主要卖给美国，每吨计银圆2000元，而细过于发的钨丝再从美国转买进口，每公尺以美金计价，如以重量计算相当于每吨计银圆2000万元。这样，钨丝进口价等于钨砂出口价的一万倍，而国民党政府却无动于衷。那时我们写了几十封信给政府主管机关，要求中国自己炼钨、自制钨丝，以求中国电灯泡业的独立性并挽回偌大利权。不料，当局竟置之不理，致使外人讥笑中国科学技术条件落后，无法自己炼钨，以此更加蛮横控制作为电灯泡心脏的钨丝，来阻碍我们的生产和发展。
五、面对一片凌乱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大多数机制日用品均依赖外国进口。各国来华的工业品规格亦不一律，如电灯头有螺丝口的和插口的，螺丝口又有长牙短牙之分，插口又有大型小型之别。各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其设施亦各以其本国风格加以规范，如电压，法国是110伏，英国是200伏，德国是100伏，其他国家为220伏。
中国自己的发电厂，各地又有不同环境，不同电压。这使我们电灯泡制造厂遇到不少困难。以中国大多数的发电厂电压而言，基本上是220伏，但有的地方偏高，有的地方偏低。如过去杭州、常州等地区，明明电压是220伏，但实际可以高到240伏至250伏；而耗电量超过发电量负荷的地区，明明电压是220伏，却只能用200伏或180伏的灯泡。各地都是如此。
西北、苏北等地，地主恶霸和反动军人不经过供电厂，任意在路灯线上接电，不付电费，任意耗电，大大超过发电厂的负荷能力，造成220伏的电压只能用70伏或80伏的电灯泡。有的地方因大批反动军队及机关撤走，耗电量骤减，电压在70～80伏突然上升到一倍以上，致使这个地区的轻磅灯泡一夜之间全部毁坏。这给人民造成相当损失，也给电灯泡制造厂带来了不少纠纷和麻烦。
这是旧中国电政的特点，也是封建恶势力所酿成电压凌乱的实际情况。因此，我厂在技术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对效率和寿命等关键性技术指标，根据各地不同条件作不同的处理，在电压往上波动的地方，适当降低效率以提高寿命，反之在电压往下波动的地方，就要适当提高效率，以保证一定的流明度（光度）。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亚浦耳灯泡才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
六、谁说中国人造不出充气泡——哈夫泡
40年前在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充气泡——俗称哈夫泡，相当于20年前的日光灯和近年的荧光水银灯以及今日还是崭新的碘钨灯。当时中国亚浦耳厂自己研究成功制造了长丝尖底电灯泡。这种灯泡灯丝细长，光呈黄色，灯丝受震易断，已逐渐被淘汰，代之以新型的可乐泡和充气泡（或称哈夫泡）。为了与舶来品竞争，亚浦耳厂研制了圆形绕丝电灯泡（可乐泡）。这种灯泡灯丝成螺旋形，上下屈曲成锯齿，光呈浅黄色，灯丝受震不易断，经久耐用。国产可乐泡的问世，也经过了一段反复试验的过程。由于亚浦耳厂生产的可乐泡不仅在质量上完全可以和外国货相媲美，且售价又低于外国货，因此保持了市场的竞争地位。科学技术在不断提高，电灯泡的新产品也不断出现。继圆形绕丝电灯泡之后，又研制了充气泡（后暂称哈夫泡）。所谓哈夫泡，就是说这种灯泡灯丝细而短，绕成半圆形，泡内抽出空气，注入氩气或氮气，灯丝不易蒸发，受震不断，光呈白色，且耗电量只及同等光亮照度（流明）电灯泡耗电量的一半。它的光亮不像真空泡（普通电灯泡）带有红色。因此颇受消费者的欢迎。哈夫泡价格较高，获利亦较厚，而制造工序当然比一般电灯泡繁复，科学技术要求高，原材料甄选也较为严格。于是，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在短期内是不能制造哈夫泡的，遂将哈夫泡在中国高抬售价，要挟居奇，牟取暴利。
我当时早有研制哈夫泡的计划，在各方面曾有初步的准备。当我厂盘进德国电灯泡厂之后，在改进普通电灯泡的产、质量的同时，我们就着手研制哈夫泡。
美国奇异厂认为，哈夫泡制造工序繁复，科技水平较高，中国亚浦耳厂虽明知哈夫泡有厚利可图，但因科学技术落后只得望洋兴叹，无法着手制造，即使要研究制造哈夫泡，也是穷年累月之事，非一朝一夕之功。奇异厂厂长潘奇（译音）对中国商家说，“中国亚浦耳厂要生产哈夫泡，是不自量力，这点资本还不够充作研究费用，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看他那仗势欺人的嚣张气焰，更激发我们自强不息的信心和决心。外国人蔑视中国人，中国人自己要争气，我们制造哈夫泡的热情，更加高涨起来了。我从外国购来不少关于制造哈夫泡的机器样本和参考杂志。在厂里工程部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我和几个专家顾问进一步研究出了一点线索，于是就向九江路新通公司何仁龙（交大电机系毕业，新通公司机电部主任）拿了几本德国制造哈夫泡的机器设备样本。经过我厂工程技术部门详细研究讨论后，准备用大量资金去订购上述机件设备。那时虽然德籍工程师奥普任职一年后解约回国，每年可以节省数千元巨额薪金的支出，但我厂经济仍非常拮据。当时的银行、钱庄决不肯借款给工厂作为试验经费，他们怕试验不成功，借款即无从收回。
当时有一浙江硖石陈姓地主，想以高利贷给我厂垫款，但有条件，第一要他的儿子为本厂副经理，他的打算一方面可以解决他儿子长年闲荡无业的问题，还可以通过他的儿子监督我厂的财务；还有一个条件是，将来亚浦耳哈夫泡试制成功后，他要在哈夫泡批卖价格中每100元抽佣金5元及至总批卖价10万元为止，即我厂除受高利盘剥外还要额外被剥削5000元。人说“工商界是木算盘，地主是铁算盘”，这话有一定道理。于是我拒绝了陈姓地主的借款。
我与工程技术人员继续共同研究，并将我从书本里找来的制造哈夫泡的资料作为参考，决定除自己实在不能制造的少部分设备向国外厂商订购外，其余都由我厂自己动手设计、制造、装配。按照国外资料和图纸，设备装置完竣后，经试验不符合实际应用的要求，致使返工，重新一一检查，再度拆装。到了一切装置完妥后，有小部分还是不合制造条件，反复试验，也发生不少问题，如净气炉金属品不合规格、电炉丝的热力不足、化学品及氩气纯净度不够等一系列技术问题。这样迂回曲折消磨了很长时间。
在这一阶段，从美国奇异厂传来风言冷语，他们讥笑我厂梦想制造哈夫泡发财，现在财没发，为了试制哈夫泡，反而越来越穷了。面对他们的冷嘲热讽，我与我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齐心协力，到1926年上半年，第一只国产充气泡在亚浦耳厂试制成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改进，1927年，其质量达到国际标准。待至1928年，亚浦耳哈夫泡就大量生产了，其售价仅及“奇异”充气泡的2/5，完全可以在国内外市场与外国哈夫泡一争高下。外国灯泡同业尤其是美国奇异厂对我厂仇视与中伤更是无以复加。我厂冲破当时的恶劣环境，造出了外国人认为中国不能生产的哈夫泡，雄辩的事实，狠狠地给予他们迎头一击。
第二节 艰难求生之路
一、在商言商，“亚浦耳”求售无门
亚浦耳本来是个小厂，资本仅为奇异厂的1/15，工人人数仅为该厂的1/20。当时我厂只能维持小规模生产，为了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得不随产随销，到外面去兜售以抵付开支，周转资金。但在崇尚洋货、鄙薄国货的时代，国货电灯泡是没有一家电料商店肯推销的。有几家大电料行干脆对我说，消费者相信的是“大英货”、德国货，推销了中国电灯泡有损他们大商号牌子的光彩，顾客就不再上门了，要“坍台”的；有的电料商人说，中国人制造不出电灯泡，即使制造出来也绝不会耐用。当时电器销售商认为日本灯泡质量是低劣的，而中国灯泡比日本灯泡历史还短，质量当然要比日本灯泡更坏。因此，我向他们去兜销我厂的电灯泡，他们是不加考虑的。
我与较为接近的汇通电料行（那时在上海南京路铁房子小菜场东首，现永安公司西角一部分）姚豫元相商。姚对我说：“制造电灯泡赚钱难，费力大，不如改营制造香烟或染织等工业，较有前途。”我又去问福来电料行（上海湖北路福州路）孙志厚，孙告诉我：“中国自己没有原料，怎能与外国人竞争？工业品中哪一种没有日本货，电灯泡是日本家庭工业品的一种，这一种工业品你就不要想获厚利，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中国的电灯泡，想与日本灯泡竞争行吗？我们在商言商，商人以图利为目的。”他劝我不要以青春虚于干傻事，要我经营五金电料商业。
汇通与福来是当时上海电料行中的响牌，姚豫元、孙志厚又是电料商中的前辈，我听了姚、孙两人的说法，踌躇起来。我在试制电灯泡时期一心希望试验成功，到成功出了产品，就希望推广销路获得利润，没有电料行支持，怎能站得住脚呢？我要干下去，用什么方法来维持这个厂？那时我已把追求利润的念头抛在一边，只求站稳脚跟。
说老实话，我厂制造的电灯泡质量，在这一期间虽比欧美货还差一点，但确在日本电灯泡之上。只要自己和全厂职工对电灯泡的质量再不断做出改进，降低成本，业务上加以努力，我想一定会走上康庄大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看着工厂里验光台上，一批一批闪闪发光的电灯泡，我眼前仿佛透出了一线曙光。况且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进步力量的影响和鼓舞下，爱国热忱日益高涨，我们国货电灯泡，一定会得到全国爱用国货人士的提倡，并得到发展。坚持下去，定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想到这里，仿佛全身有股暖流，劲头就足起来了，遂决计勇往直前，继续干下去。
我左思右想，认为亚浦耳电灯泡只有在上海打开销路才有希望推广到外埠去。我拟邀请上海大小电料行的负责人，举行一次宴会，这样既可以做宣传广告，又可以联络同业感情。于是，我委托在上海电料同业接触面较广的“依巴德”电器行（现广东路北四川路相近）胡哲生为亚浦耳厂宴客，邀请各电料行负责人，还请汇通电料行姚豫元、福来电料行孙志厚协助，再出动本厂营业员向每个被邀请的人去联系促驾，假座太和园凑足了四席酒宴。我在席间说了请各同业负责人对亚浦耳电灯泡指出缺点，我们一定接受意见，随时改进，并要求电料行同业各位对年幼的亚浦耳电灯泡加以扶持，使这新兴的中国国货工厂得以加速成长等语。酒至数巡，胡哲生建议，请在场各电料行负责人认购亚浦耳电灯泡的数额，以便隔日送货上门。当时大家倒也踊跃认购，经我厂营业员统计共计七万余只。
我们抱着非常欣慰的心情，在三天内把货全部送到店铺，盼望各电料行能再来添货，但却久久没有动静。到了月底，我派营业员去收账并兜生意，他们回来时不但无添货也未收到账款。据说前批送去的电灯泡尚未脱手。我当时虽内心焦急，但外示镇定。耐心等到第二个月底，满以为七万余只灯泡打一个对折或者再打一些折扣，可以收来至少四五千元账款抵用。岂料收账结果，总共出售电灯泡不到3000只，收到账款不到500元。各电料行门售部职员都说中国电灯泡不好卖，费力不讨好。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顾客还不知道亚浦耳电灯泡；另一方面是因为门售部职员怕麻烦不宣传，因此，部分亚浦耳电灯泡在各电料行仓库里睡大觉。我看到这种情况，当然是感到丧气，后来一想，要顾客指明牌子来购买历史不长的中国亚浦耳电灯泡是不可能的，我厂还要精益求精，使顾客出便宜的价格买到好货，这样顾客才会把这个牌子牢牢记在心头，第二次就会指名来买。我们还要克服不断发生的困难，再鼓足勇气前进。
二、我不战胜它，它就会毁灭我
打开亚浦耳灯泡的销路是我当时的中心任务。我设法直接向用户兜销，并发动一部分员工深入到商店、学校、各大工厂等地推销试用，但也未获成功，种种办法都不能打开销路。此时厂里的电灯泡积压愈来愈严重，如再销售乏术，则资金很快就要全部搁煞。这个小小的工厂，能积得起多少存货，等不了多久，资金就周转不灵，无法开工。
我自从搞电灯泡工厂以来，已有一年余与亲友不相问闻，有的人竟误以为我到外埠去工作了。后来听到我办电灯泡厂弄到这种境地，他们都纷纷劝我不要再执迷不悟。由于我经常睡眠不足，形容憔悴，家里人为了我的健康起见，也附和亲友们的说法，不要我再干电灯泡工作，要我去找另外的职业。当时上海大丰纱厂徐庆云正在物色一个副经理，听到我办电灯泡事业不顺利，便要我停止搞电灯泡厂，去他的大丰纱厂任副经理，并许我优厚条件（徐庆云系搞纱布投机而起家的，当时号称千万“大豪富”，但徐去世后家产荡然无存，其子病殁香港时，几无以为殓）。那时我的名誉、经济已被这电灯泡事业所重重包围了，我不战胜它，它就会毁灭我。几经深思，我不能服输，如果我一气馁，就等于承认自己失败，唯一的出路，只有与恶劣的环境搏斗，拼出一条血路，杀出重围，再接再厉，重整旗鼓。我感谢亲友们及家人们的一片好心，但我对电灯泡工业的决心坚定不移，一定要在艰难困苦中，继续跋涉前进。
灯泡试制已经成功，产品虽有缺点，不难逐步改善，而使我最感棘手的是资金缺乏，于是我定了治标、治本的两个方法来复活这个工厂。治标办法，是先将库存电灯泡削价售现；治本办法，是吸收外股增加资本。我请来几个在上海较有头面的电料掮客（不设商铺的个人中间商），把全部积存的电灯泡以最低限价交他们去外面抛售，卖出还钱。这批掮客因利之所在确有办法，不久便抛售一空，我得到现款后即继续开工。
不过经此次削价出售后，资金更加短绌，我急忙进行招股增资工作。当时纱布、染织等轻工业，周转快，获利厚，为一般工商业者所熟知，这些行业本身就富有诱人的吸引力。而我的电灯泡厂与这些行业不同，以前中国从未有过，固定资产多，产品售价低，资金何时可以回笼，利润多少，大家都茫无头绪，哪一个肯来做这个打冲锋的老板。结果我第二个“治本”的办法，就成为泡影。我只得另想一个不得已的以商养工的计划，另外去搞一个经营电料五金的商业组织，以商业盈利所得，来资助电灯泡工业。这个办法试行之后居然一炮打响，大获成功。我的电灯泡厂，随着附设的电料五金商业部门利润的上升，也逐步发展起来。
到了1922年，亚浦耳灯泡厂已形成了工厂的雏形，但机器设备投资是没有止境的，还是无法摆脱困境。当时产品的销路、资金的周转，以及再生产问题等等，真把我弄得焦头烂额。鉴于我厂的电灯泡在上海十里洋场没有立足之地，大商号不屑卖，其他大商埠看来也不见得会容纳这个孤儿似的中国电灯泡，我就转变方向，向沪宁线、沪杭线、苏北、浙江等内地已使用电灯的中小城市进军。
我到上述较为重要地区亲自作了一次实地调查访问，了解当地电灯照明的普及情况，每到一处，就联系一家电料行作为我厂电灯泡的特约经销处，先在几个试点地区，又逐渐在他处继续不断扩展。结果成绩很为圆满，签订合同作为我厂特约经销的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近30个城市，有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绍兴、宁波、温州、南通、如皋、泰州、盐城、安庆、九江等处。我厂每月全部产品占半数以上有了固定的销路，在外国灯泡四面环伺的市场上初步站住了脚跟。此时电灯泡工厂事务更为繁忙，我就把电料五金商业机构的工作托人代理，自己专管工厂。由于产品销路日有进展，且有部分行销国外，我厂面貌开始有所改善，又得到四明银行、益昌钱庄、敦余钱庄三家银钱业的信任，可以有小额短期的信用透支，因此，经济情况亦较前灵活了，亚浦耳厂闯过了初创阶段最最艰难的时期。
三、一路风尘
上海主要热闹街道，如南京路（当时称为“大英大马路”）、霞飞路（现淮海路，当时称为“法大马路”）等地的大电料行，是不销售国货电灯泡的，认为大商店出卖中国货，会损坏他们的信誉。他们借口说当时消费者只相信西洋货，不认中国货。鉴于这种情况，我只得寻求到外商势力尚未深入的薄弱地区开辟市场。因此，亚浦耳电灯泡在本埠只能到偏僻地段的电料店去销售。开始是南市十六铺春华祥电料店，店主姓姜；还有南阳桥英阳电料行，店主姓潘；其后又有虹口姓朱的协丰电料行，闸北姓何的华兴水电公司等。至于到外地去推销亚浦耳电灯泡，是从湖州和无锡开始的，那里是亚浦耳电灯泡外埠推销的发轫地。我亲自与本厂姓杨的营业主任一同乘苏州河湖州班小轮船（就是在亚浦耳厂北京路发行所后门对面）前去湖州，随船带去各种支光电灯泡一万只，准备现货现销。
湖州在浙江省北部，太湖南岸，为太湖流域重要农业与丝业基地之一，有“丝绸之府”之美称。我们先与湖州吴兴电气公司经理李彦士商妥，大约初销一万只电灯泡可无问题。我们将电灯泡露天散装在小轮船烟棚中，我与杨主任钻进第一只拖船舱内。全舱约30余人，后面还有几只拖船。船行许久进入浙江地界，转到湖州小江内。等到将近湖州码头时，要过一座“哑子桥”，在这里闹出一个笑话来了。
据说无论任何船只，接近哑子桥口，不许讲话，如有人犯此戒律（就是近桥时讲话），全船人必遭“水母娘娘”罪责，立降大祸。我与杨主任是第一次坐小河轮船到湖州，根本不知道这“哑子桥”个中戒律。当时我正在闭目养神，全船静寂。在船正向桥洞行进时，杨主任大声说话，问长问短，这极短时间船已穿过桥洞急转弯前进。于是全舱大噪，怒相指责，要杨主任担保全舱人平安无事。在40年前的内地，还有什么可以理喻。我们唯有向众人道歉认罪，说明我们是外乡人，不知规矩。内中有一老者说，你们外乡人犯了戒律也要遭祸，快快去祈祷一下。这老者告诉我们，等一下船码头上面有一关帝庙，可去烧一副香烛，向“关帝爷”叩头为全舱人“消灾祝福”。待船到后，竟有少数客人跟了我们一同进关帝庙，杨主任买了一副香烛照办。从“哑子桥”地形观测，船进桥洞后就急转弯，来往船只都看不见对方来船，唯有静听来船水声，才能互相让避。如两面船中人声嘈杂，双方船只都听不见来往船只的水声，就要对碰出事。故古人想出用迷信方法来吓唬人不说话、做哑巴，煞费苦心。
我们到了湖州，由吴兴电气公司李彦士招待，我们顺便与李谈起哑子桥事，并告诉他这是为了避免急转弯撞船。李也同意我的看法。等电灯泡起岸点数时，少了4捆（每捆200只），原来小轮船在中途码头靠岸时被人窃去。李彦士笑谓杨主任，“杨先生过哑子桥讲话，所以水母娘娘罚你少了800只电灯泡”，言罢相与大笑。我想电灯泡被窃去也总是去用的，可以做做广告。
李彦士介绍大兴电料行马经理与我们接洽，将9200只电灯泡如数作试销品，并与大兴订立了湖州经销处的合约。次日晚，我们改乘锡湖轮船公司的“长风”轮船（比苏州河湖州班小轮大几倍）经过太湖北行。我在船上对“长风”船名颇有感触，古语所谓“乘长风破万里浪”，太湖虽大不过36000顷，将来我们中国国货要在太平洋、大西洋乘长风破万里浪，与欧美各国西洋货竞争。想到这里，我更增加了办国货工厂的勇气。次晨，船到无锡，槐记五金号徐经理到码头接我们，引我们到新湖旅社。据徐告知，我厂电灯泡已由上海托转运公司运到了无锡。无锡为沪宁铁路之中点，是苏南的经济中心，是我国著名的米丝市场，轻工业很发达，在全国也占相当的地位，人口50余万，素有“小上海”之称。无锡尽管比湖州地大人多，但为上海崇洋习气所感染，国货在无锡没有在湖州容易出手。我觉得越是通商大埠，中洋货之毒越深，国货越是被轻视，这更增强了我去内地推销亚浦耳电灯泡的信心。
我与杨主任临时决定顺道再上镇江、扬州，于是就从无锡搭火车到了镇江，找到一家公明电料行，作为亚浦耳电灯泡寄售的经销处；过江到扬州，找到江都电器公司，作为我厂寄售经销处，接洽联系后拍电上海即将灯泡运到镇江、扬州。回沪之时到苏州下车，在阊门约定一家明华商店作为寄售处。
回沪后觉得此行不无成绩，但这么多地区都托人寄售经销，没有到手半文钱，所以我厂的垫款是分外庞大起来了。后来，从上述各地亚浦耳灯泡销售量来看，镇江不如扬州、无锡不如湖州，苏州地方因其离上海较近，消费者中洋货之毒比上海西郊还要严重，所以情况更糟些。国货能得到不断发展，与国内进步人士为国货热忱奔走、提倡国货是分不开的。
四、环境凶险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篡夺了政权，建立起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蒋介石窃踞“中枢”之前，曾辞去总司令之职。同年9月，蒋介石赴日本签订卖国密约，并与美国驻日大使暗缔不可告人的残害中国人民的条约。同年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抵上海，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通过和宋氏家族联姻，与美国取得了血肉联系。蒋介石自己宣称，他们结婚后，“革命”的工作一定要有更大的发展。实际就是他通过宋氏家族更可以顺利地推进向美国献媚的卖国政策。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也是唯命是听，不敢动它一根毫毛，日本是中国近邻，蒋以亲日来乞求日本的支持。当时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杂志载有《闲话皇帝》一文。这篇文章不过是叙述日本天皇的一点生活情形，亦极平常。不料日本军部有意寻衅，认为侮辱了他们的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一变他们对中国人民如狼似虎的凶相，成了一只软弱懦怯的羔羊，对日本政府俯首帖耳，全盘接受他们的蛮横要求，立即封闭《新生周刊》，传讯《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不由分说地下杜于上海漕河泾监狱。当时舆论鼎沸，斥国民党政府的无耻媚日。堂堂中国被这批狐群狗党搞得国不成国了。
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压榨比在旧军阀统治下更为残酷。原先在旧军阀统治下有牙税、当税、屠宰税等很多税，除这些税外，没有开征营业税，国民党政府统治之后，在上述各税之外再加征营业税。这些杂捐当然不都是由直接营业者负担，而是要转嫁给普通消费者。这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又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遭到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中国民族资本的纱线锭数在全国总数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我们电工器材工厂也日渐衰退。自关税自主以来，外国人因为中国进口税税率过高，乃于通商口岸纷纷添设工厂，条约规定，外国厂商制造的货物所纳的税同于华商工厂。这样外国资本就日益雄厚以致压倒中国民族资本，摧残中国的民族工业。就连国民党官办的“中华文化建设协会”所编的《十年来的中国》也不得不承认，自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来，28年内，国人投资一种新工业，资本超过100万元者，几如凤毛麟角。
我有一个朋友曹志圣，开设一家德泰机器厂，专制双轮牌闸门开关。数年以来，产品颇受用户欢迎，营业日渐发展。而美国慎昌洋行进口的飞轮牌闸门开关，中国人订货越来越少，年复一年，其进口数量迅速下降，美国慎昌洋行大起恐慌。他们探得飞轮的劲敌就是中国人制造的双轮牌闸门开关，于是就捏造事实，诬告曹志圣的德泰机器厂的双轮牌闸门开关侵占了美国飞轮牌闸门开关的专利权，向当时的会审公廨起诉（会审公廨是以外国领事为主，另有一中国“陪审官”，这个中国陪审官仅相当于外国领事的翻译而已），要求赔偿损失，并不许德泰机器厂再行制造。开审之日，美国领事问了德泰机器厂三言两语，不容分辩就判决德泰机器厂应赔偿美国慎昌洋行飞轮牌闸门开关损失若干万美元，并将德泰机器厂封闭，卖价抵还美国慎昌洋行的损失费，不足之数仍向德泰机器厂负责人曹志圣追偿，如拿不出偿款要将曹志圣拘押。一家欣欣向荣的中国工厂立时惨遭破产，而曹志圣本人被逼得走投无路郁愤已极而自杀。一个经营工业生产的善良的中国人，因为产品生产经营得法较有成绩，就遭到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迫害，平白地飞来横祸，家破人亡。
美国奇异厂就是此一时期在中国开设的资本雄厚的外国工厂，它利用在中国攫取到的特殊待遇与种种便利，对我们中国电灯泡业猛烈戟杀，对我们亚浦耳厂更是凶相毕露，张牙舞爪，大有要把亚浦耳厂吞噬下去之势。它在全国各地，通过种种手段，如以金钱贿赂采、销灯泡的单位或个人，妄图把国货亚浦耳电灯泡的销路全部堵塞。我厂在全国各地设立发行所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一措施完全是为了与美国奇异厂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抗衡。亚浦耳电灯泡当时在武汉、广州销路最畅，我厂把这两地列为重点。美国奇异厂除在全国各机关排挤我厂电灯泡外，还有针对性地猛烈抢占武汉、广州的市场。华北、济南、天津也是国货亚浦耳电灯泡旺销之处，由于国民党政府压制国人抵制日货，日本灯泡在华北一带很为猖獗，天津、济南首当其冲，亚浦耳电灯泡在华北销路遂大受影响。在这一时期我厂的营业网被美国奇异厂及日本厂商仗势破坏，但我们决不后退，边破边补，且不断增加外埠新的营业机构，所以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时，中国电灯泡业中弱小的工厂纷纷倒闭，存者亦苦力支撑，万分凄惨，我厂幸而发展较速，营业地盘较大。南洋群岛一带国外华侨激于日本对中国的蛮横及对国货的狂热感情，因此憎厌日货欢迎国货，于是亚浦耳电灯泡在国外销路剧增。美国奇异厂虽想千方百计挤垮我厂，但看到我厂的发展情况也无可奈何。外国资本在中国横行无忌，国民党政府对外推行卖国政策，对内实行苛杂捐税，层层加码。在这双重压迫下，我们民族工业一直在苦海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