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
田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坚韧不拔地追求实现壮丽的理想，也反反复复地进行深沉的历史回顾。时间的流逝能淘洗历史，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能显露历史人物的真实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革命实践的再认识，使我们坚定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在举国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想起田汉同志，想起他这样一位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子，无产阶级杰出的文化战士。
一
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田汉同志始终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始终以他的笔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早在二十年代初，田汉同志已是一位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他挚爱祖国、同情苦难的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本来可以从事待遇优厚的工作，他却宁可身无分文而致力于戏剧运动。自己编印刊物，自己筹划演出，睡地铺，吃大锅饭，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从事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他以炽热的事业精神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和有为青年，在艰难困苦之中建立了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开展了南国艺术运动，给当时文坛以很大的推动，影响遍及南中国。他创作了《咖啡店之夜》、《获虎之夜》等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也带着淡淡的哀愁和感伤。当时他还不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能了解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夸大早期田汉创作中的感伤成分，因为对黑暗势力的反抗是这些作品的主流，青年田汉的抗争是坚决的、不屈不挠的；他作品中的感伤，也是含有对封建势力的控诉意义的，他的这些作品之所以让那个时代的青年们产生共鸣，受到冲击和鼓舞，并不是偶然的。不久，他又创作了《午饭之前》、《火之跳舞》和《名优之死》等名作，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它反映了阶级矛盾，揭露了旧制度的黑暗，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突破。到1929年，田汉写出了《一致》这一象征性的剧本，喊出了“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都摆脱你们的枷锁站起来，认识你们自己的力量”！剧本在艺术上有若干不成熟之处，却反映田汉的创作思想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产生的升华；剧本象征着旧世界的溃灭，呼唤着光明的社会来临，充满了昂扬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田汉同志在1930年的转向，是一个突变；但这一突变不是凭空而来的。田汉的思想转变，前后期是有所不同，但也有他一贯的精神，有他积极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
我和田汉同志的相识是在1927年“鱼龙会”上，他热情豪放、光明直率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田汉同志还没有加入党，但我们党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一直把他看成自己的朋友，党组织一直关心、支持田汉同志领导的南国运动，通过创造社、太阳社等文艺团体的同志做朋友式的探讨，也通过文艺评论，引导田汉同志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左翼剧联成立之前，南国社正在演出《卡门》、《沙乐美》等剧本，女主角俞珊很有艺术魅力，剧场效果很热烈，南国社的朋友们有点为此陶醉。1929年，组织上指派我负责联系戏剧方面的工作。我和赵铭彝同志商量，如何帮助这位卓有影响的艺术家走上正确的轨道。于是，左明、赵铭彝、郑君里、陈白尘等同志从南国社分出来组织摩登社，意在给田汉同志一个推动。我们的田汉同志清算、总结了南国社经历的道路，毅然在1930年以整本《南国》月刊的篇幅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布向无产阶级转向，引起当时文坛很大的震动。不久，在田汉同志的迫切要求下，经过反复研究，由党的中央文委直接吸收他入党。这是一个质的转变，田汉同志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家。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有一个过程。从此，田汉同志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活动，无条件地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从左翼剧联时期，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始终都是坚定地遵循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是我们党忠诚的文艺战士。
在党的领导下，在艺术剧社、南国社的带动下，革命的、进步的戏剧运动形成了戏剧史上第一个高潮。戏剧协社、辛酉剧社、摩登社、大夏剧社、复旦剧社等组织成立了“剧团联合会”，进而又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戏剧的十多个剧团所演的剧本，有楼适夷、保罗、赵铭彝等写的剧本，有欧阳老（欧阳予倩）、洪深、丁西林等写的剧本和改编外国的剧本，而左翼戏剧的主要剧作家是田汉，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独幕剧。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创作了《梅雨》、《年夜饭》、《乱钟》、《暴风雨中七个女性》、《一九三二年月光曲》、《回春之曲》等话剧剧本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给左翼戏剧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些剧本中，鲜明的革命主题、工人阶级的艺术形象、在无产阶级革命高度上的爱国主义激情，都表明田汉同志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高潮，作为党员作家的田汉同志，迸发了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记得在1933年为东北义勇军公演，田汉同志主持的左翼剧联发动了三十多个剧团，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里占领了一个剧场，连续演出了一个月。组织上考虑田汉同志的安全，派我通知他不要在公开场合下露面。他却坦然地说：“在群众中最安全！”每天晚上他都到后台去，在化装室的一角，利用当天新闻编写活报剧，当场演出，鼓动性极强，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嫉恨，他们勾结起来派人到剧场寻衅闹事。当时有两位大力士查瑞龙和彭飞，受了田汉同志精神感召，不仅参加了演出，还分别把守前后台，自动保护田汉和剧团演员的安全，他们打得特务、暗探、流氓望风逃窜，使演出得以圆满结束。有人指出田汉同志不大讲究策略和效果，这一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事情的另一面，也反映出田汉同志不顾安危、英勇斗争的精神。这样的事迹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这一位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独特的田汉性格。
同年6月，共产国际针对帝国主义集团——国际联盟策划的“李顿调查团”，组织了一个“国际反战调查团”，由英国进步人士马莱爵士和法共中央委员、著名作家伐扬·古久列率领来华。党中央把大部分接待任务交给“文委”。田汉同志巧妙地利用几家电影公司老板的关系，在先施公司酒楼举行了包括各界进步人士三百余人的盛大欢迎会。在会上，田汉同志慷慨陈词，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政策。马莱爵士和伐扬·古久列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应伐扬·古久列同志等的要求，文委接待委员会和田汉同志经过巧妙安排，摆脱了英国巡捕房暗探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把他们送到杨树浦工人区和工人们见面；又通过陶行知先生的关系，田汉同志他们又安排二位使者在上海郊区大场和成千农民会见。这次欢迎会和会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组织表扬了这次接待工作，同时也评价了田汉同志的贡献。
在三十年代初期，田汉同志利用他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的关系为党争夺电影阵地。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通过田汉同志，动员明星、联华两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演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三百余人，在上海徐家汇一间低矮的摄影棚里举行秘密集会，派人做关于当时革命形势和苏维埃红军取得伟大胜利的报告。这是我们共同工作取得的胜利。当夏衍、阿英、郑伯奇等同志在明星公司建立阵地后，我们利用资本家的力量筹组艺华公司。就这样，我们党和许多进步人士掌握了“明星”、“联华”、“艺华”三家影片公司的编导权，拍摄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映广大人民疾苦的影片，有力地抵制了美国的黄色电影和国内资本家的商业化电影，伸张了正气，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田汉同志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风云儿女》等电影剧本，他所写的电影主题歌为《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像狂飙一样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这里也要提到的是田汉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写下了大量诗作，据有关方面估计约一千数百首之多，以深厚的功力和卓越的才情，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历程，抒发了无产阶级积极有为的豪情。可惜历经动乱，相当一部分诗作散失了。
在抗日战争中，田汉同志在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工作。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组织抗敌演剧队，在各个战区前线和后方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在桂林，田汉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团结戏剧界举办了“西南剧展”。这些活动都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光辉篇章，田汉同志为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时期，田汉同志创作《江汉渔歌》、《新雁门关》、《岳飞》等大量戏曲剧本，写了《秋声赋》等话剧剧本，其中《江汉渔歌》反映了全民抗战的主题，曾在大后方广泛演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战胜利后，他写了著名的剧本《丽人行》，反映美蒋反动派夺取了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有力地起到动员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作用，那时，田汉同志正准备到解放区去，由我主持将《丽人行》拍成电影，扩大这一剧本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同志在领导戏曲改进局、艺术局、戏剧家协会等部门工作时，积极倡导戏曲改革，使我国戏曲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同时，他坚持写作，改编了《白蛇传》、《西厢记》、《谢瑶环》等优秀戏曲剧本。在话剧方面，创作了《关汉卿》、《文成公主》等名篇，其中《关汉卿》以它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艺术形象，成为田汉同志话剧创作的最高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戏剧创作的瑰宝。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田汉同志始终艰苦奋斗，始终以他的艺术创作和文艺组织活动为党的总路线总方向服务；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性格豪放不羁，但要端大节始终是坚定明确的。从入党时起，他对党组织忠诚坦白，对同志推心置腹，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品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田汉同志政治上很虚心，非常尊重党组织。他有时凭感情冲动办事，不大讲究影响、效果。但他能正确对待同志的意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组织的意见绝对尊重，并且坚决在行动上改正。我比他小四岁，赵铭彝同志是他的学生，保罗同志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后辈，但只要我们是代表党组织发表意见，他就虚心听取，认真付之实行，这是他的党性所在，也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保证。
二
田汉同志一生密切联系群众，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他搞五湖四海，广泛结交朋友，引导他们来为革命出力，这种群众化的作风是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从南国社起，田汉同志就是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块儿吃大锅饭、睡地铺，一块儿找剧场、布置演出。他习惯于生活在群众之中，以和群众在一起为最大的快乐。他能在闹哄的剧场写作，一边写，一边刻印，一边排演。我亲眼看到这种情景，很受感动，他可以在热闹场合静不下来的情况下写作。演员们有什么要求，他尽量满足，加人物、加台词，都能做到；为演员写本子的事例更不少。别人有了困难，他就一片赤诚地帮助解决；别人经济发生恐慌，他有稿费就拿出来买米，有饭大家吃，没有了再设法筹划。南国艺术学院教课是没有报酬的，他不仅乐意为之，而且为学校筹款；到“南国”学院学习的学生出不起学费不算，还由田汉同志管生活费。人们喜爱田汉是有道理的，他就有那么一种巨大的魅力。到了左翼剧联时期也是这样，大道剧社、五月花剧社、春秋剧社等，田汉同志和他们处得水乳交融，所不同的是，除了一以贯之的事业精神以外，作为共产党员，田汉同志更注意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记得在第三厅工作时期，田汉同志已届中年，他还是坚持和年轻的演剧队员们一起参加军训，一起爬、滚、扑、打，昙华林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气氛，与田汉同志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有密切关系。抗战后期，田汉同志和湘剧宣传队一起巡回演出，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始终和大家同甘共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田老请客”是当时流传的佳话，他确实不计较经济，不拘泥细节，又常常不带钱。在南岳时，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客，邀田汉吃饭，说明来一桌人。到时候，田汉同志带了三厅各处的同志三十多人来赴宴。黄琪翔哈哈大笑，说：“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同志即席赋诗一首，哈哈大笑不已。这种热情奔放、平易近人的作风曾被人称为“田汉风”。
田汉同志和戏曲界的关系有必要讲一讲。早在二十年代，他和周信芳、高百岁就有密切的交往。他为周、高二位写本子，高百岁还点了香烛，正式拜田汉为师。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工作者往往不大看得起戏曲和戏曲艺人。而田汉同志则不然，他重视戏曲艺术，认为新歌剧要以旧歌剧为基础，一直致力戏曲改革；他尊重戏曲艺人，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的疾苦，成为戏曲艺人的知己。他来到一地，没有几天就和当地剧团交上了朋友，并耐心地引导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除了川剧以外，许多戏曲界人士都是田汉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高百岁、李紫贵、郑亦秋、金素秋，还有桂剧四大名旦等。田汉同志是有名的大作家，但一点不摆架子，来到一起就一块儿喝酒、谈天，为演员们作词、题字。他还会哼几句京剧《秦琼卖马》，拉上胡琴就唱。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赢得了戏曲界的尊敬。在他的组织和影响下，京剧、湘剧、楚剧、汉剧许多演出团体参加了救亡宣传。当时，龚啸岚、王若愚、沈云陔等同志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在田汉同志影响下，朱双云等人还出来主持义演，支援前线。1939年，第三厅撤退到重庆，楚剧宣传队也跟到重庆。四川群众不大懂楚剧，楚剧宣传队经济陷于困难。后来，第三厅改组，我们没有钱支援他们，而国民党则加以利诱。这些楚剧艺人很有骨气，宁可饿饭也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主要演员卖了头面养活大家。龚啸岚同志是我安排他到第三厅工作的，后来又在文工会工作，就是让他们联系楚剧界群众。到了重庆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时，我们没有忘了楚剧演员们，当时由石凌鹤同志和他们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戏曲艺人和我们共过患难，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做出了牺牲。田汉同志团结戏曲界群众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接触广泛，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是田汉同志联系群众的一个特点。在他交往的人士中，有爱国将领、新老文人、有宗教界进步人士、有大力士、江湖术士等，大都通过和田老的关系，为革命工作做了好事，有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一个江湖术士叫叶大密，精于太极拳术，能用气功治病。于伶同志患胆囊蛔虫病，十分痛苦。叶大密能在三十分钟内使他止痛，再到医院就医。艺华影片公司的老板严春棠原来是烟土贩子，后来转搞事业。严春棠拜叶大密为师，学习拳术。叶大密介绍田汉去做艺华公司的总顾问，我做编剧主任，廖沫沙同志也去了。后来艺华公司被反共分子捣毁。严春棠还来找我们商议拍摄影片《逃亡》，也是通过叶大密接的头。
田汉同志结交三教九流是有原则的，即是通过工作，为革命事业争取有利因素，这是一种远大的事业目光。周恩来同志曾在文艺界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这一点，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田汉同志紧密联系群众，不断从群众中吸取力量，这是他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原因，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
在我国文艺运动的长期实践中，田汉同志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工作，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培养大批骨干力量；他巨眼识人，善于发现人才，热诚扶助人才，充分发挥杰出人才的作用，其影响不可估量。
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同志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条件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建造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是十分简陋的，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左明、保罗、陈白尘、万簌天、金焰、吴作人、赵铭彝、顾梦鹤、廖沫沙、张谔、陈明中等一大批骨干力量。这里列举的是不完全的，顺序也没有讲究，只是证明人才之多而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都注意造就队伍、训练骨干，像抗敌演剧队、歌剧训练班、四维剧校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建立新型的戏校、培训演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戏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田汉同志培育的人才是难以数计的。
我们的田汉同志善于发现人才，主要不在于他独具慧眼，而在于他无私的事业精神。他为发现杰出人才的禀赋、才干而由衷地高兴，他为有志青年的理想、抱负而操心，他像慈父一般地尽力帮助有才干的人摆脱困境、发挥力量。这是一种高尚的境界，是一种远大的目光。我长期从事文艺运动的组织工作，十分敬佩他这种伟大的品格。
大家都知道田汉怎样发现和帮助了陈凝秋、郑君里，而当年的普通学生金德麟（即金焰），后来又怎样成了电影皇帝。关于青年学者戴不凡由于批评田汉的作品而受到重用，成为文化界的佳话，我这里想集中谈谈田汉与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关系，以见他对待人才态度的一斑。
黎锦晖是田汉的朋友，有所往来，常请他到明月歌舞团去玩。聂耳当时在团里拉小提琴，没有可能发挥才干。田汉和他谈过几句，回来对我说，是个人才，可惜了，要想法把他拉出来发挥作用。他又把聂耳介绍给我，要我帮助他提高认识。我经常到聂耳那里去，帮他分析社会现象，认识革命形势。聂耳基本功扎实，学习努力，自律很严，他需要找个合适的职业。我找了电影皇帝金焰，让他在电影公司老板黎民伟面前说说话，请蔡楚生、史东山二位也帮助说情，使聂耳进了联华电影公司，终于有可能发挥作用了。后来，聂耳谱《开矿歌》、《毕业歌》、《大路歌》、《扬子江暴风雨》，还有传闻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代天才很年轻就去世了，但他终于闪耀了光辉，传达了三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与田汉同志的发现人才是分不开的。
任光从法国回来，在百代唱片公司制片部工作，很仰慕田汉的精神风采。田汉同志也认为他有才华，介绍我认识他。任光、程步高、唐槐秋邀田汉小宴，拉我作陪，他们是法国作风，一边吃三明治、喝啤酒、白兰地，一边纵声谈笑。我不会喝酒，在旁边陪着，静静地观察他们。任光出国前有一女友十分爱他，她是杭州的小学教师。任光归国后，便找来了，住在前后间不同居。她发现和任光生活很不协调，她是一板一眼，严谨惯了的；而任光是喝酒唱歌，嘻嘻哈哈，豪放不羁。当时双方情绪很痛苦。我们帮助做了工作，大家理智地处理关系，那位杭州小姐返回浙江，没有酿成恋爱悲剧，保护住一个人才。通过任光的关系，许多进步歌曲灌了唱片，如《毕业歌》、《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五六十种，销遍了南洋，传到了全世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后来任光到了武汉，安排在第三厅工作。接着转到新四军工作，表现很好，在皖南事变突围时牺牲了。
冼星海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找到田老，在第三厅安排了工作，作了许多救亡歌曲。他性格内向，不多说话，为人诚实、刻苦，和田汉和我关系都很好。后来去了延安，不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谱曲。
张曙是田汉同志的学生，从南国社以来一直追随着他。田汉发现他可以造就，就把他介绍给我。田老大就是这样，认为我在组织工作上干的时间较久，每当他发现了人才就来告诉我，让我帮助观察、培养，这主要是对组织的信任，发现、培养人才主要是他的功劳，他做了不少工作。
和田汉同志交往的音乐家有吕骥、贺绿汀等人，年轻一点的有舒模、林绿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在田汉同志的合作和鼓舞下，作了不少著名的歌曲。上述许多作曲家所创作的代表民族精神的流亡歌曲，当时是风行全国，至今听了还使人感到精神奋发，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信心。有同志说，田汉同志是新音乐的保姆，这话反映了一定的实际。田汉同志关心、培养、鼓舞的人才又何止限于音乐界呢！
我和田汉同志相识在二十年代，自左翼戏剧运动以来，我们共同战斗，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困难，一起分享过许多次胜利的喜悦。他的工作、创作和家庭生活，我都亲眼目睹。我难以忘怀他坦荡忠诚的品格，深深敬佩他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我深信，田汉同志为党、为人民在文艺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会出现群星灿烂、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1983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