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钫：与袁世凯的一面
我于1912年5月25日由潼关动身，经洛阳乘陇海火车转京汉车于6月6日到达北京。沿着当时的习惯，各省官吏到京住会馆，我住在骡马市大街河南会馆的嵩阳别墅。次日即到袁世凯的总统府（那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旧陆军部大楼）报到。袁接见我时，表现得很和气，并不先问公事。他让我坐下后先问：“你和张都督谁是铁门人？”我答：“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他说：“我20岁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形势和风景都很好。”我当时惊讶这个老家伙记忆力真不错，说得全对。他接着又谈他幼时经过豫陕时所见到的崤函之固、潼关之险、关中倚山带河的形势以及周、秦、汉、唐的遗址残迹，甚至比我知道得都详细。他接着又问：“令尊是哪一科？是不是与张五先生、王肖庭先生同年？”我答：“是的。”他又问：“你是保定几期？与世锜（袁的族弟）、奠宇（袁的族侄）同期吗？”我答：“同期。”同时我心中暗想，他日理万机，怎么对我家的琐细事都知道得这样清楚！接着他又渐渐谈到河南家乡风俗的淳厚，生活的俭朴，食物的可口以及河南人好友尚义等等。我当时意识到他在动我以同乡关系。最后他才问道：“陕西收成怎样？张都督好么？军事结束情形怎样？有什么困难？”我除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以外，我看已到谈正题的时机，才把来意说明，并把带来的陕西整编军队方案手折当面呈交。他大概看了一下说：“把编余的队伍拨一部分编给河南可以考虑。”他又问我洛阳兵变的情形，我报告了他。末了，他说：“你可以在京多住几天，我还有话给你说。”谈话间，他词色温和、洒脱，很有魔力。当时虽然已经共和统一，但我是革命党人，深知道他老奸巨猾，玩弄权术，很难对付，所以除了向他报告整编军队事比较详细外，其他只听他讲，很少发言。他身长腿短，坐着很显高大，站起来个子并不高。他很显硕壮，仪容丰满，满口河南腔调，虽表面上很温和，但眉宇间隐隐露出威严而奸猾的神气。
《我在反袁护国期间的经历》
唐在礼：军火回扣
段祺瑞、徐树铮等在经济方面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购买军火的回扣，逐渐由暗取到明收。固然他们对袁也有孝敬，只是陆军部分得到，总统府倒得不到分润。但我是特殊的，由袁指派的人物，所以每次总有一些好处，为数有限。段、徐经济既有自己的来路，袁也就不客气了。但对段手下的人，约有五六个段的亲近人，袁是给钱的。这钱既不经我手，又不经段芝贵、赵秉钧的手，是通过袁克定给的。袁手段凶狠，收买了段手下的主要军事人物以后，就把段幽禁在东四铁狮子胡同老陆军部后府学胡同前宅，内外隔绝起来，不许段问事了。不过，那时冯国璋、王士珍都可以去看他，我在病后也去看过他。为时不久，就恢复段的自由。段也不管这些，他有话还是要说，他是公开反对帝制的。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王楚卿：段祺瑞家的杂役生计
当时段公馆还在西堂子胡同，转过年来，就搬到了府学胡同，我仍是在马号打杂。段祺瑞有三辆马车，养了六匹马，用了十几名马夫，有赶车的，有跟车的，还有个号头。我当时只是吃三顿饭，不拿工钱。宅子里的罐头盒、破鞋、烂纸，这些破的烂的都归我，每月拿到街上卖个块儿八毛的，便是我的零花。再有就是马夫们夜间短不了打牌，每天打个三十五十铜子儿的头钱，也归我们三个打杂的平分，贴补着零花。
《段祺瑞公馆见闻》
王楚卿：段祺瑞的规矩
在我们眼里，段祺瑞不能不说是个规矩人儿。打头一样，公馆里头，内外界限分明。府学胡同公馆走进头一个院落，就是一座大楼，这是这所房子的主要建筑。前边的门，直通楼里边，可以走进段的外客厅、内客厅、书房。后楼是他内眷的住宅，在他书房有个后门，可以通到后楼。但后边的内眷老妈子要从后院出来，或者前院的当差、佣人要进后院回事，却不能打从前楼出入。在大楼东边另有个旁门，在门旁边有间小房，老段派了两个老头儿（孟昭勋、李梅斋）住在小房里，等于是后院的传达。我们要有事到后院接头请示，都得请这两个老头儿代为通禀。这个后院，上面准我们进去才能进去，谁要无故闯入内宅，让老段碰见，轻则申斥一顿，重则开除。后院的门禁是十分森严的。
《段祺瑞公馆见闻》
周玳：阎锡山金蝉脱壳
1916年7月间，阎锡山接到黎元洪的电报，邀他进京，商量国家大计。他带着赵戴文、张树帜、陈效愚和我一共四个人，来到北京，照例住在大同寓。
这一天，他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第二天晚上，段祺瑞突然派了一个亲信，把阎锡山请到了府学胡同段祺瑞公馆里，去了很久，他才回来。我们看他神色很不平常，心想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却又不好问他。待了一会儿，他才哼了一声说：“黎元洪这小子要端咱们的锅呀！”随后，他才把段祺瑞泄露给他的一段内幕，向我们述说了一遍。
原来黄国梁被撤职以后，孔庚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但仍不肯死心，就再三鼓动黎元洪，用“调虎离山”之计，把阎锡山调到了北京，然后准备秘密派遣孔庚、黄国梁二人回到太原。只要他们一到太原，黎元洪就明令发表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这时阎锡山正在北京，要想反对也措手不及了。
徐树铮在国务院听到了这项消息，私下报告了段祺瑞，段念师生之谊，忙把阎锡山找去，先把这段消息透露给他，并替他指出一条明路，叫阎锡山即日化装悄悄离开北京，间道回转太原。只要阎锡山一回到太原，黎元洪就不敢贸然动手了。段祺瑞替阎锡山计划得十分周到，叫他次日一早乘坐京汉路车离开北京，到新乡，换坐道清铁路的车到清化，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到太原。
阎锡山说到这里，就把他的计划向我们宣布说：“我想还是坐京汉车到石家庄回转太原，比较迅速可靠。我决定明天早晨坐京汉路的慢车动身。不过我从车站上车，难免引起他们的注意。”阎锡山一边说，一边取出了400块大洋交给我和陈效愚说：“你们两人明天一大早就赶到车站，把扬旗手和火车司机等人疏通好，叫火车开到扬旗地方，尽量开慢车，让我能够设法上了车。只要我离开北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走了以后，你们4个人都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我，就推说我病了。如果总统府派人来看我的病，你们就可以撒个谎，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总之，要想尽方法，把他们支吾过去。等到接着我从太原来的电报以后，你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总统府，说‘阎督军已经回到山西了’。在电话里，要把话说硬一点，不要露出咱们山西人的软弱劲儿。”
最后，阎锡山还说：“孔庚、黄国梁真不是东西，差点端了咱们的锅。黎元洪更不应该，为什么想出这种阴谋诡计来暗算我！”
说罢，我们就纷纷去睡了。第二天一早，我们照计而行。我和陈效愚两人先到车站，头一关去找扬旗工人，我先给了200元大洋，他慨然答应了。再去找这次列车的司机，他也连连答应，把200块现洋随手接过，放在车头里边，连添煤的助手，都不知道我们搞的是什么把戏。事情办妥，我和陈效愚还替阎锡山准备了一张三等车票，便到车站外面来迎阎锡山。不久，就看见阎锡山坐着洋车来到车站，浑身商人打扮，穿了一件夏布长衫，草帽的帽檐压到眉头，还戴了一副大墨晶眼镜。我们二人把他领到车站水关以外扬旗地方，就悄悄站在那里。等火车开到这里，果然扬旗手连举红旗，挥个不停，司机员把头伸到车外，向我们频频示意。直到我们把阎锡山推上车去，向司机和扬旗手分别打了招呼，车才加紧马力，一直向前开出。
两天以后，我们接着阎锡山从太原打来的电报，便依照他所嘱咐的话，给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匆匆离开北京回转太原。在动身以前，赵戴文还到府学胡同段公馆跑了一趟，面告段祺瑞：阎督军已经遵照他的指示回到太原了。
《阎锡山与段祺瑞的勾结》
陶树德：冯国璋卖鱼
冯任内财政困难，曾将三海中鱼标售以资挹注，事为庶务司长（河间人，一生为冯掌财政，同袁时之王凤岗）经手，但为冯同意自无问题，报纸舆论有所指责，并传鱼商网得一条大鱼，腮部带有金牌镌刻年月，为慈禧放生之鱼。即辗转售与英国使馆得价甚丰，而英使派人送回我外交部希望继续蓄养，此事见辱国际，冯此时耍把戏装作不知。在春季的一天早晨他身穿蓝色袍、青马褂，马褂纽扣不扣，手托两个铁球不止地旋转，出紫光门照例到大礼堂办公，是日故意踱到海边，见一群渔人正在打鱼。他表示很诧异地问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从人告以“张司长把鱼包卖给他们每日打捞”，冯说“这海里鱼哪能卖，告诉渔人停止打捞”。以后闻将北海鱼准鱼商打捞三年与中南海相抵。在冯退职后死在帽儿胡同私寓时，其治丧处接得邮寄来挽联一副，文曰“南海鱼何在，北洋狗也亡”，因过去人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三杰，又将三人比作龙、虎、狗，是以冯死曰狗亡。
《我在北京总统府12年的见闻》
章士钊：段祺瑞的豪爽
1919年，上海曾有一次南北和会，南北两方，各派代表10人。从2月20日开幕起，至5月14日辞职止，为会不过8次，为时亦仅3个月弱，我适忝厕南方代表之一。会之名义，纷争未定，北方号曰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号曰上海会议。名从主人，吾不得不作如是观。
明日，吾往访段芝泉（祺瑞），告以西林（岑春煊）见招，向之辞行。时段当国，以武力统一自豪，吾知其人未必能动之以情，而要能析之以理。且曩在对德宣战时，彼以总理兼外交委员会会长，吾在会场论事，意颇相得，因断定段对我无恶感。又吾寓东城十条胡同，去段府学胡同寓邸不远。有人告我，徐树铮派人在十条胡同左近巡逻。吾惧为徐谍暗算，计不如直向段自陈其事为便，因有此行。
吾见段寒暄，且简明言事之后，段直截相告曰：“粤事固不难了，吾派童保暄劲旅攻潮汕，潮汕指日可下。潮汕下，全省动摇矣，君何必急急凑拍，充作炮灰乎？”炮灰二字，吾从来未尝闻知，言初入耳，亦殊服段之爽朗。因恳切言之曰：“西林与吾相关之谊，公所知也。人生在世，所需于友，即在患难相共。今西林有难，吾倘坐视不理，纵人不见责，吾之神明亦且自疚。承公见爱，劝吾勿充炮灰，意殊可感。然兵凶战危，人之旦夕存亡，难由自己掌握，此层吾固不甚担忧。然国家至上，南北统一事大，公今当国，所定国策，应不分南北而励行之。吾知西林比较能听鄙言，吾晤西林，必首以公之忧国至计，恺切语之。万一见听，岂不为公省却征调不少？”吾言未毕，段即掺言：“现当暑假期间，君南行看看形势，亦佳。君速去速归，不须沾滞在南。且西林，吾之知己也。彼督两广之日，曾致电项城（袁世凯），借调北洋军官四人赴粤，相助教练，而鄙人居首。夫吾名未彰，而先见赏于西林，可见西林能度外用人，气量甚大。事虽未成，吾至今耿耿难忘。君见西林，幸为我致意。至国家之事，公事公办，西林有何见教，力所能及，定不相违。君行矣！幸一切保重。”此次会谈，所得如此圆满，殊出意料之外。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何柱国：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信使
1920年曹、吴倒段之役，奉张虽与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奉张只是在段派濒临倒台的时刻才进军关内，唾手而得京、津，表面上参加了倒段，实际只不过是从曹、吴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奉张这一行动，段派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奉张不来，不但段派的家底将全部落入曹、吴手中，而且北京政府的政权也将为曹、吴所独占，这对段派是不利的。事后段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即可想见段、张的关系并未中断。因此到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段、张之间即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当时段派失意政客给段四面八方跑腿的人是很多的。以我所知，联奉的主将是他的亲戚吴光新，联冯的主将则是我的亲戚贾德耀。我所知道有关段派的一鳞半爪，很多就是由贾口中得来的。此外，孙、段之间也早有联系，不过我只知道主要的引线人是许世英。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
王坦：我想做笔买卖
由于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日深，而曹锟的一些亲信有时对冯也加以排斥（如冯因请领军饷常受到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清的刁难）。这种种矛盾都给奉张以可乘之机，奉张就通过各种关系，派人与冯拉拢，使冯加入奉方，共同推倒曹、吴。我所认识的郭瀛洲、张树声就是其中最起作用的两个人。郭瀛洲是张的亲信旅长，数次来京，都是来去匆匆，还曾在我家（后门沙井胡同）住过三次，我始终不疑有他。有一次我曾问他：“你来北京有什么公干？”他说：“我想做一笔买卖。”我追问他：“做什么买卖？”他就含糊其辞，不愿明说。当时我猜他一定是在贩卖烟土，也就没往下再问。
《曹锟贿选总统始末》
韩玉辰：默不作声
张阁辞职前数日，驻南苑和其他京畿军队，以张之江为首，率领军官二三十人入居仁堂，称为全军代表，向大总统索饷。黄陂站在他们中间，指示军饷由财政部、陆军部掌管，大总统不直接负责，你们可向国务院申请。张等无词而退。名为索饷，实际是逼宫的前奏。
张绍曾辞职不回，提出继任总理，是大总统的职权。曹党属意高凌霨。黄陂与高本旧识（清末高为湖北提学使），以其党曹不愿提。另外如颜惠庆、王宠惠、顾维钧（并无周树模、孙宝琦、褚辅成之拟议），黄陂曾分别征求，都以要看曹吴颜色，不敢尝试。曹党认为黄陂提不出组阁人选，只要再一逼即可下台，于是做出军警罢岗罢卫的蠢事，陷首都于无政府状态。6月9日天未明，饶汉祥来电话，请余速到北海（饶住处）商要事。正漱洗，车来，司机告余，全市警察罢岗，公府卫队撤走，不知何事，余沿途所见果然。饶告以罢岗罢卫，是与胡子（黎）为难，如何对付？余曰：“民六张勋复辟，公府有一旅之众，而胡子不能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一走使馆了事，真对不住国民。此次事变，义应坚持到底，使真是非大白天下，非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职责。”饶以为然。余访吴大头（景濂），问曹党目的何在？吴佯为不知，称牙痛。其夫人素爽朗，识大体，掺言曰：“他昨夜深才由吴总长家回。他们欺负黎总统，看将来有好结果呢。”吴俯首无一言。余访章士钊告以故，章愤极，谓：“我少到东交民巷，可商王儒堂（正廷）向使团便告事变真相。”余趋铁狮子胡同以告王，王手持一碗牛奶，相对一刻许，不吭一声。余出，王送之门外，握手点头，始终如哑巴，盖恐得罪曹大帅，有妨前途也。到东厂胡同，见公府诸同事意气甚盛。旋衔黄陂命偕众院同事杨生吾赴奉天，与李景林看张作霖，在老虎厅交黄陂函，说明来意。张即召孙烈臣、吴俊升及文武官吏开紧急会议，请余报告逼宫经过，群情愤激。作霖大声曰：“咱们要通电反对。”由于安福系曲同丰从中挑拨，致电未发出，然以是见东北民气之劲。翌日返京复命，黄陂曰：“叫天下人知道真是真非就行了。”
《政学会的政治活动》
谭光：傅汝霖侵吞国家资财
傅汝霖通过徐堪的关系投进了公馆系，后来居然成了巴西富翁。傅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走卒，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所以和居正、覃振、谢持、邹鲁等接近，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曾充东北的代表。中山先生卧病北平时，他常到铁狮子胡同，后来又参加了治丧处工作，和孔就是当时认识的。宁汉合作他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汪、冯、阎在北平开扩大会议，又接近了汪的改组派，可见他钻营手段的高超。孔当了行政院长，傅在元老方面都走得通，大显身手，确起了作用。在法币政策施行后，财部吞并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因傅筱庵有流氓势力，所以给了杜月笙；四明银行因宁波帮关系给了吴启鼎；中国实业刘诲之与徐堪勾结密切，由徐介绍让傅汝霖任董事长。这三家银行都是因为过去当局经营投资地产股票，投机倒把，弄得周转不灵。中国实业呆账拥有大批地产押品，原主到期未赎，丧失了主权，应当是银行所有。傅却提出来挑精拣肥，送归孔夫妇化名赎取，侵蚀国家资财（当时中实已由部办）来充私人财富，傅和徐混水摸鱼，也装满了各自的私囊。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周玳：段祺瑞临时执政府
曹锟已被冯玉祥逮捕，吴佩孚又已南逃，张作霖乘胜入关，在天津和段祺瑞、冯玉祥等先后见面，酝酿新的局面。阎锡山在出兵后，即电段、张等表示态度，这时自然贯彻他的初衷，拥段出山。恰好田应璜从奉天回到太原见阎，阎就命他到天津，参加天津会议。临行，阎还再三叮咛，要强调拥护段祺瑞。不久，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就出现了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的招牌。
《二次直奉战时阎锡山与直奉皖军阀的钩心斗角》
陶树德：段祺瑞出任执政的裁员
不久段祺瑞出任执政，执政府设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旧址，总统府旧有人员留用少数，大部分人发三个月薪水遣散。大家携家带口失业后颇为恐慌。一起到西单堂子胡同去见王士珍，请他向段关说继续留用，王当以亲笔信向段说项，段将信交给执政府总指挥卫兴武酌予设法，大家又到东四十一条卫的私宅见卫，卫向大家表示限于经费安插困难，再给大家补三个月薪水各自回家。
《我在北京总统府12年的见闻》
程厚之：北大学生军迎接孙中山
北大学生军第一次在社会上出头露面，很惹人注目。军阀政府所派的少数保安警察，也为我们的气势所震慑，感到气馁。在站台上我们把警戒线布置在靠近火车的第一线，把他们隔在外面，岗哨的距离很密，五步就是一个岗。我们把枪上了刺刀，平端在手里，时刻注视着警戒线外的每个欢迎的人。当孙中山所乘火车到站的时候，我们齐声高呼“欢迎孙总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孙中山下车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位一代伟人，心里异常兴奋。他看见了我们这样年轻英武的军容，也含笑点首，非常高兴。他虽面带病容，而精神十分健旺，出站以后，就乘坐蔡元培的破旧汽车到铁狮子胡同寓所去了。我们胜利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回校时，路经东交民巷西口，在那里又大呼一阵“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向帝国主义表示：“我们胜利了！”
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寓所的警卫任务，最初仍然由北大学生军担任。我们每天有一班人去服勤务，虽然耽误部分上课的时间，但每个人在接任务时都欣然前往。孙中山到京后，虽然病情日益加重，但他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始终坚持不懈，特别是对段祺瑞所搞的“善后会议”，斗争更为激烈。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鹿钟麟：孙中山去世
孙先生不幸逝世后，当日由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发出侵电，向全国报丧。
孙先生行辕秘书处发出的侵电，略谓：“大元帅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客冬由粤北上，提倡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民族之独立，与民权之确立。乃自抵津京，肝疾日剧，医治无效，于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哀此奉闻。”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的侵电，略谓：“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自抵津京，肝病日剧，医药无效，于本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遽失导师。曷胜痛悼，哀此奉闻。”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
鹿钟麟：中山治丧地的纠纷
在孙先生易匮之时，我即用急电向冯玉祥报告，冯当日便下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左臂缠黑纱，服丧一星期，以志哀悼；并规定以下三项：（一）由即日起所属各机关部队均下半旗三天；（二）停止宴会及一切娱乐；（三）14日各机关部队停止办公和操课一日。
同时，冯玉祥并指定我负责襄助李烈钧等为孙先生办理丧事，尽力照料一切；因李是孙先生治丧处的主持人，我经常到治丧处去和李等联系各项事务。关于孙先生停灵公祭地点，治丧处主张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即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当把这个意见通知了段祺瑞，没想到段和他周围的人们却大不以为然，仅仅表示可以在天坛举行。当时段派了内务部次长王耒代表到铁狮子胡同孙先生行辕，先和汪精卫接洽，说执政对在社稷坛停灵公祭不能同意。这时汪精卫便找到李烈钧说：“总理是创造民国的元勋，今应芝泉约来京，不幸病逝，在社稷坛治丧，本属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以，没想到执政府竟反对，殊令人不解。现在段的代表还在这里，你可以再和他讲讲道理。”李听到汪的这番话，怒不可遏，当时就把段的代表找来，由汪作介绍，汪指着李向王耒说：“这是李协和先生。”于是李就开门见山地对王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不是段执政所得而私的。总理手创共和，段执政乃得今日安居宫苑。今总理为践约北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段执政还能够表示不同意吗？”王听到李的这样强硬抗议，张嘴结舌，大为气馁，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仅仅答应：“回去报告执政再说。”转身就走了。于右任听到这件事以后，大为震怒，甚至竟跑到执政府找到段，拍桌大闹，可见当时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僵持的一斑。
《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
楚溪春：悼中山诗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恸哉恸哉！我被推为丧事筹备员。时豫西战争正急，我未能去北京，催笠僧筹汇万元助丧费。我作挽诗一首，并有“过铁狮子胡同怀孙中山先生”诗一首。
挽总理孙公
乙巳同盟江户开，不才我也追随来。
未成大业宾天去，谁哺呱呱四亿孩。
（敬赋此二十八字寄北京并开封追悼会）
过铁狮子胡同怀孙中山先生
卧病铁狮子，几度问床前。
速我河南去，为胡（笠僧）分一肩。
又询天太山（冯焕章），寄意殊拳拳。
一身关天下，惟祝病早痊。
今来人何去，感念泪潸然。
《我与政学会》
谭光：孔祥熙的发迹
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铁狮子胡同，孔正由国外回来，以亲戚关系在那里照料，因此后来算上了一名顾命大员。从前中山先生曾命他以基督教徒关系拿《建国大纲》手迹印本，去访问过冯玉祥、张学良等。这时冯在北京西郊天台山不愿来北京，中山先生卧病，就派孔代表访冯，做联络工作，希望冯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不久中山先生逝世，一切也就谈不到了。但是孔、冯之间倒促进了私人情感，使孔以后依附蒋介石建立了初出茅庐第一功。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王楚卿：段祺瑞与汪精卫的争吵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段祺瑞与张作霖、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可是等孙中山来到北京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了临时执政了。孙中山来京以后，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公馆里，来到以后就犯了病。因为去看望孙中山，段祺瑞曾到顾维钧公馆去过多次。当时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同来北京，也常来段公馆和段见面。段去看孙中山时，当然也不断和汪精卫碰头。我曾听说，有一次和汪见面时，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两人话不投机，愈说愈拧，段祺瑞挺不痛快，两个人很生了一回气。
《段祺瑞公馆见闻》
华林：首都革命
1925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学界因女师大问题，对段政府益加愤恨，发生了“首都革命”运动。学生、工人及市民3000余人齐集神武门，排队先至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旋又至吉兆胡同段宅，高呼推翻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因段宅自用卫队戒备森严，不得入，乃分赴李思浩宅、朱深宅，捣毁其器具。段祺瑞睹此情形，为分责减谤计，乃改执政府制度，添设国务院。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用王正廷、马君武、易培基等人为阁员，并以易培基兼教育总长。易培基视事后，自兼女师大校长，欢迎宗帽胡同护校学生复校。这时候，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舍虽为女子大学学生占驻，但大多数学生同情于女师大学生复校，没有抵抗。于是宗帽胡同女师大学生在热烈欢迎声中复校。两校女学生，齐赴教育部请求拨给校舍，并在教育部东院上课，易培基亦不反对。于是各得其所，暂时相安。
《女师大的沿革》
李世军：段老总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
1926年3月16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驸马大街、清华园、南沟沿、顺城街、府右街、二龙坑、朝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棒的步骑警察包围。上午9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40余人，仅师范大学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10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
当晚，学生联合会在翠花胡同八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及各校代表基层组织负责人共30余人。会议决定3月18日上午9时仍继续举行第二次请愿示威游行。
……
3月17日这一天，空气异常紧张，段祺瑞的狗腿子四处制造恐怖气氛，恫吓学生，说如果再游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记得当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谈。他见到我，带着惊慌的口气对我说：“刚才有个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烟的侦缉队上的人，是外右二区的侦探长，对我露了几句话，我很替你着急。他说这几天很麻烦，上面有密令，要他们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学生游行时，要干掉一些捣乱分子，给那些整天胡闹的学生看看颜色。”他还特别提醒我说：“这话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个朋友也对我说，段老总这几天火气很大，表示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我马上到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部里的人，大家决定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18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记得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农业大学、政法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志成中学、师大附中等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2000余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出发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刘清扬带头高呼口号，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沿途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12时许，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排列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从他那副冷酷阴森的神情看来，好像他在等待着什么举动似的。
当代表们继续要求会见贾德耀时，我跑到军队后边的石狮子上去拍照，发现军队所持的步枪里已经装上了子弹。我意识到情况很严重，要同学告诉代表们注意。
当我刚刚拍了一张游行队伍的照片后，突然听到“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声），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准群众平射，枪声密如连珠。不到200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
我和邓飞黄先冲向东辕门，可是辕门口的军队正在密集开枪，死伤的人堆起很高，冲不出去，只得转到广场南面的影壁背后躲避。这时影壁背后的马厩里，已经堆满了倒下去的人，有的还在挣扎，其中有我认识的几个北大、女师大同学倒在马槽下，只见一个军官还用驳壳枪继续对准他们射击。持长枪的士兵继续开枪，有的士兵大概因为人太挤了，回不过手来开枪，便用木棒对着受伤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冲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伤者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拖了我一把，说：“赶快从西辕门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着向西挤去，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乱飞。挤到西辕门口，看见死伤的人比东辕门口更多。正在犹豫间，看见离我大约50米的海军部门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备继续射击。我连忙跳出西辕门，沿铁狮子胡同向西跑，子弹仍然不断掠空而过。
我在路北一家大门口躲了片刻，只见人们像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枪声渐渐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伤的人，鲜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挣扎。我看见师大的一个同学足部受伤，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辆洋车让他乘上。他说：“我的伤不要紧，还有爬不动的，你进去看看。”我又折回向东走，在海军部门前被挡住了，只得绕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时已有许多同志到了，一个个愤慨万分。看看表，已经4点钟了，大家商量如何抢救受伤同学。我们拉下一块白布窗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几个人直奔铁狮子胡同。跑到东辕门口，仍被持枪的军队拦阻不许入内。此时，来抢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吗！”于是接着就有人喊“冲进去啊！”军队立刻拉开枪栓，对着我们。
正在相持不下时，有人提议找红十字会，我们便跑到北京红十字总会，请他们出面交涉。我们这才随着他们进去，救出奄奄待毙的7个人，分别送协和医院、同仁医院抢救。其余的死者堆在东墙根下，军队禁止我们去看。
已经8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当时，只有范士荣还没有消息。范士荣是和我同住一寝室的同学，等到深夜12时仍不见回来。我约同杨春洲冒着风雪到宣武门外云南会馆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3月19日），学校停课了。清晨，我和杨春洲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铁狮子胡同。一进东辕门，触目惊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摆在东墙根下，棺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摊一摊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弹痕，密如蜂窝。
《“三一八”惨案纪实》
刘生浚：三一八·开场
出发请愿了。在示威大会旗帜引导下，北京大学学生走在最前列。其次是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等。后面有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商会的旗帜。北京各私立大学，如朝阳、民国、中国、平民等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紧跟在后面。浩浩荡荡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沿东长安街东进，到东单牌楼折向北行。沿途有人散发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传单。“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高响入云，前后呼应。除了唱《国际歌》外，还唱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除汉奸！除汉奸！”歌声雄壮，与口号声互相配合，此起彼落。铁臂高举，旌旗蔽空。当队伍经过扶桑馆（当时的日本侨民宿舍）门口时，大家走得特别慢，几乎是停了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经济绝交！”口号声像巨雷一样隆隆不断。
大队到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远远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都已紧闭，全副武装的卫士分作十余层排列在大门外。李家珍红着脸说：“奇怪！难道不让我们进去，还把我们当敌人吗？”这时大队继续前进，从执政府东面铁门进去，走到执政府大门外操场上停下来，和卫士们面对面站着。后面的队伍操场容不下，就停在铁门外大街上。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杜文若：三一八·逃跑
我在射击开始的一刹那，还以为是放空枪，但是当我看到围墙顶上的瓦片纷纷地被打下来，不少学生的衣服上染上鲜血的时候，才猛然醒悟到这是实弹杀人了。这时我看到围墙内的群众已开始跑开，我发现围墙的西面有一门（通向铁狮子胡同的西头），便由该门向外跑。但当我跑到门口时，被夺门而走的群众挤倒，不但我身下有人，而且身上也压了许多人。经过极力挣扎，终于爬起来逃出门来。在逃出门后，我曾回头向围墙内瞅了一下，但见尘土飞扬，卫队正手持木棒或刀剑向尚未脱险的群众追逐砍杀。
我逃出围墙西门，进入东西向的铁狮子胡同时，本以为这就脱险了，孰料在该胡同内的海军衙门和要人公馆门口，已经预先筑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士兵凭借工事向通过的群众射击。群众听到枪声，便都伏在地上不动，等到射击停止，不约而同地立起向前快跑。枪声均来自胡同北面，时断时续。
我随着群众在胡同内跑时，不知此胡同它有多长，是死胡同还是活胡同，最后跑到胡同的西端，再往前走，便进入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了。回校后才知道清华学生魏杰三被当场打死，同班同学丁绪淮重伤被送往协和医院。经医院检查，子弹头打入肺内，因他身体虚弱不便开刀取出。我们到协和医院为他输血的时候，又看到因重伤而死在医院中的共六人。魏杰三烈士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北面荷花池畔假山松林的西北隅，并由清华大学为之立大理石纪念碑一座，上书“魏杰三烈士之墓”，以资纪念。
《一场预谋的屠杀》
杨春洲：一个请愿学生的见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我曾参加游行请愿队伍，是亲眼看到这场大屠杀的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游行队伍秩序非常好，口号声此落彼起，情绪激昂。午后1点来钟，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由东辕门鱼贯而入，按学校单位由北到南地排列在执政府门前广场上。执政府门前有一对石狮子，石狮子前面就是四五排全副武装的卫队，和学生的队伍面对面地对峙着。学生队伍中不断发出一阵阵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但并未发生学生与卫队争吵或谩骂卫队的情事。学生派出代表向卫队交涉，要见段祺瑞。这些代表被引进执政府之后，久久不见出来。同学们站在队里有些不耐烦了。东边石狮子上有一位同学用喇叭筒向群众传话，说段祺瑞不肯见学生代表。群众就应声高喊“一定要见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我拿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镜头，看见西边石狮子上没有人，就爬上去从卫队背后照了一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对着日光照的，我以为没有照好，就跳下石狮子，从队伍中向南边挤去，另寻镜头。快到南边照壁前，碰上北京艺专的同乡黄云谷，彼此好久未见，就握手寒暄几句。不料正说话间，前面的队伍突然向后涌了过来，同时还听到前面的同学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了。站在最前面的同学马上被射倒几个，站在东边石狮子上传话的同学也立时中弹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大家纷纷向东西辕门奔出。
《一个请愿学生的见闻》
刘尊棋：回顾“三一八”
1926年“三一八”惨案，我记得比较清楚。这天上午我已被通知到东城翠花胡同学生联合会去开会。我们学校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老陈”，是学联领导人之一。他给了我一大把传单，并要我和几个同来的同学一齐准备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的“执政府”前示威。这次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我从传单上看到日本兵舰和军队怎样攻击塘沽一带，迫令中国撤除天津防务，还给中国政府一份“哀的美敦书”，也熟记了传单上的各种口号。下午我们全校都在礼堂开会。“老陈”作了煽动性很强的演说。有些同学小声说，老陈是个“共产党”，我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但觉得他这么能干，勇敢，打心里佩服他。
我们这批学生从礼堂（灯市口南的米市大街）出发到铁狮子胡同（现改称“张自忠路”）。实在不很远，但不知为什么，到达铁狮子胡同却比别的学校都晚，到胡同口外一看，里面已挤满了人，段祺瑞的执政府（原来的旧陆军部）大铁门外站满一排荷枪实弹的军队，门外广场一直到大门对面的“影壁”前，都站满手举大小旗帜的学生。我们进不去，就都站在胡同口外边，我自己登到墙外一个土坡上，扶着墙顶，可以看见广场的景象。
我们跟着汹涌的示威群众喊了一阵口号后，突然听到连珠炮似的枪声，同时广场上挤得满满的群众忽地都向胡同口外的我们这边街上跑开了；枪弹好像射中了电车线，有一根电车线掉到马路上，人们更吓得跑开。我在枪响后，也不再探头看广场，而走到土坡下，靠大墙站立了一会儿。只听见枪声停了，呼喊声、叫骂声和哭声不停地从广场涌过来。我看看一块儿来的三四百个同学都四散了，但也有人，像是别的学校的同学在喊叫：“把受伤的抬到医院去！”
两天以后，我从报纸上看到当天在段执政府广场上被残杀的学生多至47人，而在最前头的女师大学生中就有刘和珍、张静淑等人。尽管我参加了铁狮子胡同的示威游行，和目睹了“三一八”惨案的现场，几天里也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代表资格到协和医院和女师大慰问死难和受伤的同学，但是自己对这个伟大事件的政治意义却非常模糊。只不过看见那些活生生的英雄人物随着枪声倒下去，对于他们那种视死如归的形象，久久不能忘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高大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鲜明。直到5年以后，我通过在“三一八”那天外衣袖被枪弹穿透，但幸免于难的郑文波（蜀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左联”工作之后，才在政治上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往事的回顾》
范体仁：议决八条
1926年3月18日上午9时许，各团体各学校群众即由四面向天安门集合，到会者共有3000余人，分为40队，内有女学生4队，工人3队，华侨代表1队，各团体大部分有大旗1面，群众有半数以上执有写上标语口号的小旗。11时宣布开会，徐秀龙主持，有数人上台演讲，当经议决八条：1.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最后通牒；2.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支援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3.督促北京政府反对并驳复八国通牒；4.驱逐提出八国通牒的八国公使出境；5.撤除津沽外国驻军；6.撤退外国在津沽的军舰；7.惩办大沽战事祸首；8.勖勉国民军严守国土。12时，整队从长安街出发，下午1时许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在执政府内）门口。执政府铁栅紧闭，门内外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大约三四百人。这些兵士分三队排列，列于西边的有德国式手枪及大刀，将刀壳负在背上，大刀持在手中。东边的持有步枪，上了子弹、刺刀。中队步兵，亦握着上刺刀的步枪。场东西均有卫兵、警察，在西口外陆军部旧址当街站立。东口外近十条胡同处有卫兵一排，场西南小坪中有军人持“关刀”（关刀是关羽刀的形式，与普通大刀不同。）习武。东南为马圈，亦有兵士。附近街道中有便衣侦探（因我在前两年在北京被捕时，是这种便衣侦探下手的，故认识这类侦探的装束）。内外军警，均由穿便服的军官分立各处暗中指挥。群众处在执政府铁栅外与照壁之前的马路上。我负责照料大会游行巡查的任务，所以能向四周观察。楚溪春《亲历记》说他布置执政府防卫，曾吩咐“前排不许带武器，后几排才许带武器”这不是事实。当日参加游行的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李世军和北大学生会干事徐闿瑞都说“这是楚君企图脱卸责任的谎言”。
群众到达执政府门前，要求派代表40人入内递请愿书，并向段执政、贾总理陈述意见。卫队以未奉命令不许传达。当代表与卫队争持时，忽闻手枪一响，群众纷纷后退。卫队即对准群众连开排枪，以致当场倒地数十人。其司令官鸣放口笛，用指挥刀指挥兵士围击，以致年幼体弱者被挤倒地，高大强壮者不自觉地在人身上践踏而过。伏尸满地，血肉狼藉。一部分人向十条胡同狂奔，又遇上原在十条胡同的士兵开枪轰击。约十余分钟后，伏地群众爬起再跑，又遭开枪轰击。一部分人避至马圈，亦遭手持大刀铁棍的卫队惨杀。我因持北大校旗，站在后面，身长脚快，幸免于难。
《北京三一八惨案亲历记》
曹祥华：马房避险
我当时是亲历惨案的北京平民大学的学生，中共党员，而且是领导那次游行请愿的北京学生总会的代表之一。那次我们到执政府是去请愿，要求执政府对日本炮轰大沽口事件提出抗议，既不是要去打骂执政府守卫士兵，也不是要去冲进执政府或捣毁段祺瑞住宅；既没有带什么铁头木棒，也没有带任何东西，除拿旗帜者外，都是赤手空拳，谁都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天会惹出杀身之祸。那天我们领袖李大钊同志等都亲身参加了游行请愿，大会主席徐谦中途退出，是由于走路痔疮痛的关系，并不是因为料想到这天要出事的。当我们进了执政府东辕门内空场后，就推了几个代表去求见请愿，大家都站在空场上候听代表请愿的结果，而且有很多同学，因从天安门游行到铁狮子胡同都很累了，都坐在地上休息，我们坐立在空场上不过上十分钟光景，忽然从西南角上冲出许多手执木棒的士兵，不问理由，见人就打。同学们便忙乱地后退逃跑，一面回头看。大队指挥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故，却连声高喊“大家不要动”。这个喊声还没有落音，谁知正面大门内的枪声就响了，有许多人中弹倒地，于是大家都向来路东辕门方面逃命。但是东辕门太窄，上万的群众一时逃不出去，同时士兵还在继续开枪，打得东辕门的墙头灰烟直冒。我就随着群众弯着腰缩着头，向空场的东北角方面躲，躲到一个马房内。由于这个马房不大，许多人拥在马房门口，挤不进来，无形中做了我们的挡弹牌。但我们仍听得马房的门窗和屋瓦着弹声音，噼噼拍拍，犹如雨下，所以门口死伤的人又有好多。等到枪声停止，我们从马房门口死人堆上爬过来逃命时，鞋和裤子上都染了许多鲜血。据说李大钊也是躲在这个马房内的。我现在所能记得的，只是当时女师大的北京学生总会代表刘亚雄（现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和我们同时逃出，另一女师大代表刘和珍则被当场打死。我们平大同学被打的，则有中共党员宋昭炳，其余我所认识的中共同志被打死了的也还有好多个。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的订正》
许世玮：三一八·刘和珍
1926年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总会和革命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2000多群众列队奔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驳斥八国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执政府竟下令军警开枪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当日许寿裳到学校去，忽听到这惊人的噩耗，立即拉着新任教务长林语堂赶赴出事地点。两天前许寿裳刚辞去教务长的兼职，他不因自己已辞职而置学生于不顾。他看到刘和珍已被放入一具薄棺中，额际尚有微温，赶忙去找医生来诊治，知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杨德群的尸骸放在一张板桌上，下半身拖落在旁。许寿裳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惨景，受到极大震动，十余天都夜不能眠。在他主持下，女师大成立了“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惨杀案后援会”，办理一切善后事宜。3月25日，女师大师生隆重召开“刘和珍、杨德群烈士追悼大会”，由许寿裳主祭。
《许寿裳》
程厚之：邓文辉中弹
1926年春，因日本兵舰炮击大沽口，和国民军守大沽口的炮兵发生了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撤销大沽口的炮台，撤退国民军，因而激怒了北方的人民群众。北京20多万群众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的次日，召开了反日大会，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抗议。3月17日，在北大三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于次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并向军阀政府请愿。这次运动是在李大钊所领导的翠花胡同市党部、北大学生会、北京学生总会联合策动下进行的。3月18日，天安门大会由李大钊主席，会后即游行示威，往铁狮子胡同请愿，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等口号，并唱国民革命歌。北大学生军仍担任沿途警戒及维持秩序的任务，每隔20步配一学生军，走在队伍旁边。我那次的位置，配在队伍的后半截，当我随队游行至东四牌楼北面三条胡同口上的时候，忽听北面枪声大作，随之前面的游行队伍秩序大乱，执政府门前惨杀学生的事件发生了。我们不能再往前进，就地解散，由隆福寺胡同折回北大。回校后才知道死伤的学生很多，马上展开了救护工作。北大学生会主席邓文辉当时在场，亲见李大钊始终没有离开队伍，当军阀的卫队开枪时他才在拥挤的群众中走出现场。邓文辉当时伏在地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但因那颗子弹已经穿过了好几个人的身体，成了强弩之末，打在他腿上只震动了一下，没有穿进肉里。他把掉在地下的弹头顺手捡了起来，弹头上还满是鲜血。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李纶波：张学良、顾维钧跳舞
当时张学良经常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家跳舞，每晚8时，即禁止男人在这条胡同出入。李达三常于夜间派汽车送来伴舞的妇女，王怀庆对此不能过问。
《王怀庆二三事》
千家驹：走形式的狱审
我被北洋政府逮捕，移送陆军监狱后，只过了一回堂便转送军法处。军法处在东四铁狮子胡同（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旧址），离海运仓不算很远。我们在宪兵押送下步行而往。途人聚观，议论纷纷，但我们处之泰然，在反动统治时代，做一个政治犯是光荣的。军法官只略加讯问姓名、案情，完全是一种形式，审毕又押回监里。
《我在北大》
武和轩：斗法
一天夜晚，忽然收到阎锡山从太原发给蒋介石要他“礼让为国”的电报。内容主要是历述北伐以来北洋军阀打倒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导致战争屡起，弄得国无宁日，生灵涂炭，推源祸始，智者不卜自明，唯有你我相偕下野，以促党国统一；并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政治口号。这封电报的实质是对蒋的“哀的美敦书”。讨蒋的动员令继这封电报之后也下达了。至此，双方公开摊牌，暗斗成了明争。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阎、冯叛国。阎、冯亦联名通电全国，声讨蒋介石独夫民贼，祸国殃民，背叛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罪行。电报互相攻讦，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序幕揭开了，陇海一线，打得最激烈。
就在此时，改组派总部派出陈公博、王法勤二人为代表，西山会议派的谢持、邹鲁、覃振等也先后到达太原，和阎锡山研究未来的国民党和中央政府最高领导机构的名称和组织形式等问题。几经激烈争论，特别是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之间关于所谓“法统论”的争执最为激烈。最后，以阎锡山主张的“整个的党”为号召，化除成见，共同对敌；并一致拥戴汪精卫为领袖。
协议达成后，阎锡山请李锡九为代表，冯派黄少谷为代表，专赴香港迎汪北来。同时，阎、冯又派贾景德、薛笃弼二人去沈阳联络张学良，争取张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讨伐蒋介石。这时，蒋介石也派李石曾、张群、吴铁城等去到沈阳拉拢张学良。于是，双方在张处斗法。阎锡山给贾、薛二人各5万元作为去沈旅费和交际费。而李、张、吴等则由中、交两银行沈阳分行无限拨付款项，挥金如土。贾、薛回到北京和我们谈到在沈阳遭到的冷遇，说，他们很难见到少帅，偶尔承其约见，也只是三言两语，寒暄而已；而蒋方代表则金钱美女兼施，和张及其左右打得火热；看情况发展，张是不会帮助我们的了。
汪精卫偕陈璧君、顾孟馀、曾仲鸣等由海路在天津登陆，到达北平后，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住宅内。这个地方，1925年孙中山先生曾经住过。我们这伙改组派的追随者，在大革命时代是汪的拥护者。因为这个关系，汪和我们作过一次谈话。我们表示不赞成他和阎、冯联合。他鼓起如簧之舌，滔滔不绝地谈他此次来到北京，是师当年中山先生北上故智，要和阎、冯共商讨蒋和救党救国大计。不久，汪即偕陈公博等去石家庄和阎会谈，又去郑州访冯。各派系的代表也随同前往。他们几经磋商，为了体现阎主张的“整个的党”的精神，应将一切反蒋力量熔于一炉，团结一致，一致讨蒋。国民党的最高组织形式经汪提议也不叫中央委员会，而名为“扩大会议”，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汪的提议，得到各派人物的一致同意，并决定于同年8月间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宣布正式成立，组成常务委员会，以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薛笃弼、许崇智、谢持、柏文蔚、王法勤、茅祖权等为常务委员。设立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我们许多朋友都分派在其中工作。扩大会议的架子搭起后，即筹备组织国民政府。9月初，一致推选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还拟议了不少人为国府委员和各部、会的负责人选。
《阎锡山与中原混战及“扩大会议”》
田壁臣：出入伪满国
1936年4月承伪康德皇帝的恩宠，润麒同三御妹结婚了。因限于交通不便，荣三奶奶没参加着他们的婚礼。在交通已经恢复正常的当年7月，荣三奶奶为了要到伪满洲国去看望自己的亲女儿婉容皇后，也为伪满皇帝嫁妹事，要亲去贺喜。便带着太监李佩珍，来约王恒惠领着我从塘沽乘日本“长平丸”火轮，直达大连码头。康德皇帝的三个妹妹接我们换车进宫。从此，每隔两月，王恒惠必派我去伪满皇宫一次，主要是送北京食品和应用的东西。我去前都先到宽街山老胡同，求“贝勒”载涛向驻北京的日本机关代请可以去伪满的入国证明。每行至山海关，日本人都严肃、紧张地从头到脚，将我仔细搜查一遍，只是送伪满皇帝的东西，免于查看而已。我在火车上也是谨防意外，日夜都不敢合眼。进宫后将所送的东西交与司房。伪皇帝有接见我的时候，也有不接见我的时候。我每次进宫，都是住在宫外荣二少爷润麒的家里。有时也住在索樾生开设的旅馆里，索樾生就是北京秦老胡同曾家的后代，王恒惠的五妹妹就是曾家的四少奶奶，所以我去吃住都不花钱。
《我当太监的见闻纪实》
张樾亭：宋哲元玩牌
宋哲元每晚经常找岳乾斋（北平盐业银行经理）等在铁狮子胡同张宗昌旧寓和齐六（忘其名）家中打牌，闻每次输赢很大。冯治安常在北平前门外瑞蚨祥西栈和齐六家中玩乐，先后结识女演员沈丽莺和陆素娟，所费好多。有的部队中将领娶小老婆、吸白面，赵尤甚，闻常白日不起。刘汝明在察哈尔运卖大烟土，闻在平购置房产很多。
《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宋哲元部的经历和见闻》
宋景昭：战前的宋哲元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响了。各报纸均以头条新闻登载，看来情势严重。日本人运兵布防，双方驻军时有冲突，时局日趋紧张。
月中父亲就到北平了，他忙着开会巡视，我们只通过几次电话，26日晚上才见到面。我到了武衣库，穿过圆门，走过假山，觉得静悄悄的，没一点生气，冷清得可怕。父亲在客厅沙发上坐着，气色不好。我在对面坐下，父亲说：“奶奶他们都很好的，你娘过几天就会来。”我问北平的情况怎么样。父亲说：“日本人胡闹，故意找麻烦，要看进展的情形了。”说着站起来又接着说：“我要去铁狮子胡同（办公处），一块走吧！”父女坐在车里，竟找不出话来说，可想当时的心情了。街上也很冷静，几个路口都堆着沙袋。父亲说：“明天沙袋就搬走了。”我想当时父亲尚未收到必战的命令，所以还尽量做到拖延作战时日的指示，不愿惹起大的冲突，才有此决定。走过金鳌玉栋桥，我忽然想到，如果北平有巷战，古迹就难保存了。在夜色苍茫中，北海的白塔，也无精打采的，像是在发愁。
《追忆先父宋哲元将军》
黄富强：励志社
日本投降后，招待所结束，我奉调到重庆励志社待命。1946年2月初南京总社分配工作，被分配到北平。自日本投降后，励志社总社迁回南京，各大城市多成立励志分社。北平分社成立最早，接收了一批敌伪产业和物资。分社地址在朝内大街“九爷府”，面积很大，院内有一大仓库，库内都是接收物资，分社拥有后圆恩寺胡同一所西式楼房和一所电影院。该楼房作为蒋介石在北平的行馆。蒋每来北平就住在这里。还接收了南河沿的翠明庄，该庄原为日本高级军政官员住所。里面也有一批接收的敌伪物资。分社在北平郊区还有一所农场。后来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九爷府”一部分房屋作招待美方代表之用。翠明庄作为第八招待所招待中共代表。
《我在战地服务团和励志社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