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琨[11]
洛阳战区政治部的一次审问
1938年，蒋介石派军统特务张泰祥到三十八军十七师任政治部主任。张带来大批亲信骨干，分任各科负责人、文秘及事务人员，形成一个小集团。但基层政工人员除九十八团政治指导员王铁夫是个老职业军人外，其余各团及各连的指导员大都是武汉战干团毕业，从敌占区逃亡的富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我当时任一〇二团政治指导员。我们这些基层政治指导员对张泰祥的种种做法素表不满，十分厌恶。
1939年10月间，张泰祥与赵寿山军长矛盾激化。为了给赵军长施加压力，张泰祥把所有政工人员撤离部队，集中在茅津渡“集训”。就在“集训”的第二天，一些连队的指导员和张泰祥的人发生冲突，引起一场泾渭分明的打群架事件。事后，我请假去西安养病，吕振寰（九十七团政治指导员）、彭业相（一〇一团指导员）也先后请假离去。不久，我在西安接到洛阳战区政治部主任陶峙岳的电召，立即去洛阳见陶。陶态度严肃，以审问的口气问我：“你认为军队政治工作怎样做好？”我稍事沉思说：“除了加强军队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认识，增强抗战意志外，更重要的是搞好部队团结，有效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否则，不是中央政治工作的意图。”陶沉思良久又问：“你对三十八军有把握吗？”我说：“三十八军今天抗战，明天抗战，不会当汉奸的，这个把握，我绝对有的。”陶默然无语，叫我下去。
不久，我接战区政治部令，调我到骑兵第二师。我没去。又调我到洛阳干部训练团任教官。第二年春，我接到中央总政治部电，着我仍回三十八军。时张泰祥已调离三十八军。
稷王山游击战
1939年4月十七师一〇二团团长习勤奉军长赵寿山命带两个营到敌后稷王山打游击。当时，我是该团政治指导员，自应随军出发。赵寿山军长以我是一介书生，打电话不叫我去。当然去敌后打游击的艰险是意料中事，赵军长对我的关心，我深表感谢。但大敌当前，苟且偷生是可耻的。除此外，就是前不久的“四一七”战役中，习勤受到赵军长的批评（赵批评偏颇，责任不在习），思想本来就不通，接着又叫他去打游击，他更有情绪，这更需要我去。事实证明，我去后刘习的安慰和鼓励是起了作用的。
一切准备就绪，薄暮前把部队运动到山上，天黑开始下山。因路途崎岖，天又很黑，前进十分困难，中途又把两个弹药兵掉下沟去，耽误了时间，故到深夜2点才抵山下。距铁道线尚有二三十里路，天亮前能否通过，习勤思想有顾虑，意欲返回，第二天早些下山。我以为这样几上几下，暴露了目标，危险更大。最后决定采取“飞行军”，天亮前一定通过铁路。第一营前卫先走，第二营后卫。我和习勤带了几十个警卫人员在中间行进。我们只管埋头走路，一小时后，前卫失掉联系，后卫也没跟上来。我们万分着急，但又不敢耽误路程，只得加速前进。两边村子里的敌人，不断用探照灯搜索扫射。东方发亮时，到达铁道线，见前卫营正在通过，一会儿，后卫营亦赶上来，我们才相顾长出了口气。过铁路后又行15里路，在一个村子休息，并将村周围严密封锁，只准人进，不准人出。队伍疲倦到极端，决定休息一天，晚上再走。不多时该村“维持会长”来见，问如何向敌人报告。不报告，日本人要烧杀。我告他：“我们走后你再去报告，就说我们进村后不准人出去。”
天黑以后，我们整队出发，并在该村留了两个便衣。第二天上午8时在一个村庄吃饭后，继续前进。12点留置的便衣追上，说今晨拂晓时敌人将该村包围，经搜查后向北出发了。我们叫队伍向前后传话：“走快些。”黄昏时到达稷王山下的三路李村，吃过饭后，留下两个便衣，部队连夜上山。上山时把二营四连留在要口八将门，阻击敌人。其余部队在山上休息。第二天拂晓，留三路李村的便衣上山报告：“敌人昨晚在三路李村宿营，并找布鞋准备上山。”我们当即命令守八将门的四连，提前吃饭，做好准备，敌人上山时，予以迎头痛击。其余部队，亦提前吃饭，待命行动。8时许，八将门响起激烈枪声，知敌人已与我接触。跟着四连送来报告，说：“敌已向我阵地猛烈进攻，我连正坚持抗击中。”12时，接到四连报告，知“敌曾以密集队形，反复向我阵地猛攻，均被我连击退，现仍在严密监视中”。当地群众，闻知敌被击退，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中央军打得好！并积极筹集慰劳品，用小驴驮着向八将门送去。群众如此爱戴自己军队，令人感动。下午，我们整队向山北转移，并通知八将门四连俟薄暮后撤离，并向山北寻找部队。
在敌占区时间长了，我们也胆子大了，不再那样天天移动。使官兵们有充分的时间休息、理发、洗衣，给群众打扫卫生。夏收季节，除担任岗哨外，还帮群众割麦、打场。有一天早晨，我外出散步，猛然打了个冷战，心情也似有所感，吃饭时对习勤说：“吃罢饭移地方。”习勤同意了，当天撤离到20里以外某村宿营。晚上便衣回来说：“我们队伍走后，下午2时敌人突然把那村包围了。扑空后，撤走了。”习勤听了以后，很惊奇地问我，如何能知敌人今天要来，我说，这是“精神感应”。从此麻烦了，习勤天天早晨问我要“感应”。
在我们没有来稷王山以前，我看过了一份通报说敌人选派大批经过训练的日本人，给打过“哑巴”针，派到我方刺探军情。刚巧有一天哨兵捕获一个哑巴，习勤问不出啥，放走了。我回来闻知后，把有过通报的事告诉了他，他立即派人去追。还好，此人认为他已蒙混成功，仍在村子逗留侦察，很快找回来了。我给他一支水笔叫他写是“哪里人”。他一拿水笔就与我们不同，日本人拿水笔写字和我们拿毛笔写字一样。他写的是“太原省河津县人氏”。我们没有人把山西省叫“太原省”的，尤其是在人字后边带“氏”字，这是中国古人的用法，现在没有人这样用了，日本仍普遍的这样用。我又叫先后给他一支烟和一碗酒，他都双手举到眉际，低着头很恭敬的对人一一礼让。这种动作中国古书上叫作“举案齐眉”，现在中国已无此种礼貌。礼让后足足吸或喝一大口，合着嘴，闭着气，闷口咽下去，中国没有此种习惯。日本文化是隋唐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许多古礼，中国已不用了，日本人还用着。据此，充分证明是日本人无疑。遂电报总司令部，过了些天总部派了四个武装便衣来将其带到了总部。
在敌后打游击，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一到稷王山，就很重视情报网的布置。叫我们的便衣人员和那些受雇于敌人的中国谍报人员，先后都取上联系，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敌情报告，使我们清楚地掌握了周围据点的敌人人数、装备、动态，因而能心中有数地和敌人周旋。我们还和敌人在各县城内成立的所谓“皇协军”（地方治安部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就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在各县城内设立了情报点。闻喜皇协军队长吴泽知道我们没有带马匹来，还送了我们一匹马。在敌人企图大举进犯我中条山防地的“六六”战役之前，他们就给我们提供了情报，我们立即据此向军部做了报告。
敌人在进犯中条山我军防地之前，调集绝对优势兵力，企图先全歼我稷王山游击部队。我们收到闻喜县“皇协军”队长吴泽的报告，知敌已调集周围各县之敌3000多人，并附炮数门，因此我们选好有利地形，留置少数兵力，牵制敌人，灵活袭扰，主力部队连夜撤离，向稷王山西沿转移，使敌找不到我们主力部队，无用武之地。我主力部队经过两三天的兼程行军，进入稷王山西沿向南去的一条大沟道内，拟向薛汉村前进。行到天明后，打算在沟西找个村子休息吃饭，叫部队暂停前进，派一便衣上去侦察情况。不意便衣上去刚一露头，即遭敌哨兵的机枪扫射，迅即返回。部队当即加速前进，正赶进中，山上一人呼喊“不要走了”，边喊边向下溜，到跟前后说：“我看是咱的队伍”，并说：“昨晚从山北开来很多汽车，装的日本兵，沟西村子都住满了，听说薛汉村也住的日本兵。”问他是哪个村子人，他说他是沟西郝家庄人，半夜日本人进村时他逃出来。看起来情况已是十分险恶的。我们决定派五连上东山，先控制东边高地，以掩护沟底安全，其余部队在沟底严密隐蔽。不料五连上山也遇敌人哨兵射击，该连当即顺山向北撤去。不一会儿，沟西之敌闻东山枪声后用望远镜向沟底探视良久，未发现目标离去。
下午4时许，敌全部向南撤去。我们判断此敌在山北因未能捕捉到我军主力而撤离的，因此集合部队向山北出发。在行军途中，遇一荷枪士兵单独行走，一问知是我们从山北撤走时，四连忘记撤回哨兵，被敌俘去，但未解除武装，几天来随敌食宿，敌向南撤走时，他逃回寻找部队。
部队在山北集中后，查知我各营毫无伤损，即向军部电报战役经过情况。接到军部回电，着我们紧急回防。时“六六”战役已结束。
回防后，我和习勤当即去见赵寿山军长，得知“六六”战役敌调集10万步骑兵附炮兵两个联队，并配属三四十架飞机，分九路向我中条山防地进犯，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敌我双方均损失惨重，但我方还是取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我团在稷王山的游击战对敌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赵军长得知我们稷王山游击战全员返回，也感到欣慰。
我去看望孔从洲，知道三十五师被敌压迫于黄河北沿平陆地区，背水之战，伤亡惨重。孔部最后冲出重围深入敌后，于深夜中全歼敌人一个炮兵联队，毁敌炮后，获敌军马100多匹。但他师政治部向蒋介石中央报他“作战不力，指挥无方，放弃有利地形，致遭重大损失”。孔对此非常愤慨。
黄河桥头堡争夺战
1940年秋季，敌人强渡黄河后，与十七师在桥头堡展开争夺战，战斗十分激烈。我所在的三十五师张履迁团，奉命增援十七师。时值中秋佳节，明月当空，部队经过广武县城时，城内已空无一人。继续东行，沿途难民，扶老携幼，背扛肩挑，像潮水一样地涌向后方。前边枪炮震耳欲聋。我们加紧前进，到达岭军峪后，由副团长杨健招呼队伍原地休息。我和张履迁团长急促地去北边村子，在一个破窑洞里找到十七师五十一旅李维民旅长。他们正围着地图研究敌情，知道我们带来两个营后，指着地图说：“派一个营到上河王村接九十八团一营防务，着该营向北收缩，拂晓前接交完毕。并在岭军峪东边布置一个营，作为第二线。团指挥所设岭军峪附近。”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即回到岭军峪，按照指示做了布置。二营向上河王出发了，天明时，上河王村枪声很紧，据二营报“我军在交接防地时被敌发觉，敌以为我军撤退，作追击进攻，现我营已全部进入阵地，正反击中”。一时前方枪声愈来愈紧，同时敌炮已向岭军峪村轰击，爆炸声震耳欲聋，房屋纷纷倒塌，浓烟四起，伤兵也大量抬下。二营报告说“敌人增加兵力，反复猛攻，我营正在与敌激烈战斗中”。
我们围着电话机，焦急地等候着二营的报告，电话线在敌轰击下屡修屡断，不得已着通讯连在沿线布置人看守线路，随断随修，不得延误。这时前方轻重机枪声、炸弹声、迫击炮声响成一片，打电话也要大声喊才能听见。正焦急中二营营长来电话说：“敌人一度冲入我营阵地，经我军反复肉搏，敌已被击退。但我营伤亡太大，请速派兵增援。”张团长当即告他“坚守阵地，马上派一营来两个连增援”。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敌人出动了5架飞机，在岭军峪以东一营阵地上低空投弹，穿梭扫射，一营已无法行动。通旅部电话也屡修屡断，修线的通讯兵也屡有伤亡。我们正在万分焦急中，二营副营长来电话说：“敌人多次反复冲入我营阵地，营长亲自督战，在激烈混战中，营长已不幸阵亡了。”张团长立即面色惨白，二营既已伤亡很重，一营又增援不上去，旅部电话也不通，经紧急磋商，断然决定：“叫副营长代营长职相机撤退。”并通知一营：“二营已在撤退中，该营准备阻击敌人，掩护二营撤退。”中午时分，二营剩余部队，陆续绕道撤回。副营长一见团长，放声痛哭，请团长处分，他没有把营长尸体抢回，最后一批伤兵也掉在阵地上。大家相顾默然。后来副团长杨健才告二营副营长去安排队伍休息吃饭。
下午，二营一个19岁的青年兵，蹒跚地绕道回来，说：“我不知咱队伍撤退，看见一伙敌人用刺刀刺咱伤兵，我才往后跑，还撞见我们连的王排长，两条腿都受重伤，我要背他，他说不行，你把手榴弹全留下赶快走。我要换几个敌人。正说着远处几个敌人端着刺刀上来，我跳下坎向南跑，一会儿后边轰轰几声，大概是王排长投手榴弹。我找不到队伍，又饿又累，在一个坟里睡了一觉。”
巧妙的指挥 艰苦的阻击
1938年“四一七”战役，敌人向我中条山阵地进犯，沿张茅公路前进。我所在的一〇二团奉命坚持阻击该敌前进，以掩护主力部队作战略转移和调动布置。任务是艰巨的，完成与否关系主力部队的安全和整个战局的发展。我们深感任务重大，而兵力单薄，抱着坚持到底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敌人恃其装备的优良，兵力的众多，拟一举歼灭我们，来势十分凶猛。先以大量炮弹向我阵地倾泻，我阵地工事全被摧毁，接着敌步兵蜂拥而上。但我官兵抱着必死的决心，充分利用炮弹坑，坚持抵抗不退。敌虽多次轮番猛攻，但均未奏效，敌我伤亡均甚惨重。我预备队已全部用上。
时赵寿山军长来电话，要我们再坚持两个小时，我主力部队已绕到敌后将进行分段围击。我们将此情况传达给所有官兵，士气倍增，俟敌接近阵地处，集中以手榴弹轰击，敌死伤累累。正在此时，敌发紧急号令，前线之敌骤然全部后撤，行止狼狈。我团虽已伤亡很大，但仍一鼓作气，奋勇追击。敌且战且退，一时四面山上机枪大炮齐发，响成一片，沟道的回音中，像山崩地塌一样。此役敌遗尸累累，伤亡惨重，这是中条山抗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赵寿山被召见
赵寿山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长于思索，政治头脑清醒，富有爱国思想的军人。他个性较强，常抱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他曾对我说过，他当连长时，箱子里常放着纸包好的50元钱，上面写着“人格保险费”，遇不合时有盘费随时可以走，无须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但为了抗战，为了保住三十八军却受了很多委屈。
1940年冬，由于信任问题，三十八军奉命从中条山调过黄河，驻河南偃师县整训。翌年春，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飞抵洛阳，召见赵寿山。过了几天，我去洛阳行都旅社去看赵，见赵的汽车发动了。我加紧了脚步，赶到门口，见赵手里拿着一个纸卷出来，看见我眼睛有些湿润了，拉住我的手说：“你在战区人熟，给人多作解释，人家对咱误会很深。”我问：“你手里拿的啥？”他说：“给何部长写的检讨。”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他上汽车去长官部了，我在那里站立良久，不觉掉下眼泪。赵军长领导三十八军，以极低劣的装备，在中条山坚持抗战几年，经过多少次激烈战役，无数战士英勇牺牲，把中条山变成敌人的“盲肠炎”。难道没有功劳？
保定抗战后赵寿山与关麟徵的隔阂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敌继续南犯。当时赵寿山的十七师归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徵（关和赵系陕西户县小同乡）指挥，布置在平汉路两侧。开始十七师在左翼布置，关部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在右布置。关麟徵判断敌必先从左翼主攻，考虑把十七师放在左翼，一则恐不能胜任，二则恐十七师遭受重大损失，则对不起赵寿山，对不起三秦父老。故把部队重新调动，把十七师放到右翼，把二十五师放到左翼主阵地。战事一开始，敌果由左翼主攻。二十五师首当其冲，虽英勇抗击，但因伤亡很大，兵力不支，不得已把十七师部队逐次增援上去。结果二十五师固然损失惨重，但十七师亦有重大伤亡，对此赵寿山很有意见。
1938年，我奉派到赵寿山部十七师政治部工作，拟从武汉乘火车回陕赴赵寿山十七师到差。因许昌发现敌情，火车到河南漯河站拐回武汉。下车喜出望外地遇见关麟徵，遂一起坐汽车到临汝县关的军部。晚住葛林蔚处，与在五十二军一些老朋友得以畅谈。并见到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得知他们在台儿庄击溃敌土肥原师团，获得大捷，轰动全国。第二天关又去洛阳，借便把我送到洛阳。中午在途中吃饭时，关把在保定作战后与赵寿山存在的误会告诉了我，并托我见赵后代为解释。为了郑重起见，还写了名片让我带上并向赵问好。回西安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甘露巷七号赵公馆。时会客厅已经人满，我把我的名片交给赵的随从副官拿进去。不大一会儿，赵寿山军长从后院出来，进会客厅和客人一一握手。我坐在沙发上看报。俟赵把最后一个客送走，我才把我奉派到十七师政治部事提出，赵和我握手表示欢迎。谈了一些有关话题后，我把关麟徵给他的名片拿出来递给他，并把关麟徵所托之事向他作了解释。赵说：“我对这些丝毫没有啥，下边干部不懂事，胡瞎说。”
隔了几年，在河南广武驻防时，一天我和孔从洲去军部看赵，吃饭时赵喝了几杯酒以后，提到保定作战之事说：“关麟徵把咱一个骆驼拿铁勺炒着吃了。”我笑着说：“你不是说你对这没啥？看起来还是有啥。”孔从洲把我看了一下说：“军长，打仗还能不伤亡？并且是咱要关先生指挥咱，也不是关先生要求指挥咱的。”赵寿山笑了一笑，再没说啥。但赵的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我接着说：“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铁勺炒骆驼。当时保定大战之后，全国各报纸都纷纷以特大标题宣传关麟徵将军率五十二军在保定与敌进行激烈的血战等情况。而赵寿山将军同样率十七师在保定同一战线与敌血战，没有得到报纸宣传与赞扬。是不能令人心平的！此事也怪关麟徵，他有责任向新闻界提供十七师血战情况。因为十七师归他指挥的。关麟徵没有这样做是该怨他的。但关麟徵可能也有为难，因为十七师不唯不是所谓中央嫡系军队，而是中央不感兴趣的部队。关麟徵为十七师作宣传，造声势，则他的最高领导对他将会产生怎样看法？这也是关麟徵值得考虑的。这叫作军事领域内的政治斗争。不懂此，也会挨错！此关麟徵之所以有难为而不应怨关也。”大家听了哄然大笑，并赞我不愧为政治部的人。
（段景礼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