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震梵[8]
举世闻名的“双十二”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正确，而得以迅速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事变结束初期，国民党蒋介石认为西安局面“混乱”“复杂”，将东北军调往苏、皖北部，以于学忠任江苏绥靖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逼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以孙蔚如将军任陕西省主席，兼负统率第十七路军之责。这种处置，系国民党迫于当时情势的权宜之计。
孙蔚如主陕共一年又五个月（1937年2月至1938年7月）。1938年春，孙奉蒋介石电召赴武汉述职。其时，抗日战争虽处初期阶段，而国民党之中央军已节节败退。孙名为述职，实［则］是蒋介石预定要免去其主席职务而另有算计。6月间，蒋介石又在汉口召见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在杜返回西安不久，就接到国民党中央电令，分别免去孙的主席和杜的秘书长职务。
一
孙蔚如卸去陕西省主席后，即接蒋介石电令，着孙即日率部东渡黄河，防守晋南中条山地区对日作战。抗日杀敌，共赴国难，诚为全军爱国将士之天职，既是孙的夙愿，也是杨虎城将军的主张。1938年6月，正值全民抗战的第二个年头，西安各界对孙蔚如将军亲统所部抗御日寇，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声援，并假西安易俗社举行隆重热烈的欢送大会。当时在西安的国共两党军政大员、地方耆老士绅以及知名人士等，均莅临大会，会场气氛极为热烈。
军次之前，孙蔚如将军已晋升为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军团官兵共约3万人，序列为：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军辖第十七师，师长赵兼）；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军辖第一七七师，师长李兼）；独立四十六旅（系原警备第二旅改编），旅长孔从洲；独立四十七旅（系原警备第三旅改编），旅长王镇华；骑兵团，团长孟庆鹏；教导团，团长李振西。
军团东渡黄河前，十七师和一七七师位置不在西安。
第十七师（欠一个团）配属一七七师之五二九旅，先已在晋东南高平、晋城一带，归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进行游击战。在收复上党等19个县后，始奉命归还建制。部队在高平附近集中，通过太行山西段山区，到达豫北封门口、邵源一带。稍事休整中，适遇日军一个旅团进犯封门口，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电令，师即在原地对敌堵击，激战一日夜，我阵亡营长胡某一人。后终因敌众我寡，难以再战，在指挥部退却命令下达前，部队即行转移，沿太行山北向，迅速摆脱敌火力追击。继续数天日夜强行军，出太行山，沿黄河北岸通过三门峡、茅津，到达晋南平陆附近，靠近了军团。
一七七师（欠五二九旅）配属十七师之孙子坤团，亦先军团部于1938年5月间，从合阳、夏阳渡河，进驻吴王，归卫立煌指挥，师先后收复了晋南之虞乡、猗氏、闻喜、夏县、安邑、运城、永济等13个县。在收复诸战役中，以虞乡之战最为激烈，敌凭借精良武器对我劣势装备，但我军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加之师参谋长许权中捕捉战机适时，指挥得当，使敌遭受重大打击。
一七七师甫驻吴王，日军即向吴王附近之张营镇猛犯，我李少堂营长身先士卒，率部拼搏，战斗至为激烈，李虽身负重伤，而敌则死伤数百。日寇收尸不及，即就地焚化，未烧死者被当地男女乡民用农具或刀剪肢解，此足证日军之残暴兽行激起我国人民之仇恨已达极点。
敌于张营镇受挫后，复来进犯师指挥部驻地吴王，时我军兵力分布较散，除少数部队外，仅有师部官兵及辎重营数百人。敌以强大火力向我进攻，我全体官兵包括炊事、勤杂、饲养人员，一致奋勇还击，予敌重创，得获全胜。是役毙敌数百，缴获枪支、马匹、衣物甚多。我营长李锦峰亦身负重伤。十七师于军团渡河前奉命归还建制，遂进驻永济县之黄家窑。
二
1938年7月下旬，孙蔚如将军亲率独立四十六旅、四十七旅和教导团、教导大队（骑兵团留驻洛川）以及军团部各处、队、台等，从西安乘火车至华阴，再徒步行军到朝邑之成家庄停驻旬余。关于军团部过河后的位置选定，当时意见不甚一致，对此孙曾电赵寿山军长征求意见，赵认为军团部不宜驻永济，其距当面之敌甚近，易受威胁，并牵制部队作战，时卫立煌亦有着孙军团指挥部驻张茅大道之茅津比较适宜的意图，但均未被孙采纳。1938年8月上旬，军团部由朝邑富民村过河，连夜行军至次日上午，抵永济县之六官村，并以该村为军团部驻地。
永济战役——六官村至葛赵镇
军团部甫驻六官村，全军战略部署尚未就绪，遂先以独立四十六旅孔从洲部暂驻永济县城，牵制日军，使军团有时间确定全面作战方略。时永济县境为我一七七师收复不久，敌人蹂躏过之六官村及其附近，满目疮痍，备极荒凉。因避敌外出而陆续归来之群众，无不饱含血泪深仇，痛诉日寇烧、杀、淫、掠罪行，闻之令人发指。笔者所住农家，即有乡民在敌退却时被强拉作挑夫，返回时竟被用刀砍头，幸咽喉未断，以手扶头忍痛逃回者2人。后经我军医抢救，始得活命，而被寇兵污辱、强奸之妇女，甚至老妪、卧床不起者，亦屡见不鲜。
为使广大乡民群众深刻认识日本军国主义之侵略罪行，以期同仇敌忾，我军宣传队向当地群众广泛进行慰问，宣传抗战意义，公演抗日话剧，教唱救亡歌曲，以及组织识字班等活动，收到良好效果。群众义愤填膺地检举日军盘踞期间助纣为虐的一些汉奸、维持会会长等，经我军核实后予以逮捕、关押、审处。
军团部驻六官村，军民相处融洽，但发现当地有些民俗不甚健康。如妇女不论老少，夏天多不穿上衣，仅以坎肩（背心）护住前后心，几乎上半赤身，实有伤大雅。孙蔚如将军目睹此状，即坦率告诉当地村长，着严令取缔，一革陋俗。惜驻时短暂，未知以后如何。
8月下旬，敌牛岛二十师团扑犯永济，与我独立四十六旅激战至烈。配属一七七师之十七师孙团之杨法震（共产党员）副团长，在掩护独立四十六旅战斗中壮烈牺牲，永济失陷。敌突破我左翼尧王台下之西姚温阵地，军团即令总部直属教导团第三营向西姚温逆袭，张希文营长率全营官兵与敌奋战，肉搏一日夜，官兵300多人全部壮烈殉国。与此同时，我一七七师防地黄家窑、李家窑及各山口，均虽与敌接触交火。由于敌系主攻永济，对黄、李等地只是佯攻牵制，故短暂接触激战后，敌即退去，我阵地仍安然无恙。是役，我独立四十七旅副旅长邱铁生、营长谢济民阵亡。
六官村附近有一土山，为永济县之制高点，日军占领时，曾在山上筑有炮兵阵地。土山上有一塔名六官塔，相传为古时遗迹，唯因戎马倥偬，未及查考。某日，孙蔚如将军偕幕友数人前往登临，举目远眺，永济山河尽收眼底。记得孙当时曾赋得七律一首：
烈烈风云荡寇氛，中条走马日将曛。
十年积恨侵辽沈，百战提兵涉潞汾。
师克在和壮在直，挥汗如雨气如云。
待看斩尽楼兰日，痛饮黄龙建大勋。
由于教导团张营奋战肉搏争得了时间，军团主力及炮兵遂得从容转移阵地。之后，敌又进犯我第二线之新店。教导团凭借坚固工事，持续与敌激战七日之久。军团部为避免受敌威胁，即由六官村夜行军转入中条山内，初撤“水幽”，继撤至“神西村”。“水幽”“神西”两地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林壑蔚秀，溪流淙淙，松柏苍翠，景物宜人，行军至此，顿感心旷神怡，不禁为我大好河山而自豪。唯该地偏处深山，虽物产丰饶，生活殷实，但乡民风化迟开，与山外相比几同隔世。村妇均发绾顶髻，钗环罗插，衣着红绿，袖宽盈尺，犹若戏装，观之甚觉离奇。部队到时，群众惊愕，也不知抗战为何事，与年长者交谈，竟说是中国与俄国人打仗，还以为我国仍系帝制，皇上为阎锡山。斯时抗战已逾周年，而此地群众仍愚昧如此，即为洞见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数十年愚民统治，达到何等惊人地步！另外，在如此闭塞之山区“神西村”，居然有外国人修建之二层旧式砖楼教堂一幢，当时尽管人逃楼空，但不能不使人感到帝国主义对我侵略，在旧中国真是无孔不入。
山村房屋太少，大部队宿营困难，且当时芮城已陷，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于是军团决定继续东移，不料开抵“江口”，又陷入敌围。前临敌军，背依黄河，枪炮声清晰可闻，山间敌骑出没搜索，情形险恶，进退不易。军团指挥部再三研究，一时无法解此危局。后知悉，西安对我军此时处境曾谣传三十一军团已全军覆没。际此情况，曾决定急电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要求速派船只接应军团南渡，暂解全军覆没之危局。当笔者持电将送电台拍发时，幸赵寿山军长在平陆之中张村已与军团部取得联络，接通电话。孙即找赵通话，因赵外出看地形，由参谋处长于寿亭接话。孙告于以情势万分危急，请赵率部立即西进解救“江口”。赵得报后，说，解救“江口”之危，于公于私均不容稍缓。军团部接赵致孙急电，电文内容大意是请孙坚定沉着以待救援，同时也有责难之意，因渡河前未考虑赵之建议，致有今日之危。孙得赵电，立即口谕致卫立煌电停发。此时，赵即以约3个团（第十七师殷锐敏团、李维民团及张恒英一个加强营）之兵力连夜向陌南镇挺进，拂晓与敌接触，激战至下午，将陌南镇收复。军团得报，当晚即行东移，到陌南附近之二十里岭，发现敌炮兵阵地在山上，我军在山下，距敌人很近，遂令部队暂停前进，口传命令：扔掉不必要之行李辎重，禁止说话，勿使武器械具发生声响，继续轻装前进。敌从山上用探照灯对山下交叉照射，并以骑兵搜索，我军则衔枚疾走。幸逢滂沱大雨，敌探照灯作用不大，终于顺利通过敌之封锁线，次晨到达陌南镇时，赵部与敌战斗甫停，但见敌尸遍野，可想战况之烈。军团脱险后，仍以强行军奔赴葛赵镇。
“六六”战役——葛赵至东延村
军团10多天日夜奔走于深山丛林之中，官兵已很疲劳，遂在葛赵镇休整旬余，后继续东移至车村，停驻近月，再转进张峪，直至东延村，设军团指挥部。当时部署，以独立四十七旅王镇华部，于虞乡一带作运动战，其余大部担任解县、运城、安邑、夏县一带迤山防地之防守任务。此地区前为同蒲铁路，后背黄河，横亘300余华里，纵深约40华里，其间沟道错杂，交通极为不便。是时与敌仅有小接触，并无大战，故我军宣传队在东延村及附近村镇，广泛向群众宣传抗日，演出抗日话剧，宣传队人员还担任教师，恢复乡镇小学，举办妇女、成人识字班。由于宣传队积极宣传鼓动，因而群情振奋，抗日情绪高涨。
同年10月，孙蔚如奉蒋介石电召赴重庆述职。孙到重庆后，蒋除沿袭官场惯例予以奖励外，还特别手谕军政部给我军团数百挺前方急需补充之轻重机枪，在重庆经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批交军械司发给，但未拿到实物，而是批到宝鸡军械分库。孙返回时途经宝鸡，分库又以库无存品，复签转至西安军械分处，而分处仍以库无存品相支吾，后经我军西安办事处赵雨晴处长以狐皮大衣等“厚礼”送给该军械处长李英豪，始领得总数之一半，其余一半就再无下文了。国民党军政人员之贪污腐化和对所谓杂牌军之苛待，令人发指。
孙返东延村前线不久，11月间晋升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队除原有军师旅团外，另配属第四十七军（川军），该军军长李家钰还兼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这期间，我军谍报人员席尚武参谋，常在安邑、运城一带刺探敌情，搜集情报。因之与日伪皇协军某部有所接触，了解到在伪军中亦有少数人尚有爱国之心。为日伪皇协军戚文屏师之尚老五团，在席策动下，意欲反正。总部指定宣传人员刘剑与该伪团接触往来。在席尚武引导下，尚老五本人曾化装由运城潜来总部一次。待时机临近成熟，孙派苏资探持孙亲笔函，由席导路由运城策反，得到成功。电报蒋介石批准后，即将尚部改编为新编第三十五师，孙派姜伯范为临时指挥官。
1939年初，敌猛犯我九十六军、独立四十七旅中条山西段防地，我军迎击，2月间，敌又分六路围攻四十七旅，激战七日夜，终以众寡悬殊，粮弹不继，为敌冲破防区。王镇华旅长负伤后，仍率部反冲敌军正面，突围而出，转经虞乡、猗氏、闻喜、夏县，由中条东段返回。是役，官兵虽有伤亡，但在战术上实创一先例。3月间，敌又纠集数千人，由运城张村犯我茅津十七师防地。我军奋勇逆袭，敌不支溃退。惜四十七军未按限期到达指定位置，致误战机，使敌逃逸。
6月6日，日军牛岛二十师团、川岸三十七师团的一个旅团、关原六野炮二十六联队、山炮一联队，配合山口飞行一队，计战斗机、轰炸机共38架，分九路向我九十六军、三十八军、独立四十六旅阵地进犯，将我军大部包围于平陆以北，战况至为激烈。总部驻地大受威胁。当孙蔚如将军正考虑总部是否转移时，赵寿山军长从前沿跑至总部，促孙立即转移，以免牵制部队作战。7日午后，总部由东延村移驻岳家庄。总部甫离东延，就见火光冲天，敌又以“三光”狠毒手段大肆纵火烧毁田间成熟小麦，进行中枪炮声不绝于耳。但由于我赵、李两军长指挥有方，配合紧密，激战10日，予敌重创，复又绕敌后安全转移至张茅大道以东，恢复了原有阵地。敌以损失惨重，未敢立足，遂窜出山口退走。是役，我军伤亡官兵约5000人，敌则伤亡逾万，其中包括歼敌一个山炮中队。后得情报：敌在运城开追悼会时，仅士官以上骨灰盒即达1700余具。
“四一四”战役——郭家恒至河南蔡庄
“六六”战役后，8月间总部由岳家庄继续东移至郭家恒村，此后较长时间敌我进入相持阶段。
1940年4月14日，敌又以牛岛、川岸两师团之大部万余人，侵犯我左翼九十六军防地。我依原定之作战计划，逐步诱敌深入我既设阵地后，立即由我右翼之三十八军主力向敌侧猛烈攻击，激战持续两周，予敌沉重打击，敌终不支溃退，我仍恢复了原所有阵地。此役，除缴获敌大量枪械马匹外，还缴获敌之作战命令一件，我则伤亡甚微。
此后，虽有战斗，但多系小规模接触，未发生大战，故我军得以长时期整休。原编入我集团军战斗序列之四十七军，因李家钰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奉命归还其建制。
1940年八九月间，为了提高下级军官军事素养和政治思想，总部在郭家恒附近之娘娘庙，成立了军官训练班，孙兼班主任，申及智任教育长，军事教官有樊雨农等人，政治教员有宋绮云等人。训练期间，孙之旧友及原十七路军一些人士，如杜斌丞、续式甫、王居仁、王宗山、韩威西等，曾相继由西安来郭家恒慰问孙、赵和李等人。
郭家恒地方，男婚女嫁年龄相差过于悬殊，男的10岁结婚，女的则已20多岁。据说这种情况，当时在晋南中条山区还相当普遍。而地方政府却听之任之，从无改革之说。旧政权的腐朽以及无视民众利益之现象即可见矣。
11月间，第四集团军奉调至河南驻守，担负郑州、洛阳河防。所辖各军、师、旅除就近选点南渡黄河并按指定方位进驻外，总部各处、团、营、队、台等，由大坪东进，驻于偃师县之南蔡庄。沿河东西一线之部署态势是：九十六军驻洛阳之平乐为左翼，三十八军驻荥阳一带为右翼，总部及直属部队居其中，全军同心协力开始执行抗日战争的新任务。
至此，第四集团军全体将士固守中条山，与日寇拼搏三年之久的战斗历程始告一段落。
三
回忆第四集团军在40余年前抗日作战的史料，勾起人的无限感想。第四集团军系当时国民党所谓的杂牌军队，它以劣势装备，对付装备精良、配有现代化之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日本侵略军，卒能杀敌致果者，皆赖我军官兵士气旺盛，斗志坚强，指挥得当，破敌有方。其能如此，主要缘于这支部队是杨虎城将军数十年亲自精心培育，不间断锻炼，逐步由小到大发展组成的。杨虎城和张学良两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双十二”兵谏，其苦心实为挽救民族于危亡。第四集团军全体官兵用命疆场，克敌致果，亦在于完成杨将军未竟之志。记得孙蔚如将军曾在东延村对军团部全体官佐进行过一次测验，以针对敌强我弱特点，必须发扬高度爱国心和勇猛作战精神之意命题作答。孙及参谋长陈子坚、秘书长李百川等均亲临试场，对此十分重视。事后回思，此举从武装思想做起，不仅当时必要而且意义深远。
中条山系陕东屏障，为日军必争之地。我军防守三年中，敌大举进犯计11次，小接触每天皆有。抗战初期，正值敌气焰十分嚣张之际，但仍畏视守中条山之我军为其盲肠之患，亟欲拔除之而后已。我军面对强敌，身处险境，运动不便，回旋维艰。兵法有云，“置诸死地而后生”“两军相遇哀者胜”。我各部队作战多是独立担当任务，不望增援，勇战三年，终使日寇未能西越雷池一步，使陕境得以保全。虽大局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游击战对敌起战略牵制作用，但就局部而言，我三秦健儿厥功甚伟。我一七七师初过黄河，在虞乡战役中获敌上报文件中，虽载有“一七七师素质（指装备）不良，是杨虎城的部队，骁勇善战，不可轻视”。敌之判断也算“敏聪”矣！
我军纪律素较严明。防守中条山期间，与当地群众关系融洽，广大乡民不为敌用，而实有助于我。山间居民习惯利用山沟、河畔及路旁栽种桃杏李枣等果树，田间则多种玉米、红薯，平时无人看管，问其故，则答以有“哨兵”看管甚为保险。驻地我军官兵中亦从无人随便挖掘摘食。我军作战于山区，行军较难，常得乡民导路而顺利行进。三年来，未发生过由于错引路径致遭敌算的情事。尤其是敌始终不知我高级指挥部所在，实系军民一心，严守机密之故。“六六”和“四一四”两次战役中所获敌全部作战命令，其附图所标记我之高级指挥部位置均属错误，可证敌不知无疑。搞好军民关系，实为兵家决胜不可或缺之重要条件。
中条山防守战，我军伤亡固大，而敌则更数倍于我。从所缴获敌之文件中看，即载有敌二十师团在侵犯中条作战以来，曾先后补充新兵达19次之多，其损失之惨重概可知矣。
笔者原系第四集团军之机要人员，从部队始渡黄河至调守河防，均未离开部队。上述片断回忆，虽系亲身经历见闻，但时隔40余年，贻误之处，必所难免，希望知者予以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