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1]
《剑三今何在？》是陈毅同志悼念王统照先生诗作的题目。剑三是王统照先生的字，他是我的同乡——山东诸城县人。住相州镇，距我们村庄60里。剑三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时代激流，学校教育，使他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五四”运动时，他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参加过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爱国运动。他爱好新文艺，成为有名的小说家、诗人。他热心提倡为人生的新文艺，和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诸先生发起成立进步文艺团体——文学研究会，还介绍陈毅同志入会。他和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诸先生及陈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终生不渝。他英语学得不错，翻译了一些作品，记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他翻译的列宁作品。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他在某一篇译文中搞错了一个字，惹得林语堂写了一首打油诗对他大加嘲讽，登在《语丝》上。那时剑三不过是二十几岁的一个青年，林语堂抓住一字之差，摆出权威架势，想一棍子把他打死。当年看了这首打油诗，我心里愤愤不平！
我第一次见到剑三，是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了济南，在“鸟笼子”[2]里讲演，剑三任翻译，少年英俊，叫我不胜钦佩和羡慕。当时风传我们的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要请他教书，结果没有来，我们空欢喜了一场。
我和剑三交往，开始于1929年，在青岛。青岛观海二路四十九号，有座小楼，这寓所就是他的家。观海路，地势耸然，居高临下，俯观大海，水天一色。那时，他在市立中学教书，后来又在国立山东大学兼过课。他在观海二路寓所的两间小小会客室里，接待过闻一多、老舍、洪深……诸位先生，我和吴伯箫同志更是他的座上熟客。剑三为人热情、敦厚、谦逊、诚挚。他的思想并不激进，但能与时俱进；待人接物有点谨慎，但富有诗人气质。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对外国文学，修养很深。他爱好美术，写一笔好字，为侪辈所赞许。
我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不时到他的观海二路寓所去。大铁门西向，院子很小，一进大门，右首一座小平房，两个通间，这就是会客室。室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匣“全唐诗”。我一到，老工友上楼通报一声，一会儿看到主人扶着陡直的栏杆，滑梯似的飞跃而下。楼很小，又高高踞上，真可称为危楼了。剑三，瘦削，体弱，很健谈，兴致来时，拘谨不见了，高谈阔论，又说又笑，诗人情态，芒角毕露。有时谈得近乎进餐的时分了，便留我吃家乡风味的便饭：煎饼、小豆腐，极简单，但极可口。这时候，“九一八”，“一·二八”刚过去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不攘外却全力“安内”——“围剿”红军，镇压人民爱国情绪和行动，人心郁愤。剑三在创作他的有名长篇《山雨》。这本书反映了时势的动乱，农村的破产，兆示了暴风雨即将到来。它表现了剑三的思想和感情。书一出版，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并要把它的作者列入黑名单，足见这本书的内容和影响。剑三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其中有一首诗，末两句是：“书生救国惭无力，把笔愁为说部篇。”我想这个“愁”字很可以看出剑三的思想和性格，读到这两句的时候，我心里想，把“愁”字改为“愤”字，意味就迥乎不同。当然，这样一来，平仄就不对头了。
剑三很看重友谊，真诚待人，给我以温暖，如陈年老酒，越久越觉得醇厚。对我这个后进，鼓励、扶掖，不遗余力。我的第一本诗集，他是鉴定者、资助者，又做了它的出版人。没有剑三就不大可能有这本小书问世，这么说也不为过。1936年，他去上海主编当时有很大影响的杂志《文学》月刊。在这之前他就推荐我向该刊投稿，像我初期比较重要的诗作《罪恶的黑手》就发表在《文学》上。剑三爱才，但他不徇情。做了主编以后，我有的诗，他认为不宜发表，就在来信中说明不发表的理由，使你不但不感到失望反而觉得从中得到教益，衷心感谢。吴伯箫同志，1938年去延安之前，把他的一部散文《羽书集》的稿子交给了剑三。地角天涯，南北两极，重新会面，何日何年！后来伯箫告诉我说：“我在延安，有一天，一位同志对我说：‘我看到你新出版了一本书。’我听了大为惊异，出版了一本什么书？！急忙借来一看，原来是《羽书集》。我感动得不得了！”分手之后，剑三的处境是那么困难，但对朋友的嘱托却如此负责。
他在上海主编《文学》，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有些新人在上面崭露头角，端木蕻良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一连发表了他两个短篇：《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接着长篇《大地的海》又开始连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剑三回青岛时，我问他：“端木蕻良是谁？是真名还是笔名？”他只是笑，但不作回答。我又追问：“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依然只是神秘地笑一笑，我所以这样问他，因为许多人认为端木蕻良是位女作家。1938年在武汉初次见到端木，谈及此事，彼此捧腹大笑。这也表现了剑三处世风格的一个侧面。
1934年，剑三因《山雨》遭查禁，自费到欧洲去游历、学习。我和伯箫去码头相送，别绪依依。船开了，把我们手中的彩纸越牵越长。最后彩纸断了，船远了。剑三这次出国，经埃及去欧洲，游历了八九个国家，在伦敦住了一个时期，在世界驰名的“大不列颠博物馆”里阅读，抄录美术资料。同时去伦敦大学研究文学。剑三对美学有兴趣也有研究，归国后把他从国外带回的美术作品选刊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他到意大利，凭吊诗人雪莱，在他的墓前徘徊不能去。回来写了《雪莱墓上》的长诗，抒发了深沉的诗的感情，寄托了无限的感慨。异域招魂，旷一世而相感。诗写得好，音调铿锵，读之心动而为之共鸣。在罗马，在威尼斯，在佛罗伦萨，双脚踏上这些历史胜地，缅怀往古，念天地之悠悠。历代多少英雄豪杰被时代罡风吹尽，而文化遗迹斑斓犹在，万古灼灼。剑三带着满腹悲愤远去祖国以舒心怀，面对人类古代文化，俯察资本主义的腐朽现状，思古抚今，何胜感慨！他回国之后写了游记，也写了不少诗篇。
抗战前夕，剑三在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艺方面的代表人物一起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号召文艺工作者团结抗日，争取言论自由。这时候，上海成立了“文艺家协会”，剑三在来信上介绍了它的宗旨和成立的意义，我签名参加了。
抗日战争爆发，音信杳杳，各自天涯。剑三忧国忧时，对国民党的丧权辱国，积愤在心，敢怒不敢言；而至团结抗日，我想虽历险茹苦，剑三也一定会心甘情愿的吧。我对这样一位尊敬的长者，亲密的朋友，怀念之情，无时或已。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我和剑三，在忧患中分手，在新中国成立后重逢，那种兴奋、欢快之情，实在无法形容。剑三虽然增加了几岁年纪，但精神健旺不减当年。开会余暇，一同逛什刹海，那时它旧的颜容未改，我俩坐在荒废的岸涯上看浅水荡漾，荷花朵朵。这会勾起他多少回忆呵，这里是他青年时代读大学时足迹常到之处，荒凉、破败、污秽不堪，而今它也得到了新生，随着祖国的繁荣将焕出一幅清洁、明净、繁盛、热闹的崭新面容。在这次文代会期间，他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周总理给他题字留念，他兴奋感激之情，溢乎言表，形于颜色。
1950年，我到济南参加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得与剑三相会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就是在这座古城中，我们先后度过了中学时代。二十几年前，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他。故人相会于故乡，那种感受和心情无法用文字形容。这时，他担任了许多负责工作，但好像越忙越精神。在会议余暇，我们一道吃故乡风味的著名小馆，我们一道游览金线泉，参观了李清照的故居，想见其为人；我们一道踏过鹊华桥到大明湖畔，划小舟，穿荷花，到历下亭去，在这“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湖心小亭里，我们清茶一杯，看李北海和历代名流的题句。时代邈远，而诗心应感，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我们一道登上千佛山，居高远望。相聚无多日，但其乐无穷。回忆旧时代那深重的苦难，难堪的遭遇，痛苦的心情，比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幸福、欢愉、舒畅的胸怀，真是如同天渊。我和剑三、臧云远一起照了相。这张照片，至今犹存，而剑三已不在人间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剑三工作繁重，但和我通信极勤，几乎每周必有，有必厚。大事小节，均形之于字句，字体极小，不论用钢笔还是毛笔，都写得工整娟秀，读了令人心快眼明，可惜这多至百封的信，经过“文化大革命”已荡然无存了！他把在敌伪统治下，蛰居上海、埋头易名时期写下的旧体诗抄给我，可惜我记忆力差，于今只记得一二残句了。“城居与野处，同此忧患俱”，这表现了那时人民的悲惨处境。“六淫郁久病，一杯难忘年”，这反映了他在那种环境之下个人的痛苦心情。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为考古学家王献唐画的古梅扇面题了一首诗，可惜这珍品已经湮没，而此诗尚在心头：“铁骨冰胎古艳姿，冷欺霜雪破胭脂；莫言枯干閟生意，老树著花无丑枝。”年华虽逝而青春重来的欢欣鼓舞之情，在字句中踊跃。
有一次，剑三到北京，我陪他去看老舍，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老友重逢，亲切欢快。老舍写了许多好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剑三当然极高兴，写了一首七言诗送给他，表示自己的心意：“善政合民例得书，浚沟启宇到龙须，传神自有生花笔，刮目重新看老舒。”大家一起聊天，回忆1935年在青岛度过的那些日子，也谈到大家搞《避暑录话》的往事。这次会面之后，我见到老舍，他叹息了一声：“你看，我们的朋友当中，剑三要先走。”说完，神色黯然。
剑三的健康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严重的气管炎折磨得他说一句话得喘半个小时，身体虚弱，走路须人扶持。但他还是勤奋写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埃及的诗，毛主席看到了，高兴地说：“百花齐放，老作家王统照也发表作品了，这很好。”我立即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他，他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他在和病魔斗争中，还立大志，写长篇，雄心勃勃，在社会主义时代，谁不想有一分热发它二分光呢？
王统照先生的体质本来很弱，他常说：“在旧社会里，我的奢望是活到五十。”解放后的新中国，使他精神奋发，心情愉快，不论工作、生活，他都感到满意。这几年来，他的气管炎症，每到冬天总要大发一场，等于过一次鬼门关。朋友们看到这种情况，总是劝他保重身体，好更长久地为人民服务。我每次给他写信必苦苦劝告，晓以理，动以情，请他严加注意，珍惜宝贵的生命。他回信总说要到青岛休养，或说一定听从劝告，到南方去避寒。信上这么说，而人呢，总是在济南不动。他的职务多，责任重，由于对新社会的热爱所产生的责任心，使他不肯放下工作，朋友劝告，使他感动，但也总是恋着工作，不肯离去。他心里可能这么想：“生命反正不会太久了，趁活着的时候，多为社会主义事业尽一分力量吧。”
1957年的夏天一个晚上，8点钟，我已经快就寝了（身体不好，总是早睡），忽然听到款款的叩门声，开门一看，剑三先生到了！瘦的双臂像枯柴，服务员和我架着他进了屋。我又惊又喜地问这问那，他摆了摆手，一劲地咳个不停。坐下以后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说一句话咳嗽半天。听他说话真叫人难受！不让他说，他又抑不住对朋友的热情。
“这样子，你又何必来开会呢？”
“应该来开会，也借着看看朋友。”
他的意思我明白了。我的心突突地乱跳。我责备他，对工作不能“巨细不捐”地搞，他解释而又自嘲地说，“说不上‘细’，大事情他们和我商量商量，自己的责任哪能丢开不管啊。”
我明白，这次他来，是向北京告别，是向朋友永诀。他情感特别热烈，内心却十分悲切！买了很漂亮的纪念册，请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先生和我，题句留念。我心里想，回到济南，他要一天多少次翻阅这些老朋友们的手迹呵。
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开完，他就晕倒在会场上，进了北京医院。
我到医院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上气不接下气，说一句停几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我给他弄一千块钱。我听了有点惊异，他看出了这情况，解释说：“我要替……咯咯咯咯，山……山东……图……图书……馆买书……咯咯咯咯……”我吃力地听懂了他的意思，感动的泪水在眼眶里转，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怕他看见。
他在病床上，心里还计划着整理过去的诗，编选一本，他告诉我，他身体如果好一点，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五四”前后各个时代的情况。他自己对这些情况比较熟悉一点，德国人占据“胶州湾”时代的材料，他曾经进行过调查，他说，一天写两小时，写千把字，一年也可以写几十万字呀。
剑三先生是从旧社会来的，亲身经过了几个大时代，他对过去的旧社会越憎恨，对目前新社会也就越喜爱。旧社会给他的折磨实在太深了，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给了他很大的荣誉，给了他很重要的负责工作。他满腔感激之情，因而更不肯放松自己。他要努力工作，报答社会主义祖国给予他的光荣。他有写作的雄心，想凭自己的经验和才能写出比《山雨》更为优秀的作品来。
他从北京回到济南以后，我几乎天天有信给他。他回信也快。11月间，我去了信，回信马上来了，依然是印着“文化局”的信封，而笔迹却不对头了，我愣了一下，不敢去打开它，却又急于去打开它。这时候，他正躺在济南第二人民医院的病床上，情况已是十分严重！他的青年服务员代他写的信，他本人已经无力执笔了。我接连去了几封信，那位小青年同志也每信必复。这些信，等于病人生命的判决书，读了实在令人心疼。我把刚刚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寄给了他，希望在他还没有合上眼睛之前，能从中得到一点喜悦。因为他对毛主席的诗词是极为喜爱的。
我把他病重的消息告诉了在京的他的好朋友，动员大家给他写信。有的已经到达，有的却永远找不到它的收信人了！
1957年11月30日，我正在文联大礼堂开会，一位同志递了个小条给我，上面写着：“王统照先生已于昨日凌晨五时在济南病逝。”这个噩耗，其实对我已经不是什么意外了。前两天我早得到了他“病危”的消息，从那时起，心就悬悬着，怕接到电报，怕突然来一个长途电话，邮递员同志来送信也总使我一怔。然而当这张小条子递到我手里时，这个意中的消息却成了意外的了。它给了我沉重的一击！我半道退出了会场，跑回家里，忍不住号啕大哭！写到这里，我泪珠成串，双眼模糊了。
我痛哭的情况，惊动了家人，她们又不敢问，停了一会儿，我才把噩耗对家人说了。我8岁的大女儿惊异而又天真地问我：“爸爸，死了的是那位买皮球拍不起的王老伯吧？”前几年，剑三到我家来，给孩子买了个大皮球，她一拍，跳不起来，她笑王老伯不会买。这件事，给她印象很深，所以这么问我。
剑三去了。济南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省委送了挽联，上面写着十个大字：“文艺老战士，党的好朋友。”剑三在旧社会，国民党把他列入黑名单，查禁他的著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伟大领袖毛主席赞扬、鼓励他，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剑三长眠在金牛山下，该面有笑容的吧。
剑三逝世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山雨》，又出版了他的《诗选》。我仔细捧读，替他写了长篇序言。我觉得剑三的诗，写得好，而且有时代气息。读到剑三的作品，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剑三今何在？
（原载1979年6月《人民文学》第6期，略有修改。）
注释
[1]作者曾任全国政协常委，《诗刊》顾问，中国写作协会会长等。
[2]系旧“山东省议会”的别名，建筑的形象似鸟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