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西卵去往纽约的半途，汽车公路匆匆地和铁道相交，然后和它齐头并进了四分之一英里，以便避开一片荒地。这里其实是垃圾场——它像个神奇的庄园，垃圾如同小麦，长成高低不等的山丘和荒诞怪异的花园；有些垃圾则堆成房子的形状，附带着烟囱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此外还能看到许多满身灰尘的人，缓缓地移动着，他们的身影在灰蒙蒙的空气里隐约可见。偶尔会有几辆灰色的汽车列队沿着时隐时现的道路开进去，发出可怕的刹车声，然后停下来。那些满身灰尘的人立刻带着铁锹一拥而上，激起一阵乌黑的云雾，将他们本来就模糊不清的行动彻底地挡在你的视线之外。
但是再过片刻，在这永远弥漫着阵阵尘雾的垃圾场之上，你会看到艾克堡医生的眼睛。艾克堡医生的眼睛又蓝又大——光是瞳孔就有一码高。它们并不是从面孔上，而是从一副悬空虚架的巨大黄色眼镜后面向前看。这显然是某个眼科医生异想天开竖起来的广告，以便为他在皇后区的诊所招徕顾客，后来他大概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或者忘记这回事搬到了别处。由于年久失修，而且日晒雨淋，那双眼睛已经有点暗淡，但依然忧郁地凝视着这片肃穆的垃圾场。
垃圾场边上有条污浊恶臭的小河，每逢吊桥升起，让货船通过，途经此地的列车得等上半个小时之久，乘客只能无可奈何地欣赏这片丑陋的景色。平时火车开到这个站，至少会停车一分钟，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初次见识汤姆·布坎南的情妇。
他有情妇这回事，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言之凿凿。他经常带着情妇出入热闹的餐厅，让她坐在餐桌边，而自己则神色如常地到处找熟人攀谈，这种做法让他的熟人很讨厌。我挺好奇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并没有见她的欲望——可是我却见到了。那天下午，我和汤姆坐火车到纽约去，火车在垃圾场附近靠站时，他站起来，抓住我的上臂，不由分说地拖我下车。
“我们在这下车吧，”他坚定地说，“我带你去见我女朋友。”
我想他大概是午餐时喝多了酒，像这样强要我陪他去，简直是硬来。瞧不起人如他，大概以为我在星期天下午不会有别的要紧事吧。
我跟着他跨过铁道边一排低矮的、刷着白漆的篱笆，在艾克堡医生永恒的注视之下，沿着公路往回走了百来码。视线里仅有的建筑物是一排黄砖砌成的矮小房子，坐落在荒地边缘，大概算是本地主要的商业街吧，四周则是空荡荡的。这条街上有三家店铺，一家正在招租，一家是通宵营业的饭店，门前散落着许多垃圾。第三家则是汽修厂，招牌上写着“乔治·威尔逊汽修厂，兼营旧车买卖”。我随汤姆走了进去。
汽修厂里徒有四壁，一派萧条的景象，唯一能看到的是一辆破旧蒙尘的福特，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我心里想，这昏暗的汽修厂肯定是为了遮人耳目，楼上也许是豪华而浪漫的藏娇金屋。就在这时，老板本人从账房走出来，边走边用破布擦手。他满头金发，精神萎靡，脸无血色，稍微有点英俊。看到我们，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闪过一道希望的光芒。
“你好啊，威尔逊老兄，”汤姆欢快地拍拍他的肩膀说，“生意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威尔逊不太自信地说，“你什么时候把那辆车卖给我？”
“下星期，我已经派人去处理它了。”
“那人手脚未免也太慢了，对吧？”
“不对，他不慢，”汤姆冷冷地说，“如果你嫌慢，那我把它卖给别人算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威尔逊赶紧解释说，“我只是……”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汤姆不耐烦地乱瞟着汽修厂的四处。这时我听到一阵脚踩楼梯的声音，片刻之后，有个粗壮的女人站在账房门口，挡住了透进来的光线。她三十来岁，有点发胖，但她像有些胖女人那样，仪表姿态看上去很舒服。她穿着沾了油渍的深蓝色绉纱连衣裙，脸庞长得并不美，但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她很有活力，就好像她体内的细胞不停地燃烧似的。她微微笑起来，视若无睹地从她丈夫身边走过，上前握住汤姆的手，两眼放光地看着他。然后她舔了舔嘴唇，头也不回，轻声但没好气地吩咐她丈夫：
“你怎么不去搬两张椅子来呢，让客人坐下呀。”
“哦，好的，”威尔逊匆忙答应，向那间狭小的账房走去，身影立刻跟水泥颜色的墙壁混成一片。灰白的尘埃覆盖着他黑色的西装和淡黄的头发，也覆盖着车房里的一切——除了他妻子。她朝汤姆贴了过去。
“我想见你，”汤姆热切地说，“去搭下班车。”
“没问题。”
“我在车站地下一层的报刊亭等你。”
她点点头，从汤姆身边走开，这时威尔逊正好搬着两把椅子走出账房。
我们在路边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等她。再过几天就是七月四日[22]了，有个脏兮兮的瘦小意大利男孩正在将炮仗沿着铁轨一字排开。
“这地方很糟糕，对吧，”汤姆说，他朝艾克堡医生皱了皱眉。
“糟透了。”
“出去透透气对她有好处。”
“她丈夫不反对吗？”
“威尔逊啊？他以为她是去纽约探望她妹妹。他很蠢的，连他自己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于是汤姆·布坎南、他女朋友和我一起奔赴纽约——其实也不能说是一起，因为威尔逊太太很谨慎地坐到其他车厢去了。汤姆之所以忍得住，主要是担心被同车的东卵居民撞见不好意思。
她先前已换上了棕色的贴身棉裙，汤姆在纽约扶她下车时，她那宽大的臀部将裙子绷得紧紧的。她在报刊亭买了一本《城市杂谈》[23]和一本电影杂志，又到车站药店买了雪花膏和一小瓶香水。上楼之后，我们走到阴暗而有回音的出租车上客点，她任由四辆空车驶过，才选中一辆新车，车身是薰衣草的紫色，坐垫是灰色的。我们乘着这辆车滑出巨大的车站，驶进耀眼的阳光里。但她立刻从窗边扭过头，身体向前靠，敲了敲前面的玻璃。
“我要买只小狗，”她兴高采烈地说，“我要买只小狗养在公寓里。那里养只狗多好呀。”
我们的车后退到一个白发老头身边，他长得很奇怪，居然特别像约翰·洛克菲勒[24]，让人感觉很滑稽。挂在他胸前的篮子里拥挤着十来只刚出世的小狗，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种。
看到那老头走近车窗，威尔逊太太急切地问：“这些是什么品种啊？”
“什么品种都有。这位太太，你想要哪一种呢？”
“我想要只警犬，你大概没有吧？”
老头目光闪烁地朝篮子里看，把手插进去，抓住其中一只的后颈，将浑身扭动的小狗提出来。
“这又不是警犬，”汤姆说。
“是的，它确实不是警犬，”老头掩不住失望说，“它很可能是英国的河畔犬[25]。”他摸了摸那狗后背的棕色毛发。“你看看它的皮毛，多茂密呀。这狗永远不会因为着凉而给你带来麻烦。”
“我觉得它很可爱耶，”威尔逊太太兴奋地说，“要多少钱？”
“这只吗？”老头爱慕地看着它，“这只要十块钱。”
那只河畔犬——它无疑有点像河畔犬，不过它的爪子白得吓人——成交了，乖乖地坐在威尔逊太太的膝盖上，她欣喜若狂地玩弄着那油光发亮的皮毛。
“它是女孩还是男孩呀？”她轻声细语地问。
“这只吗？这只是男孩。”
“它是个婊子，”汤姆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你的钱。拿这笔钱再去买十只吧。”
我们驶过第五大道，在这个夏日的星期天下午，这里的空气非常温暖和煦，甚至有点田园的气息。哪怕一拐弯看到许多白色的绵羊，我也不会吃惊。
“停车，”我说，“我在这里下车啦。”
“别下，”汤姆赶紧接口说，“你要是不到我们的公寓去，梅朵会伤心的。对吧，梅朵？”
“去嘛，”她敦促我说，“我会打电话叫我妹妹凯瑟琳来。大家都说她非常漂亮，你应该认识认识的。”
“嗯，我是想认识，但……”
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掉头穿过中央公园[26]，直奔城西第一百多号街那边而去。到了第一百五十八号街，出租车停在一座白蛋糕似的公寓楼前面。威尔逊太太像皇后回宫般环顾四周，收好她的小狗和其他买到的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
“我打算请麦基夫妇到楼上去，”我们坐电梯上楼时，她说，“当然，我也会打电话叫我妹妹来。”
他们的公寓在顶层，有一个小小的客厅，一个小小的餐厅，一个小小的卧室，此外还有浴室。客厅显得很拥挤，因为那套豪华家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走动时很容易跌进几幅贵妇人在凡尔赛宫花园荡秋千的画面里。客厅里仅有的画是一幅尺寸过大的摄影作品，乍看是一只母鸡坐在一块模糊不清的石头上。可是站到远处看，那只母鸡化为一顶女帽，而石头原来是个矮胖的老太太，笑眯眯地俯视着客厅。桌子上摆着几本往期的《城市杂谈》，一册《名叫彼得的西蒙》[27]，以及几本有关百老汇的八卦杂志。威尔逊太太最先关心的是那只小狗。有个负责开电梯的男孩听从威尔逊太太的使唤，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买了装满稻草的盒子和牛奶，并擅自买了一大盒狗粮——其中一块整个下午都在盛牛奶的碟子里散发出恶臭。在这期间，汤姆从上了锁的壁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
有生以来我只喝醉过两次，第二次就在那个下午，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我都已忘却，倒是记得那天晚上八点过后，公寓里依然洒满了欢乐的阳光。威尔逊太太坐在汤姆的大腿上，打了电话给几个人，然后香烟抽光了，我下楼到路口的药店去买。回到公寓时，他们俩消失了，于是我很识趣地在客厅坐下来，翻阅那本《名叫彼得的西蒙》——要么是这本书太过糟糕，要么是威士忌太过厉害，因为我根本就看不进去。
就在汤姆和梅朵（喝过第一杯酒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以名字相称了）重新出现时，客人陆续来到公寓门口。
梅朵的妹妹凯瑟琳身材苗条，模样俗气，大约三十岁，红色的短发又硬又油，脸上的粉搽得像牛奶那样白。她的眉毛是拔掉之后重新画上的，画得更加弯了，可是她自身的眉毛又沿着原来的路线长出来，这让她的脸显得一塌糊涂。她走路会不停地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因为有无数条陶瓷手链在她手腕上晃动。她匆匆走进来，像是回到自己家，又审视了客厅里的家具，仿佛这些都是她的。我不由怀疑她就住在这里。可是当我问起来，她又放声高笑，大声地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她和某个女性朋友住在酒店里。
麦基先生面容苍白，有点娘娘腔，就住在楼下。他显然刚刮了胡子，因为脸颊上有点白色的肥皂泡沫；他毕恭毕敬地和客厅里每个人打招呼。他跟我说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得知他是摄影师，挂在墙上那幅模糊的放大照片就是他的作品，那阴气沉沉的老太婆原来是威尔逊太太的母亲。他的妻子声音很尖，无精打采，相貌倒挺美，但很讨厌。她自豪地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婚后给她拍摄了一百二十七次照片。
威尔逊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了衣服，现在穿着样式复杂的白色雪纺裙，上层社会的女性在午后正式会客时穿的那种，长长的裙脚拖在地上。每当她像扫帚般在客厅里走动时，裙子就会不停地沙沙响。在这套裙子的影响之下，她的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在汽修厂里她显得很有活力，现在活生生一副法国贵妇人的神气。她的笑声、姿势和言语渐渐地矫揉造作起来；随着她越来越膨胀，客厅显得越来越小，在醉眼朦胧的我看来，她似乎附在一根吱嘎作响的木轴上，吵闹地转个不停。
“亲爱的，”她声嘶力竭地告诉她妹妹，“现在很多人都是骗子。他们只惦记着钱。上星期我请一个女人来看我的脚，你要是看到她开的账单，肯定会以为她是帮我做阑尾切割手术了。”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麦基太太问。
“她姓艾伯哈特。她是上门替人家看脚的。”
“我喜欢你的裙子，”麦基太太说，“我觉得它很漂亮。”
威尔逊太太拒绝了这次恭维，她不以为然地扬了扬眉毛。
“这只是一件过时货啦，”她说，“我是随便穿穿的。”
“可是它在你身上显得很漂亮，你懂我的意思吗？”麦基太太固执己见地说，“如果你肯摆那个姿势，我想切斯特能够拍出一张好照片。”
我们大家默默地看着威尔逊太太，她伸手掠开眼前一绺头发，笑逐颜开地看看我们。麦基先生歪过头，专注地盯着她，然后把手伸到脸前，慢慢地来回比划。
“我应该改变光线，”他沉吟片刻之后说，“我想突出五官的轮廓。我会尝试把背后的头发都拍进去。”
“我觉得光线正正好，”麦基太太大声说，“我认为……”
她的丈夫“嘘”了一声，于是我们又朝被拍摄者望去。这时布坎南大声地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
“麦基，你们俩喝点什么？”他说，“梅朵，再去弄点冰块和矿泉水来，否则大家都要睡着啦。”
“我跟那开电梯的小子说过要冰块的，”梅朵扬起眉毛，对下等阶级的靠不住表示很绝望，“这些人啊！你不老盯着他们还不行。”
她看了看我，莫名其妙地笑起来，突然又蹦蹦跳跳地走到小狗跟前，兴高采烈地亲了亲它，然后摇摇摆摆地走进厨房，仿佛那里有十几个大厨正在等她发号施令。
“我在长岛拍过几张好的，”麦基先生言之凿凿地说。
汤姆茫然地看着他。
“有两张就挂在楼下我家里。”
“两张什么？”汤姆问。
“两张作品啊。其中一张叫‘蒙塔克[28]海角之群鸥’，另一张叫‘蒙塔克海角之汪洋’。”
凯瑟琳挨着我坐到沙发上。
“你也住在长岛吗？”她问。
“我住在西卵。”
“真的啊？个把月前，我去那边参加了宴会。在一个叫盖茨比的人家里。你认识他吗？”
“我就住他隔壁。”
“嗯，大家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29]的侄儿或者表弟。所以他才那么有钱。”
“真的吗？”
她点点头。
“我挺怕他的。我可不想被他抓住什么把柄。”
这份有关我邻居的新奇情报被麦基太太打断了，她突然指着凯瑟琳。
“切斯特，我觉得你可以替她拍些照片耶，”她脱口而出，但麦基先生只是爱答不理地点点头，然后扭头看着汤姆。
“我希望在长岛揽更多的活，可惜不得其门而入。要是有人帮忙介绍就好啦。”
“找梅朵啊，”汤姆失笑说，这时威尔逊太太正端着托盘走进客厅。“她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对吧，梅朵？”
“干什么呀？”她意外地问。
“请你写信介绍麦基给你丈夫啊，这样麦基就能给他拍照啦。”他略作沉吟，跟着说，“‘加油站之乔治·威尔逊’，诸如此类的。”
凯瑟琳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他们俩都受不了自己的配偶。”
“不会吧？”
“真受不了他们，”她看看梅朵和汤姆说，“我是说，他们既然受不了，为什么还要勉强过下去呢？照我说，他们应该离婚，再彼此结为夫妻。”
“她也不喜欢威尔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答案来自梅朵，她偷听到了问题，满嘴脏话地给出了回答。
“你明白了吧，”凯瑟琳得意洋洋地大声说。接着她又压低声音，“其实从中作梗的是他老婆。他老婆是天主教徒，他们认为人是不能离婚的。”
黛熙并非天主教徒，这个精心设计的谎言让我有点震惊。
“等到他们真的结婚，”凯瑟琳继续说，“他们会先到西部避避风头，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来。”
“去欧洲更保险吧。”
“你喜欢欧洲啊？”她惊奇地大叫，“我刚从蒙特卡罗[30]回来呢。”
“真的啊？”
“就是去年的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去的。”
“待了很久吗？”
“没有啦，我们只是去了蒙特卡罗就回来。我们取道马赛[31]去的。出发时我们带了一千两百块钱，可是不到两天就在赌场的包房被骗光了。实话对你说，我们回来路上吃了很多苦头。天哪，我特别讨厌那个城市！”
我朝窗外望去，但见黄昏的天空蔚蓝得恍如地中海——然后麦基太太刺耳的声音又让我回到客厅。
“我也曾差点犯了错误，”她兴奋地说，“当年我差点嫁给一个矮个子犹太佬，他追了我好多年。我知道他配不上我。大家不停地对我说：‘露西尔，那人比你差远啦。’但假如我没遇到切斯特，那他肯定会得逞。”
“是的，但是你算走运的了，”梅朵·威尔逊不停地点着头说，“至少你没有嫁给他。”
“我知道。”
“可是我嫁给他了，”梅朵含混地说，“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
“你干吗嫁给他呢，梅朵？”凯瑟琳责备地说，“没有人强迫你啊。”
梅朵陷入了深思。
“我嫁给他，是因为我原本觉得他是个绅士，”隔了良久，她终于说，“我以为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但他其实连替我舔鞋子都不配。”
“你当时爱他爱得发疯，”凯瑟琳说。
“胡说八道！”梅朵仿佛遭了冤屈，大声辩白说，“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说我爱过他，还不如说我爱过这个人呢。”
她突然朝我指来，于是每个人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着我。我只好努力装出一副从未指望有人爱我的表情。
“我唯一发疯的事是嫁给他。我立刻知道我犯错了。他结婚的礼服都是跟别人借的，而且从来没跟我提起。后来有一天他不在家，那个人来要回去。‘哦，这礼服是你的啊？’我说，‘我以前倒是没听说过嘛。’但我把礼服给他了，过后我躺在床上，伤心欲绝地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真的应该离开他，”凯瑟琳又跟我说起话来，“他们在汽修厂楼上生活了十一年。汤姆是她第一个情人。”
大家纷纷拿起那瓶威士忌——第二瓶——往杯子里倒，只有凯瑟琳除外，她“觉得不喝酒也很高兴”。汤姆按铃把门房喊来，派他去买些驰名的三明治回来当晚饭吃。我很想出去，在柔和的暮色中朝东向中央公园走去；可是每当想要告辞，我就会被七嘴八舌的挽留缠住，这片刺耳的声音像绳子般把我拉回座位。然而我们这排位于城市高空的黄色窗户，在昏暗街道的偶然过客看来，不知道隐藏着多少人生的秘密；我也看见他了，他抬头仰望，若有所思。我既在里面又在外面，对这变幻无常的人生，我同时感到心醉神迷和恶心不已。
梅朵把她的椅子拉到我跟前，突然间她暖烘烘的鼻息扑面而来，对我说起来她和汤姆初次相遇的故事。
“火车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小位子，总是没人愿意坐，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的。那天我来纽约探望我妹妹，准备在这里过夜。他西装革履的，我忍不住老看着他，但每次他看我时，我就假装欣赏他头顶上方的广告。下车时他紧挨着我走，穿着雪白衬衣的前胸贴着我的手臂，所以我说我要喊警察来，但他知道我是在说谎。我神魂颠倒地跟他上了出租车，甚至不知道我坐的并不是地铁。我心里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想：‘人生苦短，人生苦短。’”
她扭头看着麦基太太，客厅里响起了她虚伪的笑声。
“亲爱的，”她大声说，“这条裙子我等会就脱下来送给你。我打算明天再去买一条。我准备把要做的事都记下来。要按摩，做头发，给小狗买个颈圈，买个那种带弹簧的、小巧玲珑的烟灰缸，还要给我妈妈的坟墓买个有黑丝带的假花圈，可以摆整个夏天的那种。我得把这些事统统记下来，免得全都忘了。”
这时已经九点了——过了片刻我再看表，转眼间已是十点。麦基先生坐在椅子上打盹，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活像一幅黑社会打手的照片。我取出手帕，擦掉他脸上那点让我难受了整个下午的、已经干掉的肥皂泡。
小狗坐在餐桌上，在烟雾迷蒙的空气中茫然四顾，时不时发出微弱的吠声。大家消失了又出现，合计着要去哪里，然后又找不到对方，于是到处找，却发现对方原来近在眼前。快到午夜时分，汤姆·布坎南和威尔逊太太面对面地站着，激烈地争吵威尔逊太太是否有权利喊黛熙的名字。
“黛熙！黛熙！黛熙！”威尔逊太太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想喊就喊！黛熙！黛……”
汤姆·布坎南非常迅捷地甩了她一个耳光，打得她鼻血直流。
然后许多血红的毛巾出现在浴室的地板上，阵阵女人的指责声在房间里回荡，而盖过这片混乱的，是一长串时断时续的、痛苦的哀嚎。麦基先生被惊醒了，开始迷迷糊糊地向门口走去。走到半路，他转过身来，望着眼前的景象：他的妻子和凯瑟琳又是痛骂又是安慰，跌跌撞撞地在拥挤的家具中来回寻找药品，有个伤心欲绝的人躺在沙发上，血流如注，却还试图铺开一份《城市杂谈》，遮住沙发套上的凡尔赛风景画。然后麦基先生转头继续向门外走去。我从衣架上拿起帽子，跟在他后面。
“改天一起吃午饭吧，”电梯吱吱嘎嘎地往下降时，他对我说。
“到哪吃？”
“哪都可以。”
“手别碰升降杆，”那管电梯的男孩不客气地说。
“你别乱说，”麦基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哪里碰到了？”
“好啊，”我说，“我很愿意的。”
……我站在他的床边，而他坐在被窝里，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
“美女与野兽……寂寞……拉货的老马……布鲁克林大桥……”
然后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寒冷的地下候车室里，直盯着早晨刚出版的《纽约论坛报》[32]出神，呆呆地等待那班四点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