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为转发萧向荣（萧向荣，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54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各军事部门检讨同苏联顾问关系的综合报告，写批语：“这个总结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凡未送检讨报告者，应迅速送来。嗣后每年检讨二次。一九五三年应于七月间检讨一次。此件并发给政府系统各有顾问的单位以为参考。”
同日 审阅彭德怀（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定线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军区同月二十九日关于康藏公路定线问题给彭德怀、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政务院（1954年9月改为国务院，下同）副总理。1953年9月又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报告。彭德怀的报告说：现对昌都至拉萨段定线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交通部、中财委、西南军区均主张采取南线，西藏军区主张采取中北线。毛泽东批示：“周（周，指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4年12月任主席）。）、邓阅，退彭办。采取南线为适宜。”二日，彭德怀致信王首道（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交通部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康藏公路请照毛主席批示决取南线。”
1月2日 阅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5年7月改称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关于敌人在我企业生产过程中进行破坏情况的报告，批示安子文（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人事部部长。）：“这十八件重大事故，应作为审查的根据之一。”
1月4日 阅曾山、姚依林（曾山，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11月先后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当时任商业部副部长。）一月二日关于国营商业经营不善、积压商品过多、占用大批资金问题的报告，批送周恩来、朱德（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至1955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又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彭真、高岗（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1956年9月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8月高岗在北京自杀身亡。）、邓小平、陈云、薄一波（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56年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9月、11月又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山：“我认为曾山、姚依林二同志在这封信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牵涉很广，牵涉到一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须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动员全党协力执行决定，才能使我们的商业工作克服目前极大的盲目性和被动状态，而走上正轨。提议在商业厅长会议后由中财委为党中央起草一个商业工作的指示或决定，并在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当时称为“新三反”。）。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草的。指示指出：“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现转发你们（原文一万八千字，现压缩为六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像是不少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毅（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至1954年11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至1954年10月）、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一波、习仲勋（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至1954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953年9月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秘书长）。）、安子文、罗瑞卿、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赖若愚（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11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53年5月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等出席。
1月6日 下午，先后同陈正人、黄炎培（陈正人，当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1955年1月、11月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黄炎培，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至1954年9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晚上，同陈毅谈话。
1月7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训词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
1月8日 致信黄炎培：“昨谈违法乱纪事项的有关文件，兹附上，阅后请予掷还为荷！”随信送去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和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
1月9日 阅安子文一月七日关于检查原察哈尔省（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农村整党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在第一批农村整党结束后，必须认真地进行总结，教育整党干部，整编整党队伍，并拟定下一批整党计划。凡没有总结或总结得不好的地方，则不准仓促草率地开始第二批整党。毛泽东批示：“同意此件所提意见，即由组织部指导各地组织部照此处理。第一批整党完毕，应有一个停顿时间（例如一个月），进行总结和布置，然后再开始第二批整党。”并批送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阅，退安子文办。
1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有十八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1月13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议题为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问题。周恩来作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说明。在李济深、章伯钧（李济深，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章伯钧，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1953年6月又任副主席）。）、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陈叔通、马叙伦、彭泽民、乌兰夫、陈嘉庚、李章达、何香凝（张治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6年3月任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常委）、水利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马叙伦，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3年6月任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彭泽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兼蒙绥分局（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分局）书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7月中共内蒙古分局撤销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1956年7月设立区委员会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10月又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何香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发言后，毛泽东作总结讲话，阐明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现在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根据问题，他说：根据的一个方面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同时考虑的，还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还要不要再搞一届，然后召开全国人大。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如果过两年再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后召开全国人大也不好办，不如索性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这样做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他说：陈叔通委员讲，做了这个工作，可以使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确实如此。为了发扬民主，对政权组织，特别是县、乡两级，来一次全国普选，很有必要。这对促进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有积极作用。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关于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的问题，他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关于这样做对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有利的问题，他说：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在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上，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在对一些疑问做了解释后，毛泽东强调指出：总之，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个：凡是爱国者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同日 为送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致信刘少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董必武、林伯渠（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华中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集中或分散的问题，在山东表现得颇严重，在向明（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这个报告（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算是解决了。此问题，不但在山东有，在各地也是有的，在中央也是有的。在过去的中央会议上，我曾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向明的报告请你们一看。中央一月五日的指示附后，请少奇、子恢二同志一阅。”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福建应进行巩固海防工作、但不宜进行战争的紧急动员给华东局并福建省委的复电稿。复电稿提出：“在福建工作中，必须具有充分的敌情观念，必须估计到敌人今后对于沿海的骚扰可能更加频繁，也应该估计到敌人登陆作战的可能，因而必须克服麻痹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做好对付敌人的各项准备，使我们立于有备无患的主动地位。”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建筑坚守海岛的坑道工事，建筑某些海岸要地的战术性野战工事及少数几处的一些坑道工事”。
1月14日 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关于海防检查及今后建设意见的综合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的批语：“此件对于你们有参考价值，望加研究仿行，特别是组织考察团和慰劳团甚为重要。”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说：去年十月间接到毛主席《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后，组织了三个海防检查团对海防和岛屿守备作了一次大检查，发现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守岛部队的斗志和战斗力，加强岛屿守备与海防建设，报告提出了包括组织海防战备工作检查团和海岛守备部队慰问团在内的九条措施。
同日 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一月十日关于一年来朝鲜战场上敌军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军曾连续向敌伪军发动了四次政治攻势，以前那种火线上只见敌人传单到处飞，广播、喊话频繁，而我们活动较少的情况已经扭转过来。播音机宣传效果很好，但现有的多属小播音机。二百五十瓦的效力好，可以压倒敌人广播，最为部队欢迎。毛泽东批示：“退总政。此件很好。敌军工作必须加强。大中型播音机应多制。”同时批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阅。
1月15日 关于新税制问题，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自195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同日 致信高岗、邓子恢：“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收到的你们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年十二月的工作情况与今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的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报告拟定的第一季度工作主要是：在中财委提出的五年计划轮廓基础上起草五年计划纲要的说明；协同中财委汇总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初步建立各局的工作机构，研究工作方法，并进行计划经济的学习。
1月16日 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上填写意见：“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曾山、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以上职务分别至1954年8月、1955年4月、1954年10月）。1954年6月、9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至同年9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11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黄克诚，当时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4年10月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10月又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56年4月、9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宗逊，当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罗瑞卿、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安子文、赖若愚、邓颖超、胡耀邦（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胡耀邦，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出席。
1月17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1月18日 晨零时三十分至六时，同刘少奇谈话。
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罗瑞卿、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刘澜涛（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前两职至1954年8月，后一职至1955年4月）。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至1956年9月）。1955年1月、4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耀邦、赖若愚、安子文、曾山出席。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兵工问题。出席人增加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赵尔陆、黄敬、王鹤寿、杨立三（赵尔陆，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4月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黄敬，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5月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王鹤寿，当时任重工业部部长。1956年5月、8月又先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杨立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1953年10月任中央军委财务部部长。）。
1月20日 晚上，听取刘亚楼汇报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情况。毛泽东说：加紧战斗锻炼，加紧抗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多多培养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注意保存有战斗经验部队的战斗实力和保存战斗英雄。
1月21日 阅萧向荣关于中央军委下发秘密文件的保密工作细则的请示报告，批示：“周、刘、邓阅，退萧向荣办。同意这个文件。党、政保密，同样应颁布法令，建立制度。请萧向荣同志将军委保密法令全文抄送邓小平同志研究办理。”
同日 阅周恩来一月十七日转来的李克农、甘泗淇、黄远（李克农，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第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1953年2月改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远，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关于俘管处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管理俘虏工作甚为重要，必须加派干部和兵力，并准备对敌空降作战，一个也不能让敌人劫走。如果被劫走了这批俘虏，我们就没有本钱和敌做交换俘虏的谈判了。”并批示萧华（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办理。
1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兵工生产与建设的五年计划。毛泽东作结论时说：大体上通过这个计划。赞成彭德怀的意见，无论朝鲜战争如何，总要搞兵工生产，没有大炮，靠人海战术不行。兵工不能离开一般工业和财政。发挥积极性、挖潜力要按需要与可能，没有销路的产品如麻袋、纸烟等，虽有潜力也不要去挖。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曾山、赵尔陆、黄敬、王鹤寿、杨立三、萧向荣、陈锡联（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出席会议。
1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财政收支概算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出席。
1月25日 复信谭戒甫（谭戒甫，当时任湖南大学教授。）：“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惠书收到，备悉教学勤恳，嘉惠后学，极为感谢！”
1月26日 晨，批复周恩来：“（一）选举法名称及内容均好，即可由小平于二十八日去作报告；（二）各项安排均妥；（三）谈话会待今日下午再定。”
同日 阅萧向荣本日关于青藏公路歇武至昌都段选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经军委例会讨论，青藏公路已确定走南线（在昌都接线），现在的问题是，由歇武至昌都，究应走东线（歇武—玉隆—昌都），还是应走西线（歇武—玉树—昌都）。东线有原路基，工程易，用款少，通车快，但多绕三百余公里；西线为新辟线，工程难，用款多，通车延长时间，但可节省三百余公里的绕道。中央交通部根据西南交通部、西北公路局提议，同意走东线。总参作战部及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也同意，嘱送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走东线。退萧向荣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胡乔木列席。
1月28日 阅外交部情报司抄送的一则消息，批示：“周总理：似不宜再和印度谈此事，除非印度从联合国撤回原提案（参见本书第1卷第632页注〔3〕。），方有资格再谈此事。究宜如何，请令外交部研究见告。”这则消息说，印度驻中国大使已受令探听中国政府是否愿意考虑印度提案的一项修正草案。
1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作关于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联共（布）十九大情况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高岗、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1953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饶漱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薄一波、习仲勋、罗瑞卿、胡乔木、陈伯达、刘澜涛、曾山、安子文、杨尚昆、胡耀邦、赖若愚、黄克诚、张宗逊、李维汉、刘晓（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1955年1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萧华、凯丰、贾拓夫（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改称副主任）。1954年9月、11月又先后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出席会议。
1月30日 阅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一月十四日关于湖南省桃江县在镇反复查中搞刑讯逼供问题和一月十五日关于甘肃省通渭县公安局以非法手段制造冤案问题先后给政法分党组并报中共中央的两个报告。批示：“刘、周、邓阅，送交罗瑞卿同志。像湖南桃江县公安局长高富江、甘肃通渭县公安局长苏朋这一类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可能还有一些，以前也有湖南邵阳某区乱杀多人、平原内黄公安局长违法乱纪等重大事件发生。请你考虑收集这些生动例证，加上一篇导言，印成一本小册子，发给各省、县公安厅长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使他们具有作为一个公安局长的起码常识，以免再有这样毫无常识的人当公安局长。”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黄克诚、张宗逊、萧向荣、萧华谈话，指示由黄克诚代理彭德怀、聂荣臻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月31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给后勤学院的训词。训词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列席。毛泽东在会上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关系，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
1月 审阅修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同前来协商日侨归国问题的日本代表团第一次正式会谈时的谈话草稿。草稿说：“我们同情日本人民今天的处境及其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奋斗的努力，我们把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毛泽东将其中的“我们把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改写为：“日本人民的这种努力，已有许多事实表现。因此，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吉田，指吉田茂，当时任日本首相。）政府区别起来。”
2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胡乔木列席。毛泽东说：不能说“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只是国营的工业、运输业和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方面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从个人所有制变为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2日 为转发新华社一月三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四期刊载的《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道，批示新华总社：“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林铁、薛迅（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2月改为省长）、河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薛迅，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集中地揭露了该省基层组织中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一月二十四日关于扩军工作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请华东、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加以注意，以利在本区扩军运动中，纠正偏向，完成任务。”报告说：全省完成扩军任务已有充分把握，但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一些落后地区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脱节，普遍发动与个别动员脱节。在宣传中只说大道理，不联系实际，也有的乱讲，甚至错误地宣传三不归（不死不归，不残不归，不打完帝国主义不归），形成对部分军属和新兵的思想压力。
2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会议，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列席会议。
2月3日或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在报告稿中谈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大成就的原因这一段话中的“它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发挥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之后，加写：“是由于我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分子和海外华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形成了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2月4日 阅新华社二月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六期刊载的《安东县（安东县，今辽宁东沟县。）干部中一件严重违法乱纪案长期未处理》一文，该文反映安东县区村干部违法乱纪、刑讯逼供造成错案。毛泽东批示胡乔木：“此件应在《人民日报》发表，请酌办。”六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起严重违法乱纪案件。
同日 阅罗瑞卿、萧华二月二日关于一九五二年十一、十二两月的综合报告，批示聂荣臻、黄克诚：“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为此请与志司、防司（防司，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的简称。）筹商应敌计划告我为盼。”九日，审阅萧向荣六日关于加强上海防空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同意这个部署。高射炮弹药问题（萧向荣在1953年2月6日的报告中提出防空部队的目前困难是高射炮的弹药太少。），请周总理注意。彭、周、朱、刘、黄克诚阅，退萧向荣。”
同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陈叔通作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郭沫若（郭沫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至1954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作关于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经过和成就的报告（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同日 晚上，同安子文、胡乔木谈话。
2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预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曾山、陈伯达、黄克诚、罗瑞卿、张宗逊、刘澜涛、杨尚昆、贾拓夫、安子文、胡乔木、赖若愚、胡耀邦出席会议。
2月6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草案）》、《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电稿》。
同日 晚上，审阅修改安子文准备二月七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给发言稿加标题《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级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坚决斗争》，并在稿中加写：“我所说的上级领导机关，是指党和政府的中央一级机关、大区一级机关、省（市）一级机关、专区一级机关和县级机关，这五级机关内都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它们只注重布置工作，不注重检查工作。有些领导机关则有强迫命令的作风，甚至包藏有违法乱纪分子。”晚十时，批示李维汉：“此件请即付印，在七日大会上散发，使出席者和列席者每人得到一份，并准备安子文同志出席讲话。修改处请饬一专人加以校对，不要错误。”七日上午九时，批示李维汉、徐冰（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54年12月任秘书长）。）：“今天下午三时有安子文批评官僚主义的报告，请通知中央一级（党政军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部长、副部长等干部一律参加，非病不许缺席。”
2月7日 关于修改和公开发表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示薄一波：“请在你的报告内学苏联办法将各类具体数字加进去（1953年2月6日胡乔木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苏联和东欧各国每年预算的绝对数字（包括收支总数字和分类数字）也都是公开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不同。），并准备公开发表。”同日，嘱机要秘书打电话给高岗、陈伯达、胡乔木：明日中午薄一波有一个一九五三年预算报告送给你们，请认真阅改两遍，并于晚上带到会场。
同日 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在祝贺会议的成功之后，发表三点意见。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第二，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第三，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下面那些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现象，也一定会得到克服的。这些毛病都去掉了，我们的国家计划建设就一定会成功，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一定会失败，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会议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会务报告的决议》、《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等文件。
2月8日 晨，阅周恩来二月七日关于座谈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表等问题的来信后批示：“周总理：概算表可在今晚你们宴会（指周恩来定于1953年2月8日下午举行的欢迎苏联新任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的酒会。）后约九至十时找少数人一谈，如可能也谈一下报告书（指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的关于195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下午三至五时，我已应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四人之约谈一下公债问题，他们要求谈一下，好像很迫切。”
同日 下午，同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谈发行公债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编成的报告（草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高岗、邓小平、薄一波、陈伯达、习仲勋、胡乔木列席。
2月9日 为转发安子文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中央批准安子文同志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遵照执行。中央认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和办法是正确的。”安子文的报告提出今后仍必须加强党的工作薄弱地方的建党工作。报告在讲到农村整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说，主要是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在反对党员剥削行为中有“左”的偏向，组织互助合作中有急躁情绪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在对党员的审查与处理中有畸轻畸重的现象，拟在第二批整党中注意纠正。
同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编成的报告（草稿）》，作多处修改，主要加写两段话：（一）“这个新阶段是以过去三年恢复阶段中所获成绩为基础的。过去三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的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三年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第一年。”（二）“个人所得税是一切财政制度上了轨道的国家都实行的，这不但是为了国家的收入，而且是为了养成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的关心的一种物质的表现。”（这段话在《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发表时删去。）并批示：“表和报告印发给明天到会各人，请他们带回去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写在便条上，于十一日带来。”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在会上就国家预算问题讲话，指出：要重点开支，以顾全大局，可缓办者缓办。这就要说服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重点建设，平均摊派是不行的。只要把大的搞起来，天下样子就变了。预算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增加收入，但必须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第二道防线是减少支出，估计有很大一部分是支不出的。这个预算还是不准确的，还是要变的，收入要变多，支出要变少，基础是巩固的，不怕。第三道防线是发票子，在万不得已时就发票子。全国完全统一，即统收统支，这是很大的进步，过去是办不到的。
2月10日 同意以毛泽东名义向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赠送锦旗。锦旗的题词是：“伟大的苏中两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的亲密团结是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可靠保障。”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在庆祝苏联建军三十五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将锦旗赠送苏军指挥官。
2月11日 就揭露美方破坏协议、击伤朝中代表团工作人员等问题，致电丁国钰（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1953年4月任首席代表）、志愿军代表团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二月九日二十一时来电和二月八日二十三时半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作的估计。关于处理方面，你们所提的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但在精神上，应首先揭发对方，予以打击，并争取主动。因此，在联络官会议上，你们应指出对方有意破坏协议、轰炸扫射我方代表团车辆，并击伤代表团工作人员三人，对方对这一事件至今未作任何交代，反来要求我方提供对方清楚地知道的材料，明明是有意刁难，企图寻找借口，推卸责任。对方必须立即承认事实，并作出明确的交代，其任何借口、拖延均不能卸脱或掩盖这一责任。上述精神，你们可在会议中引申事实，予以发挥。此次联络官会议可由朱然、柴成文（朱然，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联络官。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联络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两同志出面，以便进行斗争，同时注意在新闻上予以配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开会。
2月12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薄一波作的《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通过《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说：这个预算报告准备发表，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大家来讨论。过去我们有些东西不发表不好，不仅人民不知道，干部也不知道。现在我们走上轨道了，要发表。这个预算就是建筑在这样的信心上：我们现在是一边打仗、一边建设，而且是越打越有劲，越打使得建设越有劲，越建设使得打仗越有劲，不怕什么帝国主义。在谈到反官僚主义问题时说：首先就是整我们的中央机关，这一级整好了，底下就好整了。今年要切实整一下，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不管是财经、文教、政法，都要检查一次。着重整官僚主义犯得严重的部门。在谈到华侨问题时说：华侨对祖国是有帮助的。华侨的帮助，不在出多少钱、投多少资，而是整个华侨（有一千一百万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是拥护人民政府的，只有少数人是站在台湾方面。这是一个最大的帮助。再就是侨汇很大，现在超过过去很多，每年一亿五千万美金，这也是一个帮助。
2月13日 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批给胡乔木：“请与齐燕铭（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1954年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联系，看是否有修改意见，收集起来，于明日（十四日）加以修改，送我一阅，准备于十五或十六日发表。请通知人民日报写一社论。”十四日，在胡乔木修改稿上又作修改，其中加写：“公债一方面是人民的储蓄，一方面又是人民对国家关心的一种表现，它是爱国主义的。”十八日，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为转发陈毅关于华东军区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意见（陈毅在电报中提出：脱离中心工作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义，达不到深入实际的目的。目前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等正是要大做才对。军区党委每一个月只要能比较彻底地检查三四个部门，彻底痛打一番官僚主义，对全盘工作即可推动，并不需要把一切工作停下来专搞“新三反”。）给唐亮（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并报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电报，起草中央军委给陈毅并华东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志司和军委各部门的批语：“（一）二月十一日陈毅同志给唐亮同志的电报收悉。我们同意这些意见。（二）请各大军区及军委各部门立即注意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其办法就是经常不断地派有威信的负责人员下去检查工作，对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违法乱纪的干部展开批判和斗争，最典型者予以惩处。望对此事加以讨论，并作布置。”
同日 阅安子文二月十二日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写批语：“刘、周、朱、高、小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彭真、习仲勋、罗瑞卿、胡乔木各同志阅，退安子文。政府大多数部门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思想和政治领导，有些部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中央将在今年对各部逐一加以检讨。请安子文同志领导政府党委抓住几个部门先作检讨。”
2月14日 为转发罗瑞卿二月十日关于在公安系统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公安机关，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中央认为在公安系统内按照中央一月五日指示，有计划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二月十日的报告，并将此报告转给你们，望督促公安机关按照报告所述方针和步骤妥善实施之。”报告说：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也掩盖着我们工作上和组织上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也的确出现过和存在着不少坏人坏事，存在着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在农村区乡公安人员中则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这些严重情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并长期得不到纠正，主要原因是各级公安领导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放松了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工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因此，在公安系统内开展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十分必要。
同日 审阅赖传珠、徐立清二月十日关于军队实施军衔制度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退赖、徐。刘、周、朱、高、黄克诚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邓小平、薄一波、陈伯达、安子文、胡乔木开会。
2月15日 晨，乘专列离开北京外出视察。罗瑞卿、杨尚昆、杨奇清、武竞天（杨奇清，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检察长。1954年9月任公安部副部长。武竞天，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等随行。
同日 到达河北保定。在专列上听取马国瑞（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汇报河北省工作。随后，到达石家庄、邢台。在专列上听取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齐一丁、市长康修民汇报石家庄市工作，并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题词“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又在专列上听取邢台县长张玉美汇报全县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和两个村的具体情况。得知东川口村在一九五二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就增产百分之十二的情况时，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晚饭后继续谈话，毛泽东说：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谈话时，罗瑞卿、杨尚昆、马国瑞参加。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通知：“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将‘草案’二字删去。只将该草案第十一条内‘并有机器条件’六字改为‘和有适当经济条件’八字（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5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第11条中这一段话的原文是：“国营农场应当推广，以发挥它的示范作用，并给互助组和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此决议可即照此印行单行本。”
同日 阅薄一波二月十四日关于私营轮船公司合营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周总理：此件请予处理。可以同意一波意见；但合营是不可免的，应于再贷款一次后，加紧准备合营的条件，主要是干部。”报告说：上海及长江私营轮船公司现有船只九万吨，但大多因机构臃肿、货源缺乏、经营不善而不能维持，要求贷款合营。经中财委研究，认为这些轮船公司应该整理，但不应操之过急，假使我们号召在自愿原则下公私合营，可以肯定大多数私营轮船公司都会来的，而我们在干部和资金方面一时都准备不及，会陷于被动。因此，决定仍采取先贷款，但要派人监督其用款是否适当，过一时期后，再考虑合营。
2月16日 上午，乘专列到达郑州。开车后，同在郑州上车的潘复生（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王化云谈话，并向王化云了解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使用年限等问题。强调修水库的同时应注意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问题，“要修水库，不要修泥库”。
同日 中午，到达许昌。开车后，同在许昌上车的纪登奎（纪登奎，当时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谈话。在得知纪登奎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时说：文化高低不在上过大学还是小学，你们知道谭震林、李先念、谭政（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1956年12月撤销）主任。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同年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54年10月、11月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个同志吗？他们有的是上过小学，有的没有念过书，现在都很好，主要是靠自己努力学习。像王化云同志，他就钻进去了，就是一个榜样嘛！毛泽东还谈起一九一八年八月第一次从长沙到北京途中的情况，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三天。到了郑州，黄河正在涨水。那时候还是北洋军阀统治。现在革命成功了，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比如黄河，过去不归我们管，治黄问题不能解决，现在黄河回到了人民手里，人民就有权利医治它。
同日 下午，到达驻马店。晚上，到达汉口。
2月17日 上午，听取中共孝感地委书记王良等关于土改后农村状况的汇报，了解农民的情绪和集市上蔬菜、猪肉的行情，下一步人民政府应做的工作和对中央、省委有什么意见。谈话中毛泽东讲到过渡时期问题，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他扳着指头解释说：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六步六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了。请你们把这话传达给县委书记和县长。
同日 上午，乘船沿长江支流汉水上行，察看汉水两岸。船到汉阳高公街附近靠岸，登岸上龟山游览。
同日 晚上，同李雪峰（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以上两职至1954年11月）。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至1956年9月）。1955年1月又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至1956年12月）。1956年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先念、刘子厚、王任重（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代理市长。1954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2月又任湖北省政协主席。）谈社会主义问题，并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毛泽东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私人工商业如何转变？资本家转变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就要给饭吃。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在谈到农村情况时指出：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2月18日 上午，乘船游览武昌东湖。午饭后，游览蛇山，察看即将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址线，参观张公祠、黄鹤楼。在蛇山上眺望武汉三镇，说：蛇山很美，与龟山隔江相望，更有诗意。
同日 晚上，听取中共武汉市委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汇报手工业问题，并了解码头工人情况。
2月19日 上午八时，听取汉口一个街道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前提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同日 上午十时，约李雪峰、李先念、刘子厚、赵毅敏（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王任重谈话。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文盲这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不能用对待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在谈到民族形式问题时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民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时指出：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同日 上午十一时半，乘海军“长江”舰，由“洛阳”舰护航，离开武汉前往南京。在同官兵交谈时说：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只有陆军和炮兵，现在我们有坦克了，还有空军，有海军，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干。
同日 下午，在舰上同林一山（林一山，当时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谈长江的治理与开发问题。在谈话中，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并了解从白龙江、西汉水、汉水、丹江引水的可能性以及相关的问题，指示林一山对汉水引水方案作进一步的研究，并组织人查勘。在晚餐席上说：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
同日 下午六时，到达黄石港。上岸前往华中钢铁公司视察轧钢厂、化验室、锻造车间和炼铁厂。临别时，对陪同的黄石市负责人说，希望你们把这个厂办大办好。
2月20日 晨，乘“长江”舰到达江西九江。听取杨尚奎、史辛铭（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1955年1月又任江西省政协主席。史辛铭，当时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关于江西省和九江地区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中午，换乘“洛阳”舰，由“长江”舰护航。在向“洛阳”舰副政治委员了解干部战士政治思想和学习情况时说，要首先注意政治教育，提高同志们的政治热情。我们一定要把我国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在了解官兵中工农成分与知识分子的比例时说：应该好好团结。今后就更好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的界限，慢慢地就消失了。过去在陆地上，我们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就应该爱舰、爱岛、爱海洋。
同日 下午，听取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有关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并对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力量系统地整理了长江历年的水文资料给予赞扬。他一面听汇报，一面看《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上计划修建的干支流的一系列梯级水库，问道：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在得知“抵不上”后，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同日 下午，视察九江市区。在视察中说：九江交通便利，既是赣北门户，又是七省通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今后发展来看，九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它临近长江，又和几省毗邻，加上地处庐山脚下，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听取史辛铭介绍九江工农业生产情况后说：共产党从接管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产建设，不遗余力地抓好这一个中心工作。要让历史证明，我们不仅能够领导好革命战争，而且也一定能够领导好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从全国范围来看，三年多来，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各项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国民经济也得到了很快的恢复。今后，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把注意力转移到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上来，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而努力工作。
同日 下午四时，离开九江。在舰上同史辛铭谈话，毛泽东问：大规模的建设正在开展，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如果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工业建设，对地方工作是否会有影响？史答：有些影响，但不会很大。毛泽东说：今年，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同时，还要下决心抽调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有助于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为了取得国家建设的新胜利，要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一个转变。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各项工作都围绕武装斗争进行，包括抽调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现在，我们搞工业建设，也必须坚决地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安排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工业建设的骨干。在了解农村春耕情况后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免去了向地主交纳苛重的地租，必然会激发生产热情。我们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多打粮食。你们要统筹考虑，帮助困难户搞好备耕，这种做法要坚持下去。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
同日 晚上，到达安庆。
2月21日 上午，在“洛阳”舰上同官兵合影。随后，返回“长江”舰，同该舰官兵合影。毛泽东为“长江”舰、“洛阳”舰分别题词，一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一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同日 上午十一时，在“长江”舰上同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谈话。在了解陈独秀老家的情况后说：陈独秀早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九三七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当谈到土地改革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情况时，毛泽东说：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十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项八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十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他还了解淮河水位究竟比长江水位高多少的情况，说：黄河下游一带有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应该引丹江入黄河，就是说把汉江一个支流的水调到黄河去。
同日 晚上，到达芜湖。在舰上同中共芜湖地委书记张世荣、市委书记姚克谈话。
2月22日 晨，到达南京。到达南京前，向林一山交代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你也不需要向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讲，但南水北调的工作要抓紧。抵达南京后，在同林一山分别时说，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
同日 下午，游览玄武湖。在玄武湖梁州草坪接见江苏省的厅局级干部和在南京出席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
2月23日 下午，谒中山陵，向孙中山座像献花篮。随后，参观紫金山天文台。在得知该台台长张钰哲发现过一颗小行星（1928年11月22日，张钰哲发现的小行星，是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并由发现者命名为“中华”。）时，说：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数学家、天文学家，现在更有条件多出天文学家了。离开天文台，参观了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天堡城遗址，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用以论金陵形势。“龙蟠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而来，南京城像老虎似的蹲着。天堡城地势险要，是保卫南京的前哨阵地，当年太平天国军队与曾国藩部队展开血战，坚持了两年多，真不简单。如果当年洪秀全能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1956年10月1日，太平天国纪念馆在南京落成。），这是极有意义的。
同日 晚上，再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是在1949年9月。）。批示柯庆施（柯庆施，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4年10月、11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5年5月又任上海市政协主席。）：“提议《新华日报》换一个报头，原报头写得太坏。”
同日 晚上，召集谭震林、柯庆施、江渭清、管文蔚、沙克（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1954年8月改任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管文蔚，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统战部部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克，当时任中共泰兴县委书记。）座谈，就党内与党外、国家与地方、政治与经济等问题交换意见。
2月24日 下午，由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王宏坤、陶勇（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宏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等陪同，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并观看鱼雷快艇的表演。在听取汇报时说：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在得知舰上官兵基本上都掌握了所在岗位的技术时说：要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嘛。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没有技术的学技术，技术也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建设人民海军，就是要靠政治思想好又有技术的人。在了解到军舰所需的技术装备还不能自给，有人认为技术装备复杂需要不走样地向外国学习时，说：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光靠人家是不行的，海军的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我军的好传统不能丢！在谈到海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说：海上也有群众，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在谈到作战原则时说：事物不是静止的，战争也是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机械搬用，需要因时因地灵活处置。最后，分别为“南昌”舰、“黄河”舰和“广州”舰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南京北返。在专列上，听取中共苏州市委书记刘中、市长李芸华关于苏州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苏州的文化水平很高。苏州历史上出过许多状元哪！在谈到街道工作时，对李芸华说：现在街道当中各种人都有，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要做些调查研究，把有才能的人都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你这个市长不好当啊！特别是苏州这个地方，搞好街道工作非常重要。武汉的街道工作做得不错。街道是宣传与执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不是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很困难吗？对他们要救济，组织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还有社会治安、爱国卫生运动、调解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作，街道都要去做。在谈到筹集建设资金时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不是需要资金吗？要筹集资金，把闲散的资金都吸收起来。
在南京期间，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多次谈话。主要内容如下：一、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问题。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对县长以上干部讲清楚这个问题，最好的说法是用扳手指头的办法，一、二、三、四、五，五年计划，要三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上去，社会主义就来了。过渡的时间，多说几年没有坏处，如十五年到二十年可说二十几年。这是性急不得的。私营工业要搞公私合营，一年搞一点，几年后资本家的问题就可解决了。要与五年计划的过程相结合。听说上海有的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无公可办，这样不好，应该以我们为主，使他们有事可做。这样的方式，就可取得人家的信任，觉得合营以后也有好处。在建设过程中，国营工业即社会主义工业，经过三年来的工作，已有办法；农业经过多少年的工作也有基础；大的私营企业经过“五反”后摸到底了。另外有三个方面的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就是税收，手工业和小工厂，商业和市场情况。二、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地方干部，领导老百姓搞生产，生产中有困难给贷款，又兴修水利，家庭不和还有婚姻法，可是有些地方老百姓还反对他们，就是因为地方党委没有发挥政治领导作用。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方干部是否也可以订几条纪律和几大注意。关于党政关系，所谓党政不分的意思，就是党要统一领导，方针政策要统一；所谓党政分开，就是说具体业务由各业务部门去搞。领导要抓三条：第一条调查，把情况搞清楚。第二条指导，包括方针政策、任务、部署在内。第三条检查，检查要直接和下级干部见面，了解情况一起商量，他们觉得有困难，要提出解决办法帮助他们。指导和检查，要实事求是。不调查要犯主观主义，不指导不检查要犯官僚主义。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试办，不要忙于决定，要搞典型，研究典型，要研究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只靠好的，不能发现问题。领导人不要弄得人家感到不可测。我们要让人家了解，想得正确的让人家知道，想得不正确的也让人家知道。正确的大家去贯彻，不正确的大家可以提意见，上下一致就通气了。总之，领导人不要使大家感到莫测高深。上面的东西要经过你们过滤，筑坝。好的东西滤出来，臭水滤出去，在中央计划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调查、指导、检查，从实际出发。过滤和从实际出发，我从井冈山起就是这样说的。有了任务，要在省委会上讨论。筑坝，首先是省委把住不对的那一股臭水，不要让它放下去，地委、县委对上级的指示和任务也要研究讨论。税收、贸易都要强调这个问题。党委讨论时如何分辨对与不对？要调查，问问自己站稳脚跟没有。干部学习，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星期学习两个半天的制度。现在下边年轻的干部都进步了，你们不学习，就领导不了。先把国文学好，再把算术学好。教育很重要，不教育，就不能应付新的局面。三、财政经济和税收问题。党委对合作社、银行、贸易、税收要管，过去没有管，现在要管了。税收任务，公营的占百分之六十，私营的占百分之三十，农民占百分之十。现在征税中有不实事求是的，引起资本家叫唤，例如收所得税收得多了，这样收税要不得。查田定产，五年计划完成。查田定产不吸收农民参加是不行的，等级要分得多。税收要民主评议，不要变成强迫摊派。资本家应交的税要交，不应当要的我们不要，不要把人家搞光了。中央规定任务的数字是控制数字，经过几个月后再看一看，有的可能超过，有的完不成要研究。税收一定要按率计征。要加强对大批税务人员的教育。资产阶级现在还是要，要使他们能够存在。属于资本家所应得的，不管资本家如何花掉，都不能干涉。要整顿国营贸易工作，主要整三方面，第一是积压多，第二是管理费用大，第三是资金周转慢。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办好三件事，天下就不会大乱。第一，征收农业税时确切减税；第二，有灾一定要救；第三，干部年年加薪。
2月25日 乘专列到达徐州。听取中共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副书记柳林关于徐州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工商业税要按照资本家的情况，实行多等多级。
同日 复信李烛尘：“惠书说改善建筑方法一事，收到读悉，深为感谢，并已转有关各部门注意。”
2月26日 到达天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汇报。视察天津机械厂，鼓励工人和干部当好主人，学会管理城市。晚七时，回到北京。
2月下旬 整理从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外出视察期间收集到的意见，拟题为《我在此次旅行中所收集到的意见（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二十六日）》。全文如下：“关于劳保条例，谭震林反映：有几条行不通，此种重大法令希望先征求地方意见。关于流通税，谭震林同志认为行不通，天津市委认为行得通。关于营业税，天津同志反映，认为中财部最近的一个补充指示是行不通的，他们压着未行，正请示中。关于今年预算收入，管文蔚同志认为从一九五三年国民收入六百多万亿元中要收二三三万亿元的税和利润，恐怕是不可能的。在我说明今年经济情况会比去年好些，因此预算可能完成之后，谭震林同志说：国营可能超过些，私营可能减少些，二者相抵可能完成。我说：今年预算不外三种可能：（一）可能超过；（二）可能完成；（三）可能完不成。我们应当争取完成甚至超过；但对工商各税，应依据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征多少税的原则去做，而不应做杀鸡取卵的事。‘不偏肥偏瘦，要多级多等’不只是一句话，而是要照着做（有许多同志怀疑这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2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介绍了视察湖北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过渡时期所说的话。又说：要防止急躁情绪。基本上是什么倾向？是盲目积极性，太急了。斯大林讲的政权到了我们手里不要急。现在要泼半瓢冷水，不要一瓢。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彭德怀出席会议，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李维汉、安子文列席会议。
2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劳动部二月二十二日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二）中央同时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各部门必须尽速召开会议，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揭发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并规定改正的具体办法。中央认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官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三）各部门检讨的结果须报告中央。”
同日 就新华社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十四期刊载的关于台湾当局造谣我成立了一个海岸战区的报道，批示新华社：“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可移载《参考消息》，这是蒋匪向美国人说的，表明他无力进扰大陆和海南岛，和半个月前蒋匪向美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为同一性质。”
同日 阅傅连暲（傅连，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二月二十七日关于陈云因病入院治疗后须较长期休养的报告，批示：“请尚昆照昨晚所谈，与陈云同志商处，并代我致慰问之意。”
同日 晚上，约见即将启程赴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上寮战役的韦国清（韦国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2月、8月又先后任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第一副书记（1956年7月任书记处书记）。）。
3月1日 晚七时半，同程潜谈话。八时，约见黄炎培、陈叔通，谈税收问题，提出工商界应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3月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胡绩伟（胡绩伟，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山东省级机关中分散主义现象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发后，请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邓拓、胡绩伟、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李维汉、凯丰，题为‘反对分散主义’，包括中央电及各附件，印成一本。并分送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东北局、华北局各一份。”十五日，致信饶漱石、安子文：“此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意可以在《人民日报》发表（胡绩伟的这个报告，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同意，请考虑是否需要征得山东分局的同意，请酌量处理。嗣后各地有此类好报告，请你们择要发表。”胡绩伟的报告说：在去年十二月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之前，省人民政府总的领导十分薄弱，形成各厅局各自为政的严重分散现象，很多重大的指示、决定，各厅可以不经批准擅自发出。分局委员会本身的党委制也很不健全，同样存在严重分散现象。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3月3日 审阅邓小平三月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意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的复电稿，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拟电下一段（指复电稿中的以下一段文字：“惟其中‘零打碎敲，就案办案的手工业工作方法’一句可删去，因为监察工作常常总是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处理什么事情，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这样提法是不够恰当的。”）不要，因原件并非拒绝处理小事，而是说不要将重心放在处理小事上。”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三月二日关于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习仲勋同志这个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作参考。”习仲勋的报告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把反对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第二，对官僚主义要加以分析，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第三，重点放在党内；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倡导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第五，目前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应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不能同时提出很多口号。
同日 阅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二月十九日编印的《日侨回国工作简报》，批示：“周总理：日侨坚决不愿回国者，不要强迫，已有因强迫引起自杀的事。此报告‘送干净’的口号，可能引起强迫遣送行为，请加注意。”
同日 晚上，同周扬（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53年10月又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谈话。
3月4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三月二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批语：“在农村目前春耕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其他工作应是配合进行。华北局三月二日的文件是正确的，请你们仿此作出自己的部署。”指示说：在农村中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加紧春耕的准备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凡是影响与障碍春耕生产的计划，均应改变、推迟或缩小。
同日 阅罗瑞卿等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况的报告，批示：“彭副主席阅后，送罗瑞卿同志：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电告联司（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并请联司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同日 阅梅益（梅益，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二月十二日关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习仲勋：“似可先将梅益报告由中宣部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其宣传部，然后再发你所说的中央指示（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梅益报告时提出准备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对广播工作领导的指示。），请加酌定。”梅益的报告说：三年来，全国广播工作有很大成绩，但还存在许多弱点：力量太分散；干部奇缺；广播节目一般是量多而质不高；广播收音网不够健全和巩固；广播工业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生产计划。报告提出了一九五三年广播工作的主要任务。
同日 阅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二月二十五日写的不同意批评胡风（胡风，文艺理论家、诗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文艺思想的来信，批示熊复（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1953年4月8日，熊复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当时，周总理指示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集了4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来信反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一月二十九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同日 致电斯大林（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获悉您患重病的不幸消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慰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祝望。”本日，和周恩来、朱德、高岗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对斯大林病重深表关切和慰问。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
同日 阅傅连暲二月二十一日关于李克农病况给周恩来的报告，批示杨尚昆：“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傅连暲的报告说：李克农自一九四三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至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曾晕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黄树则，当时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零点二毫克，他竟服过零点八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陈伯达、杨尚昆开会。
3月5日 阅萧华本日关于为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批示萧华：“分组下去检查很好。惟每组每次检查时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时间似太长，以半月至二十天回来报告为适宜，过几个月再去检查一次。如以一个半月时间而论，可分三次去，每次半个月尽够了。坐飞机、火车、汽车，半个月可看看许多地方。”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延期，确定日子待后通知，但本月内确定不能开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问题，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出席，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罗瑞卿、习仲勋、杨尚昆、李维汉、安子文列席。
3月6日 为悼念斯大林逝世，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旗志哀；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同日 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对斯大林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电报说：斯大林逝世，“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本日晚十时，和朱德、周恩来、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至1955年1月）。1954年12月又任外交部副部长。）、邓小平、饶漱石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张闻天谈话。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华北局三月一日的文件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华北局对于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做出第一个总结，并作了有分别的部署，望你们都仿照这样做。”华北局的报告提出：结合当前工作，继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斗争，并采取有领导、有重点地逐步深入的办法，切忌急躁情绪和急风暴雨方式。首先组织各系统的领导机关干部学习有关文件，联系思想，结合实例，进行检查；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应有不同的检查重点；三月初再召开一次省市处理人民来信会议，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情况。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三月五日通报的河北省委领导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经验，起草中央发至地委的批语，指出：“河北省的经验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希望各省市委仿照河北省委的榜样，在一九五三年内结合各项工作，有领导地开展新三反斗争，并请在春季三个月内选择几个典型案件，由省委书记亲手主持，开展斗争，在报上揭露，以为全省倡导。”通报说：在“新三反”中，河北省委、省政府和有些地、市委连续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破坏人民利益的典型案件，并且都通过《河北日报》公开发表，对干部和群众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关于在沈阳市建立中心血库的摘报，批示：“此事请彭（彭，指彭德怀。）注意，督促有关机关予以审查，起草复电。是否需要建立如此巨大的血库，请加斟酌。”摘报说：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市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心血库。根据抗美援朝前方的需要，拟先由机关、部队、学校开始，动员献血，计划每天三百人，采取六万毫升。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有在京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参加的会议。
3月7日 晨，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贸易政策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并中国人民银行的复文稿。复文稿指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其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中央同意南、胡（南，指南汉宸，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指胡景，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所提的第二方案（指南汉宸、胡景1953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的第二种办法，即：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杂洋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流通。），请即照办。”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者，亦照南、胡所提比价（指南汉宸、胡景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按人民币一万元（旧币）兑换银元一元计算。）作出合理调整。”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李维汉开会。
3月8日 听取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饶西·彭措扎喜（饶西·彭措扎喜，达赖喇嘛的姐夫，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任职。）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相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张经武（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5年7月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同日 致信黄炎培、陈叔通：“此件（指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请阅，并予掷还。如有意见，请告。任老（指黄炎培。黄炎培字任之。）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指1953年3月1日毛泽东关于税收问题同黄炎培、陈叔通的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的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朱德、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开会。
3月9日 为悼念斯大林逝世，在《人民日报》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同日 下午，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追悼斯大林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
3月10日 审阅中共中央三月三日转发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批语稿，重新起草，题为《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后来又作了修改，于三月十九日发出。
同日 阅薄一波三月八日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薄一波：“此件很好。应当（一）用中央名义将此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县委，各大中小城市市委；（二）由中财部以命令下达税务系统的各单位。一个中等县就有八百多财经干部，县委和这些干部对税收政策都不甚摸底，有很大偏差，故须下达至县委。至于小城市，例如临清、泊头等处只要有市委组织，也应下达。以上都请你办。此件已送黄炎培、陈叔通阅，他们表示同意。”薄一波的报告说：中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各大区及主要城市税务局长均参加。会前税务总局曾作了若干城市税收工作的调查研究，准备充分。这次会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一般合乎主席所指示的“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的精神。因此，有转发各地参考的必要。
同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并下发试行。决定草案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决定草案对现在政府工作中各领导同志的分工，作出明确规定：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主要内容是：（一）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领导隶属关系，作出调整：高岗领导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邓子恢领导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全国合作总社，全国合作总社在业务方面仍应与财委保持联系；饶漱石领导劳动部；陈云仍领导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物资储备局，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二）充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和组织，调李富春、贾拓夫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在国家计委下增设国家建设事业局和国家物资分配局。（三）由于上述改变，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中，所列的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对中央负责的分工范围，属于国家计划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方面者，亦应作如下的改变：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国家计划工作和工业工作；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财政、金融、贸易工作；邓小平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邓子恢负责农、林、水利、合作工作；饶漱石负责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有关内容见本书第1卷第610至612页1952年10月8日条。），想你已经知道了。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详细情形，相信他们回到拉萨后必会向你报告，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毛泽东随函附送一批礼物。
同日 复信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壬辰六月十二日）的来信和礼物。你回藏后，努力为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当地僧俗人民的利益做了工作，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爱国和团结的基础上，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与日俱增地巩固和发展起来。”毛泽东随函附送一批礼物。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同意西北剿匪部署给西北军区并西南军区的电报：“西北军区三月八日电悉。同意甘青剿指（甘青剿指，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的简称。）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是物质补给困难和少数民族对我不了解的困难，遇到这些困难时，必须鼓励部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之，务达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
3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陈伯达、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黄敬、陈正人、王鹤寿、贾拓夫出席。
3月13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随后，同十一日出院的陈云谈话。晚上，听取高岗关于林彪（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先后至1954年11月、9月、11月）。1954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病情的汇报。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的指示：“（一）上海市委三月二日及华东局三月九日两电均悉。中央同意华东局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着重新三反的综合报告的批示。以后此种会议每半年应开一次，会期可缩短些。（二）今年三、四、五月应着重在大区一级、省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三级，检查领导机关和各业务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将检查县、区、乡三级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作为典型试办，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今年六、七、八、九月应配合大选工作在县、区、乡三级着重检查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同时继续检查大区、省市和专区的官僚主义。望你们按此方针进行部署，并注意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
同日 阅张震二月十八日关于修筑江西通往福建的铁路选线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铁道部原拟的线路是，从南昌以南的向塘起，经南城、南丰、广昌、石城、瑞金、长汀、朋口、龙岩、漳平、华安至嵩屿，全长九百二十二公里。华东军区又提出如下线路：从浙赣线的贵溪站始，经光泽、邵武、顺昌、南平、沙县、永安、连城、朋口、尤岩、漳平、华安至嵩屿，此线长约一千公里。两个方案相比较，铁道部所拟的方案，距海岸线深远，纵深较大，不易受战争影响。华东军区所提的方案，线路经过福建大部地区，照顾了福建交通不便的情况，在军事上从华东支援作战较近，将来续修至福州的铁路亦较近。究竟修筑哪一条线路为好，请审查指示。毛泽东批示：“高岗同志：此件请你与铁道部同志商谈审查，以其结果告我。我意只要工程方面无特别严重困难，较原拟南昌、抚州、瑞金、厦门线为好，闽北、闽南均可满足。惟贵溪至朋口线国民党时期似未留下勘测材料，须重新做，完成时间可能要延长一点。”后来，江西通往福建的这条铁路，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赞同的华东军区的方案修筑的。
3月15日 晨，和朱德、高岗、彭真、邓小平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哥特瓦尔德（哥特瓦尔德，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逝世。
同日 阅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月二十日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黄克诚、德怀、子恢、小平、仲勋同志阅，退薄一波同志办。此件请你们一看，教训很大。请黄克诚同志指导总后勤部及各大军区后勤部、志愿军后勤部、各特种兵后勤部，仿照第二机械部办法，彻底检查仓库物资，反对官僚主义。请仲勋指导中央卫生部及各有物资的部门（如电影局），检查官僚主义情形。请子恢指导农、林、水三部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请一波指导财委所属其他各部仿机械二部办法彻底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二机部报告说，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中初步发现了以下问题：（一）库存物资严重积压，至一九五二年底为止，积压各种物资及原材料总数达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余亿元。（二）一九五三年的国内供应和国外进口计划均有盲目性。（三）编制计划中也有错误。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新三反”的指示，批示：“饶漱石、安子文同志：最近有许多关于‘新三反’的文件，文尾多有希望中央指示的话，均请你们予以批复。有些重要的文件，可在中组部的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则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已付给你看的山东分局及胶州地委的文件）。此件写得很好。”华南分局的指示分析了广东地区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情况，并对华南地区的“新三反”作了具体布置。
同日 阅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三月十三日编印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一号，批示刘景范（刘景范，当时任中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11月任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5月任地质部副部长。）：“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酌处理。”
3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朱德、陈云、高岗、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曾山、习仲勋、杨尚昆、贾拓夫和各大区负责人出席。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稿，加写一些内容，成为这个指示的主体部分。毛泽东加写的是：“（二）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张执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马杰，当时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张执一1953年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情况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中央统战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河南回、汉民族关系不正常，突出表现在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及生活习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清真寺的土地被分掉，清真寺本身也有不少被占用；不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多方嘲笑、侮辱；大多数回民的收入比解放前降低；拨给少数民族的文教卫生专款多未专用，回民中学的待遇也不及一般中学等。马杰1953年2月21日关于河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给李维汉等的报告，对河南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和人民。”改写后，将指示稿批送朱德、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安子文、彭真、彭德怀、林伯渠、董必武、高岗、陈伯达、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刘春、杨静仁（刘格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9月、11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当时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静仁，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处处长。）、胡乔木阅，杨尚昆办，指出：“此问题很大，故加了两段。如有意见，请批出，送我再阅。如无意见，请尚昆以代电形式，印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西藏则发电报。在北京，印发如前示。”三月二十七日，又批示杨尚昆：“请将胡乔木同志在张执一、马杰两报告中所指要删掉的地方，加以删除，然后以代电发出。在北京另印发如前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下发《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第二个决议（草案）》的批语：“此件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市委、地委研究和试行。”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本日关于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给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军委各部门的电报稿，加写以下内容：“（三）将此电及中南军区司令部二月二十三日来电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会，关于允许下级批评上级所犯错误，用向上级提意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请照此办理。（四）将此电及中南军区司令部二月二十三日电发给军委各部门研究，并加以检查，所犯错误应加改正。（五）关于军委各部门所发文件有些互相矛盾一事，不但与各部门有关系，也与军委过去在这方面缺乏统一调节的工作有关。今后军委当建立这种统一调节的工作。”
3月1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山东聊城地委关于高唐县的县、区干部脱离群众行为检查情况给山东分局报告的批语稿，为批语拟题《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并加写一段话：“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
3月18日 上午，同从朝鲜前线回国接受任务的杜平（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又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谈话，彭德怀参加。在了解朝鲜西海岸抗敌登陆的备战工作情况后，毛泽东说：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了，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艾森豪威尔现在是骑虎难下，要打力不从心，要和于心不甘。所以，我们现在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最后，毛泽东提出要杜平到开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
3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本日发出。指示说：“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指示分别责成由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并报告中央。指示强调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对甘肃临夏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的复示的批语稿，批示：“送李维汉同志再阅，在附件中添了一个附注。”毛泽东在西北局的复示中写的附注是：“有些地方民族平等基本实现了，民族隔阂基本消除了，在这些地方可以说大民族主义只是残余了。但在民族平等还未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则大民族主义还是严重地存在，不能说只是残余。再则目前时期主要的危险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不要笼统提大民族主义。——中央”
同日 致电正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不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乔冠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上台后的一种试探作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再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这件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又朝鲜问题的解决途径，据我看，美方似乎以先找苏联商谈的可能性较大，在板门店直接寻求妥协的可能性较小。是否如此，亦请探询苏方意见。”
同日 阅贺诚（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傅连暲三月十八日关于林彪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致信因病正在休养的陈云：“此件请阅。每天用毛巾蘸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林彪同志长期不听医生的话，现在听了，情况有好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0日 上午，同胡乔木谈话。本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他认为，任务多的问题，除各部委的责任外，还与中央书记处批发电报的状况有关，因为也有一些下面认为过重的任务是由中央批准过的（至少电报是用中央名义发的）。毛泽东阅后批示：“此点请各同志注意，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二十二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报来中央及中央直属各部委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所发全国性电报的分类统计报告。报告说：这期间中央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有一百二十八份，中央直属各部、委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有九十八份，以上两项共计二百二十六份，以七十九天计，每日平均不及三件。毛泽东阅后批示：“中央在七十九天中发文统计。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指饶漱石、安子文、习仲勋、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阅，退毛。”“还是太多，要减少。”
同日 下午，同邓小平、薄一波谈话。
3月21日 阅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三月十八日编印的《党报通讯》第四期刊载的《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现象严重》一文，批示：“薄一波同志：上海税务局应加整顿，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应作适当处置，争取主动，免被资本家告发，陷于被动。”
同日 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徐子荣（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三月十三日关于侵入我国渔区的三艘日本渔轮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山东水产青岛分公司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月捕获侵入我国渔区的日本渔轮三艘。现提出如下处理意见：第一，对属独占资本家的一艘渔轮及鱼类全部没收。对属小资本家的两艘除没收鱼类外，渔轮发还。第二，三十八名船员的私人物品发还，船员教育后释放回国。邓小平批示：“同意。主席阅后退徐子荣同志办。”毛泽东阅后批示：“三艘渔轮，可一起放还，只没收其鱼类。俟将来东京日本水产公司渔轮再来侵渔时，再决定没收其渔轮不迟。”二十二日，邓小平批示徐子荣：“请照主席批示办理。”
同日 阅萧向荣三月十三日关于中央军委第十六次例会情况的报告，批示萧向荣：“各项（指报告中谈到的军以下各部队以参谋长为第一代理人的问题、军训部的干部配备问题、军事体育问题，以及军队中的抚恤工作改由后勤部门主管的问题。）均同意。惟运动员三千人是否可以减少的问题，请由萧克（萧克，当时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华二同志会同政府有关此事主管人员，商量一次，加以研究，作出统筹计划，送周总理、彭副主席和我核阅。”
同日 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3月22日 复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两电均收到。我们同意所提方针。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谢明诺夫，斯大林的代称。）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即将已达成协议的俘虏按比例交换，而将未达成协议的俘虏交给如印度一类的中立国管理，待后解决。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成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同日 晚上，同乔冠华谈话。
3月23日 就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等，复电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指出：（一）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杜鲁门，曾任美国第33届总统，1953年1月离任。）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二）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到会二十一人。
3月2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草案）》稿和《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对《决议》写一个说明，修改一段文字，加写两段话。写的说明是：“这个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毛泽东本日修改的一段文字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加写的两段话是：“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在修改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草案时，加写一句话：“贷款还期不应当是春借秋还，必须待农民有了两个收成之后然后令其归还。”在审阅和修改三个文件后，致信邓子恢：“指示和社论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决议，改了三处，请你看过后，派人走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如果你及他们都同意，请叫廖鲁言（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政务院副秘书长。1954年9月又任农业部部长。1955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同志已看过。社论，陈伯达同志有些意见，请与他再加斟酌。”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四月一日，毛泽东批示将三个文件汇编成册，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发到全党。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三月二日关于贯彻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给所属的指示，批示：“子恢同志：湖北此件很好。第七页上所说十项协议（指1953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一）学徒主要任务是学好技术，因而必须端正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听从师傅在生产上的分配与指导。师傅不得打骂和虐待学徒及强迫学徒做与生产毫无关系的事情，传授学徒技术，提倡教得好，教得快，教得全。提倡尊师爱徒，提倡师傅以教好技术为光荣，学徒以学好技术为光荣。（二）新收学徒，老板可以自由收请不受限制，但在确定收学徒时须通知工会，并在当地劳动部门备案。（三）现有学徒今后主要是学好技术，师傅教好技术，师徒双方负责订立合同，要求在学习期满时，能够掌握一定的技术。（四）学徒因公致病之医药费用，经医生检查证明，小病、轻病及短期病症由师傅负担，大病、重病及长期病症，如师傅全部负担有困难时，可由工人申请，从工会会员困难补助金中酌情补助一部分。（五）学徒3年出师之旧例可以保持，但应尽可能提前教好技术。出师后如因生产发展店内用人，双方自愿可以留下工作，工资另行协商。（六）劳动者内部的雇佣关系，应本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协商解决之精神，处理一切问题。（七）劳资关系中如有纠纷，应本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协商解决，必要时可经过劳动部门调解、仲裁或经法院判决。（八）雇请临时工人期满后可以辞雇，不作解雇处理。（九）工作时间，在半机器工厂及手工工场中，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0小时；零散的厂店、作坊，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2小时。（十）休息日连同新旧假期在内，一年暂定45天至70天，各地各业可结合具体情况协商规定。基层工会干部之会议活动，每月不得超过两个生产日，一般工人活动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你处如有，请给我一阅。请你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将湖北文件转发各地，要各省也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如何？”湖北省委的指示说：湖北自解放以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小生产者当作资本家，把劳动者内部雇佣、师徒关系当作劳资关系，因而造成关系紧张，影响生产。加之盲目强迫组织联营和合作社，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某些措施不当，致使部分手工业者不敢大胆雇人，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都使手工业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严重。指示作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六项决定。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3月25日 为转发中共山东胶州地委三月十四日关于通过县、区、乡干部大会布置和检查工作进行“新三反”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指示。指示说：“此件极好，可以发到县委阅看（并登党刊），并可普遍仿照施行，有利无弊。胶州专区所辖各县中已有五个县正确地解决了新三反的问题。其办法是由县委召集县、区、乡三级干部开会，到会人数多者一千四百人，少者七百多人。他们不是专为新三反而开会的，而是为了检查过去工作，布置今后工作而开会，就在这个会中展开了新三反斗争，由县委先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引导区、乡干部向县、区提出批评，并广泛地展开了自我批评。会议不但批评了坏人坏事，又表扬了好人好事，使人们知道去掉命令主义之后如何去做工作。开会时间十二天至十五天，是用整风方式进行的。这样做，受损伤的人很少，而团结教育觉悟起来的人则很多，各地都可以这样做。由省委指导地委，由地委指导县委好好地去做，做得愈有准备有秩序些就愈好。至于极少数最典型的坏人坏事，则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作专案处理，并予以揭露，教育党和人民。”
同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3月26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苏共领导人商谈朝鲜停战方案的情况，并确定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
3月27日 阅财政部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有教育意义，应由中财部（加一报头，说几句话）发给各大区及省市财委及其财政管理局。”
同日 致电金日成（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现友方（指苏联。）提议，拟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再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请考虑在平壤发表声明后，即由人民军总部宣布南日同志已任外相，改派李相朝同志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拟告李相朝同志偕乔冠华同志于本月底由北京动身经平壤往开城。中国志愿军谈判代表拟即由丁国钰、柴成文两同志担任。李克农待谈判重开后即来开城。
同日 致电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指出：如金首相同意此项信稿（指由中方起草的金日成、彭德怀对克拉克1953年2月22日来信的复信稿。），请即以电话告开城并电复我们。开城可于二十八日下午将此信交给对方，平壤、北京于二十八日晚广播，二十九日登报。如美方同意派联络官会晤，商定恢复谈判日期，望即电告。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三月二十六日的信（这封信中主要介绍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收集的工商界“五反”以来存在问题的情况。）及附件收到，甚谢。此种材料有用，已转付有关同志阅看。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
同日 复信林志钧（林志钧，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惠书及悼斯大林大元帅长诗收到，充满对人民的感情，极为钦佩。”
同日 晚七时四十分，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3月29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三月二十六日关于“新三反”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山东分局此件指出各点均很好，可供各地参考。”山东分局的报告提出在“新三反”斗争中，要掌握三个环节：（一）结合中心工作处理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例。到一定阶段，对好人好事予以表扬，好的、坏的典型都公之于众。（二）通过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和布置工作，领导上进行自我检查，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三）今年参军运动及春耕生产工作均紧密地贯彻了“新三反”斗争的精神。报告还提出，要严格防止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的偏向和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以命令主义反命令主义、以违法乱纪反违法乱纪的错误。
同日 晚九时，审阅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草稿）》，在末尾加写一句话：“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半小时后，约周恩来商谈。声明指出：中朝两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之，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3月30日 致电金日成（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现将北京声明稿发上，并请转给友人一阅。此稿准备于今（三十）日晚间广播，三十一日登报。你对此稿有无意见，望立电复。平壤声明何日发表，请告。”三十一日，复电金日成：“三十一日电悉。你的声明（指金日成发表的《完全同意和支持周恩来的声明》。金日成的声明于1953年3月31日发表。），我们完全同意。”
同日 阅全国合作总社西南区办事处三月二十日关于西南区合作社调整商业后的严重情况的报告，批示：“邓小平同志：此件值得注意。你前次所谈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均是当地犯了错误。万县材料见早几天的《内部参考》，是三反、五反中地书（地委书记的简称。）曾戎犯了严重的乱打乱捕及迫死许多人的错误所引起的，应当彻查平反。合作社问题则不止江津，而是全四川各地，犯了大规模撤退的错误。以上请你以电话与西南局一商妥为处理。”西南区办事处的报告说：四川省截至三月初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合作社撤销了三千五百多个经营和生产单位，营业额普遍下降。由于这样收缩，造成了合作社业务上的混乱和社员的不满。不少干部无原则迁就私商，私商乘机扰乱市场，杀价收购、高价出售。
3月31日 审阅修改邓子恢根据毛泽东三月二十四日指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电报稿。主要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百分之六十、七十，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并将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发到会各同志，准备讨论用。”四月二日，再次审阅这个指示稿。在指示稿中第三项“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劳资、雇佣和师徒三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之后，加写：“但在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些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对于工人和学徒存在着待遇恶劣的情形，亦应当予以妥善的处理。”四月四日，批示邓子恢：“湖北手工业协议，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请予酌定。”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
4月1日 下午六时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六时半，同张闻天谈话。
4月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稿，重拟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对指示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湖南省委三月十四日电及中南局三月二十一日来电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及中南局的请求，将群众性的戒烟运动推迟执行。并认为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推，则是不正确的。当然，除了遇着紧急情况，地方党政有权得先行处理，然后报请上级追认外，一般事件，最后如何处理，均应报告中央或其他原决定的上级机关批准，然后执行。”
同日 阅中南行政委员会三月三十一日关于整顿小学若干问题的指示，批示：“周总理、习仲勋同志：此件你们觉得如何，我看很好，请习交教育部加以研究，有不妥当处酌加修改，由政务院转发各大区、省市仿照施行。”二十二日，政务院转发修改后的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指示。指示说：整顿巩固、保证质量，是中央对目前整个文教工作的总的方针。中南区的小学教育，过去三年来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领导上缺乏计划性，工作带有很大盲目性，目前情况相当混乱，质量多数低劣。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整顿。指示提出了六项具体整顿措施。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高岗接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情况说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
4月3日 阅白学光（白学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三月二十七日关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致信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信中说：“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一）请彭、黄主持，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二）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塌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发至各总部下面的一切部，卫生部还要发部长、各副部长及处长各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白学光的报告说：过去军队卫生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一，摊子摆得太多，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没有指导。第二，领导不集中。贺诚部长经常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几个副部长虽然有分工，但很少一块研究工作，形成分家的现象，有些问题推来推去就误了事。第三，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医疗事故多；二是严重浪费；三是成分复杂，各单位领导水平不高；四是许多干部（不论政治、行政、业务）不安心在卫生部门工作，卫生部缺乏政治思想领导，不能很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白学光建议：贺诚部长回到军委卫生部坐镇；认真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希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党委加强对卫生部门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实一批必要的骨干。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杨得志（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并王建安（王建安，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电，作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举行小规模的歼击战，每次歼灭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九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请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之。至于一次同时在前线打数十个据点之敌的战役性的作战，则以待至五月中旬或下旬为宜。”
4月5日 阅彭德怀三月三十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长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毛泽东批示：“朝战停后，十一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周恩来1953年4月3日在彭德怀报告上批的意见是：“现在铁道兵团共有十一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请注意。”
同日 将许涤新（许涤新，经济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5年7月任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四月二日关于一、二两月工商情况的报告送黄炎培、陈叔通阅，附信说：“许涤新的报告颇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4月6日 晨零时，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在六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一○九、一一○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以免因此发生争论陷于被动。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7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我方今日发言应表示我方了解对方的立场是将“联合国军收容下的全部病伤被俘人员完全送交”我方。如果对方默然，即证明自愿原则已不存在；如果对方声明并非全部，则我方即可保留将来遣返者收容于中立国的要求，但在联络官会议中可先解决直接遣返的安排细节问题。
同日 审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批示：“刘、周、陈、乔木、罗迈（罗迈，即李维汉。）阅。请考虑提交政协常委会（可扩大些，多邀几个人）通过，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名义发表。”十七日，再次审阅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加写三条：“十九、向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致敬！”“三十三、男女盐民及盐业工人们，为提高盐的质量而努力！”“三十四、男女船民们，为水运畅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而努力！”同时，批示邓小平：“（一）略有文句上的增减。（二）政协会谈此件时，应邀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先谈一下，或在一起谈也好。”二十日，口号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
4月8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在交换病伤战俘协议达成时，须准备发表一书面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人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十一日，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二十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病伤被俘人员。
4月9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现将朝中两国政府建议的说明信稿（南日1953年4月9日致哈利逊的朝中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建议的说明信，对3月30日和31日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元帅先后发表的声明中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新建议进行了解释：一、我方认为，在停战后双方战俘应予全部遣返、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二、鉴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成为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朝中方面在这次新建议中对于战俘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作了明显的让步。三、我方的这一建议正是根据日内瓦公约、国际惯例和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规定的战俘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坚持拘留方面应保证不得对其所收容的所有战俘采用任何强制手段来阻挠他们回家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保证将停战后未得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释放出来转交中立国。四、朝中方面不承认有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因此所谓“强迫遣返”或“武力遣返”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我方主张将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经过我方的解释，使他们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发给你们。这一说明是以南日同志名义发给哈利逊的。可于明（十）日在联络官会上面交对方，并于明晚在平壤、北京两地广播，十一日登报。有了这一说明，我方可更主动地要求对方在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定达成协议后，接着商定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的日期。”
同日 阅程子华、张启龙（程子华，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理主任。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启龙，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三月二十四日关于调整商业与实行新税制后各地供销合作社出现严重危机等问题的报告，和邓子恢三月三十一日关于供销合作社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中央到会各同志及曾山、贾拓夫、姚依林、程子华、张启龙各同志阅看，准备下星期讨论此问题。”程子华、张启龙的报告说：由于不少地区对中央调整商业指示精神领会不全面不正确，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主义手段，不根据具体情况就撤销供销合作社的零售点，不合理地限制经营额和减少经营品种，加上新税制的实施，致使全国供销合作社经营额普遍下降，造成供销合作社的严重危机。各地供销合作社被迫紧缩机构，大批“精简”或准备大批“精简”干部。邓子恢的报告说：我认为程子华、张启龙的报告应由中央转发各地办理，先停止供销合作社目前大批裁员、大量撤销零售网点的状态，以避免供销合作社日趋瓦解的趋势。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4月1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阅中共地质部党组四月三日关于反官僚主义检查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发给各同志阅看。就是要这样和被领导的单位密切联系，抓紧检查，全盘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改正错误，表扬成绩，使工作任务能按计划完成，才算有了合乎情况发展的领导。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无领导的现象太多了，必须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得做领导工作的能力和方法。领导者无领导，这是官僚主义者，不是领导者。”地质部党组的报告说：当前最突出的官僚主义表现是：部、各地区局与勘探队上下脱节，情况不明，大事不摸底；工作指导上控制不紧，检查不严，严重缺乏思想性，以致好事得不到发扬，坏事得不到改正，存在放弃领导，甚至发生分散主义的现象。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准备采取派出调查组，分工负责与局、队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推动局、队揭发官僚主义等措施。
同日 阅董必武四月三日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及随信附送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稿）》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将两个附件中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并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同日 晚上，同高岗谈话。
4月11日 为转发钱瑛（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批语。批语说：“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同志关于在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根据此件加以检查，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将自己过去所发命令、指示中犯有错误的部分，迅速加以纠正。因为报告中所指各项不能容忍的坏事，或类似的坏事，除了个别事件，例如盐民、渔民问题及种蔗问题，只是在广东及其他若干省区存在以外，其余各项是带普遍性的，几乎每省（市）都有，只是件数多少不同而已。这些事件，很多是发源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其次就是省人民政府和专署的有关部门。而发生了这些事我们还不知道，有些甚至部长也不知道。由此可见，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中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钱瑛的报告要给各司局长同志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务必迅速加以检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纠正各项不能容忍的错误。”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奉命回国的宋劭文（宋劭文，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汇报关于苏联援助中国“一五”计划项目的中苏会谈最新进展情况。十三日下午，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宋劭文的汇报。会议同意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所提的建议，赞成在援助项目清单中去掉三类项目：（1）没有地质资料的；（2）中国自己已办得了的；（3）过几年才能办的。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援助协定上签字。
4月13日 审阅安子文四月十一日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刘、周、朱、彭、邓、邓、饶（彭、邓、邓、饶，指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阅：此事因涉很广，今年工作太多，以推迟至一九五四年举行为宜。退安子文同志办。”报告中说，我们草拟了一个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办法（草案），提出了中央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委员会的名单，请中央审批。
4月15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及附件收到，已转有关同志参阅。此事请与许涤新同志联系，有材料请交他。”经过黄炎培等同许涤新协商后，五月二十五日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联合召开工商业问题座谈会，就产销问题、中小工业与手工业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税务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和工商界思想情况交换意见，并提出建议。
4月16日 审阅戎子和（戎子和，当时任财政部代理部长、党组书记。）四月九日报送的中共财政部党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税法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即送周总理、邓子恢同志：此件应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加以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召集戎子和同志至中农部开会商定，然后替中央起草一个给财政部的指示，于数日内交中央几个同志看过发出，因财政部的会议四月二十日就要开了。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据湖北报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春荒断粮。大概全国农业人口中有四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闹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年年如此。必须从今年征粮中开始认真解决此问题。今年是否应比去年加征十六亿斤和发四十亿斤公债，也值得再考虑。”二十一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财政部的指示稿，将其中的两段话改写为：“一九五二年公粮实收数为三百四十八亿斤，有些地方如河南、苏北等地由于查田定产偏高，农民负担显得过重。去冬今春，长江黄河之间受寒流侵袭，有些地方番薯和春季作物受损颇大。今年全国雨量如何，目前尚难断定。有些地方，发生旱灾是可能的。因此，今年国家概算中所列征粮计划能否完成，公债发行应否实施，均须从长考虑。但目前就宣布不增加农业税和不发公债，改变国家概算计划，则为过早，应当看几个月再行决定。你们可按各地实际情况，适当地部署夏征，保证农民不要负担过重。确实困难户，实行减免。”“征粮中的社会减免问题，关系极大，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必须认真减免农业税，望经此次农业税会议拟出具体可行办法，并望多注意对穷困的偏僻山区加以特殊照顾。对约百分之十的农户实行减税免税问题是整个农业税政策中的极端严重问题，过去几年都做得不好，今年一定要做好。”并批示：“刘、周、朱、高、邓、邓（高、邓、邓，指高岗、邓小平、邓子恢。）即阅，尚昆办，于二日内发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4月17日 阅彭德怀四月十五日关于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检查反官僚主义情况的报告，批示：“彭：（一）此件已阅，还你；（二）军衔件已转各同志阅，拟在中央会上讨论。”报告说：自遵照你的指示，于军队系统进行反官僚主义后，军委直属各部门已引起了重视，除本部门检查外，总参作战部、情报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等单位，还派出二百多人，分别由各单位的首长率领，着重进行了到下面检查和实地帮助。
4月18日 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如对方在会上同意商定复会日期，我方可提议将会期定在二十五日，以便我们对具体实施办法有所准备。
4月19日、20日 两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邓子恢关于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20日 致电志愿军司令部、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停战谈判四月二十五日复会（后推迟至4月26日复会。），原志愿军首席代表边章五因病住院，不再出席，解方（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代表。1953年9月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同志因另有任务，亦不能出席，因此决定以丁国钰同志为志愿军首席代表，柴成文同志升任代表。
4月21日 复信李烛尘：“四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来信收到，阅悉，甚谢。你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你的建议（指李烛尘用一个多月时间调查天津市四十多家大小工厂后，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解决工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负、资金等问题的建议。）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已将你的信发给许多有关同志去看去了。”二十六日，再次复信李烛尘：“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4月23日 阅邓华（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1954年2月、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1955年4月改称沈阳军区）代理司令员（1955年3月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四月二十日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这次恢复谈判，停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我们必须遵照主席指示的方针，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毛泽东批示：“彭：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理论学习问题、供销合作社工作问题。
4月24日 晨，致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板门店双方代表团会议，将于二十五日恢复，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关于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已征得了金首相的同意。现将方案（指南日准备1953年4月26日在板门店重新复会的朝鲜停战谈判会上提出的我方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遣返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后又称4月26日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共有6项。）随电附上，望邀集朝中双方负责同志加以研究。我们将于今夜以执行这一方案的各项步骤电告。
4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高岗四月十九日关于一九五三年度计划提要报告的批语稿。在报告稿中加了一句话：“这个计划提要，是首先由中央财经委员会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编制，至今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接手而后编成的。”并批示：“刘、周阅后，尚昆以代电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另印发如前示。”
4月26日 阅中共中央西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及政府系统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报告，批示：“周总理：此件似可转至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叫他们对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及省市政府，仿照办理，以期统一地作一次改革。请考虑酌办。”西南局的报告说：为在大区一级加强政府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规定：一、决定撤销行政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同时健全与加强各委、局、院、行的党组与党组小组的工作。财经、文教、政法、民族、监察各党组均直接归西南局领导。二、政府各党组及党组小组严格执行每月向西南局作定期综合报告一次等项请示报告制度。三、西南局实行统一领导和各同志分工负责的制度。
同日 上午，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个文件交胡乔木修改。下午，阅胡乔木关于工会四个文件修改问题的来信，批示饶漱石：“我同意胡乔木同志所作的修改，请你和工会负责同志再加斟酌。乔木在这封信上所指的缺点（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对目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说得不多，只是一般的纲领性的说明，对工作中有哪些要推广的好的经验，有哪些需要批评的错误的倾向，有哪些须加以澄清的争论，或者说得过于简单抽象，或者简直没有说，因此减少了应有的力量。），我也有此感觉。现在距开会尚有一段时间，是否可加以补充，亦请你们考虑酌定。我今天有些感冒，明天不一定到会。”
同日 审阅彭德怀本日转报的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关于大军区以上军官军衔应于五月五日前审批下来的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上写批语：“今年各项工作均挤在一起，颇为紧张，军衔评定工作推迟至年底不知如何？”毛泽东批示：“彭：推迟至年底好。”
4月27日 感冒发烧。刘少奇前来探视。
同日 审阅陈伯达起草的《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批送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阅：“此是陈伯达同志为党代表会议起草的文件，我看了，不甚妥，准备另行起草。此件你们可以望一下。”
4月28日 复电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来电所提各项意见（指乔冠华1953年4月28日零时30分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发来的发言稿所提出的意见：我方在4月28日会议上准备继续坚持立场，回击对方的所谓无限期拘留和强迫遣返之说，对对方暗示无期限休会以适当的还击。发言的重心准备放在说明将战俘送到中立国去的合理性上。）和发言稿，一般同意。为着引导对方进入具体协商的意见，以利谈判的开展，在发言稿中应加上两点：第一点，说明我方所提六条方案已经考虑了对方的三点建议。第二点，只说明在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送到一个中立国去的前提下，我方不打算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国中提名这样一个中立国，而不要去驳斥对方昨日会议中所说的“中立国监委会的成员不管由何方提名有责任作为中立者行事”那句话，也不要再具体地提到瑞士，因为我们将来提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时还要利用对方这一句话。最后应该说，双方在谈判中对于对方的建议应该仔细考虑，寻求妥协，而不应该抹杀一切，完全否定，这是对于以妥协精神促成朝鲜停战的希望不利的。
4月下旬 审阅四月二十八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在第三项中加写一句话：“在一般情况下（特殊者除外）下去检查的干部应该通过而不是超过被检查地区或单位的领导机关去进行检查。”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高岗、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每次发言要有中心，不要重复过去已经说过多次的话，并且为引导对方考虑和回答我们所要弄清的问题，也不宜牵涉到这一次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上去，免得对方借此乱扯，难获战果。以后发言，亦望注意这一策略。不管对方今日反应如何，三日均应休会一天，以利观察各方形势。
同日 复信章士钊（章士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四月二十日给我的信今天看到，已遵嘱抄寄甘肃邓主席（指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请他调查去了。”
同日 复信毛泽荣（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吧，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5月3日 嘱机要秘书电话告知杨尚昆：今后中央会议的议事日程由杨负责，讨论的问题要早三天通知到会人看文件。
5月初 阅华北区税务管理局四月二十日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说：我们按照中央指示，认真贯彻多赚多征、少赚少征、不赚不征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注意干部作风，防止强迫命令现象。这次工作比过去都稳当细致，工商业者一般反映良好。根据目前各省市初步统计，大体可以完成计划任务或稍有超过。毛泽东批示：“根据此件，只要认真去做，任务与政策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说，只有彻底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5月4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你们五月三日十六时四十分简报称，据归俘谈，济州岛敌第八战俘营中仍有大批我病伤人员。按第八战俘营是坚持遣返的战俘营。望立即就归俘此项报告进行详细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在必要时反击敌人。”
5月4日、7日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国营商业目前情况的报告，并讨论商业工作的几个文件。会议决定周恩来、高岗、薄一波（负责）、曾山、姚依林对商业部关于一九五三年商业工作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再提交中央批准。
5月5日 晨，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同意来电所提方针，但在与对方谈判中应采用主动的诱导的方式，以套取敌人表明态度，不要穷追硬逼，造成无话可说或各说各的局面。我们可告以在对方同意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送到中立国去的前提和条件下，我方即可考虑回答中立国的具体提名。
同日 审阅中共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转报的王一夫（王一夫，当时任内务部副部长。）四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灾情和公粮征收中的一些问题给谢觉哉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像报告内所说的那些地方，应当放手大批减，大批免，不应再有犹豫。”王一夫的报告说：造成西南灾荒的主要原因，除了贫瘠山区生产落后、收入微薄外，还有征收农业税超过群众负担能力的问题。一般干部存有超额完成任务的思想，本应减免的不减免，也有评产时有意提高产量，造成超征。
同日 致信黄炎培、陈叔通：“这里有两个华北的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同即将去朝鲜前线接替解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李达（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司令员。）谈话。
5月6日 致信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这个会议推迟至1953年6月13日召开、8月13日结束，即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 审阅修改贾拓夫准备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批示：“高岗同志：此件看过，可用。我只作了一些文字性质的修改，请即送贾拓夫同志照此去讲。”又批示：“刚才又接到恩来同志的修改稿，他比我看得更仔细，我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请高统一加以修改，再交拓夫去讲。”贾拓夫的报告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情况、新的建设任务、目前国营厂矿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一）到一九五二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多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胜利地完成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我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有增长。在现代工业中，国营工业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现在不但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走上国家计划的轨道。（二）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国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基础，并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在这一总的目标下，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积极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有步骤地促进其合作化，正确地发挥私营工业的作用，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三）为了把管理工业的水平提高一步，目前应特别注意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和推广先进经验，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
同日 致信周恩来：“请于今日晚间（距板门店开会要提前一较长时间为宜），找印度大使到你处，真实告诉他，我方将于七日十一时提印度为中立国委员会五国之一，并将新方案交给他。并告他，我方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仍然保留，如美方对我方态度恶劣，我们仍将回到老案，那时并将提名印度一国为接管战俘的唯一中立国。希望印度暂时不要在这两个方案中宣布单独欣赏第二方案，而对第一方案则认为不妥，因为美国甚狡猾，如它不接受我第二方案，则我仍将回到第一方案去。实际上将战俘送到印度去，不会使印度发生很大麻烦，相反，可能大多数战俘会迅速被遣返，剩下的不过少数。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第一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将第一方案堵死。亚洲国家应当团结互助，帝国主义总是对我们没有好心的，中国对印度则是信任的。”六日晚，周恩来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高伯登，把中国方面将在七日提出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第二方案交他转达印度政府。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现将第二方案的发言稿全文发给你们，望准备在五月七日大会上抢先提出，并在发言后以书面文件交给对方。”“我方提出新方案，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使我们更处于主动，以利与对方进行谈判斗争。如果对方因我让步而故意对新方案在中立国问题上或武装问题上与我纠缠，我们视情况仍可提出第一方案使其选择。即是说，或者将其余战俘送到印度这样一个中立国去，或者让五个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以武装接管留在原拘留地的其余战俘，二者之中必须选择其一。”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西北军区政治部并转甘肃、青海省委并告西南局电：“基本上同意西北局五月二日修改补充后的甘青剿指布告。只是（一）第三条（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3条的内容是：“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幡然归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幡然归来’，改为‘诚意回来’，较为通俗易懂；（二）第五条（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5条的内容是：“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最后一句：‘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应删去，不绝匪首自新之路。”
5月1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的指示的批语稿，并批示：“周总理：为了得粮，使富农、小贩得些好处是可以的，文尾数句（指批语稿中的这一段话：“中央同时同意你们采取卖粮买货者给以九七折优待办法，但对个体农民结合合同方式集中卖粮二吨以上者给以百分之五的优待，是否会有利富农、小贩，而使零散卖粮的农民得不到好处？请考虑。”）可删去。”
同日 晚上，和萧克、吴法宪（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同从朝鲜战场回国就任新职的王近山（王近山，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代理司令员。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东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谈话，彭德怀参加。萧克汇报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修订情况和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军训情况；吴法宪汇报了关于志愿军空军作战的情况（据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953年1月至4月共击落美机70架、击伤21架。）。
5月上旬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发动群众讨论一九五三年生产计划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发给各地参考”后，加写：“普遍推行。此件可登党刊。”并批注：“天津市委关于发动工厂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的经验，值得普遍推行。”
5月11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财经警卫武装领导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重要的国防工业、重要的机械工业、重工业等，应由人民公安部队派出部队担任警卫外，其余的工厂、矿山、企业部门，均应自行组织警卫武装并将其列为各经济企业部门本身的组成部分。此种警卫武装在目前是国家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担负保卫经济建设、生产安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人民经济警察，它成为人民警察的组成部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农业税等问题。
5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公安部工作、华侨工作、气象预报问题等。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会同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刘景范起草一个关于宣布“三反”、“五反”总结束的内部通知；由周恩来主管，就全国各地应重视气象预报问题，分别以政务院、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和一个指示。
5月13日 阅周恩来五月九日关于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讨论文教系统统战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财经、政法两系统的统战工作，亦宜进行检查和调查。”
同日 复信张澜、黄炎培：“五月五日惠书（指张澜、黄炎培1953年5月5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周孝怀君从上海来信，大意是：希望政府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还谈到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政府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以供参考。”周孝怀，当时任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及周孝怀先生意见书，收到，阅悉；并已转付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阅看。其中有些问题，已请周总理酌处。便时尚希转告孝怀先生。周书奉还。”
5月14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同意来电分析和对敌方荒谬建议（指1953年5月13日哈利逊在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上提出的26条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在停战后，将“联合国军”所拘留的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分裂为二：（一）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将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而不转交中立国。（二）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交给一个受着种种限制而被瘫痪了的中立国委员会，经过60天拖延之后，仍然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提出强硬批评方针以及要点。今天的发言以精练简短为好。只突出要点，凡不必要或未成熟的句子都去掉。在作这个发言时应声明这是初步意见，保留对对方发言及方案作全面发言的权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外交工作、工业干部教育和农村贷款工作问题，并决定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情况公报》，由周恩来、高岗负责审阅，是否公布交下次中央会议决定（这个公报后来没有公布。）。
5月15日 致信黄炎培、陈叔通：“此两件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为盼。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同日 晚九时，同彭德怀谈话。十时半，应高岗的要求同他谈话。
5月16日 晨五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一般同意来电办法，将四个主要问题分开，每天谈一个问题，以便使论点集中、明确而深入，易收效果。但要避免使分开问题形成分裂问题，以免被对方或者各个击破，或者认为我们是每天提新问题，故生枝节。为此，必须将几个主要问题用敌我整个立场基本分歧的对照贯穿起来：我方主张将全部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便对他们的遣返问题求得公正解决，这是合乎我方既反对强迫扣留，也从不主张强迫遣返的一贯立场的。而对方虽然再三承认不应对战俘施用武力加以阻止或迫使他们回返家乡，但实际上却主张对我方朝籍被俘人员实行在停战后在对方军事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这就是直接的强迫扣留。对志愿军被俘人员，则将其交由一个瘫痪了的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并使对他们的解释工作受到重重限制，经过两个月拖延之后，仍在对方军事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这就是变相的强迫扣留。这一基本立场分歧的对照，应在每天分设一个问题时先指出来。”
5月17日 晨六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一般同意来电各点意见。我们亦认为对方因其方案不得人心，正在想转，至于是否真转，目前尚不易肯定。敌人提出休会三天，我们应抓紧会外宣传斗争，以配合国际形势来打击敌人的无理立场，使其更陷孤立。”“目前正准备一个发言稿，其中心内容是指出双方基本分歧：对方是破坏谈判基础，强迫扣留战俘并瘫痪中立国；我方则是既不许强迫扣留，亦不主张强迫遣返，并尊重和信任中立国。”“开城方面亦应多组织阿兰、贝却敌（阿兰，当时是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贝却敌，当时是法国《今晚报》记者。）等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以资配合。估计敌人因国内死硬派吵闹的压力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不易解决，挑衅和拖延的可能性还是存在，我们在这方面亦应加强警惕。”
同日 复信黄炎培：“五月十六日惠书（黄炎培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53年4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个地方组织的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建议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信中还提出要采取办法吸收社会上的游资、睡资投入生产。）及附件（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地方工商情况汇报会根据各地材料汇集的《资料简报》和《资料提要》。）收到，甚谢。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政府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问题作成一个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
5月18日 致信彭德怀：“关于去朝鲜工作一个时期的问题，西藏来的同志除张国华（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外，还有范明（范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三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请一并考虑，是否可以让他们两人都去锻炼一次。”“此事请询问一下李维汉同志。”
同日 复信陈叔通：“五月九日惠书（陈叔通信中说：送呈上月召集6省工商联秘书长汇报资料一份，又参考资料第10期至第12期共3份，请备查阅。现在是到了要求得解决的阶段。税收方面，政府已作很大的努力。劳资关系，经过这次总工会第七次大会，必有很大的改善。同时，资方应该改造思想，求其在己。至于资金问题，只要公私、劳资关系搞好，可能有办法，即游资、睡资亦可能投入。打通销路，积压亦得到解决。依赖贷款不是办法。总的说来，国营要加强领导，私营要先了解政策。）及附件数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承示各点，我以为是正确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讲话。在谈到办学问题时说：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而且先要解决大学的领导骨干问题。同意总理意见，从宣教部门与青年团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领导。训练与提高中学领导骨干很重要。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在谈到教材编写问题时说：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在谈到历史与语文教学问题时说：历史与语文应分开教学，责成组织委员会讨论解决。在谈到文字改革问题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搞出简体字来，简体字可以创造。同时要研究注音字母，它有长期历史。将来拼音，要从汉字注音字母中搞出字母来。文字改革，第一步用简体字，注音字母，第二步拼音化。在谈到小学的整顿问题时说：“整顿巩固，保证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好，但不要整过头了。同意少奇同志意见（刘少奇的意见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可分为3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子女上学。），应允许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民办小学的存在不限定年限，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钱。学田（学田，指划归学校所有的田地，以田地的收入作为学校费用的一种来源。）也可以容许留，但要在有机动土地的地方，并在有可能拿出来的条件下，才能给学田。
5月19日 致信刘少奇、杨尚昆：“（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洛甫、贺龙（洛甫，即张闻天。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及其他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的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同日 审阅杨尚昆本日关于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好，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的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毛泽东批示：“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三）十四号通知照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东北局五月十六日关于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所属的电报。电报说：各地在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时，对其中“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语，在中央未指示如何传达以前，只可传达到县委书记一级干部，并应嘱咐他们暂不下达，亦不向群众宣传，以免引起部分群众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毛泽东批示：“邓子恢同志：此事有通知各地之必要，请考虑加按语转发此电，或另拟一电，送我一阅为盼。”六月初，审阅修改中央关于各地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委的电报，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饶漱石阅后发。
同日 阅陈叔通本日来信，和陈叔通本日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信（陈叔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已看到黄炎培转去的毛泽东15日给黄和他的信，主席的指示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努力的方向，并亦与黄谈起民主建国会会员亦要共同努力。在给毛、周、邓的信中说，他向来关心农村，是因为尚未到工业化，农村是大本营，就是到了工业化，农村还是十分重要的。政府说增产不增税。有的地方根据估计产量征税，这不能不说是依率计征，但还是等于增税。这样农民受不了。）及所附一封反映常熟农村情况的信（这封信中介绍了当年小麦收成、农民断炊户的比例和银行在农村存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情况。），批示：“周总理、小平同志阅，交李维汉同志：此数件阅后，请维汉登入《零讯》。原件用后还我。”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基本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草稿，责成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批发。（二）修改通过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备忘录和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的回文（草案）》等文件。回文草案指出：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五十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三）成立由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黄克诚等十六人组成的中央保密委员会，并责成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各种保密制度和严格的惩罚条例。
5月20日 晚上，同前来汇报工作的黄克诚和从朝鲜战场回国述职的洪学智、即去朝鲜战场就任新职的黄永胜（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谈话。
5月21日 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五月二十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初步布置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报告，加写第四条：“（四）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并批示：“周、彭再阅，加了一条。”同日，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意见给金日成的电报稿，加写：“各组调查采取实事求是方针，不夸大，不缩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
5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新闻稿。新闻稿中有一段转述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意见的文字是：“林汉达（林汉达，当时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秘书主任根据胡乔木委员的叙述，传达了毛主席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毛主席认为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书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毛主席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毛主席指出：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毛泽东将这段文字的开头一句话改写为：“接着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可以作为本会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即是说，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同时，删去文内“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指出”、“毛主席的主要意思是”等字样；将一处“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修改为：“一致同意上述意见”；将“主席所指示”、“主席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改写为别的文字。毛泽东在给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的信中说：“此件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私营企业中各项问题集中于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在私营企业中可以搞竞赛。“一视同仁，有所不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不同。中国的上层建筑已为人民所有（政治关系），很大地影响私人所有权，且受限制，极不巩固。私营企业基本上是无政府主义与分散主义。生产经营搞不好，公私关系永远不得解决。增产（生产改革）包含数量与质量（价廉物美）。资本家究竟三分天下有其几，值得研究。四马分肥，资方很赞成。公私、劳资关系，应以增产节约为方针。利用私营工厂训练技工、熟练工人，口号为统筹兼顾。工人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生产，同样光荣，要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进行教育。在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增产节约的基础上，提高物质待遇。资方分去的红利，由其自己处理。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六月十一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议程及出席人员的通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会议决定，今后凡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文件，由分工负责的同志审阅核定后，必须再送主席看过后方能发出，否则无效。主席因病、因事请假或出行时，由代理人负责阅看。今后各部门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的原则，克服分散主义的倾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贺龙、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出席会议。
5月24日 致信杨尚昆：“嗣后中央讨论经济工作（工业及其他）的时候，请邀刘澜涛同志到会，并将文件预发他看。星期一讨论高岗同志的两个议程，请即照此办理。”
同日 审阅萧克五月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的报告，批示：“（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2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主要作两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今天革命已经胜利、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之后，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关心农民的疾苦，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从发展生产的环节上，去逐步地改善农民的生活，农民就会不能忍耐，不能原谅我们，就会要损害工农联盟。”（二）“一九五二年的农业产量虽已超过我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但是我们的农业水平还是非常低劣，农民的生活还很贫困，农产品还远远不够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农民不但基本上没储粮，而且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贫苦农民缺少食粮，要闹春荒夏荒，此外，国家的粮食储备也还很少，我们国家还经不起一个较为严重的灾荒。”并批示：“速送刘、周、朱、高、彭、饶、习（高、彭、饶、习，指高岗、彭真、饶漱石、习仲勋。）阅，尚昆办。用电报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另在北京印发如前示。”
同日 审阅刘少奇五月十三日转报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月制订的《顾问团工作守则》，批示：“在第一条内加了一句，并将爱国主义放在文尾。”二十七日，致信王稼祥：“在给越南工作同志的《顾问守则》中，第一条，‘热爱越南人民及其一草一木’句之下，应加‘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同志’。如该件尚未发出，请将上列文句加进去，为盼！”二十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的《顾问团工作守则》，由对外联络部发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目前机械工业的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草稿），决定由高岗加以修改，并代中央起草一指示；批准高岗提出的努力争取在三年内完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今后三个月内将所有各财经部门的工作，提交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适当的指示。二、关于中央办公制度及文电处理的改善办法，指定周恩来（负责）、刘少奇、邓小平、饶漱石、杨尚昆提出意见，交中央决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贾拓夫、张玺（张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4月又任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安子文、张有萱、段君毅、汪道涵（张有萱，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局局长。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汪道涵，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出席会议。
5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公安部第二次全国基本建设保卫工作会议决议稿、罗瑞卿关于第二次全国基本建设保卫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彭真为中央起草的批语稿。会议决定：一、为了促进我国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我国对外贸易部门应经常了解其需要，提出确实的计划。在我国生产方面，应为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生产一部分必需的产品。此事应由国家计委加以注意。二、鉴于一九五三年变化甚大，为保证国家预算的平衡，应注意增加收入和紧缩支出。六月十一日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应将此问题列入议程进行讨论，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李维汉出席会议。
5月27日 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谈工作问题。
5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安子文关于五月四日召开的第二次编制工作准备会议讨论编制方案所提意见的报告，决定将编制问题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会议批准对外贸易部向日本出口食盐三十万吨，并减低税收及利润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刘景范出席会议。
5月29日 听取李维汉关于外出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情况的汇报（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这是李维汉于这年春季带领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写出的。）。
5月30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5月下旬 阅薄一波五月二十日关于北京市零售物价不断上涨问题的调查报告，批示杨尚昆：“此件列入议程（指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准备讨论。”
6月1日 晨三时半，复电金日成（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复电说：“我们同意关于敌方新方案（指“联合国军”方面在1953年5月25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提出的《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中撤回了无理要求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方案，基本上接受朝中方面5月7日的方案。）可以接受的意见。我们准备指示开城在六月四日复会时，表示基本同意对方的新方案，只在各项条文作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的修改。其中主要一点拟在对方新方案第四条第十一款最后一段中作这样的修改，即：‘任何战俘凡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他们后一百二十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为他们协议出任何其他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各人的申请，其中凡有选择前往中立国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红十字会予以协助。这一工作，应在三十天内完成，完成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即停止职务并宣告解散。’我们估计这一修改与对方就地释放的原提案无基本差别，可以被接受的，但也准备如对方坚持原提案，亦可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朝鲜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草案。毛泽东说：应将病伤战俘归来所反映的情况，通报党内、军内。（二）会议听取并讨论吴波（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关于修正税制执行情况及今后税制修订的方向的报告。毛泽东在谈到今后税制修订问题时说：重点应放在政策和税率方面，不要只顾任务。因此，征收方法甚重要，结果可能多征。专营批发商有五千多户，批准的专营批发商多为大户，约两千多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说到公私完全平等（指《人民日报》发表的《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中，曾说“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是绝对错误的，落后于孙中山。现暂不批准报告，先听各地意见。报告可作为财政部的意见，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报告内容有些是好的，总账算得对不对应研究，营业税解决办法待研究。中央与地方共同成立一个小组来讨论。又说：在去年增产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三反”、“五反”，即使实行旧税制，不见得收不到。全年不过多收四万多亿元。会议认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修正（政务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前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严重错误的。关于税制修订问题，由薄一波、曾山、姚依林、许涤新、程子华、戎子和、吴波等再加研究，提交全国财经会议征求意见，再交中央讨论。会议提出，原决定由薄一波准备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现决定由周恩来主持。
6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为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生产一部分他们必需的产品。二、应注意增加财政收入和紧缩开支，将这个问题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
6月3日 下午，同彭德怀谈话。
6月4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五月一日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和批注是：（一）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二）将这一条中“了解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一句，改为“了解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三）在“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一句中的“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批示彭德怀：“此件还你。未细看，望了一下，有几处修改。另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粮食工作，研究了粮食工作的征粮、收购、调运、节约和农村自行调节问题。
6月5日 审阅关于新税制问题的五个文件（这5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薄一波的回信；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批示杨尚昆：“此五件请印发各同志。总题目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批准水利部党组五月六日关于农田水利问题的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水利部党组的批语稿。对批语稿的主要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同意这次农田水利会议所提出的各项改进工作意见，即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现时应将重点放在开展群众性的各中小型水利，并切实整顿现有水利设施，发展其应用效益方面。除单干户互助组或合作社能自行解决而又不牵涉他方面者外，今后兴办任何一个工程，应按照规模的大小，牵涉的方面，分别经过乡人民代表大会，或区政府或县政府加以审核和批准。并应按照下列一些原则进行”。并批示：“刘、周阅，尚昆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谈到民族问题（绥远（绥远，省名。1954年6月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与内蒙古）、过渡时期与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
6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开会，商谈宪法问题。
6月8日 下午二时，朝鲜停战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一年多来唯一阻碍朝鲜停战的遣返战俘问题获得解决，至此，停战谈判的所有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双方进入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朝鲜停战问题，听取并讨论戎子和关于一九五三年一至四月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及对今后平衡预算的意见的报告。会议认为：过去几年，财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在政策上、政治上和方法上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今后必须加以纠正。关于严格监督国家资金的运用，加强财政纪律，必须定出具体办法。财政部的报告可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中央批准华南分局六月一日关于加强分局集体领导与各个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并将此件发给各省市委参照办理。”决定说：华南地区正处在由改革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为了做好当前的转变和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分局领导——建立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在分局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政府工作的具体领导，克服过去曾经存在着的某些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
6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滕代远关于对铁道部过去工作的检查及一九五三年中心工作及营业线路、新线工程等问题的报告，批准周恩来关于六月十一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决定由李维汉作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阅。指示指出：争取缩短长春汽车厂的建设时间，不仅对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第一机械工业部也可以在长春汽车厂的建设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和壮大自己的建设力量，并为接踵而来的其他重要建设工程创造许多有利条件。由于我们技术落后和没有经验，要在三年内建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程，不论在施工力量的组织、施工的技术、国内设备的供应以及生产的准备等方面，都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
6月1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山东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经验的指示稿，加写两段文字：“中央曾经发出指示，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必须照顾小农经济特点，党和政府不可对农民干涉太多，即必须废止各项主观主义的和命令主义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适当地和有力地指导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必须按照农民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现有山东材料一件，证明中央此种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段文字是六月二十四日改定的——编者注）“今后各地合作社干部必须学习莱阳的经验，学会使用新式农具、肥料的技术，下乡去当农民的技术教员，将教技术和销货物结合在一起去进行。今后县、区、乡干部也要认真学习农业技术，充当农民的教员，方能有效地领导农民群众。”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列入议程。此件印发中央及到财经会议的各人。”二十四日，这个指示下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农业部党组、全国合作总社党组，并转各地、县级党政部门。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陈丕显（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56年7月省委设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安徽省政协主席。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代理第一书记，1954年10月任第二书记）。）、李雪峰、李先念、陶铸、金明（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第一书记（1955年7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2月任广东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3月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1月又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金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谈话。
6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新疆民族自治区成立时的称谓问题，名称定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听取姚依林关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国营商业工作的检查及下半年工作部署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新税制违背了二中全会的路线和《共同纲领》的路线，写了社论一篇，说它完全平等，资产阶级马上热烈拥护，共产党至少也得热烈拥护。税制报告没有批准，应作大的修改。又说：商业文件基本上是好的，估计不足是主要缺点。贸易计划总额一百五十五万亿元已变为一百六十万亿元，也被推翻了。此外，对贷款、利息应加研究，运输费、税收、搬运、劳动条件都影响流转率。会议认为：国家商业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基本缺点是，对于市场情况估计不足，国营工业利润过高，一九五三年一月全国商业局长会议后，在压缩库存与实行经济核算制方面，要求太快，收购和推销都太少。今后应注意扩大商品流通，加速资金流转，对于大批发商人必须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限制。姚依林的报告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可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曾山、陈希云（陈希云，当时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粮食部副部长。）、程子华、戎子和、李哲人（李哲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列席会议。
6月12日 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6月13日 阅彭德怀本日关于报送金日成、彭德怀准备向部队发布的停战命令稿的报告，批示：“请周审改，再退我。”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的秦基伟（秦基伟，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军长。）。毛泽东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开会。
6月13日8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会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一段时间里，讨论和批评新税制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中共中央纠正了在高、饶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预期的效果。
6月14日 阅陈叔通、黄炎培六月十二日的来信（陈叔通、黄炎培的信中说：最近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问题，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均已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中央及各级工商联合会、各地民主建国会和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够，问题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的，新问题还会发生，最好中央及大中小城市经常举行不定期座谈，以协商方式交换意见。各地有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因此建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各方面参照执行。），黄炎培十三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十二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的座谈会情况的通讯（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座谈会通讯中记述的由黄炎培根据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归纳的几点看法。（一）由于朝中方面的重大努力，以我方建议为基础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终于签订了，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现已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严明界限，分清敌我”这一正确的政策在国内外贯彻执行的结果。今后，我们要从现在的胜利走上更大的胜利，就必须人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坚持这一政策。（三）我们应该把抗美援朝的革命精神贯彻到我们国家建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在工商业界，就应该更加提高经营积极性，克服困难，改进业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以期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完成。（四）在国际情况新的变化之下，不论商业、工业和一切私营企业，必须严肃地遵守国家法令，警惕“五毒”，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用。（五）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政策法令，民建会员尤须以正确的行动来加强在工商业者中的骨干作用。）和十三日关于私营工商界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建议，批示：“周总理、李维汉同志：此两信及两附件可一阅，并可登入《零讯》。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本日，复信陈叔通、黄炎培：“六月十二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此事，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又复信黄炎培：“六月十三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民建会通知所述各点，是适当的。私营企业问题已交财委研究。”
6月15日 晨四时，就朝鲜停战协定草案有关条款的修改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军分线问题，应以十五日二十四时的时间为划线的最后根据，因此在十五日会上可将十四日没有变动的各点定下来，而在十六日会上将十五日的情况定下来。”
同日 审阅李维汉的报告《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这个报告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1953年5月向中央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将标题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并在封面上写了一个讲话提纲：“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对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基本内容及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方法时，他说：过渡时期的时间多长？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总路线和总任务包括两部分性质：（一）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二）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批评“左”、右两种倾向时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三个提法。他说：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是说到第十六个年头上突然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原封不动，不要总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块铁板，看成是不变化的。在谈到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时，他说：“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这是把公私企业拿来相比较。有所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因此，在对它们的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
一视同仁，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核算、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公私企业大体上相同，总目标是增产节约，减少成本。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为所有权的关系，不能讲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不可忽视，其作用是不小的。它有工人和店员三百八十万，而国营企业也只有工人和店员四百二十万，超过它不多。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很多，目前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逐年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不应急躁冒进。统筹兼顾完全必要，以便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做国营企业的工作，集中力量搞国防，搞重工业。在谈到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政策的可能性时，他说：每个城市要好好做几个大资本家的工作，我自己也在做。几年来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或者说多数，是可以教育的。他们是民主人士，可以教育。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和商业的改组是不相同的。对私营工业的改造，是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强党支部和工会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基本部分的教育。对私营商业的改组，向商业资本家做教育工作是可以的，但目的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我们把店员接收过来。毛泽东最后说：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地给人民看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好些？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高得快，生产发展得快，又快又好。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胜。会议基本同意李维汉的报告，委托他根据会上的发言，对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提交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
6月16日 晨四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军事分界线，已定以十五日二十四点的情况为最后根据，不再改变。在这个时间以后的任何发展均不再提出修改。望根据这个原则与志司通电话，就来电所提交换各点求一决定办法，不再更改。”
6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十八项。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习仲勋关于开展上海天主教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目前对天主教的工作，可不提“三自革新”（“三自革新”，1950年7月和11月，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国人士分别发表宣言，谴责美国侵略朝鲜的罪恶行径，号召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建立中国人民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这个主张得到了广大教徒的广泛响应。）口号，只提爱国运动。会议责成由萧华召集军委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内务部及东北、华北和华东各一人开会，研究改进康复医院工作问题，并起草一指示交中央批准（195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进康复医院工作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邓子恢、黄克诚、习仲勋、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萧华、刘景范出席会议。
同日 致电金日成（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鉴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就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提出具体建议。
6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商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问题和鉴于李承晚政府破坏战俘协议决定在朝鲜停战前再给予南朝鲜军队以军事打击问题。十九日上午，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朝鲜，准备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
6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1953年6月16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6月18日，韩国政府和军队破坏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胁迫占全部不拟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总数一半以上的两万五千人离开战俘营，加以扣留。至6月底，共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战俘两万七千余人。），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的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安子文关于全国编制问题的报告和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粮食收购办法草案、关于粮食计划供应办法草案、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办法草案、关于粮食节约办法草案。
6月21日 复电彭德怀：“六月二十日二十二时电（彭德怀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6月22日 阅卫士张仙朋回乡探亲后于五月七日写的山东省福山县宫家岛乡调查报告（毛泽东曾指示他的卫士们回乡探亲时每人都要写一份探家报告，并亲自进行批改。），批示：“写得还好。文字应通俗些。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6月23日 复信毛泽连（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五月八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
6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议程有十五项。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六月十三日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程序、统一管理专家工作及文教政法系统增聘专家等问题的报告；讨论并基本上批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运动的指示（草稿）和林业部党组关于私有林区木材经营管理方针、政策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邓子恢、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萧向荣等出席会议。
6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邓子恢关于治理黄河的意见和王化云关于根治黄河与防洪措施的意见，听取并批准李富春《关于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山东省关于山东政权机构编制情况的报告，批准成立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由饶漱石、胡乔木、安子文、陈伯达、凯丰、侯维煜、胡绳（侯维煜，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马列学院一部主任。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组成，胡乔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马明方（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潘复生、李葆华（李葆华，当时任中共水利部党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向明列席会议。
6月28日 晨，阅胡乔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二改稿）》的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毛泽东在信上写了准备在六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一）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二）对于党和工人阶级仍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对付资本主义企业的批判。（三）对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解释。在此原则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的解释。（四）排挤应改为逐步消灭。（五）对于商业劳资的安排。（六）改为中国共产党第某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加以修改。（七）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日常工作委托统战部。（八）修改过去法令，创制一些法令。工人提高政治水平问题。第六种经济形态。还有相当力量，应警惕。”同时，审阅修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二改稿）》，将“二改稿”改为“修改稿”，并加写题下说明：“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先在党刊上登载，交各级党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其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晨四时，批示杨尚昆：“此件及附件印发上次参加讨论此问题的各同志，并列入星期一的议程。印件应于今日下午送到各人手里，并通知他们阅读。”
6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七月要搞出几个具体文件，包括法令。文件的作用很大，很有必要。主要问题是方针、路线，方针、路线不搞清楚，具体办法也会不行。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不同，是从历史不同来的，他们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没有理由没收他们的企业。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资产，也分两种处理办法，对英国、美国、法国的是征用，所有权没有转变。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形式。“五反”前，没有来得及搞。“五反”后，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有可能经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并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文件，要有一个地方，批评错误的看法，例如认为党和工人阶级仍应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企业。其实，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即有改变。现在已经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还把它们看成是同国民党统治下一样的，把它们搞垮完事，不采取积极态度。要写一段来批评党和工人阶级中的这种思想。“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原则要加以解释，哪几点相同，哪几点大体相同，不能完全一视同仁。在这个原则下，再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国营为主，兼顾其他。对资本家不取消公民权，消费财产不交出，现在给利，将来给工作。虽然要警惕，但我们不要怕它。最麻烦的是农民，汪洋大海。商业的排挤，改为排除或消灭。商业资本家转业，资本很少的当工人，有资本的联合起来搞工业，劳动者给以安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领导，集中于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因为政策性太强。日常工作交给统战部。会议决定：（一）由李维汉、许涤新、胡乔木、陈伯达、李立三（李立三，当时任劳动部部长。1955年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1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等根据会议意见，对修改稿再加以修改，写成《中共中央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决议（草案）》，经此次财经会议讨论后，再加修改，然后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再加修改后，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其他适当的会议去讨论和决定。（二）李维汉报告中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现存的问题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会议决定决议草案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个决议草案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邓子恢、曾山、李立三、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程子华、宋任穷（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10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9月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赖若愚、许涤新、陈希云、陈丕显、陶铸、王任重、李雪峰、何伟、王恩茂、李井泉、曹荻秋（何伟，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1955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55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1954年12月改称第一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5月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1月又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曹荻秋，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乌兰夫、黄火青、刘秀峰、张明远（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天津市市长。刘秀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张明远，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兼财经工作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胡景沄等出席会议。
6月30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高岗、林伯渠、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讲话。他说：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
7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为转发福建省委关于落后乡的工作报告给各地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在今冬明春的农闲季节内，除完成乡选任务外，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并着重地注意解决落后乡问题。但在新区至少须要两三年时间才能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司法部关于执行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的指示等十三个文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林伯渠、张闻天、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王稼祥、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等出席会议。
7月2日 同蔡畅（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谈话。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谈话。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黄克诚开会。
7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外贸易部的工作报告。
7月4日 就迁移马克思墓捐款一事，复信波立特（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6年5月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们极为同意你们对卡尔·马克思墓的处理办法。为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生平和工作的关怀，中共中央认为帮助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是自己的光荣任务，特为移墓所需费用募款七千美元（折合二千五百英镑）。此款请苏共中央代为转去。”
7月5日 中午，同陈丕显、王任重谈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
7月6日 晨一时，同周恩来谈话。六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现将《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指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的来信。来信对朝中方面在6月19日就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提出的质问作出答复，不得不公开表示美国愿意在现在情况下达成停战。）的对策》（《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提出，鉴于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和美国因国内外对南朝鲜目前问题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政策上的动摇性，对目前谈判局势应采取如下步骤：一、准备于1953年7月7日以金、彭名义复信克拉克，同意恢复谈判，加以批评；二、准备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向南推进战线；三、准备7月8日以后恢复代表团大会，并在会上提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问题进行讨论；四、代表团大会开会时，各种参谋会及翻译会同时进行停战协定签字的准备工作；五、估计停战协定签字日期可能为7月15日左右；六、由于情况变化，金日成元帅不宜去板门店参加停战签字，应另委一负责人代表签字。）和金、彭复克拉克信稿两个文件发上。这个计划方案和复信已取得友方同意，请首相同志考虑后将你的意见电告，以便指示开城办理。随后，金日成复电同意这两个文件。七日，毛泽东将两个文件发给李克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劳动部党组七月四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报告，指定由饶漱石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送毛泽东阅后发出；政务院也应发出通知，由周恩来办。会议指出：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会议还批准外交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三年度外事会议的报告、外交部关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内进一步基本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残余经济势力的方案和公安部关于外侨基本情况及今后一年内外侨管理工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出席会议，饶漱石、李富春、薄一波、习仲勋、刘澜涛、陈伯达、杨尚昆列席会议。
7月7日 复信符定一（符定一，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7月8日 晨三时半，复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李克农（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同意将修正军分线问题暂不向对方提出，而推迟到十八日左右看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如果到十八日左右原定的军分线无甚变动，即可不提此问题。如果届时攻夺金城以南的任务（指金城战役。李承晚政府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事件发生后，为了配合谈判、促进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3年7月13日向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金城以南的李承晚军队4个师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战役至7月27日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收复阵地178平方公里。）基本上完成，即应提出修正军分线使之符合于当时实际情况。”
同日 复信张澜：“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惠书及附周、刘两先生的意见书，业已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出席，高岗、张闻天、邓子恢、饶漱石、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列席。
同日 晚十时，同陶铸谈话。
7月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指示（中央指示说：今年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虽有暂时停火希望，但停战并不等于获得和平，志愿军还无法迅速撤回，国防费用还不可能有多大减少；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劳动部党组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报告，批示：“（一）通过两个文件，由中央和政务院速发通知。（二）鉴于今年情况，嗣后应依正式命令办事。（三）应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又批注：“计时和计件”、“适当照顾农民”、“灾荒和朝战”。
同日 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谈话。
同日 晚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指出：此次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应讨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各种保证，然后再谈签字前的准备工作。
7月1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贷款问题复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电报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关于农业贷款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局的意见阅悉，中央同意西南局的关于在贷款问题上对待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各项意见（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5月9日关于贷款给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农贷不贷给地主和富农，这一原则应坚持。至于可否贷给小土地出租者，我们以为应从具体情况出发，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确有困难者，可以贷给农贷，否则应以其他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免使农贷变成社会救济。（二）地主在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存在困难者，我们不应采取不理态度，不理对整个社会不利，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处理。（三）对富农基本上是稳定其生产情绪的问题，如有个别划错成分或遭到意外灾害者，当可按特殊情况具体处理。）。惟对土地改革后确已从事农业，并服从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如其生产确有困难或遇疾病等意外灾害时，在当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在农业贷款中，亦可予以适当照顾。如当地群众反对贷款给地主分子，则不要贷给他们。”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大批集训区、乡干部问题复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转省市委的电报稿。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西南局对四川省不少县份召开扩大会议的意见很好。兹发给各地参考。这是仿照中央转发山东胶州地委的经验召开的，问题是时机不适宜。在农忙季节，集中大批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到县、区开会或受训，是不适宜的。这样大的会议，只能在秋收后春耕前农闲季节召开。如果在农忙季节召开，这不仅将削弱乡村干部对农民生产的领导，更坏的是耽误了这些乡村干部本身的生产，而这些乡村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是靠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养活家口的……各地必须从改变县、区领导工作的方法着手，由各中央局及省委各选择一至二个县，由各地委各选一个县，帮助县委、县政府改善分工合作的方法，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其中的一项，是要切实纠正使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误工过多的现象”。
同日 下午，和朱德听取陈赓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建设简要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陈赓对形势分析得很对。战争还在打，战备不能放松，苏联援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正在不断送到部队，光靠几个专家顾问指导不行，我们急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六个文件。
7月10日或10日后 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七号（七月九日召开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写一段话：“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7月上旬 阅胡乔木七月六日来信。信中说：本期《学习译丛》末篇提到对于“对立的统一”的批评（《学习译丛》主要是译载苏联报刊的理论文章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章的刊物。《学习译丛》1953年第6期刊载一篇《评罗森塔尔的》一文。文内说：罗森塔尔所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当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在哲学著作中应当用“对立的斗争”这个名词，因为它最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法则的实质。在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是把这一法则说成对立的斗争法则。），请参考。毛泽东写批语：“陈伯达同志阅，退乔木。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7月11日 审阅黄克诚本日关于缩减在辽东（辽东省于1954年与辽西省合并成立辽宁省，合并时辽东省的一部分县市划归吉林省。）、华北、山东半岛、上海、舟山、海南岛等地修建国防工事的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赞成你的缩减计划，这是很必要的，望照此部署。”报告说：鉴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财力、物力、技术、技术领导均缺乏，领导干部和施工部队又无近代筑城经验，五年完成原计划确有很大困难。因此，拟对整个计划重新研究一下，采取稳步修建的方针，即前三年少修，求得锻炼干部，取得经验后再逐年增加。
同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汇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会情况。毛泽东说：领导小组会议应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同志的发言（指薄一波准备于1953年7月13日在全国财经会议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第一次检讨。），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
7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政治局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
7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出席。
7月15日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全体职工举行建厂奠基典礼。此前，毛泽东为该厂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同日 晨三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指出：哈利逊十三日提出的方案显然怀着两个目的：一个是将朝鲜人民军加至七万六千六百人，占敌人交出名单中朝被俘人员家在北朝鲜的九万六千人的百分之八十，而故意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仅加至六千四百人，仅占名单中中国被俘人员两万人的百分之三十二。这一显然的数字上的参差是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我朝中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团结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出对遣返名单以外的被俘人员的‘征询’，使我们在客观上承认其‘甄别’的效果，然后再落入其所设的‘征询’的陷阱中。因此，敌人这一方案不论在数字上、内容上，都是决不可以接受的，应坚决的拒绝和回击。我们过去预想的九万上下数字，一方面可较接近于十一万数字，另一方面可使朝中双方被俘人员在名单上遣俘比例大体接近（比如人民军七万五六千人，志愿军一万五千上下）。现在这个概数和比例都未达到，而且敌人怀着上述阴谋，又处在敌空军大轰炸（1953年7月10日，美国军用飞机在按照双方协议设有明显的战俘营标志的我方遂安战俘收容所上空投弹扫射，打死对方被俘人员5名、打伤对方被俘人员15名、炸毁战俘收容所房屋多处，并打死打伤在战俘收容所中抢救战俘的我方工作人员4名。）之后，我们不仅不应在此原则上让步，并应利用这一形势，扩大宣传，指出敌人企图使用空军狂轰滥炸，得到他在会议桌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并准备扩大朝鲜战争，以逼使敌人接受我方的合理要求。如果敌人拒绝协商，继续拖延谈判，我们就应决心让他拖延，使敌人的主要力量继续受到损伤，最后迫使敌人向我让步。如果在现在敌人的狂炸和挑拨朝中友谊的阴谋计划之下向敌人屈服，这在政治上极为不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王稼祥、胡乔木、安子文出席。
7月17日 晨五时，审阅黄克诚七月十六日晚七时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报告，批示：“退黄克诚同志，处置很好。要防敌以另一部在他处登陆。”报告说：今晨四时五十分，蒋军两个团附坦克一部在其海军掩护下，在福建南部的东山岛登陆，与此同时，敌伞兵三百名（1953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嘉奖参加东山岛作战部队的电报中提到的国民党空降伞兵人数为二百余人。）在飞机三十架掩护下，在东山岛的后林地区降落。我守岛部队与敌展开激战。福建军区和中南军区已派部增援，准备歼灭登陆之敌。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除已告情报部门严密掌握敌情变化，通讯部门确实保证中南、华东军用电话畅通，中南、华东通令各海防部队提高警惕防敌可能袭扰。晚十二时，审阅雷英夫（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关于在福建东山岛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绩（据1953年7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东山岛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3379人。）及今后兵力部署的报告。报告说：据叶飞晚九时三十分报告，东山岛上所有滩头阵地于晚八时全部被我占领，但岛上敌人尚未全部肃清。战斗结束后，拟留一个团在东山岛担任守备，主力即撤回大陆，以免敌再来扫射轰炸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据此，建议：（一）可同意叶的处置；（二）准备今晚增援东山岛的一个师和炮兵团可解除增援任务；（三）待战斗完全结束、战果弄清后，似应以军委名义通报表扬，并可发布战报。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三日，毛泽东审定并批发中央军委关于嘉奖参加东山岛作战部队的电报。电报说：“此次战斗，我各部队均能按照既定部署顽强抗击及迅速增援，奋勇作战，获得近年来歼灭海上蒋匪的最大战果，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及蒋残匪帮袭扰计划，特电嘉奖。”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问题。会议确定，选干部的标准应是：德才兼优，有为有守。
7月18日 晨二时，致电金日成（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报说：“关于出席停战协定签字问题，我们考虑双方司令官，您及彭德怀同志与克拉克三人均不出席签字仪式，而改由双方司令官预先将字签好，再拿到板门店去由双方谈判代表签署。其理由为南朝鲜的破坏行为不利于双方司令官在这个时机出面。如您对此议无不同意见，我们即拟电告开城在联络官会上提出。”在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后，十九日晚十一时，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我们应主动向敌方提出，由于李承晚政府曾破坏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至今尚反对停战，并声言他们有行动自由，因此，双方高级司令官不宜出席签字仪式，而应各在其司令部先行签字，然后将他们已经签字的文本送板门店，由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哈利逊中将主持签字仪式，并进行分别签署。”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高岗列席。
同日 晚九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签字前的准备工作，除调整军分线外，应包括确定对方手中剩余的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地点问题，此事不应留在停战后交军事停战委员会解决。
7月20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停战后，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团，内部仍应朝中各保有同等人数的代表团，依照谈判开始时与金首相的协议，由李克农同志负总的责任，一切问题由朝中双方代表集体协商解决。中方代表即由李克农、杜平、乔冠华三同志担任。此议如你们同意，当再征求金首相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邮电部工作。
7月21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签字日期，估计各种准备工作的完成时间不会早于七月二十六日。如你们估计有此可能，可与对方定签字日期为二十六日。应坚持金、彭不参加签字仪式，而应将文本送签。
7月22日 为转发杨士杰五月二十三日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的报告极好，中央一级，大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共五级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均应当好好地读一遍。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为此中央责成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主要责成国家统计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以后，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处理滥发统计报表一项问题，应联系‘五多’问题中其他四项问题去处理。城市中的滥发统计报表问题，亦应同时注意处理。本指示及附件应登党刊。”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水利部党组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中央认为，中央水利部七月十日关于发生在各地水利工程中的三个严重问题的报告是正确的。”水利部党组报告中说的三个严重问题是：一、治淮民工工资较低和因治淮农户负担加重；二、在水利工程中不断发生伤亡、病亡事件；三、由于工程计划没有主动向群众解释，没有注意解决群众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的矛盾，甚至发生违犯群众利益、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致使发生群众骚动事件。报告提出适当调整治淮工资标准、加强对工地的管理领导、实行安全责任制、解决医务人员缺乏问题和将占用耕地、迁移居民、迁移坟墓的赔偿费列入工程计划等解决办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十四个文件。
7月23日 晨四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出席签字仪式问题，鉴于李承晚还在公开叫嚣，其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是不宜轻易同意双方高级司令官出席而要继续争取送签。在会上，战俘的总数差二千人，还要追问。不直接遣返的数目，也要再追。
7月24日 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
7月25日 晨一时半，同高岗谈话，四时五十五分周恩来参加。
同日 晨六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关于签字仪式问题，可告对方金首相将由崔庸健次帅（崔庸健，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1953年2月被授予共和国次帅。）代表出席签字，彭司令员将亲自出席。签字日期应肯定通知对方为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进入签字厅的记者可容许为每方各十人至二十人之数，南朝鲜及蒋帮记者不得参加。
同日 上午，同陈云谈话。陈云提前结束在北戴河休假，二十三日返回北京。八月三日，邓小平提前结束在北戴河的休假返回北京。他们是根据毛泽东的“搬兵”指示，回京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七月二十五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胜利的电报稿，在电报稿末尾加写：“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中央和军委的电报指出：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自入夏以来向敌展开有重点的战役性的反击作战，迄今已获得重大胜利，自五月十三日至七月十八日两个多月中共歼、伤、俘敌九万余人。尤其自七月十三日开始的战役反击，在金城东西三十余公里的正面，向敌四个多师所据守的阵地，同时进行突破，截至十八日止，五日内共歼敌、俘敌二万八千余人，击溃敌四个多师，共攻占敌纵深十公里、约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阵地，给了李承晚军队以严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大大地提高了我军对敌斗争经验，使我军在突破敌坚固设防地带的作战中，获得极宝贵的经验，特电祝贺。
7月26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在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程序上，除不再反对李、蒋新闻代表出席外，其他可不再变动。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三个委员会名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指定主任。”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陈伯达同志为主任”；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胡乔木同志为主任”；在语文教学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胡乔木同志为主任”。
7月27日 上午十时，在朝鲜板门店，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下午一时，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晚十时，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二十七日晚十时起，朝鲜全线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工作。
7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周恩来参加。
7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陈伯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说：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这里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在讲到改造问题时说：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时指出：第一，有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在讲到对私营企业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政策时说：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讲到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必须兼顾其他时指出：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对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合作化。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
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在讲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会议决定：（一）中央各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署、行的高级干部，应在最近期内，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一次研究与讨论；（二）各大区来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干部，亦应利用时间讨论一次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三）中央政治局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由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一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7月30日 审阅黄克诚七月二十九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空军在朝鲜停战联合观察小组未到达新义州口岸前，是否继续担任原活动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原巡逻活动区主要在鸭绿江以南、清川江以北地区。）巡逻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不要过鸭绿江。”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临行一信，近日一信，均已收读。时局好转，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
7月31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衷心感谢苏联各族人民和你们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所表示的祝贺。朝鲜停战的实现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束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将与伟大的苏联人民、英雄的朝鲜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继续努力。”
同日 复信李济深：“七月二十八日惠书（李济深的信中说：兹有李玉麟同志等5人，都是我的旧同学、同事。去冬，主席着办失业军人就业，蒙主席照顾，他们都得派在各部服务，生活也得到安定，非常佩服和感激主席。迩届八一建军节，他们在无限感佩中，对于时事作野人献芹的贡献，托代转呈。），并转来李玉麟、陈文运、丁锦、李炳之、张联棻五位先生的长信（李玉麟，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将军府将军。陈文运，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库伦办事大员。丁锦，曾任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参事。李炳之，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将军府将军。张联，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参谋本部第三局局长。1953年八一建军节之际，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谈了他们对《共同纲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和感想。）一封，业已收读，甚为感谢，便时尚祈转达五位先生为荷！”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地质部党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和讨论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情况。地质部党组负责人汇报时，毛泽东说：地质队伍更像军队，地质职工不畏艰险，向解放军那样转战南北。地质部要建立政治机关，加强党的工作。要重视群众找矿，要逐步加强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是地质工作的战略新任务。
7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七月十四日报送的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稿和中央转发这个指示的批语稿。在全国总工会的指示稿中“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一句后，加写一段话：“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企业盈利中不过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盈利的主要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一个小的成分）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指出，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的。”在中央批语稿的“指示稿中所指出的‘四马分肥’的比例，是适合于多数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但是如果某些工厂资本家所得超过指示中所指出的比例，只要他们的所得部分是依靠正当经营而不是依靠五毒或其他不法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加写：“资方所得不及此比例的工厂企业要达到此比例，须在向工人说清楚取得工人同意后，方能实行。”
8月2日 阅齐燕铭七月二十日关于龙云（龙云，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在土地改革中的退押赔偿问题的处理意见。齐燕铭的意见是：对龙云在其公馆“震庄”内所存古玩珍藏汽车等浮财，云南省委统战部意见拟在其自愿原则之下，劝其献给政府。我们以为不动为好，他如愿自己出卖时听之。毛泽东批示：“不但不要劝他献出，他自己愿献，也不要接收，免处被动。”
同日 下午，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黄克诚、萧向荣在座。
8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建筑工程部工作和农业税问题，决定今后三年不再增加农业税，农业税大致稳定在三百二十三亿斤小米的基础上。
8月5日 再次审阅并批示同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给各大军区等的党委和政治部的批语。此前，毛泽东对批语稿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兹将中南军区党委会七月九日关于在该军区高干会议上检查工作的报告摘要转发你们，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中南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各处均可参照执行。”中南军区党委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是：（一）造成连队工作忙乱，有领导机关作风的问题，即加重连队负担的所谓“五多”。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二）老战士是连队的骨干，但现在对待老战士的态度很不好。对老战士须有一个适宜而积极的政策，使其成为新兵中传统作风的传播者。（三）在干部中与领导机关里，不信任和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情况没有完全解决。对此已指示各部检查纠正。（四）许多领导机关，对待自杀事件只从自杀者方面而不从领导方面找原因，所以得不出真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得出以下几点：对落后分子，要采取循循诱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不可操之过急；要爱护病人，给以关心体贴与勤勤恳恳的照料；对待机关人员中一些不合婚姻法规定的男女间的恋爱关系，不可强行拆散或开会斗争；要使连队干部学会运用思想斗争这个武器去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方式和效果。（五）必须在部队经常进行依靠人民爱护人民的教育，经常征询和听取他们对军队的意见，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农忙季节要帮助农民劳作。
同日 审阅修改张子意（张子意，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六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通报稿。在通报稿的末尾加写一段话：“报告中‘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均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为‘资产阶级思想’。”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五份文件。
8月6日 晚上，就王任重来信谈到的资本家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所得占百分之十至十五太低应通盘研究一事，约陈云、陈丕显、黄火青、王任重、陈伯达、赖若愚、许涤新商谈。毛泽东说：资本家在企业利润中所得定为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试试看。商业有一百八十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五百万户、一千万人口，不能统统挤掉，要想办法把其中一部分变为国家的零售店（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买私人工厂不妥，如果要买，则不应使其资金逃走或浪费。不要机械地规定百分之五的购买力增长速度，应按市场供求需要。今后增长的购买力主要由国营、地方国营去发展的问题，应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去着眼。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怕资本主义不如说是怕小生产。
8月8日 上午，会见程潜、邵力子。
8月10日 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同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的复信稿，在复信稿的“我们认为帮助德国人民是我们的责任，并引以为荣”一句后，加写：“只是我们感觉帮助的数目太小，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困难，不能以更大的数目帮助你们的缘故。”并批示：“照办。加了一句，请考虑是否可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稿。
8月11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的发言提要（草稿）。毛泽东将标题《发言提要（草稿）》改为《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总结》（定稿时“总结”改为“结论”——编者注），并在封面上批写：“财金贸系统的工作同志绝大多数是忠于党与人民的”。稿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在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对稿子的主要修改还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制上、商业上、财政上所犯的许多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而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路线的措施，不向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而修改税制一事却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协议，这种离开了党的立场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所必然有的结果。”（二）“应该指出，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在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的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另外，稿中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均将“带路线性”四字删去。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结论的批语稿，批示杨尚昆：“（一）此件用代电发出；（二）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同日 晚上，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报告。
8月12日 下午六时十分，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方面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以为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给了很大的打击，但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刚刚过去只有半年，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政工作中有，而且在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的同志中都有。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时期（十年到十五年）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我同意少奇、小平两同志的意见及恩来同志的结论所说的，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在批判薄一波同志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一）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二）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三）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指将上一年结余打入下一年的预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人民币，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我也有急躁冒进。（四）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这个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五）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六）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有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一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最后，毛泽东说：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的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讲话前，毛泽东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其中关于对这次会议的估计写道：“检查中央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了问题，七大以来的首次，是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
8月 写一手稿（初步分析，毛泽东这篇手稿写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一）批判分散主义，实行集体领导。（二）将各财经、文教、政法部门一个一个列入议程，加以讨论，作出决定，每次都要有简（原文如此。）的文件，每年每一部讨论两次。（三）主要干部亲到现场检查工作。”
8月13日 下午二时，同谭震林谈话。三时半，同张闻天谈话。
8月14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给罗贵波、邓一凡（邓一凡，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顾问团副团长。）的电报稿，将电报稿第三条“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一句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批示：“退王稼祥同志照发。第三条中的一句，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同日 下午，同中南区的李雪峰、李先念、陶铸谈话。
同日 晚上，同华东区的饶漱石、谭震林、向明、陈丕显谈话。
8月15日 下午，同西南区的宋任穷、李井泉、曹荻秋、廖志高、苏振华、于一川（廖志高，当时任中共西康省委书记、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1月任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9月、12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四川省委第三书记（1956年7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于一川，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54年12月任第二书记）。1954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1955年4月改称昆明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谈话。
同日 晚上，同西北区的习仲勋、马明方、王恩茂谈话。
8月16日 晨五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从敌人在战俘问题上近来一系列的行动，如经常大规模施放毒气、限制并阻挠红会我方人员活动、打伤我红会人员，在扣俘问题上讹诈等等看来，显然对方借此挑衅试探我方态度。因此我们应尽力搜集整理上述各个问题上的材料，待对于我方红会人员被打伤事的共同调查报告提出后，考虑下一步应采取的一个强硬步骤。”“凡敌任何限制阻挠或迫害行动均要斗争，切不可沮丧气馁，对敌示弱。”
同日 在刘景范七月二十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来信上批示：“高岗同志阅，退刘景范同志。对此人（指刘景范信中谈到的给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的吉林省工业厅某职员。刘景范的信中说，该职员在信内肆意诽谤和污蔑我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显系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和破坏活动。据了解，该职员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解放后一贯对共产党不满，拟与公安部协商查处。）要慎重。这类一贯不满我们的人各地都有，如此人没有秘密活动，只是公开表示他的反动意见，还宜先从教育入手，批判他，孤立他。此外，周总理的意见（周恩来在刘景范来信上批示：“景范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人敢于公开来信，除你所谈的政治背景外，还须注意到他所说某些具体事情，特别显著的是吉林省工业厅管理下的三个从上海迁过去的公私合营工厂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同日 复信叶恭绰（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同日 晚上，同高岗、张明远谈话。
8月17日 阅萧劲光（萧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国防部副部长。）八月七日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的来电。来电说：华东海军五舰队全力担负运粮任务十万吨。其中：重庆至宜昌段运粮任务为五万吨，因船只损坏严重，尚有一万余吨运粮任务未完成，华东海军要求减免。如情况许可，能减免甚好。毛泽东复电：“八月七日电悉。健康情况好转并已开始工作，甚慰。关于五舰队运粮任务减免问题，经海司、粮食部、交通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已本兼顾救灾和海军建设的原则予以解决，即海军在长江中下游运粮的舰艇，再运输一次即解除运粮任务；现在上游尚能担任运粮任务的舰艇，须继续运粮至八月底始可解除运粮任务。”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轻工业部工作。会议决定：（一）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二）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部长职务，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三）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由邓小平、薄一波领导。
8月18日 晚九时四十分，同即将返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刘英（刘英，张闻天的妻子。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8月19日 晚上，同华北区的彭真、刘澜涛、王从吾（王从吾，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4年7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秀峰、乌兰夫谈话。
8月21日 审阅修改青年团中央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草稿。在说明稿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后加“和他的战友们”六个字。将“沿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改为“沿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将“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改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草稿。规定草稿说：“‘生产长一寸’这句话，毛主席是说过的，而‘福利长一分’这句话，则是别人加上去的，把这两句话连接起来，编成口号，把它当作全是毛主席讲的，加以引证，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严肃的表现。”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但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和一九五四年财政预算问题。
同日 复信陈叔通：“八月十七日大示敬悉。尊见甚好，谨致谢意。”
8月25日 晚上，同刘少奇谈话。
8月26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学院于1953年9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的训词。训词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同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纺织工业部工作。
8月27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精神给马文瑞并西北局的请示报告，批送刘少奇考虑此件可否转发各地参考。三十日，审阅刘少奇起草的中央为转发陕西省委的请示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一段话：“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紧急指示中曾规定关于全国财经会议的传达，时间要短，三天至五天就够，至于详细讨论及检讨本地财经工作，应在春节前后去做。所谓春节前后，时间是很宽裕的，各地可以自行规定适当时间，以不妨碍今年工作为原则。”
同日 复信邹普勋（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前后数信，均已收到。托件办妥，甚慰。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致李漱清、毛禹居（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教师。）两位的信，烦便时转交为盼！”毛泽东复李漱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尚希告我一二。并望保重身体。”毛泽东致毛宇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谈他犯错误后要求到地方工作的想法。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是努力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中央还需要你工作。薄一波谈到现在有点抬不起头，在中央不好干工作。毛泽东说：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谈话于次日晨三时结束。
8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在指示稿末尾加写一段话：“中央各部委党组与各级党委，收到本指示后，望在十天内传达到各有关系统一切适当单位的负责同志，使他们一体知晓坚决执行，并望从九月十五日起每半月将执行情况扼要上报中央一次，今年共须有七次报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一九五四年财政收支预算数字和收购棉花的地区差价问题。
8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并俘管处，指出：目前拘留中的细菌战俘经审问属实者共二十五名。为在俘虏问题上取得主动起见，经再三研究，已决定将他们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进行细菌战事属众所周知，我们并曾发表美俘供词加以证明，目前对此事应有一个交代。因此，我们准备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宗学名义公布一项赦免命令，由俘管处请一当地朝鲜负责同志，如内务署长对上述二十五人个别宣布，并于九月五日在俘虏已交对方之后即予广播。如您同意命令内容，请即电碧潼俘管处及开城立即加以宣布，并随即将各俘送去开城。三日，崔庸健复电毛泽东，同意关于释放细菌战俘的电文内容并在进行布置。
9月2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报说：“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
同日 上午，同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邓小平开会。
9月3日 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9月4日 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在报告要点稿关于财政预算方面的错误、缺点的一段文字上方，批写：“预算的收支基本仍是正确的。”在关于修正税制办法中的错误一项的上方，批写：“政策与任务必须一致，此点继续执行不变。”在“目前的重点是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一句后，加写：“但是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反，是应当照顾的。”在“这并不是否认目前存在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句后，加写：“有什么阶级存在，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在报告要点稿的末尾加写：“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多个文件。
9月5日 上午，会见易礼容（易礼容，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劳保部部长。）。
9月6日 审阅周恩来转报的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关于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拟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拟派议员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对平冢（平冢，指平冢常次郎，当时任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理事长。）复函宜说：（一）欢迎他们来访；（二）我们政协亦拟派代表团在适当时机访日；（三）如他们同意上项建议，则他们的代表团即可于九月下旬来华。而不说‘不予同意’的话（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在请示报告中说：今年3月26日，南汉宸曾函复平冢常次郎，日本议员代表团与中国政协代表团双方同时互派为原则。平冢这次（8月8日）来信要求先派其议员代表团于9月20日左右来我国，与此原则不符。经会议讨论，拟对此要求不予同意，并决定复函重申“同时互派原则”。）。”又批示：“周再阅，即退稼祥速办。”九月三十日，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持日本外务省首次签发的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通商考察”的护照到达北京。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谈话。
9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部分人士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章伯钧、程潜、章乃器（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盛丕华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参加。毛泽东系统说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方法、时间和利润分配等。所写谈话要点全文如下：“（一）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二）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三）《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四）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五）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六）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七）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八）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有一个表：所得税百分之三十四点五，福利税百分之十五，公积金百分之三十，资方红利百分之二十点五，总计百分之百。（九）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十一）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十二）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十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十四）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十五）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
9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南分局召开华南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和议程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关于各地召开会议以传达中央财经会议的时间安排，中央曾有指示”一句后，加写：“惟目前开会在不妨碍今年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不限于三五天，一星期至两星期是可以的。”
同日 复信文涧泉（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
同日 复信张四维（张四维，张有成的弟弟，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省盐务运销局工作。）：“八月十七日的信收到。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你来京事，今年仍不要来，将来再说吧。”
9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务部工作。
9月12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在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钱也不十分多，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同日 晚上，同罗瑞卿、习仲勋、胡乔木、汪东兴（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55年10月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同年12月任副部长）。）谈话。
9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约见梁漱溟。（梁漱溟，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关于这次约见的前后经过，梁漱溟在《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主席即席讲话，他没有点我的名字，却又是明明针对我的发言而发的。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出乎意外，一方面甚感不快。当晚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我在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13日上午，我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我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半到7时45分，实际为75分钟——编者注）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我要求主席解除对我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我甚感失望，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
9月14日 中午，约见李烛尘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作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李富春作的《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通过毛泽东给马林科夫的致谢电。致谢电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这种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日 晚上，约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郭棣活、包达三（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郭棣活，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侨联主任。包达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五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并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三年来，政府对私营工商企业做了许多工作，但财委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在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这次会议上所谈的，工商界会不会有什么波动？（五人都说不会有波动）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即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实上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关于大、中、小企业，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每个企业要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就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选举。明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的各种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我过去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命运。”他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他们。
9月16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作的《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郭沫若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发言，复述他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的内容。
9月17日 下午三时，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章伯钧、周恩来批评梁漱溟的发言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主要内容有：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人民政府能否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采纳的。
9月18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的说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作答辩发言。在梁漱溟发言和其他与会人员发言时，毛泽东不断插话。在梁漱溟发言时，插话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在许广平（许广平，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等人发言时，插话说：他（指梁漱溟——编者注）已经说了，如果不给他充分说话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如果让他充分地讲，他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这个问题是要移交到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去辩论的，去处理的。在陈铭枢（陈铭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发言时，插话说：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至于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意见，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政协委员还可以做下去。
9月19日 晚上，同彭德怀谈话。
9月20日 为炮兵部队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9月21日 下午，同张鼎丞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和胡乔木、周扬、茅盾、江丰、吕骥（茅盾，即沈雁冰，作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江丰，画家。当时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吕骥，音乐家。当时任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等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及负责人名单。批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委托胡乔木加以修改，提交政协常委会讨论后，送中央审阅。会议认为，安子文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各部负责人的名单，并在两个中央委员中征求意见（两个中央委员，指高岗、饶漱石。高岗看到名单后，到处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在党内进行挑拨。），这是错误的，这样做可能影响中央同志之间的团结，决定给安子文当面警告处分，委托刘少奇、饶漱石面告安子文。
9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张鼎丞、黄克诚、张爱萍、叶飞开会。
9月23日 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口号共六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文是：“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9月24日 晚上，先后同朱德、陈伯达、彭德怀谈话。
9月2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收购粮食问题的宣传指示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今年部分地区灾情比较严重，这些地区的粮食收成受到很大影响。今年秋冬和明年一个整年，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困难的，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大多数年份，这个任务也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努力发展粮食生产，节约粮食消费的基础上，由国家掌握大部分的商品粮食，才能稳定市场，保证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计划。”另在指示稿的“在价格方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将继续以合理的价格收购粮食和供给工业品，以保障农民的利益”一句话后，加写：“以后也还将根据这个原则办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26日 审阅修改朱德将在十月一日国庆庆祝大会上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稿，加写一段话：“我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亦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亦正在一天一天地发展着。这一切都证明，在国际上我们不是孤立的。”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9月27日 审阅刘少文（刘少文，当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代理部长。）九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个电报稿，批示彭德怀并告萧向荣，指出：“军委及所属各部门各系统文电，至今仍只写月日，不写年份，仅见刘少文写的这个电报写了‘一九五三’，也缺一个‘年’字。请你们通知所属，嗣后一切文电均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不可只写月日，不写年份。”
同日 就沈钧儒（沈钧儒，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月十六日来信建议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事，写复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同日 致信易礼容：“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淑一，即李淑一，杨开慧的同学。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任教。）能间常去去看视两位老人（指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则更好。”
同日 晚七时，同张鼎丞谈话。九时，同贺敏学（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当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局长。）谈话。十二时，同刘少奇谈话。
9月28日 审阅高岗、李富春、贾拓夫（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九月六日关于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的厂址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退李富春办：“同意改在郑州地区（后因郑州水位高、风沙大等原因，拖拉机厂和矿山机械厂仍建在洛阳。）。军事方面在洛阳建设营房，亦应注意维护古物。”报告说：委托苏联设计的拖拉机厂及矿山机械厂，过去中央曾决定其厂址在洛阳，但据第一机械部派人至当地调查后报称，洛阳为古墓葬群之地，内战时军阀、土匪又在当地挖过许多地道、地洞和地下仓库。因此，对厂房基础极为不利，不宜建厂。钱俊瑞（钱俊瑞，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副部长。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后，也认为该地是极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应予保护。因此建议在郑州附近另选厂址。
9月29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高岗、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同日 晚上，同贺龙（贺龙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于1953年10月4日率领慰问团离开北京去朝鲜。）谈话，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参加。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宋庆龄，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张澜、高岗、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听取陈云关于粮食征购与配售办法的汇报，表示赞同。嘱陈云为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次日晨，修改陈云起草的通知稿。
10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陈云介绍国家粮食收购少销售多，不少地方粮食市场已出现混乱等严重情况，提出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逐步采取粮食配售、严格管制私商、逐步消灭粮食贩子等应对办法。他还汇报了召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需要做的几项准备工作。陈云报告后，毛泽东作结论。他说：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十一月中旬或十一月底作准备，从十二月到明年一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一）小农经济。（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共约有四千八百万左右的农民缺粮。（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以上四条都是不好的方面，以下两条是好的方面。（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缺粮户和灾民也拥护政府。我们在农村的基础就是这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六）互助合作已经发展起来，老区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区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其中也有部分是假的。我国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第六条。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也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贫农、中农、缺粮户都有这样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关于配售问题。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配售问题看来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关于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但有关机关可以讨论，并注意布置。
10月4日 复信毛月秋（毛月秋，毛泽东的族叔。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毛翼臣，应为毛锡臣，毛泽东的房叔祖父。）（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唐家圫）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10月5日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上批示：“外交部：各方贺电，应复电致谢。”
同日 在李大梁（李大梁，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来信上批示：“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1954年9月任全国人大代表。）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酌量处理。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心理学教员。”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维汉列席。
10月10日 阅李维汉转来的梁漱溟十月四日给陈叔通、李维汉的信。信中说：“日来漱于自己错误渐有觉悟，特写出如另纸，奉求明教！因我的问题既已交到全国委员会，所以将此稿送会；然实盼主席一阅，俾知我近情盖如此。”毛泽东将此信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习仲勋、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饶漱石、彭德怀阅。
同日 晚上，同李先念谈话。
10月12日 阅邓子恢十月十日关于在中南传达中央粮食方针的情况简报，在简报上写了许多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关于粮食统一管理问题，写道：“（1）由中央公布控制数目，各大区保证完成，负责管理，组织供应；（2）各区需粮交大区，区省间分配掌握，东北各掌一部；（3）除上外，粮均归中央，包括出口、供给、储备、备大荒、机动等项；（4）地方发生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中央予以援助；（5）中央认为需要和可能调出粮食，经慎重考虑决定后，地方应照调，地方小困难应服从全国性的大困难；（6）粮价由中央统一规定，中心点及以下的定价原则；（7）供应标准，全国应大体一致，各地可提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正在召开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有关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出席。
10月13日 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毛主席昨天晚上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叫做“统购、统销。”考虑到今年情况特殊，农村一部分人已经卖了粮食，所以毛主席提出就是在农村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中进行计划收购。这百分之五十里又有重点，百分之二十五是粮食更多一点的，就应该多收购一点。偏僻的地方，死角粮的地方，粮食运不出来，就不必再计划收购了。此外，毛主席特别提出来要我们注意的是落后乡。关于工作安排，毛主席要求在农历年前全国基本上办完征粮、购粮工作。今年冬天以什么工作为中心呢？毛主席说，仍然以生产为中心，因为生产总是重要的。陈云作报告后，邓小平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毛主席昨天晚上交代的要搞统购统销必须结合总路线来讲。
同日 晚七时，同陈伯达、杨尚昆谈话。
同日 晚八时，同出席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刘澜涛、张秀山（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井泉、马明方谈话。
10月14日 晚八时半，同饶漱石谈话。
同日 晚十时，听取刘少奇汇报中共中央正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53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情况。
10月15日 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1953年10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这个谈话就是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大合作社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级的，土地入股；有高级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10月1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在决议稿第二部分的“这不仅因为农民得到了合理的粮价，得到了物价稳定的好处，更主要的是因为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后地解除自己的贫穷”一句之后，加写：“过着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的生活，才能使商品粮大量增加，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在第六部分的“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句之后，加写：“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为中央起草通知：“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予认真执行。除迅速发至县委和城市区委外，可登党刊。”当天晚七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征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月七日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就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等方针的意见，批示：“陈云同志：恐须允许广东及广西只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地方用征购办法，大体上即同意用‘重点区试办’（来电末段）的办法（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报告中提出，考虑到华南地区的特殊情况，在具体执行上可否在两广地区暂缓执行，即推迟到明年夏收后再执行，或在今冬明春先选择重点区试办。）去做；而在配售方面，则在广州等大中城市办理。如何，请酌。”
同日 晚上，致信陈云、邓小平：“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逐步抓过来归国家和合作社经营，实有必要。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请你们邀集叶季壮、曾山、姚依林、程子华等同志，专为此事谈一次，定出今年两个月及明年的购销计划。例如油脂（植物油和动物油），油料（大豆、花生、芝麻、菜子、茶子、棉子等），商品毛猪，商品屠宰牛、羊，蛋类，以及大中城市的蔬菜（关于菜农生产的合作化，我已告陈伯达、廖鲁言于本月底互助合作会议上加以讨论）等类，逐步走上国营和合作社营，目前就要有计划，动手做起来。像五千万头商品毛猪，国、合仅仅做了百分之六，即三百万头（其中一百九十万头出口），这是太少了，明年至少加一番，达到百分之十二，即六百万头。如外贸及内贸有销路，还可加大。大中城市蔬菜必须管起来，生产合作化和供销合作化（后者加国营控制），应是同时进行，过去这一方面我们全没有管。油脂、油料比普通粮食还有价值些，目前绝大部分还在私营手里，今冬及明年必须由国、合管起来。当然目前几年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但三分之一或一半能由我们管就好。我们对德国（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当全力帮助，我想可以答应三亿二千万卢布的生意，只是向他们声明：（一）明年上半年办不到，下半年准备用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德国货多给我们需要的日用品（他们有的，或能产的），少给我们暂时不能用的机器（也要准备来一部分政治积压，甚至欠账）。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此事请你们与外贸同志再加考虑。”“朝鲜是赠送，德国是易货贸易，是不相同的，因为德国未打仗。但德国却和朝鲜一样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民主阵营内只有这两个国家是被分割为二的，波、捷、匈等国都是统一的。”
同日 复信李漱清：“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10月17日 嘱机要秘书告彭德怀，同意周恩来和他的意见，让疲劳久病、肺病日趋加重的李克农回国休养。
同日 晚九时半，同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0日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告知韦国清担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谈话。毛泽东说：今年的一件大事，朝鲜停战了。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靠的是领导的正确，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前不久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报告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时，讲了好几条，头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打到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各军兵种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了不起的经验。《三国志》里有很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去年这个时候，胡志明、长征来北京，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先攻西北、上寮，再逐步南进的战略方针，他们是接受了的。
同日 晚十一时半，听取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本日开会情况。
10月18日 上午八时半，和朱德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西藏国庆观礼团、昌都地区国庆观礼团、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11月改为阿坝藏族自治州，1987年7月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国庆观礼代表团、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西藏代表团、来京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昌都地区青年参观团的献旗、献礼。随后，接见各代表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林伯渠、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刘格平、张国华参加。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同日 上午十一时半，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九时半，同即将返回朝鲜前线的杨得志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十分，听取刘少奇、胡乔木关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19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本日开会情况和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争论问题，并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中组部内部争论问题，应本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二）领导小组会停会两天，以便饶漱石、安子文、刘少奇准备结论性的发言。（三）大会上不再提组织部内部争论问题，而应强调团结。（四）在领导小组会和大会上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三同志的发言，均交书记处先阅。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20日 上午，同陈伯达、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习仲勋出席会议，至十时又有朱德、杨尚昆、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龚子荣，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会议。会上，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均表示同意中央的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并保证今后在饶漱石领导下把工作做好。
10月2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出席。会议传阅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准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草稿，并决定领导小组会于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开会，请朱德、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到会并作简要发言。
10月22日 致信杨尚昆：“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作出的6条基本总结。主要内容为：（一）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二）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四）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五）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六）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10月23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十月二十二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后，于晨三时批示杨尚昆：“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星期六可以不开会。”在刘少奇的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在饶漱石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同日 就张恕（张恕，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来信要求安排工作事，批示：“请王首道同志酌量处理。”张恕后来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10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意见，同意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会议决定城市计划供应工作由陈云负责管理。会议听取李维汉汇报正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情况。会议提出，要大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要讲清道理，把握好分寸，目的是：（一）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三）加强企业，发展生产力；（四）积累资金，培养干部；（五）购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罗瑞卿、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25日 复信文九明（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同日 会见从湖南来北京的亲戚毛月秋、文东仙，了解家乡情况。
10月26日 审阅修改饶漱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稿。将总结报告稿中的“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不能全部予以消灭”一句，改写为：“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应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有限制地允许其存在。”
10月29日 阅朱启钤（朱启钤，古建筑学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章士钊、叶恭绰十月二十七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议的来信，批示彭真：“此件请付委员会（指1952年5月10日成立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来信就纪念碑的浮雕题材、碑身造型、纹样设计等提出意见。
10月30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水利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财政部关于一九五四年发行公债的报告。
10月3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中共中央的宣传要点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实行统购粮食。它的目的是保障全国城市农村人人有饭吃，保障国家按总路线实行经济建设，保障我国能够一步一步走社会主义的路。宣传要点主要讲了3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二）什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总路线？（三）实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主要修改了四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二）“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不是这样，所谓工农联盟，就不能发展和巩固，而且有使已经建立的工农联盟归于破裂的危险。”（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就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的工厂，新的矿山），另一方面要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这里最要紧的是多炼钢铁，多产煤炭、煤油和电力，多造机器。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学肥料、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四）“农业怎样改造？就是按照农民自愿（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尤其不能采用强迫办法），一步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办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办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办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大家务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同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农村宣传要点中，‘合作社社员所有制’，‘社员’下应加‘集体’二字。”
同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和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克农同志因过劳久病，需回来稍事休息。我们已决定令他于下月初旬动身回北京，并同意来电所作各点安排。他在开城的工作由杜平同志总的代理，对外谈判业务由乔冠华同志负责，一切工作经朝中双方代表团协商进行。以后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均应由李相朝、杜平、乔冠华三同志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复电仍由北京发出。”
11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
11月4日 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再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毛泽东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党的总路线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湖北和中南党内的这种思想情况，在各地都是存在的，请你们务必对党员首先是干部抓紧进行教育和批判，并将情况和结果向中央作报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关于捐款救助印度水灾灾民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两月印度北部一些地方发生大水灾，灾民四百六十万。印度红十字会曾通过日内瓦红十字协会向中国红十字会呼吁救济，我国驻印度大使亦来电建议给予捐助，经指委会讨论，拟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捐助人民币十亿五千万元。毛泽东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二十亿人民币。”
11月5日 审阅修改李维汉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退李维汉同志：（一）同意于十日发表；（二）我只在第七页、第十页、第十三页、第十四页上增改了几个字；（三）请送一份给高岗同志阅；如周总理在十日前回京，应送他看一遍。”“再：会议应通过决议，拥护你的报告及陈叔通的开幕词。”
同日 阅萧华十一月二日关于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的错误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批示：“刘、朱、彭、罗瑞卿、周阅，尚昆处理。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当的。萧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11月8日 为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今年只有一个多月了，明年第一季度即将到来，务望你们抓紧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产节约工作，并迅即动手布置明年第一个季度的各项工作，争取今年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已定的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工作和可做的基建工作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报告说：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逐步深入，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甚高，九月份的生产情况已有好转。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财政上的困难情况正在得到克服。为了把运动推进一步，各级领导的重点是：应用大力帮助目前运动开展得不好或尚未开展的单位，使他们迅速把全体职工发动起来，使增产节约计划与各项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同时，注意把目前生产同明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及明年第一季度生产的准备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两个年度之间生产工作上的中断或脱节现象。
同日 审阅胡乔木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批示胡乔木：“已阅，可用。”这篇社论于十一月九日发表。
同日 就准备公布美军十九名细菌战战俘的供词，致电金日成（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就细菌战问题重起风波，诬我以酷刑逼细菌战俘造假供状。我们拟将美细菌战俘十九人供词公布，并在公布之前，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名义发表关于这十九份供词的公报。公报、供词、录音及各俘照片均将于十一月九日以飞机送平壤。我们拟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时间十一时将公报广播，十一日见报。自十一日起连续广播各俘口供并连续在广播后之次日见报。拟请平壤亦照此日程公布上项公报和供词。以上各点均请电告您的意见。”当日晚，金日成复电毛泽东：“关于公布十九名美细菌战俘供词问题，完全同意来电所示意见，特复。”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再致电金日成（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关于细菌战俘的新闻和供词的广播和见报可以一律顺延一天，自十一日上午开始广播，十二日开始见报。关于发公报问题，经再研究后认为无此必要，故公报稿已改为一个新闻由新华社密电发平壤。”
11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政务院关于编制一九五四年预算草案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省市自筹经费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发行新人民币问题的请示报告。会议决定：本年度粮食计划收购数字必须完成，同时又必须抓紧明年度的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出席会议。
11月10日 就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准备问题，致信彭德怀，指出：“军事会议快要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加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萧向荣照着你的意思去写。请酌定。”“对于我们配备干部不满意，不但是那个写信的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我估计有相当一些人有意见。我认为我们配备的干部一般是正确的，对此不满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们对于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当提拔的可能有些未提拔，他们可能认为一方面军的人提拔得太多，而二、四太少和照顾不周，值得注意。请你找赖传珠、徐立清、萧华、甘泗淇四同志一商此问题，可将那封无记名信给他们看，要他们对此加以注意，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加以改变。”信中还讲到，应有一段时间使到会同志对军委工作广泛提出意见，以弄清问题，统一意志。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11月13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高岗、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下午五时，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并商定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主要问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高岗、邓小平等参加。
11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同朝鲜签订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克农、叶季壮出席。
11月20日 阅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十一月十四日关于天津市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的综合报告，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一）此件值得注意，发给你们参考；（二）请你们注意各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和教育。”综合报告说：国庆口号中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资本家波动很大，其中尤以中小资本家为甚。资产阶级对总路线是不满的，但又无可奈何。他们要求保持现在的秩序。
11月21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两国政府谈判公报、中朝关于铁路的议定书、中朝关于技术人员的协定、中朝关于留学生的协定、中朝关于民航的换文和中朝关于难童的换文等七个文件和招待金日成一行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各件均看过，同意；（二）同意签字、宴会、晚会等各项安排；（三）签字时似应有我国公职民主人士到场，如是，则各件应先给他们一阅，请酌定。”
11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将于明日签字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出席会议。九时半，与会者同由彭真、李维汉陪同来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代表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郭沫若、傅作义、李烛尘、彭泽民一起，继续讨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1月23日 下午五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高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周恩来、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同日 下午六时，设宴招待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同日 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电报说：“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1月24日 晚上，同章士钊谈话，李维汉参加。
11月25日 下午，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11月26日 致电贺龙：“同意你到上甘岭一带了解工事情况，十二日前（贺龙当时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正在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后因情况变化，于12月18日回到北京。）回北京参加军委会议。”
1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铁道部《关于从速修通宝成线问题的研究结果的报告》、政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还讨论了海军建设问题。
11月28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个会议于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议程安排和主席团组成人员的报告，批示“照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彭德怀准备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报告的草稿和朝中方面将于十一月三十日向美国方面提出的全面建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列席会议。此前，审阅修改彭德怀的报告稿，批示：“可用。略有修改。乔木已作修改。”
12月2日 晚上，同罗荣桓、胡乔木、凯丰谈话。
12月3日 复信袁希洛（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当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十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甚谢！大著已付此间文史馆研究。”同时，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文史馆研究，并已复告袁先生了。”
12月4日 晨，致信杨尚昆：“今天会议文件（指1953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文件，计有：劳动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和改进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的报告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党委关于195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除科学院一件外，我均已看过，请电话督促各同志均于会前看一遍，以便讨论。科学院一件，推至下次。今晚应加上彭德怀同志准备在军事会议上作的报告一件，加以讨论、通过，并拟临时约刘伯承、叶剑英、聂、黄、张（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6月、9月、10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聂、黄、张，指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五同志列席。请告各同志看文件。开会时间，待我起床再定，也许要推迟一二小时。”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劳动部党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出版总署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的文件，讨论通过彭德怀十二月七日将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海军建设问题时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国家机构经费（军、政两项经费）占全部国家的支出，最后要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李立三、陈伯达、黄克诚、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谭政、张宗逊、萧劲光、陈赓、杨尚昆、胡乔木、刘亚楼、凯丰、毛齐华、刘亚雄、宋平、荣高棠、陈克寒（毛齐华、刘亚雄、宋平，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荣高棠，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当时任中共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出版总署副署长。）出席会议。
12月5日 就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致信周恩来：“公债及批准中朝协定两事，仍以于数日内召集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为适宜，时间可在下星期任择一天。命令及条例（指《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毛泽东为公布这个条例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待会后再公布。”
同日 晚上，会见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在毛月秋等在京期间，应毛月秋的要求，题写“韶山学校”四字。
12月7日 晚上，就起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问题，致信胡乔木：“宣传大纲请你们于数日内写好，先经你及凯丰、伯达几位同志看过，最好座谈一下，于十二月十一日以前交我为盼！”十日晚上，阅胡乔木九日来信，信中说：“总路线宣传与学习提纲的第六次稿本日上午已约请陈伯达、凯丰、胡绳、熊复、许立群、于光远、马洪（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许立群、于光远，当时分别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副处长。马洪，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等同志讨论后，认为尚须作相当的修改，现正由凯丰修改，十一日可以送上。”毛泽东批示：“如来不及，十二日交我即可。”十三日晨，修改胡乔木报送的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名义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草稿之后，致信胡乔木、杨尚昆：“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毛泽东对宣传提纲加写了两段话，主要修改了两段话，并最后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加写的两段话是：（一）“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二）“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张国焘，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苏联的贝利亚（贝利亚，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1953年6月被清除出党，12月被处决。）），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主要修改的两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毛泽东在宣传提纲中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最后确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同日 晚上，在玉泉山住处听取陈毅汇报华东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情况。
12月8日 晚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设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投票站，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2月9日 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时，毛泽东说：准备的时间是不是短了些，十二月只有半个月了，十二月、明年一月还有粮食统购统销的大事，是否从一月准备，组织推销委员会，分发控制数字，二三月动手。公务人员、工人有的买不起，灾区、贫瘠地区要除外。总之，工作要有重点。这个时候正是搞购粮，我们把购粮当做极大的事，全国动员，可能做好。发行公债也要当做一件大事，如果摊派下去，搞得不细致，还有可能重犯一九五○年发行公债时的强迫命令。这次公债发行从二月一日开始，要公平合理，要避免过去的缺点，工作要越做越细致，不是越做越粗糙。财委要切实掌握这项工作，如像掌握粮食统购统销一样地掌握。会议批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通过《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各项任免案。
同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实施《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同日 复信戴毓本（戴毓本，杨开慧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九月来信收到，迟复为歉。你在工人医院工作甚好，希望你在那里坚持工作下去。到一个新地方可能有困难，那你就应当坚持地逐步地去克服那里的困难，过一个时期就可能顺利起来。这样，对你和国家都是有益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汇报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和关于民主人士安排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陈伯达、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这样做，一切矛盾不能解决，公私、劳资、资资、劳劳、国劳（公公）的矛盾，不可终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三类办法：第一类，苏联办法（指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即直接剥夺的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第二类，发行公债购买，十年买完，但谁出钱买公债、谁付息？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满意。第三类，我们现在的办法，十三年，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润，把资产阶级养活起来，在一段时间，企业还归他们管着。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还有，我们现在对私营工商业“一下子吞不了”。三年半的经验，我们找出这条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第二个五年计划让不让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这要由我们的政策来决定。但政策决定于需要，如果社会对私人资本主义有需要，那还是要发展。私营工厂，十人以上的可能有残留，十人以下的可能有发展，还可能有新生的。社会有需要时，让它发展，想办法管起来，以后再合营。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包括人、经济、文化、社会舆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打泡泅，即游泳。），淹不死人。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准备修改。大致控制数字，还要看发展。总之，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每年到这里讨论三四次，至少两次。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给资方分红利，十三年准备支出五十万亿元给资本家。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购买，比较行得通。工人付给红利，养活资本家。工人和我们党内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这还不是仁至义尽？“新民主主义那么好”，资本家称赞的，就是这一条。私营企业要多少年才实行国营？可能有先有后，要看发展，看看他们的生活、社会、人心等。实行国营，资本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可当工人，就是拿工钱吃饭。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当，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说共产党没有灵活性，我不相信。从延安起组织不纯，不纯，日子就好过了。到了北京组织又不纯了，许多人反对，特别是青年娃娃。要他们看《水浒传》，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清朝政府最厉害，能用汉人。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对这第一个联盟没有争论。第二个联盟，也就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是一个敌对阶级，但不同于别的敌对阶级，它同我们合作。不善于区别能合作和不能合作的敌对者，就会犯路线错误。一九四九年农村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农村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就中华民族来说，首先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现在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里产生新的资本主义，所以要大大宣传总路线，宣传农业集体化。那时，城市也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国营经济才接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摊子没有摆开，没有做出榜样，优势没有形成。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大大宣传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
12月10日 审阅陈云十二月八日关于增发五至七万亿人民币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高即阅，退陈云同志照办。”陈云在报告中提出：如果今晚开会，我可报告一下，如今晚不开会，而需要我当面报告一下，则请通知我去向你报告。毛泽东批示：“不需要再报告了。”
同日 阅胡乔木十二月七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提出：一、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着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二、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和汉字改革问题的两个文件均已印发，关于少数民族文字问题，拟由政务院以指示形式发布，希望能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通过。汉字改革问题较为复杂，盼中央能对所提改革办法作一原则指示。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一）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12月上旬 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说：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你们当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盲干和单干都不好。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必须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领导的要同大家商量问题，要同上级、下级、平级三方面商量。党组开会必须要有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争取大家多提意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真正做好集体领导。领导人是要讲道理的，说服力强，才是真正的强。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如果城市医疗问题不搞好，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充实医院，培养医生，这是根本的办法；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加强领导，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这两个办法可以同时并用。
12月12日 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一月十七日关于拟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召开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民主人士安排问题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明年九月才召集，安排会议太早了不好，以在明年春末夏初时为宜。”
同日 上午，同萧向荣谈话。
12月13日 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曾提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后，批示：“即退陈伯达同志，尚昆同志。第（七）节（指决议草案修改过程中加写的第7点，主要内容是：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运动中，要继续切实注意和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的“要满腔热情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的指示，必须执行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改好，即送尚昆同志印发扩大人数那些同志看，最好今天能印发，请他们明天（十二月十四日）准备提出修改的意见。”此前几天，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主要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二）“中央认为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三）“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县，只要是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均必须有领导地认真办好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二日，在邓子恢十八日为送审决议最后修改稿的来信上批示：“刘、周、陈、朱、小平阅，交邓子恢同志处理。在报上发表，并写一社论（《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题为《正确地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社论。），同时广播。”
同日 复信廖静文（廖静文，徐悲鸿的妻子。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3年9月26日因病去世。）：“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1955年5月、7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本日，批示田家英：“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同日 下午，同易礼容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毅谈高岗、饶漱石问题。后同薄一波、刘澜涛谈话。
12月14日 致电李相朝、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指出：“美国方面片面中断双方会谈，我们认为应由奇石福和黄华（奇石福，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外务省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朝鲜政府代表。黄华，当时任外交部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中国政府代表。）二同志出面发表声明予以斥责。（1953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边会谈。由于美方在参加政治会议成员问题上制造障碍，会议未能达成协议。最后，美方代表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12月14日，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方中断会谈的行径，暴露了美方“希图破坏政治会议，使朝鲜问题不得和平解决，以便借此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现发来声明稿，望即备函连同声明送交美方。函中应告对方于例行会议时间前来板门店开会，并通知我方。如果到时不来，再以公报形式发表美方拒不开会事实。这个声明，北京将于十四日晚广播，十五日见报。请平壤亦于十四日晚广播。”
同日 下午，同邓子恢、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又先后同彭德怀、刘少奇谈话。
12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有：（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定在报上公开发表；通过《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二）决定增加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徐向前，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4年6月、9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三）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问题。（四）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会议大多数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主持，而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五）王震（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1954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任铁道兵团司令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
12月16日 上午，先后同朱德、饶漱石谈话。下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上，同从朝鲜回国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邓华谈话。
12月17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下午五时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晚上约周恩来一起谈。
12月18日 上午，同谭政谈话。下午，先后同邓子恢、李富春谈话。晚上，同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谈话。
12月19日 阅张震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先攻打上下大陈岛等浙东沿海岛屿再取金门的补充意见给彭德怀、聂荣臻的信，批示：“退彭。此意见可注意。”
同日 下午，同黄克诚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委派陈云去高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要他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到杭州后，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1954年1月9日，陈云由武汉回到北京。）
12月20日 上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谈话。在谈话中强调党内团结，认为高饶阴谋活动的真相已大白。下午，同刘少奇谈话。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2月21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先后同罗瑞卿、陈毅谈话。
12月22日 审阅王尚荣十二月十九日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给黄克诚并报彭德怀的报告，批示：“刘、周、朱、彭、陈毅同志阅，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同日 上午，先后同杨尚昆、彭德怀谈话。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2月23日 下午三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四时四十分，同高岗谈话。晚八时四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十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12月24日 复信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你们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刘伯承、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黄克诚、陈伯达、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李维汉、安子文、胡乔木、凯丰出席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5日 上午，专列经过济南，在专列上听取向明汇报山东工作。本日，随行的杨尚昆致电刘少奇：“我们十时半过济南。奉指示转告，请你根据昨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一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字数以五百字左右为限，写好经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派飞机专送到目的地（指杭州。）（飞机可请总理处办理），以备审阅。”
12月26日 下午，到达南京浦口。在专列上听取柯庆施汇报江苏工作。
12月27日 晨，到达上海。下午，参观上海市容。晚上，离开上海。谭启龙（谭启龙，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195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同行。
12月28日 晨零时，到达杭州，住刘庄。
本年 在一次会议上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他说：几年对资产阶级改造做得不够，可能性估计不足。中国资产阶级处在特殊状况中，特别“三反”、“五反”后是孤立的。那以后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经济、政治、教育。孤立中有分化。如果说现在资产阶级还像“五反”前那样猖狂进攻，是不合事实的。节节抵抗，节节变化。对资产阶级与对地主阶级不同，以教育为主，斗争为辅，教育中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百分之九十几是可以改造的。批评通过他们自己进行。资产阶级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反革命，在报纸上说资产阶级，应实事求是，要具体分析。争取中间的和落后的，孤立反动的，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思想不明确。不敢讲资产阶级一句好话，不是实事求是的。联合不是空话，有政治、经济（饭票）。世界事物，两个东西碰在一起不能不起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它不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当前对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问题是带着相当大的盲目性，对资产阶级可能接受改造，或者不相信，或者相信而不坚定。还要强调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反帝的作用还有，还表现在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虽然是被迫接受，也是两重性。接受要有条件：（一）阶级同个人有差别，阶级消灭，个人不消灭。（二）资本家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就会起变化。（三）加上我们的工作和资产阶级孤立。从历史上看，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即同我们有关系，现在更要靠我们。接受改造是生路，抗拒改造是死路，不应当让他们走抗拒改造这条死路。“五反”前，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而我们不自觉；“五反”后，资产阶级不能不跟我们走而我们也不自觉。资本家的家庭也在起变化。不能希望他们变成马列主义者。国际条件很有利。我们工作的缺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强调什么东西，老是一个老调子。今天不强调教育，不懂社会主义成绩，不懂瓜熟蒂落情况，用斧头砍他。没有看到新情况，“左”的表现，右的实质。“左”是表现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悲观论调，这是没有分析的结果。通过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是积极的主动的更有效果的措施，千万不要看成是消极的措施。农村合作社，推迟两年不会死人，但可快而不快不是好的领导。赎买是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对斗争的尖锐化复杂化要有全面分析，不能笼统地讲。“五反”后资产阶级基本上屈服了，对资产阶级要求同克异，在政治上经济上孤立他们。他们内部在分化。逐步改造，有利可图（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怕同资产阶级接触是糊涂思想。现在改造条件成熟了，明年能否来个高潮。
本年 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1952年8月决定修建海南岛海（口）至榆（林）中线公路，1954年12月竣工，全长296公里。）纪念碑题词：“加强防卫，巩固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