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元旦团拜和戏剧晚会。
1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准备情况和会议开法等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列席。晚七时会议结束后，一同去中南海紫光阁出席庆祝沈钧儒八十寿辰宴会。
1月3日 晨，乘专列离京去外地，杨尚昆同行。
同日 经过保定时，毛泽东要杨尚昆同邓小平通电话，请邓通知安徽曾希圣、黄岩（黄岩，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3月任省长）。）于四日上午到徐州。下午，到达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吴芝圃、杨蔚屏（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2月任省长）。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副书记。1955年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汇报。吴、杨主要汇报农村工作，说现在农业生产问题省委各同志已较前摸底，增产有把握，目前因三统（指国家实行的统一财政和对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统购与统销的政策。）、合作社、征兵三个任务同时在搞，农村中有紧张情况。元旦社论中提到的农村阶级路线很明确，对我们帮助甚大，过去的认识是很不明白的，现在提高了一步。毛泽东表示河南省委同志对工作已较有信心，对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去年他由广东北返时省委的汇报要好些了，并鼓励他们多抓农业生产。
1月4日 晨，在专列上同吴芝圃、杨蔚屏继续谈话。吴、杨汇报说：牛大为减少，原因是：（一）因受灾饲料少；（二）价格不合理，牛皮价高于牛价；（三）农业合作社只要大牲口，小的不要。商业上对零售商改造有冒进，小市镇私商只剩百分之二十。农民对粮食问题意见不多，意见多的是油料和棉花留少了。下午三时，到达徐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曾希圣、黄岩和安徽省委秘书长吴文瑞汇报。主要汇报农业生产问题。他们说：去年安徽水灾很严重，由于省委注意了农业生产，采取了“三改”办法，如按灾情计算要减产七十八亿斤，但实际上只减产十九亿斤，成绩是很大的。由于注意了防疫工作，灾后死人很少。关于地方工业问题，曾希圣认为，中央对地方工业限制太多，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主张在财政上不牵动中央预算、不影响全国平衡和地方确有需要的原则下，让地方多搞些工业。对中央机关办事手续多、见不到主要负责人有意见。曾希圣还汇报了对治淮的意见：（一）不应修的水渠修了（如在河南境内）；（二）对内涝注意不够，经费上也未着重投资于内涝；（三）技术上有些问题未解决。六百亿至八百亿流量之争，水利专家不注意去群众中调查而只凭主观。晚七时半，专列由徐州北上，当晚到达济南。
1月5日 在专列上同舒同（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谭启龙谈话。他们主要汇报以下问题：（一）向明问题（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被撤销党内职务。1955年10月被开除党籍。1963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80年中共中央撤销了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处分，给予平反。）和若干干部问题；（二）如何改变山东党的工作作风问题；（三）农业生产和农村中紧张状态问题；（四）工商业问题。下午，离开济南北上。晚上，到达天津。
1月6日 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黄火青、吴德、李耕涛（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私人企业工作委员会书记、天津市副市长。）谈话。他们主要汇报：（一）天津地方工业与私营工业的生产问题；（二）商业上对批发、零售商的改造问题；（三）农村的货物供应问题。晚八时二十分，回到北京。
同日 晚十时，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1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会谈情况，刘少奇、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月8日 下午五时，同彭德怀谈话。晚七时，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十一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月9日 晚上，同周扬谈话。
1月10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加写第七条：“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在指示稿谈到“政协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对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的候选名单、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各种名单等，应提到适当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之后，加写一段文字：“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协商会议每年至少要有四次，即平均每季有一次；此外还应有一些对若干个别问题的协商会议。”
1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和私营工商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周扬、张际春出席。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1月12日 阅彭真一月三日关于建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信中说：黄炎培副委员长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信，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废除已开之例，我即把黄炎培的信在常委（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借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个一致意见。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同意这样处理。”
同日 审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本日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指胡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请示和附送的说明，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
同日 下午，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出席。
1月13日 阅中共财政部党组一月十一日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毅、习仲勋、杨尚昆阅，指出：“这是财政部党组写给国务院，请它‘批转各省市党委’的一个报告。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
1月14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周恩来在附信中说：“此件已经陈云、一波、刘杰、伍修权（一波，即薄一波。刘杰，当时任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同志研究过，认为可以同意。尤金大使通知我，苏联政府命他代表签字，我方因陈云同志不在，可改由我代表签字。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同日 中午，同周扬谈胡风问题。
1月15日 阅周扬本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的报告附送了胡风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合实际之处，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周扬在报告中提出，准备回绝胡风发表这样笼统声明的要求。毛泽东批示：“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钱三强，核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11月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出席会议。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接着，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递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看，并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勘察的情况。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谈了粒子可分的问题，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月17日 阅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一月十四日关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拟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初步意见给各省市党委、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毅、习仲勋、杨尚昆阅，指出：“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饶漱石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出席，邓小平、谭震林列席。
1月20日 晚八时，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谈陈毅春节回上海一次问题，并讨论一江山岛攻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8日解放一江山岛。）后准备攻大陈岛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会议，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列席会议。
1月21日 上午，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谈话，陈家康参加。
1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稿。中央指示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中宣部的报告列举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并开始使用了“胡风小集团”的提法。
1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声明于当晚发表，其中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人干涉。”“中国人民必须解放台湾，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1月25日 审阅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稿，批示：“陈云同志：看了一遍，作了些小的修改。有些打问号的地方还待商量。商业部分请你考虑是否改写一下。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三月二十一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月27日 阅陆定一一月十九日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阅，退陆定一同志。陆提各点均可不改，只在文尾倒数第三行第二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后来，梁漱溟的这篇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赞颂共产党、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发表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报》和二月五日的香港《文汇报》。
同日 晚上，同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胡绳、邓拓谈话。
1月28日 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在同大使的谈话中，提到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并提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交谈中，当大使谈到今天世界形势仍然危险，中国亦受到威胁时，毛泽东说：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1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致信杨树达（杨树达，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同毛泽东相识。一直从事古汉语语法及文字训诂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南师范学院教授。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1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研究关于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台湾问题和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同日 复信章士钊：“前后三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有关方面乞代致意。”
1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
1月下旬 阅章士钊一月二十四日转送的金韫颖（金韫颖，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妹妹。东北解放后曾在吉林省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1949年来北京，后参加街道工作。）写的《自述》和章士钊请求对她“优予提振”的来信，批示：“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在金韫颖《自述》上批注：“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2月1日 阅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一月二十日报送的湖南省人民法院关于绥宁县错判事件的检查总结。检查总结说：绥宁县人民法院盲目受理了大量附会一种迷信传说的案件，在审理中又只重口供，不重证据，甚至采取逼供、诱供等审讯方法乱捕乱押，造成大量错判。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件可以批发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及政府党组，并登党刊，借此引起法院——工作人员注意，改善审判作风。至于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点放在改善作风。”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2日 阅海军司令部二月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电报说：在目前对大陈岛蒋军的作战中，蒋军撤退时将在判明有无美舰的情况下有限制地使用海岸炮火。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同日 晚上，同刘晓谈话。
2月3日 审阅彭德怀转报的邓华、刘亚楼（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撤退和将该地区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的情况汇报，对彭德怀所提出的“控制设备折款不超过八亿卢布”的意见，批示：“请周酌定是否这样办，我意似可照彭意见处理。”四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提出接受装备以不超过八亿卢布为妥，水鱼雷轰炸机可只接受一个团，汽车、拖拉机、运油车需付现款。六日，毛泽东批示：“我意似可照周意见处理。”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并转安理会主席贝朗德的电报稿，电报于本日发出。此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首先讨论新西兰代表提出的《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的提案，然后讨论苏联代表提出的《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才能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同日 审阅陆定一一月七日给邓小平并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出版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稿酬支票，建议转送保共中央，并建议今后凡类此问题均将稿酬转送各该国兄弟党。毛泽东批示：“照办。退回为好。”
同日 复信陈嘉庚：“一月十八日惠书及附件业已收到阅悉，甚为感谢！”
同日 在周敦祥希望毛泽东能给她介绍一个工作的来信上批示：“将此信转寄湖南省委统战部，看是否能在省参事室及文史馆给以位置。”同时，复信周敦祥（周敦祥，曾加入新民学会。1955年4月被安排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来信收到。尊况甚表同情。已请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酌量设法为助，未知能如愿否，你可就近接洽。如有急切困难，尚望见告。”
2月6日 阅粟裕二月一日关于发布《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岛的部队》的新闻给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报告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该条新闻，是在华东军区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发布这个贺电也违反了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并粟裕：“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出席。
2月7日 阅缅甸总理吴努二月三日关于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致周恩来的电报，批示：“苏联的建议已经发出，我方并与印度谈过，可以复吴努简电了。”此前，周恩来于六日会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美国对在联合国范围以外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不感兴趣。现在问题的关键在美国。我们主张在国际会议上谈。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蒋介石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十二日，周恩来将中方意见电告吴努。
2月8日 阅罗荣桓、谭政、傅钟（傅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甘泗淇关于军队审查干部工作的初步情况报告。报告说：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我军绝大多数干部在政治上是纯洁可靠的，但也有少部分干部的情况是复杂的，而有些领导机关有麻痹疏忽、提拔干部重才轻德的现象。毛泽东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指出：“此件值得看一下。全党干部审查问题，请小平同志督促进行。”
同日 晚上，先后同彭真、陈伯达谈话。
2月9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前往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本日去世的张澜的入殓仪式。
2月10日 复信毛森品（毛森品，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惠书收到。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为尊恙医疗之助。为了实行你的节约主张，希望你不要来京。”
同日 晚七时，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谈话。九时，同张闻天谈话。
2月11日 复信张之江（张之江，原国民党西北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
2月12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由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贺电指出：“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贺电认为：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正在到处推进战争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目前美国在台湾地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挑衅，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中苏友好同盟在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必将日益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14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在致词中说：我庆祝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在我们中苏两个伟大的国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是要被粉碎的。
2月15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20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五年计划纲要第二稿，我已看过一遍，有些意见，已告陈伯达同志。请你们即于日内分别找伯达谈一次，将你们看过后的意见告诉他，或将你们修改的本子交给他，连同其他同志的意见，由他汇集起来，加以修改，加上地方计划一章，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那时我们可以看第三遍，可于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为基本定论。明后天我开始看高饶问题文件，看完再集谈一下。”
2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月二十二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在第五部分加写一段话：“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原故。”同时在报告稿上批示：“刘、陈、彭真、小平阅后，交恩来同志：高、饶联盟文件已看了一遍，全文可用，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从第九页起刮掉了两段（这两段文字的内容，主要是批驳高岗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攻击中央领导人等。），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宜这样地在这里辩论，刮掉后似乎要好一些，请你们斟酌。刘、陈、彭、邓各同志的修改意见，请于日内即交恩来，以便明日或后日谈一下。”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指出：“光荣的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无敌的威力摧毁了法西斯势力，保卫了欧洲和世界文明，对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正当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进行战争挑衅、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苏联军队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2月23日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习仲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康省（西康省于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原所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理塘县理塘大喇嘛寺活佛。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拜贺藏历木羊年新年，并同他们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本来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及气候也好，只是过去由一些坏人在这里领导，政治上不好，因而各方面比一般的先进的国家落后一百多年。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末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在你们两人的领导下，西藏的事情一定会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来，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我们在中央办事也经常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和你们商量，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
2月24日 下午五时，同陈伯达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改问题。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宴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先后致词，称颂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毛泽东致祝酒词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2月26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邓拓等出席。
3月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3月2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3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稿，批示：“即退尚昆照办。”指示指出：“根据各地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从整个说来，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产生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比如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某些措施不尽合理，农村供应工作有缺点等。”“但应该说，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指示根据减轻征购任务的原则，规定本年度（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的粮食征购指标为九百亿斤，并强调指出：“同时再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这对于缓和当前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生产情绪，有重大的意义。”
3月5日 阅卫士李银桥带回的河北安平县细雨村副村长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细雨村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简单化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毛泽东批示林铁：“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同日 就台湾地区的局势和解放台湾问题复电赫鲁晓夫，指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作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定。”“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美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3月6日 复信周敦祜（周敦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同毛泽东相识。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二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是否可待今年暑期在北京报考，请你自己酌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修改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胡乔木出席。
3月7日 晚上，同陈毅谈话。
3月上旬 同邓子恢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指出：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一九五七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粮食征购已经到了界限，征购任务是九百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3月8日 晚七时，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晚八时二十分，同张经武、汪锋谈话。九时，和张、汪去看望达赖喇嘛，并同他谈话。毛泽东说：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实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我们曾对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强调说，要全心全意地去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予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民族团结搞好了，事情就好办。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你们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
同日 晚十时半，同彭德怀谈话。
3月9日 晚上，和张经武、汪锋、范明去看望班禅额尔德尼，并同他谈话。毛泽东说：你们的政策搞对了，你们能主动地拥护他们，主动地让步，能让达赖喇嘛当主任，你当副主任，计晋美能主动提议让阿沛当秘书长，（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确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这是很好的，比我们共产党来提出要好得多。这样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由于过去汉人的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你们压迫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对汉人害怕，印象不好。因此，我们今后必须很好地多办些好事，才能使西藏人民慢慢相信汉人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搞他们的。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西藏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又有很多资源，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所以你们受到祖国各方面的欢迎。我们人民解放军进了西藏，给西藏人民做的事情还不多，修通了两条公路，办了两个小学，给藏民打了一些防疫针。这些帮助只能说是才开始，不过今后会逐年扩大起来的。西藏地方蕴藏有很多矿产，就从经济上来说，也不单是汉人帮助西藏的，是互相帮助的。
3月10日 下午，接见达赖喇嘛，张经武、汪锋参加。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修改问题。
3月11日 就苏联同东欧七国缔结华沙条约问题复电赫鲁晓夫，表示完全赞成苏方提出的由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八国订立一项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建议和条约草案的基本内容。此前，毛泽东于三月五日收到由尤金大使转来的赫鲁晓夫来电及有关附件材料。
同日 晚上，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张经武、汪锋、范明参加。
3月12日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离京返藏（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于1954年9月4日到达北京。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和国庆活动后，赴天津、上海、杭州、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城市参观，后又赴西安、兰州、甘南藏区、西宁（包括塔尔寺）、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参观。）。在北京期间，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和国务院讨论西藏工作的全体会议，参与商讨成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的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问题。
同日 审阅修改拟由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3月13日 审阅中共华南分局发来的卫立煌（卫立煌，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在蒋介石引退后去香港。1955年3月回国。）回国声明《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后，批示：“刘、朱、邓（请小平办）：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须要修改。”
3月14日 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三月七日寄来的给全国人大代表七个月的工作费三百五十元，在付费通知单上批示杨尚昆：“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
同日 阅华东军区关于打击马祖等岛屿蒋军的措施给福建省军区、华东海军司令部并报总参谋部的电报。电报就加强对马祖、金门蒋军的侦察工作以及发现蒋军撤逃并在无美机、美舰顾虑的情况下相机歼敌的部署作出了具体指示。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三月十一日惠书收读。民建开代表大会，很好，谨致祝贺。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黄炎培在来信中报告民建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还谈到最近家乡来人反映农民生活苦，而一些农村干部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改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3月15日 晚上，先后同柯庆施、周小舟（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谈话。
3月16日 晚上，同舒同、谭启龙、林铁、吴芝圃谈话。
3月17日 阅卫立煌三月十六日自广州发来的电报。电报说：“立煌昨日返回祖国，平安抵穗，谨电致敬，并问候刘委员长、周总理、朱副主席及中央各位先生。”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同日，复电卫立煌：“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同日 阅罗瑞卿三月十六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发言稿，批示：“可用。略有增减。”
同日 对杨树达来信作批示：“转科学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同时，复信杨树达：“二月十四日惠书（杨树达信中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甲文说》自序，其中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在审查该书稿中有官僚主义作风。）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
同日 下午，同陶铸、王任重、曾希圣谈话。毛泽东谈到统购统销问题，问向农民少购一点，反应如何？又说合作社搞慢一点。
3月18日 下午六时半，听取杨尚昆汇报本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会议讨论了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关于党代表会议准备情况的报告等。毛泽东提出必须召开五中全会。
同日 晚八时五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3月18日前后 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三月十三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原定代表中央在会上作报告的周恩来因做阑尾炎手术，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作报告。
3月中旬 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等汇报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针，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经讨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
3月19日 将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送交打印。二十日，同陈伯达、胡乔木对开幕词进行修改后，批示杨尚昆“印若干份，在明天下午开会时，在会场上临时分发各代表，每人一份”。
同日 阅彭德怀三月十八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发言稿，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已阅，可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有三：（一）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饶问题；（三）关于成立监察委员会问题。关于五年计划，毛泽东说：这是经过几年功夫准备的，比较接近于实际，从一九五一年就开始搞，中央自己搞了三遍，还有苏联同志的帮助，现在算起草出来了，真是“五年计划四年成”！准备在党代表会议之后，经过修改，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高饶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指邓小平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编者注）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阴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比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会议一致通过：一、同意三项议程，对三项议程的决议和监察委员会名单，委托政治局向代表会议提出。二、同意饶漱石不出席代表会议；同意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三、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20日 阅刘少奇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的提纲，批示：“即退刘少奇同志：题目可不要‘提纲’二字。”
同日 晚上，同朱德谈话。
3月21日31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致开幕词并为会议作结论。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3月21日 上午，对《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再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重印。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文字：“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同日 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3月22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晚上，在天桥剧场观看群众业余音乐舞蹈演出。
3月23日 阅陈毅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陈毅在附信中说：所呈发言稿对“高、饶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的”。毛泽东批示：“退陈毅同志：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二十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陈毅发言稿第二十一页上说：“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毛泽东把这句话改为：“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从某一点上看，或者可以说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晚上，同陈毅、谭震林谈话。
3月24日、25日、26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3月27日 中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全国党代表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组王从吾、李楚离（李楚离，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南组陶铸、王任重，华北组乌兰夫、林铁，东北组欧阳钦、黄欧东（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5年6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4月又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黄欧东，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西南组李井泉、谢富治（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组张德生、王恩茂（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华东组柯庆施、舒同出席。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
3月28日、29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3月30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康生、邓小平、林枫、谭震林、陈毅出席。
3月31日 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共讲五个问题。在讲到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时，毛泽东说：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在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在讲到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时，毛泽东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讲到目前形势时，毛泽东说：要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在讲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同日 《长江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洪水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3月 为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开幕的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4月1日 阅王明（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1956年1月去苏联，此后一直滞留苏联。）本日来信。信中说：这次会议，因准假治病，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感到莫大的损失，但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同志阅后，交邓小平同志印发各代表，并告王明可以继续请假治病。”此前，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于三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并会议主席团说：这次会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陈绍禹身为中央委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不到会，对党的会议采取如此轻视的态度，说明他和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给各代表，并送一份给王明。”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4月2日 下午六时半，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出席。
4月3日 下午，同陈毅、谭启龙、江华（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谈话。晚上，同罗瑞卿谈话，后又请刘少奇参加。
4月4日 晨，同邓小平、谭震林谈话。
同日 中午十二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下午三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会批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讨论，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适当修改，然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 晨，致信杨尚昆：“五年计划，陈、邓两个报告，我的开幕词，少奇发言等五件正译成俄文，准备十号送交尤金转苏共中央，请其提意见。请你即于今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致苏共中央的信，于下午交我看。”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讨论通过《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三个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
4月6日 致信苏共中央，通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情况，并征求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信中说：“现特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求你们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此外，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还有邓小平同志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和我的开幕词，一并送给你们，作为参考，你们如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如有意见，也请向我们提出。这些都是不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并且是机密的。”
同日 复信赫鲁晓夫：“三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对于您的热情的邀请（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于1955年5月访问苏联。），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很愿意能到苏联和同志们聚谈和往各地参观。但因我近日身体有些不舒服，周恩来同志本月内又要出席亚非会议，因此不能成行，待以后再约时间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出席。会后，乘专列离京去杭州。
4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布《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命令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全德人民以及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促进对德和约的缔结、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为了中国人民和全德人民的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第九次会议的决议，宣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不改变德国的国际义务。同时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有关德国的国际协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4月9日 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13日 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为代表；批准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副总理陈云代行，外交部部长职务由副部长张闻天代行。
4月15日 下午，派汪东兴到朱琏（朱琏，针灸专家。当时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晚上，在刘庄同朱琏谈中医问题，毛泽东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谈到生活习惯和身体锻炼，毛泽东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十分钟，第二天散步十五分钟，第三天散步二十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二十五分钟。我突破了医生规定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情况，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
4月19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杭州回北京。
4月23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谭震林、邓子恢开会。此前，邓子恢于四月十九日向刘少奇汇报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情况，谈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大大超过原定发展计划。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邓子恢、廖鲁言参加，由杜润生汇报农村情况，主要讲浙江问题。
4月25日 下午，邀请卫立煌、张治中、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章士钊、龙云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观赏海棠花，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4月26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绳开会，听取陆定一、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汇报。
4月27日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出席亚非会议的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8国代表团团长举行的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4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由于许多地区没有结合定产、定购、定销做好粮食统销工作，致使本年度三、四月份的粮食销量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合理指标，这是极端反常和危险的。解决这一紧急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说明国家销售指标不应当也不可能再增加。毛泽东在末尾加写一段话：“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本指示后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将本指示的要点，结合当地情况，作出自己的指示和安排，一直传达到乡，并开始见之实行。”并批示：“刘阅后发。”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一起参观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并联名为展览会题词。题词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在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发展的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我国人民对正在开始的工业化事业的信心，并且预示中捷两国贸易发展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日见广阔的前景。”
4月29日 会见并宴请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波立特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
同日 复信黄炎培：“四月二十五、六日惠书收读，甚谢！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会是紧的，六月以后将会好些了。”黄炎培来信中反映农村粮食问题，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正临农忙，人为的丰和歉将取决于这一关头，似须经过正确了解后及时处理。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其间，毛泽东同谭震林谈到农村的情况，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我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是，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合作化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晚八时后，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上午，去天安门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彭德怀准备在华沙召开的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并指示即将出访苏联等国和列席华沙会议的彭德怀，就共同反侵略斗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
同日 复信陈嘉庚：“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陈嘉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全国食用较粗糙的米以节约粮食，并建议福建省晋江青阳机场改建在青阳公路以南。
同日 复信周世钊（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三月惠书收读，甚谢！学校部署很好。规程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情形如去年那样，游水颇有好处。”
同日 复信蒋竹如：“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同日 复信谭世瑛（谭世瑛，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去年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书收读。情况困难，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三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如有所需，尚望续告。年老出门，颇多不便，似以无动为宜。如体健兴高，亦可出门看看。”
同日 复信文炳璋：“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此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梅清，毛泽东的表弟。）、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同日 复信张沛民（张沛民，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刘政谋的妻子。刘政谋已病故，张沛民生活困难。）：“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寄上二百元，聊助涓滴，不要还的。如有困难，尚可续告。”
同日 复信张四维（张四维，毛泽东少年时的邻居。当时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三月二日的信收到。你说的事，我不能答复。生活困难，付上二百元，以为小助。”
5月3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5月4日 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问题。
5月5日 晚上，听取邓子恢汇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邓子恢准备在次日的会议上作总结。毛泽东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次日作总结时，未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
5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邓小平出席，陈毅、王稼祥（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列席。
5月9日 复信赫鲁晓夫，告知已于五月二日收到尤金转来的信和所附的《关于建立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参加国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议定书（草案）》及有关公报（草案），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将上述两个草案提交华沙八国会议作为会议的相当决议的基础予以讨论，并且已经指示彭德怀同志在华沙会议上对上述条约和议定书表示完全支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谈粮食与农业合作化问题，周恩来参加。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两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毛泽东问：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说：三分之一也可以。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同志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生产消极吗？
5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党外人士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马叙伦、张奚若、许德珩、罗隆基、李德全、马寅初（马寅初，经济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商谈粮食、外交、台湾、大赦等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参加。
同日 阅粟裕本日关于美军飞机侵入我领空及我应采取之对策的报告。报告说：今日上午十时二十七分，美机F-86型歼击机一批八架，侵入至安东（安东，今辽宁丹东。）以南地区领空，与我机遭遇，发生空战。判断敌机仍有来犯之可能，我之对策是：当查明美机北上时，我机即进入待机空域巡逻监视其行动，如入侵至我领空及我保卫目标上空时，则组织所有防空兵力火器坚决打击之，要求安东、旅大地区空军密切协同动作，以确保我军机场及保卫目标的安全。毛泽东批示：“照办。”
5月11日 审阅周扬报送的《文艺报》为发表胡风（胡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系统地陈述他对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随后，又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1965年，胡风被判处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1978年底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件错案。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指出：关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揭发材料起草的编者按，批示：“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毛泽东重新写的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指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五月十三日，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揭发材料连同《人民日报》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标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谈话，后陆定一参加。
5月1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肃反工作的方针：“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陈毅、李维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马叙伦、张奚若、许德珩、罗隆基、李德全、马寅初、何香凝、章乃器。
5月13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
5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同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合影。毛泽东讲话，谈到党的历史、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粮食统购统销、调查研究等问题。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共产主义，具体讲就是平时说的为人民服务。三国时的孙权、刘备破曹操，万事俱备，就缺东风。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了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枪。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他说：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做好这个工作，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你们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再加一个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我汇报。但不要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不要摆架子。要尊重乡村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礼节要周到。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摆架子，群众是不满意的，你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在这次讲话前后，毛泽东为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写了一个《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邓拓开会，听取周扬关于胡风问题的汇报。
5月15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周扬、杨奇清开会。晚十一时，同谭震林、李先念、陆定一、周小舟谈话。
5月16日 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通知稿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毛泽东批示：“尚昆用电话问周、陈、彭真有无意见，如无，立即发出。退尚昆于十七日发出，并立即印发给来京的各省市代表。”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的全国政协委员彭一湖四月二十四日向国务院反映农村情况的信。彭一湖在信中谈到他家乡湖南东部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去年办统购时给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影响了生产。二是一九五二年定产时产量定得过高，去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统购时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三是一些区、乡干部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引起群众的反感。毛泽东批示：“即送杨尚昆同志：请将彭一湖的信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的会（指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的各同志。”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东地区五位省市委书记陈丕显、刘顺元（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江华、曾希圣、谭启龙谈话，谭震林、陈伯达参加。
同日 晚八时五十分，同邓拓谈胡风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中南地区七位省市委书记陶铸、陈漫远（陈漫远，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1956年7月任第一书记）、广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周小舟、杨蔚屏、杨尚奎（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任重、宋侃夫（宋侃夫，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武汉市市长。）谈话，邓小平、邓子恢参加。毛泽东主要谈粮食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人大代表下去考察问题。
5月17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周恩来、陈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华东、中南、华北三个地区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问题。毛泽东讲话。他说：下乡考察，是民主人士提出来的，我们把它普遍化，集体组织下去考察。各省市要招呼县、区、乡，对考察要表示欢迎，采取老实态度和积极态度。借民主人士下去这一压，对工作也有好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我们说，乱子不少，但一般还好。合作化问题，乱子也是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的地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比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粮食统购统销是五利：对缺粮户即贫农有利，对“六民”（指盐民、林民、渔民、牧民、船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小不利（对余粮户）。除“六民”和灾民外，剩下的缺粮户究竟有多少，要切实摸一下。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上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可以减到八百七十亿斤。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定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指标是：河南七万、湖北四万五、湖南四万五、广东四万五、广西三万五、江西三万五、江苏六万五。
同日 致信中共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同日 复信杨树达：“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
5月中旬 审阅邓拓五月十五日报送的题为《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的一组文章的清样，将标题改为《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批示：“按语不用，另换一个。”五月十八日，按语和这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周扬、王稼祥、罗瑞卿、杨奇清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和对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提出的方案的对策。
5月19日 审阅粟裕五月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福建地区新建机场将竣工。为保护浙闽沿海航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机对福建沿海主要城市的空袭，并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当上述基地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周恩来曾在报告上批写意见：“各项均妥，只第四项执行时应注意时机和有利条件。”“摧毁敌人雷达后，敌人仍可再设，因之必须在我较有把握条件下方可进行空炮联合作战，否则易遭过多损失。”粟裕报告的第四项，是关于马祖敌设雷达的处置方法。毛泽东批示：“退贺（贺，指贺龙。）、粟照办。请注意研究周总理所提意见。”
5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周恩来、陈毅在座。此前，周恩来曾多次同梅农谈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阐明中国的主张。
5月21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同印度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关于台湾问题谈话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准备交给苏联政府的。毛泽东批示：“退周总理。此件可用。最近和梅农所谈，亦应通知苏方。”报告说：我们在各次会谈中都说明，台湾问题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方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统一国家的内政问题和美国侵占台湾地区造成紧张局势的中美间国际问题。中美两国应该谈判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任何有关的国际会议不能允许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中国认为，只有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只有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才能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有权使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但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才有可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指示草稿指出：“胡风集团，现已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各党委（和党组）必须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毛泽东作个别字句修改后，批示：“即送周、朱、彭真、瑞卿阅后，照发。”
5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开会，讨论胡风问题。
5月下旬 审阅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的清样，将标题中的“证据”改为“第二批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加写两段话：“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这批材料五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5月24日 晚八时四十分，同陈伯达谈话，十时邓子恢参加，次日晨一时二十分结束。
5月25日 晚七时半，同周扬谈话，八时四十五分陆定一、胡乔木参加。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5月26日 阅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五月二十五日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批示：“此件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二十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
同日 阅中共山西省委给所属并报中央的一个通知。通知说：至今有不少单位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不仅浪费了国家财产，而且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省委决定不许这样做。毛泽东批示：“刘、邓：山西此项决定很好，可转发全党。请为中央写一指示，放在前面。”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二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二七号刊登的安徽省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经验的材料，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可用中央名义写一简短指示，转发安徽这个经验，叫各地普遍仿办；并催督各地务必全党动员，在一切乡中普遍做好定销工作，压低总供应量，充分供应少数真缺粮户。”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鉴于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此，请各省市委对这个问题作一次专门的讨论，同时以政协为主体举行一次座谈会，然后将党内党外对这个问题（即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的意见，于六月二十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确定是否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大赦的议案。”在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经过向党内外征求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不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关于举行大赦的议案。）
同日 复信黄炎培：“五月二十五日惠书（黄炎培在来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昨天召集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传达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和实行大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大家对毛主席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24字结语一致表示拥护。对于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对于大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指1955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会记录。）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同时批示：“此件，各同志阅后请彭真同志印发人代常委、政协常委各人作参考。”
同日 派身边一警卫人员回家乡广西作农村调查，主要了解：生产问题，粮食“三定”（指对农村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问题，农业合作社问题，农民生活问题，群众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同日 晚上，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在座。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
5月27日 晚上，应谭震林要求同他谈话。谭震林于二十八日去上海、杭州。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粮食问题的各项情况给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的通知。通知要求它们于接电报后一个月内将下列各项调查清楚报告中央：“（一）去年定产偏高的占百分之几，偏低的占百分之几，恰当的占百分之几；（二）缺粮户（以缺一个月粮为起点计算）占百分之几，自足户占百分之几，余粮户占百分之几；（三）缺粮户供应方面，该供应的真缺粮户占百分之几，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假缺粮户占百分之几（除去周转粮不计在内），本粮食年度内因对假缺粮户盲目供应而耗费的粮食共有若干；（四）以叫唤缺粮的人为一百，真缺粮而又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因而引起叫唤的占百分之几，假叫唤的占百分之几；（五）销售补课工作，已经做好的占乡或户的百分之几，尚未做好的乡或户占百分之几，何时可以做好？（六）各省市销粮肯定应当减少，下一粮食年度究竟可减销若干。以上六项问题，如因时间来不及，请根据若干可靠的典型材料加以估算，于七月五日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先行报来。精确调查，留待下半年做。”起草后批示：“刘、周、邓阅发。发后抄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毛、刘、周、朱、陈、邓。”
5月29日 晨，同陆定一、周扬、邓拓谈话。
同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图为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5月下旬 阅姜黄族英（姜黄族英，姜济寰的妻子。姜济寰在20世纪20年代同毛泽东相识，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5年病故。姜黄族英早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1955年4月27日致信毛泽东，说年已60岁，生活困难，请求安排一个工作。后被安排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来信，批示：“似可酌予帮助，请统战部徐冰同志处理。罗迈（罗迈，即李维汉。）知姜济寰为人。”
6月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五月三十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已发现若干可疑线索等情况，表示将继续调查，待进一步弄清情况后，再根据中央指示分别处理。毛泽东批示：“陆定一同志：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指准备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济深、何香凝等参加。宴会后举行了歌舞和京剧晚会。
6月2日 阅曾山五月三十日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南昌市了解市场情况时，看到南昌市鸿泰私营百货专业代销店的一些做法，对我们如何使私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为社会主义商业很有启发。该店解放后因经营不善、人员过多，营业额下降，亏累日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向市百货公司申请代销，在严格的合同督促下，改善了经营管理，扩大了营业额。通过这种形式，将来过渡到国营商店，是易如反掌的。建议各地作典型试验，经过研究总结后，再逐步有计划地推进。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很有用，请你们看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各省市委及中商部、合作总社党组，叫他们通知各地试办。”中共中央于次日向各地党委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党组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晚七时半，同陈伯达谈话。九时半，同周扬、袁水拍谈话。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开会。
6月3日 晨，同陆定一、周扬谈话。晚上，收到陆定一晚七时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八时十分约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邓拓谈话。毛泽东对指示稿作了几处修改。指示稿第一条中讲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好人。在“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写“（百分之九十几）”。第一条中讲这些机关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在“绝对少数”后面加写“（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在第五条中讲到成立五人小组进行工作处，加写“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在指示稿末尾，加写第六条：“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修改后批示：“刘、周、邓小平、彭真阅后即发。”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罗瑞卿、周扬、邓拓谈话。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陈伯达、王稼祥、陈国栋、廖鲁言出席。
6月4日 下午，同朱德、彭德怀谈话。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6月5日 复信陈云（陈云，陈昌的儿子，当时是湖南长沙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来信并附你父陈昌（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烈士略传，均收到了。去年一信也收到了。略传已转付党史资料机关作参考。”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参观各国军服式样展览。随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式样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贺龙、粟裕、黄克诚、张爱萍出席。十一时二十分，去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6月6日 审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清样，对注文作了一些修改。改后致信陆定一、周扬：“社论（指《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管理、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廖鲁言、陈国栋出席。
6月6日8日 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连续作三次修改，为胡风等人的来往信件分别写了十七篇按语，主要内容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
6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稿。决定稿说：目前，我国正紧张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为了使省市委既能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策和工作问题，又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中央决定各省市委成立书记处。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事似应由政治局通过，然后方好发出，请酌定。”这个决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出。
6月8日 晨零时至二时半，在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毛泽东对社论稿修改了两次，作了较大删改，将原标题《必须引为教训》改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在文尾加写三段文字：“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人民日报》社论于六月十日发表。
同日 复信谭世瑛：“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同日 中午十二时，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谈话。下午一时半，同陆定一、周扬、邓拓谈话。下午二时，乘专列离京去杭州。本日上午陆定一曾召开关于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问题的座谈会。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人民日报》社论稿。
6月9日 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6月10日 上午，到达杭州，住刘庄。
同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将你所收集的关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包括下面大发展，省委核减等数字），写一简要材料给我为盼。”
6月12日 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该书收入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3批材料和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并附有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写序言和按语后，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序言说：“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之一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有些糊涂的人们，“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
6月16日 审阅经修改重印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清样后，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后来《序言》发表在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6月1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但是，对于大批的采取两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相反的，他们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了。因此，必须利用胡风事件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教育，开展各条战线上的揭露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毛泽东批示：“定一同志：此件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征求意见，看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指示稿中原有一段话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特点就是表面上顺着我们，甚至称赞我们，阿谀我们，胡风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骗取了鲁迅的信任。）。”
同日 晚上，离开杭州回北京。
6月23日 晨三时，致信刘少奇：“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请考虑邀安子文、钱瑛（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刘景范三同志到会，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因这个问题曾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宜使他们与闻中央的决定。请予酌定。又：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毛泽东在信上注明：“如少奇同志已睡，则于上午送交尚昆同志。”
同日 晚七时半，回到北京。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胡风问题、粮食问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先念、陆定一、陈国栋出席。
6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王稼祥出席。
6月25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前往北京西郊机场，迎接来访的由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晚八时在颐年堂，两次会见胡志明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参加。
6月27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邓小平、王稼祥汇报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会谈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晚九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前往北京新六所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
6月28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出席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为胡志明率团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致祝酒词。
6月29日 下午三时，同胡乔木谈预算报告。四时十五分，约黄炎培谈话。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开会。十时，去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至次日晨一时。
6月30日 下午六时半，接受南斯拉夫首任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件好事情。我们同你们迟延建交是有其理由的，这就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现在这个僵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际局势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彼此关系的改善。这是为了国际和平事业，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我们要强调共同的地方，至于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但如果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那可以放在一旁，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这是有好处的。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以外交部副部长钱达为团长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黄炎培、陈云、邓小平、陈毅、李维汉在座。随后，同胡志明一起在怀仁堂观看印度文化代表团艺术家的演出。
同日 晚十一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开会。
6月下旬 阅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刊载的三篇材料，其中一篇材料《中共滁县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滁县白庙乡、全椒三圣乡处理自发社情况的通报》说：这两个乡所以有很多自发社，是在乡村干部和党团员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追求合作化的情绪指导下造成的。同时，也受到老社增产的影响，这两个乡的老社皆增产，对周围农民影响很大。而在处理自发社时，采取了简单地强迫命令和轻率的态度，勒令改组，挫折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和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其后果是极坏的。毛泽东批注：“此篇可阅。”
7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罗迈进交来苏共中央关于同南斯拉夫谈判的通知和同尼赫鲁谈判的通知这两个文件。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康生、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陪同胡志明、长征（长征，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参加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四周年和欢迎越南政府代表团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游园晚会。
7月2日 阅中共山东省委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抗旱夏种的紧急通知。通知提出：要求在一切旱灾地区，全力突击抗旱播种。地、县委负责同志要深入灾区，大力发动群众，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旱信心。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发河南、陕西两省委作参考。”
7月3日 下午四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晚八时，在颐年堂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九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会谈。
7月4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你们那里如有相同的偏向，望注意纠正。”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乌兰夫、李维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马叙伦、章伯钧、陈嘉庚、许德珩、李烛尘、章乃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继续开会。
7月5日—3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7月5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议。
7月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韦国清汇报工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出席。
7月7日 审阅彭德怀本日关于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六千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五千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三千元。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二万，一万五千，一万，八千等。”中央军委据此提高奖励标准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关于对台湾空军起义人员奖励标准的规定。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罗瑞卿、周扬、谭政、邓拓谈话，中间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胡乔木参加。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款待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彭真、彭德怀等参加。宴会后，出席中越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公报呼吁贯彻日内瓦协议以使越南通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并表明中越两国在民族解放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相互支持、平等合作的一致决心。晚八时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同胡志明、长征等交谈。
7月8日 阅《人民日报》总编室七月六日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其中第五页《读者反映山西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严重》材料说：据六月中旬收到的和顺、昔阳等地读者来信反映，由于缺粮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找事或行乞。农民怨言很多，各种谣言不断出现。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第五页所载山西两个县缺粮情况是否属实，请转山西省委派人前往调查，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为盼。”
7月9日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接到刘少奇电话。刘少奇说：邓子恢同志对农业合作社问题有些意见，同他谈了一次。我准备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邓子恢同志参加。
7月10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参酌办理。各省市情况，望仿此方式择要上报。”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在京各中委和军委各部门。”
同日 晚七时，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出席。
7月11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谭震林、邓子恢、廖鲁言、陈正人、刘建勋（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杜润生谈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首先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谈话于下午五时四十分结束。
7月12日 晚七时二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7月13日 阅中央五人小组（指1955年5月成立的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罗瑞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简报说：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分别对所属单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运动较以前有较大进展，但仍有少数单位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或发动得很差。有些单位领导上还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不敢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不少单位对在小组中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揭露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简报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北京方面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经验，前已将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两件发给你们。现又有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简报一件，特再发给你们。此件内容虽然和前两件有一些重复，但仍有参考的价值。盼望你们的报告。”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在京各中委，军委委员，军委系统各部门首长，中央各部委，中央政府各党组及若干重要干部各一份。”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七月十二日报送的关于军队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适应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经军委研究，拟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报告提出军委监察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谭政、宋任穷为副书记。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请提中央会议通过。”
同日 致信陈叔通、黄炎培：“送上浙江农村材料一件，暇时可一阅，阅后掷还为荷！”浙江农村材料，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端正互利政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上海局的指示。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后同陆定一、罗瑞卿谈话。
7月14日 阅彭德怀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七月八日召开的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会议的纪要。纪要说：我们在研究沿海作战时，必须把军事、政治、外交等因素同时加以考虑，不能单纯从军事出发，而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紧紧掌握战必胜的原则，必须慎重，不能急躁。会议决定目前沿海的作战方针，应是坚持军委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三日对沿海作战的方针，即：要充分准备，逐岛攻击，先选敌最小最弱的一个岛子攻占之，求得战必胜，攻占后即巩固之，然后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7月15日 审阅萧华报送的他七月十四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直属机关和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报告。报告认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军队的破坏是严重的，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右倾麻痹。报告提出全军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广大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毛泽东批示：“周、朱、陈、邓阅。退萧华：此件似可发给各级党委，至师党委为止。”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十一日送阅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六月中旬给周恩来的来信。来信感谢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的谅解和合作的精神。毛泽东批示：“似可回一封信，以资联络。”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林铁、吴芝圃、王任重、周礼（周礼，又名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柯庆施、舒同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谭震林、陈伯达参加。毛泽东说：（一）在这几年以内，搞合作社主要是依靠贫农，还是依靠中农？什么人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的动态如何？（王任重：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富裕中农听到说合作化要放慢一点，感到很兴奋，说“如同朝拜木兰山”。）要以贫农为基础，包括新中农（新中农里的富裕中农除外）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合计在南方约为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北方约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些人拥护合作社、统购统销，有了这些人做基础就好办事了。（二）关于合作社的发展，原来我也主张停一年，在南方不要办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都搞了好几万个社，我的主意变了，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说合作社办得不好，不巩固，刚办起来当然会有许多问题，像新修的坝一样不坚固，要加工修筑。河北省派了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搞了两个月，只有百分之六的社解散了，百分之七的户退出了，其余百分之九十四的社、百分之九十三的户都巩固下来了。各省也要这样做，每发展一批就要巩固一批，要派大批干部下乡，在统购以前好好整顿一番。把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改为三分之一左右是我的意见，实际上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已经有些县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并没有什么问题。（三）对中农半妥协的问题。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中农入社作价很低，一百年还清等于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不要揩中农的油，照顾到中农的利益，就是半妥协，全妥协就是不搞社会主义。合作社增产了，中农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农满意了，这就可以。牲口折价低了要调整，归公多了不好可以改正，有的社牲口没有瘦，没有死，有的社十五头增为十九头，小牛换大牛就很好，不一定一律改为私有私喂。（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社会经济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生产关系处理得好，生产力就会发展，牲口增加，猪增加，肥料增加。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破坏生产力。合作社是改变生产关系的，农民的私有观念很强，先改为部分公有，即半社会主义，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河北有一个合作社把十几个牲口集中起来喂养，乱打架，四十八根缰绳都搞断了，这样就不如私有私喂，租用雇用。生产关系处理得不好，违反了经济规律，农民会骂人，要砍树，对生产不利。统购任务过大，农民就顶牛。上层建筑不能违反经济发展规律，违反了就会使生产力起埂子。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力的停滞、下降或发展。我们的各项政策一定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策过头不对头，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很灵的。（五）今年农村工作要搞好。还有半年时间，要搞好生产，搞好政策，搞好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定产要定到户，产量定得低一点，“四留”要留得多一点，就不顶牛了，好办了，农民的积极性就大了。农业生产计划你们要搞得比中央大一点，要努力超过，多想办法。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河北合作社社员里贫农（包括新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老中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你们各省也摸一摸，到底情形如何，告诉我，我现在很注意农村阶级情况。有困难，要抓紧，抓而不紧不行。如互助组不纯，不要全组转社，要经过个别吸收办法，妥善处理。富裕中农不入社不强制，而且不吸收，让他找上门来，还要他等一等。
7月1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下午五时，同张经武、胡乔木谈话。
7月17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十一个省五人小组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张际春、宋任穷出席。
7月18日 致信杜润生：“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四、五月间）（指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去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7月19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报送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在省直、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作的结论。这两个文件提出开展这一斗争的重点和方针政策、原则要求、具体部署，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个斗争的领导。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两个文件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的批语，指出：“河北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和张承先同志在省直与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所作的结论，都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并批示：“刘、邓、陆定一阅，尚昆办。此件值得过细看一下。我们谈过的一些问题，这里都解决得很好。”
同日 阅中央警卫团三名河南籍战士受毛泽东所派回乡探亲后写的调查材料。关于河南兰考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老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卖出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材料，毛泽东均批送吴芝圃阅后退回。
7月2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七月十九日报送的陆定一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删去发言稿中“凡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得到成功的人，不管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或是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积极赞助或者不要反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一段，批注：“要求资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又删去“我们也应该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妇女群众中、学生中、工人中，积极宣传无神论，这就是通俗化的唯物主义思想”一段，批注：“这一点可在另外的地方讲，暂时不要在这个会上讲。”毛泽东批示：“送交陆定一同志：除小平修改的以外，我又修改了一些（打红画的），请你加以酌定。”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七月十八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的通报，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上海市委的通报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你们的好经验，望择要报来”。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各单位。”
同日 为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审干办公室七月十四日《关于北京军区、公安军、各特种兵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情况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希望你们和当地军事机关联系和配合进行，并给他们以帮助。你们的五人小组开会时应邀军事机关的适当代表参加。”并批示：“刘、周、邓、彭德怀、谭政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七月十七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并批示：“刘、周、邓、彭真、陈云、陆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另印发北京各单位。此件很好。内有关于历史的估计。”广东省委的报告说：广东的组织内部不纯情况是十分严重的。解放以来干部队伍构成复杂，而纯洁内部工作又做得差。要较彻底地解决内部不纯、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没有一个大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同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八时半，听取中央警卫团几名警卫战士汇报农村情况，并一起吃晚饭。他们受毛泽东所派，回乡探亲时作了调查。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同胡志明、长征等话别，至次日晨零时十五分结束。七月二十一日，胡志明一行离开北京回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西郊机场送行。
7月2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2日 审阅廖鲁言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发言稿主要谈四个问题：（一）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粮食、棉花、油料以及牲畜、水产等各项增产指标是比较可靠的，是可以完成并可以超过的。（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工农业投资比例是适当的，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的。（三）对几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应有恰当的估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了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毛泽东批示：“即送陈云同志：请你即看一下，有无与你所讲相矛盾的地方。阅后即退廖鲁言同志。我觉得此件很好。”
同日 晨六时半至上午十时，听取中央警卫团七名广东、广西、湖南籍警卫战士回乡探亲所了解的农村情况的汇报，阅看他们写的调查材料。对其中三人的材料写了批语。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被评为全县二等模范社。农民都踊跃卖余粮，但也有极少数农民不愿意卖余粮，有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在材料上写道：“扣留了两户不愿卖余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对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个有真正的苦。报告还谈到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在材料上写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关于湖南宁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写道：“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3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二十日关于当前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从最近反映的批捕人犯工作情况看，不少拟捕对象的罪证是失实的。根据这种情况，各地党委必须注意：一、严格掌握中央公安会议所规定的应捕和不应捕的政策界线；二、各地联合办公机构要特别加强审查批捕人犯名单的工作；三、大捕以前还需做好捕前的一系列组织工作；四、鉴于各地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部分地区逮捕工作的时间应有所推迟。毛泽东批示：“罗瑞卿同志：此件所说问题带一般性，请加注意。此件请你们商量一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党委注意仿办。”
同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4日 上午，同刘少奇、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7月25日 上午，同胡乔木、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柯庆施、舒同、欧阳钦、黄欧东、林铁、陶鲁笳（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王任重、吴芝圃谈话，谭震林、陈伯达参加。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可以和缓下来，观点汇合了。你们回去，每个乡（除坏乡外）都搞一点合作社，搞一个也好，包括明夏在内。要有充分准备，又要做巩固工作。要准备材料，要有思想性。材料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单是供应材料不行，要加工，要消化。要有材料为证，达到说服的目的。个人决定好，还是集体领导好？有不同意见就要辩论，没有取得多数同意就不要发指示。开会、发电报，要有纪律。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一年抓三次，订计划一次，检查生产一次，分配搞一次，就搞好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办合作社要分多批，宣传一批，觉悟一批，发展一批。八年工夫搞半社会主义，还有五年半，赶上来不算落后。富裕农民提高了觉悟的也让他进来。地富在三年到四年内不要，比较稳当，以后准其加入老社。要做发展猪、牛、油料的计划，多搞点油料。过渡时期，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是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改变所有制必须改善技术，没有机器也还是要搞合作化。
7月27日 上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九时，去中南海怀仁堂参观治理黄河展览。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同彭真谈话。
7月28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七月十五日关于召开全省粮食会议情况给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黑龙江省于七月六日至十日召开的粮食会议传达讨论了全国粮食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坚决压缩销量，适当减低购量”的方针，表示要坚决把粮食销量压下来。会议认为实行“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是压缩销量的重要措施。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粮食问题极为重要，各地必须抓紧处理。现将黑龙江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并批示：“刘、周、陈云、小平阅发。”
同日 晚上，彭真来向毛泽东请示有关问题。
7月29日 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的《农业合作化最近简报》。简报说：全国现有六十五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度的发展计划，据现有材料统计，将由现有约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余个。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印发各省市委书记及应到会的人（政治局委员加若干在京干部），原件用后退我为盼。我在此件表上的侧面及背面所写的字不要印。”毛泽东所写文字的主要内容有：“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在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即端正政策的问题。‘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应当端正各项政策，并以发放贷款的办法去支持贫农，这是一方面。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也就算了。要教育两方面的人顾大局，而不是所谓‘全妥协’，全妥协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又团结、又斗争是我们的方针。”“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是否有把握（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即是否冒进？去年是否冒进了十万个社？今后一年又由六十五万个社，增至一百零三万个社……是否可以？”
同日 上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下午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邓子恢、陈伯达开会。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同日 复信黄守湜（黄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七月四日惠书收到。深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二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再有困难，望续告。”
7月3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批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同周小舟、黄岩、邵式平（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二书记、江西省省长。）、李井泉、于一川、周林（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56年6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张仲良（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王恩茂、乌兰夫、吴德（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陈漫远谈话。次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陶铸、江华、周小舟谈话。
7月31日 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提出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报告批评了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报告说：“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报告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报告论述了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说：有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报告批评了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有破坏工农联盟危险的看法，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报告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进度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中央认为邓子恢“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8月1日 上午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小舟、王任重、陶铸、黄岩、江华、柯庆施、吴芝圃谈话。十一时五十分，同李井泉、廖志高、于一川、周林谈话。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和粮食“三定”等问题。会议于本日结束。
8月3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七月二十九日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专题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此件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给各单位仿照办理。”并批示：“刘、朱、周、陈、邓即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简报提出进一步深入开展运动应当注意解决的问题：第一，克服干部中存在的自满情绪和麻痹思想，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第二，克服一般化的领导方法和粗糙简单的斗争方式，注意调查研究。
同日 审阅彭德怀八月二日报送的关于在现役军官中准备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请示报告，批示：“刘、邓：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批准。”
同日 审阅修改李先念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将指示稿的“一九五五年春季许多叫喊缺粮的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缺粮”的后半句，改为“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缺粮”。指示稿说：“中央检查了一九五三年以来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大体还好，问题不少。”毛泽东将“大体还好，问题不少”改为“虽然问题不少，但是大体上是好的”。指示稿说：“这样农民就能够留有较多的粮食，用以改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毛泽东在“用以改善生活”后，加写“增加牲畜饲料”。将指示稿的“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销得过多”，改为“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教育农民吃少一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或国家销得过多”。并批示：“即送刘、朱、周、陈、邓、先念同志阅，尚昆办。照此办理。在第一、二、三、四页上改了或加了几句话。”“各项办法和表格已阅，均照办。”
同日 复信孙燕（孙燕，又名孙配君。她的母亲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你的信收到，很高兴。你们想到北京一看，是可以的；但是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吧。你母亲在何处工作，情况如何？如有困难，可告知。”
同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出席。
8月4日 为转发北京军区空军党委关于勤杂人员中发现的严重问题的通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勤杂人员成分不纯问题，很值得注意，应在此次肃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批示：“刘、周、陈、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八月二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三四号。简报反映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毛泽东批示：“林枫同志：此事请你注意，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
8月5日 为转发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七月二十五日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一切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单位仿照办理。”并批示：“刘、周、陈、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报告介绍了该部肃反斗争的经验：第一，领导思想上必须认识技术人员中同样绝大多数是好人，要善于把不良的思想作风和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所造成的过错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区别开来。第二，领导必须亲自动手，反复动员，交代政策，提高觉悟，解除顾虑。第三，重视发动技术人员参加运动。第四，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劝说运动。
同日 复信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同日 复信湘潭县云源乡政府：“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顺祝工作进步！”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审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修改样式。
8月6日 阅粟裕七月十一日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部队进驻福建问题的检讨报告。报告说：总参谋部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进驻福建，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对空军进驻福建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不周到，对由此影响到的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没有及时请示，应该引以为今后工作的教训。今后要经常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借机学习，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批示：“彭阅，退粟裕同志。有计划地每年下部队检查几次，很有必要。”又批示：“我已于五月十九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的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同日 复信刘松林（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刘松林当时准备去苏联学习。）：“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北戴河，住一号楼。在北戴河期间，一面休息一面工作。每天下午到海滨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
8月7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广州市属机关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你们特别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和反复交代政策这两点。”并批示：“刘、周、邓、陆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8月8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转报的洛阳拖拉机厂临时党委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反斗争，既要肃清一切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并作适当的处理，又要团结、教育和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人（包括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在内），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的经验中，现有洛阳拖拉机厂党委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有关各单位。但应指出：该厂参加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四十八人中，有重点斗争对象十三人，这个比例很大。现在假定这十三人都是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的人，我们必须注意分别情节轻重，做出不同的结论，争取其中的多数人留在厂内，在领导控制和群众监督之下，继续工作，在工作中加以改造。只对极少数几个人，因为情节十分严重，留在厂内极为不利，可考虑另外的处理办法。此点望各级党委严重注意。”并批示：“刘、朱、陈、周、陆定一、罗瑞卿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前批各件是否都已办了？我处没有收到印件）。”
同日 阅昆明军区八月一日关于肃反运动情况的简报，批示谭政：“此件似可转发。你是否都看这类报告？应当都看，择要转发，及时指导各地。每隔一个半月，应召集全军性的会议讨论一次。”
同日 阅南京军区政治部七月三十日转报的安徽省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关于肃反情况的简报。简报提出在兵役干部中存在问题较多，必须注意清理。毛泽东批示谭政：“兵役干部复杂，不独安徽为然，此件似可转发各省军区仿办，请酌处。萧华病况如何，盼告。”
8月11日 致电金日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愉快地接受并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前往贵国参加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在平壤举行的纪念朝鲜解放十周年典礼。”晚上，同朱德谈话。次日，朱德率代表团赴朝鲜。
8月12日 审阅彭德怀八月六日关于一九五五年度复员、征兵、补充现役兵及组建预备训练师问题的报告，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于数日内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金日成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周年。电报说：“朝鲜停战以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朝鲜停战协定，朝中两国政府始终本着协商精神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和平的敌人却多方图谋破坏停战协定，致使朝鲜停战至今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朝鲜停战协定决不容许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实现。”
8月13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八月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规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说：“现将湖北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湖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为什么‘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给予明确的回答。关于各省区在一九五六年秋季以前按照实际情况究竟能够发展到多少个社的问题，望和较多的同志加以研究，确定一个计划，报告中央。湖北各地委目前正在召集区委委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地、县、区的规划布局。湖北省委准备召开地书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和确定全省规划方案。中央希望各省区也能这样做，时间或在八月底，或在九月上中旬，以在九月二十日以前研究和确定全省区的规划方案为适宜。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务必作出切实的部署，连同全省发展规划，一起报来为盼。”并批示：“刘、陈、周、小平阅，尚昆办。另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及各有关同志。”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关于城市设计院揭发出冒牌工程师的情况简报的批语稿，修改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并批示：“刘、陈、邓、陆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8月15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中央十人小组等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等出席。
8月16日 为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八月十二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给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说：“中央认为辽宁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关于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辽宁省委指出，应包括‘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适当的。辽宁省委决定于九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各省可以酌量仿行。辽宁没有地委一级，为了加强对合作化的领导，立即建立这一级机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并批示：“刘、陈、彭真、小平、陈毅、恩来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8月17日 阅黄炎培为转交袁希洛致毛泽东函而写给徐冰的信，批示：“刘、周、陈、邓、彭真、陈毅阅，退毛。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中央十人小组会议情况，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周扬等出席。
8月18日 阅广州军区政治部八月十三日关于驻广州市部队发生严重中毒事件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报告说：驻广州市部队在八一建军节期间先后有二十四个伙食单位一千五百余人中毒，初步分析，有的是因反革命分子投毒所致，有的是因食物腐烂所致。各单位正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查清问题的性质，予以处理。毛泽东批示：“罗瑞卿、邓小平、杨尚昆、汪东兴各同志阅。敌人放毒事值得注意。请你们对中央机关的防卫问题，加强注意。”
同日 晚上，同萧华谈话。
8月19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清查处理敌人的档案给所属并报中央的紧急通知，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妥善地保存和严格地清查处理敌人遗留下来的各项档案材料，对于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审查干部的工作，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档案，不但省市一级大量存在，而且在专县两级也是存在的，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通令所属妥善保存，并严格地加以清查和处理。广东省委对于此事已作了适当的部署，现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仿照广东的办法，作出同样的部署。”并批示：“刘、陈、彭真、小平、瑞卿、定一阅，尚昆办。”紧急通知说：解放后各地区接收了不少敌人遗留下来的档案，对我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发现不少单位将这些档案予以烧毁或作废纸出卖，大部分地区在对敌斗争中也未很好地加以利用。通知对妥善保存过去接收的档案作出具体部署。
8月20日 复信赫鲁晓夫：“您七月七日的来信以及附来的南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和苏共中央复南共中央的信，都已阅悉。我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信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对南共所采取的耐心争取的方针。中国党也将利用一切可能，同各兄弟党一道，进行这个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八月十七日关于印度群众要求收复果阿（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原为印度领土，16世纪初连同附近的达曼、第乌一起沦为葡萄牙的属地。果阿地区的人民为民族独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1961年12月印度出兵收复了果阿、达曼与第乌。）斗争的新发展和葡萄牙当局进行血腥镇压等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建议国内群众团体对印度人民的这一斗争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对殖民主义的暴行予以谴责，并在报纸和新闻上予以评论。毛泽东批示：“周总理：我国人民团体和舆论界对此应有所表示。”二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斗争的通知稿时，加上沈阳、重庆、西安三个城市。并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拟议增加三个城市，报道亦可发来北京，因为此事有颇大的国际意义。请小平处理。”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八月十三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东省委为了贯彻中央肃反指示，对今后运动作了计划：对前一段运动进行总结、检查；对省、地、县肃反工作作出具体安排；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分出一些人管业务；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有计划地掀起高潮，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打击敌人。毛泽东批示：“陆定一、罗瑞卿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此件中的意见，请考虑是否有一些可以吸收到你们现正起草的中央文件（指当时正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于1955年8月26日发出。）中去。”
8月21日 嘱机要秘书电话告陈伯达来北戴河。
8月22日 审阅修改经邓小平改后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修正草案）》，主要作两处修改：（一）在指示稿谈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畏罪自杀与假自杀”问题处，加写：“但是为了保存有用材料的目的，也要尽可能地防止反革命分子的自杀”。（二）在指示稿中的“对高级技术人员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也是不对的”一句后，加写：“对少数因有某种必要经中央或各省市委区党委批准暂时不去触动的人，不在此例”。审改后批示：“即退小平同志处理。此件很好。略为作了一点修改。”
同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各国议会联盟问题。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派中国代表团参加各国议会联盟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8月23日 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征求意见。附信说：“各同志：此件已根据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一、两天内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见，于八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退还给我为盼！”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军队中成立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指示，我们认为在军队中亦应成立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并同时结束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现将总政治部所拟的关于在军队中成立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通知送上，请批示。毛泽东批示：“陈云、小平阅，退军委照办。”
8月25日 晚上，同访问朝鲜后回国的朱德谈话。
8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下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通知：“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现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修正本），发给你们。你们收到后，可即印发给各级党委、党组、党内干部直至农村支部，但暂时不要在公开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带去的未修正本，请缴还中央办公厅。”
同日 阅中共青海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在牧业区提倡畜牧业生产中的原有团结互助组织形式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八月十九日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述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并批示：“刘、朱、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八月十一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经研究讨论，确定广东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达到合作化。为保证大发展计划的实现，必须做好训练干部、整党建党和党外的思想教育宣传工作。对新建社明确了几项政策：对社的形式与内容，一二年内不要要求太高级、太复杂；要求做好土地入股，其他牲畜、农具等入股问题待条件成熟后逐步解决；不要急于搞投资过大、过分集中的副业生产；贯彻互利政策；为着解决社员的家畜饲料与吃菜等需要，必须适当留给每户社员一份耕地。
同日 审阅修改经刘少奇、邓小平修改后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在指示稿谈到各项工作部署问题的末尾，加写一段话：“除了分批进行这一个部署以外，在一个工作单位中，凡是同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年度季度月度计划有关的单位，必须将领导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在大问题上兼顾肃反，另一部分人专门主持肃反工作。群众则须在工余课余进行肃反，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占用一部分工课时间，但以不误工课为原则。”在指示稿谈到对反革命分子“我们有材料但坚不坦白的必须坚决逮捕”一句后，加写“（我们无材料则不要轻易逮捕）”。审改后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在第十二页上加了一段。不加这一段则没有完全解决误工误课问题。如以为可，即可照发。”
8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
同日 为转发中共热河（热河省于1955年底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计划的报告和青海省委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两个报告是正确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各该省基本上完成合作化的全面规划，热河省委还对全部农村工作做了安排，这些都是好的。”并批示：“刘、朱、陈、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抄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党组。”
8月31日 为转发中共安徽省委八月二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安徽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安徽省委还在十个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央认为安徽可以按照这些意见去做，在做的中间再考验这些意见的正确性，如有某些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时可以进行修改。中央认为这十条意见应当提到全国各省市各自治区，在适当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并于今年国庆节以前报告中央。”并批示：“周、陈（陈，指陈伯达。）阅后，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阅，尚昆用电报即速发去。另抄在京各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报告说：安徽省八月六日至十日在地、市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一级会议上传达和讨论了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指示与主席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会议一致认为主席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办社已成为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小脚女人”才能正确贯彻主席的指示。报告就耕畜和农具的处理、土地和劳力的分配、社员投资、社员自留地、副业、防止单干农民不愿兴修水利、鼓励社员积肥、吸收鳏寡孤独农民入社、小手工业者入社、常年互助组共十个办社的具体问题提出意见。
同日 阅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八月二十七日报送的金日成首相同朱德副主席谈话的摘要。金日成介绍朝鲜在战争时期及战后建立地下工厂的情况时说：地下工厂可以保障战争时期的安全生产。地下建厂不像地面建筑那样复杂，建设起来也很坚固。在地下也可以建立大型工厂。地下工厂只是要求好的通气设备和排水设备。毛泽东批示：“陈云、李富春同志阅，退毛。关于地下工厂一段，值得一看。我国似亦应注意建立地下工厂。”
9月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电报说：“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八月二十三日关于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训练经费与贷款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广东省一九五六年新建社骨干的训练需经费一百二十七万六千元，一九五六年新社与老社的巩固工作又需训练经费一百一十八万三千元，两项共计二百四十六万元，需请中央拨付。另外，新建社的贫农合作基金以及合作社必要的基建、副业生产和开耕的生产费用合计共需贷款三千七百八十三万元，也请求中央予以解决。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这类电报须速复，请告子恢办理。广东所提要求我看是合理的。照此计算，全国每年须付干部训练费约五千万元左右，在几年内每年须付贷款五亿元左右，付出这两笔钱是值得的。”
同日 阅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八月三十日编印的《粮食简报》第十六期。简报登载了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的电话汇报。毛泽东批示：“先念同志：此类经验，宜用电话向各省市通知，此类简报也可以用最快办法送去各省市。总之，迅速交换经验，及时指导运动，随时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最为紧要。以上请酌处。”
同日 晨四时半，去海滨观看海水落潮，并游泳至上午八时半。下午，看望周恩来。
9月2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修改问题。
9月3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八月十七日关于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和山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黑龙江省确定，到一九五七年春耕以前入社农户发展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山西省确定，到一九五七年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为中央分别起草转发这两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肯定它们的方针是正确的。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9月4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全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指标，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肯定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批语还指出：在农村中，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其次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毛泽东并批示：“周、伯达、刘、朱、陈、邓、彭真、子恢同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中央的这个批语，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略作补充后，连同转发的报告于九月七日下发。
同日 晚七时，在北戴河海滨浴场同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谈农业合作化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半，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邵力子（邵力子，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周恩来、徐冰参加。
9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议程有两项：（甲）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乙）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请立即开始准备，均须写成发言稿。”“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因为会期只有五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此项发言稿，看其内容如何，准备略加修改（包括去掉合作化问题以外的某些部分），成为文章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借以交流经验，推动合作化运动。”并批示：“周、伯达同志阅后，即送邓小平同志：此件请小平商少奇同志，加以斟酌修改，印发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用电报发去，须使各省市和地委于九月十一日以前收到为宜。”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九月七日发出。
同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约陈叔通、郭沫若、张奚若、章乃器、邵力子、黄炎培座谈，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徐冰参加。
同日 晚上，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6日 晨，致信杨尚昆：“此两件（指准备提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请于今日上午印好，下午即送在京各中委、候补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各一份。并请告胡乔木请他研究和主持修改示范章程。”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通知：“各同志：送上农业合作化决议草案（陈伯达同志起草）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廖鲁言同志根据原草案作了修改）各一件，请于收到三日内审阅一遍，批注修改意见，送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邓子恢、谭震林、陈伯达、杨尚昆、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出席。
9月8日 阅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信。信中说：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是你们反对学习当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的尖锐性。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在指明世界观同实际工作、党的工作作风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方面，也很有价值。把学习理论和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有机联系起来，也是一项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如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当中引用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你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跟对于你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估价和分析结合起来，跟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毛泽东阅后写一批语：“很感兴趣地看了这封信。”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检讨了浙江农业合作化工作，认为一九五五年四月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富裕农民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在党内的具体反映。报告提出，必须全党动员起来，深入地批判和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错误方针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浙江省委建议的，因此应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主要责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现在也已经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为中央起草给浙江省委的复电：“你们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收到，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并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参考。这里再说两点：（一）报告第六页第一行‘唯心主义’，应改为‘主观主义’；报告第九页第十一行‘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一句，应改为‘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代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二）同意你们将这个报告发到支部。”
同日 中午，同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谈农业合作化文件。晚上，同邓子恢谈话，陈伯达参加。
9月9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甘肃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甘肃省委在自己的报告中还规定了多项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中央认为可以照此在甘肃实行。实行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的部分，可以在那时加以修改。全国各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酌量采用。”并批示：“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伯达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因甘肃催得很急，请各同志务于本日白天看完，下午或晚上发出。”报告说，省委扩大会议检讨了今春以来在办社问题上领导思想出现的落后、迟钝和摇摆不定的问题，修正了合作社的发展计划，确定一九五七年冬季前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报告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温州地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的电报和浙江省委同意温州地委解释的电报的批语稿。毛泽东重新起草中央的批语，指出：“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一致的，温州地委和浙江省委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现将浙江两个文件发给你们。当地如有同样问题发生，望照此作统一的解释。”并批示：“刘、朱、陈、邓、伯达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云南省委八月三十日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和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稿。将报告中“社会主义群众革命大风暴”改为“社会主义群众革命高潮”。对中央的批语稿作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央同意云南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进行规划时采用‘从省至地、县、区、乡自上而下分配指标与逐乡的自下而上讨论相结合’、‘在执行每个年度计划中，给予县委有百分之十增减的机动权’以及实事求是地灵活实现党的政策，克服千篇一律强迫群众照办的不良作风等项规定，各地均可仿行”。并批示：“刘、朱、陈、邓阅发。另印发。”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九月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安徽省委早几年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在最近的合作化报告中没有写上这一部分）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并批示：“刘、朱、陈、邓、彭真、子恢、伯达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报告说：省委召开的第四次党代表会议，确定了全省今后三年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计划，一九五八年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实现全省农业合作化。会议还确定了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粮棉增产要求，研究了增产措施，要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能够增产。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此件已经复过，并已发各地。故只将贷款等问题再复一电就行了。刘、朱、陈、邓、子恢阅发。”经毛泽东删改后的中央批语为：“你们报告中所提贫农合作基金贷款，骨干训练经费，中央已另有通知统一拨下，故不另复。关于水利贷款，水利部已于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之华北五省农田水利工作会议作了解决，请山西研究一下该会议所确定的贷款数字是否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如尚不足，可再次提出所要求的贷款额数。”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元帅军衔问题（据宋任穷回忆：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3个一级勋章。有一次，我和赖传珠同志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和罗荣桓同志主谈，汇报了我们提出的初步方案。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和陆定一关于肃反中一些政策问题的请示，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宋任穷、陆定一、周扬、张际春等出席。
9月10日 阅国务院九月八日关于召开粮食工作汇报会议给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九省人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迅速交流今年农村粮食“三定”工作的经验，及时指导运动的开展，国务院责成第五办公室在本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批汇报会议。汇报的内容是各地运动的主要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毛泽东批示：“陈云同志：这种分批短期检查工作的办法很好，请告一切财经部门仿行。”
同日 复信张云逸（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八月十四日的信收到。身体有起色，甚慰。我同意你的办法，即以休养为主，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为准备六中全会，这些天没有时间，候稍闲时再约谈。”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谈话。
9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评元帅军衔和农业合作化等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宋任穷、杨尚昆出席。
9月12日 审阅修改陈伯达九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稿），于晨四时批示：“刘、陈、邓、伯达阅，请于本日阅完，尚昆即印若干份（在北京发各中委和乔木、鲁言、农村工作部若干同志），用飞机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的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中央全会时带来。”“此件我看可用，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如伯达有不同意见，可于下午和我一谈。”毛泽东对决议草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九条中的“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之后，加写“大约占乡村数的百分之五左右”。
9月13日 阅身边警卫工作人员钟顺通写的家乡河北省博野县农村情况的汇报材料。材料说：这次调查了解了十五个合作社，好社有三个，中等社有五个，下等社有七个。关于“三定”政策的执行情况，有的按定产数收购，有的就不执行政策按实产数收购，打击了农民的增产情绪。农民要求，秋后一定要整社，整顿干部和党员，加强对农村干部特别是乡、村、社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河北省委林铁同志阅。钟顺通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警卫工作人员。据他说，博野县有些合作社并没有认真去整顿。请省委注意此事，如果属实，应设法加以解决。”
同日 中午，先后同胡乔木、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南方九省粮食会议情况，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国栋、杨尚昆出席。
9月14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九月十三日关于日本有关人士对我外交部关于日侨问题声明（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55年8月16日关于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的声明。）的反应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阅，退毛。对日本似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已有广大舆论基础。虽然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尚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此去压它。请加考虑。”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晚上到达，住一号楼。
9月15日 上午，游泳。
9月16日 阅邓小平九月十三日转报杜润生关于中共河北省委电话询问“老中农中的中中农该划到下中农抑上中农”问题给毛泽东的信。邓小平信中说：杜润生转来河北省的问题请予以指示。我觉得：中中农这个词不要再用。从老中农的政治经济情况看来，只宜把其中生活贫困的一部分划入下中农，不宜把老中农的大部分划入下中农。不要一家一家地去确定谁是上中农或下中农，从对于愿否加入合作社的态度就可以大体判明他是属于哪一类的。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小平、子恢、伯达、鲁言同志阅，交杜润生同志处理。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同日 北戴河大雨，游泳十分钟。
9月17日 下午，游泳。
9月18日 审阅邓小平九月十七日报送的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召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说明稿主要解释了八大延迟召开的原因。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
同日 下午，游泳。晚上，同在北京的刘少奇通电话。
9月19日 下午，游泳。后在浴场同周恩来谈话。
9月20日-23日 每天下午游泳。
9月24日 就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这部书是毛泽东1955年9月主持编辑的。1955年12月第二次编辑时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有关问题，致信田家英：“最后部分付上，请付排。八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载有邢台地委书记写的一篇关于邢台地区合作化的文章，请清出加印到河北省部分中去。此外，请商廖鲁言同志翻阅一下今年一月至九月的《人民日报》看有无好的（要是很好的）材料可用的。”此前，毛泽东为编辑这本书还有一个批示：“（一）依地区排列，制一个目录（照每篇文章上的题目，不照原件每一省市的总目）。（二）有几篇，要鲁言查明材料来源，注明在每一篇的题目之下。（三）校对一遍，文字上加以修改，使更加通俗化。（四）几天内先印几份清样，至少毛、田、乔木、伯达各一份，可能时再送刘、周、小平各一份。（五）争取月底或下月初印出四百本（样本）。（六）用人民出版社印，告知尚昆。”
9月25日 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写序言。序言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同日 晚上，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26日 审阅《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看了一遍，觉得改得很好，较原件大有进步。我只作了一些个别的主要是文字的修改，请你斟酌采用。”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开会。下午，在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
9月27日 晨，就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有关问题，致信田家英：“请付工厂照改。每省的题目和每篇的题目，均照我在目录上改的去改正。其余的，今天可以不必送我看了。迅速打出八份（加陈云同志一份），最好于今日下午或晚上送交各同志。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请告乔木。”
同日 阅田家英关于送审《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清样的信，批示：“都看过。修改处，请令印厂照改。是从二一四页起，不是从二○四页起（田家英的来信将送审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清样的页码214—414，误写为204—414。）。二一四页以前的，请再送来看一次。二一四页以后的题目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昨天在目录上改的有些不一样，请注意。”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商谈军队授衔、授勋问题。会后于五时一起参加授衔、授勋典礼。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9月28日 阅田家英关于送审《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注释的信，批示：“在题目和小题目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令照改。有几篇缺少刊物名称或未注明时间，应查补。按语因已改过，此份上面就未再改了。”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周小舟、吴芝圃、曾希圣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式，并同青年积极分子合影。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下午，继续主持预备会议。
9月30日 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程潜、章士钊、谭戒甫、杨树达、王季范，并共进午餐。
同日 晚十时，审阅修改陈伯达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于今夜印十几份，明日上午即送交各政治局委员，外加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等人各一份。并请你用电话催他们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看完，批注意见直交陈伯达同志，二日下午或晚上必须印发到六中全会各同志。我的短信，请附印在封面上，或另印一纸条。”短信为：“政治局各同志：送上陈伯达同志准备在六中全会上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件，请即予审阅。如有修改的意见，请在文件上注明，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交陈伯达同志。”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9月 为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对所收文章仔细修改标题，并撰写按语十九篇。下面介绍的是一些按语的全文或摘要。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巩固社的关键——记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按语：“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一文（这篇文章是中共山东莒南县委关于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投资的情况报告。）按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也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教训》一文（这篇文章是中共安徽滁县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滁县白庙乡、全椒县三圣乡错误地解散18个“自发社”的通报。）按语：“这是胡乱解散合作社造成恶果的又一处教训。在这里是‘勒令改组’，在浙江是‘坚决收缩’，都是一些干部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之下做出来的。我们希望这种错误不要重复了。”
《合作化模范邓家乡》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邓家乡怎样运用中心社带动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开展生产运动的》。）按语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合作化很困难，一定要出很多毛病，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推广合作化，只是因为他们脱离了浙江邓家乡的这样一种领导路线。而浙江邓家乡的路线（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同河北遵化县第十区、安徽凤阳县城西乡的路线一样，不是别的，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喂养使用的制度和经验》。）按语：“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作者是到了这个乡同群众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的书记，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湘潭县清风乡支部领导农业社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情况与做法》。）按语中说：“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我当大社主任四个月的几点体会》。）按语中说：“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的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就若干的县、区、乡来说，晚解放区可能和老解放区同时完成、甚至先期完成合作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事例证明了这一点。”
《季节包工》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镇宁县马鞍山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推行季节包工的》。）按语中说：“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是如何由混乱走向巩固提高的》。）按语中说：“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群众自办的农业社》。）按语中说：“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
《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西乡县杨河坝乡支部领导互助合作的经验》。）按语中说：“根据几处地方的反映，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是必要的。各地都可以设立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专责进行政治工作。”“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并会见一些外国客人。
同日 晚上，阅田家英本日来信。信中说：昨夜十二点后，已是今日，少奇同志处电话告我，少奇同志对《序言》有两处文字方面的意见：（一）“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一句中的“毒瘤”二字，主张加一引号。（二）“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他们的注意”中，主张删去“他们的”三字。毛泽东阅后，对第一处意见批注：“不要加引号，因为这是就人身的毒瘤说，对于合作社是比喻，不是直说合作社。”对第二处意见批注：“已删去。”同时就编辑出版《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有关事宜批示田家英：“请照修改的文字付印。五○五页以下各页均已看完，付上。有两事请你注意：（一）目录要照每篇题目修改的文字加以改正；（二）按语修改处，要照着改在这一个本子上。十月四日要出书（样本），务请赶快改好付印。”
10月2日 下午三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邓小平、张闻天等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周恩来在座。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举行的国庆联欢晚会，并会见各国文化艺术团体的负责人。
同日 审阅陈伯达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即付印，发给参加六中全会的各同志，每人一份，于明（三）日发到各人手里。”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郭沫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对你们促进重建中意两国邦交的努力，我们很赞成。重建邦交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说到困难，只有一点，我们要求意大利同蒋介石断绝关系，我们反对美国搞的“两个中国”。意大利现在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不发生在联合国承认国民党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要它不承认人民中国。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这种压力，我们马上可以建交，估计这还要有一段时间。有些国家对中国人民并不友好，只要是建立了正常关系，我们也做生意。我们很愿意同意大利建立正常的关系，这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商谈次日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有关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林枫、李雪峰、谭震林、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出席。
10月4日11日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会议基本上通过在试行中经过多次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决定提交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10月4日 下午三时，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致开会词。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重要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宽的地方在发展合作化。华北、东北，加上山东、安徽、浙江、河南，全县基本合作化的，可能超过一百个县。所以，农业合作化问题现在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广大的问题，但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在省、市、自治区，在地委，在县、区、乡，直到合作社，内部的意见是不统一的，有不同的意见，有要快一点的，有要慢一点的。现在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很广大，而领导意志不统一，没有采取主动地、积极地、欢迎地、高兴地全力去做这个工作的态度。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开这么一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只有中央、省（市）委、地委三级，然后我们去说服县、区、乡三级，来解决意志不统一、看法不一致的问题。关于召开八大，从开国到现在，按党章规定，中间应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没有开，这是个缺点。不过党章上也说，按照情形，可以延长或缩短。到明年开也有好处，主要是把高饶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进行的肃反工作又把相当多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搞清楚，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代表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有好处的。
同日 复信周世钊：“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程颂万，湖南宁乡人，晚清诗人。）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曹子谷，即曹典球，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赫曦台，是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附属建筑之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袁希洛，徐冰参加。当袁希洛谈到愿去台湾见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要去台湾须先致函蒋介石，得其同意始为妥善。十二日，阅袁希洛送来的致蒋介石信。信中说：“希洛年虽八十，愿出任和平解放台湾使者”，“若承同意，即日复我”。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毅、彭真阅，退毛。此人要求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似可听其发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退徐冰处理。”
10月5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奈温（奈温，当时任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中将为团长的缅甸军事友好代表团，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在座。
10月6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三次会议。
同日 审阅陈云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批示：“陈云同志：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是否在末尾对召开八大问题说几句话，请考虑。再则原稿末尾两行所说‘得益的将有更多的同志’这个意思（陈云发言稿的末尾两行说：我们应该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作为教训，来检查各个部门的领导，那末，得益的将有更多的同志，党的工作将获得更多的效果。），也可以展开多说几句，号召各财经部门的同志都应检查自己的工作，克服可能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发言稿几次提到“富裕中农”、“富裕农民”处，均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富农和”七个字。
10月7日 审阅邓小平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批示：“退邓小平同志。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请你斟酌。”毛泽东对发言稿主要作了两处修改。在发言稿的“在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抱有右倾观点的共产党员中，确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之后，加写“他们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另外，加写一段话：“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因为他们同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某些共同点，他们在资产阶级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会丧失警觉，解除武装，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资产阶级分子的谬论。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党内党外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苦’，而在一九五五年，党内党外又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生产情绪低落’，我们怎样能够希望这样的同志去理直气壮地驳斥党外的那些谬论呢？”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四次会议。
10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副秘书长开会。会后出席七届六中全会第五次会议。
10月9日 审阅彭真准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稿，批示：“退彭真同志。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对发言稿主要作了三处修改。在发言稿讲到应该知道农民的优点和缺点处，加写：他们“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这样两方面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保守性、但是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又是可以被说服而加以改变的这样两方面的情况”。在发言稿论述“四大自由”处，加写：“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相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在发言稿论述合作化意义处，加写：它“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谈话。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10月10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第六次会议。
10月11日 下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毛泽东作结论。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在讲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毛泽东认为，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关于在最近一个时期应不应当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他说：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毛泽东根据会上大家的发言，对全国农业合作化提出一个新的规划：多数地区，要有三个冬春，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一部分少数地区，有两个冬春就够了，其中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又一部分少数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毛泽东说：省（市、区）、地、县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又说：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
10月12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政协礼堂观看日本歌舞伎剧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会见剧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
10月13日 下午二时半，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下午六时，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三次修正稿的意见，给在京的十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全文如下：“各同志：这是第三次修正稿。请你们于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于十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以前退还给我。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节，合并为第二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五节中，在谈社员成分问题的第一第二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十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八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再次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周恩来、廖承志在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欧阳钦、林铁、王任重、舒同、吴芝圃、周小舟、张德生、江渭清。毛泽东说：农业合作化要反右防“左”，要抓紧领导。肃反，要强调材料，核实证据，定案就比较好办了。要有超然派，头脑清醒，不亲自动手，旁观者清才不固执，好转弯。都要对党负责，听招呼，反右纠“左”都要听，实事求是。对犯错误的人不要过分责备。关于合作社规划问题，生产规划问题，一个地委先搞好一个县（两三个月内），县计划要经区、乡讨论一下，不然完全主观主义。脑袋膨胀，空气要压缩。要什么有什么，有买的就必然有卖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行下效。领导者的担子很重要，不准乱刮风。合作社发展之后要有停顿，有间歇，防止冲昏头脑。不要怕说机会主义。不顾质量只重数量，不顾条件，这是不对的。人们注意了数量，出现了冒进苗头的时候就提出质量问题，不要去硬压硬顶。一有问题，即去解决，不使问题成堆。要及时批评，不要爱好事后批评，放马后炮。今春早两个月发指示，粮食问题就好办了。错误倾向一露头就批评纠正，不然许多人犯错误，要排成队打屁股。每次会议不要太长。要写文章，先出好题目，要有思想性艺术性，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发现过去写得不对，改一下再发，我的农业合作化报告是经过六次修改。文化教育问题，七年之内扫盲，每人识一千字，主要靠各县来办，全县规划，编课本，各省要部署一下。过去军队打了胜仗，大家都是谈如何冲锋，如何捉俘虏，比谁缴获的多，什么都不管了，我们立刻提出新的任务，于是人们就又用脑子去了。
10月15日 晨，为再次征求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的意见，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康生、张闻天：“此件我已全文再看了一遍，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觉得整个文件是好的。请你们于收到即看，于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以前看完，注明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再作修改，于十六日下午交我为盼！”
同日 下午三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开幕式。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众议院议员上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彭真、陈叔通、陈毅在座。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以后要多来往。相互有好处、相互有帮助，相互应该感谢。我们两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独立，和你们的情况一样，你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是共同点。现在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我们两个国家，需要相互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帮助你们，完全没有界限的。互相之间也不捣乱，我们不捣乱你们的事情，你们也不要捣乱我们的事情。各办各的事情，在友好的关系底下办事，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能强制建立的）。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宣传问题，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张际春、吴冷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田家英出席。
10月16日 下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两个文件的付印问题。随后，同彭真谈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情况，并一起修改刘少奇准备当晚在欢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宴会上的讲话稿。
10月17日 晨，同彭真谈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真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团长上林山荣吉的联合公报问题。
10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抗登陆演习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名单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陈赓（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政治委员。）、谭政、黄克诚出席。
10月19日 阅刘澜涛十月十七日关于华北各省市传达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报告说：各省市对于传达问题很重视，希望印发毛主席结论的标准记录，早日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并提出关于中央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的内容传达到哪一级为适宜等问题。毛泽东批示：“刘、周、邓阅，退刘澜涛同志。（一）结论已请陈伯达、田家英二同志加以整理，经我看过，并送各同志审阅后，或者可以发出。（二）全会各人发言稿，拟编印一书，发至地级或县级（待商定），其中有子恢同志的自我检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可以不要特别的传达了。”
同日 阅章乃器十月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谈了他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体会，并建议：“应该号召搞宣教工作的人们学习一些巴甫洛夫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从那里找到了‘与人为善’和‘循循善诱’的科学根据，从而减少清规和戒律；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划清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以至更好地掌握辩证法则。”毛泽东批注：“此信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并将此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阅。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五次会议，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和外交、肃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问题。出席会议的，党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陈毅、乌兰夫、徐冰。党外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伯钧、马叙伦、李四光、张奚若、郭沫若、陈叔通、罗隆基、李德全、许德珩、马寅初、何香凝、章乃器、李烛尘、龙云。
10月21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后的一些情况反映。
同日 下午三时二十分，听取胡乔木汇报文字改革会议（由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于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情况。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五次会议。会后，接着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0月23日 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草案）》，批示：“退小平照办。”
同日 阅马明方十月二十日关于西北各省座谈讨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邓阅，退毛。第二页末数行所提问题，请小平、陈云同志注意。”报告第二页末尾所提的问题是：（一）训练办社干部、开会的钱不够用，希望中央财政部批准在地方财政节余中开支；（二）现在下面很忙，希望中央各部的会议能够有所控制。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十月二十三日转发卫生部五人小组《关于检查中直第四医院肃反运动中所犯“左”倾错误与无组织无纪律错误的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末尾加写一段话：“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同日 阅林铁十月二十日关于检查博野县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接到毛泽东九月十三日批转的警卫人员钟顺通写的情况汇报后，河北省委即派工作组协同当地干部在博野县三个乡进行了检查，其结果除与钟同志所说博野全县只有三个一类社和整社没有解决问题不相符外，其他情况均属实。通过这次检查，存在的问题已引起博野县委注意，除检查时已解决一部分外，县委正结合今年建社，在继续进行整顿中加以解决。毛泽东批示：“叶子龙（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电话告林铁同志：此信收到了，谢谢他。”
同日 阅彭德怀十月二十一日关于成立上海警备区的报告。报告说：鉴于上海地区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便于平时警备和战时指挥，拟成立上海警备区。其任务是：平时负责上海地区的警备治安、部队训练和国防工程构筑；战时统率上海地区部队保卫上海。毛泽东批示：“周、朱、邓阅，退彭照办。”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人员。毛泽东说：现在的汉人是不会欺侮你们的。宪法上也写着，不能歧视和压迫，要尊重各民族自己的风俗习惯。宪法规定你们有自治权。改革要人民同意。人民怕，就等一等。现在不要去搞社会主义，西藏的事归你们管，你们藏人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不赞成的就不办。你们将来的改革，也不能一下子搞社会主义，要分好几步走。改革以后，贵族、喇嘛还要过和以前相等的生活。要不要改革，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商量。改了以后，贵族、喇嘛的生活还是照旧，不能改坏。改革要你们下决心，你们不干，我们是不干的。贵族、喇嘛赞成了才干，我们不能替你们下决心。西藏几年来有进步，每年都有进步。西藏今后是会发展的，人口要发展，财产要发展，文化教育也要发展。接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乌兰夫、廖承志、张经武、汪锋、刘格平、宋庆龄、李济深、陈叔通、章伯钧、郭沫若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对工商界的宣传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张际春、邓拓、徐冰、陈伯达、许涤新、平杰三（平杰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吴冷西出席。
10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召开座谈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雪峰、李立三、高扬（高扬，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李富春、赖若愚、刘澜涛、陈伯达、宋任穷、谭震林、马明方、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26日 晚上，同傅作义谈话。
10月27日 晨，同彭真商谈关于邀请工商界人士谈话问题。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电影代表团，周恩来、陈毅、郑振铎（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周扬、蔡楚生（蔡楚生，当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在座。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陈叔通、章乃器、荣毅仁、郭棣活、盛丕华、胡厥文、胡子婴、刘靖基（胡子婴，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刘靖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委。）、李烛尘、周叔弢、陈经余田、胡子昂、巩天民、乐松生、黄长水、韩望尘（周叔弢，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陈经余田，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巩天民，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乐松生，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黄长水，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韩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工商界代表座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我看这是好事。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毛泽东最后说：中心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谈话于晚九时结束。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苏、越三方军事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10月28日 致信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议，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等去北京体育馆，观看印度国家排球队同中国中央体育学院排球队的友谊比赛。
10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开宗明义提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说趋势如何？他说：这个问题，在全国广大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总劝朋友们，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我们还是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你们回去传达，请注意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
10月30日 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许涤新谈话。
10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邓子恢向毛泽东请示的几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王稼祥出席。
11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实行军训的报告，批示：“退军委照办。”报告说：根据兵役法的有关规定，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应当进行军事训练，以便使学生养成必要的军事生活习惯和纪律观念，同时经过学校军训为军队培养一批预备役军官。准备一九五六年在二十至三十所高等学校进行军训，争取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扩大到全部高等学校。高级中学的军训，预计以两年时间全面展开。
同日 阅陈嘉庚十月九日来信。信中说：此次访问西北，途经黄陵时，顺谒黄帝陵和轩辕庙，庙宇木料多腐坏，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埋有私坟，据云自解放迄今无人看管，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无暇顾及。毛泽东阅后批送周恩来：“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同日 阅林枫十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关于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发行等问题，我们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曾和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有关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现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及教育部党组关于少年儿童读物问题的报告送请审阅。毛泽东批示：“林枫同志：此信已阅，附件还来不及看。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十月二十七日的报告、山东省委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毛泽东并批示：“即送刘、邓先阅，再送周、朱、陈、谭震林、子恢、鲁言即阅后，发。发后另印如前示。”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八日的报告。报告说：为在军队系统开展对违法案件的审判工作和开展检察监督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组建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毛泽东批示：“退军委照办。”
同日 复信章乃器：“前后两信（指章乃器1955年10月18日和27日的两次来信。毛泽东在27日来信上批示：“周、陈、彭真、李维汉、徐冰阅，退毛。章乃器的信，值得一看。”）均已收到阅悉。感谢通知我这些情状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附件（指章乃器1955年10月27日给毛泽东来信所附的关于教条主义在民主党派中的表现的专题反映等材料。）还来不及看，待看后奉还。”
同日 晚七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邓拓、许涤新出席。会后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沿途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
同日 晚十一时五十分，到达天津，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11月2日 晨七时，到达山东德州，同中共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同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晚九时十分，同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列车行进中，同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 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同中共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达江苏徐州，同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上午九时四十分到达安徽符离集，同宿县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达蚌埠，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
11月4日 晨一时四十五分，到达滁州，同中共滁州地委两位副书记谈话。三时到达南京浦口，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在了解有关肃反工作情况时指出：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掌握政策，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七时二十一分到达镇江，同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听取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工作的汇报。上午十时五十四分到达无锡，同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听取无锡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的汇报。中午十二时四十七分到达苏州，同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听取苏州的经济工作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等的汇报。专列于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柯庆施、许建国同行。毛泽东下车游泳一小时后，回到专列上。
11月5日 晨，同柯庆施、许建国和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并共进早餐。中午，下车游泳一小时。下午到达松江，同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同日 晚上，到达杭州，住刘庄。
11月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电文指出：“一年来，苏联政府为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最近苏联政府就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裁减军备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所作的这些努力。”
11月7日 向警卫一中队的七名江苏、浙江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农村情况。
11月10日 召集有关人员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柯庆施、江华、陈丕显、陈伯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张劲夫，当时任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霖之，当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等十九人。
11月12日 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11月14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批示：“可以照此发表。为了说清楚问题，在‘第二’中加了几句。”在社论稿的“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之后，毛泽东加写的几句话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加以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11月15日 上午，在杭州刘庄召集柯庆施、江华、陈伯达、田家英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11月16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召集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江华、陈伯达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
11月17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十三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后，成为正式决议。）。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估计明年一年，即可达到全国基本上初级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户入社，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我召集了九个省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
同日 再次审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批示胡乔木：“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一）在第五页倒数第七行‘镇压的’三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在第六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九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一是在社论稿讲到“资产阶级里面是有反革命分子的”处，将原文“这种人是必须镇压的”，改为“这种人是必须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是在社论稿讲到“应该逐步地推行定息的办法”处，将原文“使原有的私股分得固定的利息”，改为“使原有的私股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分得固定的利息”。
同日 复信黄炎培：“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毛泽东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
同日 下午和次日上午，在杭州刘庄召集中共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的省委书记及上海局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并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拟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是：舒同、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邵式平、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柯庆施。本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一）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一九五六年能不能达到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参加合作社，这有没有根据？有没有可能？许多省份可以超过百分之四十，华东各省百分之五十（山东百分之五十，江苏百分之五十五，安徽百分之五十五），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如果明年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经过了宣传，不是勉强，不是强迫，那就好了。主要看今年这一批合作社有无勉强的。明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比原定一九六○年提前四年。全面规划问题，明年能不能搞出一个来，有个粗线条的规划也好，一九五七年再加以具体化，每年更具体化一点。对于地主富农的政策，分别加以规划，有左、中、右不同情况。其中有没有那种人，他可以变成社会主义者？你们要努力。人们是在制度中生活，不完全靠个人。只有打没有拉不行。（二）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他说：是不是能抽出手来去管工商业问题？农业手工业改造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不是同时进行？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是不是都有？经过学习教育，偷税漏税减少了。要学社会进化史，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有余，比社会主义不足，资产阶级是起过进步作用的阶级。要他们学习法令。干部中有一种偏向，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被“三反”、“五反”吓怕了，怕沾上“五毒”。资本家请一个干部吃面，这个干部骂人家说你要腐化我？公股和私股开会，一个多钟头也不说一句话。“‘左’比右好”，实际上是对资本家改造的悲观主义，自己不信任自己，“敬鬼神而远之”。“三反”、“五反”之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屈服了，这种大变化在我们同志们思想中没有起变化，不采取积极态度去教育、改造他们，也不向有本事的资本家学习，学技术、管理能力，学打算盘，老死不相往来。表现出来的“左”，是引号里的左，我们是真正的左。是不是在最近几个月内，各省召开专门会议来研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和农业改造密切相关。损失要尽可能地减少。会议中，毛泽东还作一些插话，主要内容有：要用一切力量争取夏季丰收。增加耕牛。中心是抓增产，增产也是要反保守。领导方法不要呆板，孤军奋斗不行，平素要吹一吹，每次会有一个主题，其他问题也吹一下。开会的时候吹吹闲话，引起兴趣，接触问题。统一领导，专门负责，不要乱搞。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病都严重，必须消灭。可以消灭，七年完成。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直属中央。九人小组一年至少开三次会议。政府要成立防治委员会。
11月18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杭州回北京。
11月20日 中午，到达天津，召集中共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出席会议的有：黄欧东、吴德、欧阳钦、马国瑞、陶鲁笳、乌兰夫、白坚、吴砚农（白坚，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吴砚农，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11月22日 上午九时半，同杨尚昆、廖鲁言、田家英谈话。
同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邓子恢、陆定一、李维汉、廖鲁言、许涤新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同日 审阅修改李维汉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准备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即送李维汉同志：此件可用。有一些修改，请你考虑是否可用。”毛泽东作了几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经济部门不问政治工作，政治部门不问经济工作，或者彼此各不相谋地去作。这样，是不利于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二）“在公私合营形式上的企业改造，首先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企业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企业了。既已合营了之后，即转入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造，即是经营管理方法上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开头一定期间内，这是合营企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三）“我们又必须耐心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方实职人员，帮助他们逐步地认识两种制度和两种方法的好坏优劣，批判和抛弃旧的（即资本主义的），站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这方面来。这样，他们在企业合营的时候过了一关，又在这时过了一关。过了这两关之后，改造他们的问题就会更加顺利了。”（四）“落后分子固然受反动分子（即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影响，但他们主要地要看中间分子的态度，如果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左转了，落后分子觉得自己快要孤立无援，也得勉强跟上去，我们应当使他们逐步地离开反动分子。”（五）“反动分子不仅是可以孤立的，而且也是可以分化的。反动分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应当分别处理。”（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接受改造是由于大势所趋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所决定的，有一小部分人还一定要抵抗。”（七）“总结六年来改造工作的成绩，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此外，加写一段话：“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加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项斗争方式。”
11月2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安子文、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11月24日 上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云准备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作的总结，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并讲话，共讲了五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然，我们一提出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比如，农业问题，上半年是一种空气，下半年是另一种空气。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几个星期以前很悲观，以为资本家是不能改造的，是不好惹的，但是经过这几天，以在座的同志而论，似乎资本家又变了一点。知识分子问题，昨天的知识分子，跟今天周恩来同志作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以后，或许也要不同了。农民还是那个农民，资本家还是那个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那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前后就有那么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原来的看法右了。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从这许多事情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第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一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第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署名“上海工人”的这封来信，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第四，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要抓起来，有几个星期就搞清楚了。请你们回去要省委、市委在十二月上半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会议，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最后，谈一下农业问题。我在杭州找九个省的省委书记谈了一次，在天津又找六个省区的书记谈了一次，搞出了十七条。毛泽东逐条谈了十七条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讲话前，写了一个提纲：“（一）思想落后于实际。（二）全面规划（各个矛盾侧面）。（三）向资本家学习（又教他，又向他学习）。（四）两面性是否有变化。（五）上海一封信。（六）对工人和工作人员的教育，然后去教资本家（资本家现在有了主动）。（七）领导小组和政协的学习委员会。（八）市镇以上的会议。（九）对知识分子的会议。（十）自我批评。”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形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馀事请问张国华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同日 复信班禅额尔德尼：“你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
同日 复信周世钊：“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吧，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再谈。”
11月2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铁托（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电文说：“中、南两国人民过去在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自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
11月2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和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加写两段话：“（四）在十二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一月十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五）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日内即可送给你们。”
11月28日 就西藏贸易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李维汉：“和张国华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似应实行他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去后，粮价涨了几倍，茶价涨了两倍，百货也涨了百分之六十，这对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长此下去，什么改革都谈不到，最后可能引起失败。因为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办法。西藏面积很大，地质形成较全国许多地方为晚，很可能有极大的地下蕴藏，有待将来开发，目前赔一点钱，将来会补偿的。此事请陈云、先念、小平研究一下，在张国华走前，在书记处一谈。附件（指中共中央准备发出的关于西藏目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稿。）请一阅。阅后退毛。”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片山哲（片山哲，日本前首相。当时任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主席、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为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国人民的合作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现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着和平。联合公报中相互保证尊重国家主权、互不侵犯、互相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是很好的，是尊重目前世界上的实际情况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十年，美国还占领着日本，有将近一千个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束缚着日本，这同战争刚结束后美国的占领日本，是两回事。很明显的现在是美国侵犯了日本，美国的占领日本，性质是侵略的。我们相信，日本人民有能力用各种方法包括非战争的方法把美国从日本赶出去。同样美国也侵占着中国的台湾。我们中、日两国都要求完全独立。
11月2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写一题下说明：“（这个文件曾经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并批示：“小平、尚昆同志：此件请将题目下括弧内的几句话加上，即付排，先打清样七份，于本日下午分送刘、周、朱、陈云、彭真、小平及我（送前标出修改的地方），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11月30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为中央起草给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市区党委的电报。电报指出：“看了甘肃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电报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十六个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等情况，指出：“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同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加速各方面建设，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问题。十二月一日，继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张闻天、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邓子恢、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王首道出席会议。
11月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加写的和作大部分修改的文字主要是：（一）“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二）“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十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二十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三）“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四）“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1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西藏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出席。
12月4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十二月二日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电报。电报说：中央十一月三十日对我省农业合作化规划速度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确实是小了。根据目前各地合作化进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甘肃省委并告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电报，指出：“像甘肃那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见，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百分之八十左右，那就很好。你们说‘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数字太大，以控制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或五十左右为宜。”
同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三九期刊载的一则消息《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批示：“陈云同志：此件中江苏一条消息请看一下。这个问题，请在研究曾希圣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全面地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回答曾希圣并告各地的电报，能在一星期内外，写好发出就好。”
12月5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的指示，说：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发造，要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
12月6日 审阅修改中央十人小组十二月五日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在第二段末尾加写：“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调查部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题词：“实事求是，努力工作。”
12月7日 下午，听取罗瑞卿汇报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晚上，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省市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情况。
12月8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夫人。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人好谈话，因为谈话时不要防备，讲错了话不要紧，你们不会抓住这些错话来整我们，同样我们也不会整你们。这是由于我们有很多共同之点，不仅我们的地位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有机会的话，我很愿意去印度。
12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总理格罗提渥为团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等在座。
12月1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写题下说明：“（这个草案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然后在中央准备召集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开会的会议上再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确定。）”十六日晨四时，再次审阅修改这个指示草案后批示：“刘、周、陈、彭真、胡乔木即阅，于本日阅完，交尚昆于本日晚上发出。另印如前示。这个文件可用。作了一些修改。最大的缺点是不通俗，只好将来再修改。”毛泽东主要修改了三处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二）“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三）“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下发这个文件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要求他们在准备召开的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
同日 复信翟作军（翟作军，1937年至1939年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当警卫员，任警卫班长。）：“十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你大概已回太原去了。过去的信收到一点，似乎没有收全。我们都好。希望你好好学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早日通知（用电话和我的卫士长李银桥联系），可来一见。”
12月13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十二月九日印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简报》第三号。简报说：截至十二月五日统计，全省入社农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点五，基本上合作化的有十个县，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已办成三百六十七个，社的规模也扩大了。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将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12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卫立煌谈话。
12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李葆华汇报治理长江的规划问题，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情况，王首道汇报交通运输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李富春、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出席。
12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肃反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陆定一、罗瑞卿列席。
12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康生、张闻天、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钱俊瑞出席。
12月上旬、中旬 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精心地选材料、改文字、拟标题、写按语。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八十五篇，全书共一百七十六篇，约九十万字。十二月十五日，批示田家英：“送上到江西为止的大部分校样，请即付改排。每省市都将有按语的篇放在前面。改换了的题目，在目录上注意改正。只有个别的按语需要誊正付排，大多数都可以不要誊正。”重编时，撰写按语八十五篇，并对九月所写按语的又加以修改。下面介绍的是部分按语的全文或摘要。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说：“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勤俭办社》一文按语中说：“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
《五亿农民的方向》一文按语：“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语：“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如何达到合作化》。）按语中说：“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应当怎样认识工作薄弱的村的合作化运动》。）按语中说：“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按语：“这里说的是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户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助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经由第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社已经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三年的结果，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点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严重的教训》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三娄寺农业社的教训》。）按语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解虞县西张耿乡的农业技术夜校》。）按语：“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这篇文章是中共山西汾阳县委关于大办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争取在1957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一亩水地的规划。）按语：“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按语中说：“全国各县，都应当在一九五六年，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者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如果不能这样全面，首先抓住几个主要的项目也好。计划包括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计算到十二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当然更好。省应当督促所有专、县、区、乡都这样做，着重点放在县、乡。做得粗糙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年再加以修正，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
《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向贪污、盗窃的行为进行斗争》。）按语：“这篇文章应当引起一切合作社的严重注意。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按语中说：“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
《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中说：“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西郊王顶堤乡王顶堤村几年来的变化情况和应该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按语：“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按语：“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王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按语中说：“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会计互助网》。）按语中说：“‘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这篇文章是中共山东曲阜县委1955年11月15日的报告。）按语：“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记工的经验》。）按语中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按语中说：“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按语中说：“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昆山县西宿乡的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全乡走向合作化的》。）按语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一文（这篇文章是中共江苏淮阴地委生产合作部关于沭阳县沂涛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的调查报告。）按语中说：“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哪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
《大社的优越性》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海连市朝阳乡朝阳大社的发展和巩固》。）按语：“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千鹤农业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夏收夏种中劳力不足的困难》。）按语：“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按语：“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按语中说：“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先锋农业社整顿巩固的初步经验》。）按语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泾区虹南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按语中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工人家属多的郊区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按语：“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一文按语：“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降低生产成本的经验》。）按语中说：“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按语中说：“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按语：“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社的严重问题及整顿巩固的做法与经验》。）按语中说：“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
《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如何解决农业社剩余劳力出路问题》。）按语：“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副业必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这是对的。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
《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按语：“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一文按语：“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宜宾县天池乡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计划繁殖耕牛的》一文按语：“有些合作社，不但不注意繁殖小牲口，已有的小牲口也不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应当把一切大小强弱的牲口作出统一的安排，并且应当如同宜宾县那样有计划地繁殖小牲口。”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中说：“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这篇文章原题为《晨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进行政治工作的》。）按语：“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酒泉县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一文按语：“本书谈文化工作的篇幅不多，这一篇算是好的。为了要在七年内，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消灭文盲，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迫切需要，一九五六年各地就要做出全面的安排，并且完成第一年的计划。”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按语：“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12月20日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结束。曾考虑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晨，致信田家英，说“已看过。请即付排，照此校正勿讹。别的同志，可以不必送阅了，我也不再看了”。信中又对书名提出另一种考虑，说“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补选的那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田家英提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名。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财经工作情况、李富春汇报工业情况，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康生、张闻天、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出席。
12月21日 为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通知对“农业十七条”逐条作了说明，最后提出：“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同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作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如果我们去了，美国会同你们找麻烦，造成你们的困难，那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
同日 下午四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去杭州。晚八时半到达保定，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副书记马国瑞、阎达开、张承先，石家庄地、市委书记，保定地、市委书记，邢台地委书记等，座谈“农业十七条”。毛泽东说：你们的问题是，高级社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是否可以每区办一个高级社，四年时间完成。要写合作社典型，各省每年要出一本书，中心内容放在合作化、大型社、高级社、增产典型。河北妇女劳动怎么样？同工同酬实行得怎么样？同工同酬要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这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单解决所有制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不同工同酬妇女没有积极性，一同工同酬积极性就来了。必须把相互关系搞好，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积极性就高了。省、地、县、区、乡、社搞长期计划，要在一九五六年统统搞出全面规划。
12月22日 下午，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杨珏，秘书长戴苏里，组织部长张健民，新乡、安阳、开封、洛阳、许昌、信阳、商丘的地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12月23日 晨，到达武汉。召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第三书记张平化，常委王树成、宋侃夫、李尔重，襄阳、荆州、黄冈、孝感的地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同日 晚上，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副书记周惠、谭余保，常委徐启文、胡继宗，长沙市委书记，常德、湘潭、郴县的地委书记，宁乡、益阳的县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12月24日 上午，到达南昌向塘。在专列上召集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第二书记邵式平，副书记方志纯、刘俊秀，常委刘瑞森，南昌、上饶、吉安、抚州、九江的地委书记，丰城、鄱阳、瑞金的县委书记，座谈“农业十七条”。
12月25日 晨，到达杭州，住刘庄。
12月26日 审阅修改《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文件集》序言稿，主要修改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五五年十月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潮流是这样地勇往直前，以至一再地超过了任何最乐观的估计。成万万的农民涌进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完成。”改后批示胡乔木：“此件可用。即送刘、周、陈、彭真阅后，由你处理。”
12月27日 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提前实现全省基本合作化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毛主席批示的十七条下达后，对广大干部和农民的鼓舞很大，促使原规划明年秋季入社的广大农民积极要求提前入社。因此，省委同各地委及大多数县委商量，一致认为全省可能提前于明年春季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杨尚昆在送阅这个请示报告时附言：李井泉要求中央批准省委的计划，以便省委好早些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批示：“电话告尚昆：可以批准。”
12月28日 晚上，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谈话。
12月30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社论（指《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写得很好，陈伯达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我已约陈毅、柯庆施二同志来此，先行商量一下准备一月五日开会的事情。陈云同志病情如何？不知一月四日能来此否？如未愈，则不要来。谭震林、廖鲁言请通知他们于三日或者四日来此。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一月四日到达杭州，准备于五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同志。”
同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约郭沫若、冯乃超、尹达、翦伯赞、葛廷燧、茅以升（他们分别是文学、历史、科技方面的专家学者。）谈话，并共进晚餐，熊复参加。
12月31日 同刚到杭州前来看望的陈毅谈话，并共进晚餐。
12月 就国际宣传和报道问题，指示新华社：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本年 作诗三首。《五律·看山》：“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七绝·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七绝·五云山》：“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