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想将蚕丝销“洋庄”，胡雪岩一到上海就找到关系结识了在洋行做事的古应春，与洋人建立了联系，此前在帮王有龄解决漕米调运的公务时，他已经结识了漕帮的内河航运上的势力，军火自上海运往杭州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桩生意上，胡雪岩真正是机缘巧合，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于是他的第一桩军火生意也就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做成了。
其实，胡雪岩能在生意场上获得绝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确有他的机遇、运气在起作用。
一个生意人在商场上是否能够获得绝大的成功，要看客观形势是否提供了让他成功的一次性机遇，而具体到一笔生意的操作是否能够成功，也要看机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尽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再选以合适的方式去办那件可办的事情，人们才有把握办成那件事情。
3. 瞬息万变之中找出机缘
《孙子·虚实》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说的是用兵无一成不变的形势。用以说明办事要因时、因地制宜，具体问题要用具体办法去解决。
商战与兵战一样，其环境与态势都是瞬息万变的，它时而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秋月映湖；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时而电闪雷鸣，急风骤雨，天昏地暗。久经沙场的军人或历经起落的商人对此往往是习以为常的，他们深信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只有无穷的变化，才会有无穷的机缘、无穷的魅力，才会引来无数英雄竞折腰。
然而变化之中有机缘，只说明了机会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在变化之中发现机缘、把握机缘。古人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不难解释，时务就是指世事的发展变化态势。识时务，就是指根据这种发展变化态势去寻找、把握机缘，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任何世事的构成或运动变化都是由系统内外条件和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某些条件和因素达到一定的排列组合和结构状态时，只要从系统外部再加入一能量、信息或物质，整个世事就会发生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而身处局内之人可能就会因此而被卷入这一变化之中。即将发生变化的这一转折点可以称为“事机”。世事的事机对应着时间数轴上的某一点，被称为“时机”。事机和时机统归于“时务”的涵盖之下。
时务在事机和时机之上更具有待选择、决策和行动的意味。抓住时机和事机选择、决策和行动，能出现更高的工作效率，不仅时效高，效能大，运动的热能强，而且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最大。任何世事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时机和事机，它对人生、经营决策、计划实施等至关重要。能够较准确地识别时机和事机的到来，并据此做出人生抉择者，即为识时务的俊杰。
胡雪岩就是善于从商场变化之中寻找出机缘、识时务的俊杰。他说：“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做生意跟带兵打仗的道理差不多……随机应变之外，还要从变化中找出机缘来，那才是一等一的本事。”
1860年初，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今江苏南京）之围，决定向湖州、杭州进攻。2月10日，李秀成军从芜湖出发，24日即占领皖南战略要地广德。接着，向浙江进军，于3月初相继攻占泗安、长兴。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攻敌目的，李秀成率军由泗安经安吉、孝丰急进，3月中旬即兵临杭州城下，攻占杭州。
当时，胡雪岩的生意正在蒸蒸日上之时，太平军攻占杭州，使他经历了一次大的变故，而且这次变故几乎将他逼入绝境。
这次变故有三个方面：其一，胡雪岩的生意基础如最大的钱庄、当铺、胡庆余堂药店以及家眷都在杭州，杭州被太平军占领，等于他的所有生意都将被迫中断。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想办法从杭州救出老母妻儿。
其二，由于胡雪岩崛起得太快，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猜忌，如今战乱之中，顿时谣言四起，有的说他以为遭太平军围困的杭州购米为名骗走公款滞留上海；有的说他手中有大笔王有龄生前给营运的私财，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甚至有人谋划告他骗走浙江购米公款，误军需国食，导致杭州失守。这意味着胡雪岩不仅会被进行治罪，而且即使杭州被朝廷收复之后，他也无法再回杭州。
其三，胡雪岩即使不被朝廷治罪，他也不能顺利返回杭州，因为王有龄一死，他的这个官场大靠山就没了，他的生意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他的钱庄本来就是由于王有龄这一官场靠山才得以代理官库发迹的，而他的蚕丝销“洋庄”，他做军火，都离不开官场大树的荫蔽。胡雪岩那个时代做生意，特别是做大生意，本来就不能没有官场靠山。
面对如此多的不利因素，胡雪岩显示出了一种大将的风度，并不惊慌失措。之所以如此，是他从表面对他不利的因素中，发现了一些他可利用的因素：如今陷在杭州城里的那些人，已经有不少人在帮太平军做事了，而且造谣生事的都是这帮人。
胡雪岩毕竟名气大，太平军也在想方设法诱胡雪岩回杭州帮助善后，而那些人不愿意放他回杭州。他们造谣虽为不利，不过并不是不可以利用。
胡雪岩根据这一分析，想到了两个应对的方法：首先，自己暂时不回杭州，避免与这些人正面交锋，因为自己的这一态度一旦明确，这些人就不会进一步纠缠；其次，胡雪岩不仅满足他们不让自己回杭州的愿望，而且他还决定自己出面，特别向闽浙总督衙门上报，说是这些陷在杭州的人实际上是留作内应，日后他们会相机策应官军。
胡雪岩的这一着极其高妙，表面上是给了这些人一个交情，暗地里却是把这些人推上一堆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上。因为如果这些人不肯就范，加害胡雪岩，他可以随时将这一纸公文交给此时占据杭州的太平军，说他们勾结官军，这些人无疑会受到太平军的责罚。
其次，胡雪岩此时手上还有杭州被太平军攻陷之前为杭州军需购得的大米一万石。当初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时无法进城，只得转到宁波，赈济宁波灾民，并约好杭州收复后以等量大米归还。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
胡雪岩决定，一旦杭州收复，马上就将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这样既可解杭州赈济之急，又显胡雪岩做事的信义，这对诬陷他骗取公款的那些人来说是最有力的回击。实际上，胡雪岩不仅在杭州一被官军收复后，便将一万石大米运至杭州，而且直接向带兵收复杭州的将领办理交割，这样不单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更一下子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将他引为座上客，并委他鼎力承办杭州善后事宜。由此，胡雪岩又遇到了一位比王有龄还要有权势的官场靠山。胡雪岩的红顶子，也就是这一举措的直接收益。原来看似不利的因素，实际上成了胡雪岩日后重新崛起的机会，真可谓把不利之中的有利因素充分利用到了极致。
能如胡雪岩从变化中找出机缘者，可不就是一等一的本事？可不就是一等一的俊杰？
4. 胡雪岩的机变与权变交互
机变出自《墨子·公输》，就是机智变通之意；权变出自《周易》，就是因时因地因人而灵活变通之意。“机变与权变交互”，就是指要有充分、高度的灵活性、变通性。
胡雪岩做生意就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变通。他说：“犯法的事，我们不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
在做钱庄的生意时，胡雪岩与张胖子有过分歧。张胖子认为向得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放款的“买卖”，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得来的存款不需付利息，而放出去的款子却一定会有进账。而胡雪岩建议吸收太平军逃亡兵将的私财。
张胖子不敢做这笔生意。张胖子有张胖子的道理，他认为，按胡雪岩的做法，虽不害人，但却违法，因为太平军兵将的私财，按朝廷的说法无论如何应该算是“逆产”，本来就在朝廷追缴之列，接受“逆产”代为隐匿，可不就是公然违法？
然而，胡雪岩却不这样看。胡雪岩也有胡雪岩的道理。在他看来，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灵活变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机腾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来是有板有眼的东西，朝廷律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没有规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违法。
胡雪岩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贼”隐匿私产，自然有律例定规，做了就是违法，但太平军逃亡兵将绝不会明目张胆以真名实姓来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并没有规定钱庄不能接受别人的化名存款的。太平军逃亡兵将额头上又没有刺字，既然是化名存款，谁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里谈得上违法不违法呢？
胡雪岩的说法不能说不对，但很有些为我所用的诡辩，是一种投机取巧，这一点也确实透出他头脑的灵活和手腕的不凡。胡雪岩的说法和做法，用我们今天的一种说法，也就是所谓打“擦边球”。
打过乒乓球的朋友都知道，“擦边球”是好球，能打出“擦边球”可是一种运气。但是，经商者必须注意，可以打“擦边球”，甚至还要敢于打“擦边球”，但“起板”打“球”的人必须先弄清自己确实打“擦边球”而不是“界外球”。“擦边球”是好球，而“界外球”则无论如何都是坏球、臭球，而且商场上打了臭球、坏球，还不仅仅是失分的问题，它带来的后果，常常就是悲惨地出局。
在市场还处在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时候，有魄力、有头脑的经商者，往往能够借助打“擦边球”的手段，使自己在激烈的商战中保持主动的和领先的地位。
三 大商做人，诚实可信立于世
大商重在做人，因为商道实质上就是人道，经商就是做人，交易就是交心。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首先就要做好人，先学做人，才会做事。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普通商人的最大区别。
要想当一个极为成功的商人，把生意做大做久，光勤勤恳恳工作是不够的，堂堂正正诚实可信做人才是最重要的。
从表面来看，做人与经商是两回事儿：做人要诚实，经商则多变。但诚实中不妨有些灵活，多变中不可丢失本分。
生意场上，作为商人性格的魅力很重要。为什么同时有两个商人，别人只愿与其中一个打交道，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别人愿意与之打交道的那个商人懂得做人。
商道上讲信义，做人不要黏糊，要豪爽；即使不豪爽，也要憨厚。处处耍小聪明，给人以“奸商”的印象，最终成不了大气候。
从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商人角度去看，胡雪岩经商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独特的经商理念和经营策略，尤其是他一直坚持的经商先做人的理念，使他能够调动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充分发挥“人”在生意场上的作用，为其经营谋取到了封建官员的大力庇护、内部雇员的尽心工作、顾客的衷心信任以及生意同人的通力合作，最终创造了近代商人的又一个辉煌。胡雪岩经商的“经商先做人”理念实际上蕴涵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至今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代商人借鉴。
做诚实而有信誉的商人，深谙为人处世之道，这样才是大商。
1. 说一句算一句，取信于江湖
人靠两腿支撑走路，同样，商家则依靠“诚信”两个字起家、发展。诚信是使商家事业永动的车轮。
先说诚。尽管在社会上盛传“无商不奸”，尽管在商界诈骗风行，尽管历来靠歪门邪道暴发的不乏其人，但是，古话说得好，“巧诈不如拙诚”。真正使事业兴旺发达的不是奸诈、虚假，而是诚实，诚实，再诚实。再说信。孔子曰：“人无信不立。”同样，经商者假使没有信用也不能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信用好比一匹马，人光靠两条脚走路不行，只有骑马才能远行，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运漕米难题的时候，经过胡雪岩的一番努力，终于与松江漕帮达成协议，先由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垫付十几万担大米，解浙江海运局漕米解运难以按时完成之困，待下一步浙江漕米解运到上海，再以等量大米归还松江漕帮。
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令他头疼且关系到他的官场前途的问题，经过胡雪岩的多方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但是，这个时候，王有龄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与胡雪岩商量，想将松江漕帮那批大米改垫付为直接收购，即让信和先借出一笔款子，买下松江漕帮的大米在上海交兑，完成漕米交兑任务，而浙江现有来不及运到上海的那批漕米，自己囤积起来。
王有龄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在胡雪岩与漕帮首领进行接洽的时候，王有龄从松江官方打听到一些有关局势变化的消息。一个重大的消息是，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自立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改江宁（今南京）为“天京”，定尊号为“天王”，置百官，定朝仪，发禁令，并由“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领一路兵马出征，夺取镇江从瓜洲北渡，攻陷潍扬，已成北取幽燕之势。与此相应，朝廷也不示弱，派出两位钦差大臣，一位带兵前出江宁，在江宁城东孝陵卫扎营，形成围城之势。另一位钦差大臣就是曾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琦善率领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由河南南下，迎头阻击林凤祥、李开芳。目前这两支兵马基本站稳了脚跟。
在王有龄看来，时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将有一场决定胜败的大战，而且，局势会向有利于朝廷方面的方向发展，关键只看朝廷的练兵和粮饷办得如何。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战争一起，粮草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管哪一朝、哪一代，只要一动刀兵，粮食一定涨价。如今朝廷与太平军作战，就意味着做粮食生意将大有可为，这个时候，做粮食生意，只要囤积得好，不但能够不受大的损失，而且无不大发其财。
此时，胡雪岩感到的是一阵欣慰，因为在他看来，和漕帮议定的由他们垫付漕米，到时以等量大米归还的协约，真的是帮了他们的忙了。而王有龄想到的却是，与其让别人赚，不如让自己赚。他要改变原来商定的办法，就是要将那批议定还给漕帮的大米囤积起来，等战事一开，自己卖出赚钱。他甚至想到借漕帮的通裕米行来囤积这批粮食。只是胡雪岩一明白王有龄的意图，立即就表示反对。他对王有龄正色说道：“主意倒是好主意，不过我们做不得。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家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
当初胡雪岩与魏老夫人的谈话中已言及自己的意向与办法，如今如果见到有利可图就想着一切按自己的打算做，显然就会失信于人，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个“半吊子”。即使能让别人原谅自己，也绝没有长期往来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