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需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但他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驾驭时代的胡雪岩
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殊时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又能在历史画卷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这个时候，胡雪岩适时出场，他驾驭时势的能力堪称绝代，因此占了先机，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一 大清出了个胡雪岩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在大清这座大厦即将倾颓的时候，胡雪岩却如霹雳一样横空出世！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经商是“贱业”！
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古代的四大行业，士农工商，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迁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史记·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那几颗“晨星”至今仍闪耀着万丈光芒。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1. 先辈们开创了“仁义经商”之路
据史籍记载，在胡雪岩之前，我国曾出现过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巨贾，他们是商祖陶朱公、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治生祖白圭、白衣天子沈万三。
在民间的商界，范蠡被公认为是“商祖”，受到经商者的参拜。在历史上，经商成名的人颇多，比范蠡早的经商者也有不少，但是“商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陶朱公，即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好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即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之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白衣天子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元末明初人。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沈万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后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更由于“治财”有方显示了他出色的“经济管理”的才能，有了致富的本钱和关键。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这些人或有名，或有利，或“名利双收”，他们如恒星一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然而，天上的恒星即使再明亮，当它离我们太过遥远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不如月亮看起来更真切。胡雪岩就是这个月亮，他的出现，让那些如恒星般的先辈们的光芒霎时暗淡了下来。
2. 胡雪岩的侠义经商之路
古人认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意思是“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还认为商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倾轧，出奇制胜，甚至坐地分肥，不劳而获，比比皆然也”。因此，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于规定经商的人永世不得为官。到了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状态也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之下，霹雳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胡做“侠商（左宗棠谓之侠义）”！胡雪岩的横空出世，不仅延续了古代巨贾们的仁义经商理念，而且把它们发扬光大，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并一举打破了“经商不得为官”的桎梏，阶至二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从“布衣白手”到“红顶巨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就让我们抱着探奇的心理重新梳理一下胡雪岩的奇迹历程。
胡雪岩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推荐，进钱庄做学徒，从扫地、倒“夜香”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这一时期，胡雪岩认识了已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的王有龄。
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王有龄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王有龄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失掉城池而自缢身亡，之后胡雪岩又结识了左宗棠。
1862年，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胡雪岩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结识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左宗棠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
1876年，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
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制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余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短短四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就发展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得到了“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称。而胡雪岩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他的声名不致被时间所冲淡。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写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这样，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
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一个帮办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终于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在功成名就之后，胡雪岩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善事。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紧紧把握住“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收复新疆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二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一个最适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经搭设完毕。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看一看胡雪岩所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欣赏胡雪岩所独有的经商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样一种混乱法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1. 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明代晚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自发地反对管制、要求更多的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这种斗争有了一个较好的反应，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洲人的铁蹄飞奔入关，整个社会的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做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被这个官僚机制所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