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余堂的北京分店开业不久，正值全国举人进京赶考。胡雪岩考虑到当时盛夏，进京赶考的学子们的住宿与食水都成问题，极容易患痢疾等流行病。胡雪岩于是决定对每位考生免费奉送两枚药丸，如有不够者可以随时到北京药房分号去领，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药房号更是显眼易记。果然，有胡雪岩的神药相助，当年学子中痢疾等流行病的问题比往年大大减少，胡庆余堂的名声在北京也是越来越大了。由于学子们用过胡雪岩的药丸后感觉非常有效，因此等这些学子们回到家乡，每逢遇到诸类疾病，便纷纷向人推荐胡庆余堂的药，渐渐地胡庆余堂的名号就全国闻名了。它与历史悠久的“同仁堂”齐名，两堂一南一北，俨然又是“北票南庄”的格局。
在当时的年代中，行事能够像胡雪岩这等深远，别人只看一步的地方他可以看到第二、第三甚至是第四步；在事业的发展眼光上，别人可以看到一地一省，胡雪岩却能看到全国，甚至可以看到国外，实在令人钦佩。
如果说胡雪岩为人慷慨侠义与他做生意需要拉拢各种人的关系有关，但这种做法对人们并无害处，而是裨益社会。更何况胡雪岩一生中做的慷慨侠义之事既有在商业上的慷慨侠义，也有与商业无关的慷慨侠义。
胡雪岩在杭州城内设粥厂，施粥救人，一时“胡大善人”声名远播。
后来胡雪岩想请刘不才来开一家以济世扬善为生的胡庆余堂，一来挽救当时已经嗜赌成性却曾有“神医”之名的中医刘不才，为他找条好的出路，而这也是刘不才多年的心愿。二来刘不才手上有几方极为神秘的祖传秘药，这是无论花多少黄金珠宝都买不到的。当时胡雪岩刚娶到刘不才的侄女芙蓉不久，可以说开这家药店一半是为了芙蓉。胡庆余堂卖药赚的钱并不多，遇到买不起药的贫苦人家就白送。后来胡雪岩还专门规定了几种小巧又有奇效的药为赠品，于是每天都有人来药店取药。因为胡雪岩的慷慨好施，救助贫苦穷人，胡庆余堂药店的名声越来越大。虽然药店没有为胡雪岩赚很多钱，但他做其他事情或生意时，因为在社会上口碑良好，非常顺利。
由此看来，只要会做人，尤其是会做善事，成事是多么顺理成章的啊！
再看胡雪岩晚年的做法，由于政商关系紧密，胡雪岩政治上受到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等人的排挤，被对手利用其生意上的困难，导演了钱庄挤兑风潮。眼看钱庄就要倒闭了，这时胡雪岩回到了自己那个豪华富丽的宅院，胡雪岩的十三位姨太太依旧各自舒适地过着日子。唯独罗四太太（即以前罗四小姐）心中盘算着未来的日子，计算着来日东山再起。首先，她叫十三位姨太太临时出来，随后就派人封了这些姨太太的居所，这样姨太太们的细软、私藏还可以保留一部分，每人给五十两银子，让她们各自外出谋生。对此，胡雪岩默然无语，对这些姨太太们左看看右瞧瞧，转过脸去，眼中含泪。他明白这是罗四想在风波过去之后，由她出头，重振雄风，因此就默许了这种做法。其次，罗四太太命人去取回存在别人家中的一枕头的奇珍珠宝。谁知这户人家“吃肉不吐骨头”，取回来的枕头是一具棉枕。这枕头里可收藏着罗四太太价值银两百万之余的奇珍瑰宝呀！她当即气得昏了过去。在此之前，胡雪岩曾经对罗四太太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一次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我总以为你也应该看开了。”又说：“此后种种，要有一种譬如昨日死，譬如今日生的想法。”最后，罗四太太请乌先生顺带一箱子珠宝出去的时候，以前的仇家派人故意跟胡雪岩过不去，但如果奋力一试，还是有机会的。胡雪岩叹了口气，说道：“算了吧，这一切都是命”。
末了，胡雪岩把诸位姨太太打发回家，一个个都安置妥当。对于特别忠心的七姨太，胡雪岩还给她介绍了一个好人家，并送了一份丰厚的陪嫁。
总之，尽管胡雪岩落入困境，但以前那种为人慷慨侠义的行事风格没有丝毫改变。
有道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对于自己行事风格好的一面，一定要坚持下去，发扬光大。而对自己的缺点，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昏了头脑，要学会扬长避短。真正要做到在为人处世中，始终能够慷慨侠义，始终屡行善举，是极为不易的，确实要花费一辈子的力气。
4. 视钱财如粪土，决不做守财奴
胡雪岩曾说：“人以役物，不可为物所役。心爱之物固然要当心被窃，但为了怕被窃，不敢拿出来用，甚至时时忧虑，处处小心，这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
胡雪岩为解运漕米的事情往返杭州、上海，送王有龄到湖州赴任，都是租用的阿珠家的船。几度相处，胡雪岩与阿珠一家，特别是与阿珠姑娘慢慢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胡雪岩的洒脱倜傥赢得了阿珠姑娘的喜欢，胡雪岩也很喜欢阿珠姑娘的清纯朴实。为了答谢阿珠家对自己的照顾，也为了讨阿珠姑娘高兴，胡雪岩送给阿珠一个首饰盒，盒内虽只有简简单单一瓶香水、一个八音盒、一把象牙篦子、一只女表，但对于阿珠姑娘这样一个船家女来说，已经就是百宝箱了，惊喜之下也很为如何收藏这只首饰盒费了一番心思。胡雪岩很怕自己送给她礼物，让她丢不开，反倒害了她，于是他对阿珠说：“人以役物，不可为物所役。心爱之物固然要当心被窃，但为了怕被窃，不敢拿出来用，甚至时时忧虑，处处小心，这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
这一番很富哲理的议论，其实可以看做是他自己对于物我关系认识的一种总结。胡雪岩说自己就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但他自己却似乎从来没被钱眼“卡”住过，也确实是不为物所役。对他来说，做生意赚钱的乐趣，其实不在钱上，而是在赚钱的过程上。而对钱本身，许多时候他倒似乎是一文不当二文的。他自己就说过，他有了钱绝不是糊在墙上看看过瘾，而是要用出去。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一个人被钱难倒了，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两来递过去说：“拿去。够不够？”
给人启发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没有被钱眼“卡”住过的人，恰恰在赚钱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说句实话，人与物的关系，实在是千百年来最让人类困扰的问题之一。
人类实在离不开外物，譬如被人看做身外之物的钱财，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你可以出趟门试试，不说你没钱得受寒冻，得饿肚皮，最起码你会寸步难行，比如你要坐车就得买票，如果遇上一个很讲“原则”的售票员，即使少了一分钱，你也别想坐上车。所以，外物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地要和不要的，人必须凭借外物才能生存。
另一方面，人又确实不能为物所役，譬如钱是人造的，钱是人赚的，钱是人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假若做了守财奴，一个小钱也看得如性命，甚至为了钱财忘了义理，为一得一失不惜毁了容颜丢掉性命，那就是为物所役，人也就成了不是人的什么东西，那也真就“倒不如无此一物”了。
因此，我们的历代先哲都谆谆告诫我们可以留意于物，但不能留连于物，更不能为物所役。这一处理物我关系的原则，应该也适用于一个优秀的商人。自然，在商言商，这是商界通行的一条规则。言商即是言利，也就是言钱。因此，言利言钱，大概可以作为所有商人的一个共性特征。从这个层次上看，商人自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优秀的商人也是最能体会钱财的作用，最善于“在钱眼里翻跟斗”的。商人的日常事务，就是去思谋如何赚钱，而且是如何大笔地赚钱，因此，商人也应该比一般人更喜欢钱。
不过，正是商人这种与钱财天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也决定了一个优秀的商人更必须是一个能够正确处理好自身与外物之间的关系，真正能将钱财看做身外之物的人。说到底，大量赚取钱财并不是最终目的，做一个成功的商人的乐趣，自然常常直接体现在能赚钱、赚大钱所带来的快乐上。但从深层来看，能使一个成功的商人体验到一种深刻而持久的人生乐趣的，又确实并不在于占有大量钱财本身，而在于凭着自己的眼光和见识取财于正道，由能赚钱、赚大钱获得对于自我能力、素质、智慧、才干的确证；在于人能自由地驭使外物，将钱财用之于正道；在于用凭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赚取的钱财，去助人成就好事所带来的快乐上。
胡雪岩从这里获得的乐趣，自然不仅仅是赚取钱财带给他的乐趣了。
5. 急公好义，掀翻冤案
胡雪岩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这一性格主要体现在那个流传已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上。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情来由一般人都知道，我们就不做介绍，单说胡雪岩在这里所做的事。
胡雪岩从上海回来，听说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杨乃武也去过胡雪岩家中，不过不是找胡雪岩，而是找吴以同。胡雪岩也曾专门宴请过他和吴以同两人。依胡雪岩之为人处世，对于杨乃武这样耿直之人，当然是尊重有加。尤其是杨乃武才思敏捷，曾有出联“鲁厩焚如，孔子问人不问马；浙江潮涌，将军问马不问人”救人之事。这是因为杭州旗防营的满洲将军瑞徵，喜欢养马，衙门后院骏马满厩，他最爱的有五匹骏马，称为“五俊”，专门雇了个牧马人放养。有一年浙江钱塘江大潮来了，一下子把这五匹马全部卷走了，瑞将军大怒，连说“杀、杀”，要杀牧马人祭马。牧马人的妻子找到了当时正在胡庆余堂与吴以同喝酒谈天的杨乃武，跪下哭求救她丈夫一命。杨乃武问明事由后略加沉思，挥笔就写了上面这副对联，让牧马人的妻子托人送给瑞将军，说如果第二天还没把她丈夫放出来的话，再来找他。瑞徵见了字条，明白这是以孔子作比，讽刺他爱马不爱人，内心感到惭愧，明白若因此杀人，是有违孔子“仁民爱物”的教导的，马上就放了牧马人。这一趣事，胡雪岩也听吴以同讲了多次。不过胡雪岩对杨乃武也仅止于敬重而已。胡雪岩自有他自己的一套处世原则，对于读书人不通达人情，不体恤人心，他是略有看法的。当然，现在闹出了这么一桩大案，胡雪岩也是甚为吃惊的。他挑选了个日子，把各种应酬推掉了，专门派人把吴以同请来，询问他有关杨乃武的情况。
吴以同先把胡雪岩这一段时间在外奔波时，杨乃武案情发展的经过大致讲述了一番，并把自己感想一并道出。讲完后，他以为胡雪岩会端茶送客。抬眼望去时，才发现胡雪岩很困惑地坐在那里。胡雪岩问吴以同：“照你这么说，杨乃武案这里边有冤情了？”吴以同起身抱拳，趋前一步，恭恭敬敬给胡雪岩行了半个屈膝礼。慌得胡雪岩连忙上前俯身，将吴以同双手扶起：“吴先生，这是何苦，这是何苦！有什么想法，请坐下慢慢叙来！”
吴以同也真是病急乱投医，也或许是脑筋突然开了窍。“胡先生，杨先生这案子真是天大的冤情！”这一段以来，吴以同整日为杨乃武冤案积愤在胸，左思后想，总觉得杨乃武这事真是一千个、一万个的不可能。他也知道杨菊贞在奔告，满希望或许真会青天开了眼。不料消息却是很坏。现在，眼前坐着一位胡大人，莫非这真是一个机会？
想法多了一层，吴以同也就不再抱着老朽的念头了。他又从头，把自己想出来的和别人告诉的疑点，一条一条地分析给胡雪岩听。胡雪岩连连点头，一路上风闻的各种传言都有了出处。
不过胡雪岩能做点什么呢？吴以同的想法是，你胡大人和左宗棠近，巡抚杨昌浚也和左宗棠近。只要胡雪岩开了口，由左宗棠出一札，劝勉杨昌浚重新访察，这事八成有戏。
胡雪岩的想法却有所不同。左宗棠年事渐高，骡子脾气越来越倔，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杨昌浚的为人，他也是知道的。此人感激左宗棠不假。但是，此人刚愎自用，况且也是从湘军中成长出来的，左宗棠若插了手，他杨昌浚绝对不会不听，但是结果恐怕是大同小异。此案已经到了这个样子，再让他自己推翻自己，无异是自打耳光。这样辛苦一圈下来，等于什么也没做。
这中间的曲折，胡雪岩只能换种方式，给吴以同讲上三成。吴以同以为胡雪岩近段事务大忙，没有心思管理这事，不免有些着急，也有些失望。胡雪岩微微沉吟道：“吴先生，不是我不管这事。只要事情真的有这么大的弯弯绕绕，我胡雪岩不知则已，知道了，也总会挂在心上，总要让它妥帖才是。”吴以同听了这话，明白胡雪岩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不免有些惭愧：“胡先生，不是我着急，杨先生这事，也着实太让人心中难平了！有了您这话，我也明白了，凡事总要办得更为周详才是。”
也就过了三天，又有人来请吴以同了，说胡雪岩有交代，请吴先生辞掉今晚其他一切应酬，务必要去赴胡雪岩的一场酒宴，说是要吴先生见一个重要人物。
这位重要人物叫夏同善。他是杭州人，咸丰六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干（翰林院编修），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皇帝的侍读官），虽非权要，但日侍帝侧。他为人平易正派。这时适因丁忧在藉期满（丧假满），准备回京。
胡雪岩选定了日子，特意在家中为他设宴饯行。见到夏同善，胡雪岩的想法出来了。夏同善不属于死读书不开窍的那类人，虽身为翰林院编修，对济世救民之道也十分热衷。曾国藩办湘军，左宗棠平回，他都视之为盖世功业。对于左宗棠的左右股肱，又属同乡名士的胡雪岩，他也是敬重有加。他也知道，要是没了胡雪岩，左宗棠的西北之征能否如此顺利，很成疑问。况且左宗棠本人也直言不讳，在上奏中屡屡为胡雪岩报功，在京浙籍官员自然引以为快。
经胡雪岩一介绍，吴以同马上明白了大概。胡雪岩把杨乃武案的经过大致讲了一下，就引荐吴以同与夏同善细谈。吴以同深知胡雪岩苦心，就又不惮其烦地把整个案情和自己的想法一一讲给夏同善听。讲到激动之处，吴以同道：“夏大人，杨乃武身为举人，平日为人，疾恶如仇。这事发展到这一地步，曲折甚大。事关两浙士林声誉，在杨乃武这面，以一功名之人，得杀夫谋妻逆伦之罪，如果确实属于事实，罪不容诛。但是现在各种症状，显见杨乃武是屈打成招的。官官相护，这是通理儿，我想夏大人比我更清楚。如果仅仅是两条人命，也还罢了，如果属于天大的冤屈却无处可诉，天理何在，圣明何在，浙江读书人以及在朝为官者的面子何在？”
夏同善转向看看胡雪岩。胡雪岩道：“夏大人，雪岩近段在外忙于公私事务，前近几日方才回杭。杨乃武的为人，我略知一二；官府平日的做法，你我恐怕都熟知六七！”
夏同善微微颔首，表示赞成。胡雪岩继续道：“夏大人，杨乃武一案是否真属冤屈，我不敢枉断。但是，身为新科举人，地方名士，如果这么疑窦丛生，冤声不断，尚没有个服人的道理摆在那里，就草草处以极刑，影响必然很大。假如几十年无人翻案，也还成了定议，作了罢论；假如因为匆忙，过不了几日，真的发现是冤狱恶讼，浙江上下的面子恐怕就白白毁了！”
“雪岩兄，为何不经过左大人进一言呢？”夏同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