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一，“一”是天理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译文】
陆澄问：“专注于一的功夫，是否就像是读书一心一意在读书上，待客一心一意在待客上？这是否就是专一的功夫？”
先生说：“好色就一心一意在好色上，贪财就一心一意在贪财上，也可以算作是专一吗？这不过是追逐物欲罢了。专一是一心专注于天理。”
【度阴山曰】
有人问牧师：我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
牧师回答：不可以。
人再问：我抽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
牧师回答：可以。
主一，就是敬，就是对天理的无条件崇敬。在这个故事中，祈祷就是天理，是我们专注的唯一。我们要绝对地敬重它，要分清主次，分清灵魂是什么。专注天理时，任何事都可做；不专注天理时，所有事都做不得。
程颢和程颐是兄弟，但性格迥异，程颢洒脱，程颐严肃。性格决定了两人在学术上的不同，于是，二人后来分别成为理学和心学的开山鼻祖。
程颢除了在儒学上有大成就外，在所谓的小技，诸如琴棋书画上都有极深造诣；程颐则专心于儒学，心无旁骛。某次，兄弟二人去赴宴，主人给两人找了歌姬陪吃陪喝陪聊天。
程颐浑身不自在，更让他不自在的是，老哥程颢居然很玩得开，尺度相当大。
二人回家的路上，程颐指责程颢说：“老哥，您太不知体统，一点读书人的仪态都没有了。”
程颢问：“什么事？”
程颐就把刚才老哥与歌姬的事说了一遍。程颢大笑：“我出门就把歌姬的事忘了，你居然记了一路。”
程颐犯了个毛病：和歌姬一起时，心不在焉，离开歌姬后，又心有所系，这是典型的不专一。在什么情境下，就该做什么事，不能虚伪，要认真做，不能被从前的规矩束缚。
阳明心学所谓的专一，有两层意思。
第一，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要随俗。既然你在人家家里做客，主人请了歌姬，那就不要装君子，那地方不是装君子的地方。但如果有伤大雅，比如进了土匪窝，你就不能当土匪。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我们做的任何事，都有个主导此事的灵魂在，这个灵魂就是天理。琴棋书画，只是小技，但在锻炼这些小技时，心中要把它们当作修行的术，修行我们的意志力、专注力，最终让心静下来。它是通往道的术，而不是道本身。
程颢和歌姬玩大尺度，只是当时开明知识分子的一种消遣方式，这种消遣方式在当时是无伤大雅的，那就要尽兴、专一。离开这个场景后，马上就忘掉，而不能如程颐那样还惦记着。
遗憾的是，我们所谓的专一，都偏离了这层。正如王阳明所说，好色就一心在好色上，把好色当成了道；贪财就一心在贪财上，把贪财当成了道。
这就不是专一，看似诚心诚意地在做事，其实是在被物牵着走。专一，是炼心。那些看上去不以天理为主的聚精会神，不但不是专一，还是专一最大的敌人！
立志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译文】
有人问如何立志。
先生说：“只要心心念念存养天理，就是立志。能够不忘记这一点，久而久之天理自然会在心中凝聚。就像是道家所说的修炼内丹一样。而心中时刻不忘存养天理，逐渐达到孟子所说的美、大、圣、神的境界，也只不过是从起初的念头不断存养、扩充出去的罢了。”
【度阴山曰】
从前，有两个生意人来到一片远离闹市的居民区。两人发现这里没有超市，于是几乎同时在居民区开起了便民超市。
甲的超市比乙的大，但一个月过后，生意惨淡，而乙的小超市却风风火火，几乎成了所有居民的不二之选。甲大惑不解，找到乙，询问诀窍。
乙也大惑不解，他认为甲的实力比他的强，生意应该比他好，但结果竟然相反。
甲就观察乙的超市，发现超市的货物和自己的也差不多。不过有个小细节，乙的货物似乎都很接地气，而且摆放得也特别用心。
他问乙：“你为什么要开超市？”
乙回答：“我看到这里一个超市都没有，居民们肯定不方便，开这个超市就是方便他们的。”
甲说：“我不这样想，我想的是，这是个市场空白，抢占市场空白，就抢占了利润。”
如果把甲和乙对为何开超市的答案看作是立志的话，虽然都是开超市，但甲乙二人的“志”却完全不同。
我们注意到，乙的“志”是方便当地居民，而甲的“志”是赚钱。
乙立下那样的志向后，如果他能不忘初心，就会为居民着想，就会用心，真正为居民提供便利。而居民认可他的真心后，就会把利润送给他。
甲的志向，看似很精确，其实犯了个大错：真正的志向，是一种情怀，而不是有具体的所指。
在王阳明看来，人如果有志向，并且坚定地走在通往志向的路上，那这个人肯定能成功。志向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针。
人之所以要有志向，还有个原因：每个人都会被身边的琐事缠绕，许多人总是抱怨当下，负能量特别多，这就是因为你没有志向。当你有个远大的志向，并特别坚定、特别专一地向志向奔走时，你哪里有时间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正所谓“将军赶夜路，不打野兔”。将军赶夜路肯定有大事，这大事就是志向，脚下的野兔就是我们平时遇到的琐碎小事，真正的将军，根本不会去打野兔来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以，立志可以让我们屏蔽掉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们不抱怨，让我们轻装上阵。
王阳明能创建心学，和他的立志密切相关。在他十二岁时，就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也就是人生志向是什么。
老师说：“读书中举做大官，光宗耀祖。”
王阳明摇着他的大头说：“不对，我认为人生第一等事，应该是做圣贤。”什么是圣贤，圣贤就是要立德立功立言，做到这一点，就能普度众生，也能度自己。
我们立志，不是立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志向，而是想做成什么样的事。
用王阳明的说法，立志，就是心心念念存养天理。
这天理就是发自真诚地服务他人，而且毫无保留地付诸实践，最后成就自己。俗一点的讲法就是，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心怀他人，而不是全怀自己。
比尔·盖茨曾立下志向：要让所有的家庭都拥有一台计算机。倘若他当初立下的志向是要卖计算机给所有家庭来赚钱，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比尔·盖茨。
每一件事，都存养着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心怀他人，而非全怀自己的天理，这就是念念存养天理，就是立志。天长日久，就会有圆满人生。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王阳明在创建心学后制定的《王门四规》中，第一条就是“立志”，而在这里，他所谓的“立志”其实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不作恶就是好人，就是在存养天理。所以，立志说难很难，说不难，也非常容易。
以毒攻毒，方能治毒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译文】
“如果白天用功时，觉得受到干扰，那就静坐；如果懒得看书，那就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
【度阴山曰】
宋初，南唐派使者到北宋东京（开封）贡献礼物。按传统，北宋须派出一位接待使到两国边界迎接。这本是常事，随便派出一位官员即可。但满朝文武得知对方使节是徐铉后，这事就成了难事。徐铉是南唐名臣，以擅长长篇大论名扬天下。据说此人能把死人说活，把活人说死。
北宋朝臣都知道这小子口才学识很厉害，所以犯了难，赵匡胤笑道：“这有何难，顺手指了一个禁卫军说，就他吧。”
众臣都跳了起来，按规定，禁卫军都是不识字的。
赵匡胤不管，拍板道：“就让他去接徐铉。”
那个大字不识的禁卫军和徐铉一见面，徐铉就开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随行来的宋人惊愕万分，但那个禁卫军毫无表情，只是嗯嗯啊啊地应着。徐铉说的每句话，到他这里都如同进了墓道。
徐铉开始时没有觉察，喋喋不休。在路上走了几天，徐铉一直没有得到该有的应答，也就没有兴趣滔滔不绝下去了。
徐铉后来见到赵匡胤，说话的兴趣全无，他到最后也没有搞明白，那个接待使到底几斤几两。
赵匡胤选使，用的招数叫“以毒攻毒”。以毒攻毒不是以硬碰硬，北宋人才济济，找到一个和徐铉水平差不多的不在话下。但没有必要，两强相争，尤其是动嘴皮子，即使赢了，输的人也是心上不服。那是不是要避开呢？也不行，遇事，必须积极面对，而不是逃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毒攻毒”，你用口才好的“毒”，我就用口才不好的“毒”，两“毒”相遇，肯定是后者胜。这就叫“无为而无不为”。
王阳明在这里谈到的问题，和赵匡胤选使神似：白天用功时，觉得外部环境特别嘈杂，你深深受到影响，最好的办法不是跑到密室静坐，而是就在这个嘈杂的环境中静坐，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必须勇于应事，直面困难。
这就是以毒攻毒。
不想看书，非要看书，这也是以毒攻毒。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王阳明却说，要立，因为你不立，就永远格不出面对危墙时的真理。如果你特别好色，那为了克掉这个人欲，就绝对不能见到美女就跑，而是要使自己适应美女，只是观赏而不亵玩。
办法就是以毒攻毒：先从看丑女开始，再看姿色一般的女子，拾梯而上，最后看美女，经过这番以毒攻毒后，你对色的敏感度降低，就格出了遇见美女时应该存的天理。
读过《西游记》的人都注意到，十万天兵天将不能捉住孙悟空，偏偏一个在人间的二郎神，捉住了孙悟空。这是因为，孙悟空是地上的神仙，二郎神也是，贼最了解贼，以贼攻贼，无往而不胜。
这就是以毒攻毒。
遇到事，很多人选择的是能避则避，实在避不了再面对。这样一来，不仅浪费了时间，反而会给自己增添心理负担。倒不如在遇到事时直接、快速面对，节省躲避的时间，这就是以毒攻毒。
人世间，最大的捷径就是直线，以毒攻毒、勇敢地面对就是直线。
好朋友vs坏朋友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译文】
“与朋友相处，务必相互谦让，这样才会得益，如果相互竞争比较，则会受损。”
【度阴山曰】
战国时，齐国宰相孟尝君乐善好施，求才若渴，手下门客几千人，好不热闹。孟尝君对门客说：我把你们当师长，当朋友，如果我有什么过错，你们一定要指出。
门客们哇呀乱喊，都赞颂孟尝君乃千古第一完人，若想在他身上找到缺点，简直如大海捞针。孟尝君就在这些门客的吹捧中飘飘然。
后来，孟尝君被贬为平民，散伙时，他希望门客们跟着他，帮他东山再起，但门客们卷起铺盖，立即走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孟尝君不由得感叹说：“世态炎凉至此啊，朋友不过如此。”
再后来，孟尝君又恢复了荣誉和地位，那些门客又都跑回来，溜须拍马，好不恶心。
孟尝君很愤怒地道：“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当初走的时候多么干净利落。即使我今天有脸见你们，你们还有脸见我吗？”
门客们大笑道：“你敢有脸见我们，我们就有脸见你啊。”
孟尝君把门客当好朋友，但显然，门客们根本不是他的好朋友，而是坏朋友。
孔子说，好（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正直的、诚信的、知识广博的；坏（有害的）朋友有三种：谄媚逢迎的、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人的、善于花言巧语的。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孔子没有说。仅凭这些无法量化的正直、诚信、知识广博、谄媚逢迎、阳奉阴违、花言巧语的概念，我们无法知道谁是好朋友，谁是坏朋友。
王阳明给出一个方法：一定要在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看他是否诚信、正直，知识广博倒是其次的。谦让他而不是与他比高低，就能很快判断出他是坏朋友还是好朋友。
但说真的，朋友这玩意儿，有句话叫“臭味相投”，只要脾气对了，胃口对了，无论他对别人有多坏，对你都会很好。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人性都是善的，大奸大恶之人，对他的家人和爱人，也会付出真情，无微不至。
什么是好朋友，什么是坏朋友，评价标准不是恒定的，更不是客观的。你的好朋友，只是你眼中的那人，而不是他本身。任何一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交朋友，只要记住一条：相互谦让，别相互竞争。
这就足够了。
大树理论——自以为是者，知识越渊博，就越危险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
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
源从旁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
先生曰：“尔病又发。”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
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旁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译文】
孟源有自以为是、爱好虚名的毛病，先生曾多次批评他。有一天，先生刚刚批评过他，一位学友来谈自己修养的近况，请先生指正。孟源在旁边说：“你才刚刚达到我以前修行的水平。”
先生说：“你的毛病又发了。”孟源脸色通红，想要为自己辩解。
先生说：“你的毛病又发了。”先生借此教导孟源，“这是你人生中最致命的病根！就像方圆一丈的地里种了一棵大树，雨露滋润，土壤栽培，只是滋养这棵大树的根。如果在这棵大树周围种些好的庄稼，上面的阳光被树叶遮蔽，下面的土壤为树根缠绕，这些庄稼怎么长得成呢？只有砍去这棵大树，将树根拔得一干二净，才可以种植这些好庄稼。如若不然，任凭你如何努力耕耘栽培，也不过是滋养这个树根罢了。”
【度阴山曰】
汉末的杨修，他名扬中国历史，靠的不是功绩，而是诸多小聪明。
关于他的小聪明，史不绝书，仅举几例。某次，曹操让人建造一座花园，建成之日，他去观看时，什么都没说，只取笔在门上写了一“活”字。
许多人都不明白。杨修跳出来道破天机：“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曹先生嫌门太阔了。”
工匠们急忙把门改窄，曹操再来看，很高兴地问：“谁告诉你们的？”
有人说：“是杨修。”
曹操觉得杨修很聪明。
不久，有人给曹操送来酥饼一盒。曹操随手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就放到了案头上。
杨修进来看见，就把酥和大家分吃了。
曹操问他什么意思。
杨修回答：“丞相您盒上写着‘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您的命令呢？”
曹操觉得杨修真的很聪明。
身为乱世丞相，曹操总是担心别人暗杀他，于是就吩咐侍卫说：“我这人精神不好，即使睡觉，也会突然对近我身的人下杀手，你们千万不要在我睡梦中近身。”
侍卫们都遵令而行。但有一次，曹操“睡梦”中把被子蹬掉了，有个侍卫过来给他盖被，曹操抽出宝剑，宰了侍卫，然后继续睡觉。
醒来后，众人对他说了事情经过，曹操大哭，厚葬了那个侍卫。
事后，众人都认为曹操能梦中杀人。
只有杨修说：“不是丞相在梦中，而是我们在梦中。”
曹操觉得杨修聪明过了头，但他决定再给杨修一次机会，可惜杨修没有珍惜。
大耳贼刘备亲率大军打汉中，曹操率大军迎战。
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
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于是就对着厨师端来的鸡汤发呆，他看到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有将军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把这个号令传下去。
杨修听了，就开始在军营上蹿下跳，说丞相要撤兵，因为鸡肋这玩意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曹操知道后，暴跳如雷，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于是将其斩首。
一代聪明人杨修，就这样没了。
杨修的确聪明，思维敏捷，很多别人制造的迷雾问题，他都洞若观火。王阳明的弟子孟源也具备这种才能，这位安徽滁州人，在王阳明身边多日，听了那么多心学课，却仍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惹得王阳明把他训斥得体无完肤。
杨修和孟源都有个共同点：炫耀时不知道这是小聪明，他们还以为自己良知很明。
孟源和杨修为什么被称为自以为是，而不是高度自信？原因如下：
第一，他们固然能发现问题的关键，但全部说了出来。
第二，他们发现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是小问题，人对于发现小问题的沾沾自喜，往往是难成大事的直观呈现。
第三，在无伤大雅的小问题上自以为是，是表演给别人看；高度自信，是表演给自己看。
第四，表面看上去他们知识很渊博，无所不知，其实只是读书读偏了，真正的读书人，是壮大自己，而不是炫耀自己比别人聪明。
人一旦自以为是后，就如王阳明所说，你学得越多，掌握的知识越渊博，其实就越给你带来伤害。因为自以为是是大树，遮蔽了你认知的一切，你唯一留下的只有那棵自以为是的大树，什么种子都不会发芽。
杨修如果不是饱读诗书，他不会有那么多才能，没有那么多才能，就不会猜中曹操的问题，不会猜中，就说不出来，这样他可能就会躲过一劫。
这就是“大树理论”——自以为是者，越是知识渊博，就越危险。
真理是简单的，不然，大家早就知道了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译文】
陆澄问：“后世的著述汗牛充栋，恐怕也会扰乱儒家的正宗吧？”
先生说：“人心与天理本就浑然一体，圣贤将之写进书里，就像给人画像一般，只不过是给人看一个基本的轮廓，使得人们能够据此探求真正的心体；至于所画之人的精神相貌、言谈举止，本来就不太能表现出来。后世的许多著述，是将圣人所画的像再描摹誊写，又在里面加入许多妄自尊大的理解，试图展示自己的才能，这样就离真正的圣学越来越远了。”
【度阴山曰】
如果有人问你，“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是谁，你大概答不上来。但如果有人问你，慈禧是谁，你一定知道，就是那个祸国殃民的清朝老太婆。很多人总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就如慈禧太后这个谥号。同样，真理也是如此。
顾城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我知道，它一定是简单的，要不人早知道它了。
顾城说的是真理。
中国古人常讲，大道至简。意思是，真正的人生大道理，生存真理都是特别简单，妇孺能知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这就很简单，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谓的“人”可不是所有苍生，而只是当时的贵族阶级。墨子则说，要兼爱天下人。只要是个人，我们就都要爱。
如此简单的真理，被后人解释得神乎其神，复杂艰涩。“仁者爱人”四个字，就能写出一本书。
哪里有那么复杂？
只要发自真心地去爱别人就是了，搞那么多理论，把一个人人都能明白的真理解释得“山路十八弯”，最后连自己都蒙了。
王阳明说，真理这玩意儿就像一幅简单勾勒出的肖像画，大家一看，原来是这样。但自作聪明的人觉得圣人画的这画肯定没这么简单，于是左一笔右一笔地涂抹，最后，这幅画就成了一幅复杂的油画。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种恶果。
第一，真理这幅肖像画升级为油画，它就成了艺术。艺术不是人人都懂的，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追求真理，放弃了遵循人生大道理。他们一致认为，真理这玩意儿是圣人玩的，咱们普通人怎么玩，咱们只能玩玩人欲。
第二，一旦对朴素的真理添油加醋，人就只会在理论上付出精力，而少了许多行动。最后导致的就是知行不一。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学为根基的。事实上，儒释道三家，道家哲学最深奥，其次佛家，最简单的才是儒家。中国人选择了最简单的儒家，而不是道、佛，已足以说明，真理就是最简单的，若想让所有人能知能行，只有最简易的哲学才可以。
孔孟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阳明心学，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心，就是良知。为人处世凭良知，这就是阳明学的真理，非要把阳明学搞得高深莫测，不但是画蛇添足，而且是贻害众生，是人类的最大敌人。
我们常常为真理涂脂抹粉，掩盖了它的本来面目，我们要认清它，必须为它卸妆。这卸妆的工作是最难的，但最难的事，有人却做得不亦乐乎，做得很成功。
而对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却丧失了认清和处理它的能力。你对父母孝顺吗？你对工作忠诚吗？你对身边的人友好吗？这些简单的事，认识和做起来，在今天非常费劲。所以，顾城才说，真理一定很简单，否则，大家就都懂了。
不给真理涂脂抹粉，不把真理搞得复杂的唯一途径，就是遵循经典，回归本心。因为所有的真理、经典，说的都是一件事：真心！
阳明学大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译文】
陆澄问：“圣人能够随机应变以至于无穷，难道不是因为预先都研究过吗？”
先生说：“怎么可能预先研究那么多事呢？圣人的心就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正是因为镜子明亮，一旦有东西出现在镜子前面就能有所感应，没有东西能够不被照到。镜子过去所照的东西不会滞留在镜子里，未曾照过的东西也不可能事先就存留在镜子里，这是后世儒者的说法，与圣人的学问相悖甚远。周公制礼作乐、教化世人，这是任何一个圣人都能够做到的事，尧和舜为何不如此做，却非要等周公来做呢？孔子删述六经流传万世，也是圣人都能做的，周公为何不先做，非要等孔子来做？这是因为圣人只是在特定的时机，才会应对特定的事情。因此，做学问的人只要担心镜子是否明亮，不需要考虑事物出现在镜子前面时能否照见。探究时事的变化，也就像是拿镜子来照。然而，为学之人必须先下功夫，使得自己的心如明镜。为学之人只要担心自己的心不能明亮，而不必担心时事之变化无法穷尽。”
陆澄说：“那么程颐先生说‘天地浑然未分时，万事万物的理就已经在冥冥之中’，这句话怎么样呢？”
先生说：“这句话本身没错，只是后人并未好好地加以领会，也就有所偏颇了。”
【度阴山曰】
刘恒（汉文帝）某次遇到一侍卫，感觉很奇怪。因为这侍卫已经是胡子花白的老头，而担任侍卫的大都是年轻人。
于是，他和这老侍卫聊了起来。
老侍卫叫冯唐，是因美好的品德而被推荐上来的。刘恒很赞赏他的品德，但冯唐说：“我不但有品德，而且还有超凡脱俗的能力；我熟读兵书，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刘恒不禁叹息说：“若是在高祖（刘邦）时代，和匈奴开战，你一定会封侯拜相。”
冯唐说：“高祖在时，和匈奴打了败仗，后来再不敢提战争，我从那时就蹉跎岁月直到今天，怀才不遇，让人心死。”
刘恒很不高兴地说：“上有圣明天子，下有礼仪之民，你怎么能说这种丧气话？”
冯唐反问：“既然如此，为何我只能做个侍卫，而不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刘启（汉景帝）时代，冯唐仍然是个政府中的低级官职，刘彻（汉武帝）即位后要和匈奴开战，准备重用冯唐。但冯唐已老得不能走路，一生就这样过去了。
后人因此总结出个成语，曰“冯唐易老”。意思是，世界上有很多人，身怀绝技，却没有碰上好平台和机会，最终碌碌一生。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王昌龄，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而名垂青史。
他说的飞将指的是汉代的李广。李广在刘彻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杀敌无数，功勋卓著，但却始终未被封侯，所以他和冯唐联袂主演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著名悲剧。
王昌龄的时代，大唐强大到宇宙第一。王虽然是诗人，但总想建点功业，可惜没有机会，只好把李广拎出来，诉说衷肠。
李广无法被封侯，有各种原因，当时将星璀璨，李广绝对不是最好的那位，只是因为司马迁的情感倾向，后人添油加醋，把李广塑造成了悲剧英雄。
而王昌龄感觉自己怀才不遇，其实是无病呻吟。那个强大的时代，没有战争，一心想要在战争中建功立业的人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天下太多所谓怀才不遇的人，都是在没有龙的时代，学了一手屠龙之技，这种高超的技巧，有，等于没有。
有人问王阳明，圣人做事前是不是有所准备，有所预料。
王阳明的回答是，圣人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预知未来的事，他们只是心如明镜，物来则照。不担心能否创建事功，只担心镜子是否明澈。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圣人遇其时才有其事，时不来，不会去刻意争取，时来了，良知光明，自然就能水到渠成。
周公制礼作乐，尧舜也能。为何尧舜不为？因为那个时代，还不是制礼作乐的时候。周公也能创建儒学，为何要等到孔子来创建？原因就是周公那个时代还不需要儒学。
人要成事，被万众瞩目，必须具备三大要素：才、气、势。
拥有改天换地的才能，无往而不利的气场，历史大势。心如明镜，除了自身才能外，必须有观察大势的能力。
在什么样的时间就该做什么样的事。确切地说，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就是知行合一。对的时间，你的能力有了，事情其实也就成了。
李鸿章曾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这话乍一看像是废话，因为人不可能活两次。他其实想说的是，不要思考那么多身后的荣辱，专心做好时势所要求的当下的事情，无论成败，以后自然会有人给你接盘。
人之所以纠结，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在正确的时间没有做正确的事。有人之所以终生碌碌，也不过是因为在无数对的时间没有做对的事。
世界上有无数个冯唐、王昌龄，不值得替他们遗憾，逆流而上者，是可恨的，所以也就不可怜。
善恶没有止境，只能止于人心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译文】
先生说：“义理没有固定的处所，没有穷尽的可能。我与你讲学，不能因为稍有所得，便觉得满足。即便与你再讲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没有止境。”
一天，先生又说：“圣人做到像尧和舜一样就足够了，但在尧舜之上，善也还未穷尽；恶人做到像桀和纣那样就十分可恶了，但在桀和纣之下，恶也并未穷尽。假如桀和纣不死，恶难道到他们那儿就终止了吗？假如善有尽头，周文王为何会‘看到大道，却还像没有见到一样’呢？”
【度阴山曰】
传说中，尧、舜是天底下一等大善人。尧就像太阳，无时无刻不照料着天地万物，直到死去；舜更不用说，即使他的老爹和弟弟三番两次谋杀他，但他仍然秉承孝悌之道。两人的善，被后来的儒家门徒奉为善的最高级，无人可以超越。
至于恶的代表人物，非桀、纣莫属。纣好像是桀的转世，两人恶的形式都那么相似：都毫无底线地奢侈，喜欢美女，诛杀忠臣，与人民为敌。人民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魂不附体，如果不是商汤和周武王横空出世，干掉了他们，不知道天下苍生要受多少苦。
王阳明说，义理没有固定的处所，也没有穷尽的可能。所谓义理，就是善，善没有穷尽的可能，我们终生追求善、行善，就算活上一万年，也见不到它的止境。
善的对立面——恶，同样如此。为善为恶，都没有止境。
如此一来，你就明白了，为何有些人为善，却不得善终；有些人为恶，却寿终正寝。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为善和为恶都没有抵达最高峰，所以，善恶终有报，却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么，既然为善为恶，都没有止境，我们为什么要为善而不能为恶呢？
因为，无论为善还是为恶，关键点在心安。你若做件坏事，是心安的，那你就做；你若做件好事，是心不安的，那你就不要做。
问题恰好相反，我们做好事时是心安的，做坏事时是心不安的。所以，相对于我们的心而言，为善是天理，为恶是人欲。
为善为恶，看似没有止境，但其实止境就是我们的心。
桀、纣的心始终停留在恶那里，于是一直为恶；周文王的心始终停留在善那里，所以一直为善，而且风雨不改，雷打不动。
阳明心法：事上磨炼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译文】
陆澄问：“静守时感觉不错，但遇到事情就感觉不同。为何会如此？”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道在静守中存养，却不去努力下克制私欲的功夫。这样一来，遇到事情就会动摇。人必须在事情上磨炼自己，这样才能站得稳，达到‘无论静守还是做事，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的境界。”
【度阴山曰】
有部叫《双旗镇刀客》的电影，主人公是个小孩，武器是双刀。后来他干掉了号称一刀仙（大概是杀人只用一刀）的第一大坏蛋。
但和一刀仙决斗前，他心惊胆战，毫无信心，还请了位吹牛皮的高手。因为那位吹牛皮的高手不敢来，所以小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这部影片如果从心灵鸡汤的角度来讲，它告诉我们，千万别小看了自己。从阳明心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不去事上练，就永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厉害。
南宋中期，有位叫郭倪的官员，认定一条真理：世上没有读书人不会的事。他认为，文人带兵，就如老猫捕鼠，手到擒来。所以，他向来认定自己是“大宋诸葛亮”。
为了和诸葛亮有贴心的感觉，郭倪在自己的扇子上面郑重地题下“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在屋舍中的墙壁上写满了“伯仲之间见尹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这类赞颂诸葛亮的诗句。
郭倪的种种行为艺术传到了权臣韩侂胄耳里，韩侂胄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北伐军总司令，征伐金国。
接受重任的郭倪扬扬得意，在地图上排兵布阵，指挥若定，口若悬河。众人都认为他真的是在世诸葛亮。
可惜，他指挥的大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被金军打得屁滚尿流，这位“大宋诸葛亮”更是带头落荒而逃。
经过这么一仗，大家也都看清了郭倪“纸上谈兵”的草包本质，对其鄙视之余，干脆给他起了个新的外号：带汁诸葛亮。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去事上练，你永远不知自己的良知有多小。
“克己”是克制私欲、存天理、去人欲的意思。王阳明说，人必须去事上磨炼，其实就是要克己。但怎样克己呢？
整日端坐，想尽各种方式抵御诱惑，这算克己吗？
根本不算，因为没有现实的诱惑在，你把自己想得多么伟大都可以。
人必须去经历诱惑的事，只有在事情上抵御住诱惑，才算是克己了。
为什么要去事上磨炼呢？
因为你的心在腔子里是心，到事物上才是理。若没有理，也就等于你没有心，因为心即理。
去事上磨炼，得到的种种道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在磨炼你的心。
有人号称是有良知的人，必是他做了很多有良知的事，否则，众人怎么可能知道他是有良知的人呢？
良知必须体现到现实中来，才是真良知，你也才能知道你的良知到底多光明，多黑暗，多大！
只顾眼前利益，才是大赢家
问上达工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如何通达天道的功夫。
先生说：“后世的儒者教导人，才涉及精深细微之处，就说这是‘上达’的学问，现在还不到学习的时候，然后就去讲‘下学’的功夫。这是将‘下学’与‘上达’分开了。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嘴上能表达、心里能想到的学问，都是‘下学’；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嘴上说不出、心里没法想的学问，都是‘上达’。就好比是种树，栽培、灌溉即是‘下学’；树木日夜生长、枝叶繁茂，即是‘上达’。人又怎能强制干预呢？所以，那些可以用功、可以言说的都是‘下学’的功夫，而‘上达’就包含在‘下学’里。但凡圣人所说的道理，即便再精深、微妙，也都是‘下学’的功夫。为学之人只要在‘下学’上用功，自然能够‘上达’，不必去别处寻找‘上达’的功夫。”
【度阴山曰】
刘秀（汉光武帝）年轻时在一次酒局上喝多了，于是他爬上桌子，用筷子敲打着饭碗，吼叫着：“诸位诸位，如今的政治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将来天下必将大乱。男儿志在四方，大家都说说自己的凌云壮志。”
众人纷纷诉说自己的雄心，轮到刘秀，他摇摇晃晃地在桌子上说：“我的壮志就是，娶妻当娶阴丽华（当时美女），做官当做金吾卫（皇家卫队首领）。”
大家哄堂大笑，有人讥笑他：“刘秀，你也算是皇族中人，这是什么狗屁雄心，太不符合你的身份了。”
刘秀说：“没有雄心，就是最大的雄心，咱们走着瞧。”
几年后，绿林赤眉大起义，中原鼎沸，五花八门的英雄豪杰都走向战场，决心用枪杆子发家致富。刘秀自然也在其中。
刘秀因为有皇族的旗子，所以很快就招揽了一批人为他效力，但他的魄力或者说是雄心低于其他人，所以发展缓慢。
天下所有的豪杰们都在努力争夺龙椅时，刘秀一直默默无闻。他和哥哥后来投奔了北方最大的实力派刘玄，刘玄对刘秀的哥哥说：“你弟弟呀，将来会比你强。”
刘秀的哥哥问：“为什么？”
刘玄阴冷地一笑说：“他无大欲无大求。”
刘秀的哥哥哑然失笑道：“你错了，人非要有雄心壮志，才可成大事。我弟弟没有雄心，很难成大事。”
后来，刘玄把拥有雄心壮志的刘秀的哥哥宰了，刘秀忍住悲痛，在刘玄面前强颜欢笑。刘玄最终放了刘秀一马，并让他去河北开拓市场。
刘秀一到河北，听过他大名的人都跑来跟随。很快，他就组建了一支足以和任何军阀抗衡的兵团。后来，他建立东汉政权，统一中国。
元朝末年，朱元璋在寺庙里当和尚。当时天下大乱，无人烧香拜佛，所以寺庙里的日子尤其清苦。朱元璋吃了上顿无下顿，只好离开寺庙，到处要饭（佛家称为化缘）。
在乞讨过程中，朱元璋注意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也遇见些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印象极为深刻。而这深刻印象就是，他们常常喝酒吃肉。
朱元璋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过上这种好日子。
后来，他参加了起义军，因作战勇敢，智慧百出而在军中站稳脚跟。再后来，他当上了最大起义兵团的司令，然后先后灭掉了两个实力派起义兵团。1368年，他在江苏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
称帝后的某一天，朱元璋心烦意乱地找刘伯温聊天。
他对刘伯温说：“我跟你说个秘密，你不要传出去。早些年做和尚时，我的雄心壮志就是吃饱饭。后来参加了农民军，有点改变，只是想打家劫舍，想不到弄假成真，做了皇帝。我这个心啊，现在总是忽上忽下的，不安定。”
刘伯温说：“这就对了，您的雄心壮志跟您所处的当下有关，一个成功的人，看似没有雄心壮志，其实他是在认真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这就是最大的雄心。没有雄心，就是最大的雄心。”
大部分历史伟人回顾或者是别人撰写他们的人生履历时，我们都会发现，他们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或者说是雄心壮志。我们不必对此当真，因为为了渲染他们的超级能力，历史学家使用了“事后追溯”的手法，以引导我们相信，伟大人物从小就不平凡。
其实人性化地讲，你忍心让一个人在10岁的时候就决定自己未来一辈子要做什么吗？你又怎么可能在10岁或者15岁又或者20岁时就故步自封地为自己树立个壮志，无论客观环境如何改变，都矢志不渝？
有人问王阳明：如何通达天道？其实也就是问，如何树立和实现远大理想。
王阳明说，种下一棵树，别管它到底长多大，只要尽心尽力灌溉培育就是了。
上达在下学里，下学就是努力做好眼前的事，做好眼前的事，上达就在其中。
看似只顾眼前，没有雄心，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雄心。
什么是工匠精神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译文】
陆澄问：“如何做‘精研’和‘专一’的功夫？”
先生说：“‘专一’是‘精研’所要达到的目的，‘精研’是‘专一’的实现手段。不是在‘精研’之外另有‘专一’。‘精’字是米字旁，姑且就用米来做比喻：要使得大米纯净洁白，便是‘专一’的意思，但是如果不对米进行舂簸筛拣精选，那么大米便不能纯净洁白。舂簸筛拣便是‘精研’的功夫，其目的也只不过是使大米纯净洁白罢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通过‘精研’来达到‘专一’的目的。其他诸如‘博文’是‘约礼’的手段，‘格物致知’是‘诚意’的手段，‘道问学’是‘尊德性’的手段，‘明善’是‘诚身’的手段，其中的道理都是一致的。”
【度阴山曰】
很久以前，有个厨子叫庖丁，此人最擅长的就是杀牛。他给魏王现场表演宰牛，手所接触的地方，肩膀所依靠的地方，脚所踩的地方，膝盖所顶的地方，都哗哗作响，进刀时音律和谐，看他宰牛，哪里是看宰牛，简直是在欣赏一场艺术。
魏王看到最后，眼睛都直了，问他：“你宰牛的技术怎么高超到这种程度？”
庖丁平静地回答道：“要依照牛体本来的构造去宰去解，刀刃要始终像刚磨过一样锋利。每当碰到筋骨交错、很难下刀的地方，便要格外小心，提高注意力，动作缓慢，把视力集中到一点……”
这就是庖丁解牛。它给我们熬了一碗这样的鸡汤：做任何事只有做到手到、眼到、神到、心到，才能创造奇迹。
最终的一点就是要心到，以阳明心学的语境而言，就是用心。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说得假大空一点则是，不要把工作当成谋生的工具，要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对所做事情、所制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
说得朴实一些就是，把最简单的事、最简单的动作，不停地用心重复，做到极致，到最后，你就是大师。
归根结底，就是用心。
北宋初期，皇帝赵匡胤要把封禅寺扩张为开宝寺，该工程的带头人是当时最牛的建筑师喻浩。喻浩接到任务后，整日在工地东量西测，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事无巨细，全部躬行，甚至是挑选搬运工人，都要亲自面试。
几个月后，开宝寺建成，政府派人来检查。开宝寺从里到外，处处体现着喻浩的匠心独运，但就在众人的赞叹声中，有人突然发现，开宝寺塔身不正，很明显地向西北方倾斜，也就是说，大名鼎鼎的建筑师喻浩把这个工程搞砸了。
为什么塔是歪斜的呢？
喻浩揭开谜底，他说，京城（开封）这个地方平坦无山，总刮西北风，所以我把塔建成向西北方倾斜的样子，一百年后，风就会把它吹正。
普通人的认识中，一个建筑师，只要把建筑本身打造完美就万事大吉了，但喻浩却还在建筑本身之外充分考虑了气候因素。这就是用心！
没有这种用心的精神，喻浩只能是个伟大的工匠，而有了这种用心的精神，喻浩就成了大师。
精研、专一，说的就是这种用心精神。王阳明以米为喻：我们若想吃到纯净洁白的米，必须聚精会神地用心精研，把米舂簸筛拣精选，做到这一点，就会抵达专一境界。
心即理，人的心是无穷的，因为我们心上有个良知，肯用心就是肯致良知，良知无所不能，肯致良知，就能解决人生中的一切问题。肯用心，就有无限可能，就能达到无限阔达的人生境界。
致良知的过程，就是用心的过程，就是工匠精神的展现。
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总能见到那些把工作和生活打理得特别好的人，做同样一份工作，他就是做得比你好。就如同样建造一座塔，喻浩就比你想得多。大家的智商层面都差不多，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家用心的程度。
工匠精神，就是用心！
人生最遗憾的，就是做了很多半途而废的事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译文】
“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结果。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功夫，知与行不可分作两件事。”
【度阴山曰】
东汉时，河南郡有位奇女子，没有留下姓名，只知道她老公叫乐羊子，于是后人称她为乐羊子妻。
乐羊子后来出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归来。
乐羊子妻问他：“你学成了？”
乐羊子摇头说：“出门时间太长，想家了。”
乐羊子妻突然就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条丝一条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但我现在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浪费了。”
这碗鸡汤令乐羊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乐羊子妻继续阐释她的纺织观点：“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织丝有什么两样呢？”
如你所知，乐羊子被老婆这段话感动，跑出去七年都没有回家，后来终于学业有成。
《中庸》说：“君子遵道而行，半涂（即“途”）而废，吾弗能已矣。”这就是“半途而废”的典故。
大家可能看过这样一幅漫画，一个挖井人，挖了很多坑，有的坑下面就是水源，但他没有挖下去，而是潇洒地扛着铁锹离开了。
人生在世往往做事半途而废，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只有一个：没有搞明白知和行的关系。
王阳明认为，最完美的人生体验，就是知是开始，行是结束，如同一条直线的两头，离了哪一头，都不是直线，也不是完美。
半途而废，就是我们只有直线的开头，却没有这条直线的结尾。
知，是良知，只有我们依凭良知判定的行动，才是好的开头，也才能有好的结尾。那些半途而废的人，往往都是没有依凭良知的判断去行动，所以虎头蛇尾。
如果我们的视听言动都是发自良知，那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会回溯起始点。当我们知道起始点是正确的，我们就会一往无前，绝不会被困难阻挠。最终，就能达到知行合一。
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件：知行是一回事，绝不会分成两件事。
没有行动到底，就没有开花结果，没有开花结果的行动，就不是真的知，直白而言，就不是良知，而只是简单的知道。
真正的宁静，就是去事上练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译文】
陆澄问：“在宁静之中存心养性，这算不算是‘感情未发出来时的中正’呢？”
先生说：“现在的人存心养性，只是使气不动。当他平静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气得到平静，不能认为是‘未发之中’。”
陆澄说：“未发出来便是中道，这不也是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有摒弃私欲、存养天理，才能算是功夫。在平静时心心念念要摒弃私欲、存养天理，在行动中也要心心念念摒弃私欲、存养天理，无论外在是否平静都要如此。如果只一味依靠外在的平静，不但会逐渐养成喜静厌动的弊病，还会有许多其他的毛病，只是潜伏着，终究不能根除，一遇到事情便会滋长。只要内心时刻依循天理，又怎会不平静呢？然而仅仅追求平静，却未必能够依循天理。”
【度阴山曰】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争夺天下，其中李渊、李世民父子兵团最出类拔萃。当李氏兵团进入河南少林寺后，少林寺认定李世民是真龙转世，想帮助李世民快速统一中国。
于是，少林寺一些老僧人组织起来，有文有武。文的负责给李世民念经祈祷，武的负责上战场，凭借少林寺绝学建立功业。
遗憾的是，武僧们一上战场，就被敌人打得鬼哭狼嚎，表现乏善可陈。
少林和尚，常常“嘿哈”地练武，但他们也有专业功课，那就是静坐。和尚的居所，大都在深山老林的幽静之处，这就是试图靠外在的平静使内心平静。
不过正如王阳明所说，人长期处于外在宁静的状态中，就会养成喜静厌动的毛病，这些毛病在平时不会发作，一遇事马上就会显露出弊端来。
朱由检（崇祯）末年，半吊子心学大师刘宗周在朝中担任要职，朱由检面对风起云涌的反抗军和满洲人的不断侵袭，手足无措。
他问刘宗周：天下如何能宁静？
刘宗周回答：心静则天下静。
如你所知，刘宗周是个半吊子心学家，他根本不懂心学的真谛。
朱由检问，如何才能快速有效地解决盗贼问题。刘宗周回答，以仁义治国。
这是儒家最蹩脚处，正如一房屋失火，儒家不教人如何灭火，反而就在火堆旁大谈如何防火。乍一看，感觉他们好像什么都不懂，其实正是他们的主张——静——在支配着他们。
王阳明认为，人常常喜欢安静，并且在安静中修炼，这等于是自掘坟墓。人生中有很多问题，都不是能靠宁静解决的，必须跳出宁静，去事上磨炼，才能在遇到问题时，快速有效地解决。遇到问题，大谈仁义道德，这是智障做的事。
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正如心学家李贽所讽刺的那样：这些人无事时只知“打躬作揖”“同于泥塑”（指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于“临时无人可用”。
宁静不是不可以，但在宁静中要有存养天理的意识，这存养天理的意识必须成为经验，而经验必须去事上磨炼。
所以，纯粹的宁静，只是枯木死灰，于事无补，相反，还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灾难。
真正的宁静，是“鹰立若睡，虎行似病”。老鹰在山巅休息时，像是睡着了，但它时刻在监控着猎物，老虎行走时半死不活，可一旦发现猎物，立即就能发出雷霆一击。
能有这样的效果，全在于它们平时的训练——小鹰和小老虎就没有这样的本事——所谓宁静，其实是在休养生息，当转化成动时，就会天地失色。
何谓正确：对的时间、对的空间做对的事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之。”
【译文】
陆澄问：“孔门的弟子各谈志向，子路、冉有想从政，公西赤想从事礼乐教化，多少有点实际用处。等到曾皙来说，却跟玩耍似的，但圣人却偏偏赞许他，这是何意？”
先生说：“其他三人的志向多少都有些主观和绝对，而有了这两种心态的影响就会偏执于一个方面，能做这件事就未必能做那件事。曾皙的志向却没有主观和绝对的意思，这就是‘在其位而谋其政，不做超出自己分限的事，身处荒蛮之地便做身处荒蛮之地该做的事，身处患难之时便做身处患难时该做的事，无论何种情况都能恰当自处’。其他三人是孔子所说的具有某种才能的人，而曾点便有点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才能的意思。不过其余三人的才能也各有过人之处，并非当今许多只会空谈却无实干才能的人，所以孔子也都认可他们。”
【度阴山曰】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讲出这句话的人是五代时期的冯道，这个效忠于四朝十个皇帝的自封“长乐老”的人，常常被宋代的士大夫们攻击，欧阳修甚至说他是个人尽可夫的娼妓。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冯道的仕途，则会发现，他所建立的功勋，要比欧阳修强十倍，比那些道貌岸然，整日对他人进行道德攻击的人强百倍。
冯道年轻时，家境贫寒，他在劳作之余读书写文，在艰难困苦中锻炼自己。后来因为学识广博，被日后的皇帝李存勖重用。在军中，冯道艰苦朴素，睡的是茅草席，吃的是粗茶淡饭，别人都以为他很苦，他却乐在其中。
在他后来为另外几个皇帝效力时，冯道总是提出各种建议，要他们关注民生，关注天下太平。李嗣源（后唐明宗）曾问他：“天下战乱何时能休？”冯道回答他：“只要等一位真英雄出世，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尽力行好事，等这位大英雄的出现。”
后晋末年，耶律德光进攻中原，取得天下，准备杀光中原人。
冯道劝阻说：“天下如此大乱，百姓如此凄惨，只有佛才能解救他们，而您就是佛。”
这一句话，就让耶律德光改变了主意，冯道因此而拯救了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
欧阳修批评冯道，说他毫无羞耻心，侍奉完这个皇帝就侍奉另外一个皇帝，真正有廉耻的人应该是不事二主，不嫁二夫。
欧阳修是糨糊脑袋，根本不懂什么是大义。冯道能在危险的情境下，解救很多人的性命，这就是大义，这就是最大的羞耻心。
五代时期，乱哄哄一片，冯道适应了十几个皇帝的作风，在虎狼丛中立身，明明德，亲民。这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空间里做对的事。
孔子赞赏曾皙，因为曾皙心上没有主观和绝对，没有把自己限死在一个所谓的人生规则中，所以他一定是个能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做正确事情的人。
何谓正确？无非就是适应所有的空间，在各种空间里做符合天理的事——身处荒蛮之地便做身处荒蛮之地该做的事，身处患难之时便做身处患难之时该做的事，无论何种情况都能恰当自处。
这个“恰当自处”，就是适应各种情景做正确的事。
你在屠宰场，就不能念佛、假慈悲；你在寺庙，就不能谈屠宰猪羊的事，空间变了，你也要随着改变，而不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
人处清净时，谈仁义道德，谈心性大义，易如反掌。只有在身处逆境、困境时，还有仁义道德、心性大义在骨子里，并且将其呈现出来，才是真的不易，才是真的伟大！
远大理想和谋生目标不同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译文】
陆澄问：“知识没有长进，该怎么办？”
先生说：“为学必须有个本原，从本原上下功夫，循序渐进。道家用婴儿做比喻，也十分精辟。婴儿在母亲腹中，只是一团气，有什么知识？出生后，一开始能哭，继而能笑，再然后可以认得父母兄弟，再然后可以站立行走，能拿东西能负重，最后世上各种事情都能做。这都是因为婴儿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力量日益增强，耳目的聪明日益增长。并不是婴儿一出生就可以推究到这个地步。因此才需要有个本原。圣人达到‘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繁育’的境界，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培养出来。后世的儒者不明白格物的学问，看到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便想在初学时就达到这样的境界。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先生又说：“立志下功夫，就像种树一样。刚有根芽的时候，还没有树干；等到有树干了，还没有树枝；有了树枝之后，才会发叶；发叶之后才会开花、结果。起初种下根芽的时候，只需要栽培灌溉，不必想到往后的枝、叶、花、实。空想这些有什么用？只要不忘栽培灌溉的功夫，何必担心没有枝、叶、花、实？”
【度阴山曰】
有个寓言说，有两个猎人去打猎，他们看到天上飞过一只鸟，于是将箭上弦。正要拉满弓，其中一人说：“咱们烤了吃。”另外一人不赞同，说要红烧。两人吵起来，吵了许久，鸟已经飞走了，二人连根鸟毛都没有得到。
很多人都树立过远大理想，于是就像鸭子一样伸出脖子，盯着那个理想，忘记了脚下的路该怎么走。
人树立大理想，没有问题，这就譬如爬山，大理想是山顶，可我们千万别忘了小理想，这个小理想就是脚下的每一个台阶。
站在第一级台阶，最现实的理想就是如何爬上第二级台阶，而不是山顶。
远大理想这玩意儿，千万别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也千万别当真。远大理想是成功后才能说的，而且说得越烂漫，就越吸引人。
那些成功的人，往往都是埋头苦干。正如王阳明所谓的种树一样，种下根芽后，只需要栽培灌溉，不必想到往后的枝、叶、花、实。空想这些有什么用？只要不忘栽培灌溉的功夫，何必担心没有枝、叶、花、实？
要获取我们需要的成功，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所树立的理想必须是以良知为灵魂的。确切地说，是发自我们本心的，有益于大多数人的理想。
第二，一旦树立这种理想后，就不要总时常挂念它，只是一门心思地去做些符合道义的事，尽一切可能无限地接近它。关注当下，把当下的每一步走好。
第三，远大理想和谋生目标截然不同。开个商店，只是为了糊口，但开个跨界超市，就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是为远大理想。
人生的成功就是每一个正知正念主导下的细节的链接，这是一条悠长的链条，缺少哪一环都不成。因此，现在就立下伟大志向，然后暂时忘记它，走好每一步。
怎样读书最有效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译文】
陆澄问：“看书却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该怎么办？”
先生说：“这是因为仅仅在文字意思上探求，所以才不能明白。要是这样，还不如专做朱子的学问。朱子的学问看得多了，意思自然能理解得明白。只是朱子的学问虽然讲得十分明白，但对于自己却终其一生而了无所获。所以必须在自己的心体上用功，凡是不明白、行不通的地方，需要返回自己的心中去体会，这样自然会想得通。四书、五经也不过是说这个心体。这个心体便是道，心体明白，即是大道彰明，两者是一致的。这即是为学的宗旨。”
【度阴山曰】
北宋开国宰相赵普，足智多谋，总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最精准的判断，从而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困难。
皇帝赵匡胤曾问他：“你是天纵英才，还是后天修炼所得？”
赵普回答：“世上有几个圣人？我当然是后天修炼所得。”
赵匡胤又问：“怎么个修炼法？”
赵普回答：“读书啊。”
“你读过多少书？”
“数不过来，万卷是破了。”
赵匡胤不禁称赞起来，对身边的老弟赵光义说：“瞧见没有，还是要多读书。”
后来，赵光义继承帝位，继续任用赵普，赵普又兢兢业业辅佐赵老二。再后来，赵普老了，临死前，他让人把一个箱子交给赵光义，说：“告诉皇上，我毕生所读，尽在其中。”
赵光义接到箱子，听了传话人的话，大惑不解，箱子太小，实在装不了万卷书。
他打开箱子，只见里面躺着本破破烂烂的《论语》，拿起来一看，居然还是半部。
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显然，赵普犯了欺君之罪。他为什么要欺君，据野史猜测说，如果他对赵匡胤坦白自己只读了半部论语，那赵匡胤肯定打死都不信，因为在人们刻板的印象中，人只有读书越多，才会越聪明。赵匡胤不相信，就不会信任他，他的宰相之位恐怕就不保了。
但是，赵普的读书方法其实有些不靠谱。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创建心学后，有弟子问他：“该如何读书？”
王阳明回答：“读经典（儒家经典）。”
弟子再问：“经典就那么几本，读了真有效吗？”
王阳明回答：“当然有效。所谓经典，全是古人呕心沥血以良知创作而成，它说的全是人性的事，如果你对人性了如指掌，世上还有什么事不能了解，不能做到？”
众弟子不禁赞叹起来，王老师能创建一门学说，并立下赫赫战功，德行高超，全是因为只读那几本经典的缘故啊。
这群弟子全是笨蛋，或者故意装作笨蛋。他们难道不知道，王阳明在创建心学之前，可谓无书不读，正是因为有这些阅读积累，他才能从量变到质变，创建心学。
这也就是说，王阳明给弟子们的读书建议值得商榷，他因为读了太多书，知道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的，可他的弟子们没有他的经历。没有经历，就没有体悟，没有体悟，却照搬别人的鸡汤，非中毒不可。
王阳明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出了最有效的读书方法。第一步，泛读，有书就读；第二步，精读，挑选你认为最好的书，持续不断反复地读；第三步，是最重要也是最要命的，那就是自得于心。
什么是自得于心？那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不形成自己的思想，就算你读书破百万卷，也是个有脚书橱、别人的传声筒。
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我们常常能听到某些人讲话，开口就是“某某著名人物说”。注意这种掉书袋的人，他们和蠢货的差距几乎就是没有差距。
形成自己的思想之所以最要命，就是因为它特别有难度。
越是智商高的人，就越有难度。因为他接收别人的思想速度快，能轻而易举读懂别人的思想，或者说，别人的思想会快速地进入他脑里被他铭记，各种各样的思想全部进入他的脑袋，塞得满满的，他自己的思想就没有了立锥之地。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自诩学富五车的人，好像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别人思想的行尸走肉。
你若想最有效地读书，非得建立自己的思想不可。其实在王阳明看来，你的思想本就有，是与生俱来的，你所做的就是把它激活。而激活的手段就是读别人的书，别人的书是一把钥匙，只要你肯用心，就能打开本有的宝藏。
我们应该把别人的书当作是资料和工具书，绝对不能把它当成思想本身。
实际上，怎样读书最有效，不在书，而在人。即是说，你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读书可以改变自己，这是客套话。如果一个人能轻易地被一本书改变，那实际上是件可怕的事。你能被《论语》改变，自然也能被《金瓶梅》改变。
还有人说，读书使人增长智慧，这是虚无。读书不可能使人增长智慧，通过读书形成自己的思想才能。
又有人说，读书可以发家致富，那是从前的事。现在这个社会，只要你读完大学，熟练运用互联网，你就有机会发家致富，真要想发财，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至于有人说读书可以附庸风雅，那就更扯了。书本身就是个商品，如果商品能附庸风雅，何必用书？
真正最有效的读书方式，其实就是顺其自然地读书，没有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正如食色一样，它是我们的本能。
如果你有意识地去读书，那就不是最有效的读书方式，正如你有意识地去食色一样，都失了心的本体。
所以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就去读，小人书可以，故事大王也可以，千万别随大流。别被什么四大名著、世界名著套住，以为是名著，就非要去读。
有些名著，其实就是文字垃圾，捏着鼻子都读不完一页。读书本是快乐的事，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或许有人说：哎哟，名著那可是经过时间的判定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好东西，若读书，非读名著不可。
这话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性是不同的。你的心里有某某名著，你读它会有喜悦感，因为你的心和它发生了感应；但如果你的心里没有它，你读起来比自我阉割还难受，就感应不了。感应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强逼自己？
所以，最后要说的是，读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读你爱读的，不读你不爱读的。
另外，生活的乐趣有无数种，不一定非要读书。
心外什么都没有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译文】
“‘让心体空灵而不为外物所迷，各种事物的道理存于心中，万事万物则会自然呈现。’离开了心，便没有什么道理；离开了心，也不存在事物。”
有人问：“朱子说：‘人之所以要学习，不过是学习心和天理罢了。’这句话对吗？”
先生说：“心就是性，性就是天理。将‘与’字放在‘心’与‘理’之间，难免是将心和理分作两边了。这一点是为学之人需要善加观察体会的。”
【度阴山曰】
几万万年前，有颗类似鸡蛋的椭圆体在暗黑的宇宙中飘浮着，四周死一般沉寂，就像今天的宇宙飞船在太空中一样。在鸡蛋里，住着一位叫盘古的神仙。
他睡了不知多久，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居然在一个类似鸡蛋的东西里，沉闷抑郁。他摸到了身边的斧头，用尽全身的力量劈了出去。
但“鸡蛋”只裂了一道痕，盘古气冲斗牛，一念咒语，斧子成双，自己站在中央，伸直两条拿着斧子的胳膊，以自己的身体为轴，两条胳膊逆时针光速般旋转起来。
鸡蛋裂开，上面的部分慢慢上升，成了天；下面的部分逐渐下移，成了地。
盘古累得心肺震荡，坐下歇过后，一站起来，脑袋就碰到了白云，仍然感到压抑。
盘古再怒，脚踩着地，手举着天，身体急剧变大，大叫一声：“我开！”
天于是被他撑得奇高，地于是被他踩得奇低。做完这件事后，盘古累得五脏俱裂，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倒在了地上。
将要死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一颗扔到天上，由于扔得很远，所以成了月亮；一颗扔得很近，于是成了太阳。
盘古在呼出最后一口气后死去了。
但他的尸体却创造了万物。
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中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中的雷霆，千万缕头发变成满天星斗，鲜血变成江河湖海，肌肉变成千里沃野，骨骼变成树木花草，筋脉变成道路，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精髓变成明亮的珍珠。
盘古倒下时，他的头化作了东岳泰山（在山东），他的脚化作了西岳华山（在陕西），他的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在湖南），他的右臂化作北岳恒山（在山西），他的腹部化作了中岳嵩山（在河南）。
盘古牺牲自己，创造了天地，成为我们中国人铭记在心的伟大人物之一。
没有盘古那份要开天辟地的心，就不可能有开天辟地这回事，所以，心外无事；没有盘古开天辟地这份心，就更不可能有开天辟地这个天理，所以，心外无理。
心外无理，由此可知，所有天理都在我心中；心外无事，由此可知，所有事情都从心出。天下万事，皆不在我们心外，只在我们心内。
每个人心中都有天理。我们在西方影视剧中经常能看到法庭审案的场面，在法官的右侧，有两排人坐在那里，他们就是陪审团。其主要任务就是，倾听原告被告以及他们的律师在法庭上诉说案情。最后，他们这些人会私下开个会，举手表决，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判一个人有罪属于法律问题，必须得是法律专业的人才有资格作出判决，而陪审团成员几乎都对具体的法律条款一无所知，他们为何有权力判定被告的生死呢？
其理论基础就在我们中国人的阳明心学：所有的天理、道理和真理都在我们心中，既然是真理和天理，那它就符合善，即是说，我们每个人，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判定谁对谁错。因为我们心中有个能判定是非的良知，所以，人人心中都有天理，人人都能判定是非善恶，人人也就是平等的。
当我们离开了心，不用心去判定是非对错时，那就没有是非对错，没有理了；正如我们不用心去做事，事情就不能成一样，是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心即理，可做如下理解：以人对事物而言，则在人为心，在物为理。
以盘古开天辟地这件事而言，在盘古这里是心，在开天辟地上就是理，这也正重新诠释了王阳明那句“心在物为理”的话。所以，心和理是一回事，只是内外的叫法不同而已。
心外什么都没有，不动心，就是让自己成为鸡蛋里的盘古，永远混沌，但一旦发作，必将天翻地覆。
恶人，到底是什么人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译文】
有人问：“既然每个人都有这颗心，这心就是天理，那为何会有善与不善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已然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
【度阴山曰】
1510年，王阳明在江西庐陵做县令，公安部门捉到一个恶贯满盈的江洋大盗，王阳明在取得无数证据后，迅速做出秋后问斩的判决。
有弟子问王阳明：“人皆有良知，知善知恶，那为何会有坏人？”
王阳明回答：“坏人也是有良知的。”
众弟子不信，王阳明就把那个江洋大盗带进一密闭房间，当时正是盛夏，酷热难耐。
囚犯汗流浃背，王阳明说：“如果你感觉很热，就把囚衣脱了吧。”
江洋大盗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脱衣服吗？”
于是他脱掉外衣，只剩下内裤。
过了一会儿，仍然很热，王阳明又说：“你把内裤也脱了吧。”
江洋大盗犹豫起来，王阳明就打开门，和在外面观赏的弟子们说：“你看，他虽然十恶不赦，但仍是有良知的，他知道什么是羞耻。”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查验，不过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坏人也有良知，坏人的人性也是善的。他之所以做出坏事，不是良知和人性变异，而是七情六欲出了问题。
坏人对七情六欲的掌控没有好人那么自律，所以总是被七情六欲驱使，做一些不被良知认可的坏事，天长日久，他们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坏人。
如果对利益产生欲望，坏人就会向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如果对情爱的欲望过于强烈，坏人就会做出欺负女性的事。但你不能说，坏人没有人性，因为无论多么坏的人，他对自己的爱人都会付出真心。坏人仍有良知，他知道做坏事是错的，所以绝不敢光明正大地去做。
儒家胸怀博大，包容天地万物，尤其是我们人类。所以无论是多么恶的人，儒家都认为他们仍然具有人性，仍然有良知在身，只是为情欲所左右，最终才成为坏人。
我们要如何对付坏人呢？
多年以前，孟子千里迢迢去见魏国国王，兜售他的仁政。
魏王问：“你有什么绝活？”
孟子昂首挺胸道：“仁者无敌。”
魏王不明白。
孟子说：“人性本善，任何坏人都可被教化成好人。您如果多一点仁心、多一点耐心，就能把全天下的坏人都教化成好人，好人不会与您为敌，所以整个天下都是您的朋友，那天下岂不就是您的了吗？”
魏王撇嘴：“我的监狱里关了一批十恶不赦的人，你让我感化他们？”
孟子说：“仁者之所以无敌，是因为把敌人感化成了朋友，当然就无敌啦。”
魏王说：“老头，吃完饭，哪儿来的回哪儿！”
若干年后，荀子路过魏国。魏王请他吃饭，问他：“多年前，有个老头让我的祖先教化恶人，您怎么看？”
荀子问：“恶人有多恶？”
魏王说：“屡教不改。”
荀子说：“如果所有的恶人都能被教化，那要军队和监狱干什么？对屡教不改的恶人，教化成本太高，不如火化。”
魏王不是完全赞同，说：“孟子太迂腐，你太狠毒，你二人若中和一下就好了。”
如你所知，中国人后来走的是孟子的那条路，主张人性本善，人人都可自我管理，尤其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于是，没有了制度约束，独裁体制建立，延续了两千多年。
孟子的徒子徒孙们主张的最美好政治是圣君贤相，却没有建立制度来保证这一美好愿景的发生。所以当“君不圣相不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眼。
感化思想，是罪魁祸首。
程颢有一天仰观天俯视地，突然说道：万物一体。
由此开创了中国哲学家们的一个世界观：万物一体。所谓万物一体，简单得很，就是把天地万物都当作自己身体、心灵的一部分，爱护它们，敬爱它们。你对自己的身体有多爱护，就应该以此心去爱护别人和万物。
王阳明也谈“万物一体”。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万物一体”，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良知。看到小孩要掉井里了，我们就会紧张，心就会不安。但小孩并非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为何我们会对此紧张呢？因为我们心中有良知，我们的良知有恻隐的成分，于是，就把我们和小孩联通到了一起。
按王阳明之前的思想家之见，当有人饥饿时，我们纵然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食物给对方，因为万物一体。如此，就更显得我们高风亮节，良知光明。
爱天地万物，爱他人，看似理应如此。但问题是，对方值得爱吗？
有些人十恶不赦，你也非要用你的仁义之心去感化他吗？
1527年，王阳明道广西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乱。大功告成后，有人对他说，这地方有两股土匪，真是无恶不作，搞得民不聊生。
王阳明翻阅卷宗，认定这些人的确是十恶不赦之徒。从前，他喜欢招抚，而现在，直接动用武力，全部剿杀。
有弟子说：“土匪里面恐怕也有好人。”
王阳明说：“大多数都是坏透了的人，其中那些好人当然可以被感化，但成本太高！”
所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是包含了感化和火化两种手段。良知判定你可以被感化，那我就感化你；良知判定你无法被感化，那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做什么？
直接火化！
俗话说，给脸不要脸，说的就是很多无法被我们感化的人。你越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越是觉得天理站在他那一边，越是对你的慈悲嗤之以鼻。
对付这种人，你必须提高你的行动力，那就是火化他。
每个人都不可能被别人感化，看似他听了你的谆谆教导后，懊悔得痛哭流涕，其实只是他的良知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你只不过点亮了他的心灯而已，但你的谆谆教导不是心灯本身。
所以当你试图感化他人时，主动权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身上；但当你用火化的手段时，主动权就在你这里，而不在对方身上。
争取主动权，就是知行合一。我们必须有主动权，才能做到心想事成。
西方厚黑学始祖曾说，不仅仅是领导者，任何人若欲心想事成，就必须让人惧怕你，而不是让人爱你。
让人怕你，主动权在你手里；让人爱你，主动权则在对方手中。
火化这一手段，它是我们从良知的判断力出发（而不是道德感），得出的最简捷、最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路径。遵循这一路径，不废话，不絮叨，斩钉截铁，就能让对方瞬间知道你的严正立场，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我们为什么很难拒绝别人？不是我们的判断力不够精准，而是我们叽叽歪歪不想遵循判断力的指示。我们还是希望有些事情可以通过漫长的、深刻的沟通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本性里的仁义希望我们去感化别人，但这仁义有时候是假仁假义，有些人，值得我们用仁义，而有些人却未必。
省察存养，本是一回事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译文】
“反省体察是在有事时的存心养性，存心养性是在无事时对天理的反省体察。”
【度阴山曰】
曾国藩是省察存养方面的高手，也是凭借着省察存养，智商不高的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半圣人中的那半个。
所谓省察，就是检讨自己的思想行为，用阳明心学的说法，就是认真检查念头发动时的一刹那；所谓存养，就是保持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在阳明心学这里，善良之性本具足，不需要外来的补足和修养，所以存养，就是光明良知。
当然，这只是理论，我们还必须有方法。曾国藩和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方法是写日记，记下每天的言行举止，然后在错误的言行举止上，省察存养，第二天不要再犯。
比如曾国藩某篇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今天，在同僚家中遇到其妻，真是倾国倾城，不禁多看了几眼，搞得同僚一直咳嗽。这个好色的毛病很不好，要改正！
再比如，今天看同僚下棋，下得臭得要命，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蹿上去下了两盘，这是错的，要改正！
曾国藩还有自己的省察存养特色：功过格。做了件好事就记在功格里，做了件坏事就记在过格里，时刻提醒自己，要存天理、去人欲。
有事时反省体察不得力，多因无事时失于存心养性所致；无事时反省存心养性不得力，多因有事时不能反省体察。
无论是反省体察还是存心养性，其实都是持续不间断的“存天理、去人欲”。
如果能将反省体察和存心养性合二为一，那就是圣人。
譬如你要走远路，存心养性就是粮食，省察则是指南针。指南针要提前准备，粮食也要提前准备，指南针在路上可用，粮食同样如此。所以省察存养，本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一样。
人的一生就四个字：人情事变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译文】
陆澄曾经向先生请教陆九渊在人情世变上下功夫的学说。
先生说：“除却人情世变，就没有别的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都体现在人情里，关键是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而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关键在于独处时要恪守本己。”
【度阴山曰】
东晋末期，权臣刘裕已有了做皇帝的实力，于是让人给当时的皇帝司马德文送去禅位诏书，意思是，让出位子。
司马德文的皇帝位是刘裕帮他撑着，从他做皇帝那天起，一直就是个傀儡。曾有人偷偷劝他从刘裕手中拿回权力，他只是笑笑说：“俺信佛，相信缘分。”
很快，他和龙椅的缘分到了头。刘裕送来禅位诏书让他画押时，他的老婆和亲信都号啕大哭，司马德文却一脸宁静地说：“不做皇帝也好，刘裕应该比我做得好。”然后司马德文对刘裕的使者说：“我禅位给你家主子，非是被逼，而是心甘情愿，所以我没有什么怨恨的。”
龙椅完成交接后，新皇帝刘裕就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迁居秣陵县城，让人带兵监管。
在秣陵县，司马德文生活得有滋有味，许多人都认为他没心没肺——被人赶下台，即使不自杀，也应该整日愁眉苦脸才对。
司马德文却说，不做皇帝的生活也不错啊。
刘裕不相信司马德文如此豁达，就让人干掉了他新出生的儿子。这回，司马德文不乐观了，而是痛哭了两天，但两天过后，他仍然是从前那副不悲不喜的模样。
刘裕不知道司马德文到底搞什么鬼，一个皇帝被废掉，居然还能保持如此心态，他下令让司马德文自杀。
司马德文看着刘裕的人端来的毒酒，心平气和地说：“我信佛，佛教不允许人自杀，自杀者都无法转投人胎。”
于是刘裕的人就一拥而上，把他活活勒死。
作为皇帝，司马德文是失败的，但作为普通人，司马德文在人情事变上的态度值得所有人学习。
所谓“人情事变”，王阳明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是人情，从这点而言，人情，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而事变，就是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也就是我们人生里的各种常态和变态的经历。
简单而言，人情事变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人情”去应对“事变”。司马德文做皇帝时，刘裕把持朝政，他知道自己无法和刘裕抗衡，那就安心地做他的傀儡皇帝，这就是以自知之明的人情去应对刘裕把持朝政的事变。当他被废掉后，他又以平淡的心、毫无怨恨的人情去对待龙椅被别人撤走的事变。纵然面对儿子死亡的事变，他的“人情”也没有变态，依然号啕大哭。
这就是以正确的人情对待事变：遇到该喜怒哀乐的事变，我们就喜怒哀乐。在“事变”中保持正确的“人情”，也是应对事变的高明之法。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王阳明说，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而要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关键在于独处时要恪守本己。独处时，我们就要保持正知正念，不要有各种欲望的念头。你是否有坏念头，良知知道。它一知，你就立即改正。调整好自己的“人情”，才能解决以后的“事变”。
人只有一物：心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译文】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不是由发现于外的感情而得名的？”
先生说：“是的。”
又一天，陆澄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感情，是性的别名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性的别名。性只有一个。就其具有形体而言，称之为天；就其主宰万物而言，称之为帝；就其流动于天地而言，称之为命；就其赋予人而言，称之为性；就其主宰人之身体而言，称之为心。心则有其作用，表现在事亲上便称之为孝，表现在事君上便称之为忠，以此类推，各种名称没有穷尽，其实只是一个性而已。好比同一个人，对父亲而言称之为子，对儿子而言称之为父，以此类推，也没有穷尽，但只是一个人而已。所以，为学只要在性上下功夫，只要能够把握这个性字，那么一切道理都能明白了。”
【度阴山曰】
南宋大将岳飞，对子女慈爱，对手下的将士爱如子女，与妻子恩爱有加，对皇上忠心耿耿，看上去，岳飞是个具备了仁义礼智的大好人。但他对敌人，却是残酷无情，从不宽恕。从这点看，岳飞又是个残忍的禽兽。
如果“仁义礼智”是我们的人性本身，那岳飞应该有万物一体之仁的心，对任何人都会付出爱。如果“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是我们的人性本身，那我们对所有人都会采用同一种包容、慈悲的态度。
可事实不是这样。
仁义礼智固然是人性，但它只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性呈现出来的表象，而不是人性本身。人性中有正的，比如仁义礼智；也有恶的，比如残忍、冷酷。
王阳明认为人性是善，但这不是绝对概念，而是相对的。对亲人仁是善，对敌人的残忍，看似恶，其实也是善。
真正的人，会针对不同的人，发挥人性中正的或者是恶的部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恩怨分明和是非分明上，而不是老好人般地和稀泥。
一个人总发挥人性中的正的部分，对任何人都宽容，对任何事都不计较，恰好证明了他不是个好人。对他人他事宽容的人，对自己也会宽容。对任何人和事都保持一致的平和，只能说明他不太在乎这些事，冷漠！
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会纵容恶，会让本该杜绝恶念的人将恶火点燃。
其实我们人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人性，而人性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会不断变化，在不同的情境里，针对不同的人，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依此判断去行动。
仁义礼智、残忍冷酷，就是这人性指导我们做出的行动，所以王阳明才说，这些看上去特别正能量的人性，其实只是人性的表象。人应该对境应感，对父母是这样，对敌人就要那样。
每个人最终表现出来的，都是人性，区别在于，圣人表现得特别精准到位，庸人则表现得乱糟糟，坏人则故意逆人性而动。
这就是圣人、庸人和坏人的区别。
如何修习阳明学
一日，论为学工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译文】
一天，大家讨论做学问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边。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容易心猿意马，不能集中心思，而且所考虑的更多是私欲方面的东西。故而要先教他静坐，使其停止思虑。久而久之，待得心思稍能安定。但如果只悬空静坐，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一般，也没有作用。这时需要教他内省体察、克制私欲的功夫。省察克制的功夫在任何时候都要持守，就像铲除盗匪，必须有彻底扫除的决心。闲来无事的时候，要将好色、贪财、求名的私欲逐一省察，务必要拔去病根，使它永不复起，才算是痛快。就好比猫捉老鼠，一边用眼睛盯着，一边用耳朵听着，私心妄念一起，就要克制它。态度必须坚决，不能姑息纵容、给它方便，不能窝藏它，不能放它生路，这才算是真真切切地下苦功，才能够将私欲扫除干净。等到没有任何私欲可以克制的时候，自然可以安安心心地坐着。虽然说‘何思何虑’，但这不是初学时的功夫，初学的时候必须去思考。内省体察、克制私欲就是使念头诚敬，只要心念所思均是天理，等到心中纯然都是天理，就是‘何思何虑’的境界了。”
【度阴山曰】
1508年王阳明创建心学后，提出了著名的王门四规，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所谓立志，就是以做好人为志向；勤学，就是勤奋学习经典；改过，就是要不停地行动，只有不停地行动才能产生过错，然后快速改之；责善，就是交往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与朋友的交流中，提升自己，以朋友的智识磨炼自己。
王门四规是学习阳明心学的门槛，而本段落所提到的方法，则是学习阳明心学的不二法门。
人生在世，未接触阳明心学前，总是劳心劳力，整日都在忙碌。这种忙碌不仅局限在身体上，更在精神上，我们的心永远都无法安静下来，所以王阳明指出，第一步就是，静坐。通过静坐，把心上所有的繁杂全部去除。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心安静下来后，还要“内省体察、克制私欲”，所谓“内省体察、克制私欲”，就是要去事上有意识地磨炼自己的心，最终让心不被动，让心控制万事万物，而不是被万事万物控制心。
王阳明举的例子就是猫捕捉老鼠，猫在老鼠洞前等待时，是聚精会神的：一边用眼睛盯着，一边用耳朵听着，一动不动，除了捉老鼠的念头外，全无他念。人也应该如此，私念一起，立即克除，绝不能给它生存一息的机会。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做了，那最终就能抵达“何思何虑”的境界。
总结而言，修习王阳明心学步骤如下：
第一，遵守王门四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第二，静坐（禅宗式），将自己的心放空。
第三，省察克己，去事上磨炼心，达到“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境界，此心不动，就是不要被动。
第四，静坐（儒家式），如猫捕捉老鼠一样，捕捉自己心里的私念。
鬼，是由良知制造的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译文】
陆澄问：“有的人晚上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只是因为平时不能积德行善，心中有所愧疚，才会怕鬼。如果平日里做事都能合乎神明的意志，那又有什么好怕的？”
子莘说：“正直的鬼不需要怕，怕的是恶鬼，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加害，所以才会害怕。”
先生说：“哪里有恶鬼可以迷惑正直的人的？仅仅有这个怕的感情在，心就已经不正了！所以有被鬼迷的人，不是真正被鬼所迷惑，而是被自己内心迷惑。比如喜欢美色的人就被色鬼所迷；贪财的人就被贪财鬼所迷；易怒的人就被怒鬼所迷；胆小的人就被胆小鬼所迷。”
【度阴山曰】
山东人蒲松龄多次落榜，认清自己的智商后，决定不再高考，发奋写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打发余生。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中，有一部分故事就是鬼故事。我说的不是那些青面獠牙的大丑鬼，而是风姿绰约、柔情似水的女鬼。
这些女鬼，任何一个都是男人追思的对象，但这些女鬼有个择偶标准，她们要迷惑的人，必须是人文知识分子。
具体而言，就是那些正准备科举考试，绝对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这些人其实就是蒲松龄内心深处的自己，他大概多次落榜后，心理有些不正常：既然得不到官，又得不到现实妙龄女郎，那得到几个女鬼总可以吧。
所以，《聊斋志异》中的所有读书人都是蒲松龄本人，所有的女鬼都是他意淫出的小老婆。大略看下这些女鬼就会发现，她们和那些青面獠牙、凶巴巴的鬼不一样，她们对男主人公特别好，全身心付出。这才是最要命的，那些青面獠牙的鬼只攻击人的身体，可女鬼们不但攻击人的身体，还攻击人的心灵。
当她们和男主人公欢乐多时，让男主人公对她们念念不忘后就突然离开，男主人公茶饭不思，最后则半死不活。
蒲松龄制造出来的这些女鬼德艺双馨，和日本人制造出来的“贞子”类的女鬼截然不同。这是因为蒲松龄的心性与日本人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和蒲松龄一样，都在制造着各种鬼，至于是什么样的鬼，和我们的心性有直接关系。
东方的鬼和西方的鬼大大不同。西方的鬼无论是吸血鬼还是狼人，给人的感觉固然恐怖，但那种恐怖不是深层的，过眼既忘。吸血鬼和狼人很多时候攻击的是人类的肉体，在血肉横飞中给人感官刺激，所以我们看这些影片时，现场很恐怖，但出了电影院，恐怖就烟消云散。
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中有高度信仰，人人都是罪人，所以人人心中都有鬼，而要消除这个鬼，必须借助外力——上帝的力量，而且只有这个力量才能让人消除鬼。这是一种外力依凭，如同一种靠山，什么事都可以找上帝这个靠山。
这种巨大外力的存在，导致了西方人不会在心上用功，只要有鬼怪，就找上帝，所以，鬼的形象没那么复杂。
东方就截然不同。
受儒家心性学派影响，东方人没有外在的信仰，认为靠自己在心上用功就能成功，所以他们在心理上琢磨的功力无比巨大。日本人在这方面异常突出，比如贞子，在现场时你恐惧，离开现场后，你还是要恐惧多时。
这是因为它设计的鬼的形象全来自我们的心，人心复杂，鬼自然也就复杂。
一个是攻身，一个是攻心，效果高下立判。
有弟子问王阳明：“人晚上怕鬼，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只因为平时不能积德行善，心中有所愧疚，才会怕鬼。如果平日里做事都能合乎神明的意志，那又有什么好怕的？”
某影片中，主人公总坐地铁上班，由于旅途乏味，他总是向窗外张望，希望能看到有趣的事。有一天，他看到外面一废弃的房子窗户上有个人影，再定睛一看，居然是他前女友。
这让他毛骨悚然，因为他前女友早就因堕胎而去世了！
主人公以为看花了眼，但接下来的几天内，他的前女友始终站在窗前，冷冷地看着他。这让他最终鼓起勇气，去那个废弃的房子一探究竟。
但他到后，发现那扇窗户的房间里尘埃遍地，看上去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房间里只有一个木偶，那木偶看上去根本不像他的女友。
这件事让他心神不宁，他千方百计寻找线索，希望能得到那座废弃房屋的一些信息。某日，他又来到废弃的房屋，忽然发现里面有很多人，这些人都神情紧张，众人互相介绍后发现，大家有个共同点，都在这个废弃的房间里看见过人。
主人公大为惊骇，难道自己的前女友真的活着吗？
但之后众人的说法更让他惊异万分，每个人看到的人都不一样，只不过，所有人看到的人，都是不想再看到的。
主人公坦白说，我前女友本来想要那个孩子，可我不同意，在堕胎时发生了意外，她死了，这件事让我大为愧疚，直到现在。
其他人也说，我们所见到的人，也是我们心里最不想见到的，因为我们都做了有愧于他们的事。
这部电影，很好地印证了王阳明上面这段话：你怕鬼，是因为你心里先有了鬼，所以才怕；如果心中没有鬼，鬼不可能客观存在，也就不会怕了。
我们内心有愧时，其实就是我们的良知制造了一个鬼在我们心里，它不停地使我们紧张乃至恐惧。消除它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做坏事，做了坏事后立即改正，除此，别无他法。
或许有人问，良知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为何它会制造鬼恐吓我们？恐吓我们，就是在提醒我们，归根结底还是保护我们。良知不是永远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它会随着你的行动而改变模样，要么和蔼可亲，要么青面獠牙。
但接下来，又有弟子问王阳明：“正直的鬼不需要怕，可怕的是恶鬼，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加害，所以才会害怕。”
王阳明回答：“哪里有恶鬼可以迷惑正直的人？仅仅有这个怕的心理在，心就已经不正了！所以那些被鬼迷的人，不是真正被鬼迷惑，而是被自己内心迷惑。比如喜欢美色的人就为色鬼所迷；贪财的人就为贪财鬼所迷；易怒的人就为怒鬼所迷；胆小的人就为胆小鬼所迷。”
这段话，乍一看，王阳明似乎答非所问，其实恰好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键。
我们每个人，对欲望过度追求时，良知就会提醒我们。提醒的方式之一，就是制造一个鬼。你对美色的欲望过高，它就会制造个色鬼给你；你对财富的欲望过高，它就会制造个贪财鬼给你；你胆小怕事，良知就会制造个胆小鬼给你；你无所事事，它就会制造个空虚鬼给你。
这些鬼被良知制造出来，反过来又干扰你的良知，使你内心不宁，心理压力增大，最后就会发现自己是具行尸走肉。
人人都在制造各种各样的鬼，要清除它，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良知的力量，看清楚自己为何会空虚，为何会贪财，为何会好色，为何小肚鸡肠。
总结出这些问题后，首先去做正义的事、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关注当下，认真做好每件事。少去胡思乱想，因为就在胡思乱想中，藏着多如牛毛的鬼，你不召唤它，它不会出来，你一召唤它，它绝对俯首听命。
物来顺应，就是圣人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译文】
“心的本然状态即是安定平和，也就是天理。心之所以有动有静，都是在不同的境遇下的表现不同罢了。”
【度阴山曰】
天理是亘万古而不灭的，是永恒的，是定的。一个人若有天理之心，就如静水深流，你根本看不出他有多大本事，只有他把天理幻化成以下两种状态时，我们才知道他是圣人。
天理的两种状态，一是动，二是静。比如一件事特别危急，那就要动若脱兔，动若脱兔救人于危难，就符合天理；再比如等待检查结果，那就要静，不要焦急，不要絮叨，静候消息，就符合天理。
良知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静，什么时候该动，其主旨就是，物来顺应。
曾国藩说：“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着于读书也。一有着，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下不杂，既过不恋。”这就是对物来顺应的最好解释。
直白而言，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就是，关注当下，勿瞻前顾后，该静时就静，该动时就动，这就是物来顺应。
《大学》和《中庸》的关系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译文】
陆澄问《大学》与《中庸》两书的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概括《大学》的主旨作为《中庸》的首章。”
【度阴山曰】
《中庸》首章主要讲了以下内容（都是古汉语，建议略过）：
（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3）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4）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5）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王阳明说，《中庸》首章是《大学》的中心思想，可谓一针见血。
《大学》所谓的明德、亲民、至善，就是《中庸》的天命、率性、修道。《大学》所谓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中庸》的不睹、不闻、慎独。《大学》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中庸》里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所以说，《大学》的全书要义，《中庸》首章都概括了。
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庸》，千万别把它当成永恒的经典看，它只不过是一群儒生呕心沥血琢磨出的一段大战略，这大战略能否付诸行动，关键还是看每个人，而不是看《大学》《中庸》本身。
《大学》首章就是一幅圣人恢宏的大战略图景，《中庸》首章把这战略图景又细化了一下，这两本书号称千年经典，其实说来说去，就说了一件事：大家要知行合一，才能大有可为，否则就是穷嚼咀。
感情流露太多就是欲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译文】
陆澄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居住，突然收到家书，说儿子病危，陆澄十分担心、郁闷，难以纾解。
先生说：“此时正是修养的好时机，如若放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讨论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刻多加磨炼。父亲爱儿子，是十分真切的感情，不过天理告诉我们应当适度，超过合适的度就是人欲。许多人在这种时候往往认为按照天理应当有所忧虑，于是就一味地忧愁痛苦，却不知道如此已经是‘过度忧患，心绪已然不正了’。大致而言，人有七种感情，感情流露得太多即是过度，流露得太少则是不够。才超过一点就已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所以必须通过调节，使得心绪中正平和才可以。以子女哀悼父母的丧事为例，作为父母的孝子，难道不想一下哭死才能纾解悲痛之心？然而圣人却说‘哀伤不能害了性命’，这不是圣人要强人所难，只是天理的本来状态规定了一定的限度，因此不能超过。人只要能够认识心的本来状态，自然一丝一毫都不会有所增减。”
【度阴山曰】
按王阳明心学的观点，人的七情六欲如果能保持适中状态就是符合天理的，这也是他和朱熹理学的本质区别所在，朱熹认为七情六欲不符合天理，所以要彻底去除。
那么七情六欲如何保持适中状态，也就是和的状态，可以举例说明。比如陆澄这个例子，儿子生病，父亲理应担心，满脸愁容。但绝不能担心得死去活来，因为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乃父母所赐，伤害自己，就等于伤害父母，这是不孝。
陆澄更不能不担心，只有畜生才没有感情。但担心得过了头，走到哪里都拉着一张苦瓜脸，这就有点做作，似乎是做给别人看的。
饿了吃饭，找个干净的饭馆就是，这符合天理，但你非要在点菜和吃饭的过程中，显示你有钱，这就是过度的七情六欲。孝顺父母，这符合天理，但你非要搞得尽人皆知，这就是过度的七情六欲。
人心的本来状态，其实就是中和状态。中和状态，就是点到为止，不能过度。这甚至是一种本能，不知不觉，你就处在这种状态中了。
古人说，万恶淫为首，这个“淫”不是卖淫，而是过度。我们在感情上常常淫，哀伤到要死，狂喜至闭气，这都是毁情灭性的事。
《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最后就死在了多愁善感上，这多愁善感就是淫，和这种人在一起，他总是愁眉苦脸，毫无情趣，你也跟着难受。《水浒传》中的李逵，最后是活生生乐死的，这也是淫。
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情绪、情感的中和状态？原因不是中和状态会给我们带来利润，而是因为人心本就如此，一旦过度，就是在逆心而行。
明白了心教导我们的对情感的态度，就明白了过度悲喜都是错误，适度悲喜才符合天道。
什么样的心，决定了什么样的行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译文】
“不能说常人都能保持‘感情未发出来时的中正’。因为‘本体与作用同源’，有怎样的本体就有怎样的作用。有‘未发之中’的本体，自然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的作用。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之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
【度阴山曰】
清朝末年，西方崛起，多次击败中国。痛定思痛之下，一大批本土思想家、军事家和从西方返回的思想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们深信，只要将这主张付诸实践，必能重新让中华帝国回归世界中心的地位。
但后来的事，众所周知，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进京让中国颜面扫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成为千古笑柄。
用王阳明心学来解释，这种战略就是胡扯，因为本体和作用是同源的，有怎样的本体就有怎样的作用。这就像你种了棵竹子，只能结出竹子，不可能长出土豆。
两种思想文化的合作，还要分出主次，这就是猫指挥老虎去捉耗子，非但多此一举，而且绝对泡汤。世界上有一种橘子，在南方就是甜美的橘子，移植到北方，就成了苦涩的枳子。这个“体”就是南方的土质，“用”就是橘子。只有南方的土质才能长出橘子，只有“未发之中”的本体，才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的作用。
想要在北方的土质里长出橘子，绝不可能；正如想要在南方的土质里长出枳子，也是妄想。
其实，“体用一源”真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视听言动，就是“用”，这种“用”若要符合天理，必须是“体”里有良知。我们的每一个言谈举止，每一个人生决定，若想正确，就必须发自本心。否则，必然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强大，我们的良知不够光明，整日私欲丛生，又不肯努力恢复良知，那我们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因为如果“体”本身就是错的，那“用”就不可能正确。
用王阳明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人没有做到‘发而皆中节之和’，可见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未发之中’。”
世界上就没有跨界这一说
澄问“操存舍亡”章。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译文】
陆澄问先生关于《孟子》“操存舍亡”那一章。
先生说：“‘心的出入并没有规律，也不知道它的方向。’这虽然是针对常人的心而言，为学之人应当明白心的本体也是如此，操持与存守时才不会出问题。不能随随便便认为出就是失去，入就是保有。就心的本然状态而言，原本并无出和入。就出和入而言，则人的思虑运用就是出。然而人心明明就在里面，怎么能叫出呢？既然没有所谓出，那又何来的入呢？程颐先生所说的‘腔子’，也只是天理而已。虽然每天应酬，也不外乎天理，那么心体就在胸腔里。如若超出天理，便是放纵心体，放纵心体就是失去了心体了。”
先生又说：“心的出入也只是动和静，动和静并无端倪，怎么会有方向呢？”
【度阴山曰】
提到达·芬奇，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个画家，其实，达·芬奇跨的界太多，而且都是某一领域的天骄，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厉害的简历。达·芬奇不但是位画家，而且还是寓言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
在天文领域，他提出月亮并不能发光，只是在反射太阳的光辉；在物理领域，达·芬奇重新发现了液体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原理；在医学上，达·芬奇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成为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开山鼻祖；在建筑上，达·芬奇除了设计了无数桥梁、教堂、城市街道和城市建筑外，还在城市街道的设计中，将车马道和人行道分开。
在军事上，达·芬奇发明了簧轮枪、子母弹、三管大炮、坦克车、浮动雪鞋、潜水服及潜水艇、双层船壳战舰、滑翔机、扑翼飞机和直升机、旋转浮桥等。
同时，他在水利、地质、机器人上也有重大研究和突破，成为这些领域中无法绕开的权威。
他是个超级发明狂，乐器、闹钟、自行车、照相机、温度计、烤肉机、纺织机、起重机、挖掘机……都通过他的脑袋，呈现于世。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下面的话：
一般而言，人在世上，会面临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即我们可以触摸的世界；另外一个则是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无法触摸，却无限广大的内心世界。
所谓“心的出入”，其实就是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再返回精神世界的跨界。古典儒家哲学认为，心的出入是确实存在的，当我们不去物质世界时，我们的心在精神世界，而当我们的心一动，去了物质世界，就等于是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做了连接。
精神世界是我们的家，我们出门，就是进了物质世界，这就是心的出入。儒家认为，心的出入是没有规律的，更不可能有方向。
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世界上，出门后所能做的事，非常有限，能把出门后做的事做好，更是有限。王阳明则说，只要内心纯粹，出门和入门本就是一回事，或者说，当我们的精神世界无比强大后，与物质世界的所有事物都能连接，我们的心不是没有规律和方向，而是会寻觅出各种规律与方向。
就如达·芬奇一样，只要精神世界强大，那他和物质世界的勾连就轻而易举，可以在物质世界称王称霸。当达·芬奇安静地待在家里时，他的心也不是真的在家里，而是在和物质世界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
这其实仍然是王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心，必须到事物上去呈现，理才能称为理，所以心和理是一回事，只不过呈现的场景不一样。心在内，理在外，但没有内就没有外，之所以有外，是因为有内。
世人常将跨界一词挂在嘴边，但其实根本没有跨界这一说，只不过是用心后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理罢了。
海纳百川，才是正途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译文】
王嘉秀问道：“佛家用超脱生死轮回来引诱人信佛，道家以长生不老来引诱人修道，他们的本心也并非要人去作恶。究其根本，他们两家也都能看到圣人之教的‘上达’功夫，但不是入道的正途。好比如今为官的人，有的通过科考、有的通过举荐、有的通过继承，同样做到了大官，但如果不是为官的正途，君子是不会去做的。道家与佛家到达极致，与儒家有相同之处。然而有了‘上达’的功夫，却失去了‘下学’的功夫，终究不像圣人的学问全体兼备。然而佛与道在‘上达’方面与儒家的相同，这点不能随便否认。后世的儒者又都只得到了圣人之学‘下达’的功夫，分割了圣学，使之失去本真，沦落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的学问，最终也难免沦为异端邪说。从事这四种学问的人，一生劳苦，却于自家的身心没有丁点益处，相比佛家、道家那些清心寡欲、超脱于世俗牵累之外的人，反而有所不及。如今的学者，不必起先就排斥佛、道，而应当笃志于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发扬光大了，佛道的学说自然就会消亡。如若不然，对于儒者所学的东西，佛、道两家恐怕不屑一顾，还想使佛、道两家拜服儒学，可能吗？这是我的浅见，先生认为如何？”
先生说：“你的看法大体上正确。但你区分了‘上达’和‘下学’，也只是一般人的见识罢了。如若讲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则是通天彻地，一贯而下，哪里有上与下的区分呢？‘一阴一阳之谓道’，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与大道日日相处却视若无睹，故而君子所遵循的大道很少有人能够明白’，仁爱与睿智不也是道吗？但理解得片面，就会有弊病。”
【度阴山曰】
王嘉秀大致说了以下几点人生大道理。
第一，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哪种宗教、哲学，归根结底都是指向人心、让人向善的。道、佛虽然有各种不同于儒家的奇思妙想，但教人向善的主旨相同。如果一种宗教和哲学没有这样的主旨，那它就不是好的宗教、哲学。
第二，王嘉秀指出，人在世上，通往的目标可能一样，但路径不一样。有人通过学佛学道做大官，有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大官，有人靠祖宗的白骨做大官，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圣贤大道。圣贤大道只有一条：不在乎心外的这些功名利禄，只在乎内心的强大与否。
第三，击败对手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强大自己。儒家如果强大了，就会吸引那些参加道佛的人弃暗投明。所以，我们不是喋喋不休地攻击对方有多坏，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得有多好。我们如果是坨狗屎，只能吸引来屎壳郎，纵然我们把鲜花骂得体无完肤，也不能让蜜蜂来咱们这里。如果我们是鲜花，那何愁蜜蜂不来？
第四，王嘉秀说，道家和佛家理论深奥，是上达，是道，但没有实践，所以就没有下学，没有实践和术，而儒家很实际，恰好与道佛相反，只有术没有道。
王阳明只总结了一点，他说，别说谁有下学、谁有上达，但凡你用心去学任何一种好的思想，就能学到，学到了就是上达和下学兼而有之；反之，如果总是在那里胡扯下学、上达，而不去做，那再好的思想，也和你无缘。
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因为心外无学，凡是不用心学的思想，根本学不到，凡是用心学的思想，你管它叫什么名号，为我所用，即是天理。
内容为王，工具永远只是工具
“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译文】
“用蓍草占卜是《易经》，用龟甲占卜也是《易经》。”
【度阴山曰】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前，找他的幕僚们来商议。有占卜师用蓍草占卜了一卦，卦意是，可以行动。但这场行动意义太重大，李世民又让占卜师用龟甲占卜，结果卦意显示是，不能行动。
按占卜师们的说法，龟甲比蓍草高级，更能还原《易经》的真实意图。李世民蒙了。
此时，老军人尉迟敬德跳了出来，吼道：“大丈夫做事只靠自己，为何要寄托于一本破书和几块龟甲？你们若说信任《易经》，为何要占卜两次？这是典型的不信任。蓍草占卜就是正确的，咱们干吧。”
两天后，李世民在玄武门发动政变，干掉了太子李建成。不久，李世民逼迫老爹李渊退位，成为唐帝国皇帝，开创了贞观盛世。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同样是卖烤鸭，有的烤鸭店生意兴隆，有的就门可罗雀，而即便门可罗雀的店家用尽各种营销手段，也不能挽回败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卖烤鸭，这本身就是内容，而各种营销只是工具，它不是决定因素。正如我们学拳王打拳，有人苦练拳击技术，而有人认为拳王的厉害是在他戴的手套上，于是到处去买最好的手套。
《易经》就是内容，无论用什么样的工具，只要遵循内容来占卜，就能得到正确启示。倘若《易经》的内容很差，即使用黄金来占卜，也是徒劳。
无论什么时代，花里胡哨的形式只能赢在一时，唯有好的内容，才能赢得一世。如果你有了好的内容，什么样的形式都是锦上添花；如果你没有好的内容，那就算用尽世界上所有的形式，也只是穷折腾，留下笑柄。
阳明心学就是内容，无论你学习的形式怎样，都能有所收获。
遇到事，我们是立即行动还是静观其变
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
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
曰：“使文王未没，毕竟如何？”
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译文】
陆澄问：“孔子说周武王还没有达到至善，恐怕是孔子对武王伐纣的行为有所不满吧？”
先生说：“作为周武王来说，自然应当如此做。”
陆澄接着问：“假如周文王没有死，那会如何？”
先生说：“文王在世时，三分之二的诸侯已归顺了周。如果武王伐纣时文王还在，或许不需要兴兵，另外三分之一也会归顺。文王只是善于与纣王相处，使他不能肆意为恶罢了。”
【度阴山曰】
姬昌（周文王）在位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已经征服了当时三分之二的领土，商王朝只剩下三分之一。
姬昌死后，姬发（周武王）运筹数年，才向商王朝发动致命一击，最终取代商王朝，建立西周王朝。
孔子后来说，关于武王的歌舞很美，但还不是最善，理由就是，周武王发动了战争，虽然是正义的，可还是血流漂杵。如果按姬昌的战略，商王朝那剩下的三分之一，或许也会在悄无声息中归西周所有。
这是儒家极端狂热的知识分子都认可的，似乎王阳明也不例外。
二战后期，美国向日本宣战，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日本即将崩盘时，美国情报部门和战略部门做出了如下判断：如果进攻日本本土，至少会有十万士兵死亡。但也有战略家指出，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凭日本现在的衰落状况，他们也会被困死，最后投降。
按儒家的分析，日本就相当于从前的商王朝，美国本可以当周文王，等着它灭亡，但美国最后还是做了周武王，把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快速地结束了战争。
其实，王阳明和弟子们的这段谈话，是关于行动的。
西汉初年，藩国势力越来越强，大臣晁错决定削藩，结果七十多岁的吴王刘濞领导其他六国叛乱，险些把西汉王朝推翻。事后有人分析说，晁错太心急，只要他能等，等到刘濞一死，就不可能有七国之乱。
我们遇到事，是原地不动，靠时间的力量击败它，还是主动出击，用主观能动性消灭它，这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但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想凭以静制动来解决问题。
以静制动不是不行，只是太过于被动，给了事情趋向复杂的时间。古训云，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所以遇到任何事，第一步就应该快速解决它，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阳明心学就是因时制宜
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译文】
有人向先生请教孟子所说的“执中无权犹执一”的意思。
先生说：“中道便是天理，便是权变。随时而变，又如何可以执着？必须因时制宜，很难预先设定一个标准。后世的儒者要把各种道理阐述得没有纰漏，确立一个固定的格式，这正是执着于一。”
【度阴山曰】
隋朝人徐文远，德才兼备，远近闻名。隋末大乱，各地武装风起云涌，徐文远隐居起来。但很不巧，他被农民武装之一的李密兵团抓获。李密曾经做过他的学生，一见到徐老师，就毕恭毕敬，嘘寒问暖，但徐文远好似没有看到李密一样。
李密摆酒设宴，请他出山，徐文远说了一通大道理，最后却拒绝了李密，说：“我可不陪你玩。”
李密没有生气，依旧对徐老师恭恭敬敬。自此，徐老师“清高孤傲”的名声传开了。后来，李密和王世充打仗，李密失败后，徐文远被王世充抓了去。王世充也做过徐文远的弟子，看见老师来，非常高兴，好吃好喝供着他。
和对待李密不同的是，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都恭敬下拜，从不像在李密跟前时那般随便。
有人好奇地问徐文远：“您一向对这些草头王都是傲慢的，比如李密，现在却对王世充如此恭敬，是什么原因啊？”
徐文远神秘兮兮地说：“李密是君子，我在他面前摆谱，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王世充可不同，他是小人，惹恼了他，谁都敢杀。不同的人就得不同对待，这是古人的教诲啊！”
徐文远告诉我们的正是王阳明告诉我们的：随时而变，不可执着。
预先设定一个标准，是人类的通病。每个学问家都有个标准，按他们的说法，依此标准，就能一劳永逸，无往而不利。
功利主义认为，人就应该功利。这就是个标准，但你不能什么时候都功利，以此标准去为人处世，注定是胶柱鼓瑟，非碰钉子不可。
无私主义认为，人就应该无私。这就是个标准，但你不能什么时候都无私，以此标准去为人处世，会碰上更大的钉子。掩耳盗铃、不顾现实地去坚持一种人生观，这就是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固定的格式，就是执一。
中国儒家非常推崇“中庸”。“扣其两端而执其中”，说得简单，这个中，你真能精确到是两点的中点？中庸本身就是执，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中庸。
去厨房宰杀鸡鸭，就不要念佛；去佛堂祈祷，就不要拎着菜刀，这就是因时因地制宜。
我们所确立的格式应该不是人生观，而应该是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知行合一：依凭良知的判定去行动。良知不会欺骗你，它能在任何情境下，做出保护你的所有的正确判定。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
【译文】
唐诩问：“立志就是要时刻存守善念，时刻想着为善去恶吗？”
先生说：“善念得到存守之时，便是天理。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善，还要去想什么善？这个念头本身就不是恶，还要去什么恶？这个念头好比树木的根芽，立志之人只要时刻确立这个善念便足够了。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立志达到纯熟的境界而已。”
【度阴山曰】
《聊斋志异》中有个故事叫《考城隍》，大致内容是说，有个活人提前被通知去当考官，考试的人如果通过，就是某地的城隍。此人安排好家事后，就死透了来到阴间，开始主考。
考题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
考生们似乎对这两句话理解不透，所以答得都不怎么好。
作者蒲松龄在文末回答：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按王阳明的意思，做件好事就是天理，但你做件好事非要让人知道，这就是人欲。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事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为了某种目的去做好事。
念头、动机特别重要，很多人总是成不了圣人，就是因为想法太多，每一个动作中都包含着千百万个目的，这样一来，虽然你做了很多好事，但最终反倒成了坏事。
为什么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因为良知发动是刹那之间的事，是无心之事。见到孩子要掉井中，听凭良知快速去救，这就是无心为善。如果是有心为善，那就是看到孩子要掉井中时，思考了一下：我救这个孩子能得来什么好处呢？
由此可知，有心为善的有心，其实是有脑，我们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善事，就不是善事。
至于“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同样如此，注重的也是动机。比如好心办了坏事，这种情况下，因为有错误在先，还是要罚，只是要罚得轻一些。
好心办坏事，恐怕是因为当事人的良知只拥有道德感（哪些事是我应该做的），而没有判断力（哪些事是我有能力做到的），最后，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我们所能掌控的，只是我们的心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译文】
“精神、道德、语言、行动，大多以收敛为主，发散于外是特定情况下不得已而为。天、地、人乃至万物都是如此。”
【度阴山曰】
北宋名相富弼年轻时就以胸怀宽大著称。
曾有人向他告密：“某某骂你。”
富弼回答：“恐怕是骂别人吧！”
人解释说：“叫着你的名字骂的，怎么是骂别人呢？”
富弼说：“恐怕是骂与我同名字的人吧。”
那位骂他的人听说此事后，惭愧不已。
王阳明说，精神、道德、语言、行动，大多以收敛为主。这个“收敛”其实是管理和掌控，我们人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伟大，我们所能管理和掌控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的精神、道德、语言和行动。
唯有能管理和掌控我们的精神、道德、语言和行动，宁静于内，我们才能在发散时做到无敌于外，不会受外界干扰而乱了方寸。
其实，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只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只有掌控了自己的心，才能在不得已的时刻与客观世界建立对接，创造一个最能保护自己的全新世界。
富弼之所以能成为北宋名相，并在和辽国的谈判中大获全胜，全因他平时能管理和掌控自己的精神、道德、语言和行动。
真正的真相，是没有真相
问：“文中子是如何人？”
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蚤死。”
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
曰：“续经亦未可尽非。”
请问。
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
【译文】
陆澄问：“王通是怎样的人？”
先生说：“王通几乎已具备圣人的才智，只是在某些方面还略有欠缺，可惜死得太早了。”
陆澄问：“那他为何会做出仿作经典这种错事呢？”
先生说：“仿作经典也并不全错。”
陆澄接着问。
先生过了好一会儿，说：“通过王通这件事，我更能体会到‘良工心独苦’这句诗的含义了。”
【度阴山曰】
隋人王通被后世儒者批判得极为严厉，其中一条大罪状就是他伪造经书。但这些儒者似乎忘了，他们的老祖宗孔丘是“伪造经书”的鼻祖。
王阳明认为，王通伪造经书是出于一片良苦用心。真正的经书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是被人描述得离经叛道。王通只能用自己的才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还原经典。
由此可知，世间一切，都没有真相，没有真相，才是真相。
1068年，山东登州地界有个叫阿云的少女，父母早亡，在她守孝期间，她的禽兽叔叔为了点钱，就把她强嫁给当地的超级丑男韦大。
阿云虽然年纪小，但知道幸福应该自己掌控，所以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她摸到韦大的家中，砍了韦大十几刀。由于她只是柔弱女子，没有力量，最后的结果是，韦大只掉了一根手指。
韦大第二天就报了案，当地的县长捉来阿云，未经审讯，阿云就招供了。
该县长认定，阿云犯了谋杀亲夫罪，按《宋刑统》，应判处死刑。
依司法程序，该县长的判决不是最终的，他必须将案子和判决书交到上一级——登州州长。
当时的登州州长叫许遵，许遵看了案宗，觉得该县长判得不对。他觉得阿云在守孝期间被她叔叔定下的婚事是违背伦理的，所以，阿云和韦大就不是夫妻。既然不是夫妻，那就只是一件杀人未遂案，和杀夫扯不上关系。于是，他判了阿云有期徒刑。
当然，他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要把案件交到大理寺。
大理寺的官员们看待这件案子和那个县长不同，和许遵也不同。他们认为，阿云即使和韦大不是夫妻，但既然是故意杀人，虽未得逞，也应判死刑。
许遵大怒道：“阿云属于自首，在此之前，皇上发过‘敕令’（皇帝本人的话），说自首者不能判处死刑，只能判有期徒刑。”
为此大理寺展开激烈争论，惊动了皇上。皇上让当时最聪明的两个人参加讨论。这二人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
王安石认为，既然有皇帝的敕令，那就该按皇帝的敕令办，所以阿云不该判死刑。
司马光认为，皇上的敕令不能大过法律，因为法律明文规定，杀人未遂，也是死刑。
双方展开言语大战，王安石一派要阿云生，司马光一派要阿云死。
最后，皇上出面说：“老子说的话难道是放屁吗？就按王安石的意思办。”
于是，阿云被判流放。但几年后就碰上大赦，又获得了自由。
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其实在后面：
若干年后，司马光成为宰相，掌握了实权，他重新翻出阿云案，将阿云判了死刑。
一个人能坚持到如此境界，实在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多人都在阿云案的判决上动脑筋，想思考出到底哪个法官的判决是公正的，或者说，在这些人眼中，阿云伤韦大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个县长眼中的真相就是，阿云是韦大的老婆，妻子杀丈夫，纵然未遂，也是死罪，因为法律有明文规定，有明文规定，就按明文规定办，省事又合法。
许遵眼中的真相就是，阿云在守孝期间的婚事是违法的，所以阿云伤韦大，不是妻子伤丈夫。
县长与许遵如果有是否致良知的区别，那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不同意见，就纯粹是立场的不同了。
当时，王安石正要进行变法，而支持他的只有皇帝，反对他的却多如牛毛，比如司马光。王安石必须表现出将皇帝的命令视为第一位的态度，如此才能将变法顺利推行下去。所以他觉得应该遵循皇帝的敕令。
而司马光也许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反对皇帝的“乱命”，或者就只是为了和王安石对着干，总之，他认为真相就是阿云伤了人，就该杀。
我们大为不解的是，阿云伤人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在不同的人眼中，这个客观存在的真相会如此不同？
天地万物，固然客观存在，但赋予它们价值、善恶、是非的却是我们每个人。因为所有的真相，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投射，而我们做出的投射的原理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
视角不同，真相就不同，追寻真相的人，一直感觉自己的视角是正确的，当他真的追寻到所谓的真相时，其实那根本不是真相，而只是他的视角。
真正的真相，就是没有真相。因为一切真理、天理都在我们心中，不在事物上，所以，我们用心追寻到的真相，不可能是事物本身，而只是我们良知和无良知的体现。
正因为没有真相，所以才需要我们诚心实意地致良知，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作为视角，去审视万事万物。
一念天堂，一念泡汤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译文】
“许鲁斋认为儒者以谋生为第一要务的说法，实在是误人子弟。”
【度阴山曰】
许鲁斋就是许衡，元初大学问家，是当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儒生最重要的不是读多少书，而是应该先让自己活下来，也就是要学到谋生手段。
这种主张被王阳明评议为“误人子弟”，归根结底，这还是念头的问题。
战国后期，秦国蚕食东方六国，尤以魏、韩两国受祸最大。公元前261年，在秦国的重压下，韩国力屈，割让上党郡给秦国，以苟延残喘。
上党郡地处韩、赵、魏三国交界，居高临下，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当时韩国内部分成两派，一派全力支持韩王的决定，一派死都不给。上党郡司令官属于后者，于是韩王迅速派大将冯异去上党郡，要他完成和秦国的交接。
冯异一到上党，立即和赵国取得联系，声称要把上党赠送给赵国。
赵国群臣欢天喜地，决定接收上党。
只有大将廉颇极力反对，他说：“上党是个烫手的山芋，咱们躲还来不及，为何要承接？”
群臣们纷纷鄙视廉颇说：“你老了，胆小如鼠。”
后来的历史，已如你所知，赵国接收上党，秦国进攻上党，先是廉颇闭门据守，然后秦国派间谍到赵国四处宣扬“只有赵括才能击败秦人”的鬼话，偏偏赵王听信了，最后，长平之战，赵国主力全军覆没，再也没有一丝能力和秦国抗衡。
接受上党，赵国为这一念付出了惨重代价。在赵国君臣眼中，上党郡是块肥肉，但在廉颇眼中，上党郡则是颗炸弹。
为何会有如此天差地别的判断，原因就在念头上。
赵国君臣和廉颇看到的都不是上党郡，前者看到利，后者看到害。
一念天堂，一念泡汤。
倘若我们每事都以利为先念，那追逐的目标和方式就会特别功利，为此，我们将无所不为。倘若我们每事都以义为先念，那就会在前进途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人心本就如此，只是个念头而已。
名有千万种，实只有一个
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
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家所说的元气、元神、元精究竟是什么。
先生说：“这三者只是同一个事物，流动的时候就是气，凝聚起来就是精，发挥奇妙的作用就是神。”
【度阴山曰】
元气、元神、元精，这是道家仙人的三宝，但其实这只是个名，道家喜欢云遮雾罩，故弄玄虚。王阳明就说，这三个名称只是一回事：流动的时候被称为气，凝聚起来被称为精，发挥奇妙的作用时就被称为神。
以名乱实，是人类的陈规陋习。在名称上，故意搞复杂，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我和你说“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如果我和你说，他就是明神宗，就是万历皇帝，你也许就会知道他是朱翊钧。
对一个事物，就算有千万种称谓，但都能归为一，这就是它的本源。在五彩缤纷的世界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但这不能全怪我们。故意把简单的世界弄得复杂，此乃人类通病。
今日世界，各种创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仔细思索之下，其实都是新瓶装旧酒。无论是多么崭新、出奇制胜的瓶子，酒都是一样的。
王阳明想说的其实是，无论是元气、元神、元精，都只是一个良知。
欲让人知，就是私欲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译文】
先生说：“喜怒哀乐的感情，其本然面貌便是中正平和的，只要加入一点自己的意思，便会过度或不及，便是私欲。”
【度阴山曰】
唐人卢藏用才华横溢，有人劝他去做官，他嗤之以鼻。有人劝他去投靠名门望族做门客，卢藏用立即掀了桌子，捂起耳朵大喊：“快走，快走，我不听这种俗话。”
世人都认为卢藏用淡泊名利，只想做个普通百姓。
卢藏用也知行合一，跑进首都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起来。
开始，很多人都找不到他，就连对终南山最熟悉的砍柴工也不例外。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连去终南山旅游的游客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卢藏用名声大噪，很快就传入禁宫。
皇帝得知后，要宰相去请他出来做官，卢藏用推辞了很多次，但最终，他还是无法推辞，出山做了官。
这就是成语“终南捷径”的由来，意思是，用直线（科考）无法做官时，可以曲线（隐居混得名气后）做官。
卢藏用的故事，恰好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切中王阳明这段话的七寸。
喜怒哀乐，本是人心具有，属于天理。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好事，就会惊喜；遇到让人焦虑的事，会立刻显出哀伤；看到不平事，会发自本能地呈现愤怒。这些感情的自然流露，就是中正平和。
但是，加入一点自己的意思，就是私欲，就不符合天理了。
比如，我们遇到好事大欢喜是中和，可非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大欢喜，这就是私欲；我们遇到让人焦虑的事，会哀伤，可非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哀伤地死去活来，这就是私欲。
“加入一点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展现感情时，故意想让人知道，这就是别有用心，就不是中和了。正如卢藏用，隐居就是隐居，非要让别人知道他隐居，其用心是做官，这就是私欲。
见到老鼠，对于一般人而言，肯定会紧张，这紧张就是中和，但你非要夸张地绕柱还走，这就是人欲。
直接而言，就是不端不装。遇事时全凭我们自然情感的推动，不掺杂一点故意让人知道自己情感的心，这就是中和。
对职业有敬畏心
问“哭则不歌”。
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译文】
陆澄问孔子的“哭过便不再唱歌”的含义。
先生说：“圣人的心体自然而然就是如此。”
【度阴山曰】
在孔子之前，儒生有一项工作很另类，就是主持别人家的丧事。不仅仅要做主持，还要演戏，有一出戏就是扮演丧者的家人，在死者坟前号啕大哭。
孔子说“哭则不歌”——在一天时间里，哭过了就不要再唱歌。这是想告诉我们，对职业应该有敬畏心，刚从工作岗位下来，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和自己在工作岗位时泾渭分明，这是不对的。
好比你刚在人家坟头哭过，一转身就哈哈大笑，这不但侮辱自己的职业，对客户也是极大的不尊重。
特别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更要保持对职业的敬畏，不能台上一套，刚一下台就男盗女娼。
哭则不歌，其实讲的还是知行合一。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发自真诚，如果是发自真诚地哭，那就很难在同一天内笑；如果不是发自真诚地哭，那哭完就能笑。
只是用心和不用心的差别。
私欲一起，效率降低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译文】
“克制自己的私欲必须彻底扫除干净，一丝一毫都不能存留。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尚存，众多的恶念便会接踵而至。”
【度阴山曰】
《中庸》曰：率性之谓道。什么是率性？就是顺着我们人的人性，听命于人性。我们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善的，只要顺着它，视听言动就皆符合天理。
但是，一旦有私欲进来，也就是我们一旦思考，那众恶就全都出现了。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就是，我们一旦思考，所思考的必然是“利害毁誉”，譬如我见到孩子在井边玩耍，率性而为，就应该立即跑去井边，把孩子从井口抱过来。如果我们在去抱孩子之前，掺入思考：我解救了孩子，会得到什么报酬；我解救了孩子，万一孩子有什么损伤，孩子的父母找我麻烦该如何？
这就是私欲，不是我们人性的自然流露，一旦有了这种私欲，我们做的事就会变质，甚至压根就不会做这件事。
人生在世，有很多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见义勇为，为民请命，为天地立心。但这些符合人性、遵循天理的事情，要么只是一念起就灭，要么半途而废。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私欲掺杂进来。
当官的就应该为民请命，私欲则是，我会不会得罪领导，顶戴花翎不保？做企业的就应该做良心产品，私欲则是，我会不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后，得不偿失？见到不仁不义之事，就应该拔刀而起，私欲则是，我会不会因此犯罪或者是受到伤害？
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尚存，众多的恶念便会接踵而至。想得太多，效率就无法提高，事情就无法成就，没有效率的人生，就是恶的人生。
有心就有理，无心就无理
问《律吕新书》。
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律吕新书》。
先生说：“学者以确立礼乐的根本为当务之急，否则将乐律算得再熟也未必有用，心中必须有礼乐的根本才行。就像《律吕新书》中所说，一般用律管来查看阴阳二气的变化，但是到冬至那一刻，律管中的芦苇灰飞扬或许有先后，顷刻之间，怎么能确定是哪根律管中芦苇灰的飞扬表示了冬至的到来呢？必须心中事先知道冬至的时刻才行。所以这是说不通的。学者必须从礼乐的根本上下功夫。”
【度阴山曰】
北宋时期，法律规定，御史如果在百日内没有提案，就要被免职。有个叫王平的御史，眼看就要到百日，却仍没有提案拿出。
有人认为，王御史必定是在憋大招，所提议案必将改变王朝命运乃至人类命运。
王平在第九十九天上了一道提案，内容是，最近看皇上鬓角有白发，恐怕是日夜辛苦，一定要保重龙体啊。
朝堂哄堂大笑，王平凛然而立，认为此提案实乃千百年来最佳提案。
《律吕新书》是一部关于礼乐技术的书，书中详细记载了哪个节日应该举行哪样的礼乐。王阳明的意思是，如果你心中真有礼乐，何必去死记硬背这本书，到了那天，看别人怎么做礼仪，只要发自真诚，自然就会做了。如果你心中没有礼乐的概念，即使把此书倒背如流，做出来的礼仪也是假大空。
御史提案，要知道规矩，比如百日内必须有提案，可如果心中没有为民请命、为天下苍生谋福的心，提案就是走了个过场，贻笑大方。
很多王朝的御史在要求提案之前，都绞尽脑汁地想提案，这本身就是心中没有提案。所谓提案，出发点必须是为国为民，有了这份心，你必能看到现实中的种种不公，这就是提案的源泉。
有心，就有天理；无心，必无天理，只有笑话。
人心如明镜，看你怎么擦
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译文】
徐爱说：“人心好比镜子，圣人之心好比明亮的镜子，而常人之心好比昏暗的镜子。朱熹的格物学说，好比拿镜子去照物，只在照的行为上下功夫，却不知道镜子本身是昏暗的，又怎么能够照物呢？先生的格物之说，好比是打磨镜子，使它明亮，在打磨镜子上下功夫，镜子明亮了自然能够照物。”
【度阴山曰】
禅宗五祖老了，准备把衣钵传给弟子。在其弟子中，有两位最优秀，一是神秀，二是慧能。五祖让两位交份修行感悟，神秀的修行感悟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说：“你呀，还没有入门。”
慧能的修行感悟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说：“你呀，只不过刚入门。”
后来，慧能离开寺庙，行走人间，终于证道，成为禅宗六祖。
今天来看，神秀属于理学，必须刻苦修行，得到天下真理；慧能属于心学，我心中即有天理，不必向外求学。
而阳明心学和传统心学不同，他说，人心是明镜，只要擦拭明镜即可。
但拿什么擦？
慧能才入门时，认为只要拿自己的念头擦就是了，而王阳明则认为，拿念头擦，不是如枯木死灰地在那里坐着，认为天理在我心中，就万事大吉，你必须去事上验证这个天理。
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科学精神，要不停地做实验。做实验的真正目的不是创造新事物，而是验证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正确性。经过验证后，若发现从前的天理不对，那就要立即纠正。这纠正的过程就会产生新事物。
做实验，就是如慧能一样去人间，体悟各种人情事变。
镜子本身如果昏暗，就是良知不明，这样一来，你越是涉猎外物，就越是迷惑，越不能获取到真正的知识，因为你的镜子是昏暗的。若要良知光明，就必须擦镜子。
擦的过程就是去事上磨炼的过程，磨炼的过程，其实就是验证我们心中与生俱来的真理的过程。
真理非常简单，人所共知，所以人人都能验证真理，只要肯擦镜子，镜子就没有不明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问道之精粗。
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的精与粗的问题。
先生说：“道无所谓精粗，是人对道的体会认识有精粗之分。好比这一间房子，人刚进来时，只看到个大概。待得久了，才将梁柱、墙壁一一看清楚。再待一段时间，柱子上的花纹都能看清楚了。然而，从头至尾也只是同一间房而已。”
【度阴山曰】
有个鸡汤故事：两个人同时在监狱牢房里向外看，甲看到的是窗上的铁栏杆，乙看到的是窗外的满天星斗。
这道鸡汤想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物，你审视的角度不同，看到的结果就不同。
西汉末年，儒家学派从古典儒家转到经学派，所谓经学，简单而言就是死抠经典。作为中华古典文化的群经之首《周易》，被抠的次数最多，抠得也最深。
有人认为《周易》是西周灭商之前的国史，有人则认为它是宇宙之道，还有人认为它就是一部占卜之书，更有人认为，它是人类的救赎之书，只要读懂它，就能读懂地球、月球、太阳，乃至整个宇宙。
就像同样是读《红楼梦》，有人看到儿女情长，有人看到传统文化的精华，甚至有人看到阶级斗争。
《周易》《红楼梦》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它们是道，那每个人对道的体会就有精粗之分。
王阳明的比喻很精准：好比这一间房子，人刚进来时，只看到个大概。待得久了，才将梁柱、墙壁一一看清楚。再待一段时间，柱子上的花纹都能看清楚了。然而，这从头至尾也只是同一间房而已。
既然从头到尾只是同一间房，那看得精和看得粗，就没有了分别。我只要看到我想看的，且能为我所用，道就是真正的道。
厨子读《庖丁解牛》会读到精湛的技艺，那么，他就会去琢磨如何能获取到这种技艺；管理者读《庖丁解牛》会读到抓主要矛盾，那么，他就会去琢磨如何获取到这种方法；工匠读《庖丁解牛》会读到工匠精神，那么，他就会去琢磨怎样才能拥有这种精神。
我们对一个事物，不必面面俱到，抓住适合你、能给你带来好处的一点，就足矣，这就是道。
天下大道，并非客观存在，因为道是被人弘（琢磨）出来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先生曰：“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
【译文】
先生说：“你们近来疑问少了，这是为何？人不用功，就会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认为只要按过去的方法做就可以了。殊不知私欲日益增长，好比地上的灰尘，一日不扫便会多一层。如果在实处下功夫，便会发现大道无穷无尽，愈探究便愈精深，只有做到精确明白，没有一丝一毫不彻底之处方可。”
【度阴山曰】
人的脑子是个特别奇怪的器官，它能让你快速学到东西。你本以为学到脑子里的东西会永远待在脑子里，但遗憾的是，它除了能学到东西外，还能快速忘记东西。
深奥的东西，遗忘的速度快；浅显的东西，遗忘的速度慢。但无论是深奥还是浅显，如果不反复复习，终究会忘。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进，由于水在流动，你其实就是在退。
如何做到不退？必须前进。这前进就是对从前知识的复习以及接受新知识。王阳明的解释很耐人寻味：不用功的人，不会知道自己在退步，天长日久，你就真的退到愚昧之境了。
如果你肯用功，就会发现你所知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知道自己不知道，就是进步。你如何才能知道自己不知道？只能是去学习，唯有学习，才能获取新东西，才能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们如何才能不遗忘从前学到的东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反复温习。反复温习，就会把深奥的东西变得浅显，浅显的东西，比如我们用筷子吃饭，是绝对不会被遗忘的。
所以，这个公式就是，深奥化为浅显，浅显化为本能。
如何看清天理和人欲
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工夫？”
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译文】
陆澄问：“致知的功夫实现了才可以谈诚意的，如今天理和人欲还没弄明白，如何去做克制私欲的功夫呢？”
先生说：“一个人如果自己切实不断地下功夫，那么对于心中天理的体会认识必然日益精微，而对私欲的认识也日益精微。如若不去做克制私欲的功夫，整天只是嘴上说说，终究看不清天理和私欲。好比人学习走路，走过一段路才认识这段路；走到分岔路口时，有疑问便问；问了再走，才能慢慢到达目的地。现如今有些人，对于已经体会到的天理不愿存养，对于已经认识到的人欲不肯除去，自顾自地去担心是否能够全部弄明白，只顾空谈，又有什么作用？等到克己的功夫下到无私欲可克的地步，再去担心不能全部弄明白，也还不算迟。”
【度阴山曰】
古代杞国有个人总担心天塌地陷，所以寝食难安，瘦得只剩下骨头。他的一位哲学家朋友生了恻隐之心，就安慰他：天是气，塌不下来；地广阔深厚，也陷不了。
杞人立即从忧虑中解脱出来，如同经历了三灾八难，比从前还快活数倍。
哥白尼之前，西方世界都主张“地心说”，但哥白尼觉得不对，他开始认真做实验琢磨这个地心说。有人跑来和他说：“地心说是对的，你就别疑神疑鬼了。”
哥白尼问：“为什么是对的？如果我找不到这个理由，那它就是错的。”
这和那个杞国人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人告诉他不可能天塌地陷，他就点头称是，而不再担心。而哥白尼却保持着这种怀疑的态度在这种怀疑下，提出了日心说。
回到王阳明的语录中来，有人问他：“天理和人欲如何区分？”
王阳明回答：“如果你不切实不断地下功夫，那就没有办法区分天理和人欲，因为外在的天理和人欲的规定看上去都是不言自明的。”但真的是这样吗？
凡是普世的东西真的就是真理？未必，所以，你必须去探究。
哥白尼如果没有探究精神，就不可能推翻地心说，提出日心说，这样人类的科学就没有办法进步。
怀疑的精神包括两方面：敢于怀疑，然后拿出行动来证明你的怀疑有道理。敢于怀疑是知，拿出行动是行，这其实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举的例子是，譬如你走路，从前常常走的一条路，好久不走了，今天你去走，发现岔路口多了，你该怎么办？
王阳明的办法是，遇到岔路口就问，不要以为你曾经走过，就认为自己掌握了路径，人需要不停地怀疑和追问，才能得到天理。这天理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大家耳熟能详、不言自明的从前的真理。
你站在岔路口，一门心思琢磨这条路该怎么走，可就是寸步不移，这对于走这条路毫无帮助，必须即走即问，即问即走。
若想搞清楚一些事，就必须去行动，就如走路，先走起来再说，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自然要问，这就是知行合一。
心外无道
问：“道一而已，古人论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无方体，不可执着，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
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译文】
陆澄问：“道只有一个，古人所谈论的大道却往往有所不同，求道也有要领吗？”
先生说：“道没有具体的形体，无法把捉，所以不能执着，若拘泥于文字意思上探求大道，实则差得远了。好比现如今的人们谈论天，他们又何曾真正见到过天？将日、月、风、雷等天象视作天，不对；认为人、物、草、木就不是天，却也未必如此。道就是天。如果体会到这层意思，那还有什么不能认为是道的呢？人们只是各自依据自己的偏见，就认为道只不过如此，因而所见才会有所不同。如若不断向内探求，体认到自己的心体，道便会周流于任何时间与地点，从古至今，自始至终，哪有什么不同呢？心即是道，道即是天，体认心体即是体认道、体认天。”
先生又说：“诸位要想真正体认大道，必须从自己的心上去体认，不能向外去探求，这样才能有所发现。”
【度阴山曰】
孔子当初站在水边，说：“逝者如斯夫。”意思是，时间像流水一样，一去不还了。
老子看着滚滚大河，由衷地说：“上善若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意思是，最伟大的东西莫过于水，江海所以能成王，是因为它肯谦卑地下流。
中国古代鸡汤大师们教导人们：“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
同样是水，孔子、老子、鸡汤大师看待它的角度不同，解析出来的道自然就不同。
但正如王阳明所说，大家总谈论天，可谁见过真正的天？将日、月、风、雷等天象视作天，这不对；认为人、物、草、木就不是天，却也未必如此。
大家总谈论水，可谁见过真正的水？有谁把水最本质的特性说了出来？
无论孔子，还是老子，或者是鸡汤大师，他们说的水，其实都是我们感官能得到的水的特点，任何人都没有说出水的本质：它为什么不停地流？它为什么总会向下流？
如果用今天的科学来解释，是因为地心引力，所以水才会永远不停地向下流。
这就是水背后的道——地心引力。而这个道，根本不会轻易展现在所有人面前，你必须用心去琢磨、实验才可得到。
孔子、老子、鸡汤大师说的水，只是依据自己的偏见，得出的一种现象而已，它并不是本质。只有透过现象，用心用脑，才能发现本质，才能发现道。
王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这个知心，即是用心。
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外表华丽的东西蒙骗，原因就在于，我们从来没有用心去了解华丽外表的本质。正如我们从来不想去了解生活的本质，却把生活中的诸多外在的装饰（房子、车子、容貌）当作本质。其实，生活的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心安。
住大房、开豪车、左拥右抱的人心未必安，倘若能安，房子、车子、女人这些表象才有真正的意义。
否则，就不是道，就不是天，就不是心。
心外无道，一切道都在心里。
不局限自己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译文】
陆澄问：“事物的名称与度量，是否需要预先讲究？”
先生说：“人只要能存养自己的心体，具体的作用便自然在心体之中了。如果存养心体能够达到‘感情未发出来时的中正’状态，自然会有‘发而中节之和’的作用，自然无所不到、无事不可。如果没有确立心体，即便预先探求许多事物的知识，与自己的心体也毫无关系，只是装点门面的功夫，遇到事情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也并非全然不讲究事物的知识，只是‘要知道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就接近道了’。”
先生又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去成就事业，才能有所作为。如同夔之于音乐、稷之于农事一样，是他们的天性适合做这样的事情才能如此。要有所成就，就是要让心体纯粹都是天理，心的运动作用，都是从天理上发现出来，方能称之为才。等到心里纯粹都是天理，甚至可以不为具体的才能所束缚，让夔和稷互换工作，他们也能够做好。”
先生又说：“像《中庸》所说，‘身处富贵则做富贵时该做的事；身处患难则做患难时该做的事’，都是不为具体的才能所束缚。而这只有心体达到中正的人才能够做到。”
【度阴山曰】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是清末最耀眼的三颗政治明星，一般排序，都是“曾李左”，但左宗棠一生都不服气这种排名，因为他是三人里面智商最高的。
如果三人同时答一份试卷，三人都能得一百分，但是在左宗棠看来，曾国藩、李鸿章答一百分，是因为他们就这水平，而他答一百分，是因为试卷只有一百分，如果是一千分，那他仍然是满分，但曾、李二人就未必了。
同样一个难题，让曾国藩处理，你会看到他抓耳挠腮，但左宗棠处理起来云淡风轻。哲学家都主张人人平等，然而这不可能，至少智商方面，人与人之间就是不平等的。
每个人都有天赋，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刻意去寻找，只是随波逐流，看到别人在某方面成就很大，就钦羡起来，然后去学人家。拿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天赋去拼，只能累到吐血。
所以王阳明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去成就事业，才能有所作为。夔的天赋是音乐，稷的天赋是农事，因为他们的天性适合做这样的事情，才能做得特别好。所谓天性，就是天赋。
有人问王阳明：“名物度数，是否要预先讲究一下？”
意思是，咱们要不要先设定一个规则，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从前古圣先贤做事的套路，我要不要预先学习讲究一下呢？
王阳明说：“不必这样，人只要能存养自己的心体就可以了。”
意思是，人只要在心上用功，不必局限自己。遇到什么事就用心来做这件事，这才是真正的讲究。
就如同你去买手套，买之前，不必量手，到了那里，用手试一下就知道买哪种了。
这个手就是心。
如何在心上用功，王阳明没有说透彻。他最后一句话大概就隐藏着答案：“像《中庸》所说，‘身处富贵则做富贵时该做的事，身处患难则做患难时该做的事’，都是不为具体的才能所束缚。”
不为具体的才能所束缚，就是不要把自己所谓的优势当成真理，必要时，要放弃自己的优势。你说你是个超级美食家，这就是优势，但闹饥荒时，根本没有美食，你只能吃些草根树皮，如果这个时候，连草根树皮都不吃，你就会被饿死。
所以，不能执，万不可先给自己设定人生规则，一旦时间和空间发生转变，你所坚持的规则和你所拥有的优势，就成了扼杀你的毒药。
阳明心学主张心外无理，一切天理都在心内，所以根本不必去准备讲究，只要心光明，遇其事，就有其理。
人但能如此，就是圣人。
要做有源之水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时先生在塘边坐，旁有井，故以之喻学云。
【译文】
“与其挖一个数顷之大而无源头的水塘，不如挖数尺深而有源头的井，井水会源源不断。”
那时先生正坐在池塘边，旁边有一口井，因而先生以此来比喻做学问。
【度阴山曰】
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思是，渠水之所以清澈永恒流动，是因为有源头，而源头是源源不断的。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渠水，良知就是源头。
“挖一个数顷之大而无源头的水塘，不如挖数尺深而有源头的井。”这句话正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最佳注解。
它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口深而有源头的井，但是很多人不在这口井上用功，非要到处去挖各种各样无源头的水塘。水塘固然能暂时解决问题，但它并不长久。
很多人有了烦心事，不在心上用功，从解决这个烦心事，而是去借酒浇愁，或者颓废地生活一段时间，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学问是什么？学问的第一法门，就是要认定，成败皆在我身，和其他无关，就是要认定自己是个能量源，能解决人生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通过调节自己的情欲和遵循人性，无往而不利。
而情欲和人性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不需要靠外物来加持，唯有如此认识，学问才有所增长，而不是毫无根基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我们要做有源之水，这有源之水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千万别做无源之水，这无源之水就是那些能暂时缓解我们痛苦，使我们推迟解决问题的特别坏的外物。
保持清明平和的心
问：“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
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
【译文】
陆澄问：“如今世风日下，上古时代的景象如何才能再见到呢？”
先生说：“一天便是一个循环。人早晨起来，还未与物接触，心中清明平和，就好像悠游于伏羲之世一般。”
【度阴山曰】
所谓伏羲之世、尧舜之世，只不过是儒家学派一厢情愿的传说而已。如果真有这种光明之世，那它也已经消失，一去不返。
王阳明的学生觉得如今世风日下，上古时代的光明景象再也不能见，该如何是好。
王阳明告诉他，这种神话太过遥远，人能关注的只能是当下，最多也不过能关注一天，这一天就是一个修行的轮回。如果能把每一天过好，那就等于是在伏羲之世、尧舜之世。
人刚睁开眼，大脑还未正常运转，心没有与外物接触，还处在无善无恶的境界，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是清明平和的，如同神仙、圣人一样。
但当我们的大脑开始运转，心与外物开始接触，很多人的烦恼就来了。
倘若我们在与外物接触时，仍能保持清明平和的心态，这一天的时间中我们就永远处于伏羲之世、尧舜之世。
人醒来，保持清明平和的心容易，但一和外物接触，若还想保持就难了。而这种难，正是我们修心的帮手。
心要逐物，该怎么办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
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
【译文】
陆澄问：“心要去追逐外物，该怎么办？”
先生说：“君主庄严肃穆，垂拱而坐，六卿各司其职，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心统摄五官，也要如此。如果眼睛要看时，心便在追逐颜色上；耳朵要听时，心便在追逐声音上。就好比君主要选任官员时，便去吏部；要调用军队时，又去兵部。如果这样，不但君主失去了君主的体统，六卿也无法各司其职。”
【度阴山曰】
要铭记一点，阳明心学主张心外无物。
所谓心外无物，有两种解释。
第一，物者，事也。心外无物，就是心外无事。凡是不用心做的事，都不能称其为事；凡是用心做的事，才叫事，只是个用心或不用心的分别。
第二，心外没有任何物，这个物，可当万物讲。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很多物，但真正能记得的却少之又少，这是因为我们对那些物只是走马观花，所以我们不会记得它。真若想记得一物，就必须用心，譬如你会记得早就去世的亲人，这个亲人已经消逝了，为何你还会记得，就是因为你用心了，它不在你的心外，只在你的心内。
心要逐物，就如一个君主要去做六部的职位，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心中没有个定性。
心不逐物，就是要如君主一样，端坐中央，指挥若定，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
天下万物千千万，我们只找自己最应该视听言动的那些，除此而外，一切物都不在我们心内。
心外无物的提出，目的有二：
一、要我们专注于天理，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正确。
二、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你喜欢擅长的物上竭尽全力，这就是成功之道。
意志征服世界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
【译文】
先生所说：“善念萌发时要认识它、扩充它；恶念萌发时，要认识它、遏制它。认知、扩充、遏制，都是意志的作用，都是天所赋予的聪明才智。圣人也只是有这个意志，学者应当时刻存养这个意志。”
【度阴山曰】
人一出生，就带着良知而来。良知能分是非善恶，可解决天地间一切人情事变。依此而言，我们在人间遇到的所有事，根本轮不到你拼超能力，仅凭我们的诚意之心，就能解决掉所有的人生问题。
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做了无数半途而废的事，最终一事无成呢？原因就在王阳明所说的意志力。西方心理学认为，所谓意志力，就是指人自觉地确定目的，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一种品质，乃至一种人格。
尽管我们常常用判断力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最终能否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意志，而不是才智。
王阳明所谓的意志力，是这样的：善念萌发，就坚持把它扩充；恶念萌发，就不择手段地将其遏制。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坚持这两点，那就是合格的意志力了。
一旦有这种意志力，那就能征服世界，天下无敌。
我们在善念和恶念上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将来的人生。善念萌发，不去扩充，等于没有善；恶念萌动，不去遏制，就真的成了恶。
归根结底，王阳明还是要你去行动，在行动上见真章，而不是满口的理论大道。
不要小看了对待善念恶念的态度，倘若你连善念恶念都不能坚持扩充与遏制，那其他事，根本就不必谈。
意志力，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对善恶的分辨与行动，最灵魂的表现也是如此。知道了善恶，并以行动确定，你就是个圣人了。
闲思杂念也是私欲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
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译文】
陆澄说：“好色、贪财、求名等心固然是私欲，而那些闲思杂念，为何也叫私欲呢？”
先生说：“这是因为闲思杂念也是从好色、贪财、求名这些根上生发出来的，找到其根源你就能明白了。比如你心中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去做抢劫、盗窃之事。为什么？因为你原本就没有这个念头。如果你贪财、好色、追求名利等念头，一切都像不做抢劫、盗窃之事的念头一般消灭殆尽，恢复到心体的本然状态，那还有什么闲思杂念？这便是心体寂静不动，便是一切情感未发时的中正平和，便是心胸广阔、公正。这样的心体自然能够感遇外物而无所不通，心体的发用也自然能够符合中正节制，有事物呈现于心体也自然能够顺应了。”
【度阴山曰】
只要不是抑郁症患者，每个人在闲极无聊时都会畅想未来，而且这个未来绝对是美好的，画面恐怕是：在万众瞩目之下，所有的人都对你俯首称臣；家里金山银山，妻妾成群；拯救了人类，成为救世主；纵横天下，无人可敌。
除了这些美好画面外，还会有各种丑陋的画面，它们是我们人类某种负面情绪的呈现，比如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心不在焉，等等。
无论是美好的画面还是丑陋的画面，都是王阳明所谓的闲思杂念。
陆澄问的问题很好：“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可除此之外的那些无关的闲思杂虑，怎么也称为私欲？”
王阳明的回答直指本心：“闲思杂念，到底是从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病根上滋生的，你自己去寻求本源定会发现。例如，你自信绝对没有做贼之想，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如果你对色、财、名、利等想法，似不做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哪里有闲思杂念？这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自然可以‘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闲思杂虑”并非是闲的、杂的，而是有所指的。人在胡思乱想时可能会想好的，也可能会想坏的。人人都会想自己发财，人人也会想自己可能会碰上倒霉事。这些胡思乱想的背后，其实都是我们对名利的奢望和对失去的担忧，它们都属于非分之想。如果你真看淡名利，如果你真看透生死，就不可能在平时胡思乱想。
当然，王阳明之所以说闲思杂念也属于私欲，还因为闲思杂虑只存在于我们脑海中，还没有被实现。因此我们思虑的善恶、是非，并非如白昼和黑夜那样容易分辨。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憧憬未来，实际上却是贪欲；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立志当一个伟大的人，实际上却是好名的私欲。在这些真假难辨的闲思杂虑中，很容易会让良知无法判断，最终会遮蔽良知。
所以王阳明说，一定要根除闲思杂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影响闲思杂虑的私欲给克掉。而这些私欲，就是名利之心。
少点名利之心，心上就会很清淡，闲思杂虑就少。心如果清淡干净，没有杂念，就能专注于任何事，并取得成效。这叫釜底抽薪，是解决闲思杂虑的根本之道。
接地气和不接地气，都是知行合一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译文】
陆澄问：程颐先生说：“‘圣人之道，必然谦逊而朴素；贤人的言说，则自我抬高。’这话如何？”
先生说：“不对，如果这样就是作假了。圣人像天一般。没有什么不是天：日月星辰之下是天；九泉之下也是天。天何尝需要自己降低自己、让自己显得谦卑呢？这是孟子所谓‘大而化之’的含义。贤人则像高山，固守其高处而已。然而百仞的高山不能抬高自己到千仞，千仞的高山不能抬高自己到万仞。所以贤人也并未抬高自己，若是这样便是作假了。”
【度阴山曰】
李适（唐德宗）在位初期，常常打亲民牌——到首都长安郊区和最底层的老百姓聊天。某次，李适带着许多史官到一农民家中，嘘寒问暖，说些真情实意的废话。农民感动得要命。
李适一走，有人就跑来和农民说，这个皇帝不咋地。皇帝是天，何尝见过天和地打成一片的？
正如此臭嘴所说，李适做皇帝是不咋地，执政后期，帝国发生泾原兵变，李适被叛军赶出长安，后来虽然平定叛乱，回到长安，但他开始了昏聩时代，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中国历史上有几位打亲民牌的皇帝，把国家治理得都不怎样，而那些看上去傲慢、永远不接地气的皇帝，反而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李世民、忽必烈是典型代表。
有弟子问王阳明：“《大学》讲亲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做大官的乃至皇帝，都要到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
王阳明回答：“天何尝与地打成一片，天只要做天该做的事，不必下移，就是真天。如圣人一样，做圣人该做的事，纵然高高在上，也能普度众生。”
圣人之道，并非像隔壁笑呵呵的老王一样，谦虚而朴素。真圣人，肯定和众生不同，看上去端着装着，其实他就是在做圣人该做的事。如果让一个圣人，天天和民众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让自己显得谦卑，那神秘感就会消失，庄严感荡然无存，圣人就玩不转了。况且，圣人何必如此？
在什么位置就把这个位置的事做好，这就是真圣人。
有些人接地气，是知行合一；有些人不接地气，也是知行合一。
至于贤人，就要按能力来做事为人，绝对不能把自己抬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贤人接地气，就是致良知。
一旦想脱离自己的位置，就是伪。为何要脱离？恐怕不是公心，必是私意。
圣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不接地气；贤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接地气，这样世界就和谐了。
中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问：“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学者看未发之前气象，何如？”
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
【译文】
陆澄问：“程颐先生说‘不该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追求中正之道’，李侗先生却教导学者要体会情感未发之前的境界，他们的说法对吗？”
先生说：“都对。程颐先生唯恐人们在感情未发之前追求中正，把中正看作一件事物，就如同我曾经说的把气的安定当作中正平和一般，所以才让学者只在涵养省察上下功夫。延平先生害怕人们一开始找不到下手之处，所以要人时刻观察体会感情未发前的境界，使人全神贯注地去听、去看这个未发前的境界。这就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这都是古人不得已，引导别人做学问的话头罢了。”
【度阴山曰】
程颐让人在涵养省察上下功夫，目的是保持正确的念头，也就是“未发之前”时的正念。要注意的是，这种所谓正念，不能有丝毫目的性，比如你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就想着追求中正之道，那就大错特错。
如果这样，那中正就成了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中正，必须是手段，以这种手段去行动，所行所为就符合中正。
所谓涵养省察即是这个意思。
李侗和程颐略有不同，他让人体会情感未发之前的境界，因为他担心有些人没有这种境界，一旦发出，就成了恶。
但李侗的方法值得商榷，他是用“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戒惧，就是通过外在的力量让人体察本心。
阳明心学不须如此，只是顺其自然。以心管心，不靠外力，这就是慎独。
无论是程颐还是李侗，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在情感“未发之前”谨慎审视，以中正为手段，唯有如此，才能在情感发出去之后符合天理，符合良知。
天理就是中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
先生曰：“在一时一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
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曰：“何者为天理？”
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
曰：“天理何以谓之中？”
曰：“无所偏倚。”
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
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
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曰：“虽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既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译文】
陆澄问：“喜怒哀乐等感情中正平和的状态，要全体皆备，常人固然很难做到。比如遇到一件应当高兴或愤怒的小事，平时没有喜怒之心，等遇到事情也能使感情符合中正的标准，这是否也能算是中正平和呢？”
先生说：“于一时一事上可以说达到了中正平和，然而并未真正实现中道的根本、平和的大道境界。人性都是善的，中和也是人人俱有的，怎么能说没有呢？不过常人的心有所蒙蔽，心之本体虽然时不时地显现，终究断断续续，并非心之全备之体、广大之用。时时刻刻都是中正，就是‘大本’，时时刻刻都是平和，即是‘达道’。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确立中道的根本。”
陆澄说：“我对‘中’字的含义还不甚明白。”
先生说：“这必须从自己的心体上体会出来，不是言语所能说清楚的。‘中’其实就是天理。”
陆澄问：“什么是天理？”
先生说：“摒弃私欲，便能体认天理。”
陆澄说：“天理为什么被称为‘中’呢？”
先生说：“因为天理不偏不倚。”
陆澄说：“没有偏倚是怎样的呢？”
先生说：“就好比是明镜，通体晶莹剔透，无纤尘沾染。”
陆澄说：“偏倚就是有所沾染，如沾染上好色、好名、好利等事，便是有所偏倚；如果感情并未萌发，美色、名利等都未显现，如何知道它是否有所偏倚呢？”
先生说：“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平日里好色、好名、好利的念头并非没有。既然并非没有，那就是有这些念头。既然有这些念头，便不能没有偏倚。比如患疟疾的人，虽然有时病未发作，但病根却没有根除，那么也不能认为他是没有病的人。必须把平日里好色、好利、好名等事一一扫除干净，丝毫不留，而心里纯然都是天理，才可以称之为喜怒哀乐‘未发出来时的中正’，这才是天地间中道的根本。”
【度阴山曰】
这段大论，阐述的问题有三点。
第一，天理的概念。什么是天理？王阳明说，去掉人欲就知道了什么是天理。显然，他把天理和人欲合二为一，不是天理就是人欲，不是人欲就是天理。所以由此可以推论出什么是人欲，失了天理就是人欲。
第二，天理是中，也就是不偏不倚。什么是不偏不倚的状态呢？王阳明给出的答案是——如明镜，通体晶莹剔透，无纤尘沾染。而偏倚就是有所沾染，如沾染上好色、好名、好利等事，便是有所偏倚。一面光明的镜子，应该是这样的：它自己不动，物来则照，毕现万物本来面貌，从不作假。来一头驴，它就照出驴；来一头猪，它就照出猪。倘若它把一头驴照成一头猪，或者照不出驴来，就说明它沾染了尘埃，有所偏倚了。
第三，如何知道天理有所偏倚呢？很多时候，对那些不遇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们善于伪装，所以我们不知他们的真正面目。但只要你抛出一点点利益，他们就会蜂拥而上，以利试人心，无往而不利。正如狗不见骨头，都是好狗，但不见骨头的好狗并不能证明真的是好狗，只要用骨头一试，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好狗了。即是说，若想知一个人，必须以利示之，一切结果都应该在行为上做出判断。为什么会有坏狗，并非是因为那根骨头，而是它心中本来就有骨头，所以一遇骨头，顿现无耻原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天理=去掉人欲=中=不偏不倚；
人欲=去掉天理=不中=偏倚。
我们人心中，要么全是天理，要么全是人欲。
圣人就是博文约礼
问：“‘颜子没而圣学亡’，此语不能无疑。”
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其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见破后如此说。‘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
【译文】
陆澄问：“先生您曾说‘颜渊死后孔子之学便衰亡了’，对此我有疑问。”
先生说：“能够全部领会孔子圣学的，只有颜回一人，这从颜渊‘喟然一叹’便可以看出。他说‘孔子善于循序渐进引导学生，以文教扩充我的学识，以礼仪约束我的行为’，这是他全部领会孔子之学后才能说的话。‘博文’‘约礼’怎么能够善于教导人呢？为学之人必须认真思考。对于道的全体，即便是圣人也很难告诉人，必须是为学之人自己去修行、去体悟。颜回‘想要再向前迈进一步，却又不知怎样着手’，也就是文王‘见到大道却如同没有见到一样渴求’的意思。见到大道而如同未见到一般渴求，才是真正的见到。颜回死后，孔子的学说正宗便无法尽数流传下来。”
【度阴山曰】
孔子弟子多如牛毛，可惜只有一个叫颜回的领悟到孔子所谓的圣人之道。这个圣人之道是，以文教扩充人的学识，以礼仪约束人的行为。简单而言，即是儒家系统里被说烂了的“博文约礼”。
王阳明认为，此句话的确是孔子作为圣人的标准。就好比说，孔子为何是圣人，因为他博文约礼。听起来很简单，但为何只有颜回一人悟到了？
因为颜回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精神：探索、实验，亲身去修行、去体悟。
探索，就是拥有好奇心以及怀疑的精神；实验，则是验证，用自己的身心去验证。拥有了这些基本特质，离圣人就不远了。
另一个人就是周文王，这人在儒家系统里太过于经典，因为他“见到大道却如同没有见到一样渴求”。不是他瞎了，而是觉得大道这种物品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永无止境的。
不停地渴求才会去追求，追求得越深入，就越明白，真正的大道就是要不停地渴求、追求。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渴求，追求，见道，感觉没有见道，渴求、追求，见道，感觉没有见道……
而很多人没有这种博大心态，略摸索出点小技，就以为见到了道，然后手舞足蹈，傲视天下，不思进取，最后，道就从他手中滑掉了。
孔子弟子那么多，只有颜回一人如此，可见，真正的见道没那么容易。虽然中国人说，大道至简，但其实说的是，真大道是简单的，正因为简单所以才容易被人忽略滑落。如果能保证不滑落，那就是真的见道了。
保证不滑落，很难，迄今为止，只有一个方法论：博文约礼，永不停息。
按心学做事的套路——身、心、意、知、物
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为物，是如此否？”
先生曰：“亦是。”
【译文】
陆澄问：“身体的主宰是心，而心的灵动明亮就是知，知的生发作用就是意，意所指向的对象就是物，是这么理解吗？”
先生说：“可以这么说。”
【度阴山曰】
人在做任何事情时，绝对不只是简单地动手动脑动心，而是整个身体全部开动。譬如你吃饭，大多数情况下，你是身体饿了，才要去吃。但你身体并不知道自己饿了，而是你心内的良知告诉你饿了。所以，其实是你心上的良知在指使着你：要去吃饭。这个指使你行为的就是意，是念头。念头着眼在饭上，吃饭就是一物。
身、心、意、知、物全部到齐，吃饭这一行为才能发生。缺少了哪一样，都不成。
一个人身体死亡，人就不存在了，后面的“心意知物”全是虚无。若只有身体，而没有“知”，你就无法判别是非善恶，该吃饭不吃，不该吃饭玩命吃。一旦“知”跑偏，你就是个行尸走肉。
所以，良知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离了它，就等于自我灭亡。但空有良知，而不去真诚地执行良知的命令，也没有用。
良知告诉你，饿了吃饭，这个念头是对的。但你就是不吃，不把念头着眼于吃饭这件事上，吃饭这个“物”也不会发生，这就是把知和行分离了。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心外无物，你不用心将正念付诸行动，这件事（物）就不会发生。
身心意知物，全部到齐，整个流程不能缺少任何一环，事情才可成。
人做事，会成事也会坏事。成事，就是身心意知物全部到齐。坏事，要么在“意”上出了差错，比如坏念头；要么就是没有把“意”发射出去，无法让“物”呈现。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做事就有了套路，按照套路来，任何事都可成。身心意知物，就是套路。
关注当下
“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译文】
“只要时刻存养本心就是学习。过去与将来的事，想它又有何益处？只会迷失本心罢了。”
【度阴山曰】
人受情绪和现实的影响，总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对过去的事，耿耿不忘；对将来的事，疑神疑鬼。
王阳明说，你想那些过去未来的事，有何益处？非但没有益处，而且全是坏处。
每个人都在空间和时间中不停转变，特别是在时间上，由于它的流逝，所以会形成“从前的我”“当下的我”“未来的我”。你想过去事，就是用“从前的我”顶替“当下的我”思考问题；你想未来事，就是用“未来的我”顶替“当下的我”思考问题。
这是一种典型的神经错乱，你没有办法掌控从前的你和未来的你，你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当下的你。
唯一能掌控的却不掌控，无法掌控的却千方百计去掌控。其实，你只有关注好当下、掌控好当下，才能掌控好未来。反之，就是缘木求鱼，注定镜花水月。
如何关注当下，这需要你学习。学习的方式就是时刻存养本心，存养本心就是听凭良知。当下所能掌控的任何事，都以良知为指导，能致良知，这就是圣人了。
因为圣人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能关注和掌控当下。
话语是心的外化
“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
【译文】
“说话颠来倒去，也足以说明心没有得到存养。”
【度阴山曰】
中国古人始终相信：人情不同，其辞各异。比如心中有忤逆之意，言辞就会有惭愧意味，心中疑惑不定，言辞就枝蔓。顺利的人言辞很果断，焦躁不安的人言辞就啰唆，没有操守的人说的话就很不坚定。
说话颠三倒四，既说明其心中疑惑不定，又说明其焦躁不安。对任何事没有判断力就会疑惑，疑惑后就会焦躁。焦躁又导致其内心不静，没有判断力。这是个恶性循环。
如何打破这恶性循环？或者说，如何使自己讲话时不要颠三倒四？这只能在心上下功夫。
存养心，就是要让内心强大，高度自信，时刻训练能使自己在社会上生存下来的技能，内心宁静而不受外部欲望的吸引。人有技能在身，就会高度自信，内心平静，就能快速冷静地观察出事物的本质，找到这一本质，则能迅速解决问题。
“不动心”的两种境界
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
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
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译文】
薛侃问孟子所说的“不动心”与告子所说的“不动心”有何差别。
先生说：“告子的不动心是强行把捉住心，使心不动。孟子的不动心则是通过不断修养德行使心自然不动。”
先生又说：“心的本体原本是不动的。心的本体便是性，性便是理。性原本不动，理也原本不动。不断修养德行，即是复归心的本体。”
【度阴山曰】
王阳明年轻时曾两次落榜，落榜后他无动于衷。有个落榜考生号啕大哭，看到他不哭，就说他不知羞耻。王阳明给出一句经典回答：你以落第为耻，我以落第动心为耻。
直白而言就是，王阳明对落榜这件事不动心。如果能做到对任何事不动心，那就能宁静于内，无敌于外。
但是，不动心有两种境界，一种是告子所谓的“不动心”，一种是王阳明赞同的孟子所谓的“不动心”。
告子的“不动心”，是强行把捉住心，让心不动。我们见到美色，心动了，想干点不符合道德的事，但转念一想，绝对不能这样，心不能动。
乍一看，这种不动心也很好，至少我们有意识地把持住心，没有做坏事。但仔细一想，这种不动心，不是长久之计。你不停地在强行控制自己，虽然没有行动，但心却始终在动，心动了，又没有出口，长期下去，你就会被憋成变态。
孟子和王阳明的不动心就是另外一种神秘境界了，二人觉得，不动心是通过各种修养德行，让心自然不动。
修养德行，只是个理论，方法是什么？
我们如何才能通过修养德行的方法，让此心自然不动呢？
王阳明又说了一套理论：心的本体原本是不动的。心的本体便是性，性便是理。性原本不动，理也原本不动。不断修养德行，即是复归心的本体。
由此可知，此心自然不动，本是天理使然。人心的本体就是自然不动的，我们恢复了心的本体，就大功告成。
王阳明心学讲究心外什么都没有，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在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做到这一点很难。所以，想达到心自然不动的境界很难。
正因为难，我们才需要去修养德行，以良知作为行为坐标，一切都听良知的，尽力做到，凡事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心外无物就是心外无事
“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
【译文】
“心之外没有事物。如果我的心中产生一个孝顺父母的念头，那么孝顺父母便是一件事物。”
【度阴山曰】
作为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心外无物”在《传习录》中出现的频率极高。之前有过对心外无物的解释，后面还有个“岩中花树”的例子，但最简易明晰的解释就是这个：倘若我的心中产生一个孝顺父母的念头，那么，孝顺父母便是一件事物。
反之，如果我心中没有产生孝顺父母的念头，那就没有孝顺父母这件事物。
所以，心外无物，物者，事也，心外无物就是心外无事。你心动了，产生个念头去做某件事，这件事才存在。你没有心动，就没有产生要去做某事的念头，那件事就不可能凭空出现。
心外无物的直接解释就是，心外什么都没有。它给了我们一个积极和一个消极的天启。
积极的天启：做任何事，发心，也就是你的念头，非常重要。念头要绝对正，唯有这样，你所做的事才具备伟大意义。对于伟大之事，人人都会用心去做，一旦用心，天下万事皆可成。反之，不用心或者念头不正，这件事就是无聊的，甚至是恶事，尽量不要做。你若用心，“物”就出现，你若不用心，“物”就不可能出现，这就是心外无物。
消极的天启：心外什么都没有，是一种提醒甚至是警告。人类之所以迷惑痛苦，就是因为把很多不属于你心内的事情拿进了心内，导致了心外什么都有。
你看到别人起高楼、买豪车、睡美女，你就羡慕嫉妒恨，发出“大丈夫当如斯”的感叹，在这种心态下，你会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只为能快速致富。
大千世界，在我们心外的确什么都有，但倘若你心外有物，那你会被活活累死。心外之物永远是别人的，只有你肯用心的东西，才是你的，那才是你的心内之物。
我们对他人的羡慕嫉妒恨，让我们内心波澜四起，无法心安，这就不是我们的心内之物。
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其实是告诉我们，关注那些让你心安的物，而不是让你心生不悦的物。
心外无事，凡是和我的心安相抵触的事，都要把它从心内驱赶出去。
格物的公式
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工夫。”
问格物。
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问：“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曰：“然。”
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
【译文】
先生说：“现在许多学习我的格物之学的人，大多停留在口耳之间，何况那些喜欢空谈学问的人，怎能不如此呢？天理和人欲的分辨，在精微之处必须时刻下功夫，反省体察，时时克制，才能逐渐有所得。就我们现在说话的这点时间，虽然讲的只是天理，却不知心里一瞬间又夹杂了多少的私欲。对于那些偷偷地发生而无法察觉的私欲，虽然下苦功去体察，也不容易发觉，何况仅仅口头上说说，又如何能够全部发现呢？如今空讲天理，却放着它不去遵循，空讲人欲，却放着它不去摒弃，这怎么是格物之学呢？后世的学问，即便做到极致，也不过是个‘不通过积累便想获得成就’的功夫。”
陆澄向先生请教格物。
先生说：“格就是纠正的意思。格物就是使那些不正的念头复归于正。”
陆澄问：“‘知止’是否就是明白至善只在自己心中，并不在外面，然后志向就能够确定了？”
先生说：“是的。”
陆澄问：“格物是否是在动的时候下功夫？”
先生说：“格物不分动静，静处时也有事物。孟子说‘必有事焉’，意思是在动和静的时候都要与事物相处。”
【度阴山曰】
阳明心学所说的格物，格是正，物是事，格物就是在事情上正念头。
向外延伸就是，格物=存天理去人欲=为善去恶=行动=在每一件事上都正念头。不是说，你只在一件事上正了念头，做了一件好事，就是格物了。
格物不分场合、不分动静，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格物。
中国传统哲学的动静，并非是我们认为的客观性的动静——动就是行动，静就是安静。中国传统哲学的动静犹如一只雄鹰：翱翔时是动，但它翱翔时，翅膀不动，这也是静；它静立悬崖时，一动不动，但浑身上下都在盯着猎物，一旦条件成熟，它就会快如闪电般扑出去。
动和静是自动自发产生的，不动就是静，不静就是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你说一件事物是动的时候，它肯定静过，否则，你就不可能称它为动；当你说一件事物是静的时候，它肯定动过，否则，你也不能称它为静。
为什么王阳明说，格物只需要在事情上正念头就可以了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是具足的，这也是他龙场悟道得出的“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何为吾性自足？第一，我们的人心是圆满的，无论是人性还是七情六欲都符合天理，所以，我们在心中就能通过对人性的把握和对情欲的调和，使自己达到圣人境界；第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良知，它能判定是非善恶，只要依良知而行，何必向心外求取？
王阳明龙场悟道得出的“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应该是“吾心自足，不假外求”。心分两部分，性和情，王阳明说心即理，即是性和情都符合天理，所以不仅仅是“吾性自足”，吾情也自足。
诚意：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念头
“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
【译文】
“做功夫的困难之处，全都在格物致知上。这就是如何‘诚意’的问题了。意念如果真诚，那么心也差不多能够摆得正，修身也就水到渠成了。不过‘正心’和‘修身’的功夫也各自有着力点，‘修身’是就已经发出来的情感而言，‘正心’是就还未发出来的情感而言。心摆得端正，那么未发的情感就能够中正；身得以修养，那么已发情感就可以平和。”
【度阴山曰】
格物致知的关键点就是诚意。所谓诚意，就是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念头，做到这一点，后面的正心、修身就没有问题了。做不到诚意，后面的一切都玩完。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诚意。譬如你要去西天，意就是念头，诚意就是把去西天这个念头坚定下来，无论遇到多大挫折，都要有必须到达的信念。但这还不够。你要去西天，但你知道路吗？去哪里乘车、去哪里坐船、带多少粮食、携多少水，这都需要你准备。
你如何准备呢？
就是要用心，全盘考虑，制订周密的计划，然后才能上路。否则，只凭有个坚定抵达西天的意志，就奋不顾身地上路了，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会圆满。
所以，“诚意”是既要树立信念，又要为这信念做充足的准备，缺了哪一样，都不是诚意。
阳明心学是行动哲学，没有了行动，一切都是虚无。所以无论是格物、诚意，还是正心，最终都要把事情呈现出来。凡是不呈现出来的，就是佛老，凡能呈现出来的才是阳明心学。
明明德和亲民，才是知行合一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译文】
“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只是‘明明德’的具体展开而已。虽然说‘亲民’，其实也是‘明明德’的分内事。‘明德’就是内在的德行，就是仁。有仁德的人将天地万物视作为一个整体，只要有一物不得其所，便是仁德还不完备。”
“只谈‘明明德’而不谈‘亲民’，就和佛、道两家的思想接近了。”
【度阴山曰】
阳明心学的“明德”就是良知，“明明德”就是致良知，之前的“格物”到“平天下”都只是致良知的具体展开。
但只谈致良知，不谈亲民，只有美德，却不能把美德呈现到事物上去，那就不是明明德。
朱熹虽然也把明明德和亲民并提，认为它们同样重要，但还是看作两件事，而王阳明将明明德和亲民合二为一，亲民是明明德的实效。没有了明明德的亲民，就不是亲民，只是一种形式，没有了亲民的明明德就是佛老。
阳明心学，把所有看似没有关系，甚至是水火不容的两样事物全部合一，心理合一、知行合一、天理人欲合一、明明德亲民合一。他只是告诉人们，一切问题，破开复杂形式和缠绕于上面的各种迷雾，都只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心的问题，就是知行合一的问题。
心搞明白了，真心实意地致良知，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如何做到精准地格物
“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译文】
“至善是天性使然。天性原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所以才叫至善。止于至善，就是复归于本来的天性而已。”
陆澄问：“明白至善是人的本性，而本性就包含在人的心中。人的本心即是至善的所在，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去外面探求至善，这样意志才能确定。意志确定之后就可以不受干扰、内心平静，内心平静就不会心念妄动、就会感到心安，心安就能够一心一意只关注至善。思来想去，都是要探求这个至善，这样便是‘能虑而得’了。这样理解可以吗？”
先生说：“大体上不错。”
【度阴山曰】
王阳明心学的“格物”，是在事情上正念头。但为什么很多人都做不到呢？有时候明明念头是对的，却不肯去按这念头行动；有时候念头根本就正不过来，反而成了坏念头。
确切地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精准地“格物”呢？
要做到精准地“格物”，就要明白格物前的四字诀：止、定、静、安。
这四字诀来自《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所谓知止，即是知道人生所追求的一切，都止于我们内心。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个良知，听心上良知的命令，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去外求。
知道了止后，你心中就有定见：不需要去外求，只关注自己的心，听本心的，而且要明白，本心无所不能。如此一来，你就有了高度自信，志向和意志全部确立了。这就是定。
志向和意志确立了，又有了高度自信，你就会不受外界干扰，内心平静。这就是静。
静之后，就会感到心安。心安之后，你会发现心安的原因是我们在关注内心的良知，你更会发现，一切按照良知来，就能在考虑和做任何事情时都心想事成，就是能虑能得了。
止、定、静、安、虑、得。
而“虑”和“得”就是格物的方法和结果，能虑必能得，格物必精准。
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其实悟到的就是格物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心内求。但如何能做到精准地格物？就是需要我们明白（知止）：良知乃吾师，听凭良知就是立志，就是高度自信（定），感悟到这一点，你就不会胡思乱想，能静下来（静），听良知的声音，听良知后，你的心就会安（安），然后你再格物（虑），就必能得。
王门四规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归根结底，就是要你止、定、静、安，为精准地格物做充足的准备。
博爱，不靠谱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译文】
陆澄问：“程颢先生说：‘有仁德的人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为何墨子的兼爱之说，反而不能认为是仁德呢？”
先生说：“这很难说清楚，诸位必须自己体会才能明白。仁德是造化万物、生生不息的天理，虽然弥散流动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然而它的流动变化、作用发生，也都是逐渐发生的过程，因此才能够生生不息。好比冬至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出来，阳气慢慢积聚才会旺盛，如果没有一开始阳气的发生，哪里来后面旺盛的阳气呢？阴气的变化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因为仁德的作用是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有一个发端之处；正因其有个发端之处，所以才能生出万物；正因其能生出万物，所以才能不停不歇。例如树木，一开始发芽，就是树木生生之意的发端之处；发芽后长出树干，继而长出树枝、树叶，才得以生生不息。如果没有发芽，何来的树枝、树叶？而树木之所以能够发芽，是因为下面有一个树根。有树根才能够生，没有树根就会枯死。没有树根如何发芽呢？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便是人心中生生之意的发端之处。就像树木发芽一样，从孝悌之情开始，渐渐能发展成仁民和爱物的感情，就好比是树木长出树干、树枝和树叶。墨子的兼爱之说提倡没有差别的感情，将自己的父亲兄弟视作与路人相同，这就没有了发端之处。无法发芽，就知道墨子的兼爱是没有根的感情，便无法生生不息，这样怎能称其为仁德呢？孝悌之情是仁德的根本，而仁德正是从孝悌之情中生发出来。”
【度阴山曰】
有一个特别无聊却极能引人深思的问题：当你老婆和你老妈同时落水，你先解救谁？
有人的答案是，救最近的那个。
为什么？因为情境来得太快，你根本无暇考虑，只能凭借良知的判定做出那个正确的举动。
但是，当你老妈和一个陌生人同时落水，你先救谁？
如果有人的答案还是救最近的那个，无论最近的那个是不是你老妈，那只能证明，此人要么在起哄，要么就是白痴。
中国古代，有个“赵氏孤儿”的故事，说的是，有人为了解救他人的儿子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被传诵至今，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都在称赞牺牲自己儿子的那个人是义士。
王阳明说，仁是爱人，但有个发端处，也就是说，爱别人也是分等级的，我们最先爱的应该是自己和亲人，而不是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和亲人都不爱，你怎么敢指望他爱其他人？
墨子说，要无差别地爱所有人。这就是没有根的爱，它无法生息，因为不符合人性。仁是从孝悌之情中生发出来的，不是从众生中生发出来的。
要想博爱，第一要务就是爱自己和身边的亲人，从此慢慢铺展出去，渐渐去爱别人。倘若有人大言不惭地说，他能爱一切人，那一定要小心他。
这种人，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博爱不靠谱，圣人虽把天地万物当成一体，但在这一体中也有个轻重。当你在手指和脑袋中只能选择留下一样时，没有人会选择留手指而砍脑袋，这就是轻重。
搞不清轻重缓急，就不是良知，更不是博爱，只能是傻或者别有用心。
佛家是否有私心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是未当理。”
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译文】
陆澄问：“延平先生说：‘合乎天理而没有私心。’合乎天理与没有私心如何区别？”
先生说：“心就是天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乎天理，不合乎天理就是有私心。如果将心和理分开来说，恐怕不太好。”
陆澄接着问：“佛家对于世间一切情欲私心都不沾染，似乎没有私心。但将一切外在的人伦关系全都抛弃，却也不合乎天理。”
先生说：“佛家和世人都是一回事，都只是要成就自己的一己私心而已。”
【度阴山曰】
在中国古代的四川，有一个传说，有一种蛊，作用就是让情侣永生永世不得见面。下蛊后，男的白天是人，晚上就成了蝙蝠；女的白天是石像，晚上是人。
这对情侣就是天理和私心，二者永不可能相见。要么是天理，要么就是私心。
按朱熹的解释，天理在天地未开时就已存在。但朱熹一系，乃至中国古代哲学家们都无法解释——你凭什么知道天理在天地未开时就存在？确切地说，这种说法没有一个终极解释，即使有，也是似是而非。
其实，朱熹这样解释天理，很可疑。生命可贵，不能乱伤人，这就是天理。但你问，凭什么说生命是可贵的？有什么终极依据和解释吗？
对方肯定回答不出来，因为它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又把它当成天经地义的天理，让人类遵守的。
这类似于画地为牢和作茧自缚。
天理是什么？王阳明认为，它就是我们人类为人处世时所依凭的一个心安的坐标系。为人处世，心安就是天理，心不安就不是天理。
所以他一直强调：心即理。就是说，所有的天理和道理都在我们每个人类的心里，而不在心外，因为所有天理、道理都是我们人类自己用心创造的，而不是外星人和神仙提前创造好的。
失了天理就是私心，就是人欲。其表现特征就是心的安与不安。你追逐私欲太频太多，就会感到心不安。
那么你不追逐，比如出家当和尚，是不是天理呢？
王阳明的回答：不是。和尚把人之为人的对家庭、社会的责任都抛弃，只为了自己成佛，这是最大的私心，丧尽天理。
人生在世，必须有个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就是社会，你在这个坐标系上必须有位置，也就是承担各种社会责任。逃避，没有担当，跑进深山古寺一心想成佛，看似是信仰，其实是懦弱无能的胆小鬼，私心最重的，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