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飞机、火车、导游手册、青年旅舍、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时代，旅行绝对是一桩费力费钱的事。从法国到意大利，你必须出一笔钱雇驿车，在城市之间往来，你得不停地更换坐骑；哪怕你行前做足了功课，一旦出发，若是没有当地的向导，你还是无法搞清自己来到的、途经的是哪一个小邦国里的哪一个城镇。四百一十年前，旅行是属于蒙田这样的人的特权：有车有房，有钱有闲，年近六旬，仕途基本画上了句号，积累的名望足够让他在其他国家“找到组织”——搭识各种同属上流社会的驴友。人们一般把文艺复兴的下限划在年左右，也就是在那期间，蒙田彪炳史册的《随笔》写作告一段落，已写的部分交给了出版社。世人公认，是蒙田把“essai”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文体，但他本人基于骨子里的谦逊低调，当年并未有如此意识，所以，他都等不及这本书出版就匆匆出远门，以纾缓多年的案牍劳神了。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自我怀疑的写照；在罗马法复兴的大背景下，他都不敢确信自己这些羼杂了大量拉丁引文——都是他自幼接受精英教育所获——的论说文字足以吸引读者，俘获他们的心。这个多虑的老家伙，即便在月日踏上旅途之后，都不晓得出于什么缘故，把记下沿途所见所闻的任务交给了一位不知名的秘书。
《蒙田意大利之旅》的前一百来页都是由这位秘书代笔的。他很负责任，从文本来看，与其说他小心翼翼、没有遗漏什么重要的东西，不如说他谨慎地不添加任何不该加的评价，比如，他详细记录下当地政教人物的作为及其后果，而只是简单提一提主人的反应。这与蒙田克制的随笔文风十分一致。让人眼红的是，整本游记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斟酌开销的地方，可以看出蒙田一行人根本无须费心于此：他不带妻女，带了一个弟弟（马特科隆领主）和一班随从；他出发时有个埃斯蒂萨克结伴随行，这位埃先生随身又带了五个人和一头骡子，两拨人一同组成了一个旅行团。就以旅途晚期在拉维拉的情况为例，蒙田一行人都能住得起当地一位领主的宫殿，“他们至少可以提供我看中的四间一套的寓所，要是我需要也可以拿下全幢。”住下之后，前来拜见他的都是来自意大利的贵族，有的是当地的，有的是恰好住在一处慕名而来的，所谓物以类聚，大抵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