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记得的冷战结束的标志，是连续两周、每周两次去机房看录像，看一个时政教育片，名字大概是“苏东剧变始末”。
可当时，我还远远没到能分清冷战黑白灰的年龄，只记得一个寸的彩色电视机吊在天花板上，四十多人度角仰望了一节课，把女生们都望到喉结前突。及至读中学，学到世界史时，我还被老师的情绪所感染，闻美国衰则喜，闻苏联衰则悲，跟《东坡集》里记录里巷小儿聚听三国时的反应很有几分相似。在一个男人成长并完善的知识世界里，阴暗的政治和历史往事，本国的、别国的、海峡两岸的，哪怕只是一点常识，如果最终没能取得方寸之地，他怕是很难在成人之后拥有几分可当大任的气度。
我这不是偏见，我的确对那一类庞大的是非特别在意，也对它们如何修改、细化我自己的心智记忆犹新，对它们的迷糊和清醒，曾让我在有意无意的乡愿和一时兴起的愤青之间徘徊跌宕。
距离最后一次“闻苏联衰而悲”大约又过去了三年，我读了安·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我第一次读这么厚的书，也是第一次，对俄罗斯人名的长度有了恶狠狠的领教。萨沙·潘克拉托夫——希望我没有记错他的名字——清明隽永的个性吸引了我，他在西伯利亚流放了那么久而不疯，仿佛有意与陷害他的人与组织比试寿命，而他那位白发的母亲也活过了三十万字的小说。从雷巴科夫这里，我体会到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一个人莫名所谓地就进入了一种等待雪冤的状态，且一等就是十年，这样严重的事如果不是虚构，该多么可怕。
我读俄苏的书不多，但几乎每一本都有遭禁又解冻的曲折戏码。《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日瓦戈医生》，以及最近读的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都是如此。《索菲娅》的作者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发表于年的回忆文章《被作协开除记》中说，她不想责备女主人公，“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没有能力概括所见到的和所感受到的……因为对普通人的脑子来说，所发生的荒谬绝伦的一切都被有计划地美化了。他们如何分辨美化过的荒谬？”可能真是这样的。这本小说年写成，过了二十余年作者才拿到确认可以发表后出版社预支的一部分稿费，但最后第一版还是在西方（法国）先面世。这又过去多少年，在利季娅从未到过也再也到不了的一个地方，一个读者为女公民索菲娅竟然分辨不出如此昭彰的荒谬绝伦而恼愤。
一些苏联人，的的确确是通过把自己认同为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计划的一部分，来获得对自我的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