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滨
1951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一周年之际，大学总务处最高苏联顾问库德里亚夫采夫（Kudriavtsev）对苏联专家的作用作了总结。考虑到学校在第一年里就有几千名干部从专科速成班毕业，库德里亚夫采夫自豪地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人大的干部将在中国各地的工作单位中作出他们的贡献。库德里亚夫采夫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此的远见，然后他直接指出了苏联知识的作用：“你们成功的秘密是你们有力地采用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做事方式”，“你们的成功还缘于你们将苏联经验与中国经验频繁和持续地结合，这将会把你们从最低层发展到最高层的进程缩短”。当苏联专家参与到中国向现代化跃进的斗争中时，他们会利用苏联革命工业化中的经验：“我们苏联顾问不觉得我们是客人或旁观者，而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愿意将我们在34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全都贡献出来。”[156]库德里亚夫采夫以雄辩的语句表达了在斯大林统治末期和毛泽东领导国家初期似乎激励着人大苏联专家的使命感。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在中苏合作的这些年，跟整个中国一样，不是完全顺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社会处在他们革命改造极为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对双方政权来说都是转折时期。在1950～1953年的几年中，人大的中国老师和学生以最快速度全力以赴吸取新的苏联知识。这常常意味着对这些知识相对片面且不加批判的态度。斯大林的去世对苏联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53年以前，人大的苏联老师看起来就像毫无怨言的超人，而1953年后他们则更愿意对工作条件进行抱怨。对他们来说，1953年后中国对新的苏联知识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到1956年和1957年，中国人则开始排斥这些知识的某些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老师，苏联专家佩里克尔·彼得罗维奇·约尼季（Perikl Petrovich Ionidi）认为，这些批判到1957年春百花齐放运动时期就公开化了。苏联大使馆的插手以及对苏联专家的公开批判说明，1950～1957年间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1950～1953年中国人拼命迎合苏联人，而1957年春他们的角色却颠倒了：苏联人竭尽全力来安抚敏感的中国人。
本文将从人民大学中国人与苏联人工作关系的角度探索中苏关系在基层发生变化的脉络及其本质。笔者认为，人大所表现的中苏关系的变化被两个进程所推动：第一，每个国家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例如斯大林死后苏联的“解冻”和中国高层对苏联更多的怀疑态度；第二，中国“周期性”地从西方有所借鉴之惯例，也就是，先是全盘引进阶段，接下来或是更多怀疑，或是有选择地排斥。[157]我们将看到二者在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中苏关系变化中都起了作用。
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
在1950年代，大约11000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以飞快速度建设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努力。[158]高等教育是在那时受苏联影响特别大的一个领域。高教部的苏联专家对于5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学府的苏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一直在高教部工作到1959年。除了这些高层的苏联顾问，中国在50年代还为高等学府聘请了数百位苏联教师。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159]
中国人民大学是刘少奇的智力产儿。刘少奇是一位正统的苏联培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是中共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1949年夏天访问莫斯科，除其他事项外，他还建议在苏联建立一所与20年代“中国劳动大学相似的”学校，以培养管理一个苏式的政府和经济的中国干部。斯大林拒绝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大学，但同意派苏联教师去中国创建。刘建议苏联派遣200多名苏联专家，这一数字最终削减到约50人。中国人民大学在1950年10月正式开学，刘少奇号召大学要带头将“先进的苏联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实践中。[160]
人民大学对高等院校苏联专家的聘请起了先锋作用。苏联顾问菲利波夫在1950年报告说，北京高等院校49位苏联教师中有37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61]事实上，这里的苏联专家是当时中国所有教育机构中人数最多的。[162]从1949年到1957年总计有70～80位苏联教师在人大这个新型苏式大学的各院系任教。原计划派出50位苏联教师的团队来创建新型苏式大学，最初三年苏联专家的实际数字稍微低于这个计划指标：1950～1951年有41位；1951～1952年有48位，这也是团队人数最接近于满额的一年；1952～1953年有42位。很多苏联教师在1953年夏回国了，1953～1954学年中只剩下21位。接下来的几年中，苏联专家的数目逐年下降，到1956～1957年仅仅剩下7位，这也是苏联专家在人大任教的最后一学年。[163]
为了理解苏联专家所起的作用，就必须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在建校之时的学术结构。最初由苏联顾问在1949～1950年冬拟定了大学计划，包括8个核心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法律系、外交系和俄文系。这些系都有中国的主任和副主任，还有党委会。然而，大学里绝大多数的学术工作是在系下面的41个教学研究室（简称教研室）进行的。这种对西方来说很陌生的学术结构是源自苏联的系（факультет）及其下属教研室（кафедра）的结构，人大副校长成仿吾将кафедра译成教研室。[164]中国教学研究室与苏联的кафедра一样，是围绕某一领域中的具体课程或课程组所组织起来的，正如其名所示，它是某一特定领域教学与研究的基本学术单位。此系统的教学人员以他们的教研室（而不是系）来划定身份，这说明了苏联系统中有些更精细的专业化倾向。教研室是苏式的学术结构，1950年在人大首次被译成中文，至今在中国教育界还广泛使用。[165]
1950年秋，人大有41个教研室。其中8个教研室是非系属的，也就是说，他们直属于教务处。一些教研室所授课程是所有的系或多数系学生的必修课，因此被视为人大核心课程的一部分。这些教研室是：马列基础、政治经济、中国革命史、俄文、体育、教学法、汉语和数学。
除了几个例外，1950～1951年苏联专家被分配到人大各系和各重点必修课。人数最多的一组苏联教师在俄文系，有11人，其中很多是在1949年秋提前到达的哈尔滨人。[166]讲授新的斯大林化经济学的系拥有最多的苏联专家，财政信用系以6位专家占第一位，其中财政管理教研室2位，会计教研室2位。工厂管理系以有3位专家而自豪，合作系和贸易系各有2位专家。除此之外，法律系的专家较多，有4人苏联专家组，外交系只有1位。但是在全校范围内有着最大影响力的苏联专家是那些必修课专家：马列基础有4人苏联专家组（到1951年春增加到6人），政治经济有2人（到1951年春增加到3人）。完全由中国人指导的必修课是中国革命史和体育。[167]
人大早期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六大军区退役的中共干部，夹杂一些“接受政治思想再训练者”。当时，在文化程度（初中或大学教育）相对高一些的年轻干部和那些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干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就使得人大培养中共干部掌握新的苏联知识之任务相当复杂。[168]
头几年，中国人民大学着重于训练干部斯大林化的经济管理专长以及思想意识形态。但是1953年以后，经济管理训练变成次要的了，因为这时在高教部指导下，人大接受了对苏化的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理论教师的培训——以及与政府各部紧密相连的某些功能性行政管理专业的全部领导。地方的高教学府都依赖人大特别是人大训练出的教师，依靠苏联方式改造中国高等教育及其学术领域。[169]苏联专家在1950年到1957年服务于人大的整个期间对这一工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对苏联专家：扁担三，三扁担
1950～1953年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内部报告显示，人大对苏联专家一直采取极为迁就的政策。1952年11月11日的《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工作报告》，描述了专家在创建人大中所作的贡献，特别强调了专家在培养大批骨干教员中的作用。在报告的“问题”部分，人大的困难都不归因于专家，而是归因于那些“采取傲慢态度”不愿向苏联教师学习的中国人，归因于中国人没有努力让苏联专家熟悉中国情况，归因于中国翻译的工作缺陷。[170]因此，在各种情况下，处理好关系的责任似乎都在中方，而苏联专家是“完美无瑕”的。
事实上，根据被采访者的记忆，这是早期（直到斯大林逝世）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明确政策。被采访者用了一个当时常常重复的警句来总结“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的政策：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其意思是说，无论你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否合理，受到批评或处罚的都应该是你。因此，任何大胆挑战苏联专家的人，不管对错，都会受到惩罚。这是直到斯大林去世为止对苏联专家的明确政策。[171]
1952年12月的一个补充报告更具体地谈到苏联专家的问题。补充报告的目的是证明：“在两三年内……（人大）已经彻底研究了苏联高等教育系统和方法”，培养出500多名教师，这就表明苏联专家已经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从表面上看，问题仍然出在中方：“……两年多来，也发生过一些小的问题。这主要是我们的个别教员和研究生妄自尊大，对专家不礼貌，或者是某些领导同志工作方式欠妥，或工作疲塌，不按计划完成任务，引起专家的不满。”但在某种情况下专家本身可能也有部分责任，在这里，人大建议要进行耐心的说服：“有些苏联同志个性很强，遇到问题在他们认为没有理论上的根据时，往往坚持自己的意见，很难协商。这时最好不要继续争论下去，而给他们一个熟悉情况的时间，然后再设法解决，否则既无结果，又会影响团结。”[172]
总的看来，这些1952年底的文件表明了对苏联专家非常迁就的官方态度，这是斯大林去世前中苏合作时期的典型态度。
为了调解关系，校方还会责怪中方译员有时“捉弄”专家，故意不译或错译，导致误解使专家恼怒。中方把调解人大苏联专家与中方人员关系的责任推给译员，成为作为语言交流主渠道的译员的职业危险。在中国人向苏联专家提出不礼貌的问题，即“质问”专家的情况下，人大行政管理处指示译员不要翻译这些问题。在苏联专家使用侮辱性语言的情况下，译员同样被指示不要翻译。然而，在译员拒绝翻译或没有准确翻译的情况下，他们会被双方指责为“捉弄人”。[173]人大的行政管理处使这些作为中苏语言交流中介者的译员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虽然1952年11月11日的这份文件强调了中国人应该不遗余力地与苏联人合作，但其中一部分很清楚地用同样的语调表明，对于中国人来说，苏联人是如何地难以理解，难以和睦相处。中国人注意到苏联专家在处理工作时极端严肃：“可见苏联同志的社会主义竞争的精神很足，在一定的时候肯定他所在的单位的工作成绩，那是他最大的愉快，更能发动他的积极性。同时，他们对待批评也很严肃，如果对他们有什么批评，那他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工作的缺点弥补起来，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提意见是要特别审慎。”中国人还注意到了他们严格坚持“逐句逐字”执行计划：“如果我们制定了计划，那么不论大小工作都必须按计划完成（有特殊原因当然可以改变）。因此就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见性，订计划要慎重，既定出就必须严格执行。苏联同志最头疼的是我们的变化过多，工作拖拉。”[174]
表面看似是称赞苏联专家的勤奋和工作纪律的严格，但似乎常常带有愤怒的口气，正如上文所引，据说“不管工作相对来说重要与否”，苏联专家都要求执行所有的计划细目。尽管如此，1950～1953年期间在人大的中国人还是被指示要谦逊地与苏联专家共事，要避免一切冲突。
中方的政策变化与工作中的摩擦
到1954年，高教部已经开始调整对苏联专家的政策，要求恢复与专家关系的平衡，既不否决专家建议（被批判为“保守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态度），也不过分依赖它（这个时期的“依赖”很快就被称为“教条主义”了）。[175]具体地说，高教部此时要求聘请苏联专家的大学证明他们在有效地使用这些专家。[176]因此，人大行政管理处开始要求教研室汇报苏联专家学术活动的详细情况，然后一年两次写成报告提交高教部。1955～1956学年和1956～1957学年期间，这种对苏联专家的工作带有批判性的方法在继续并激化，最终发展为对在某些政治思想敏感区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产生怀疑。
1954～1955年的文件表明了人大对苏联专家态度的许多变化。到1954年5月，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半学/半教”时期——这意味着相当机械地努力理解然后再传授这些材料而没有时间考虑中国实情，已经宣告结束。对苏联专家的依赖，人大行政管理处说，应该逐渐减少，聘请的专家只教政治教师培训班的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学习的新课程。[177]1954～1955年在与高教部互通信息后，人大确定了这个新政策，即将来只有在某些专门领域才需要专家，而且只是短期的。[178]其计划是尽快用经过培训有资格的中国教师替代苏联教授。[179]与此同时，更多的中方对苏联专家的坦率批评是允许的，这是斯大林去世后对苏联知识开始抱有歧视态度的总趋势的一方面。后斯大林时代，恰恰在中国人改变之时，苏联专家自身也在改变。
对有些专家的评定是完全正面的，例如对档案专家谢列兹涅夫（Selez-nev, 1952～1955）的评定，赞扬他靠一人之力在人大设立了这门课程，系里说他的消极面微不足道。[180]法律系犯罪学教研室赞扬苏联专家柯尔金（1954～1956）的犯罪学课很生动，很受欢迎，说他留下的有关这一课题的24个讲座非常宝贵，还赞扬他尽力将中国材料融入他的教学（如使用北京和天津的真实案例）中。[181]对工业经济专家伯格达诺维奇（Bogdanovich, 1952～1955）的评定写道，他讲课要胜于教研室前两位专家沃尔科夫（Volkov, 1950～1951）和费拉托夫（Filatov, 1951～1952），在伯格达诺维奇在职期间，教学质量逐年提高。[182]
不过，负面评价变得越来越普遍。在1955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俄文系声称苏联的俄文教师比往年差，不愿像以往那样努力工作，“以前专家从未这样做过”。[183]1950～1953年期间的苏联专家被公开歌颂为自我牺牲的工作和奋斗楷模，而1954～1955年的内部评定显示了苏联专家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愿意努力并毫无怨言地工作。1954年5月的一份报告记载道：一些专家借口健康状况不佳，反对加大工作量，他们抱怨“工作太多了。人不是机器。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184]
与苏联专家摩擦的增大涉及几个基本问题：（1）繁重的工作；（2）专家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方式有异议；（3）交流的失败，有些是缘于提供给专家的信息越来越少；（4）专家对中国的了解欠缺，导致在一些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发生异议；（5）思想意识形态分歧更大，在1956～1957年开始变得尖锐。如果我们相信1954～1955年关于人大苏联专家的内部报告，那么苏联专家再也不是1950～1953年期间那样的毫无怨言的超人了。现在一些苏联专家在强烈地抱怨中方总是要求他们教授更多的课程，写出更多的教案。一些人大行政人员对此表示同情：“苏联专家每周需要30～40小时准备他的课，周日也不能充分休息，因为他要忙着备课。这就已经很辛苦了，但我们还要求专家花很多精力指导科学研究工作，准备并作专业报告，这些工作专家还未能顾及，因为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作出这种要求时，我们仅仅注意了对专家的使用，而没有考虑到专家总的工作负担的程度。”[185]
看来至少有一些在系一级和教研室一级的管理者觉得对苏联专家的要求太多了。但是这一情况仍然继续存在，来自校级领导的压力，以及进而来自于高教部的压力继续命令要最大限度地使用苏联专家。
从延安的平均主义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有个传统，即让学生参与对他们讲师的评定，它的形式基本上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小组会一样。另一方面，官僚化的斯大林式学术文化基本上是尊崇权力主义和等级制度的。在这里，中国人和苏联人缺少共同立场。在1955年7月对工业经济专家伯格达诺维奇的工作评定中，中国教研室行政人员报告说，伯格达诺维奇对学生在他们自己组织的评定会上公开批判教员的做法有所抱怨，认为应该由系主任通过听教员的课来对教员加以评定，这是在主张苏联人所强调的学术等级感。[186]
交流的失败可能是造成苏联专家和他们的中国主人之间发生争端的最常见原因。前述苏联档案专家在1954年抱怨说，中方没能提前告诉他要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会议。[187]1954～1955学年期间，统计学系想让苏联专家做一个关于苏联统计学研究的讲座，但专家误解了中国翻译：他以为中方想让他“改变自己的看法”。[188]这些1954～1955年的例子可能是相当幼稚的错误传达，但到1956年末，有证据表明提供给苏联专家的信息正被小心地控制。在1956年末，马列基础的苏联专家对不让他们参与中国研究生的考试表示了不满。[189]
可能在人大中国人眼中最具毁灭性的是他们看到了苏联专家没有了解中国实践却坚持苏联观点的许多事例。他们冒犯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独立感，这可能是后来中国攻击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一个因素。
在报告和评定中，人大的中国行政人员称苏联专家对中国了解甚少或没有了解，有时要求向苏联专家提供翻译成俄文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极为罕见。据1955年6月的一份报告，苏联马列专家巴甫洛夫（Pavlov）作了两个不正确的断言，即中国在1949年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意识。教研室行政人员在他们的报告中建议以后要给每位苏联专家指派一位博学的中国教员来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行政人员进一步指出“这将会激励我们独立工作的愿望，而非依赖于他人”。[190]第二年，系行政人员还指出马列专家贝斯特雷赫对中国缺乏了解。[191]
大量证据表明，很多苏联专家本人也知道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而且，尽管整天叫喊必须“将先进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华丽辞藻，但是专家们烦恼的是，人大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获取苏联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口号中经常提到的“中国实践”。1954～1955年中，苏联专家组齐声抱怨他们的教研室没能就中国实践作相关研究，没能将此前涉及苏联和中国的完全独立的课程结合起来，没能设立新的基于中国的学习课程。这些责任被含蓄地归咎于中方，是中方没能给苏联专家提供译成俄文的信息，专家需要“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而帮助提供新的基于中国国情的教学材料和学习课程。
1954年至1956年，许多苏联专家重复了这样的批评。1954年12月，苏联档案专家谢列兹涅夫建议聘请一位中国人教授中国档案史，但是教研室报告说这会有困难。[192]同月，比尔曼（Birman）抱怨说财政课的教学完全是基于苏联的情况，需要加入中国的内容。[193]比尔曼在1955年6月苏联专家讨论会上重复了他的批评，这说明这几个月中在这一点上很少或者没有进步。[194]然而在1955～1956学年中，据报告称，比尔曼终于废除了分别讲授苏联财经课和中国财经课的做法，将二者融合在一起。[195]
讲授苏联课程的同时讲授中国法律和中国统计学，看来是达到将苏联理论与中国实践更彻底结合的最初一步，但几位法律学和统计学苏联专家抱怨说，在这方面没有进一步发展，似乎只要在这些系里开设包括任何中国内容的课程就算是有成就了。其他苏联专家也抱怨讲课中多数是苏联的例证，对中国内容相对较为忽视。在1954～1955学年末的一个苏联专家意见调查会上，一位苏联法律专家报告说，在国际关系系，外交和国际法律课程几乎完全以苏联例证为基础。[196]1955年7月对伯格达诺维奇的评估报告说，他已经催促多使用中国例证而少一些苏联例证。[197]法律专家瓦利赫米托夫催促开设一门以中国情况为基础的法律课程。[198]农业经济专家杜宾诺夫（Dubinov）报告说，他已催促本系资料中心收集更多的中国资料，但中心对这一建议一直行动缓慢。[199]
为什么苏联专家抱怨这些年在他们的学习课程中缺少中国内容？首先，苏联专家大胆地将这一问题说出来，大概是因为中方请他们这么做了（因此有年终意见会）；第二，作为学者，他们的确感到有愿望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并将这些知识加入他们的教学和著作中去。例如，许多专家在中国积极进行了与他们研究领域相关的考察，回到苏联后出版了他们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著作。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希望获取更多的中方资料运用到他们的教学和著作中去。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急于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任务交到外人手中。
虽然人大在这些年中反复告诉高教部，人大的苏联专家将被逐步淘汰，但学校还是继续要求在某些领域聘请专家，他们对缺乏令人满意的答复有所抱怨，并在聘请何种专家问题上拒绝了高教部的一些建议。到50年代中期，学校有了新的农业经济学课程，因此在此领域继续要求聘请苏联专家。学校想聘请一位报纸新闻学领域的苏联专家，但令学校不满的是，结果却来了一位苏联出版史的专家。[200]19世纪马列主义思想的苏联专家仍然非常需要，马列主义教研室请专家作关于19世纪马列主义的专门讲座，并指定时间是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掌权之前的这一段。[201]1955～1956学年末，哲学系想要一位新的苏联专家继续培训研究生和教员，并详细说明要聘请一位逻辑学专家。
因此，人大1956～1957学年在专门领域继续要求聘请专家，这也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整体聘请情况相似，即1956年以后，只应在高度专门化和尖端的领域聘请苏联专家。[202]1957～1959年中，高教部通知人大能派去两名苏联专家，哲学一名，政治经济学一名。[203]学校答复说政治经济专家就不需要了，但是人大需要一位经济理论史专家。[204]这是“大跃进”前夕人大对斯大林态度的一个有趣的说法。政治经济意味着斯大林式五年计划的说法，这在人大从1950年开始就由专家讲授，如扎明（Zhamin）和国家经济计划学的布列耶夫（Breev）。但是，到1957年2月，人大的管理人员有可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转移，斯大林的经济学在中国已经不受欢迎。因此，随着“斯大林的经济科学”的被抛弃，经济理论史专家能够提供一些看法，或许还能提供其他的选择。
尽管人大就1956～1957年专家聘请可能性的问题与高教部有以上往来，但是此后人大将不会再有新的苏联专家。自苏共二十大以及1956年的事件以后，中苏关系的气氛恶化了很多。这在当时的宣传中还不能明显看出，当时的宣传还在继续强调着中苏友谊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不可动摇的团结，而在领导间的关系中以及中苏双方在日常运作层的交往中，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约尼季案例：如何讲授辩证唯物论
1956～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方与仅存的少数几个苏联专家间的新摩擦爆发了，这种摩擦以往通常在中方的克制下被谨慎地抑制着。就苏联人来说，他们看来已竭尽全力去解决问题，但完全无能为力，因为中国人已决定停止聘请苏联专家。彼得洛维奇·约尼季1956年9月来到人大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哲学系的课程在上一年由美学专家斯卡尔任斯卡娅（Skarzhenskaia）讲授，在1952～1955年由精力旺盛的莫斯科大学青年讲师弗拉迪斯拉夫·凯列（Vladislav Kelle）讲授。正如斯卡尔任斯卡娅的教学注重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深奥主题，约尼季的专长也是深奥的：科学的哲学基础，具体地说，就是19世纪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著作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约尼季的背景是自然科学，他有化学副博士学位，后来又获取了哲学学位。
约尼季讲授关于门捷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课充满热情，一直讲到1957年，延续了源于后期的官方斯大林式学术文化主题。门捷列夫是19世纪俄国科学家，他因发明了元素周期表以及其他一些成就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苏联人把门捷列夫看作其所在学科众所公认的“创始人”，再依据斯大林式的学术倾向，他们将原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归功于门捷列夫，这种世界观与这样一位去世已久的有着国际名声的科学家很相称：一位苏联科学家们可以敬仰的国产科学家。[205]
哲学系约尼季的一些同事，很明显是受了“百花齐放”政策的鼓舞，决定就门捷列夫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这一看来十分牵强的断言而公开诉责约尼季。在1957年2月由人大副校长兼党委领导胡锡奎主持的纪念门捷列夫对科学贡献的公开集会上，哲学系一位教师站起身来表达了对约尼季题为“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科学与哲学意义”讲演的异议。这位教师说门捷列夫不可能是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约尼季在回答中承认说，门捷列夫是“唯物主义者”，也是“辩证主义者”，但不一定是完全的马列主义言语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这一事件在《人大周报》头版报道，只能被看成对苏联专家权威性的严重打击，并表明了在“百花齐放”运动全面开花的前夕，受到压抑的教师员工中确有向苏联专家挑战的情绪。[206]
上述对约尼季的挑战是公开的，而另一个对该苏联专家的挑战则是在幕后进行的。约尼季在人大被要求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涉及当时在苏联和中国都有公开争议的马列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因为约尼季在这些辩证法的问题上不能确定一个“正统的”立场，也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缺乏足够的训练，看来约尼季选择了一个更安全、更容易的途径。他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可能有危险的立场，相反，他选择讲授当时在苏联和中国哲学杂志上关于辩证法问题的各种不同见解。但是这一解决方法令所有人都不满意。苏联使馆文化参赞不知如何知道了约尼季的教学问题，于是直接与人大联系，要求同人大管理部门会晤。[207]
苏联文化参赞苏达利科夫（Sudalikov）在1957年4月13日上午去了人大，随行的还有苏联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党委书记、一秘和一位翻译。接待他们的有胡锡奎，还有何思敬、徐斌和哲学系的方华，戈平秘书也在场。苏达利科夫首先发言，他提到中国人没有坦率批评苏联专家：“我们对中国同志的看法是，（他们）没有直接提出苏联同志的缺点。应该知道，在好事当中也会有不同程度上令人不满的事或者坏事。可能有这样的专家，他们的水平不高，如果你们不批评他们的缺点，他们就不会进步——他们可能花两三年时间在中国，却没有任何进步。（你们）可以向我们提出他们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向他们提出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领导人徐斌接着就约尼季的工作作了细致的总结，强调说他的主要工作是辅导研究生，并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否定之否定，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还要根据苏共二十大精神修改教学大纲。在评价约尼季时，徐斌首先谨慎地评论说，专家已经在努力工作以满足中方的要求，而且已经提供了有关“学术圈争议”的材料——大概是苏联的材料。此外，专家也注意到了中国学术圈的争议。1956年3月中文杂志《哲学研究》中一篇论述“否定之否定”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交给了约尼季，徐斌指出，约尼季在讲课中提到了这篇文章，还指出了在他看来不正确的地方。徐斌还指出，研究生对约尼季的不满之处有：在教学中缺少明确性，倾向于读报告，而在报告中他只是广泛地涉及辩证法的问题而没有清晰的中心。最后，徐斌抱怨说，约尼季关于门捷列夫的讲演很难领会，因为在听众中即使有具备自然科学教育背景的人，也是极少数。
作为对此批评的回应，苏联文化参赞苏达利科夫指出了苏方对约尼季的评价。苏达利科夫说，约尼季关于门捷列夫事业之哲学基础的研究是非常专业化的，因此他在讲授基本哲学问题方面是极不胜任的。但是在苏达利科夫看来，约尼季的失误不仅仅只局限于资格不够：“我们认为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课程的教材编写中犯了错误。他应该坦率地对中国同志承认他无法对自己都不理解的专业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课程担负起责任。如果要承接这个任务，他应该花一学期学习研究这些在苏联有争议的问题，如‘否定之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等等。”苏达利科夫继续严责约尼季，透露说苏方已经安排5个人审查了约尼季800页的讲稿。虽然没有发现“原则上的问题”，但约尼季提及了很多不同人的观点，“这些人中很多在哲学界并不代表主流派别”。约尼季的讲稿大量引用他人观点，但缺少分析和鉴别，鉴于课是讲给学生听的，分析和鉴别则是必不可少的。苏达利科夫指出，约尼季阐述所抽取的观点，没有恰当的分析，不是真正专家所为，可以通过订阅学术期刊来获取同样的知识，“那样的话，订阅一些期刊不是更好吗？”[208]
就中方来说，他们同意苏达利科夫的批判，但看来有点惊讶，苏方对约尼季的错误批判得如此之激烈。徐斌说苏联专家阐述多种不同观点，实际上是中方根据“百花齐放”的方针需要约尼季那么做。中方同意苏达利科夫进一步审查约尼季工作的建议，并且在将来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苏联专家在所需的具体领域中能胜任工作。[209]
苏方在辩证法问题上应该是特别谨慎的，这也不意外。苏联大使尤金（Pavel Yudin）本人就是个哲学专家，也是苏联科学院的成员，获悉上述争议后，批准了对约尼季的审查。尤金最初是于1950年在毛泽东的要求下被斯大林派到中国协助毛泽东文选第一卷的编辑和俄文翻译工作。[210]
看来，苏方很早就意识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雄心勃勃，并在寻求成为第一流的理论家和有创意的马列主义发展者所必需的条件。斯大林在这一点上对毛是迁就的，而且斯大林接班人的方针也是对作为理论家的毛表示尊敬（不管他们在这一点上私下里感受如何）。因此任何有关马列主义辩证法的争议都要谨慎处理。再者，1956～1957年也是社会主义阵营权力地位发生变化的一年。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紧接其后，一位大学的苏联专家坦率地谈论了这个在苏联的争论中都令人尴尬的政治哲学问题，其结果可能会给早已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严重的刺激。
1957年4月15日，即苏达利科夫访校后的两天，学校管理部门通知高教部，人大今后将不再需要任何苏联专家。人大管理部门对苏联参赞的来访给予了赞同的报告，报告说将会采取以下措施：“1.组织哲学系的核心教学人员讨论约尼季的讲义，然后安排举行一个全体教师的讨论以便达成共识，整顿我们的学风和文风，在写讲义方面努力取得进步。2.很快组织一次全体系主任和有关专家的教研中心领导会议，以便研究专家们的教学和合作关系问题。3.再次研究下一学年专家聘请的计划，大体上不计划再聘。”[211]
人大管理部门告知高教部其计划的速度——苏达利科夫访校后仅两天——表明了其可能一直在为中断苏联专家的聘请寻找借口，并且就在变化无常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在约尼季的教学困难中找到了。虽然高教部计划1957～1959年派给人大两名苏联专家，但这些计划最终被搁置了。当约尼季和其他5位苏联专家在1957年6月离开时，他们给中国人民大学直接的中苏合作时代画上了句号。
结语
如何解释1950～1953年以及1953～1957年这两个时期中人大苏联专家和中国干部间关系所发生的变化？简而言之，笔者认为：这两个社会所处的不同革命“阶段”以及中苏关系中更重大的政治事件决定了苏联人和中国人工作的氛围。而且，中国人对引进国外思想和体系有着周期性的采用与排斥的惯例，而50年代对苏联教育思想和体系的引进可以看作中外综合体产生过程中的又一篇章。[212]
1950～1953年中共干部对他们新政府的热情达到极致，决意要像苏联改造他们的国家一样来改造自己的国家。斯大林毫无争议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中国人——从毛泽东一直往下——决意要追随他的榜样以便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就苏联专家来说，他们受斯大林式学术体系的培养，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
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以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国的成功“抵抗”改变了中苏关系的状态。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并不逊于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斯大林的接班人，再也不需要俯首称臣了。对1950～1953年向苏联学习的重新评价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并导致了用更具批判性和选择性的态度看待“将苏联先进经验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人和苏联人将提倡更加注重等式中“中国实践”这一部分。1956年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加速了从1953年开始就已经显露的趋势。
整个20世纪50年代，甚至在这之后，中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在苏联样本的基础之上，而且——比如在《人民教育》的内容中——教育者被号召全心全意地学习苏联教育方法。不过，苏联专家1950～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例子显示了其内部相当重要的变化，即对苏联专家和“学习苏联”态度的变化。在人大，1953年之后，对苏联样本相当机械地照搬给对苏联知识有批判性的、更有选择性的态度让路了。正如本文所论，可以从学校内部的报告中看到这一点。人大作为苏联化社会科学的全国典范一直都很重要，例如，中国很多大学的马列政治理论教师是人大毕业生，苏联学术在这些大学中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在教育上借鉴西方国家已有大约一个世纪，其特点是从满腔的热情突然转变为部分的排斥，这一过程导致了新的思想和制度的中外结合体。五四时期的情况无疑就是如此，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全然排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料在30年代竟又转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由此看来，中国人民大学是成功的：到1957年，在已经成功使用了苏联专家后，人大在全国的地区性学术机构中加强了苏联化思想和制度的正统性。苏联学术制度的某些方面——还有苏联专家自身——就不再需要了。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在1957年以后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讲，他们完成了向中国移植教育制度的“任务”，而中国的教育体系和制度直到“文革”期间，基本上还是苏联的那一套。
（杨京霞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