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冬晖[403]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404]
如果您想生活得幸福，您必须要接受这个教育，因为幸福意味着最充分地发挥您的潜力；如果您想成为社区的一员，您必须接受这个教育，因为成为社区的一员您需要能够和其他成员的交流。
——罗伯特·胡彻恩斯[405]
教育实业家罗伯特·胡彻恩斯和他的同行认为，通读经典可以帮助一个人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有效地融入社会主流，成为成功人士。这一教育哲学在美国1952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整理出版的这套丛书，选择了从荷马到弗洛伊德、古代及现代欧美人文的经典著作共54卷。[406]依据英国19世纪批评家阿诺德“文化即世界上人类所知和文字表达的精华”以及“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提法，“西方世界伟大著作”在战后的美国被教育家推崇为导向个人幸福的媒介和文化资源。[407]实际上，有计划地编辑和推广某些经典从而奠定自己的文化基础、激发引导民众的认同感的，并不限于美国。几乎与“西方世界伟大著作”在美国出版的同时，一场规模更大、以青少年读者为主要对象、以抵制西方经典的人文主义倾向和中国古典文学所推崇的等级观念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运动，席卷了创建伊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初期，用于畅想新社会、打造新公民的新中国经典并非产自中国，而是从苏联输入的。换句话说，苏联的官方文学在新中国起着相当于“伟大著作”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其中最为普及、影响最广的当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年）。这部苏联小说在新中国的“社会—文化”的重建工程中起着桥梁作用，因为它将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新人的造就有机地联系起来。[40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内战时期红军老战士尼古拉·阿列克塞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y Ostrovsky）的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令人无法不感动的故事：一个出生于穷困工人家庭的乌克兰青年，经过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多种考验，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并像作者一样，在身患骨结核、瘫痪在床的情况下，凭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一部以自己成长经历为题材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作为“人生的教科书”在中国大量出版，广为普及。[409]对于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历史使命的中国青少年来说，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怎样度过一生，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不但做出了榜样，而且是衡量他们成长的尺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经是中国青少年的一个重要成长经历。
关于保尔·柯察金这位苏联英雄在20世纪下半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人民日报》记者是这样描述的：
40年代出生的人说，保尔的时代，让我们常常怀念；
50年代出生的人说，保尔的行为，使我们深受影响；
60年代出生的人说，保尔的精神，令我们久久深思；
70年代出生的人说，保尔的故事，让我们念念不忘。[410]
姑且不论中国读者是否几十年如一日，对保尔的事业始终坚信不移，即使仅考虑一部艺术上并非特别出色的苏联小说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中国读者的注意力达几十年之久，而这几十年又恰逢中国社会极为动荡、机构和各项政策不断变化的时期，这种现象本身难道还不够耐人寻味吗？
俄国文化批评家列夫·古德考夫曾经指出：“群体阅读的模式，受特定社会结构所制约，因社会价值和观念的变迁而变化。”[411]在新中国，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高度统一的出版发行机构和学校的教育体制，对塑造大众文化和阅读习惯一直起着关键作用，但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些机制的运作，发生了或者细微或者显而易见的变化。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整个出版系统完全从属于政治运动，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可读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未删节本的出版，也曾中断了整整十年。颇有意味的是，这部苏联小说的阅读却在这种非正常的背景下不但以某种方式继续着，而且逐渐丰富起来。不同时代的读者是如何阅读这部作品的？社会的动荡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对作品的解读？这些问题是研究这部苏联小说对新中国读者影响所不可回避的，却至今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忽视这些体制上的因素，则会把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和解读，引向笼统、泛泛甚至神秘化，变成超越时空的纯粹形而上的臆测甚至畅想。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阅读的高潮始于20世纪50年代止于70年代末，其间最典型的读者是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本文将把讨论的重点放在青少年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这部小说的阅读和接受上。按照中苏关系的起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代读者的成长这样的时间框架，讨论将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将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阅读。这一时期的阅读可以说是多层次的连接活动，因为对于中国读者，学习苏联英雄，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向往，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前景，既是激励读者的动力，也是出版社所期待的阅读效果。因此这一时期的阅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是集体性的。第二部分重点讨论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阅读。政治运动对政府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的冲击，在相当大程度上使这部小说的阅读和流传成为一种个人行为。这部小说带给读者的有关苏联的种种概念与印象，随之带有了更多个人化成分，甚至由此萌生了一种“反体制”、反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思考。第三部分着眼于“文革”以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虽然已经恢复正常，但随着中国对外关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苏联已经不再是中国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近乎）唯一的窗口，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学的那种单一的“群体阅读”终告式微。对三个不同时期阅读的考证将展示这部苏联小说如何一方面承载了国家话语，一方面为个人化、“消解”性的“反读”提供了文化资源。本文同时分析梳理了看似对立的不同解读之间的内在联系。
小说是精神产品，但同时也是精神的物质载体，研究一本书的接受，固然需要研究读者，同时也需要研究出版机构的作用。本文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出版社和读者两方面，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提供的统计数据，从1952年到1980年所附加的出版/译者前言或后记，以及当年读者的回忆录。诚然，阅读的回忆不可避免地经过了记忆和时间的过滤。但是许多现已步入中年的作家，不约而同地把当年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经验，作为自己这一代人的身份标志，这种现象本身，既证明了这部小说持久的影响力，也显示了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与接受，有一个历时性的演进过程，一种代际差异。由于出版社一度中断了这部小说的出版，同时图书馆也中止了它的借阅流通，几乎没有图书馆借阅记录和其他档案材料可资运用。基于这种情况，读者的回忆就变得尤为珍贵。本文立论的前提是，1949年以后，中国读者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阅读模式的改变，实际上显示了经由苏联文学进行文化对话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笔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探讨这本苏联小说在多大程度上激发或限制了读者的能动性和自我成长。
渴望崇高——共和国同龄人的阅读
新青年的形象和新国家的形象，在20世纪的中国，一直是相形相伴，互为象征的。早在1900年清末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就曾召唤过“少年中国”的来临；想象用“少年中国”取代衰败的中华帝国。梁启超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412]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后，许多文化青年率先在公众领域自负起重建中国的使命。这些新文化青年的成长，大多以性意识的觉醒为标志；以反旧秩序、旧道德的个人主义承载“新民”的义务。像胡适说的那样，通过给个人争自由来给国家争自由。从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几乎所有20世纪初的中国主要作家，都公开展示了他们青春期的爱欲情愁。现代文学史家李欧梵先生，把沉浸其中同时也帮助造就了20世纪初期的青春气息的那些作家，称为“浪漫的一代”，强调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413]这里，浪漫主义不仅表现为对性爱的大胆而密集的描写，更在于，在这股浪漫主义思潮中，爱情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爱情可以促进社会觉醒和进步，这一主题，不仅贯穿在文学作品中（重说教或重娱乐的），而且还注入通俗社会学之中。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和科学家，力图向公众证明，自由恋爱不仅仅是优生学的“科学”基础，而且是民族复兴国家重建的“科学”基础。[414]以城市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严肃文学，乃至面向普通大众的通俗戏剧，都在宣传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是在抗争甚至会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禁锢。正如茅盾所概括的那样：“恋爱就是革命。”[415]恋爱之所以被上升到革命的高度，是因为它把个人放在传统所派定的社会角色之上。恋爱加革命的高潮则是出走，年轻的主人公走出封建大家庭，成为孔孟儒家价值核心的家庭及社会秩序的叛逆。巴金的《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具备了1930年代这类“成长”小说的种种素质和特点，小说中，“逆子”从封建家族聚居的深宅大院的出走，标志着一个“新青年”的诞生。[416]
然而，当新中国呼唤“社会主义新人”的时候，这些“革命的浪子”却被视为旧时代的遗留物，被公开抵制。新中国成立前两个月，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就宣布：“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也妨碍了他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417]著名文学理论家何其芳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新青年”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在数量上很多（或甚至是最多），但其中优秀的一部分也主要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内容。它们在过去曾经或多或少地起了推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作用，但要用来教育今天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却已经十分不胜任了。”[418]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新人”不但需要与几千年“封建残渣”以及1949年以前的“殖民地文化余孽”彻底决裂，而且要远离已经过了时的“新青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最畅行的“共和国同龄人”的提法，使这种从零开始的理想得以具体化。
换句话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担当起教育青年一代的重任。虽然左翼文学也刻画了一些革命者的形象，延安文学也描写了工农兵模范人物，但是，或者因为这些“革命者”形象身上的狂热、动摇等“小资产阶级”特性，或者因为人物塑造的苍白、单薄和概念化，它们也难当此重任。为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为了肃清五四新文学中“革命浪子”身上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必须引进一种更为进步的文化，而输出国只能是社会制度更先进的苏联。新中国需要一种注入革命秩序的教育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满足了这种需要。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手册”，这部苏联小说，取代了自由散漫的“浪子”故事。
文学批评家凯瑟琳·克拉克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称为“政治化的教育小说”，其特点是主人公“通过对个人意志的控制，达到超自我的境地。”[419]政治化的“教育小说”和传统的教育小说明显的不同是对“成熟”的不同理解。经典的教育小说，如歌德（Goethe）的《威廉·麦斯特》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汤姆·琼斯》，通常是追叙一个青年男子，如何在经历了种种冒险以后，变得成熟起来。步入体面的资产阶级中上流社会通常在这一类小说中被当成“成熟”的标志。[420]《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开头部分，与传统的成长小说颇有几分相似，像《汤姆·琼斯》的主人公一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也是出身寒微。他生长在乌克兰的一个小镇，贫穷和阶级压迫限制着他的生长空间。几乎和汤姆·琼斯一样，巧遇异性——护林官的女儿冬妮娅·杜曼诺娃——催发了保尔·柯察金的成长发育。冬妮娅向保尔开启了一扇窗子，让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有教养的优雅的小布尔乔亚的世界。但是与《汤姆·琼斯》和其他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截然不同的是，成为富裕体面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并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衡量“成熟”与否的尺度。虽然保尔曾迷恋过冬妮娅，但冬妮娅为个人琐事的患得患失使他很快就醒悟过来，意识到她的琐碎和自己所信仰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格格不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她，而没有陷进冬妮娅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世界。在社会主义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中，小资产阶级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保尔追求的是更远大的目标——投身于壮丽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从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实现自我。他离开家乡，参加了苏联红军，退役后投身到苏联的国家建设。自从保尔·柯察金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给自己的人生找到定位之后，他便顽强地战斗，“从未掉队”，尽管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在共同战斗中，他和自己的同志，女政委丽达·乌斯蒂诺维奇产生了崇高的感情（最后他娶了协助他撰写自传的达雅·库茨玛雅）。总之，保尔·柯察金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脱离了“空虚”的个人主义的一生。在这里，“意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为衡量尺度的，即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为了达到这一政治上的完美，他必须割弃以前对冬妮娅的眷恋。
保尔式的“超越自我”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新高度。然而深究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图伟业而献身，与儒家以“国”、“家”为重的传统似有某些暗合之处。如果说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将反传统和反对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性爱和个性解放上，社会主义新文化则重申了克己自律。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和信仰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实际上，无论是新中国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新国家文化的建设都会从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寻求资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同样有着比传统的成长小说更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它植根于俄罗斯东正教殉道者文化：苏式的集“建国育人”于一身的教育小说，其基本框架是英雄舍生取义的经历，以及在后人心目中永恒的感召力。如很多在美国的苏俄文学批评家首先注意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圣徒传》有很多相似之处。[421]然而，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保尔·柯察金的精神实际上已被相当世俗化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而言），被融入儒家的盛世想象。
苏联解体以后，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乌托邦空想，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这种“乌托邦”却由宏大的社会组织所维系，同时也是建立在丰厚的物质想象即对物质文明的强烈渴望之上的。[422]这一切与苏联“榜样的力量”是分不开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如此的富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个口号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表达了一种信念，即这一理想不但可以实现，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而这一理想的实现和维护需要新的政治制度、社会机制，还需要一大批有共同理想（明天）的社会主义新人。1952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宣布：“在（苏联）文学中我们看到世界上从未有的一种最先进美好，真正体现了人间幸福的社会制度，看到了人类最高尚的品格和最崇高的道德范例。”苏联文学就是这样被正式推崇为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样板和前进的方向。具体到苏联文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周扬进一步解释道：“（文学）要表现生活中新的力量和旧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必须着重表现代表新的力量的人物的真实面貌，这种人物在作品中应当起积极的、进步的作用，能够改变周围的生活。只有通过这种新人物，作品才能真正做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我们的作家，一般还不善于描写新的人物，对于描写旧的人物和事件倒是比较更为娴熟。新的人物往往缺少性格，作家们常常只描写新的生活的外表，新的人物的共同政治的轮廓，没有深入地刻画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心灵。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的许多作品的缺乏生命，枯燥无味和公式主义的毛病。苏联的文学创造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完全新的人物形象是特别值得我们的作家去学习的。”[423]
为了提高领导者的理论水平，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为高级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提供了一个参考书单，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名著。对于可塑性强因而需要特别照顾的青年读者，作协领导建议他们“自由地选择苏联文学作品来阅读”。[424]这个“建议”并没有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刚刚调整过的出版业，将这一“建议”成功地变成几乎别无选择的选择。通过迅速接管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机构，逐渐改造大型的私营出版社，和有效地抑制中小型私营出版社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便实现了出版业的国有化，并将图书出版和发行的中心，由上海迁移到了北京。[425]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一个统一计划和管理的出版业即告形成。尽管有一些新期刊创刊，一些曾经中断的进步期刊得以复刊，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上海租界出版发行的众多通俗杂志和消遣性小报，数量锐减。同时改变的还有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作品，几乎没有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或再版。公众的注意力被有计划地集中到了少数名著、有限的期刊和几份官方大报上。出版和阅读的重点实质性地转移到从苏联引进或衍生而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上。受这种“重心转移”影响最大的，就是青年读物。出于“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在各类图书中，苏联的“教育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放在了第一优先的位置。如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介绍到了中国。[426]但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因社会组织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化对这部小说传播和阅读的影响。1949年前这部苏联小说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不过是众多翻译小说中的一种，它只在40年代末在解放区盛行过。1949年以后，新政权的建立，政府才能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推荐这本社会—政治学习大全。
1949年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文版是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的（缩写本和连环画除外）。在计划经济体系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履行着中外经典文学的出版之责，侧重于俄苏文学名著的出版（为数不多的欧美文学作品，由上海的分部继续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文出自梅益之手。1938年梅益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受新四军领导委托将这部苏联小说从英文转译为中文，于1942由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初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附有一篇两页长的“译后记”，梅益对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同时强调了这部小说对于正在同日军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的重要意义。上海的新知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随后在解放区几次再版，在部队中流传很广。人民文学出版社沿用了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1952年出版，不过增加了全新的序言和翻译后记。
法国文学批评家杰拉德·偌奈把序言和后记称为“进入作品的门槛”，联系着作品的“写作时间”和“阅读时间”。[427]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不但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且意味着中国正式步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新时代的读者需要一个新的序言，它需要起到与时俱进的导读作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备有大量介绍和导读材料，而梅益的“新版译者序”仅占半页篇幅，简单地说明译本的文本出处（艾力克·布朗的英文译本，《英雄是如何诞生的》，1937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插图作者（阿·雷日琴科），以及作者的遗孀赖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封信。[428]
1952年版的两个更具实质性的序言直接来自苏联，第一个序言（“代序”）是赖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写给中国读者的一封信，题为《致民主中国的青年》。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信是从一个与作者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角度写的。她不但把作者看成一个作家，更看作一个英雄。她在信中着重讲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瘫痪在床以后为写这部小说所作的百折不挠的努力，他从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满足（“重回战斗第一线”），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曾获列宁勋章）。这封信的主旋律是号召读者“与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起去战斗！”据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说，作为一个有着宽阔国际视野的共产主义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十分关心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他还幻想着能骑上马飞奔到你们那儿去援助你们，照他的说法：‘到自己兄弟那里去’”。尽管由于身体状况，他无法亲临中国，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提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使读者能够“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起”。比如她提议：“常常举行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集体朗诵”，在逆境中“回忆保尔·柯察金是如何善于克服任何困难的”。[429]
为了进一步激励中国读者向保尔·柯察金/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靠拢，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把这位苏联英雄的精神具体化解为宏伟壮观的苏式的全球化景观，联想为“世界性的劳动记录，世界性的成就，文化的巨大成长，对于知识的渴望”。[430]奥斯特洛夫斯基遗孀用文字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中国读者大多通过其他媒体，如苏联电影和妇女杂志，已有所“目睹”。比如，苏联电影《库班哥萨克》展现了集体农庄的庄员，在集市上竞相购买钢琴和小汽车，据说，这些都是农庄庄员家庭的日常用品。妇女杂志刊登了健康时尚的苏联妇女特写照片，优雅漂亮的苏联女演员使好莱坞女星相形见绌。苏联激发和满足着新中国不同群体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想象和向往。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这一物质层面使保尔·柯察金精神变得亲切、具体。保尔·柯察金的精神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之间伸手可触的有机联系，使中国读者渴望着自己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当时苏联所代表的不可置疑的物质上的优越，也使中国读者渴望追随苏联英雄的榜样。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热情洋溢的信之后，是正式的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采用了当时的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利高里·彼得洛夫斯基（Grego-ry Petrovski）30年代为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写的序。彼得洛夫斯基以一个权威的口吻对这部小说的情节和英雄人物的成长进行评判。对他来说，成为以集体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忠于自己社会主义祖国”，就是个人成长的意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对于“新人”成长的意义在于，“读者可以（从中）找出许多为人类最高理想的斗争而团结起来的真实友情的典型。”他希望青年读者“从书里汲取生活经验，以避免错误，对抗堕落，肃清旧生活的残余而重新革命地建设起新的家庭”。[431]
彼得洛夫斯基的序言强调了纪律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他认为保尔与冬妮娅的关系颇有可议之处：“保尔曾犯过错误，爱上一个小姐，一个没有斩断她与非无产阶级社会相联系的血脉的小姐。”在彼得洛夫斯基看来，保尔·柯察金的成长表现在“保尔虽然热爱着她，但他终于抛弃了这种热情，仍然把整个身心献给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说，柯察金成长的道路，就是舍弃小我，把生命投入到共产主义的集体大业之中，即为了革命应该不惜牺牲个人爱情。
序言中所倡导的阅读方式，在1950年代的中国，通过学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小说的片段被选入中学课本，课堂讲授时，由任课老师按辅导材料进行导读。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则建议学生朗读和背诵小说的重要段落。不仅如此，教育部1955年制定的七至九年级文学课外读物大纲，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定为九年级学生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课外必读书，要求每一个学生从头至尾通读这部小说。这本书还被列为大学生的必读书。[432]其中被引用、朗读、摘抄最多，公认为对现实生活最有指导意义的，是保尔关于生命意义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433]
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不但阅读苏联文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新社会风尚，而且怎样阅读苏联文学即阅读的方式，也别开生面。20世纪50年代校园生活的一道具有时代特色的风景线，就是集体阅读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蒙所描述的1952年由共青团北京市小学教师委员会组织的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讨论。会议讨论的是当时的热门话题——“保尔·柯察金与爱情”，因为如何看待保尔和冬妮娅的关系，已被广泛作为检验读者政治觉悟高低的试金石。然而，虽然名为讨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反方，甚至连一个修辞意义上的不同意见都听不到。像“保尔为什么一定要与冬妮娅分手？保尔为什么又拒绝了乌斯金”这样的问题，答案都是保尔·柯察金式的：为革命不惜牺牲爱情。结果是，“大家越讨论越理解了保尔·柯察金的伟大，克制与牺牲！最后全体团员流着眼泪齐声朗诵保尔的名言——生命是宝贵的……”[434]用保尔的话朗声回答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促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切实体会到与保尔化为一体的激动和陶醉。而众口一致唾弃冬妮娅则成为进一步连接大家的纽带，使与会者感到团结如一人。
不过，如果因此断定20世纪50年代读者对这部作品整齐划一的反应完全是自发的，就未免把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看得过于简单了。1954年正在学习写作的准作家陈冲只因私下说过“冬妮亚这个人物写得很活”，便差点闯了大祸。领导认为“欣赏冬妮亚，说明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经过严厉的批评教育，陈冲意识到，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谈论这部小说是不合时宜的。他看了很多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介绍和阅读指南，直到能够倒背如流地说出：“与冬妮亚的那段短暂的爱情，是少年保尔的一个错误，是他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过程中的一次曲折。”[435]
1958年在北京65中的演讲中，赖莎·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告诉听众，冬妮娅的原型仍然健在，现在是一名受人尊敬的优秀教师。保尔与冬妮亚的初恋，还有冬妮亚母女对保尔的帮助，都确有其事。而小说中象征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冬妮娅不过是虚构的艺术形象；这样做是为了突出保尔的成长过程。据作家刘心武的回忆——他当时是听众席里的一个中学生——“得知冬妮娅的内情后，我们学校的师生惊喜和兴奋了好长时间”。[436]听众们当时就很在乎冬妮娅，尽管他们自己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
不但学校和上级领导在引导青少年读者“正确”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同学之间也会彼此关照，甚至会监视对保尔名言的引用。保尔名言有着约定俗成而又是丝毫不容走样的“正确”用法，稍加改动都会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因而防微杜渐，成功地纠错、矫正“曲解”的事例，为数不少。作家梁晓声采访的一位50年代的工科大学生，在他的日记中，只抄录了保尔名言的第一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而把后面的话漏掉了。他来自农村，父母、祖父母和许多亲友都是农民。他不愿把他们的生活称为“碌碌无为”。在他看来，要求“普通的芸芸众生”把自己的一生“整个”、“全部”地献给一个事业是“不恰当的，也是夸张的。因为人的生命的两端，加起来至少有二十年是难有作为的，是需要在别人的照料下才能生存的。即使中段的最有质量和能动性的生命，每天还要睡觉，吃饭，到了恋爱年龄要恋爱，到了结婚年龄要结婚。正常情况之下，接着做了父亲和母亲”。他因此自称不可能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都贡献给革命事业。为了让这位同学改正他的异端思想，重新跟上集体的步伐，团委和学生会对他进行了慷慨的“帮助”。差不多整个学校的学生都来“挽救”他。开始，这种帮助还是和风细雨式的；很快，“帮助”就变成了有组织的骚扰。他走到哪里——不管是教室，会议室，食堂，宿舍，还是图书馆——总有一群人尾随着他，跟他辩论。每个人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弄得他最后只好乖乖地就范，放弃了抵抗，和集体取得了一致。[437]
听话，忠诚，服从上级的指示，被视为生长于50年代的人的共同特点。然而，讲求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一方面，与学校的教育、组织的训导、同学间的监督以及严格的自律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另一方面，苏联健康向上、繁荣富强的形象也起到了唤醒和维持青年人做苏式社会主义新人的激情。换句话说，虽然人们公认，保尔·柯察金让人敬佩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但是这位苏联圣徒形象在中国的普及，从一开始就有着对物质文明的向往和想象做背景。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责任编辑张福生先生所领悟到的，“一部小说本身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438]
小鬼当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阅读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读者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关系。上海作家王晓鹰在一篇读书笔记中写道：“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我们的思想会沿着保尔·柯察金的道路发展下去。然而文革曾经残酷地摧毁了以前所建立起来的全部光辉灿烂的理想，于是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痛苦深刻的极其复杂曲折的转变。”[439]
“我们”指的是一代人，即“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生长于20世纪50年代，对于他们来说中小学阶段是“理想主义的时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他们“青春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文革”为什么使这些有远大理想的准知识分子（王晓鹰高中毕业于1966年，因“文革”中断了学业）怀疑保尔·柯察金的道路？理想主义破灭之后又怎么样呢？
从广义上说，苏联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会因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阅读影响是逐渐的，微妙的。小说的出版和发行没有因两党之间的论战立即停止，只是宣传的力度不比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大了。其实50年代初的朗诵会，到了50年代末期已不多见了。此外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出版了10部由中国作家创作的小说（后被称为“红色经典”），这些中国制造的“政治化的教育小说”（在革命里成长）成为读者和评论家的新宠。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个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在出版，而且印数可观。即使中苏关系破裂在媒体上公开，出版社仍在沿用彼得洛夫斯基的观点，只是不再采用这位苏联领导人写的前言了。1964年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序言是由著名翻译家程代熙写的，但观点与彼得洛夫斯基基本一致。[440]
“文化大革命”对小说阅读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文化教育机构的非常态运作。芝加哥大学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先例是苏联的文化革命，是“青年，无产者和共产主义者对文化机制的一场激进冲击”。[441]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不止是对文化机制的冲击，但它最具破坏性地冲击了文化生产，从两方面影响到大众的阅读：一是学校作为指导青少年学生读书的权威机构瘫痪了；二是出版社1966～1976年之间属于非常规运作，致使这部小说一册难求。当除了浩然的《艳阳天》，所有的小说都成了禁书的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不再被奉为“生活的教科书”，而且从书店和图书馆都销声匿迹了。
严格地说，“文革”期间出版社并没有停止运转。从1966年到1972年，宣传“正确思想”和展现领袖光辉形象的印刷品，包括《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以及毛泽东的诗词、语录的张贴画，特别是毛泽东像产量惊人。[442]只是印刷厂虽然“高产”，但产品单一，大规模的禁书和某些印刷品的“过盛”似乎互为因果。从1966年夏天到1970年，新出的书籍主要是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和曲谱。在3300种新出版的图书中，有1778种是政治读物——主要是报刊社论的合编；340种儿童读物（包括178种根据“样板戏”改编的连环画）和科普读物。“文革”十年出版业唯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71年《新华字典》的再版，在全国发行了3453万册。即使1972年“文革文学”开始问世，“书荒”的情形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正如作家林达的印象，“文革”十年间“书店处于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状态。说是没书吧，架子上红红火火满满登登的，足够热闹。细细一看，就有点泄气。那是六分‘毛著’，三分‘马恩列斯’，一分‘大批判材料’。最后两年添了几本新小说，可是怎么也不好意思把它们归入‘文学’，最后还是尊为‘小说式的大批判材料’较为妥帖”。[443]也就是说书店里见不到通常意义上的课外读物。
既然政府出版发行系统不再提供通常意义上的课外读物，人们不得不从其他途径——包括私人和非法途径——来找书读。林达回忆道：“（我）十年没有堂堂正正地买书看书。看过的书，走的都是鬼鬼祟祟的地下通道，不知从哪里来，又不知向哪里去”。[444]王安忆透露，她在“文革”期间看的书“多是从失去管理的图书馆流失出来，还有废品收购站散失出来的”。换句话说，许多书是偷来的，或者是偷偷传阅的。因为人们实际上读的书（而不是展示的书）不是从官方而是从秘密渠道获得的，所以通常意义上的读书本身也成了地下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初期文学类书籍不出版的时候，恰恰是王安忆和许多同龄人“最大量读书的时候”。这不是因为书太多，而是因为时间太多。如王安忆所说：“学校停课，无所事事，主要就是读书。”[445]
如果说读书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么读什么书同样选择余地有限。虽然有时人们会从意想不到的途径发现一两部出人意料的奇书，但是，无论是通过公开的途径还是私人的途径，比其他书更容易获得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于其特殊身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1949年之后外国文学作品中印数最高的。从1952年直到“文化大革命”（1960年除外），这部小说一直在不间断地出版。在中苏两党称兄道弟的50年代，这本书一般每年都要印刷一次以上。比如，1952年印刷6次，1954年8次，1955年9次，1958年虽然只印刷了1次，但这次印数高达60万册。即使到1965年7月，“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次印刷，印数仍然高达6.5万册。[446]从1952年到1965年的13年中，这本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刷了25次，总印数高达100万册（其他出版社1952年以前的版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缩写本和少儿版本，没有计算在内）。所以，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版，但是它仍然是相对比较容易找到的一本书。不过在其停止发行、停止借阅的时期，究竟有多少人通过“私下流通”能够看到这本书，可能不会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文化大革命”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流传广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本书“身份”的暧昧。事实上，这本小说从来没有被明文规定成禁书。而那些曾经与这本书平分秋色的“红色经典”——1959年出版的由中国作家创作的10部小说，走红不过五六年时间，到“文化大革命”，已全部被打成了“毒草”甚至“大毒草”，因为这些小说，一方面与“文革”中被打倒的党政军界领导（“走资派”）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干系；另一方面，这些作家本人都够得上“反动艺术权威”，也都在打倒之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远离这些纠纷，未受冲击，虽然它也跟那些禁书一样，从公共场合消失了。因为没有明确的定性，所以这本书很容易通过家长这一关。当时，不少家长为了保护孩子不受“坏影响”，政治上不惹麻烦，所以把禁书或者扔掉，或者焚毁，或者锁起来，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多不在此列。[447]让孩子读这样的书，家长一般没有太多顾虑。作家刘小枫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他11岁的时候，母亲就提醒他应该读全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不要再读缩写本了。[448]“当然了，文化大革命中，谁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问到小时候是否读过这本苏联小说时，作家哈金是这样回答笔者的。[449]可以说，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文革”中长大，后来成为学者或艺术家的人的共同经历。[450]
当然，这并不是说，20世纪60年代人们仍然像50年代的人那样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比起60年代，不但阅读的方式和场所变化了，而且读者的年龄也不一样了。虽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没有被正式宣布为禁书，但是和那些禁书一样，人们无法在图书馆公开借阅，当众朗读或阅读这部书，而只能在私下阅读。同时学校和出版社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读者进行组织、引导和督促了。而50年代，这本书是教育部正式推荐给中学生阅读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失学在家的青少年读者，这种年龄的划分已没有多少意义。在王晓鹰那一代“共和国的同龄人”渐渐把注意力从这部小说移开的时候，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读者大多比50年代读这本书的人年龄小。
可以说“断章取义”或者“肢解”是这些少年读者对阅读这本小说作出的特殊“贡献”。许多“文革”时还是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读者，阅读能力尚未达到读翻译小说的水平，如刘小枫起初就不适应他母亲那本50年代出版的竖排版繁体字的小说。文字上尚且如此，小说里面的重大伦理问题，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尤其与“共和国同龄人”不同的是，小说所提供的未来远景与这些小读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文革”期间，苏联不再是新中国前进的方向而是批判和防范的对象。对于生长在60年代的一代人来说，不再把保尔当作自己人生的楷模，一路追随保尔的成长历程，而宁愿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片段上。比如，保尔·柯察金的童年经历，而不是他政治上的成熟，让他们更感兴趣，更亲近，更可以与他们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更容易产生共鸣。文学批评家戴迅9岁时对这部小说的反应，有相当的代表性：“小说开始的时候，保尔·柯察金差不多就是我这样的年纪。和我一样，他也打架。他也喜欢读书，也没有书读。在很多方面他很像我自己。这样的共同点我在中国作家的小说里找不到”。确实，“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政治化的教育小说”也不再创作和出版了。遵照突出英雄人物高大完美形象的创作原则，1972年开始出版的“文革”文学，把人物的性格弱点、非无产阶级的情感以及人物的成长过程，都完全删除了。这就意味着，作者笔下的英雄人物，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缺点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说传统的教育成长小说以幼稚的青年人误入歧途而后浪子回头作为主要情节发展的线索，那么“文革”小说则没有给人物的发展留有余地。甚至一些少年英雄——如小说《红雨》的主人公红雨——从心智举止上也俨然是成年人。用戴迅的话说，“文革”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都是“从里红到外的”完美无瑕的革命者，所以艺术上显得单薄、公式化和概念化。[451]相比之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写的保尔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少年感情和经历，使中国的青少年读者觉得更贴近自己，所以更容易产生认同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地下阅读中，“革命还是恋爱”仍然被视为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革命已不再是毋庸置疑的标准了。保尔·柯察金的“错误”，反而成了最吸引青少年读者的地方。他们对这本小说的发掘就是从保尔与冬妮娅的“不健康”的爱情开始的。对于这些青少年读者来说，冬妮娅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留给他们的印象就像她当初留给保尔·柯察金的印象一样强烈。“文化大革命”中，女性美被看成小资产阶级的特征，所以在电影、小说和宣传画里都被压缩到了不能再压缩的程度。对很多男孩子来说，冬妮娅是他们通过文学作品“亲近”的第一个异性。20年后，刘小枫在回忆中写道，冬妮娅是他“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45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文学批评家丁帆“在火红的年代”里“阅读的第一本小说”。在当时，“奇怪的是，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线索，尤其是那种充满着少年幻想的浪漫情节的描写”。[453]文学批评家李敬泽也坦承：“不管（冬妮娅）是好是坏，这位小姐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她很美。她穿着类似海魂衫的上衣，短裙飘动，灵巧的奔跑，闪闪发光的笑声在林间回荡。在1973年或1974年的一个中国男孩的心里，这是永难磨灭的印象。”[454]究竟是冬妮娅唤醒了这些青少年对异性的爱情，还是这些青少年把自己的爱情之梦寄托到了冬妮娅身上，这个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他们没有像保尔那样，弃冬妮娅而去；第二，同50年代的那些读者也不一样，他们不需要克服或压抑自己的感情。
然而，没有了出版前言（许多在“文革”期间传阅的小说因读者太多而残破不全），没有了老师的课堂辅导，并不意味着这些“文革”的青少年读者从一开始就游离于官方的口径和前辈师长的影响之外。李敬泽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旧书，竖排，纸页发黄，不少人读过了，在他们认为是名言警句的地方用红笔划着杠杠，凡是有红杠的地方我就会多看一遍，暗自赞叹那些话是多么铿锵有力——我觉得一个人童年是对名言警句的爱好未必是有受教育的热情，名言警句通常都音调铿锵，话说的漂亮，所以好听”。[455]
对于刘小枫，摆脱正统阅读的阴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9岁的时候，他已经对资产阶级有着高度的警惕，甚至能够自我“监控”，抵御女性美的诱惑。他曾告诫自己：“保尔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第一次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他也试图调解过保尔和冬妮娅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试图调和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他喜欢冬妮娅，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也毫不怀疑保尔的事业：“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他热切地希望冬妮娅能参加革命，这样她就能和保尔结为夫妻，白头偕老。[456]作家王朔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也流露了类似的情绪。有着王朔影子的少年马小军承认，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是“有革命者与资产阶级小姐之间浪漫情节”。他为保尔失去冬妮娅而感到惋惜。[457]这种惋惜之情，表达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改写冲动，一种给故事加上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愿望。
对革命感到失望的时候，也是读者对冬妮娅的眷恋获得合理化的时刻。据刘小枫回忆，70年代初第二次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他意识到：“保尔有过的三个女朋友都不过是保尔献身的证明材料：证明忽视个人的正当，以及保尔在磨炼过程中的意志力。”读者为冬妮娅鸣不平，为非政治的、遭贬斥的个性主义正名的渴望，压倒了对保尔，对他所代表的革命事业的忠诚。“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保尔在与冬妮娅分手时说的这番话，在50年代曾经是朗诵会上不可缺少的精彩段落，对于“文革”中那些想为冬妮娅和她的感情找到公道的读者来说，纯粹是粗暴无理！[458]
个人主义——用保尔·柯察金的话来说，“廉价的个人主义”——在私下阅读中，得到了肯定和颂扬，多多少少因其在公众场合一直被贬损，被谴责，被压抑。冬妮娅作为追求爱情和个性独立的象征，被视为比布尔什维克更懂得人生的意义，从而赢得了读者的赞誉：“你凭什么权利跟我这样子讲话？我从来就不曾问过你和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革命不允许这样的个体意识，保尔的政治辅导员兼情人丽达和补偿保尔感情损失的达雅没有这种权利意识。”[459]冬妮娅的独立性，在50年代的集体朗读中被忽略了，在私人阅读中却赢得了尊敬。刘小枫为她深刻的平易（对比保尔的好为人师）而喝彩：“多么可爱的冬妮娅！她没有接受对自己的爱的附加条件，即便自己所爱的人提出这一条件。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她的爱就毁灭了。”[460]私人阅读最终颠覆了官方阅读。
“私人阅读的集体记忆”看似自相矛盾，但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却有某种必然性。如戴迅所说：“我躲在我那潮湿、简陋的屋子里，用俄苏文学作品，填补了我那充满闲暇与梦幻的童年岁月。这些书籍……在我荒芜、苍白和贫乏的岁月里投下了一道亮丽的阳光。后来我长大了，渐渐知道，这曾经是许多中国人的共同经历。”[461]如果说“文革”期间私人阅读是文学爱好者的共同经历的话，那么，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极为有限的图书资源，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了他们私人阅读的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些青少年读者，不但都有反复地细细研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共同经历，而且他们大都“修改”了这本官方的教育小说，以拒绝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来显示对它的超越。私人阅读反其道而行之，用这本小说与“文革”期间那种狂热的革命主旋律唱反调。由此可见，这本小说不仅是50年代驯服的一代读者成长的教科书，而且在鲜有其他资源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为“文革”期间具有颠覆性的私人阅读提供了想象和描述自己成长的砖石。
尽管青少年读者通过“修正性”阅读发掘了小说“宏大主题”之外的边缘意蕴，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期待的意识形态教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文革”期间也并不例外。运动初期的动荡稍稍稳定，有关部门便想重新启用这部小说。到1972年，“文革”已经进行了6年，为了重振出版业，缓解书荒，恢复文化传播的管理机制，中宣部责成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印行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母亲》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美术出版社于当年率先出版了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连环画为64开本，分上下两册。书虽小，扉页上仍然用黑体字刊出了列宁论阶级斗争的语录：“没有千百万有着阶级觉悟的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统治的。”开头的火药味，为下面长达三页的导读性序言定下了基调。导言旗帜鲜明地反对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苏联，重新树立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导言还特别强调：读者“通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套连环画，可以看出，伟大的苏联人民是不可侮的”。[462]
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标准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迟至四年以后才问世。译者梅益因身居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要职，“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遣送农场劳动，1972年还在改造。因为他的政治身份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得不放弃梅益的译本，而组织一个全新的译本。由黑龙江大学俄语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组成的翻译小组（由教师黄树楠主笔，但不署名）承担了这次重新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任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革”新译本于1976年面世。序言是由“大庆油田采油第三部部分工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73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经过座谈、讨论”集体完成的。[463]序言的指导思想，与人民美术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连环画本可谓如出一辙。序言强调指出：“今天，在产生这部小说的苏联，保尔·柯察金用鲜血捍卫的红旗，已被苏修叛徒集团践踏在地，保尔的形象也受到苏修叛徒集团的攻击、歪曲和利用。”对比苏联，序言把中国视为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继承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表，因而真正与保尔·柯察金血肉相连：“我们（中国人民）高举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向着共产主义的征途上奋勇前进！”[464]换句话说，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不配继续“拥有”保尔·柯察金；社会主义中国才是这位苏联英雄的新家园。
1976年新译本的序言宣称苏联当局歪曲了保尔的面目，所以给中国读者加上了一项新的任务，这就是端正视听，强调中国读者有责任还苏联英雄以真实的面目。序言作者认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与对立。它告诫读者，“苏修叛徒集团……用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保尔的形象，胡说什么‘保尔的人性是超人的坚定性格的源泉，这个形象具有魅力，其秘诀在于人性之中’”。接下来，序言把这种人道主义的解读归结为，对保尔·柯察金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极大歪曲”，是“企图瓦解人民的斗争精神”。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重申了彼得洛夫斯基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虽然“社会主义新人”这个词到“文革”时早已不用了，但它的内涵已成为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情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当保尔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同阶级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冬妮娅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毅然和她一刀两断。”序言还探讨了小说的缺点，即“对保尔和冬妮娅的结识与相爱的描写中，渲染较多”；“在描写保尔丧失健康和他的作品尚未出版时，流露了某种绝望情绪”。[465]最后一项指责，不单单是针对这部小说的原作，同时也针对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其他体裁和形式的作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苏联1975年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一开始就切入保尔·柯察金试图自杀的场面，表现了保尔·柯察金刹那间流露的普通人的软弱和深层心理活动。也许我们可以说，这种处理更能突出保尔·柯察金的意志力，但是，官方当时仍然不希望中国读者突破彼得洛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所编制的安全解读框架。
这篇长达12页的序言，与其说是独立撰写的，倒更像一份报刊摘抄，连文章的风格也和党报一样。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对“苏修”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充斥于报纸、教科书和每天的广播节目之中。党和政府的政治立场再鲜明不过了，但经济和文化停滞，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前景却极不明朗。虽然序言肯定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认为“这部作品今天仍然闪耀着不可泯灭的革命光芒”。[466]但是，无法让人看到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国家，如何能让一部教育小说说服读者去投身于国家的建设？相比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现代性可以被描绘成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完美结合，是这样的前景召唤着中国读者追随保尔·柯察金的精神。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这样的前景不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由此留下的空白，当时还没有更新更美的蓝图去替代填补。
然而，那些被批判、被抛弃了的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现代化，却是1949年以后中国人唯一熟悉的具体的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范例。它的独特魅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对富裕与文明的向往。例如，戴迅在邻居家看到一幅《苏联少年海军舰队》的宣传画，面对制服笔挺、头发光亮的苏联少年，他不禁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想象满足了他的愿望，同时也突出了他在现实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以身处逆境、心地高傲的少年高尔基自况，他尤其对冬妮娅的“贵族式的优雅”深为折服。[467]
“文革”中的许多青年读者无缘看到也无法理解共和国初期所描绘的那种历史、社会和个人综合发展的前景。即使他们愿意相信，现实却是相反的。比起全力建设苏式共产主义的50年代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倒退了。像约瑟夫·列文森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有一种土头土脑的文化精神倾向。”[468]在青少年读者看来，这种以农民意识和价值观做主导的文化革命意味着更严格的限制和进一步的封闭。一直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修正主义，在“文革”时的地下阅读中，被视为小资或布尔乔亚（“文明”、“教养”）的代表，进而被赋予了正面的含义。在描写“文革”期间成长经历的自传体小说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展现了这样一个图景：三个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聚精会神地欣赏着一本50年代出版的《苏联妇女》杂志，兴奋地寻找着“西方时尚”。[469]这本号称表现工人阶级女性新的国际风范的出版物，居然成了一扇观摩伦敦和罗马的时装的西风窗。可以说，对小资产阶级的围剿，相反却造成了小资产阶级生活与审美趣味的回归。
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修正性的解读，实际上已构成了一种“潜在写作”，或者像茨威坦·托多罗夫所说的，一种“建构”。[470]虽然这种改写当时并不一定都写在纸上，但后社会主义文学的萌芽已形成。和后现代写作的大多数案例一样，它依附于宏大叙事，同时又消解了宏大叙事。修正性解读标志着从一种纯政治的乌托邦向日常生活的过渡，一种从完全公共化的、无性别特征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美学向私人化的、用来重新界定性别的、世俗化的转向。这一转向若干年后恰好是后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
旧瓶新酒——得到平反却又被冷落的英雄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了梅益所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版和发行。梅益在《译后记》中指出：“7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次要求重印（我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于‘四人帮’诬陷译者，一再阻挠，未能印行。”[471]《译后记》回避了“文革”期间这部小说的出版，以及小说的“文革”译本。梅益译本的重新问世，意味着译者获得了平反，也意味着文化生产机制的正常化。抛弃了“文革”的译本，则意味着这位苏联英雄获得了又一次平反——从“文革”的极左文化思潮中被解救出来。
“平反”一词几乎适用于所有1966年之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在“文革”中几乎全部成了禁书。然而这个词的具体所指主要还是革命传统的恢复（虽然革命传统是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还是推进得过了头还值得讨论），所以伴随着作者的恢复名誉，最先出现在书架上的是《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中国作家创作的红色经典。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梅益在《译后记》里强调马列主义关于社会文化发展的论述——即社会主义文化优于资本主义文化。梅益着重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前还没有成年的保尔·柯察金，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牛牤》、《朱泽培·加利波第》、《斯巴达克思》、《铁蹄》等书汲取精神上的营养。”梅益提醒中译本的读者要珍视自己的优势：“而我国的青年却有幸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中得到教益。”[472]
然而，刚刚经过了“文革”时的书荒和读书的种种禁区，读者宁愿放弃读“好书”的“特权”，而去读保尔1917年之前读过的那些“有问题的”书。1980年，中国读者依然保持着“文革”时期读书的热情和贪婪的求知欲，不过图书的供应也在成倍增长。以前由于种种限制，人们只能反复地精读屈指可数的几本苏联文学；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广泛阅读“新发现”的中外文学名著，蔚成风气。当许多久违了的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作品如潮水一样涌入书店时，有抱负的读者开始“恶补”古典文学、现代派文学和通俗文学。像余华说的那样，他焦急不安地寻求着方向，“以便在铺天盖地而来的书潮里生存”。[473]
介乎于纯文学（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和娱乐性读物之间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却不再受青睐。尽管梅益曾经预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保尔·柯察金会“与我们同在”。[474]但是，80年代的市场反应却适得其反。80年代初，人们对“文革”中的书荒还记忆犹新，所以，很多图书一上架，马上被抢购一空：50万册的《一千零一夜》几个月便售罄；40万册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两个星期便卖得一本不剩；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总是供不应求。然而，26万册“文革”后新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却在书架上静静地躺了一年多。
中国大众读者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反复精读，在80年代终于顺理成章地结束了。对读者来说，跨越官方指定的政治教育小说，是心智发展的必然，而且当时已经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也可以这样说，80年代是阅读与回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亲历”阅读和对这种经历的反思与检讨之间一个必不可少的“过场”。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曾经有过长达十几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大众阅读浪潮。高度集中的集体阅读并不仅仅限于中国，李·普里斯在研究欧洲阅读史时发现，直到18世纪末，“不论哪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几本要细细研读的书，他们慢慢地、虔诚地、反复地读着这几本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这是一本可以年复一年反复研读的书，一本永远不会过时的书”。[475]学者把全民读《圣经》的时代的终结归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杂志、报纸和小说的大量出现。如果说商业性印刷品的出现，造成了欧洲大众阅读习惯从精读《圣经》到泛读小说报刊的转向，那么，在中国精读一部苏联官方文学的起止却都发生在同一的社会体制的框架内，都单纯是政治导向的，与商业和市场行为关系甚微。官方的推崇或禁止无疑对形成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官方允许流通的经典持续递减，直到只剩下一两本书不曾被公开批判的时候，最后的这一两本幸存者，便不期然承载了多种解读，而这种歧义正是党和国家从一开始就希望杜绝的。
然而，像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一样，中国的党和国家也试图继续利用这个文化资源教育青年。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年度出版的26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赠送给贫苦地区的中学生。如果“苏联的明天”对于政府来说，已经不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远景，那么这部小说也从“生活的教科书”变成了两代读者回顾自己成长经历的凭借物，并从90年代起，被不断地搬上话剧舞台、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每一次改编都分别代表了一代人的阅读经历，再现了变化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瞬间。像18世纪欧洲写满家庭成员出生、洗礼、婚礼和葬礼的家庭“圣经”一样，中国读者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接受，记录着几代读者的成长经历，以及中苏两国的联姻、离异和重归于好。
（刘西普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