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小至个人、家庭，大至社会、国家，都有个人的经济活动的影子，所以每个人都是经济活动家。由于每个人对社会经济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既受到过去的或者他人的看法的影响，同时也对历史或他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读一点经济学的历史，以助了解“先辈们的传统”如何影响我们，同时我们应该怎样接受或者怎样解除这些影响的问题。
从古典主义到凯恩斯流派——不可不知的经济学流派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毫不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重农学派 一个时代的学术产物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是魁奈，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18世纪50至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并有着明确的纲领和组织。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
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问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
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伏尔泰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
▲剑桥学派 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剑桥学派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创建的一个学派。由于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生A.C.庇古、D.H.罗伯逊等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也称为“新古典学派”。
剑桥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继承19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该书一出版，就被吹捧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马歇尔的学说，通过其忠实门生，特别是庇古（他于1908年接替马歇尔为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1944年退休），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阐发和传播，形成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支配地位。
剑桥学派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用“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所谓连续原理分析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现象之间，经济概念之间都存在连续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和数学中的“增量”概念，来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在分析的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使用所谓局部均衡法；在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以区别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供求状况的不同变化所达成的不同均衡状态；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这两类动机支配的，这两种动机决定着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剑桥学派的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
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
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
▲新剑桥学派 对马歇尔学说的发展
新剑桥学派出现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之前。第二次大战后，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学者的理论观点完全背离了以马歇尔为首的老一代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因而被称为“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等，他们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其中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这个学派的实际领袖。琼·罗宾逊和斯拉法作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成员，在20世纪的20年代曾是马歇尔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但同时又发展了马歇尔学说。
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发表后，琼·罗宾逊转而追随凯恩斯，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积极鼓吹者。她所著的《就业理论引论》、《资本积累论》、《经济增长的理论》、《经济学异端》等著作，被认为是根据凯恩斯经济学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的作品。1973年，她与约翰·伊特韦尔合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则被认为是按照新剑桥学派观点系统阐述经济问题的一本入门书。目前，琼·罗宾逊是新剑桥学派中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她的晚年研究生涯中，曾经想把马克思、凯恩斯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但最终没有实现。
新剑桥学派在理解凯恩斯理论的问题上与新古典综合派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在方法论的论战中，该学派表现出理论分析的特点：以历史观代替均衡观；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为理由，反对综合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的观点是：新古典综合派采取的是返回凯恩斯以前经济学的均衡论传统去，用微观的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分析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空白”，于是就拼凑起一个杂种的宏观——微观理论。在这里，似乎不仅总需求和总供给是从一个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均衡状态的，而且每一个个别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也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所以，这种分析的实质是，综合已经回到凯恩斯以前的市场均衡论的传统上去。这完全破坏了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新剑桥学派的分析方法是：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理论，所缺乏的是价值论和分配论，凯恩斯本人也不曾对这两个理论进行探讨，因此，要使宏观经济学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那就应当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凯恩斯革命 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1936年，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
凯恩斯在刚撰写此书时就制造舆论，他在给戏剧家萧伯纳的信中颇为自负地说，他这本即将面世的著作也许会对世界上关于经济问题的思考方法发生革命，引得世人拭目以待。果然，该书一出，轰动一时。
凯恩斯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大萧条使他的思想和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传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否定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和谐均衡状况的理论主张和信条，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的办法，来消除大规模失业、走出经济萧条。
“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从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代表基本传统理论观念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纠正这种失调。
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
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特别是，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功能性的财政预算政策，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总之，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尽管可以使储蓄和投资达到相等，但是，却未必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一旦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国家就应该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推动就业扩大和克服经济危机。
凯恩斯的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后来的经济学界认为是对于以马歇尔，皮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主要思想倾向和政策主张的“革命”。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凯恩斯革命”。这一“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国家中较长期的主流地位。
▲货币学派 传统货币量的新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需求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从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经验材料的论据。自6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命题：
第一，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人们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如人们的财富或收入、债券、股票等的预期收益率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
第二，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
第三，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源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
第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稳定的，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资本主义将能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失业水平条件下稳定发展，凯恩斯主义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减少了经济的不稳定，而是加强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如每年增加3～5％）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