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民族与民族主义:苏联、俄罗斯、东欧学者的观点(世界民族研究丛书)
14209100000007

第7章 民族的起源与实质

——兼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族的性质

〔苏〕И.П.查麦梁 戈宁译

民族产生于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民族产生以前,作为人们社会历史性共同体的是部族。更早些,在阶级社会之前,则是氏族部落共同体。但是,民族并不是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过去各类族共同体的直接的延续和发展。

生产力、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是决定人们社会组织形式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是一个社会形态代替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基础。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和长时期发展,人类社会的上古阶段原始人群就被以自然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新的人类社会的形态所代替。大约五万年前,(某些材料认为还更早些)最终形成了现代型人种,并建立了氏族公社。起初,氏族公社并不大,由三五十人组成。之后,由于人口进一步增长,氏族公社分成了若干个氏族。血统相近的氏族公社则形成部落。按照一般规律,部落是由相互通婚的偶数氏族组成。这就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是决定原始社会性质的基础。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属于集体所有。共同劳动所得的产品在氏族成员中进行分配。衣服、装饰品以及其他个人用品,则归人们私有。

氏族和部落这种社会组织的一个特点,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非常低,使人类已形成的自然关系还不可能破裂。氏族和部落是当时人们共同体的历史必然和唯一可能的形式,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为过渡到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更高级形式准备了条件。世界各族人民都经历了这种最初的发展阶段。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人们共同体的一种新形式——部族出现了。氏族和部落并入这种新形式的共同体,使它们之间分隔和孤立的局面结束了。部族是在原始公社制瓦解而由奴隶制所代替(如古埃及、罗马)的过程中,以及在历史发展中未经过奴隶制的国家(如罗斯)由封建制代替原始公社制的过程中形成的。

因此,可以理解人们这种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这种共同体的具体特征,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是有许多特点的。这并不排除部族具有若干极重要的共同特征。从历史发展上看,部族是由不同的氏族、部落形成的人们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部族形成之后,具有了自己的名称和疆域。同时,部落语言逐渐消亡,出现了部族的共同语言,但部落的方言仍然存在。

这时,同一部族的成员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所以严格地讲,谈不上稳定的经济共同体作为部族特征。但在部族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心理素质和文化的某些因素也在形成。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产生,由于不同的部族、部落的聚合,出现了人们共同体的新形式——民族。

马克思主义最早阐明了民族的实质及其起源。由于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民族问题也就得到了彻底的科学论述。他们写道,民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产生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原理,由列宁加以发展并全面科学地作了论证。列宁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列宁在他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根据对民族的起源和实质进行的深刻研究,揭示了民族这一共同体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在阐明俄罗斯民族聚合的原因和基础时,他讲道,民族联系的建立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为基础的。在揭露米海洛夫斯基把民族联系看成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这种反科学的粗野的观点时,列宁指出,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17世纪起),俄国的各个区域、领地和公国才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他说:“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

民族是作为封建割据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在把人民的各个部分联合为一个整体的共同经济生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同经济生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民族的各成员之间存在着经常的和密切的经济联系,但绝不能把这种共同的经济生活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人们的经济利益决定于他们的阶级从属关系。资本主义的民族是由利益相反的各对立阶级组成的。稳定的共同经济生活是一个民族所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条件。这种共同的经济生活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的出现而建立起来的。

共同的经济生活是基本的决定性的民族特征。因为同这一特征密切相连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了其他几个主要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以及共同的民族性的特点。语言是人们进行交往的最重要的工具。不言而喻,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历史共同体,如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民族的形成、聚合,是以统一的共同的民族语言(通常是在文学中固定起来的)得到发展为前提条件的。这种语言出现的必然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需要。正如列宁指出的,共同的语言是完全占据国内市场和经济周转完全自由的重要因素。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地域,也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由于消灭了封建割据,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民族聚合的共同地域。

人们长期居住在共同的地域上,以共同的经济生活为基础,在相同的生存条件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民族性的特点。这些特点的总和,又常具体表现为该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的民族特征。

上述各特征统一起来,便构成了民族的概念。

不能把民族同种族混为一谈。种族是人类学范畴,起源于人和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原始的发展阶段。在现代型人类形成的历史时期,也形成了种族,即体型、身体特征的差别。种族差别的出现,同原始人生活的不同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有关。在千万年里人们处在相互隔绝的各个集团中,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十分低的。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种族特征,具有适应环境的保护性(肤色、头形、鼻形、发色等)。后来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造成移民和迁徙,导致了种族的混合并出现了种族的许多变种。现在,“纯正的”种族是不存在的;在有多少种族的问题上,人类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普遍公认的划分法是,认为有三大种族集团:尼格罗人种(黑种人)、欧罗巴人种(白种人)和蒙古人种(黄种人)。科学研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以及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方面不存在任何差别。种族上的差别对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制造并宣扬“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这种反科学的概念,说什么有一些种族(“优等”种族)天生地就该统治别人,而另一些种族(“劣等”种族)天生地就该被别人统治①。在现代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企图证明原殖民地的人民对于独立缺乏心理准备。在美国、南非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着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虐待和迫害。

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科学院院士H.П.杜彼宁指出:“遗传学方面的新资料证明,人类分成不同的种族,与他们属于统一的独特种类——现代型人种有关。一切种族的人都具有意识,他们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劣等种族和优等种族之类的任何从属关系和等级之分。种族上的不同对人的社会本性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种族主义则持相反的论断,它粗暴地歪曲遗传学资料。种族主义理论是伪科学,从不以生物学上的实际资料为依据。”

种族主义者把种族划分为“优等”和“劣等”的谬论,不仅被科学所

早在19世纪中叶,反动的法国社会学者Ж.戈彼诺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5年)一书中,就企图论证种族主义的概念。他断言,雅利安种族是优等种族。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播于德国和英国。种族主义思想总是为奴隶主和殖民者的利益服务的。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年代,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就被奉为官方的思想体系。推翻,而且也被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所驳倒。原殖民地人民处于落后状态,并不是他们种族上的某种特点造成的,而是许多社会原因造成的,其中首先是民族殖民压迫阻碍了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对种族主义的种种捏造是最明显和最使人信服的驳斥。沙俄殖民统治下的边疆地区原有的许多落后的和被压制的部落和部族,在十月革命后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发展上的飞跃——未经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歪曲民族的科学概念,企图用种族概念代替民族概念,从而掩盖和抹煞民族问题的阶级内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的民族定义,把民族说成是“命运的共同体”或“性格的共同体”。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如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作了彻底的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也在宣传唯心主义的民族理论,许多右翼社会党领导人则随声附和。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断言,民族概念并不包含任何客观的东西。例如,美国的格·科恩就声称,民族是在一个集团的主动意志“决定组成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理论是为陈旧的民族概念的反动思想服务的,有利于为世界主义(它表现了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动力量极力要破坏各国人民民族主权)进行辩解,有利于为新殖民主义政策提供论据。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通常称为资产阶级民族或资本主义民族,因为决定其社会性质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这种民族是由相互对抗的阶级组成的,这些阶级具有不调和的敌对利益。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中,除主要的对抗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阶级和社会集团,如农民、地主、富农、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界等。这种状况是依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存在而变化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越来越分化为两个对立部分:一部分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上层,在民族中为微小的少数;另一部分是基本群众,即无产阶级以及其他的劳动阶级和居民阶层。列宁说,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不可调和的敌对性阶级对立。

阶级分化,资本主义民族的分裂,并不意味着这些民族的瓦解或不复存在。资产阶级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形式,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民族就会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政权决定了资产阶级在每个资产阶级民族中起统治作用。但是,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代表这种民族真正利益、最大利益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占资产阶级民族90%的劳动群众的革命主导力量——无产阶级。上述情况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的内容。

(摘自《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原载《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和民族关系》,莫斯科,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