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招商局的早期历史
同治中兴对于结束太平军战乱的江南地方而言，主要是致力于规复传统的社会秩序，因此在上海从事依附于外国洋行的新兴外贸经营活动的香山买办群体，是作为异己者被排斥在中兴进程之外的。中兴进程中，政府洋务高层对买办普遍缺乏信任，是同治六年容闳作为买办代言人，呈请办理轮航业的要求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尽管容闳此举已有丁日昌支持的背景。这一案例进一步凸显此期香山买办群体，在政府为主导的洋务运动中遭冷遇的状况，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同治十一年政府主持轮船招商局的筹建。[1]
一 从官方筹建到引商改组
以同治十年夏福州船政局的经费危机为背景，年末内阁学士宋晋奏“暂行停止”闽、沪二局造船，[2]由此引起的筹议船政，实际上起到了启动①创设轮船招商局政治合法化进程的作用。[3]十一年初，李鸿章在就总署筹议船政密函所谓“或招商租赁，或酌运漕粮”的对策设想与曾国藩统一立场时，向曾氏通报如下信息：
津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呈九条，照抄呈览。据称公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或请发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已缄致上海广建各帮妥议。仲复（江海关道沈秉成）履任后，就巨贾反复筹计，或有定局。鸿章并嘱子敬（津海关道陈钦）随时函商仲复。无论何项委员经手，必须各关道就近商办。敬乞卓裁。[4]
所谓“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即“附洋商名下”从事轮航业的香山买办。可见当政府欲开放轮航市场时，香山买办群体从一开始就力争筹办权。而最后被李鸿章委任筹建轮船招商局者，却是淮军关系人物，时任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5]虽然就当时中国的状况而言，香山买办应是最有能力涉足民族轮航业的商人群体，但是天津教案后，政坛对买办疑忌的加深，令李鸿章难以将筹建权付予唐廷枢、徐润之辈。北洋倾向于香山买办在单纯投资者，而非主持者的地位上，参与招商局的筹建。事实上十一年夏，李鸿章幕的亲信之员盛宣怀已经在沪就此与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有所接洽。
北洋将筹建轮船招商局初提上议事日程，盛宣怀自始就是主持筹建事宜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同治十一年，盛氏于“三月遵奉李相国面谕拟上轮船章程”，后南下“七月间在沪密与各商拟议”该事。盛氏密商的对象中就有唐廷枢、徐润。因此当朱其昂获筹建授权后，盛宣怀深感失望，他向李鸿章表达对这项决定的不满。所谓：“晤朱其昂，略询禀办情形，其见到处尤为切而不浮，轻而易举，惟朱守意在领官项，而职道意在集商资，其稍有异同之处。”[6]盛宣怀对朱其昂于筹建问题的见解的评价，言辞间不乏嘲讽，尤其他直言不讳朱氏缺乏“集商资”的能力。此后，盛宣怀“不为与闻”朱其昂筹建轮船招商公局事。[7]至于唐廷枢、徐润，则更未在其中露面。
为应对来年开春漕运的需要，李鸿章不顾南洋的反对意见，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拟《试办招商轮船折》，毅然将创设轮船招商局事推向最后实施阶段。[8]而其时朱其昂购置“伊敦”轮失宜，以及该轮撞伤美商“阿尼可利亚”轮事件，招来寓华西人社会对招商局不利的观感。[9]这虽予北洋迎面一击，[10]但李鸿章仍无意对力主由香山买办承当筹建的幕员孙士达让步，该年末他有如下之说：
朱其昂招商轮船据报已陆续购置四船，内有外国新造两只，明正二月必到。沪商内行尚多，谅不败坏。初用朱守专为运漕顺手起见，二十万串钱不至无着。将来洋商忌嫉必有小口舌，然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11]
从中不难看到社会上不利信息对李鸿章所造成的烦恼。待十二月十九日“轮船招商公局”成立，原先有意入资的胡光墉、李振玉均宣告退出，李鸿章自然愈益不安，[12]他响应孙士达关于重新考虑引香山买办入局的建议。所谓：
尊论以闽粤人财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长，角逐取利，确乎不易。津郡粤商久经禀求，因资力不厚未敢妄允。叶令廷眷如能入局会办，当可招致粤商，但广帮与浙、苏等帮向各争胜，难遽合同。已嘱敏斋转致叶令，此局创设要须随时设法变通，以求经久。[13]
对自己的决策失误，李鸿章文过饰非，最终他作出接纳香山买办入局的选择多有些无奈，因此官方与唐、徐的接洽并非一帆风顺。如同治十二年二月间李鸿章对沈葆桢言及轮船招商公局事，称：“敝处试办招商，彼族尚无异词，华人偏增多口。大都殷富诡寄洋行，几疑中国之不能自立。试行数年后，倘亦于于而来耶？”[14]后面一句道明北洋在邀唐、徐入局之问题上遭遇到障碍，原因只能在唐、徐入局的条件上双方不能妥协，直至五月前后李鸿章才作出让步，此后的情况见以下徐润年谱的相关陈述：
同治十二年五月，李中堂面谕并札林委员月槎，会同朱观察，约商唐景翁与余接创商局。其时名办事者为商总、商董。是年六月，唐景翁乃奉札充总办，除运漕事归朱道经办，其余劝股、添船、造栈、揽载、开拓船路、设立各处码头，由唐道一手经理。[15]
二 盛宣怀入局会办
想必北洋与唐、徐于入局条件相争不下之际，盛宣怀已在参与意见。因此一旦局面明朗，北洋也及时向盛氏传达相关信息，以及对其参与招商局改组的期望，具体可见天津道丁寿昌五月二十日致盛氏函内容。所谓：“奉谕，唐景星既已入局，一切股份听其招徕，两淮盐捐似可不必。如阁下顾全大局，愿出综核，即在沪上与唐景星诸公面议公禀可耳。”[16]所谓“两淮盐捐似可不必”，乃北洋否定盛氏关于以两淮盐捐充实招商局官方资本的建议。面对唐廷枢将入主招商局的前景，盛宣怀一改其上年自我标榜“意在集商资”的立场，而提两淮盐捐之建议，其用意大约旨在干扰北洋改组的方案。而李鸿章之立场，则为从来就务实地将目标设定在解决眼下棘手之问题上，上年他重用朱其昂，用意在有助于突破轮船运漕面临的政治障碍，为此匆匆以官款筹建之，而此际他则现实地意识到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是解决轮船招商公局面临的招商及运营困境的最佳选择。闰六月李氏向沈葆桢通报唐廷枢入局等信息，言及招商局“在英国购置三船，装货多而用煤少，行驶亦速，或值七、八万至十万不等”，[17]言辞间已明显含有对唐氏能力的欣赏。自然李鸿章由对精于财务的盛宣怀的特殊信任，瞩目于他入改组后的招商局任北洋委员，前丁寿昌函盛宣怀所谓“如阁下顾全大局，愿出综核”，即在此意。但盛宣怀仍故作姿态不肯屈就，致招商局改组移交中局产估值的综核事宜被搁置。不过这并未影响北洋推进改组招商局的力度。在北洋决定召朱其昂、唐廷枢赴津进行改组的最后阶段工作时，丁寿昌再函盛宣怀转达李鸿章的意思：“宣怀如愿出为综理，即日办装北上，以便面为商筹，迟恐此局一定，未便另添总办。”尽管李鸿章许诺将为其力争与唐廷枢对等之地位，盛宣怀仍然拒绝赴津，但以“节略两扣”请丁寿昌密呈李鸿章，表明其见解“如蒙采择”，就将欣然参与招商局的改组。[18]
盛宣怀如此坚持自有其理由，因唐廷枢、徐润为招商局改组拟有《重订轮船招商章程八条》，对涉于体制的问题强调得尤其明确。其一，“商局设于上海，议交唐丞廷枢专管，作为商总，以专责成。再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其二，“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请免添委员”。[19]这些主张无论此际是否已公诸文字，但为唐、徐反复申明则毋庸置疑。在唐廷枢“作为商总，以专责成”的招商局，盛宣怀入局即便有李鸿章“出为综理”的许诺，实难实现他对“官督”职权的期待。盛宣怀密呈李鸿章之“节略两扣”所表达的核心主张，所谓“办理招商，必应选举商董数人集资办事，而以委员总其成，官商才能一气联络”。盛氏“以委员总其成”，系针对唐、徐“请免添委员”之说而来，他欲迫使李鸿章在二者间作出一明确表态，但其意图未能实现。丁寿昌函对唐廷枢“熟悉轮船事宜，素为粤商信服，足胜商董之任”的肯定性评价，于盛宣怀的主张是明扬暗敷衍。[20]
尽管盛宣怀遭冷遇，但北洋并未关闭其不以“委员总其成”为前提入局的大门，事情最终以盛宣怀的让步为结局。唐廷枢自津归沪，以七月初一日为始招商局以商办体制运营。唐氏以“闻爵相器重长才，有委会办局务之意”，邀盛氏入局，徐润亦热情地以局事就商。[21]这样盛宣怀函李鸿章，“落落大方”地表明有意入局，李氏则在朱、唐禀请盛宣怀入局会办漕运的禀文上批示：“漕运、揽载及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李鸿章的批示本无特殊含义，因为后来先后发布的盛宣怀和徐润会办招商局之札文，其职责均同上述批示。[22]但此时北洋幕的沈能虎出于讨好盛宣怀之动机，张大其辞地对盛氏以“只此两语，全权在握”评价李鸿章之批示。[23]而盛氏本人亦甚看重李鸿章的任命札文中其职责的用语，曾就上述批示提出修改的意愿，这一事实为沈能虎函知盛氏会办招商局札文发布信的文字所透露。所谓：
执事会办局务通行档均已今日发递，未及删除四字，爵相甚以为歉。唐景星昨以不清不爽之轮船禀请刊入局中，大加申饬，看此人举动无甚道理，太不懂官场绳墨，将来此局爵相惟执事是赖。以吾弟之果力精心，正可肩此重任。[24]
“未及删除四字”，当作未能及时删除札文中的四字为解。“删除四字”应来自盛宣怀的意愿，因为李鸿章对“未及删除”“甚以为欠”。而盛氏所欲删除的四字，似当为“漕运、揽载”。因为如删除“漕运、揽载”两项职责，余下的“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之说法，则更接近于他“以委员总其成”的意愿。盛宣怀即便如此要求，李鸿章亦未遂其愿，令其甚感沮丧，因此沈能虎以“将来此局爵相惟执事是赖”抚慰之。
总之，盛宣怀最终出任招商局会办是有甚多的委屈和无奈的。因碍于唐廷枢、徐润商办之立场，李鸿章未能向盛氏作任何的让步或许诺，从先后下达的盛、徐委任状看，北洋对二氏会办局务是以常驻局内为安排的。然而，盛宣怀于八月下旬南归后对此很消极，北洋方面直至十月初九才得到其“荣莅总局，接受关防，综理诸务”的确信。[25]年末，津海关道陈钦和天津道丁寿昌联名致函盛氏，传达以下李鸿章欲其安于北洋如此安排的愿望：
局中用人理财一切，虽有景星、雨之两兄细心照料，尤望吾兄常川驻局，委曲和商，俾于诸务有济，则弟等亦同深感激矣……扩充一说，诚如尊言，当俟实有把握，再图达举；不然，亏累愈巨，招股愈难，不几贻笑中外乎？[26]
这是北洋方面将刻意安排盛宣怀入局之意图表达得最清晰的一份文字。所谓“局中用人、理财一切”，均属唐廷枢、徐润“细心照料”的范围，盛宣怀是不宜过分干预的，而盛氏“常川驻局，委曲和商，俾于诸务有济”，则是对北洋负责，即作为北洋驻局委员起监督作用。就此而言，招商局改组为以唐廷枢、徐润为首的香山买办在政府主导下的洋务运动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三 改组交接与租领官船事宜
招商局改组后赢得北洋洋务官员普遍的好感，八月下旬徐润为接受会办招商局札文赴津见李鸿章，[27]此间沈能虎两度在致盛宣怀函中表达对徐润的欣赏。其一，九月初一日函谈：
徐雨之兄昨与晤谈，于中外商情透底通晰。仲严带见一切，今日晋谒师相后，似即奉委妥洽，即日下札。局中有此帮手，必能相与有成，至与紫阳（朱其昂）账务一节，嘱其谒相时不必提及，徒多痕迹，亦甚无谓。渠颇以为然。即此一端，斯人可与共事矣。[28]
其二，九月十四日函谈：“徐雨兄果力精心，有兼人之才能，渠与仲弢（许钤身）亦甚投合，南北官商声气可期联络。”[29]沈能虎如此美言徐润，以及告知徐与北洋官员间关系的融洽，其意不外两方面：一是有益于促进盛宣怀按时赴沪“接受关防”驻局办公。因盛氏在招商局改组中意气用事，已招致北洋负责招商局事务的最高官员丁寿昌的不满。盛宣怀如继续任性地消极于局事，势必将进一步失去李鸿章的信任。二是沈能虎认为近期看盛宣怀在招商局内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朱其昂，而非唐、徐，主张盛氏与唐、徐和睦相处。不清楚沈氏就招商局内的人事关系有如此看法，其依据是否有上年竞争招商局的筹建权而致盛、朱关系遗下裂痕的因素。不过即便无此因素，盛、朱在局内同涉漕运事务的现状，也足以令沈能虎预感到他们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30]沈函内还有所谓“紫阳账务一节，嘱其谒相时不必提及”，则是关于朱其昂主持的前轮船招商公局的财务有4.2万两银亏空的认定及处理问题。[31]关于这笔亏空的来由，很大程度缘于局产移交中对局船以及码头设施的折旧，因为在改组后的招商局年报上该项亏空被称作“朱姓船耗”。[32]朱其昂与唐、徐之间对该亏损的认定必相持不下，而且即便朱氏在北洋之压力下不能不作出让步，但亏损的弥补仍令李鸿章深感棘手。沈能虎之说反映出问题尚未解决，北洋官员不欲徐润在谒见李鸿章时提出此事而引发争论，而徐润的合作态度，令许仲弢、沈能虎等对他大生好感。朱其昂的“账务”问题，最终是秉承李鸿章所谓“公私兼顾”的精神达成妥协的。[33]其具体方案，朱其昂曾称：“蒙中堂极为体恤，因弟已认亏款，无令再行赔累，奉谕拟在二十万生息内逐年弥补，亦不令景翁、雨翁有累。”[34]即朱其昂承认亏损款额，而理赔则留待北洋存招商局练饷制钱二十万串（合规银十二万四千七百余两）七厘利息中的“三厘利息及逐年余利，尽数弥补”。[35]这是一个令朱其昂满意，而唐廷枢、徐润难表反对意见的处置方案，因为是北洋而非唐、徐主持的招商局承接了朱其昂的亏累。李鸿章此举，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此期官督商办体制下洋务创业活动中官方承担创业亏累的立场。
迫于积累劳绩以博取褒奖的压力，盛宣怀入招商局后也非一味消极，“请苏漕六万”即由他出面交涉。当时江苏粮道英朴出于维护沙船主的利益，坚持原配额不变，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施压，招商局才得以遂愿。[36]此后，盛宣怀参与了高度政治敏感的租领官船问题的对沈葆桢交涉。招商局的创设，是以租领福州船政局所造轮船为政治前提的。同治十二年冬，随着以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历年经费的报销为中心的“船厂善后事宜”提上清廷的议事日程，船政局要求招商局兑现租领官轮承诺的压力增大，因此李鸿章“迭饬”唐廷枢“赴闽禀商”，就官轮“是否合用，果否承领，并租费若干，减价、保险若干”等问题，与船政大臣沈葆桢协商。[37]十一月杪，唐廷枢赴闽虽达成请领“海镜”轮之意向，但在“船厂善后一层”，即涉于费用的问题上则未能与沈葆桢达成共识，要留待盛宣怀赴闽落实。[38]盛氏事后曾将交涉情况汇报李鸿章，称：“请以租价抵修理一层，幼帅谓不如免租认修，实因租价定轻，必不敷其修理。”即沈葆桢主张船政局免收租费，而招商局承担修理费用。盛氏认为：“免租认修，名为便宜，实则吃亏”，继而提出“大修归厂”的要求，又为“幼帅所未允者”。[39]最终，“海镜”轮为招商局租领，但其修理费用并未得到落实。在此背景下，李鸿章就租领官船问题向沈葆桢表态：
商船、兵船间造以资商局领用，无庸租价、保险，悉如尊指。惟闻机器费煤，“海镜”昨运漕来津，不得进大沽口。俟唐景星、盛杏荪夏间到津，议定大略再行会奏。[40]
李鸿章果断地表态支持唐、徐拒绝租领官船。此后，由于李鸿章在日本侵台事件中大力支持沈葆桢出任台防大臣，而启动了以沈氏出任江督为结果的李、沈的政治结盟。这样同治十三年秋沈葆桢主动“函商索还海镜轮船”，[41]从而令唐、徐及北洋均感棘手的租领官船的政治约定，在毫未损及招商局与官方关系的情况下得到彻底解决。
四 台防军运与申办江广漕运
对于了解改组后招商局内外各方的关系，该年援台军运中发生的事情似别具意义，当时政府租用招商局船援台军运，有关收费等情况，盛宣怀曾致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函，内称：
此须雇佣敝局轮船三只，计须三次。奉李相饬准煤炭、辛工、官利、保险逐次计日开报。昨接李相函开，此项费用太巨，粮台力绌，屡奉廷谕，责成江省济助。未知振、雨帅（苏抚张树声、江督李宗羲）能为设法否？望即禀商妥办等因。[42]
李鸿章虑及付款困难，而早谋落实出款之处。另外为减少经费开支，李氏有意压缩租用局船之数量，运力不足部分则由官船承担，他及早将此意向通知沈葆桢。[43]然而，北洋节约经费的立场未能得到率部赴台的淮军将领唐定奎的体谅。七月中旬第二批军运期间，发生了“截留”招商局正在进行商业运营的“永清”轮事件。[44]“永清”轮被临时强行改做军运，而“船主（西人船长）索银四千两，徐观察（时驻扬州主办淮军粮台徐文达）即允其所请”。对于“永清”轮原载客货，盛宣怀“恐客货迟搁，大碍声名”，设法“均由太古轮船即日过装赴汉”。事后盛氏专函唐、徐争取谅解，有“弟不能劝阻之咎，未知能否仰邀原谅”等诚恳之语。而唐、徐则在此非常事件之后严肃向盛宣怀声明：“倘两次后仍须再用局船，请先禀爵相，并移知局中，以便调派。”[45]此事件的善后处理，较全面地呈现了唐、徐主持招商局后官商关系的状况：即便承办官方业务，唐、徐亦坚持完整的权限，并亦得到盛宣怀的尊重。
无论是对沈葆桢交涉租领官船之事宜，还是处理唐定奎部截留局船事件之善后事宜，盛宣怀在参与招商局事务上基本属积极，亦持建设性的态度。但事实上此间他竞争招商局“督办”之心并未平息，就在从事援台军运期间他还曾致函应宝时，述及：
侄商局半载滥竽，公事幸无陨越。前在津门，李相交阅尊函，拟请关道督办，适与鄙见相符。李相谓商总等且不欲委员与闻其事，以御官董其成，更非所愿。侄具禀辞差，迄未蒙允准。因淮军调赴台防，奉派前敌后路往来照料，乃再力辞，蒙谕所以往来照料者，亦因招商局尚未可恝置耳。[46]
应宝时长期负责南洋对日外交活动，他于台事危机期间函李鸿章竟提出招商局“拟请关道督办”之问题。李氏不但将应氏函“交阅”于盛宣怀，而且以“商总等且不欲委员与闻其事，以御官董其成，更非所愿”之说，明确否定应之所请，从而有盛氏“具禀辞差”的后果。此种情节尽显应宝时之建言乃盛宣怀所策动，盛氏愿望落空后不惜以具禀辞差相要挟，他六月中离津南下从事援台军运时亦不乏情绪，非但李鸿章对沈葆桢所作“杏荪本拟随队赴台”的承诺不能兑现，[47]而且当截留“永清”轮事发之际，他显然未在现场。[48]因此援台军运发生截留“永清”轮事件，盛宣怀负有协调各方不力的责任，这不但是他竭尽全力处理善后的原因，也是此间他向李鸿章表态将尽职于招商局的原因。[49]不过盛氏在行动上仍我行我素，[50]九月间他作湖北之行。
尽管同治十二年盛宣怀为“规复江楚漕运”谋求与朱其昂的合作，[51]但事之成毕竟朱氏兄弟出力更多。十三年八月，户部奏准自下年为始，“江广等省，或酌征本色，或试办采买，并以商局轮船可驶赴汉口、九江接运”。此信传来，沈能虎即以“窃料此件必是紫阳（朱其昂）之来路，否则奚能如此之切实嘹亮”作感。李鸿章也当即指令朱其昂：“分赴中外各口外查勘局务，扩充整顿”。[52]由是盛宣怀得以先行赴鄂，并一举获得湘、赣两省漕运之承办权。[53]对盛氏此行，李鸿章对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感言：“杏荪至鄂，闻已定运漕三万石。各省购船之议，欲于商局外另树一帜，能有成否？渠与唐廷枢不甚相合，而海洋生意唐较盛、朱尤熟练，故兼用之。”[54]此说中“各省购船之议，欲于商局外另树一帜”，明指湘、鄂、赣有自购轮船运漕之意向；后再言“渠与唐廷枢不甚相合”，则意味着“欲于商局外另树一帜”，即指盛宣怀欲借此独树一帜。而“海洋生意唐较盛、朱尤熟练，故兼用之”，李鸿章欲表明他在招商局事上并无排挤盛氏之意。李鸿章此说之背景，想必由于盛宣怀曾在李瀚章前流露其不得意于北洋的心情。
盛宣怀离鄂后，随即朱其昂抵鄂。盛、朱为承办江广漕运各行其是竟成竞争态势，从而导致承办权的割裂。朱氏在鄂公开拒绝为盛宣怀承办的湘、赣漕粮承担包括天津转运及通州缴漕等一系列事务的责任，而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能力则颇受质疑。有鉴于此，李瀚章毅然决定另行新法，令江广漕运从采买到通州缴漕作为整体责成招商局承办，即“统归招商局人员合力公办，所定之数如有羡余，即存局为公款，倘有不虞致须赔累，亦惟责诸该局”，并以此函商李鸿章。[55]由此，李鸿章于招商局人事对其兄作以下更深刻的一番感想：
唐、徐、朱、盛各有私意，然轮船生意，唐景星最精专可靠。朱云甫谓，江广漕专归盛、朱包办，以后唐、徐不免意见。此杏荪作事欠老成，应仍统责招商局，不过盛、朱经手，庶融洽分明。扣款照沪市章程，则未闻其详，大抵皆射利之徒，但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故弟亦不甚苛求，总令其和衷共济而已。[56]
对于盛、朱竞争以致江广漕运不能不“统归招商局人员合力公办”之局面，李鸿章归罪于“杏荪作事欠老成”。年来盛宣怀为达“督办”招商局之目的，或辞差，或消极于职守，并为自己异途出仕之谋而建议直隶实行实职之捐纳，[57]另又此时他在江南“跌宕”于“金陵豪将花赌”之风流情节，李鸿章似亦当有所闻。[58]因此李鸿章说“大抵皆射利之徒”等等，其中失望情绪主要是针对盛宣怀而来，且非仅限于漕运一事。[59]如果说李鸿章前次对其兄言“海洋生意唐较盛、朱尤熟练，故兼用之”，倾向于表白倚重买办商人的不得已，而此次在以“唐、徐、朱、盛各有私意”，将官方委员与买办商人等量齐观的前提下，言“轮船生意，唐景星最精专可靠”，则表现的是对买办商人能力的特殊欣赏。不难想象，此间盛宣怀一系列的表现在消解李鸿章对买办商人传统政治偏见中的作用。因为尽管李鸿章极现实地承认人“各有私意”，但他对下属的评价，在能力之外还是极看重其踏实且谨慎于职守的品质的，而盛宣怀此期的表现，足以令李鸿章对其失去信心。如果说同治十二年李鸿章不能予盛宣怀“督办”招商局的权力，很大程度是因唐、徐的反对立场，那么十三年末李氏应更倾向于认为，主持招商局的重任是不足以信托于像盛氏这样身在洋务而心向仕途者的。[60]
五 商办格局确立
相比于对盛宣怀的失望，此期李鸿章对唐廷枢、徐润的印象是颇为乐观的。如同治十三年九月丁寿昌向盛宣怀传达以下指令：
顷奉伯相面谕，轮船局公务殷繁，均关紧要，阁下远去鄂楚，局中关防一切均交友人照料，恐不妥洽。其银钱账目皆系徐郎中经管，执事与云甫均不过问，应将关防亦交徐郎中收执，以责专成。嘱弟密为函告，特以布闻。[61]
紧接其后，沈能虎又向盛宣怀通报以下信息：
昨雨之兄来晤，谓又税驾浔江，计时约回沪矣……雨之此来似为招股，恐此间搭附者殊难其人。爵相详询一切，极称妥洽。渠昨赴都一行，大约望后言旋。[62]
十三年秋徐润北上京、津，显然与北洋作出“将关防亦交徐郎中收执”之决策相关。在官场中为招商局招股，并发展与京、津两地官员的关系，亦为徐氏此行之目的。直接参与对因私因公南下北上官员的接待活动，此间唐、徐在发展与官方关系方面拥有的资源亦远非昔日可比。虽然，徐润此行招股的前景完全不为沈能虎看好，原因在招商局改组一年来招股及经营状况并不乐观。改组后的招商局在其标榜“商办”的背景下，当年即践行了年报制度，所谓“每届揭帐，将各船行运开销，分别详细登列清册，呈报南北洋大臣后，再将总局彩结总揭刊刻帐略，分给众商查核”。[63]以同治十二年七月至十三年六月为经营年度的改组后“第一届结账，收支结余项下，除发股息官利一分外，净余二千一百余两。时已招得股份九百五十二股，计四十七万六千两，连朱云记所留六十股，已足一千股之额”。[64]据年报可知，招商局改组发行总额为银50万两的1000股商股，一年后勉强达成目标。其中除有60股属资金不到位的空头股票外，另外的47.6万两商股中有17万两属改组前的成果。[65]就此而言，招商局改组后的商办旗号对于吸纳商人资本的效果有限。而第一届年报提供的利润额，其中更不乏空头，因为年报中经营成本的核算项下未含轮船及码头设施的折旧。这些情况对北洋高层当属公开之秘密，沈能虎对徐润北上吸纳官场资金的前景不予看好并非无因。
改组后的招商局值得李鸿章“极称妥洽”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除了实行年报制度外，一年来招商局业务的拓展甚受中外社会瞩目。如同治十三年上半年招商局有新购置的“合众”轮投入北洋航线，十月又有“富有”轮投入新辟的南洋航线；在清退了官船“海镜”轮后，前朱其昂购置的“伊敦”轮亦以运营亏损退出。另外，在以附局营运的“洞庭”、“永宁”二轮将招商局运营范围扩张进长江航线的同时，订购自有江轮——光绪三年到局的“江永”、“江宽”轮——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66]在轮航业已经呈现出竞争加剧的局面下，招商局竟有如此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因而唐、徐在轮航业的从业资质及其经营魄力深得寓华西人首肯。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继1873年热情肯定招商局的改组后，[67]在1874年度的贸易报告中更视招商局为西方在华轮运公司难以抗衡的竞争对手。所谓：
招商局继续证明了它对沿海或长江行驶外国轮船的公司和企业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它现在拥有11艘轮船，以低于其竞争对手的运价装运货物，还拥有装运漕粮去天津的垄断权，这等于一笔可观的补贴。由它的船装运的货同许多外国公司一样可以免纳工部局的码头捐，理由是道台每年付的代偿款已包括这些应由中国人负担的税款……如果这家公司经营管理得好，船舶指挥得当（这两方面都有改进的一切迹象），由于它是一家纯属中国人的企业，而且得到有力的官方赞助，它享有许多有利条件，它的船只无疑会在不久之后从外国船那里夺走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的沿海运输业务。[68]
麦华陀对于招商局前景的乐观看法，在当时是易于为中国社会及政府洋务高层所接受的。如此的舆论环境，令李鸿章选择的天平更倾向于唐、徐亦在情理之中。至十三年末，沈能虎一年前所谓“将来此局爵相惟执事是赖”的宽慰说法，对于盛宣怀已毫无意义，他摆脱招商局的冲动愈益强烈。光绪元年春在筹议海防后各地兴办煤矿的气氛下，盛氏萌生赴鄂自创洋务企业之念，并当即付诸行动。对此李鸿章未予反对，而是以“务望实心实力”、“始终不移”于鄂矿创业告诫鼓励之。[69]总之，投身鄂矿创业后的盛宣怀基本脱离招商局的事务，包括漕运事宜。在此背景下招商局商办的空间自然更趋扩大。
同治十一年（1872），在清政府即将对内开放轮航业的背景下，香山买办群体也曾加入竞争筹办权的行列，应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最有能力涉足民族轮航业的商人群体。然而天津教案后政坛对买办疑忌的加深，令李鸿章难以将筹建重任付予唐廷枢、徐润之辈。北洋的意向在香山买办作为投资及管理方面的合作者，而非主持者的角色地位，参与轮船招商局创建。该年夏作为筹建权竞争者之一的盛宣怀，曾就此在沪与唐廷枢、徐润有所接洽，但因李鸿章最终选择了时任浙江海运委员的朱其昂主持筹建，从而造成盛宣怀以及唐廷枢、徐润均作局外旁观的局面。在朱其昂主持的“轮船招商公局”遭沪上中西方舆论非议之背景下，李鸿章开始认真对待幕府内关于引香山买办主持局务的主张，由是唐廷枢、徐润开始参与招商局改组的工作，并以商总和商董的身份主持局务。因此，同治十二年中改组后的招商局基本确立在“商办”体制之上。在唐廷枢和徐润的主持下，招商局经营规模之扩张进行得有声有色，且有条不紊，此期李鸿章对唐廷枢、徐润的印象颇乐观，二氏从事轮航业经营的资质亦因此获得寓华西人的首肯。唐廷枢、徐润经管局务能力的呈现，以及光绪元年（1875）盛宣怀作出独立创始湖北煤矿的选择，令招商局之商办体制得以巩固，而招商局主持人的身份则全面提升了唐廷枢、徐润在社会及政府方面的地位。
（本文系提交2009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历史系合办“买办与近代中国研讨会”论文，会后发表于以上两个单位合编《买办与近代中国》，香港三联书店，2009。）